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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桐城文庙篇一
大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深入了解当前我村精神文化建设情况，以促进我村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步伐，根据学院的安排，由我对本村展开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调研活动。2011年1月8日至20日，我通过访问、观察等形式了解我村基层文化建设和文化活动的情况，并在认真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
进入新世纪，xxx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提出要培养新型 民，这就对农民的文化水平以及农村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在我的家乡，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如何呢？对此，我利用暑假返镇时间，对我村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进行了调查，希望能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方面起到一点参考和借鉴作用。在我家乡的农村里，农民的生活情况基本上是相似的，因此我们村是整个县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可以代表家乡农村的整体状况。
方式：在村委会干部的协助下，我对自己所在的张家庄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查访和统计，而对附近的几个村庄的调查主要是通过对一些亲戚、朋友以及他们的家人进行个别询问来进行。
内容：分别对不同时期（过去与现在，农忙与农闲的变化）；不同年龄人群（老年人，中年人以及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方式和内容进行调查。
县、镇对文化事业的经费投入相当有限，而且这些经费大多为人头经费，用于日常办公开支已相当紧张，真正用于开展业务工作的所剩无几。文物事业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由于缺乏资金，使得文物部门无法对一些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维修，也无法向民间征集文物。我镇民间资本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很少，几乎没有，文化站多年来未能添置新书，且文化活动器材匮乏。
每年农村的文化活动主要是在各种节庆日、纪念日，由镇文化站通过联办、协办等方式，组织开展民间文艺演出、书画展、图片展、及棋、球类比赛等。上级宣传、文化等部门组织开展的“文化下镇”活动一年仅二至三次，活动形式仅为题写春联、电影公映等，活动次数与形式十分有限，广大农村看电影难、看戏难、看书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四难”问题依然突出。
我们村是一个只有四百人左右的小山村，又不是新农村示范村。村民农闲时间大都会选择聚在一起打麻将、玩扑克牌等“赌博”活动。村上得自动麻将机桌子就不下10张，有的家庭甚至常常因为打麻将而引起吵架、放任孩子不管等坏现象。另外，村里的迷信之风也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少些老年人身上，在他们生病的时候在一两次求医不见效果后，便会选择看xxx，找巫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转变人们的发展观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密切相关的。
就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家乡的农村乡镇有能力来建设一些公共文化场所，如：乡村文化活动室，健身的器材和场地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水平，引导农民群众移风易俗，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要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状况，塑造农村新风貌，必须注重提高农民素质。农村没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农民没有一个好的精神风貌，就谈不上是新农村。
要加强对农村文化市场的管理，保障农村文化市场健康发展。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避免政出多门、管理混乱。农村文化市场的管理要坚持引导、鼓励与监管并重，既要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又要加强经营这得监督管理，防止经营者为了自己盈利而为农民提供不良的文化活动机会和场所。
桐城文庙篇二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去阅读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有哪些，相信能带给大家启发。
曾国藩、方苞、刘大櫆、姚鼐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铉、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鲁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周寿昌、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不能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桐城文学，便转折到了现当代历史阶段。“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是对桐城的赞誉，同样当代桐城文学仍然生机蓬勃，尤其以潘承祥先生创立的中国桐城赋派为代表。桐城赋派的作家群，站在桐城丰厚的文化积累上，透过文化地域政治这些表层的东西，以桐城赋的新形式，创造了桐城文化的又一个活跃蓬勃的时期。桐城辞赋文学是人学，桐城辞赋作品应该能够反映一个时代深处真实的东西，引起人们对生活、社会、时代、以及生命的思考。当代桐城辞赋文学，以社会百科全书的规模记录社会变迁和历史沧桑，具有永久的价值。学者王泽生选集，系统化地总结了桐城辞赋作家的创作实践；潘承祥大师的作品最为经典。当代桐城辞赋文学，原汁原味。既反对形式上拟古倾向，又主张生活创造，对唐宋清以来古文运动作出了新的诠释，在桐城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桐城文庙篇三
;清雍正十年（1732），姚鼐出生。
这一年，他的父亲姚淑与伯父姚范变卖了位于南门的老宅“树德堂”（姚鼐出生于此），举家迁入北门口。姚鼐在《先宅记》里称新宅为“初复堂”，位于今天的桐城中学校园内。
六十余年后，在南京钟山书院讲学的姚鼐在《左笔泉先生时文序》里回忆：那时，邻居左笔泉先生经常踱步而来，与在姚家教书的方泽先生谈诗论文。少年姚鼐最喜欢听他们取古人之文吟诵，“抗声引唶”，“不待说而文之深意毕出”。
今天，我们走在百年名校桐城中学校园里，已经找不到“初复堂”的踪影。但校园里书声琅琅，依稀就是那“初复堂”传出的“抗声引唶”。
这是位于长江北岸、龙眠山麓的千年古城，桐城中学正好坐落在明清时代的“凤仪坊”之北。凤仪坊又称凤仪里，是明清时期城中十四个“衢市坊”之一。凤仪坊旧名虽已不存，但明清时代的格局仍在，今日的游人徜徉于此，当会由衷感叹这里的历史名人故居之多。天空似乎还飘洒着明清时期的杏花春雨，无数彪炳史志的名臣、循吏、忠节、学者、文人正与我们擦肩而过。
诚如历史学者汤纲所说的那样：“城镇的功能除了贸迁场所之外，城镇也是许多望族士大夫的出生地、栖身处或原籍。”清代桐城《道光续修县志》在“附风俗”中也有同样的表述：“城中皆世族列居。”这座千年古城“人习诗书、家崇礼让”，每一条坊巷都足以堪比“江南名族第一巷”的常州青果巷。
在《方染露传》中，姚鼐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天，邻居方染露在姚家“共阅王氏万岁通天地帖，疑草书数字不能释。君次日走告余曰，昨暮吾妻为释之矣。举其字，果当也！”方染露即方赐豪，染露是他的字，家在凤仪坊寺巷里的潇洒园，其高祖正是“明季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而潇洒园的前身，则是方以智曾祖方学渐的“崇实居”，因为他一生倡导“崇实至善”。
“曲曲龙眠河，磊磊河中石。步石渡河流，雨后河中立。”这是邑人敬称“布衣大儒”的方学渐踏河而过时所吟咏的诗。那磊磊河中石，其实就是本地人所称的黄花石，人们喜欢挑拣出体积较小的铺设成花纹精致的街巷道路，或用来砌筑院墙。今天，我们走在古老的凤仪坊，不经意间还能遇见别致的黄花石风景，折射着历史的沧桑感。
“崇实居”几经更名。方学渐儿子方大镇曾名之为“宁澹居”，当他官至大理寺左少卿时，邑人即以古官职名称其宅为“廷尉第”;方学渐的孙子方孔炤曾任湖广巡抚，也是一代学者，宅第此时又名“远心堂”。这里产生了闻名海内外的桐城方氏学派，诞生了该学派集大成者方以智。方以智之孙方正瑗又将此第改称“潇洒园”，与曾国藩并称的清代中兴名臣彭玉麟题写了匾额，此匾现存桐城博物馆。
万历十九年（1591），官至陕西布政使司参政的张淳（即方染露妻子张氏的先祖）刚刚五十岁就辞官归里。方学渐很高兴，他与同是布衣学者的姚希颜一起找到张淳议事。就在龙眠河畔、方家的宗祠边，三人以方学渐的“桐川会”为基础，筑“桐川会馆”。从此，邑中学者再也不至于“乐群无所”了。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旨趣：为学主于躬行，不尚虚无。
方学渐的金陵同学焦竑是万历十七年（1589）的状元。他应邀来到桐城，看到“馆负城临流，据一方之盛”，欣然写下《桐川会馆记》，详细记载了这个会馆的位置及会讲时的盛况。
宋末元初，由江南辗转迁徙而来定居于学宫附近的方德益慷慨捐资捐物，将旧有的龙眠河木桥改建为石甃桥，时称“桐溪桥”，后来称“子来桥”、“良弼桥”，今称“紫来桥”。他还割让宅基地，以拓宽学宫前的道路。德益公因多有义举，至今为邑人称颂。他选择与学宫为邻，为的是让后世子孙沐浴儒学书香，可见其目光远大，深谙诗礼传家、文德兴邦之旨。
方学渐是方德益的十一世孙。在家谱序中，方学渐写道：“方自宋末籍桐，始称凤仪，继称桂林。”并进一步指出：“吾家素市，籍县市一图五甲，为坊长。”桂林方氏宋末元初迁桐时，最初居地在“县东门而南”，以地命名其族，称“凤仪方氏”。随着儒术兴起，科甲折桂如林，而宅前有官府所立“桂林”五举人功名坊，第七世方佑成进士并开府桂林，故以“桂林”为荣而名其族称“桂林方氏”。
“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
“家家桐城，人人方、姚。”
这是清季以来朝野出现频率颇高的两句话。当“张、姚”并称时，是基于两个显赫家族的仕宦而言;当“方、姚”并称时，则基于两个文学家族而言，而“方、姚”几乎是“桐城派”代名词。这两句话合起来，表达的意思就是“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
姚鼐曾应其连襟方汝葵之邀，撰《方氏文忠房支谱序》（“文忠”为方以智谥号）：“方氏与姚氏自元来居桐城，略相先后，其相交好为婚媾二三百年。”其实在桐城，张、方、姚这三大家族自明清到民国，世世代代的姻娅关系最是回还往复，也是桐城声名最显赫的三个家族。
张氏家族主要聚居于城南“阳和坊”，故不在本文赘述。而姚氏迁桐城以来，城东、城南、城北、城西都有聚居，城居宅第诸如锦丛堂、竹笑轩、正定堂、亦园、兹园、雁轩、咏园、竹叶亭、树德堂等遍布，其中凤仪坊为主要聚居地。
“望出姚江，文重桐国。”谱载姚氏“初自余姚来桐城大有乡之麻溪，人谓麻溪姚氏”。麻溪姚氏究竟何时由乡入城？说法不一，有说自五世姚旭始，也有说自十世姚之兰始。这其中有个关键人物姚希廉。
姚鼐在《先宅记》中提及：“八世葵轩公居栗子冈南。”葵轩公即第八世姚希廉，而第十六世姚鼐是他的直系后裔。所谓“栗子冈南”，据桐城博物馆原馆长张泽国先生撰《从麻埠河到县城》考，此地位于桐城市孔城镇跃进村，姚氏故居遗迹尚存。
姚希廉孙之骐、之兰先后中进士，居县城，“遂世其家为显族”。其中姚之兰一支居城东“天尺楼”。其大概位置，依张泽国先生《桐城麻溪姚氏城中宅第》考证，在东作门以西、北拱门以南、北大街（今名北后街）以东的北城区范围。这个位置正好处在凤仪坊以内。
虽然“天尺楼”已经不存，但巷内与方以智故居“潇洒园”相邻的“中复堂”依旧庭院深深、古朴厚重，这是姚氏第十八世姚莹（姚范曾孙）故居，已经得到初步修复。
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也是他的得意弟子，曾任台湾首任兵备道，为文提倡经世致用。江南乡试第一、曾任安徽第一所师范学校校长、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姚永概，在祖父故居里营造了自己的书斋“慎宜轩”。旧时院落有竹、梅点缀其间，清丽雅洁，前轩有联云：“门临青竹邀君子，窗有红梅见故人。”从姚范到姚永概，姚氏仅“中复堂”就有十四人被录入《桐城文学渊源考》，不愧为名闻天下的文学家族。
“儿童五六饥寒迫，生计萧条事业孤。”这是姚希廉在《麦饭诗》中的自状。但他遵循“富贵在天，唯学在人”的理念，“经理田畴，千里延师以教诸子”。他的后裔因此人文蔚起。《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上记载了明清时期麻溪姚氏家族中进士者二十一人，其中明代七人，清代十四人。有学者统计，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入仕者约四百四十八人，贯穿整个清代。
左氏自从左出颖于明代万历年间居桐城以来，加入了凤仪坊望族姻亲网，人才蔚兴，跻身桐城张、姚、马、左、方五大名门，明清以来共有七位进士、三十一位举人。左世经的祖母姚孺人正是姚鼐的曾祖姑。姚鼐的第三子姚雉，原配为左光先的七世孙女，续配则是左光斗的七世孙女。而左世经、左世瑯的高祖左光先则是“天启六君子”之一左光斗的七弟。
据桐城左氏家谱记载，左氏系出济阳，其先江南泾县人，有后裔“由泾而皖，由皖而潜”，又有代一公由潜迁桐之东乡，为桐之始迁祖。其裔孙左出颖（为桐城左氏第十世）育有九子，开始了城居，“卜筑傍龙眠，云深一径穿”。
然左氏究竟何时迁入城中凤仪坊的？谱載《孝子左还贞公传》云：“殆忠毅公登贤书迎养两尊人于城”，表明是左光斗乡试中举后迎双亲入城。这个时间节点当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意味着左氏正式城居。左国棅《天柱公传》也有类似的表述：天柱公左光弼（左光斗九弟）“肄业之余奉鸠杖以承颜。及迎养双亲入城，公亦与俱下帷，龙眠山房伯叔子侄攻制艺，互相砥砺”。
左氏城中宅第并不止噉椒堂这一处。仅在东城内（也即凤仪坊内），就有左光斗长子左国柱的醒园、仲子左国棅的既滋堂以及左国昌的息园等。而龙眠山有左国治的九峰别业，龙眠山口还有左光斗所建的读书别业“三都馆”，左光斗四个儿子（人称龙眠四杰）分而据之，各有嘉名。
明末诗人钱澄之在其《田间文集》卷九提及“怀西楼”：“吾友左夏子居，负北郭建小楼，其居之左侧正望西山，题曰‘怀西楼。”左夏子即左光先的长子左国鼎，乃是方孔炤女婿。与姚鼐“志相善”的左世经、左世瑯正是左国鼎的曾孙。
左国鼎对钱澄之曰：“吾之居，吾祖父创也。”其祖父正是左出颖。考今北大街左家大屋，与钱澄之所描写的怀西楼位置颇为契合。而姚康在《为左太夫人七十寿》中写道“予两岁中客左长公之夏梅斋”，此左长公即左国鼎。这说明怀西楼可能又称夏梅斋。这个位置距左忠毅公祠、噉椒堂很近，距姚鼐故居初复堂也不远。
“相逢多下泪，欲别且攀轮。”明代天启五年（1625）三月，当京城如狼似虎的缇骑扑到桐城时，左光斗慨然坐进了囚车。只是面对白发双亲，他止不住泪如雨下。这时，其邻居马孟祯不顾缇骑威胁，毅然上前“任其家事”，答应帮助照顾左氏全家，还毫无顾忌地将曾孙女许配给光斗的冢孙左之乾。
马孟祯是谁？何以如此大胆？原来其先系出扶风，本姓赵，始祖赵骥原籍庐州府六安州，明永乐年间入赘桐城马家，因两位妻兄皆早卒而无嗣，赵骥受岳父嘱，慨然更姓继宗，“设誓戒子孙富贵时无得复姓”。而赵骥家族实际上又源自固始县的祝姓，“其始祝为赵婿，有两子，一子归祝，一子继赵”。先世两度更姓，真是传奇！
马家始居桐城西乡竹城墩，第三世马宪“以侠义闻乡里”，为救江西逃难为艺者，不惧连坐之罪，将他们藏于自家房屋夹层之中;第四世马■也“义侠著声”，逢凶年恶岁即开仓煮粥，耗竭家产，尽全力救济难民。马孟祯为第六世，可见其重义任侠是家风传承。
自从万历二十六年（1598）马孟祯成为进士后，其族乃大，发迹入城，分居城东与城南。其中马孟祯这支居城东凤仪坊，也是马氏人才最为兴盛的一支。马孟祯为官谔谔敢言，抨击权奸，疏论广开言路、录用正直臣子、人才取舍、体恤百穷、急筹边饷等大事。
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专权，马孟祯等一批桐城在朝正直官员大多被削去官职，闲居在家。左光斗更是“以无影之事”被逮赴诏狱，追缴所谓“二万两赃银”，受到严刑拷打，直至“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马孟祯除了“任其家事”外，还与里党为左光斗募捐，其中方象乾（方苞曾祖）捐千金，充分体现了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同里兼世戚关系。
马孟祯的后裔、清末桐城派殿军马其昶曾感叹：“吾族丁单，目无大官显秩，然县人皆推其族望，与方、姚、张、左并。盖自太仆起家为名臣，厥后遂以清白世守，文儒史义之彦往往而有也。”实际上，桐城马氏“人尚实学，不竞浮名”，其文学成就几乎可比肩桐城方、姚。明代有马懋勋、马懋学、马懋德、马懋赞、马之瑛、马之瑜“怡园六子”，竹林骚雅，盛极一时。此后一门彬彬蔚起，风雅代不乏人。第十五世马树华曾搜集明万历至清道光年间马氏家族七十二位诗人的四千三百二十六首诗作，纂成《桐城马氏诗钞》七十卷。
据马氏宗谱载，姚鼐的四妹对马宗琏和马瑞辰两代人的家庭教育都极其严厉：“教子宗琏，器之甚切。能言，教之诗;稍长，訓以经义;入塾，归必背诵所受书。后卒成进士，为通儒。其后教孙瑞辰、献生亦如之。”而姚莹也曾有诗赠他的连襟马瑞辰：“谈经绛帐是家风，早岁才名冀北空。”马瑞辰是清代中期《诗经》研究大家，被梁启超列为清代乾嘉汉学中《诗经》学研究的代表人物。
“凤仪坊”名门望族之间回还往复的姻亲纽带，大约自明初就已开始。比如永乐年间，方氏与盛氏之间的一桩婚姻事件，至今仍为学者所关注。
据方氏家谱记载：“桐有凤仪坊，方居其北，盛居其南。”盛家有子（未知其名），方家有女方川贞，两家议婚。可惜的是盛郎因痘病早逝，方川贞虽然未嫁，却“制衰服，请自临丧”，后来“守贞待字，不妇而节”。其母郑孺人也肯定女儿“从一而终，妇道哉”。方川贞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六十八岁时去世，她的守贞忠节，亦如其殉难建文皇帝而自沉长江的父亲方法一样。
方川贞故事在桐城家喻户晓，从中可以看出盛氏当时也居凤仪坊。
提及盛氏，不能不提及曾让桐城人引以自豪的桐城古城墙。据康熙二十三年（1684）《桐城县志》记载，万历四年（1576）知县陈于阶与邑绅南京户部侍郎盛汝谦、河南布政使吴一介联名上书申请建造砖城，募银两万一千余两，起窑四十余处，城周长六里，西北负山，东南瞰河，有城门六座。南京礼部尚书翁大立为此专门撰记，勒石于东城外。这次修建的城墙雄伟坚固，经受了明末秦寇几十万大军连续多次围攻的考验，而周边县城纷纷溃破，桐城县城遂有“江淮第一城”之誉。直至抗日战争发生时才被拆除，邑人至今仍痛惜“盛吴伟业”被毁。
桐城老城犹有“操江巷”这一古地名。它的得名，正是源于盛汝谦曾以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管理上、下江防事。这里至今有盛氏聚居，属于城西大街。而盛氏最初居地在城东凤仪坊。由于盛汝谦的父亲盛仪曾一度在白兔湖畔筑梅塘别业，以寄情山水，今人遂以为盛氏世居白兔湖畔。其实不然。
明代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祝枝山）曾为盛健撰铭曰：“盛氏世为安庆桐城人，居凤仪坊。”盛健就是盛汝谦的祖父，是盛华二之孙。据其家谱，盛氏自周封国，派衍广陵，（明）国初受乙公，雁行有三，避元末之乱挟策占籍于桐，为望族。受乙公居东乡，入赘韩氏，六世后复姓;受乙公的仲弟华二公先移家会宫板桥，继而移家县城旁“冷水涧”（东门小街附近），后又移家于城中凤仪坊。盛氏家谱赞华二公此举是“三窟之谋”。
由此可见，盛氏早自明初华二公即已聚居凤仪坊，而盛氏颖出人才皆源于华二公支。华二公之孙盛健育有三子：盛隆、盛仪、盛德。盛德在弘治甲子年（1504）登贤书为举人，是盛氏科举第一人。自此，盛氏“科第之荣，代不乏人”。其中以盛仪的后裔人才最为兴出。据盛氏家谱载：“仪子谦为少司农;仪孙万安令翼大勳卿承父子兄弟进士起家，仪曾孙光禄寺少卿藩、户部主政黄，一则靖难边储，一则守死关市，盖由宋元以来人文仕绩，世系渊源，载在谱帙。”足见盛氏人文之盛。
乾隆四十年（1775），姚鼐自刑部辞归故里，自此不复为仕，开始了漫长的讲学生涯。其门下生徒众多，其中有个贫寒后生胡虔，为学十分刻苦，引起了他的注意。
十多年后，胡虔到江西学政翁方纲手下当幕僚。姚鼐自桐城致书主持纂修南昌府志的谢启昆，对胡虔至赣省“觅馆”表示关切，并请其“鼎力多方助之”。又十多年后，胡虔到武昌入湖广总督毕沅幕，与章学诚共纂《史籍考》、《湖北通志》，姚鼐又自桐城寄书武昌，询问虔至鄂后情形，虔回信告知在鄂苦状。姚鼐立即致书已任江南河库道的谢启昆，请他关照胡虔，并表示自己今冬或明春一定去看望胡虔。
“安得将尊酒，相邀慰此辰”，这是姚鼐写给胡虔的诗句。一代文宗姚鼐如此一再关注的胡虔，究竟是谁呢？原来他是清代乾嘉时期与钱大昭、陈鳣并称的学术大咖，出自凤仪坊东门胡氏。由于未找到其家谱，且从相关乡邦文献来搜寻。
据《桐城耆旧传》云，其“先世有曰会者，自徽州徙桐城，是为东门胡氏”，出自徽州婺源清华胡一族，其聚居地在城东凤仪坊。又据方学渐《桐彝》云，第五世胡孝才“筑东郭与弟同居”。胡孝才正是方学渐的业师之一。清道光《续修桐城县志》说他事继母极孝，虽然“家贫，授徒以养”，但“怀高识，厉希圣之志，四方从学者众，而同里方明善尤著称焉”。他的高足方明善，即前文提及的方学渐。其实，方以智的曾外祖父吴一介（居城南）也是胡孝才的学生。
胡孝才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学者私谥“文孝先生”，入祀乡贤祠。胡孝才的儿子胡瓒更是名闻天下的名臣和学者。他自幼好学，手不释卷，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一生事业主修水利，曾著《泉河史》十五卷，晚年官至江西布政使司参政，年老乞归桐城建“万卷楼”，藏书极丰，在这里留下的著述也极富。胡虔为了纪念其六世祖读书治学，请广西学政钱锴绘制了《万卷楼图》，描绘了寻壑处、洗耳亭、白云隈、鹿游山房、石门飞瀑、荷新草堂等诸多名胜，当时的名流学者纷纷题诗以赋。
胡瓒有个妹夫吴应宾，即方以智的外祖父，也是著名学者，曾有诗给胡瓒：“家在城中甲第開，连枝玉树倚云栽。”极赞胡氏家族贵显。胡瓒之后有第七世胡吴祚著述极丰，包罗博络，“虽当世宿儒莫能难”;第八世胡弥弹虽处明末乱世，仍博学强识、克绍其学;第九世胡宗绪是雍正进士，与同乡方苞、刘大櫆交游，为文不拘泥成法，自成一家，天文、历算等方面成就尤为显著;第十世胡承泽也是雍正进士，晚年汲引后进，“巍科膴仕，半出门下，乡人贤之”。
后来崛起的桐城派著名学者方东树、陈用光、刘开、姚春木、王文治等皆是胡虔的师弟，他们曾与胡虔相互切磋、取长补短。与他们不同的是，胡虔仿佛是一位“隐身大师”：他虽然治学范围很广，在史学、方志学、小学、目录学、考据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历法等诸多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幕僚身份，其学术成果大多是他人主名或署名，而自己的著述传本很少，残稿散佚，以致其在学术界地位长期湮没，令人惋叹。
张淳的曾孙张英是清初名臣，他曾在《恒产琐言》里提出一个观点：“乡城耕读，相为循环。”他还认为“子弟有二三千金之产，方能城居”，“若千金以下之业，则断不宜城居矣！”可见城居之不易。尤其是桐城这样一个“江南巨邑、七省通衢”，即使那些绵延数百年、传承不断的文化世家，也常常要“乡城循环”。但如果不能长久地扎根于县城，扎根于政治文化教育资源最为集中之地，乃至与其他文化世家结成稳固的姻戚关系和学术联系，就很有可能走向衰落。
“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这是姚鼐总结的为文之道，他认为阳刚、阴柔不可“一有一绝无”。借用他这个创作理论来看待凤仪坊世族，那么，有的世族人文蔚起、门祚绵长数百年不衰，是名扬海内外的文化世家，可谓之“阳刚”，如前文所述的那些名门望族;而有的或曾辉煌过，或只在城中过渡，可谓之“阴柔”，但都共同为凤仪坊乃至桐城文脉兴盛延续做出了贡献。从凤仪坊世族来看，可归于“阴柔”之美的主要有鹿城黄氏、桐陂赵氏、吴越钱氏、东门王氏、桐城祝氏、龙眠李氏、梅溪章氏等。
凤仪坊虽然只是桐城这座千年老城中众多“衢市坊”之一，还有诸多世族未能在本文尽列，但仅此一隅，不仅可管窥桐城“人习诗书、家崇礼让”的人文盛概，也可寻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生机勃勃的传承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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