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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文化创作活动篇一
2. 听一听，选一选
进行第29页的听听选选的练习
3. 练一练，合一合
分组进行练习教材第29页二声部的旋律与节奏。首先全体练习上声部唱，熟悉后，老师拍下声部节奏，让学生边唱边倾听合成的音响，老师声部逐渐增加学生，待稳定后老师退出，全部由学生完成。
黄帝文化创作活动篇二
摘要：黄帝及其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但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因，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本文结合考古资料指明历史文献记载的可信性，点明黄帝及其时代的实质和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年代，并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通过对黄帝活动范围、文化创造的排比指出黄帝时代是河洛文化的根基和源头。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頊；《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頊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頊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頊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頊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頊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銚”、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銚、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⑤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页791。（1931年）
⑥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二）·妯娌与寨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
黄帝文化创作活动篇三
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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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帝及其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但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原因，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本文结合考古资料指明历史文献记载的可信性，点明黄帝及其时代的实质和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年代，并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通过对黄帝活动范围、文化创造的排比指出黄帝时代是河洛文化的根基和源头。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论文正文：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頊;《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頊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頊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頊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
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頊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頊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 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銚”、 “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銚、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
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
《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 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 ，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
《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 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⑤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页791。(1931年)
⑥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二)·妯娌与寨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
黄帝文化创作活动篇四
;摘要：黄帝祭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历千年而不衰，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礼仪活动，其文化意蕴显而易见：从血缘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血缘始祖的祭祀；从文化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人文初祖的祭祀；从祭祀性质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儿女对血缘始祖与人文初祖祭祀的统一。
关键词：黄帝祭祀；祖先祭祀；人文初祖；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g122
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它肇始于黄帝逝世之时，经过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一直延续至今。作为一项重大的礼仪活动，每个时代的黄帝祭祀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不同时代各自的时代特征。
[jz（][wthz]一、当今黄帝祭祀是血缘角度的祖先祭祀
[jz）][hs）][wtbz]史前和三代是将黄帝作为祖先祭祀的。封建社会的黄帝祭祀中，黄帝仍然具有祖先的身份，但往往兼具神格，或者突出其作为“古代帝王”的身份。今人对于黄帝为“古代帝王”的观念有不同于古人的解释。当今的黄帝祭祀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福惠八方的史前人物，作为德业辉煌的文明开创者，黄帝祭祀的祭祖性质更加彰显。
①《史记·楚世家》。
上，楚人为祝融之后，而祝融为炎帝之后，《山海经·海内
经》中记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此外，楚人芈姓，《说文》“芈”字于羊部，释其意为“羊鸣”，又以“羌”为“羊种”，而姜羌一也；楚国二十多位国王名字前都冠有“熊”字，暗示了楚族曾以熊为图腾，而熊为姜羌图腾——从中可见楚人为炎帝族苗裔的关系——是楚属炎帝系统的有力证据[4]。楚人既属炎帝系统，为什么又自称黄帝苗裔？究其原因，这种说法应该源于沉淀在楚人内心深处的关于族系融合的记忆。这些记忆还见于屈原的其它作品。如《天问》中的“焉有虬龙，负熊以游”，就反映了长期在楚国流传的一个炎黄两族融合后关系亲密的故事[1]。
炎黄联盟建立后，大规模的族系融合仍在继续，东夷集团成为华夏族形成的要素。涿鹿之战后，黄帝成为中原炎黄集团与东方九黎部族的共主，更大范围的部落联盟就此产生，华夏文化共同体也开始形成。体质人类学家发现，公元前5 000～公元前4 000年之间，生活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居民可能与传说中的炎黄部落联盟有关，而“黄河下游今山东、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居民比仰韶文化居民一般在颅高和面高上更高一些，面宽更宽，鼻形稍窄，身高可能稍高，并有颅枕部变形，人工拔牙和口颊含球的特殊风俗，他们大概和传说中的东夷集团有关”[5]。进入公元前3 000年以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逐渐被龙山文化所取代。作为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居民，“和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各组人骨之间，在体质上显然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6]。鉴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的形态特征“呈现出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两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接近关系”，研究者指出：“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由于黄河中下游两个部族集团成员相融合而引起体质上的变化。”[7]这些研究成果说明两大集团之间除了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之外，血缘也在交流，血脉日渐相连。正是在这种文化与血缘双重融合的基础之上，华夏族最终形成。既然已经水乳交融、你我难分，那么在华夏族这个有机整体内，以黄帝为血缘先祖观念的产生，就不仅是合乎情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进一步考察，后代的中国各民族中，不仅华夏族与黄帝族有血缘关系，许多少数民族也可能与黄帝族有血缘关系，黄帝对这些少数民族也具有血缘先祖的身份，这一点可以从先秦的华夷交融来说明。《尚书·武成》载：“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孔安国注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成公七年》载：“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杨伯峻注曰：“中国，当时华夏各国之总称。”可知“华夏”指中原地区的文明发达的大国，可与早期的“中国”同义。与之对举的“四海”与“四夷”，前者是指偏远的周边地区，后者则指周边地区的居民。四夷分为南蛮、东夷、西戎、北狄，分别指周边不同方位的居民。由于种种原因，上古各族经常迁徙。中原各族迁往周边地区和周边各地区各族迁到中原地区，在史前和三代都有可考的历史事实。炎黄部族从西北黄土高原向东迁徙进入中原是史前各族迁徙的显例。夏商之际夏人从中原外迁和原为东夷的商人入主中原，又是三代各族迁徙的突出事件。因此对于华夏族而言，蛮夷戎狄并非都是“非我族类”。诸戎是“四岳之裔胄”《左传·襄公十四年》，而四岳为姜姓。楚王熊渠、熊通虽宣称：“我，蛮夷也”《史记·楚世家》。，其为炎帝族系也于史有证。此外，典籍中还有“杞，夏余也，而即东夷”《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禹生西羌，文王生北夷”的说法[8]，事实上无论夏、周还是杞，都是正宗的华夏族裔。历史上华夏与四夷的关系犬牙交错、错综复杂，或打或和、时敌时友，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连续剧，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华夏与四夷相互关联、相互融合，包括血缘的互相融合。
随着历史的发展，“华夏”与“四夷”的概念不断变化，整体趋势是华夏的外延渐趋扩大。黄帝曾“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史记·五帝本纪》。；禹会诸侯于涂山也有“执玉帛者万国”；成汤革命后“存者三千余国”；武王克商时“有千八百国”《历代疆域表》。；战国仅存“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战国策·刘向书录》。；随后便是秦扫六合一统天下。从“万国”到“一统”的过程，也是华夏与四夷融合的过程。最终消除华夷界限的因素很多，包括文化普及与武力兼并，但其中血缘融合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华夷融合奠定了汉族形成的基础，因此黄帝不只是华夏族的血缘先祖，也是汉族最主要的血缘先祖。
除了汉族，历史上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自称黄帝族裔。最突出的例子是北魏的建立者拓跋族。《魏书·序纪》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之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卷二十三载：“魏桓帝崩，卫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碑云：‘魏，轩辕之苗裔’。”类似说法在北魏其他墓志铭中亦很多见，如《北魏大妃李妃墓志》说大妃李氏“鸿肇其于轩辕，宝胄启于伯阳”，《魏故持节左将军唐耀使君墓志铭》也有墓主为“轩辕伊裔，陶唐厥遗”的文字。
正如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融合体，中华文化也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而黄帝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基石。中国境内与黄帝时代相对应的新石器文化很多，包括仰韶文化中晚期、庙底沟类型、洛阳王湾类型、后岗类型晚期、下王岗类型中期、秦王寨类型、大河村类型、史家类型、西王村类型、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红花套一期文化、薛家岗文化、山背文化、马家浜晚期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早期文化、台湾前新石器文化、师赵村文化遗址、石岭下文化遗址、马家窑类型文化、红山晚期文化等等。其中炎黄族主要活动区域——中原地区的文化最初并未处于发达进步的前沿。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大汶口文化的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业有了长足发展；各种手工业——包括石器、玉器与骨角器制作技术与建筑技术都超过了中原同期水平；制陶工艺达到中国制陶史上的顶峰；私有制、父权制以及阶级的出现也略早于中原地区[7]。正是由于文化水平高于炎黄集团，东夷集团才能够在涿鹿战前与炎帝的争执中致使后者节节败退，才能在涿鹿战中令黄帝“九战九不胜”，才能在涿鹿战后的民族重组与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开始时未能遥遥领先，但是中原地区占有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使这个核心区域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凝聚力，便于它博采和吸纳。在周围各种文化的影响和激荡下，中原地区得到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全面营养，从而“在前第三纪后半叶形成高于周邻的中心地位”[9]。因此虽然大汶口等文化曾先走一步，以黄帝为重心的炎黄集团还是率先进入了文明社会。建立于炎黄和东夷两大集团文化联盟基础之上的中原华夏文明随后形成。
[jz（][wthz]二、当今黄帝祭祀是文化角度的人文初祖祭祀
[jz）][hs）][wtbz]由于具备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双重条件，中原地区成为中国文明史上最活跃的文化大熔炉。各种文化在这里辐辏、交流、融汇、贯通，最终锻造出更加优秀的文化，并向周围辐射。华夏文化就是这样不断升华、传播，成为中华文明的恒久根基。这种文化向心结构在史前已经固定，日后无论哪个文化区域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固守中原特色。因此在寻根探源时，中华文明的开端便会追溯到黄帝，黄帝也就成了中华人文始祖。
将黄帝作为人文祖先祭祀，很早就有记载。《国语·鲁语上》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据于右任的《黄帝功德纪》一书介绍，黄帝一生的发明创造包括衣、食、住、行、农、工、矿、商、货币、文字、图画、弓箭、音乐、医药、婚姻、丧葬、历数、阴阳五行、伞、镜等，共20个方面。其中凡属可以从实物方面表现的，几乎都在龙山遗存中得到了印证。正如考古学家所说，黄帝时代“农业生产已经社会化，部分手工业已专门化，知识分子（应包括巫师集团）已经阶层化，原始宗教（包括丧俗祭礼）规范化，出现了酋邦王国，出现了政权组织的雏形，许多重大的创造发明，像雨后春笋般的都在这一时期出现”[10]。在早期社会中，这些文明成果对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中获益的不止嫡系子孙，因而对其感恩戴德的也决不限于血缘传人。
源于黄帝文明的华夏文明，也始终因其优势吸引着少数民族。无论是通过传播（指一个社会的习俗或惯常做法流传到另一个社会）还是涵化（指两个社会之间发生密集而直接接触，人们被迫做出重大文化改变），华夏文化都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时间上看，三代之中四夷对中原文明的仰慕之情屡见竹帛，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夷羿代夏后“因夏民以代夏政”；《诗经·长发》吟唱汤革夏命后“禹敷下土方”即承认夏人祖先的功德；《荀子·王制》提到周公出征时“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满族把握历史机遇建立清代而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后，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稽中原之古，右汉族之文”的社会风气，很快同化于更为先进的华夏文明，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祭祀华夏始祖轩辕黄帝。从空间上看，位于中华大地这一地理单元西南部的藏族地区，其原始神话及考古发现都呈现出与中原文化的关联性，如在云南的迪庆藏族地区流传着“女娲娘娘补天”的神话[11]，西藏细石器文化源于华北地区、新石器文化也受到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1213]。这些都表明了中华内陆古文化对西藏高原文化的深厚影响以及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联系。当然我们在强调汉族对中华文明重要性的同时，也绝不能忽略少数民族的贡献，身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一样为这一古老伟大的文明倾注了心血，奉献了精华。少数民族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传播者，同时也是这一伟大文明的捍卫者。从西藏抗英到朝鲜族抗美，从英雄东归到抵御倭匪，各族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14]。正是通过吸收成果、参与创造，少数民族文化与华夏文化紧紧相连、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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