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经济环境(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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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经济环境篇一

摘 要：社会的经济形态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当今商业银行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崛起已经不像原来一样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传统银行业务随着人们投资意识形态的转变已经出现了增长减缓收益降低的现象，本文就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传统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做出讨论，然后就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运用新思维模式促进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的顺利转型。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银行转型;策略研究

经过多年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调控，我国经济新常态有了许多新的表现，如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趋于稳定，金融结构随着互联网的加入出现开始升级换挡，利率市场化导致银行利差减小。另外，随着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提升，各种优惠的引资政策相继推出，使得国际资本大量进入国内经济市场，虽然让原有的经济环境更加有活力，但也代表着国内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巨大。所以我国商业银行再沿用传统经营策略已经不能满足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应该快速进行转型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通过改变经营策略和创新思维方式来提高商业银行在行业内的核心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实现对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本文从当前经济新常态中商业银行发展困难为出发点，着重探究其解决问题的相关对策，对我国经济新常态研究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一、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商业银行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1.受到互联网金融影响，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增长缓慢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各行业相继涌现出非常多的创新成果，社会整体经济环境有效提升，人们的生活文化水平也比从前丰富了去多，在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大力普及。随着人们对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认识的加强，人们的投资理念和理财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强势崛起让国民感受到互联金融带来的高效和便捷。在这种经济新常态下，伴随着人民理财观念的转变，我国商业银行主要存款业务变得压力巨大，而且从统计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且这种情况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变的愈发严重。所以，商业银行如果不快速适应经济新常态并做出相应的结构转型，对其自身的持续发展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

2.吸储能力降低，商业银行传统存贷利差收益模式难以为继

银行的主要盈利模式就是存贷利差，随着当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银行利率增长有限，加之各种新兴理财方式的出现，让银行吸纳存款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而从世界经济环境上来看，各国银行都存在这种问题。在这种环境下，我国商业银行之所以还能在业务创新能力不强，相关服务质量不高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利润增长速度，是因为我国居民先天就有这储蓄习惯，商业银行利用国民这种生活习惯才能继续保持存贷利差这种“躺着赚钱”的盈利模式，但是随着时代进步和人民理财观念的转变，新一代年轻人已经很少将资金放入银行储存，这就导致近些年银行吸纳存款数量快速下降，银行如果不进行相关业务的拓展和创新，这种过分依靠存贷利差生存的模式将会成为银行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商业银行的转型迫在眉睫。

3.投资环境优化，商业银行业务竞争压力骤增

改革开放让我国经济发展变得充满活力，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对于外来资本的入驻有着期待与支持，各种优惠政治的实施也表明国内经济市场将会变的百家争鸣。在经济环境逐步优化的大环境下，资本市场开放将对我国商业银行当前的结构产生巨大的冲击，首先因为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加入，伴随着各种创新金融产品的出现，导致银行吸储能力进一步下降，银行以存贷利差盈利为主时代随之过去。其次，隨着国外资本加入，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优秀的资金风险控制能力，让其在行业中的竞争能力变得尤为突出，从而会从传统商业银行中抢夺大量现有和潜在用户，原有银行一家独大的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最后，在高中段投资领域，国外银行的经验更加丰富，服务更加周到，对我国商业银行制约更加明显，种种迹象都表明经济新常态对我国传统商业银行是一种巨大挑战也是涅槃重生的巨大机遇。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商业银行顺利转型的有效措施

1.顺应时代发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身经营模式

互联网的高速交流方式带给社会的变革是巨大的，原有利用消息逆差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更加关注的是效率和便捷，现有商业银行应该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调整自身的经营模式，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展新型业务提升自身在市场上的占有率。首先，应该结合自身行业优势，快速吸引相关人才，研发各种与银行有关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增加人们的使用便捷程度，保持在人们心中的理财地位。其次，应该提高相应的服务质量，运用先进的管理模式考虑消费者的具体需求，并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模式，提高自身的行业竞争力。最后，应该细化自身金融产品，打造新的品牌服务，保持自身稳定客户群体数量，最终实现银行在经济新常态下可持续稳定发展。

2.改变传统盈利模式，增加中间业务占有比例

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依靠巨大的储蓄基础形成的存贷利差，一种则是银行中间业务。但是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利率市场化导致利率自由浮动，人民存储理财规模减少，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强效冲击和国内外其它非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导致商业银行依赖存贷利差盈利变的越来越困难，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困难，银行应该将中间业务重视起来。首先，银行应该在保证原有的经营内容下，拓宽中间业务的范围，吸纳更多的人才加入到新业务的创新中去。其次，应该优化管理模式，保证相关经济服务的高效性，减少消费者的中间繁琐手续，提高民众的使用效率，降低民众与银行的距离感，建立更加良好的口碑和民众基础。最后应该不但深化已有的中间产品，挖掘出更加有效和优质的潜在客户，利用大数据分析人民的消费需求，不断保持和强化自身在行业中的竞争能力。

3.优化思维模式，不断推出创新产品提高自身竞争力

因为我国独特的经济政策，原有商业银行一直处于一家独大的垄断模式，随着多年经济的发展，经营思维模式出现了一定的僵化和保守，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以及国外资本的入驻，把传统商业银行打了个措手不及，被动的强迫银行作出转变和改革，这就是缺少前沿性视觉不了解市场变化的后果。所以银行应该改变传统经营思维模式，首先，应该全面了解顾客需求，将顾客的需求作为产品改革的导向，不断总结和分析各个阶层民众的银行需求，打造全面的银行服务体系。另外，商业银行应该时刻把控当今市场的发展方向，跟随时代进步的潮流调整自身经营结构，强化互联金融业务法发展，提高自身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切忌形成墨守成规和唯我独尊的思维模式。最后，应该改变“躺赢”式的存贷利差盈利模式，不断深化研究中间业务，寻求更进一步的行业发展，努力将低端产品做精，将中高端产品做强，最大限度的拓宽业务范围，增强自身行业竞争地位。

三、结语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要想在经济新常态下继续保持可持续发展转型是必然的，但是在转型中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在保持自身原有优势的前提下，不断深化研究当前社会经济形势，与互联网金融合作共赢，不断拓宽自身的盈利范围，加强对资金风控的能力，改革创新经营理念，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保证在复杂经济环境下的竞争力度，为国民带来更加优质和精良的金融产品，有效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商业银行经济环境篇二

摘  要：目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复杂时期，经济新常态下金融去杠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自2015年以来一直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实证结果显示：商业银行自身互联网化程度、信贷余额及国内生产总值对不良贷款率呈现负相关影响，成本收入比及杠杆率水平对不良贷款率呈现正相关影响。因此，商业银行应当大力发展数字科技，扩大信贷规模，利用技术优势缩减成本，制定适度杠杆率水平，有效降低不良贷款率从而提升商业银行资产质量。

关键词：不良贷款率;多元线性回归;互联网化程度;杠杆率;商业银行

一、引言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主要是指商业银行以偿付利息的方式出让资金，但是资金使用者未能按时偿还本金及利息。根据贷款五级分类理论，银行通常将贷款分为正常贷款、关注贷款、次级贷款、可疑贷款和损失贷款，不良贷款主要指次级贷款、可疑贷款和损失贷款。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到了1.86%，为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期间，经济也正步入新常态发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将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状况，不良贷款率越高，银行经营效率就越低，经营能力就越差，甚至会带来市场经济倒退。因此，分析不良贷款影响因素并提出对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有效建议，对于商业银行提升资本效率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本文创新点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充分考虑数字技术对于商业银行经营效益的影响，在模型中引入互联网化程度这一指标考察“经济新常态下”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第二，以2016年实施“去杠杆”政策为时间节点，考察去杠杆政策是否对不良贷款率产生结构性影响，全面地考察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三、理论分析

（一）变量选择

商业银行互联网化水平（ioc）指商业银行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自我互联网化的程度，可以用商业银行网上银行业务交易额与银行总资产规模比值表示，该比值越大表明商业银行互联网化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成本收入比（cir）指获得每单位营业收入需要付出的成本，用商业银行营业成本与营业净收入比值表示，该比值越高说明成本占比越大，反之越小。

国内生产总值（gdp）指用于衡量国民经济状况，gdp增长率越高则该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反之则表明经济发展较慢。经济增长越快，带来了社会需求扩大，投资者投资机会增多，社会生产经营受到正向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也将递减。

不良贷款率（npl）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指标，不良贷款率越大则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越低，不良贷款率越小则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越高。

（二）模型设定

其中，x1为商业银行互联网化程度，x 2为成本收入比，x 3为杠杆率，x4为信贷余额，x 5为国内生产总值，y为不良贷款率。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选取2008—2019年48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其中，商业银行互联网化水平、成本收入比、杠杆率、信贷余额、国内生产总值、不良贷款率数据分别来源于国家统计局、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及wind数据库。杠杆率是选取我国30家上市商业银行杠杆率并按照时间取其加权平均中位数得到，代表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率水平。

（二）时间段的划分

为了降低高杠杆率给金融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自2016年起，银监会开展了“三套利、四不当”等系列去杠杆行动，宣告了我国金融行业正式进入去杠杆阶段。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贷款率有所攀升。基于目前的政策转变，本文将时间段划分为2008—2015年和2016—2019年两部分，利用结构变动法考察去杠杆政策是否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有影响。

对于时间序列而言，模型系数的稳定性很重要。本文采取虚拟变量法进行基于杠杆政策调整带来模型结构变动的检验，设定虚拟变量，变量定义如下：d在2016年之后取值为1，d在2008—2016年之间取值为0。得到2016年断点f值0.097，该检验p值为0.988，所以在1%显著性水平上接受“没有结构变动”的原假设，即中国的ioc、cir、lev、cdm、gdp、npl在2016年没有发生了结构变动，因此可以将时间段合并为2008—2019年。

（三）统计分析

1.变化趋势分析

从2008—2019年季度数据可以发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2008年第一季度处于顶峰，在2008年第三季度明显回落，但从2015年第一季度开始又有小幅上升，直至2019年第四季度仍呈现上升趋势，如图1。

2.描述性统计分析

数值描述性统计分析是由数据集计算得到数值，并通过分析变量发现其内生性规律以及数据的总体分布形态，从而更好地分析变量特征。由表1可以发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均值为1.71，该值远低于5%的监管标准，说明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较为稳定。极值分别为0.9和5.78，极值之间相差较大，说明通过金融改革政策实施，较2008年峰值不良贷款率有了显著的下降。

（四）相关性分析

首先，由表2所有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各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问题及变量之间关系，从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来看，变量之间并未出现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因此，可以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式分析变量之间关系。[8]其次，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商业银行自身互联网化程度与不良贷款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成本收入比与不良贷款呈正相关，杠杆率与不良贷款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之间呈负相关，国内生产总值与不良贷款率呈显著负相关。

（五）回归分析

从表3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商业银行互联网化程度与不良贷款率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为-0.588，表明商业银行互联网化的发展有效降低了不良贷款率。一方面，商业银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拓宽了商业银行业务渠道，并通过技术管控风险提升了风险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征信手段的增多，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老赖”的产生几率。因此，商业银行自身互联网发展越快，不良贷款发生的概率则越低。成本收入比与不良贷款率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回归系数为0.2002，表明商业银行成本占比越大，则发生不良贷款概率越高。商业银行通过较高成本获取资金，则其流动性将受到负面影响，进而降低资产质量，提高不良贷款的发生概率。杠杆率水平与不良贷款率之间在1%显著性水平上回归系数为0.527，说明高杠杆率将导致不良贷款率升高，商业银行杠杆率过高，则受信人成本增加，很多企业将不堪重负，难以偿还贷款，从而带来不良贷款率的发生。信贷余额与不良贷款率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回归系数为-0.311，表明信贷余额规模越大，不良贷款发生概率越小;信贷余额规模增大，则不良贷款被分摊从而降低不良贷款率。国内生产总值与不良贷款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回归系数为-0.454，表明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不良贷款率越小。随着国内生产总值提升，社会投资需求将上升，企业可以获得融资和投资渠道增多，盈利能力增强，从而降低不良贷款率。

从表3中共线性结果看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远小于10，因此，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主要变量进行如下替换：用五类分类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进行衡量不良贷款份额，新选定变量衡量指标带入模型中进行再次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更换衡量指标后得到回归结果，商业银行自身互联网化程度、信贷余额及国内生产总值与不良贷款份额呈负相关，成本收入比及杠杆率水平与不良贷款份额呈正相关，所得结论与本文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稳健的。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由回归结果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商业银行自身互联网化程度、信贷余额及国内生产总值对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呈现显著负相关;第二，成本收入比及杠杆率水平对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呈现显著正相关。

根据研究得到的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面对“互联网+”模式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发展数字技术，将数字技术与商业银行业务相结合，牢固银行风险系统，完善征信体制，拓宽网上银行业务，创新金融产品，从而跟上现代互联网化的快速发展。第二，有效控制商业银行经营成本，扩大商业银行借贷规模，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业务人员应当积极拓展相关业务以便有效降低不良贷款概率。第三，引导适度杠杆率水平。过低的杠杆率将使得商业银行利润下降，盈利水平降低。间接降低其放款意愿，也使得企业融资途径变窄，信贷风险增大。而过高的杠杆率将增加融资企业的经营成本，使得企业负债累累，难以维系生产，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增加不良贷款率发生概率。因此，商业银行应当制定适度的杠杆率，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实现共赢局面。

参考文献：

商业银行经济环境篇三

备考中级会计职称之路注定不是轻松的，你只有足够的坚持，足够的努力，才会有回报。路虽远，行者将至，下面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中级经济法知识点，希望能帮助大家有所帮助。

(一)商业银行的设立

(二)个人储蓄存款

(三)单位存款的基本原则

(四)商业银行贷款业务规则

本知识点属于中级《经济法》科目第四章金融法律制度

第四章金融法律制度

1.注册资本

(1)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

(2)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

(3)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2.商业银行更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时，应当报经中国银监会审查其任职资格。

3.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

1.定期储蓄存款

(1)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全部提前支取的，按“支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部分提前支取的，提前支取的部分按“支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其余部分到期时按存单“开户日”挂牌公告的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2)逾期支取的定期储蓄存款，其超过原定存期的部分，除约定自动转存的外，按“支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3)定期储蓄存款在存期内遇有利率调整，按存单“开户日”挂牌公告的相应的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不分段计息)。

2.个人储蓄存款的查询、冻结和扣划

(1)查询、冻结和扣划

有权依法采取查询、冻结和扣划措施的只有“人民法院、税务机关和海关”。(2014年单选题)

(2)查询和冻结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中国证监会、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监狱、走 私犯罪侦查机关有权查询和冻结个人储蓄存款。

(3)查询

审计机关、监察机关、价格主管部门、反垄断执法机构，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财政部门、外汇管理机关、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查询个人储蓄存款。

1.财政性存款专营原则

财政性存款由中国人民银行专营，不计利息。

2.强制存入原则

(1)开户单位的现金收入，除核定的库存现金限额外，必须存入开户银行，不得自行保存。

(2)开户单位支付现金，可以从本单位库存现金限额中支付或者从开户银行提取，不得从本单位的现金收入中直接支付。

3.限制支出原则

(1)单位支取定期存款只能以转账方式将存款转入其“基本存款账户”，不得将定期存款用于结算或者从定期存款账户中提取现金。

(2)单位定期存款可以全部或者部分提前支取，但只能提前支取一次。

4.禁止公款私存、私款公存原则

(1)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

(2)任何个人不得将私款以单位名义存入金融机构。

(3)任何单位不得将个人或者其他单位的款项以本单位名义存入金融机构。

5.财政拨款、预算内资金及银行贷款不得作为单位定期存款存入金融机构。

1.关系人

(1)商业银行不得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

(2)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2013年判断题、2015年多选题、2016年单选题)

商业银行经济环境篇四

在自治旗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全面加强单位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中，我支行上半年主要开展了“三个代表”在岗位”创先争优活动。现总结如下。

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青年干部职工道德素质，促进支行“双文明”建设，我单位在全行40岁以下干部职工中开展“三做”活动，即：在社会上做一名好公民、在单位做一名好员工、在家庭做一名好成员。

为使这项活动达到预期目的，增强青年干部职工对社会、单位和家庭责任感，对“三做”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在社会上做一名好公民就要做到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在单位做一名好员工就要做到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在家庭做一名好成员就要做到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

通过开展“三做”活动，一是使青年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二是使青年干部职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三是使青年干部职工不断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四是引导青年干部职工加强道德修养，提高道德水平，做一个真正有益于社会、有益于集体、有益于家庭的人。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83周年，结合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这一主题，通过宣传、教育和创建文明单位活动，有效地统一思想、增加凝聚力、使干部职工积极投入金融改革和人民银行各项工作中，掀起学习“‘三个代表’在岗位”创先争优活动新高潮。一是开展了“共产党员岗位承诺”活动。要求每位共产党员在本职工作岗位上要履行好如下承诺：不让本岗位领导职责和领导布置的`任务在我手中延误;不让各种差错在我手中出现;不让规章制度在我这里荒废;不让服务对象在我这里受到冷落;不让腐败和有损社会公德的现象在我这里发生;不让人民银行的形象在我这里受到影响。二是在一线窗口开展了“争创党员先锋岗”活动。在先锋岗工作的党员行为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公示岗位职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进一步增强了工作透明度，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同时，我们行还认真贯彻分行党委组织部门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的队伍建设指导精神，提高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工作争先、服务争先、业绩争先”培养造就一支“学习优、作风优、素质优”的党员干部队伍。

为了使全行职工更好的懂法、学法，为优化经济环境服务，我行上半年组织全行职工利用每周三下午系统地学习了《商业银行法》、《人民银行法》、《银行监督管理法》、《行政许可法》等项法律法规，并专程邀请自治旗普法办主任等两名普法人员到场进行《行政许可法》专题讲座。

人民银行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活动中加强法制教育，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和监督人民银行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有助于提高人民银行的工作效率，优化为经济服务的环境，以全面把握行政许可法的精神实质，不断提高央行管理水平，对加强领导干部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商业银行经济环境篇五

摘要：面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商业银行必须深入研究宏观经济变化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够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选择客户、股东和员工作为银行利益相关者的主要代表,分析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它们各自的新特点和新需求,并分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宏观变化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影响建议

随着社会的进步,判断一家企业是否成功,不再单纯用简单的财务指标来衡量,而是要同时兼顾客户、股东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面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商业银行必须深入研究宏观经济变化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够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按照一般的理解,企业利益相关者通常包括政府、社会、股东、客户、员工、债权人、供应商等等,考虑到银行的特殊性,我们选择客户(银行债权人即存款人,也属于银行客户范畴)、股东和员工作为银行利益相关者的主要代表,并把客户分为个人客户和企业客户(含事业单位客户),分析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它们各自的新特点和新需求,并分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个人及家庭财富不断增加使得代表资产和财富的商品需求快速增长,理财和投资需求不断提高。从众多银行针对高端客户推出私人银行业务,到日益多元化的理财产品和消费手段,商业银行在满足财富不断增加的个人客户消费需求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应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缺少个人金融产品区分度,产品研发“跟风”;缺少风险定价手段,风险管理能力落后;缺少基于生命周期的客户关系管理,造成客户信息资源分散和浪费,这些问题都需要商业银行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积极应对。为此有以下建议。

1、加大对个人银行业务未来发展亮点领域的创新力度。个人银行业务的增长潜力和利润空间对于中国本土和外资银行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各类商业银行应充分考虑到自己的竞争优势和所处的经济环境,把握好这些机会。要依据国内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需求特征构建包括债券、货币、股票投资组合、复合型结构化产品等在内的不同层次的理财产品,做到灵活多样,覆盖风险偏好各异的投资群体。

2、根据不同客户、产品建立不同理财渠道和处理流程,加大风险管理力度,扩大理财手段和消费方式。针对目标客户对于销售渠道不同的偏好程度,比较不同渠道的有效性,不断提升银行核心渠道的作用。用全局的视角来看待客户关系管理,最大化的吸引和保留客户,从而实现交叉销售、升级销售的机会,促进新产品推广,增加销售收入。

3、利用信息技术和人才队伍支持银行业务发展。围绕“信息技术如何为银行提供业务支持”来搭建商业银行的it系统构架,用以满足银行数据的集中、客户信息文档的处理、计算和存储能力的共享,并充分利用数据挖掘等技术支持客户细分、决策及产品研发,为提升自身的分析水平和能力提供切实帮助。

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金融需求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发生了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样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与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公司机构等批发性客户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这就要求银行能够提供量身定做的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二是脱媒化。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优质大企业客户可供选择的融资方式越来越多,除了银行贷款外,还可以通过股权、债券、资产证券化等直接融资方式进行融资,这些融资方式成本较低,对银行贷款市场的冲击越来越大。三是市场化。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兴起和外资银行的进入使银企双向选择空间更加充足,客户需求和银行应对客户需求由过去“一一对应”发展到“一对多”和“多对一”,趋向市场化。根据企业客户上述新变化,商业银行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应对。

1、实行差异化服务,抓住现有优质客户。考虑成本因素,商业银行没必要对所有客户均提供同样的金融服务,而应根据客户对银行贡献度大小,充分利用自身有限的金融资源,以最有效的个性化服务为优质客户提供差别化服务,最大程度满足客户需要,赢得客户满意,培育自身的高价值忠诚客户群体。

2、关注新兴行业和新型企业,不断挖掘新的优质客户。在深化现有优质客户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应积极主动地争取发展新的优质客户,对成长性较好的新兴行业和新型企业,从一开始就与之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各种金融手段巩固合作关系。加大对新兴客户群的拓展力度,分享这些企业快速成长的成果,是新形势下公司客户策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3、满足优质客户金融需求,构建新型银企关系。构建新型的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银企关系,必须依赖于商业银行自身的业务品种和技术手段,依赖于商业银行对优质客户需求的响应能力。针对各类优质客户的金融需求,商业银行应当设计个性化的服务方案,把能够满足优质客户需求的新旧金融产品“打包”,一揽子地提供给优质客户,并通过签订银企合作协议等方式把银企关系固定起来。

在新的形势下,商业银行投资者或者说股东跟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一是股权结构更加分散化和多元化。大部分商业银行均已完成股份制改造和上市,成为公众持股公司,这使得其股权结构进一步分散,并导致不同类型的股东利益日益多元化。二是股权流动性和开放性增强。在银行股权市场上,中小投资者更注重买进卖出银行股票,从中赚取每笔交易的差价,而忽视了银行的长期绩效,这就导致商业银行股权流动性和开放性进一步增强。三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更加制度化和公开化。上市公司要定期公布经营业绩,并及时披露公司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这就使得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渠道更多,而且更加制度化和公开化。四是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相比于其他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有强大的分析能力,更注重发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对公司治理参与也更加深入。因此,银行要比以前投入更大的努力,来满足股东们不断提高的要求。

1、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银行各项经营活动的核心目标和价值基础。股东价值的增加,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净资产(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的增加,二是银行股票市值的提高。前者要求银行提高经营效益,不断增加当期盈利和累积盈利;后者要求银行具备良好运作和未来发展潜力,给证券市场投资者以良好的预期,导致银行股票的市场价格上扬。实际上,各类考核评价指标,最终的出发点都是为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因此,要积极探索和建立各种围绕以效益为核心的内部考核和评价指标,把所有的工作都真正放在追求效益上来。

2、进一步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制度。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中,董事会承上启下,是联系股东和公司高管层的枢纽部门。特别是随着股权多元化发展,董事会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未来董事会的建设要平衡各方利益,一方面要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避免内部人控制;另一方面要提高董事会的效率。

3、发挥机构投资者作用,建立和提高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透明度。根据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和资本雇佣劳动观点,可以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发挥其在公司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方面的积极作用。股份制商业银行治理框架应当保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与银行有关的全部重大问题,通过建立完善的报告制度和信息流动制度,及时准确地提供银行风险变化信息,推动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完善。

在当前我国银行业人才,特别是熟悉我国金融政策环境法律知识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外资银行业务的急剧扩张,致使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核心员工大量流失。统计数据显示,在一般行业中一般工作人员的流动率为9.1%,专业技术人员为13.1%,技术主管为10.1%,中层管理人员为10.1%,高层管理人员为6.4%。相比而言,银行从业人员的流动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一般工作人员的流动率达10.7%,专业技术人员达20.2%,技术主管达20.7%,中层管理人员达13.3%。员工的流失,对中资银行发展形成了很大的限制,是中资银行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综合反映,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

1、加强银行战略管理,制定银行长远发展目标,在员工中间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凝聚力。中资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没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形成发展过程,所以一般非常缺乏文化上的凝聚力。因此,中资银行企业文化的形成可能更需要一种从上到下的推动建设过程来形成。企业文化是银行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多数中资银行所缺乏及亟待加强建设的,需要自上而下长期建设,才能形成适合银行情况的良好企业文化。

2、进行岗位梳理,明确岗位目标,做好员工的职业发展规划和员工知识能力培训。新的经济形势要求,银行的经营方式和营利模式将发生巨大改变,理财、衍生品交易、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将逐渐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这些知识不能仅仅依靠以前经营经验的积累获得,必须通过系统的培训才行,要注重扩大员工培训的覆盖面,增强员工培训的针对性。

3、要建立适合中资银行的绩效考核体系。传统上,中资银行考核主要依据行政级别进行,工资水平的高低、占用资源的多少基本上是和行政级别进行对等。由于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和缺乏财务成本基础数据,中资银行绩效管理仍处于较落后的水平,必需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要适当缩小中、外资银行之间收入差距,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之间目前存在不小的收入差距,如果不将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还是难免员工流失现象的发生。

商业银行经济环境篇六

摘   要：基于2011年第1季度至2020年第1季度数据，运用断点回归模型考察了实体经济行业“去杠杆”对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实体经济行业“去杠杆”在总体上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脆弱性，稀释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压力，金融去杠杆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进一步分析发现，实体经济行业“去杠杆”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行业“去杠杆”会显著降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脆弱性，而显著增加农村商业银行的脆弱性。这要求政府在实施金融“去杠杆”政策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去杠杆对不同类型企业本身会造成显著性差异，更要防范去杠杆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影响。

关  键  词：去杠杆;商业银行脆弱性;金融风险;断点回归模型

doi：10.16620/.2020.06.002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5%，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2.9%的水平，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①。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宏观杠杆率也从2008年末的150%持续增长到2017年末的255%， 其中又以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增长最为显著。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2018年第3季度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52.9%，在所公布的44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7②。债务规模持续增长，债务负担日益沉重，引发了全世界对中国高杠杆率是否会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造成世界性经济衰退的担忧。过去十年来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高企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这是本文需要厘清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9年第3季度的货币政策报告中， 重点重申了“有序推进结构性去杠杆”。为了“结构性去杠杆”、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国相关政府监管部门相继出台了若干具体措施。对“穿透式”强监管等系列组合政策作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成功稳住了宏观杠杆率的上升，根据测算2018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降到了239%①。杠杆率的降低，减轻了企业债务负担，使得企业将更多信贷资金投资到回报率高的领域，从而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了银行信贷资金可偿还概率，缓解了商业银行的脆弱性[1-2]。另一种观点认为，快速“去杠杆”势必会造成非金融企业流动性资金不足乃至枯竭， 容易引发企业衰退乃至破产倒闭，在金融加速器机制作用下，使得整个社会投资、产出大幅下滑，整个经济陷入萧条，实体经济的衰退势必波及传染整个金融行业，加剧商业银行的脆弱性②[3]。正因为实体经济“如何去杠杆”“去到什么程度” 对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影响还存在较大分歧，有必要对当前“结构性去杠杆”政策进行检视，从而对上述分歧给出一定的回应，这是本文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长期来看，“去杠杆”有利于改善宏观经济环境，降低风险水平，但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对经济产生一定冲击，并带来巨大的挑战。一是对消费需求端的影响引致经济衰退。mian等（2011）对危机后美国家庭部门“去杠杆”的研究发现，家庭部门“去杠杆” 可能会导致长期的消费低迷和经济衰退[4]。eggertsson等（2012）在凯恩斯理论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债务驱动衰退理论模型，研究认为快速“去杠杆”压低了总需求而引起经济衰退[5]。二是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研究认为， “去杠杆”会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glick等（2009）通过研究美国的“去杠杆”过程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的“去杠杆”政策，都会对经济产生较长期的负面影响[6]。geanakoplos（2010）发现债务杠杆会增加一个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性，这不仅表现在加杠杆阶段， “去杠杆”政策同样如此[7]。cecchetti等（2012）认为，如果过快地“去杠杆”，会抑制經济增长并加大经济增长波动，更恶劣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实体经济崩溃[8]。blanchard等（2013）对危机后斯洛文尼亚的“去杠杆”政策的研究发现，不正确的“去杠杆”时机和校准过程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很高的机会成本[9]。马勇等（2016）通过系统gmm估计和二元面板离散选择模型研究了金融杠杆、 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杠杆波动程度加大不仅会危害经济增长，同时还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10]。

张明等（2013） 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着企业部门负债率过高的风险，而在未来“去杠杆”过程中不断会压低经济增长速度， 而且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发展压力[11]。王俊籽等（2019）通过分析中国11类非金融行业杠杆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多数行业存在杠杆率门槛值，行业债务杠杆已处于危险水平， 再度攀升会恶化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12]。另一些学者从加入银行自身杠杆率的角度研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petrakis等（2013）发现欧洲银行业在“去杠杆”过程中，银行体系财务状况持续恶化，系统性风险不断膨胀， 金融与银行市场逐渐分裂，危机不断蔓延，甚至对欧州宏观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3]。靳玉英等（2016）基于我国173家商业银行数据研究发现，商业银行风险资产结构的利率差异是影响其风险承担能力的重要因素，杠杆率监管的引入对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影响也很小[14]。赵静等（2017）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55家商业银行数据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相对较高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能力也比较高，而较高的杠杆率水平却显著降低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15]。梁敏等（2018）设定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计算出20家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水平和技术效率， 分析了杠杆率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发现杠杆率对银行技术效率、资产收益率有正向的影响，对不良贷款率、存贷比率有负向影响[16]。

综合国内外文献发现，对行业“去杠杆”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已有大量的分析，但是行业“去杠杆”对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影响还鲜有研究。虽然杠杆率与银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杠杆化阶段还是“去杠杆”都会对银行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行业“去杠杆”到底是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发展压力，从而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还是会降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现有研究还存在较大分歧，需要从理论上与实践上进一步研究。

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边际贡献在于：（1）通过断点回归模型，从中观层面分析行业“去杠杆”对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影响，从而对实体经济“如何去杠杆”“去到什么程度”对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影响给出一定的回应;（2） 打破传统研究将商业银行作为一个整体的“黑箱”，将商业银行细分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4类，从微观层面考察实体经济“如何去杠杆”“去到什么程度”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脆弱性差异性影响，为宏观政策精准调控提供精准化的政策操作参考。

二、企业杠杆率高企的内在逻辑

众所周知，最近十年来中国宏观杠杆率居高不下，非金融企业是主要贡献者。历次经济危机充分证明，过度融资、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过大是触发“明斯基时刻”①的引爆器。企业杠杆率高企不下，实体经济部门债务总量不断攀升， 债务负担日益加重，导致我国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金融脆弱性不断增大，严重威胁整个经济体系平稳运行。习近平总书记自2017年以来，先后对我国经济“去杠杆”做出重要指示， 明确要求以结构性“去杠杆”的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尽快把我国杠杆率降下来。

但事实却是为了应对这场危机，中央政府开始有力地介入，提出了“四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在这种强刺激和宽松金融政策催化下，企业可以利用宽松的融资环境， 增加公司资本支出以抵消不利的外部影响。公司收益下降和资本支出增加共同导致内源性筹资的资本支出份额急剧下降，外源性融资需求相应增加。我国又是典型的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 从而导致了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率的现象。这种解释符合公司融资文献中的优序融资理论[17]。

第一，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房地产和建筑业逐渐成为中国的支柱性产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18];第二，这两个行业的资本密集和重资产高于工业部门的平均水平，以及包括农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其他经济领域;第三，这两个部门的杠杆率越来越高;第四，这两个部门具有典型的高杠杆属性，对外部融资需求强烈。国家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迹象表明，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高速扩张之后，这两个部门的负债率可能已经达到顶峰，这给公司收益带来了压力，并压制了它们在内部资金资本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这意味着除非内部资本充足，否则杠杆率将继续增加。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美国次贷危机以后，中国企业开始进入了加杠杆时期， 多数行业超过了行业安全杠杆率标准。行业的高杠杆率使得潜在风险不断积累，通过杠杆风险传导机制加大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过度的杠杆作用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相关性，使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对于企业来说，杠杆率的降低减轻了企业债务负担，使得企业将更多信贷资金投资到回报率高的领域，从而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有助于银行信贷资金可偿还性，从而缓解商业银行的脆弱性[19]。另外，随着不断深化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将加快“僵尸企业”的清理速度。通过加快“僵尸企业”的处置，行业的经营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剩余业务的贷款安全性也将得到进一步保障。行业内的过剩产能也将通过“僵尸企业”的清理处置得到有效的减少，行业产能利用率借此得以提升，从而促进价格稳步上涨，使得行业整体的经营环境得到日益好转，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

商业银行可以通過债转股的方式，将持有的企业信贷资产等债权进行转化并一次性收回不良贷款，从而使不良贷款率稳中有降，商业银行主动调节资产的能力也将得到大大提高。此外，为有望获得超额股权收益，债转股还为商业银行参与企业投资开辟了体制空间。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建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来参与这一轮债转股交易。通过合理使用债转股，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减小资产质量下降的风险，而且可以分享未来公司市值上升的收益。并且从过往经验看，银行持有的股权可能会在行业周期性回暖以及企业竞争力增强的情况下，产生意想不到的超额收益。所有这些都将对银行的转变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促使银行发展更为健康的经营模式，从而使商业银行的脆弱性得到有效的缓解。

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在传统的资产规模、市场份额、风险承担能力、存贷款竞争力和科技储备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另外，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业务重点与业务对象也不同，钢铁、煤炭、房地产和有色金属作为重点“去杠杆”试点行业，在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中的业务占比存在差异，因此，行业“去杠杆”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脆弱性冲击将存在差异性。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行业“去杠杆”会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h2：行业“去杠杆”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脆弱性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性。

四、研究设计

（一）方法选取

对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检验与评估，现有文献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来进行：一是根据系列指标数据将经济政策实施先后的效果进行直接比较，这种方法简单便利、易于操作，但是结果却不精准，缺乏可信度;二是采取准自然实验法，将经济政策实施作用后的经济体与未实施经济政策的经济体进行比较。这种方法遵循了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原理与步骤，研究结论科学严谨，具有可信度。断点回归法是一种科学严谨的准自然实验法，广泛用于经济政策的效果检验与评估[22]。断点回归是在断点附近的局部随机试验， 可避免参数估计的内生性问题，从而真实反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和随机试验中全域隨机性一样可以被检验，并且其成立的前提条件容易满足，因此断点回归法比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更接近于随机试验，效果评价也更优。本文采用断点回归模型来评估行业“去杆杠”对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影响， 可有效利用现实约束条件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断点回归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临界值是确定的（sharp）， 即在临界值一侧的所有观测点都接受了处置，反之在临界值另一侧的所有观测点都没有接受处置。第二类，临界点是模糊的（fussy），即在临界值附近，接受处置的概率是单调变化的。由于在临界值两端的个体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在该临界值出现的“跳跃”就是该项处置对于经济变量的作用。由于行业“去杠杆”政策具有强制性，因此本文采用精确断点分析方法，即在断点处研究个体受到断点函数影响的概率变化直接从0到1。2015年， 中央工作经济会议首次提出了“去杠杆”政策，并将其作为2016年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 所以本文选择2016年作为政策时间断点。

（二）数据说明及变量选择

1.商业银行脆弱性代理变量的选取。借鉴舒长江等（2017）经验做法，选取不良贷款率（npla）、资本充足率（car）、存贷款比率（dla）、资产利润率（roa）、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率（cfeer）等微观量化指标对商业银行脆弱度进行测度[23]。其中，不良贷款率反映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资本充足率反映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情况，存贷款比率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资产利润率反映商业银行资产的盈利情况，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率反映了商业银行资产的市场风险。根据mckinnon等（1998）[24]以及巴塞尔协议ⅲ关于商业银行脆弱性指标和相应的临界值，将上述分指标原始数据映射为相应的脆弱程度值，然后利用因子分析法，获得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存贷款比例、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率等权重，计算商业银行脆弱性程度的最终指标bf。

di=0，（t2016）1，（t≥2016）

3.控制变量：参照戴钰（2010）[25]的做法，选取gdp增长率、m2增长率、cpi指数、银行总资产、行业杠杆率①等变量。

选取上述指标2011年第1季度至2020年第1季度数据，其中2011年1季度至2015年第4季度为政策实施前，2016年第1季度至2020年第1季度为政策实施后，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wind数据库、 国家统计局官网。所有变量详细说明见表1。

（三）模型设定

模型（1）是ols基准模型，模型（2）是断点回归模型。x是控制变量的向量表示，year表示年份效应，？酌表示个体效应，t代表年份，c为2015年第4季度，di表示行业“去杠杆”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啄为政策的影响系数，是本文研究的核心系数。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对比发现，在行业“去杠杆”政策提出前后，样本变量指标值发生一些变化。其中，行业杠杆率政策后的均值要小于政策前的均值，初步说明“去杠杆”政策有一定的成效。再看商业银行的脆弱性指标，全样本下政策前均值大于政策后的均值，说明行业“去杠杆”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脆弱性。进一步细分来看①，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政策前均值大于政策后的均值，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脆弱性政策前均值小于政策后的均值，表明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脆弱性呈现差异性的变化。行业“去杆杠”与商业银行脆弱性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通过计量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行业杠杆与商业银行脆弱性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行业加杠杆在短期内能够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脆弱性，但是随着行业杠杆加到一定程度， 这种递减关系发生逆转， 行业杠杆的增加会显著增加商业银行的脆弱性，意味着行业加杠杆具有临界值，暗示行业杠杆加到一定程度需要主动采取“去杠杆”行为，这样才能缓解金融系统的脆弱性提升，从而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结果还显示，行业杠杆率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行业杠杆率对股份制商业银行脆弱性影响最大，对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影响最小。随着行业杠杆率的增加，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脆弱性的最小临界值也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lev2求偏导计算可得知，城商行脆弱性的最小临界值最大，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的最小临界值最小。

（責任编辑：卢艳茹;校对：龙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