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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的含义篇一
;【doi】10.16619/qy.2019.07.004
对“大变局”的战略判断，近年来学术界的探讨也在深入。[3]在笔者看来，“大变局”并不只是仅限于全球化、大国博弈等国际关系领域，而是覆盖技术、制度、知识、权力等更广泛领域;不只是一百年的范畴，而是涉及过去五百年全球化进程中的数个时间节点。如何深刻理解与全面把握这个“大变局”，决定着中国对当今世界未来与中国发展的清晰认识，也会直接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窮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所强调的这句话说明当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个尽头时，变化往往会成为开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重要动力。但是，人类演进的历史变化，不会只是仅仅在某个单一侧面的片面超越，更可能是在多个层面的全面、系统的转变。了解目前世界形势从未有过之变局，应该用更广的视角去透析全局演进的逻辑。笔者认为，“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至少有五个时间维度。
“4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技术动能的角度看，400年前逐渐掀起的工业化进程已从机械化、电力化、信息化逐渐演变到了智能化阶段，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正在被智能化的高速、高效与高频所颠覆。17世纪产生物理科学层面上的技术革命后，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技术便捷化解放了人的四肢五官。此后出现的汽车、电力、飞机、网络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进行听说读写。然而，21世纪初兴起的基因、纳米、超材料、云计算、万物互联、机器人服务、可穿戴设备、数字化家庭、智慧城市等智能浪潮，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人类有可能从“智人”变为“智神”。[7]诚如布雷特·金在《智能浪潮》一书中所说，人类开始不必事事“亲自”思考、不必“亲自”发号施令时，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全球互动的惯性将随之出现颠覆式的变化。[8]国家如何在智能化社会的建构、数字化革命的推行等进程中发挥正向作用，人类如何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道德伦理困境，既为技术革命不可阻挡之方向而因势利导，又为防范技术产生的不确定性而维持社会稳定，中国正在做出积极的尝试。
“3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家制度的角度看，300年前开始向全球推广的所谓“民主政治”体制出现了衰败甚至崩塌的迹象。“历史终结论”提出者弗兰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化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反思道，源于18世纪前后的社会契约与现代责任制前提下的“多数决”（majority voting）制度出现了生物演化式的衰败。在美国，建国初期设计的政党制衡体系变成了现在的相互否决制，甚至还出现了“家族制的复辟”。[9]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第三波”国家出现了集体性的政治固化、经济停滞、社会失序现象。在美国，“不平等”已成为当下的基本状况，财富与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全球向往的“美国梦”正在坠落。[10]当前，全球普遍反思，人类治理的国家政治制度设计或许面临着重新的选择。在各国制度新一轮设计上，公民权利、政党责任、法治架构、社会稳定、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与匹配程度需要更深的考量。国家在未来的政治运行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远比300多年前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基于个人选票简单计算的“多数决逻辑”更为复杂、更有难度。历史尚未终结，世界的进程不可能只是终结在西方模式的阶段，相反，新的世界历史刚刚开始。未来会出现怎样更符合各国国情、更适应全球新趋势的制度架构，解决目前人类对政治体制的集体困惑与普遍焦虑，中国应能提供非常特殊、彰显实力的制度发展经验。
“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100多年前确定的大西洋体系正在转移出现洲际式的转移与主体性的分散。随着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东盟的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包括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號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欧美国家自惭形秽，以至于在美国出现了集体焦虑。[15]从经济、贸易、金融、工业等诸多数据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看，百年来的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都面临改革的压力，如wto、联合国。正如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在《新亚洲半球》中所说：欧美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都已捉襟见肘，世界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到了。[16]与此同时，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挤压着的国家权力，国际行为主体不只是由国家垄断，而是出现多重行为体，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力量、网络精英、媒体、智库都在分散国家的权力，“新中世纪主义”之态在当前世界的迹象相当明显，世界既非g2、g20，也非g0，而是gn时代，即n种力量正在影响着世界新进程。[17]未来世界的冲突，不一定聚焦在国家领导权之争，而是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力量平衡。依靠20世纪以来国家主义的权力逻辑，估计很难应对当前的全球乱局，相比之下，亚洲各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源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合作精神与实践理性的治国理政经验，正在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新动力。而过去十年，中国在多数行业出现对西方的“弯道超车”，并呈现越来越多的“换轨领跑”趋势，世界也为此展现出了新的制度性活力。
“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表明，未来已来。在文明、技术、制度、知识与权力等各个维度的变化，正在推动世界以难以预测的轨迹往前演进。旧力量与新力量加剧博弈，不同事物之间加速更替，机遇与挑战并存，重塑与破坏同行，非线性变量增强，不确定概率提升。从总体上看，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代表着各个层面上的新生力量，面临着与各方旧有力量的互动、博弈甚至相互制衡。只有更充沛的勇气与智慧、更强大的耐心与定力，透析新机遇，确立大战略，主动迎接正在到来的巨大变局，中国才能力保在变局中前行、受益，而非倒退、受损。毕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变局常常会带来变数。多数情况，国际变局若遇上“黑天鹅”事件，便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甚至产生更大的冲突。比如，一战伤亡惨重，全球反战情绪高涨，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协调国际合作，旨在减少冲突。1928年，多国签署《非战公约》，世界一度以为，一战是“停止所有战争的战争”。世界永久和平，将是决定未来的重大变局。未曾想，一战结束仅10年多，席卷全球的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借势上台，伤亡更惨重的二战爆发，人类遭受浩劫。可见，知晓变局线索易，掌控变局前程难，让变局顺着有利于自己方向发展就更难了。中国当下洞悉全球重大变局正在发生，但隐藏其中的风险、危机、冲突可能性，更需要中国人去琢磨、把握与防范。
变局未必会带来定局。很多时候，“变化”是一种进行时的状态，未必是完成时的结果，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逆转。比如，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被空前的乐观主义情绪笼罩，坚信“历史已终结”，共产主义已死亡，资本主义模式将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终点，“华盛顿共识”是永久的胜利者，任何国家发展道路都将归统到西方所确立的模式。[18]傲慢的西方肯定没想到，短短20多年后，“历史终结论”基本宣告破产，连福山本人也承认“美国兴衰与民主体制是两回事”。[19]更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西方颓势明显，欧美内部利益争斗、理念分化变得难以调和。可见，中国崛起处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面临重大战略机遇期，也可能潜藏不可测的风险。切不可以为，时局的变化会轻易地、必然地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好。若不努力抓住，再好的机遇也会稍纵即逝。
变局有时需漫长过渡。通常情况，变局从发生到尾声需经历相当长的演变，即使重大事件在朝夕间发生，关键人物瞬息更替，但后继效应也会超过人们的一般预期。互联网产生于1969年，半世纪后才逐渐在全球普及;苏东巨变发生在1990年前后，对世界与所在国的冲击与影响足足延续此后数十年仍未明朗;“9·11事件”指的是2001年9月11日飞机撞击美国大楼的瞬间，但引发美国的反恐战争、国内安全政策及全球格局的变化一直延续到现在;2011年，西亚北非变局一度被西方舆论视为是中东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但目前看来，“春”或“冬”仍未明晰。可见，面对“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有强大的政策毅力、战略耐心与理念敏感，深知世界的转化肯定无法在短期内完成，时常还会波折，应避免盲目乐观，要保持头脑清醒。
2018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省部级开班仪式讲话中所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20]如何把握“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并在变局中走好、走远，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2018年以来，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以朝核冲突转圜、各国经济复苏、智能技术突飞猛进为主要标志的区域发展积极迹象与中美经贸摩擦、美国“退出”、美伊冲突加剧为主要特征的大国摩擦消极趋势同时并存。中国面临的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与“未曾料到之新时局”。在国内，中国面临着反腐败（anti-corruption）持久战、反污染（anti-pollution）阵地战、反贫困（anti-poverty）攻坚战、反风险（anti-crisis）阻击战的重大考验，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艰巨繁重，社会稳定形势空前严峻，经济稳中有进的压力持续存在，对此，中国必须持续要有针对“变局”的先招、高招与长招。
在国内治理方面，中国已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力量无孔不入，既像“机器猫的肚囊”那样，为社会民生提供数之不尽的便捷，也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似的，使社会运行出现前所未有的即时化效应。数千年来中国社会自带农耕文明特征的超稳定性正在发生动摇，自上而下式的垂直结构属性开始悄然瓦解，扁平化的社会治理结构使中国正在进入到“数字化时代”，即信息拥有者、流量领先者逐渐跨越职别高低、财富多少、地位贵贱等传统标准，成为社会权势与运行规则的新标尺。互联网技术产生了新时代的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使社会服务快速均等化，过去只有富者、强者、贵者所能享有的司机、厨师、保姆等，目前都能通过快递、外卖、滴滴等互联网服务普及平常百姓家，但互联网时代会产生新的不均衡与新的极端性，社会稳定的迫切性陡增。更重要的是，发展主义的陷阱在资源消耗、生态压力、人口红利消逝面前暴露无疑，“幸福在哪里”成为社会天问，“全民焦虑”成为大众通病，14亿人的高质量发展超越了数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的思考范畴与路径。
中国目前面对着贫富悬殊鸿沟以及“马太效应”能否彻底遏止，全面消除贫困且永不反弹是否能够实现等问题，是中国能否出现人类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奇迹”的关键。目前，金融危机的脚步如同“灰犀牛”般无形有声，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将导致未来不可琢磨的“黑天鹅”频繁显现，作为40年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的中国，是否能够持续这个纪录，肯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难题。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解决以上难题，必将成就伟业，但外部的战争、冲突或天灾，内部的社会失序或金融危机，也会使发展盛况“一夜回到解放前”。在互联网时代，国家脆弱性的爆发，强化社会的坚韧性，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所未有之挑战，也是前所未有之机遇。“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到这句话，深意可能也在于此。
从国际形势看，自16世纪初麦哲伦环游世界开启全球化始，西方出现了第一次全面颓势。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使得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铁盘”出现巨大裂迹，“西方”作为一个政治整体已出现名存实亡趋向。欧洲老牌强国云集，却深陷老龄化深渊，加之多子化的穆斯林与数百万难民的冲击，经济增长长期乏力，日益成为暮气之地。但为了维护世界应有地位，欧洲仍是不可或缺的全球治理力量。美国不再是19世纪上半叶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时的那个“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主体传统日渐式微，所谓“有色人种”比例在未来二十年内超过白人将是大概率事件。特朗普以“退群”“砌墙”“贸易战”“反全球化”等方式力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虽然遭遇国内外不同势力的强力反对，但美国的破坏力不可估量。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等在一些領域的影响力亦不可低估。新兴国家虽集体大崛起，但未来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区域强国雄霸一方，但局部冲突不断。全球政治大觉醒，西方经验在非西方国家出现“水土不服”，各国根据国情走自己的道路之风日盛。中国40多年来发展实践的成功，为各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道路选项，但如何复制与借鉴却仍是问号。国际社会的行为体出现“新中世纪主义”浪潮，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还有“独狼”式恐怖主义者、极端力量，甚至人工智能都日趋成为与国家平行的国际形势影响因子。
相比于1500年以来相继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中国崛起面临的局势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大国兴衰中的局面。中国须克服的，不只是避免与美国纠缠的“修昔底德陷阱”，应对霸权国的压制、围堵及与老牌传统大国的竞争、博弈，还要强化在新时代下的全球强势个体、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分权”，以及与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的“同质化竞争”。在各类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社会渗透，中国力求保持国家主体性与民族认同感的延续与稳定，同样也是难题。
历史地看，18世纪前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崛起时，人口仅百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县”的崛起;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市”的崛起;20世纪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崛起，人口是亿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省”的崛起。但21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人口则是十亿级，伟大进展创造出来的影响“吨量”，相较于过去，无异于原子弹与炸药之别，而带来的治理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对持续崛起70年之久的中国而言，未来要做的工作，已不再是站在中国看中国，而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中国本身的发展与对世界的影响。一方面，中国需要保持长期的中高速或至少是中速增长，才能保证就业、社会稳定、地区平衡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而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努力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制度对接、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共荣共生，使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而不是重复过往500年的大国崛起老路。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讲话中曾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讲道：“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此看，当下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要谈真正崛起成功，恐怕还为时尚早。中国人一定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崛起时代”的长征路。
总之，“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是党中央结合历史和现实、贯通国际和国内、联系理论和实际的一次重大理论与战略判断。诚如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所说，16世纪以后，大航海时代引发了全球大变局，但西方真正全面领先于东方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21]所以，对“大变局”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对“大变局”的把握与应对应防止误解、误判、误行，而应显现中国志怀高远，以及在新时代下的政策执行力与战略远见。对大变局应对成功，中华民族才能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前沿。
注释
[1]《习近平：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之声，2017年12月29日，https：///news/20171229016782/new2017122901678200，上网时间：2019年3月27日。
[2]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人民日报》，2019年3月28日。
[3]参见李杰：《深刻理解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习时报》，2018年9月3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世界大变局深刻复杂》，《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识中国与世界的关键》专题研讨，《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
[4]崔立如：《世界大变局》，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138～161页。
[6]王文、劉英：《金砖国家：新全球化的发动机》，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第188～211页。
[7][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8][美]布雷特·金：《智能浪潮》，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77～211页。
[9][美]弗兰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1～342页。
[10][美]诺姆·乔姆斯基：《财富与权力：乔姆斯基解构美国梦终结的十个观点》，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1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1～22页。
[12][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13][美]爱德华·威尔逊：《知识大融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14]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再思考：学科与国家的迷思》，《南方文坛》，2000年第1期，第4～15页。
[15]王文、刘典：《中美博弈与中国复兴：基于两国实力消长的视角》，《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2期。
[16]马凯硕：《新亚洲半球》，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323～385页。
[17]王文：《世界政治进入“gn”时代：在巴库全球论坛感受世界政治新风向》，《对外传播》，2019年第4期，第16～18页。
[18]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王文：《美国兴衰与民主体制是两回事：访弗兰西斯·福山》，《红旗文稿》，2013年第16期。
[20]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第1版。
[21][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89～199页。
责 编/赵鑫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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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关键、国内外形势最为复杂的时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百年大变局。在“十四五”的时候，是第一个建党百年，同时按照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标准，我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就要达到一万两千美元。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遇的大变局，这是一个有战略视野、有前瞻性的判断。什么方面能够称得上百年？有四个方面。
第一，整个人类社会已经从农耕社会、工业化社会进入了信息化引领工业化的社会，变动之大，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会颠覆250年工业化社会所形成的很多规范和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工业社会的管理模式和规范已经不适合信息化社会，比如信息化社会中出现的互联网金融，还没有一套规则去监管，结果导致没有金融资质的机构、个人都去做互联网金融，做套路贷，加大了金融风险。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第一个问题。要形成一个信息社会全球治理的系统，这个时间段非常之长，而且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非常之大。
第二，21世纪是人类和地球共存亡的时期，是气候快速变化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上海当时要做海塘，是做千年一遇还是百年一遇的，需要测算2050年海平面上升多少。经过当时的测算，海平面要上升0.67米。但是现在联合国给出的数据是0.83米。这意味着什么？人类的主要生产活动，工业生产，都在离海岸线200公里之内，所以不管生产增长多快，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损失可能更大。现在已经感受到了气候变化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讲绿色发展，现在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中，长江黄河共抓大保护，长三角实行示范区，都强调要发展“生态绿色发展一体化示范区”。
第三，逆全球化和新型全球化并存的时期。可能很多人把逆全球化仅仅看成一个特朗普现象，这是不对的。其实美国的矛盾，是1%和99%的人之间的矛盾，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把大量的企业转移到世界上成本更低的地方去了，这个问题不光是美国，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存在类似问题。发达国家普遍都是高福利国家，这造成什么问题呢？如果整个经济发展是以国别为界限的话没问题，但到了全球化的时候，问题很大。因为这么高的福利是降不下来的。不肯降工资，企业就不愿迁回。
另外，还有一个对我国来讲是百年未有的，即社会结构。在短短40年当中，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三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了。一个是家庭结构的解体。原来是大家庭，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后来是核心家庭，而现在很多大城市，比如上海中心城区里面30%是空巢家庭。二是老龄化、少子化。三是网络社会化。现在有的孩子不和老人住在一起的，即使来看老人，还是拿着个手机在看。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实际上有载体的，而这个载体在短短40年中崩塌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很严重，这也是十九届四中全会为什么讲国家治理基础，社区治理和基层治理，是需要好好研究的问题。
基于以上方面，“十四五”当中，市场化改革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几点可以考虑。
第一，宏观政策上应该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匹配的政策，这在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有突破，2015年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供给侧解决的问题是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它必须在短期的需求侧管理中保持稳中求进。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逆周期调节，这将是个短期需求侧的管理。这两者必须匹配，不能仅仅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一上来就讲“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首先是创造新的供给，是创新。国有企业在创新上可以发挥相应的作用，该国有企业做的国有企业应该做，但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事应该多交给民营企业去做，这是国有企业做不了的。因为私营企业是人格化的，国企是任命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中，应该发展一个新产业，场景产业。很多新的技术可以创造场景，比如讲到区块链，区块链和很多的产业结合，可以创造很多的场景产业。
第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加强，关键是要解决资金贵、资金难的问题，这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关系很大。从2017、2018年至今，银根收紧了，相较国有企业，很多民营企业找不到资金，资金链断了，就把资产给了国有企业，把资产变股权，这很危险。所以企业混改时，千万要当心这个现象的影响。
第四，物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应该作为“十四五”的重中之重。我国离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差8.6个百分点，降成本，往往是盯住企业，其实在降物流成本上面有很大的空间。“十四五”中是否能够打造一个以水运为基础、以多式联运为支撑的立体物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可以把中欧班列纳入到水运为基础、多式联运为支撑的物流体系当中。如果把这8.6个百分点的物流成本差距哪怕降到一半，产业竞争力也将提高了4个多百分点。
第五，农村宅基地改革，已经启动，但是力度还不够，有很多企业家愿意到农村去投资，为了防范地皮炒作，国家可以出台负面清单。农村乡村振兴需要市场主体，没有市场主体是空谈，宅基地的流转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第六，企业混改问题。企业混改做得好是件好事，做得不好，是个大败笔。如果企业混改最后都是国有企业收购股权，那是混改的失败。如果在混改当中，有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占大头，有的是外资企业占大头，有的是国有企业占大头的，根据发展的需要、市场的需要，形成这样一个格局，企业混改就成功了。
第七，高质量区域发展战略。它和原来讲的粗放型增长的区域发展战略最大的区别是三点。一是原来的排序是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沿海地区转型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排序倒了过来，现在抓的四个点全部在东部，京津冀、粵港澳、海南、长三角，这就是说，只有东部转型发展了，才可能产业转移，带动中部、西部的发展。二是从面上号召变成了发展极轴。两线四点：两线即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东部四个点，京津冀、粤港澳、海南和长三角。现在，高质量区域发展战略已经进入2.0版，标志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的讲话，提出中部崛起的问题，然后在河南布局了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是精准施策。京津冀解决的是去非首都功能的问题，协同发展;粤港澳实际上是给中国香港一个发展目标，一方面是“一带一路”超级联系人，一方面是粤港澳在金融贸易上起引领作用。海南，实际上是为怎么把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给予一些政策，长三角提升为国家战略，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中当排头兵，怎么继续提高开放水平，做深层次的改革。这个战略在“十四五”当中，会继续深化。
最后一个小建议，可能对当前扩大内需会起大作用。建议全国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一次数字化脱盲培训。迄今为止最大的代沟发生在这一代，是数字代沟。现在中青年月月光，老人钱不知道怎么用，像50年代脱文盲那样政府购买服务组织培训，培训智能手机的使用，这会极大的调动这部分有钱但是不知道怎么花的人去花钱，是个短平快的举措。
（本文摘自作者在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上的发言，内容有删节）
（作者为上海市社科联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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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619/qy.2019.07.005
如何认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命题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正确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二是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的变化，三是正确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蕴含的机遇与风险。在世界处于变化的“十字路口”时，不正确领悟这三个问题，既会导致消极保守，坐失机遇;也会导致盲目乐观，甚至会造成功亏一篑。中外历史的许多重大变革时期都印证着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是什么，这既涉及本体论的问题，更涉及认识论的问题。国际社会的本体既不是单纯的经济，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而应当是世界政治经济，是一个以经济为基础、政治为上层结构的本体。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角度来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就需要从经济基础的变化中来发现变化的根源。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在国际层面，国际生产分工是世界政治的经济基础，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相应的交换方式的变化是决定世界变化的最根本的基础。
理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什么样的，这涉及如何认识不同的事物变化速率的问题。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提出世界分为不同层次，它们的变化存在着不同的速率：第一是“事件世界（world of events）”，它是由与人们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事件所构成的，由此产生的“事件时间”（event time）变化速率每天都处于变化之中;第二是“转折世界（world of conjunctures）”，它是由一些社会转折所构成的，“转折时间”（conjunctural time）需要经历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时间，这一时间体现的是“一种温和节奏的历史，一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历史”;第三是“结构世界（world of structures）”，结构世界的变化需要几个世纪时间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2]这三种世界变化速率体现的是世界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历史发展。日常的变化最终导致社会趋势的转折，趋势的转折最终导致社会模式与结构的最终转型与替代。按照这种世界变化的不同时段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是一种中观的变化，一种世界趋势的变化，即现存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它可能是力量分化组织的开始，但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更不是世界共产主义的即将降临。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向何处去，不能以一种机械的、目的论式的方式来臆测，以为世界变化会自然地向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正处于转折的十字路口，但并不是意味著世界就必然地向着某个方向发展。虽然目前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种种矛盾与危机，但未来的发展仍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为各种势力都会为未来世界的发展而努力，使世界秩序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因此，转折意味着充满各种风险与挑战。“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只有不畏困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为世界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正确认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要摆脱机械论的束缚，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只有在这三个方面正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度观，才能客观地认识到世界的确处于真实的变化可能之中，才能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迈向文明进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才能勇敢地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在世界风云变化中，不囿于一时一事的纠缠，不困惑于暂时的挫折与纷扰，不为“事件世界”中的“浮云”“遮望眼”，基于自身的能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作为，不抱残守缺、消极适应。同时，冷静清醒，不盲目浮躁。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生产活动的本源性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的生存的最根本需求就是“吃喝住穿”，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的需求，人就必须进行生产，发展生产力。[3]但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已经越来越不是单个人的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社会化生产，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权力关系。[4]因此，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谁在生产分工中处于支配地位，谁就在利益与权力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形态和秩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这种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原则以及相应阶级分析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也适用于国际社会，只不过这种国际社会中的阶级单位变成了国家而已。
从这个角度观察近年来国际分工的变化、贸易交换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潜在的物质基础。对外投资是一个国家是否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引领位置的重要参考指标。过去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在内）由于对外投资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引领国。但是自2009年开始，中国逐步进入了世界对外投资大国的行列（进入世界前五），近几年来一直处于前三。如果没有近两三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中国的排位可能还要前进（有关数据见图1）;而且从对外投资趋势来看（预测渐近线），中国也处于上升趋势，其上升趋势线的陡度超越了世界投资大国——美国与日本。这标志着，中国正在从长期以来的国际分工接受国行列，逐步进入国际分工引领国行列。这是近百年来没有的现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引领作用还可以从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来印证。
一个国家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说仍然要用它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来衡量，其他指标如gdp（包括人均gdp）以及ppp（购买力平价）都不足以体现。在gdp指标中，服务业是一个重要构成，但服务业中存在着一些虚拟成分，不足以反映国家的实力，如美国律师业收费很高，这使得服务业gdp收入在总gdp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不能体现国家财富实力的真正状况。另外，汇率的变化也是影响国家间经济总量按gdp比较的因素，汇率的下降可能导致一国与另一国的经济实力比较失真。人均gdp也不能正确反映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如一些中东产油国其人均gdp远远高于世界最发达国家，但没有人认为它们是世界现代化强国。以ppp来衡量也存在着问题。如果单位本国货币购买的商品与服务较多，但质量低劣，同样也不能体现该的经济实力。所以，一个国家只有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高端，引领国际分工，才能在国际生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才能真正算是一个现代化强国。因此，从上述的对外投资、进出口以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指标来看，中国在世界中的作用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从世界经济的边缘走向中心，中国人民有理由自豪与骄傲。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世界在变化，而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一种怎样的变化，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的内容。它的变化属于“事件时间”的变化，还是“转折时间”的变化，或者“长时段”结构的变化？应当说，当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转折的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之后世界的变化，都是危机前所不曾预料的，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大国出现的一些变化，更是反传统的。有时一个个“黑天鹅”事件让人惊讶不已，甚至目瞪口呆。英国脱欧公投前，其领导人以为这只是西式民主的形式，结果公投的结果出乎预料;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作为一个笑料、不曾被世界看好的特朗普却逆袭成功，结果不但让世界措手不及，甚至连特朗普本人都一时手足无措。特朗普上台之后的政策与过去的正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优先”使美国从战后国际体制的领导者变成了破坏者，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的间隙大幅增大。
在2008年以前，西方国家更迭发展中国家的异质体制基本上没有悬念，被西方“妖魔化”的异质政权无一例外地被推翻，而且主导这种变更的国际力量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但2008年之后，这一状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11年更迭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是唯一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以往作为国际干预主力的美國反而退居其次，扮演一种辅助的角色，充当先锋的是法国;而且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致国会领导人的信中称，美军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在定性、持续时间和规模上均有“限度”，并希望北约主导军事制裁利比亚。在另一场变更异质中东政权——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行动中，西方力图变更的政权至今仍然存在，而且还站稳了脚跟。2008年之后，美国在改造异质政治上变得“低调”，这与其深陷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泥潭有关;也与其逐步从经济危机中复苏，无力进行另一场战争有关。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发出了从中东撤军的信号，只是因国内一些势力担心迅速撤军带来的后遗症太大而迟迟没有全身而退。2008年后，世界甚至出现反西方的“颜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的“再颜色革命”标志着西方在中亚“颜色革命”的一次重大挫折，是冷战结束后中亚出现的首次反西方再“颜色革命”，这也是过去不曾发生过的。
世界出现转折，还从一些非西方大国的积极作为中体现出来。2008年夏，俄罗斯军事打击格鲁吉亚，支持格鲁吉亚内部寻求分裂的南奥塞梯地区;2014年，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导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重新加入俄罗斯，支持乌东部的分离地区武装对抗基辅政权。这两个国家是原苏联境内除波罗的海三沿岸国外，希望投身北约最积极的国家。这两次行动是俄对原苏联的积极亲近西方的加盟共和国，以及北约不断东扩的严重警告。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曾有的强硬行动。2015年，俄罗斯介入中东，直接出兵帮助叙利亚政权稳定局面，导致西方推翻叙政权的企图落空，这也是过去冷战结束后不曾有的强硬行动。
除了俄罗斯，中国战略上的积极作为也是过去所不曾有的，只是中国不以军事行为为特色。它的表现是：一是积极应对西方对中国周边的战略围堵;二是积极塑造新机制，修正过去完全在西方既有机制中行事的做法，从“亚投行”到“一带一路”倡议都体现出这一特点。美国自2012年正式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以来，就开始视中国为其潜在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把战略重点逐步转向亚洲。除了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联盟外，还伙同日本一起，不断地挑动与激化一些国家与中国在领海问题上的纷争，企图从战略上制衡它们所担心的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但这一切在2016年之后逐步被中国化解了。在2008年后，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作为就是开始跳出原来西方的经济框架，塑造带有自己特点的政治经济机制，这一切正在为新的国际分工作重要的铺垫。
2008年以后类似的反传统的事件也可以列举很多，如欧洲的难民危机、美国在世界“毁约”“退群”、搞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事件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是：新自由主义秩序处于衰落退潮之中，世界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动能不足，以及西方国家的实力下降;而非西方大国如中国的实力上升，西方实力下降造成无法有效约束非西方国家，西方对俄罗斯的无奈更多地体现在这一方面。因此，2008年以后世界正在经历一个转折变化。这个转折就是：过去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正在衰落，主导这一秩序的西方大国也处于相对衰落之中，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从过去在世界舞台的边缘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对中国来说确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新自由主义秩序危机赐予的，也是中国自己奋力争取的。
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在这种变局中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属性没有变，仍然是资本主义主导性质。因为从上述数据来看，资本主义大国仍然主导国际分工，共同影响世界经济。中国一国并不能改变这种态势。因此，世界的变化仍然属于“一种温和节奏的历史，一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历史”。这种变化是一个东方大国带着一种不完全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统所认同的“特色”制度，开始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大国占主导的力量对比，尽管它们仍然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化只是使一个过去几十年被视为能为世界带来自由、安全、繁荣的秩序处于危机之中，一定程度上呈现着秩序的调整过程。它不似法国大革命涤荡欧洲专制政体，推进欧洲走向共和的大变革;它亦不似俄国“十月革命”把起义带往世界，用“苏维埃”的“无产阶级专政”替代资产阶级政体的大革命。在这种变局下，世界体系主导的制度范式仍然是过去的：经济上是私有的、市场化的，政治上是西方民主式的。没有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那样用一种替代性制度范式重塑世界体制范式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大变局更不是世界共产主义秩序的创始元年（有人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特征——结合在一起）。替代性秩序的到来是一种“长时段”的变化，是经过人们无法计算的长时段才能实现的。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东方的一个非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崛起，正在成为世界强国。新自由主义秩序危机使这个东方大国有了前所未有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可以在国际舞台的中心发挥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作用。但它的崛起和影响还未达到改变世界结构和属性的程度，从这个角度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种温和节奏的历史，一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历史”。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是，旧的秩序呈现一定危机，一种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但这种力量并不足以使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属性转型。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新旧力量都会努力对世界秩序进行调整，力求使之更符合自己的要求。
历史上出现的世界秩序发生一定危机与实力对比发生一定变化，并不都导致世界朝稳定、公正和进步的方向发展。百年之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空前的大危机，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秩序处于崩溃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没有使世界革命顺利发展下去。各种势力都在为创立自己的新秩序而竞争。源起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开始在世界滥觞，英美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改良，苏联从向世界传播革命火种转向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种世界秩序竞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而告终。之后，世界分裂成两大集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前者以“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秩序为特征，后者以苏联“中央计划”为特征，但前者在世界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战后资本主义秩序较自由放任秩序在社会公平上有了一些进步，国家干预和国际协调的功能保证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苏联体制虽然在战后赢得了长足发展，力量得到壮大，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大背景下，由于没有及时有效地革旧鼎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危机，进入了低潮。百年的经验及之后的教训给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历史的发展不是线形的，危机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只是提供了机遇，不会自然地导致进步性的发展。各种力量在历史转折关头都会有历史人物进行创新，提出并实践其政策、制度主张，赢得公众，推动历史进程。
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前的“大变局”有相似之处。现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国际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但这并不能保证历史的进步性变化。2008年以后的世界正在发生一定的嬗变，处于一种转折阶段，但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当前还很难确定未来的走向。各种力量也都在酝酿着改革与变通，也在为世界秩序的调整进行努力。在西方就出现了两种变革与变通的倾向：一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极端势力（包括西欧的一些极右翼势力），调动民粹思潮和民族主义冲击着自由主义传统，力图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以“美国优先”特权重塑世界秩序;二是以一種“再嵌入式自由主义”（re-embedded liberalism）秩序重塑世界秩序，它以西方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为主要代表。2017年慕尼黑欧洲安全会议上发出的“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声音就是这种“再嵌入”模式的典型声音。这种声音同样出现在西方的公民社会之中。2017年美国政治学年会上，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戴维·莱克（david lake）有关“再嵌入”的主题演讲[11]及其获得的热烈掌声反映的就是西方公民社会的呼声。“再入嵌自由主义”一方面就是在美国国内重拾罗斯福“新政”精髓，推行一种新新政（new new deal），以应对美国国内严峻的社会分化问题;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继续重视“共享收益”（shared gains）和多边主义，在“新型国际协商”（new international bargain）基础上挽救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不断流失的合法性，以应对中国崛起等一系列国际挑战。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塑造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协调合作的秩序。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有自己的主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理应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的世界秩序主张就是，推动国际关系向“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主张没有“中国优先”的成分，更不是世界革命的宣言，而是立足于“共商、共建、共享”，照顾了世界各类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利益，顺应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相互依存的现实，也反映了世界绝大多数民众要求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修正新自由主义秩序背后的经济范式和政治范式带来的各种弊端的要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予了正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实现自己的新时代目标，推动世界向安全、公平、进步方向发展，并不是“敲锣打鼓”自然实现的。它需要奋斗，需要实力，需要勇气，更需要实践。这个实力就是引领国际分工的实力。引领国际分工是塑造国际经济基础的根本，是任何世界秩序赖以建立、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从以往的世界秩序建立历史来看，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塑造世界秩序，是因為它们具备了引领国际分工的能力。这一能力建立在由国内制度创新带来的经济发展、科技发达、文化昌明的基础上。中国要想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就必须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就必须在科技发展上创造中国的优势，就必须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塑造新型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有许多事要做：在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科技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新型中华文化的深入人心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亟待改善之处，甚至需要进行重大改革，以创新的机制创造新的制度优势。另外，“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它体现着中国塑造新世界的实践。要行稳致远，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没有勇气就不敢在各种困难面前迎难而上;没有智慧就无法在纷繁复杂的情境中打开局面。
古今中外，大国的衰落一般都是“祸起萧墙”，更多的是自身失误导致的。中国历史上唐朝的“安史之乱”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明朝的“土木之变”导致了明朝国运急速转下;苏联的解体，甚至近来的美国衰落都是自身决策问题造成的。这些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让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意识到必须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意识，必须具有更多的清醒、冷静和审慎。这种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清醒与冷静既来自于我们目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来自于国际上存在着各种对中国发展抱有遏制、防范心理的势力。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既不能有任何的自大、浮躁，也不能有任何的保守、懈怠。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1页。
[3][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32、276～277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8]theotonio dos santos，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in marc genest ed.，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63-264， 266.虽然桑多斯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这一观点，但目前全球生产链中这种技术的控制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突出。
[9]《201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4%左右》，新华网，http：///fortune/2018-04/13/，2019年3月1日登录。文中还提到2013～201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10]《5g及其背后的美国国家战略》，https：///a/240739041_611421，2018年12月19日登录。这一文章的作者james andrew lewis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高级副总裁，曾任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外交事务官员和高级行政人员。
[11]戴维·莱克主席演讲的题目是："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lost： rule and resistance when america is first"（国际合法性的丧失：“美国第一”下的规则与抵抗）。
责 编/刁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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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营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中国网通把未来的命运系于“创新”二字。
12月18日举行的中国网通集团2007年工作会议，是网通未来一年“定调子”的会议。在会上，中国网通明确提出，2007年要紧紧围绕“创新发展”这个主题，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加快发展、加强基础管理，努力提升公司价值和核心竞争力，全面创建和谐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推进中国网通向宽带通信和多媒体服务提供商转型，实现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网通已经发现，在市场已成熟和新技术替代的双重压力下，过去“抢新增，保存量”的传统电话业务发展模式已经无法延续，必须通过全面创新来找到新的发展之路。
2006年到2007年，对网通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年份跨越，更是两个时代的交接，无论从技术、业务、服务还是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是如此。
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对中国网通近年来在经营发展、资本市场、自主创新、管理改革、客户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他也指出，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电信业发展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因此，研究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对策，促进电信业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已成为全行业面临的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对此，网通上下也是深有感触。不久前，中国网通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春江在“中国网通技术创新大会”上就强调：“当前，我们所处的电信行业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百多年来，电信行业的所有技术进步，都使传统电信企业的实力变得更强，例如：程控制取代纵横制、光纤传输取代同轴电缆等等。但如今却恰恰恰相反，以ngn、3g、wimax、fttx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已经对通信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voip、iptv等新业务对传统电信赢利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特别是近年以来，网络融合与tripleplay有可能使原来互不相关、甚至是竞争关系的网络整合在一起，这对运营商来说是不同寻常的挑战，必须以全新的思路看待。
重提艰苦奋斗
可以说，无论是把握信息技术的趋势，还是实现新形势下的通信服务，乃至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对于中国网通来说，都是崭新的话题。
正因为如此，中国网通集团公司将2007年确定为“创新发展年”，并提出要以创新发展的理念引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副总经理左迅生表示，为实现“创新发展年”的各项目标，有七项工作必须注意：一是突出工作重点，转变经营模式，坚持拓展增量与巩固存量相结合，实现发展的新突破；二是加强网络建设、覆盖和优化，增强全网综合通信能力，为市场经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三是坚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四是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夯实基础工作，进一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五是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加大用户权益保障力度，确保全行业服务领先地位；六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全面提高员工队伍素质，适应企业创新发展的新形势需要；七是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构建和谐企业，为实现中国网通可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网通公司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网通作为我国主要固网运营商之一，由于承担了更多的改革任务和改革成本，因此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一方面缺乏新的业务增长点，而固定电话等传统业务增速在逐年减缓；另一方面，北方虽然网络规模庞大，但网络技术升级改造的任务非常繁重，而南方开拓区域大，配套支撑能力明显不足，而且与国内外其它先进企业相比，网通在新业务、新技术的研发应用能力还存在较大差距，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技术管理体系，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也有待建立和加强。
此时重提“艰苦奋斗”，可以看作是网通已吹响了“攻坚”的号角，无论有多大困难，都必须迎头赶上。
竞岗竞标迎新年
对于目前发展的路径，会议作出决定：通过加快自主创新，进一步加快企业转型步伐，以推进信息化和服务奥运为契机、以服务领先增强竞争实力，加快企业发展速度。同时要完善内控体系，提高基础管理水平。
实际上，其中的许多工作，网通已经付诸实施。比如：不久前，完成了全国大部分本地网的智能化改造工作，建设了覆盖全国重要城市的ip承载网和长途软交换网，为提供各种新业务打好了基础；承担了国家发改委“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的建设和科技部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奥运‘城市通’综合信息服务及求助系统开发项目”，全面推进下一代网络技术的研究试验和奥运通信的服务支撑与创新工作；推出面向新一代家庭宽带娱乐平台的“宽带宝”业务，连接了100多个内容提供商，提供十几个栏目的实时更新等等。这一切已经为网通2007年的创新发展做好了铺垫。
张春江认为，中国网通作为一家有着光辉历史的“百年老店”。在长期的磨砺中，锻造了一支懂技术、懂业务、敢打硬仗、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员工队伍，这是网通建设创新型企业的根本保证。
一位地方网通的员工告诉记者，就在这几天，网通上上下下正在进行着一场全员参与的“竞岗竞标”活动，从员工队伍管理体制的变革开始，整个中国网通集团公司将在创新发展中迎来新的一年。
定位专网 铁通公布三年路线图
王为民
“具体的内容将在本月底出台，这将成为指导公司今后发展的总体思路。”铁通一位内部人士近日向《通信产业报》记者透露。据了解，将于本月底召开的铁通2007年度工作会议上，铁通将出台2007—2009年的发展规划。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铁通将以“差异化”战略为中心，更深层次参与专网市场的开发。
虽然在记者截稿前未能获得更多相关的信息，但是，从刚落下帷幕的香港itu世界电信展上，铁通董事长赵吉斌一番讲话中却能获得启示。赵吉斌表示，未来几年，铁通围绕“做大专用网，做强区域化，实现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努力把铁通打造成一个效益优良、充满活力、健康和谐的现代电信运营企业。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固网运营商都面临着传统业务下滑的挑战，作为后来者，铁通的压力会更大，在这种背景下，赵吉斌的表态显然意味深远。
数据显示，2005年电信业务总量比上年增长25.4%，而业务收入增长为11.7%，增量不增收趋势明显；全年新增移动用户是新增固定用户的1.5倍。今年上半年，全国电信业务收入增长10.7%，低于同期gdp10.9%。而在前几年，我国电信业一直都是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铁通的发展一定是差异化的，我们发展的速度一定要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没有这一点，铁通七八万人，很难生存。”赵吉斌强调说。
优势仍在
固网市场的经营压力迫使原有的运营商选择了转型，对于哪些后进入的运营商又将如何打算呢？在公网市场，铁通虽有所收获，但市场占有率较低，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这已经成为铁通不容回避的问题。
水清木华电信分析师沈子信认为，目前铁通的优势并未充分发挥，在专网市场，铁通一直保持领先优势，随着未来几年铁路通信系统的改造和升级，这些都将能成为铁通的机遇。
据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显示，未来5年，我国还将建设新线17000公里，重点要求加快通信信号技术现代化、积极推进铁路信息化的建设。
目前，铁路市场占铁通总体市场份额的1/4，而在赵吉斌看来，铁通的发展目标是：比例要越来越小，额度要越来越大，铁路市场将是铁通重中之重的战略市场。
在itu世界电信展上，铁通就高调推出了以“百年铁路，百年铁通”为主题的展示活动，再次向外界证明其在铁路专网市场拥有着多年的服务经验，以及为跨地区行业客户提供高品质服务的基础和实力。
从专业化入手
有着“百年铁路，百年铁通”如此振奋的鼓舞，但盘桓在铁通面前的问题也不容回避。易观国际电信分析师林娟就心存疑虑，她告诉《通信产业报》记者，虽然铁通每年从铁路市场获得40多亿元左右的收入，但是，铁通对铁路市场还是停留在传统服务层面，挖掘不够，例如，还不能提供铁路货物跟踪服务等现代物流服务等。
同样是在itu香港电信展上，铁通就重点推出了专门针对中小企业信息化的“商务新动力”业务，旨在拓展新业务市场范围，明确业务对象。
而在今年8月，赵吉斌在接受《通信产业报》记者专访时曾表示，作为唯一一家为青藏铁路提供全线gsm—r系统运营服务的基础电信运营商，铁通不仅能够提供技术与服务的支持，同时，铁通还将盘活铁路专网市场，例如，铁路调度系统的数字化改造，开设列车的上网、办公，列车通讯的电视电话会议等各种增值业务。
区域带动未来发展
专用网上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能够成为铁通的机遇，但是，对于铁通而言，毕竟资源有限，面向整个国内电信市场分配资源，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因此，以差异化战略，做大专用网的前提是，应当加强区域网的建设。
记者了解，在本月底即将召开的铁通2006年度工作会议上，对地方各公司的考核也更加具体。从明年开始，铁通将实施建立以各省级分公司实行以市场为导向，以资产收益率、收入利润率、劳动生产率、设备利用率为主体的考核机制，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同时，努力将省分公司打造成模拟法人实体，将地市分公司打造成市场营销和成本控制的主体。
沈子信认为，通过对细化各地方分公司目标，铁通正是希望以地方分公司的区域为基础，形成地方区域优势，实现公司的整体转型。
从这个角度而言，铁通和其他运营商一样，迈出了转型的步伐，然而，这并非铁通未来发展的全部。目前，3g牌照的讨论又甚嚣尘上，行业主管理部门至今尚未对3g牌照发放给予明确态度，这也让3g前夜的电信运营商们感受到市场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铁通非常关心3g的发展，铁通也希望通过3g解决铁通全业务经营的牌照。如果铁通今后不能够实现全业务运营，市场的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在如今一个融合的数字世界里，铁通实现全业务运营应当是今后的趋势。”铁通一位高层表示。
四大关键明晰央企改革 李荣融细谈大央企战略
许婷
12月19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厅座无虚席，在短短一个半小时内，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回答了海内外媒体提出的16个问题，涉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企上市方式、划拨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央企高管考核、直接持股等诸多热点问题。
透过李荣融对这些热点问题的逐一解答，未来一段时间内，国资委的监管思路以及中央企业的发展线索也逐渐明晰起来。
关键一：“大央企”培育当先
国资委和中央企业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培育30—50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这一目标。
“国资委现在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培育30—50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无论处理什么具体事情，都是从这个出发点考虑的。”李荣融首先提出了国资委的这一目标。
他说，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最终体现在国有企业的实力上。因此，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既是当前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也是国有资本调整和国企重组的主要目标，是当前的工作重点。为此，国资委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中央企业尽快实现整体上市。
“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实现了全流通，对中央企业来说，这是一次很重要的机遇，也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机遇。国资委将要出台的政策，不是加以限制，而是要提高企业配置资源的能力，提高对投资者的回报率。”李荣融说，对这些整体上市的中央企业，国资委仍会持股，目的仍然是帮助国有企业尽快实现上述目标。在海外的一些上市公司也会加快回到a股市场。而大部分中央企业的目标都要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围绕培育大企业、大集团这一核心目标。
关键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电信业
根据国资委的最新部署，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电信、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
对于中央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李荣融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国有资本将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集中，通过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等方式实现国企产权多元化。
国资委已经明确国有经济和中央企业必须控制的具体行业和领域。李荣融说，根据国资委的最新部署，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电信、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这一领域国有资本总量增加、结构优化，一些重要骨干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李荣融进一步补充道，对于电信电网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要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对电信等七大领域的重要子企业，国有资本保持绝对控股；电信增值服务等领域的中央企业，要加大改革重组力度，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按照国资委的总体要求，到2010年要拥有一批对行业发展较有影响和带动力的重要骨干企业，其中，电信行业的重要骨干企业要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关键三：业绩考核侧重行业指标
第二阶段的央企业绩考核将更突出行业特点和企业内在素质的提高，在目标确定上将坚持同一行业使用同一尺度，在原来注重企业与自己纵向比较转为在纵向比较的基础上增加横向比较的内容。
2007年，中央企业负责人将进入第二任期考核，中央企业将全面执行新考核制度。李荣融说，中央企业通过第一个任期的考核，企业利润、资本回报率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仅仅关注结果还不够，还要关注它的过程。
据李荣融介绍，新制度将更突出行业特点和企业内在素质的提高，在目标确定上将坚持同一行业使用同一尺度，在原来注重企业与自己纵向比较转为在纵向比较的基础上增加横向比较的内容。
新考核还将引入经济增加值指标，鼓励但不强制中央企业选用这一指标。目前考核中央企业的基本指标为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但经济增加值指标更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有利润的企业并不一定创造价值。”李荣融说。
关键四：用好央企红利
即将出台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包括有资本经营预算怎么收、怎么用、怎么监管三个问题。收取央企红利的标准将视企业具体情况，采用分类的方式，从一个比较客观、实际的水平起步。
对于业界十分关心的国有经营预算问题，李荣融表示，相关文件已经准备到位。收取央企红利的标准将视企业具体情况，采用分类的方式。总体而言，将从一个比较客观、实际的水平起步。他说，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包括有资本经营预算怎么收、怎么用、怎么监管三个问题。
在“怎么收”的问题上，李荣融介绍，将采纳分类的方式，同时会从比较客观、实际的水平起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不是一个文件，而是一堆文件。”他进一步解释说，这里包括三个问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怎么收、怎么用、怎么监管。
按照国资委的设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应该包括多元化的分红、国有独资公司上缴一部分收益、出售国有资产等三个方面。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则首先要确保困难企业的退出成本，其次是需要向重要企业注入资本金。
“现在关键就是各企业都要把预算做好。”李荣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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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既揭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因和表现，又高瞻远瞩地提出发现和识别变局的思路和方法，还针对变局的具体表现、变局带来的发展风险提出具体的应对举措。这一成果是中国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智慧结晶，更是我们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行动指南。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行动指南
【中图分类号】d261 【 文献标识码】a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判断。过去百年，世界经历了从战争走向和平，两极争霸到一霸多强的风云变幻;国际事务中的霸权正面临越来越强大的国际民主呼声的阻遏，一度曾浩浩荡荡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正遭遇强劲的逆全球化暗流;世界究竟去向何处，国际格局究竟怎么建构，正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针对党的十九大以来国际国内形势、科学技术发生的重大变化，既深刻阐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新表现，又高瞻远瞩地提出发现和识别变局的思路和方法，还针对具体问题、具体任务、具体发展风险提出了具体应对举措。其思想深邃，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研究。
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应对百年未有之巨变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秉承“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和执政理念，不断开创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取得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举世瞩目的成就，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远大前景和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向前得益于世界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它又为世界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为人类社会繁荣带来生机。中国共产党最初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其活动一开始就是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共产国际由于复杂因素而解散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依然把党的事业作为人类进步和解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促进世界总体格局实现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做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新中国在自身面临重重困难，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巨大挑战和压力的情况下，依然为亚非拉国家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与发展给予慷慨无私的支持和援助。改革开放架起不同国家和民族沟通交流、协同发展的桥梁，中国人民的幸福、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世界发展、人类繁荣进步交融的道路不断得以扩展。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秉承大国责任担当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展现出大国政党的风采。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我们学深悟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一个重要视角。《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回应承载着中国人民幸福、中华民族复兴战略布局的现实需要，也回应关系人类繁荣发展的大国外交、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建构的现实关切;既是党的治国理政思想、治国理政理论的生动阐释，更是治国理政的工作布置和行动安排。其中既有诸如“全面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任务”“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等宏观把握，更有诸如“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推进‘厕所革命”“弘扬‘上海精神”等细微部署。其中展现出我们党力图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国内行动部署，联动和示范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为世界谋大同的国际行动;以为人类谋发展的总体考量和实践成果，庇护和支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丰富，成因复杂，没有一双慧眼，就难以透过变局的表象看本质。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集治国理政的理念阐释和行动部署于一体，既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维度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成因进行分领域剖析，也提出了与之相对的策略安排;既从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维度，对关涉道路和旗帜的战略制高点作出总体安排和长远谋划，又对当前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具体行动给出明确方向。可以说，学深悟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的底气和根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政党，既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又能够顺应世界发展进步潮流，始终坚持以自身的努力凝聚国际共识、促进国际合作，不断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总结实践经验，坚持以行示范。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国际交往中，引领者以言传道、以行示范对凝聚共识、促成合作至关重要。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双重奇迹，但却未能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话语解釋不了中国奇迹。中国故事讲不好、传不开，就会造成话语权的缺位。因此，如何及时把已经经受中国实践反复检验的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变成世界共识，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提炼理论范畴，开创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新境界。民主和自由，是西方建构国家治理话语的基本范畴。当前，一些西方国家不断上演的党争、应对疫情不力等状况，导致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撕裂，凸显了世界“主流”的国家治理话语的苍白无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用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效能等基本范畴建构国家治理话语;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等论断深刻阐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领袖誓言，与一些西方政客为谋求竞选连任发表的言论形成强烈的对比;用脱贫攻坚、改善民生的举措和成就，凸显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与西方政党将人民作为竞选工具竞选策略的反差。
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澄清和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否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疑虑。在干旱、洪涝、高温热浪和低温冷害等极端气候频发，生态环境灾害危及人类生存的条件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用生态文明、污染防治攻坚、绿色生活等话语，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论断，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促绿色生活、共建美好家园等倡议，阐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理念和中国行动，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
铸就新时代经济理性的实践伟力，增强对“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价值认同。尽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都有广泛而深刻的体现，但其成因主要还是基于强权和霸权的国际规则、国际秩序越来越不适应世界发展和人类繁荣的需要。霸权者强权者并非天生厌恶和平、喜好战争，乐于干涉和强制他者，而是希望世界屈从于霸权和强权。对他者的干预强制以及发动的战争，只是推销和主张霸权、强权的方式和手段。强权霸权虽然成就了一段看似“辉煌”的历史，但终因违背历史规律而必然遭受历史车轮的碾压。霸权强权者与反霸反强权者遵循不同的理性，彼此间的沟通交流协商虽然能够求取不同理性的最大公约数，但人类和平、世界大同最终依赖于反霸权者的理性结出的实践果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政府一市场二元协同”“合作共赢”的实践要求，这也是扬弃西方经济理性的新时代经济理性。“以人民为中心”扬弃“经济人”追求成本最小、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共同富裕”超越市场竞争导致的两极分化，直觀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政府—市场二元协同”扬弃政府和市场互为对方失灵弥补者的“共识”，凝聚着丰富而深刻的改革开放实践智慧;“合作共赢”超越霸权主义，扬弃“中心—外围”理论，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经济理性，融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价值追求，合作共赢的经济理性，映照了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价值追求;政府—市场二元协同，重在形成促进发展的合力。新时代的经济理性，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价值追求的现实表达，其实践成果汇聚不断充实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物质力量。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和发展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不仅为新时代经济理性落地生根提供了遵循，还把新时代经济理性落实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部署中。其不仅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宣言书，更是新时代经济理性的实践筹划方案;只有深入学习领会其中的精髓，认真落实行动部署，新时代经济理性才能结出实践硕果，才能更好地凝聚对中国实践的国际认同，积累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信心和力量。
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展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国担当。世界的未来、人类的繁荣，既需要顺应历史规律的行动方案，更需要规律顺应者的实践示范。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顺应历史规律，提出并积极落实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进全人类福祉的中国倡议和方案，彰显了大国的胸怀和责任担当。针对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切，中国积极促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发出促进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倡议，既量力而行又尽力而为，超规格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针对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为促进亚洲各国经贸往来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我国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发起的设立亚投行倡议应者云集，亚投行的良性运作，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实践伟力和大国担当的生动体现。
于斗争中求认同，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巨变
世界总是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实现发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可能指望霸权者强权者的“善心”“自省”和良心发现;只有对霸权和强权进行持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应对百年未有之巨变。中国共产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一个敢于斗争又善于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政党，是一个善于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谋共识求认同的政党。
强军备战应对战争风险，充实捍卫和平的力量。战争威胁、军事恫吓、军事干预，是霸权主义的惯常伎俩，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历史一再昭示，拥有强大的国防和世界一流的军队，具有应对霸权者军事挑衅、军事干预的军事实力，才能最终遏制霸权;敢应战、善打仗、能获胜，具有强大的战争机器驾驭能力，才能真正避免战争，求得和平与安宁。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军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安全和发展大势，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扎扎实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对新时代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明确部署，提出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的思路和要求，直接回应和批驳了“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充实了捍卫和平的根基和底气，坚定了挫败别有用心者企图以军事挑衅扰乱和中断民族复兴进程的信心。
加强自主创新突破瓶颈制约，打赢卡脖子的技术攻坚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科学技术无国界，是资本利用市场实现逐利追求的条件，是霸权者在没有感受到科技竞争压力时汲取汇聚科研力量的最好借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动用国家力量，无节操遏制打压华为公司既暴露霸权者把持和垄断科技领先地位的图谋和贪婪，也昭示一条深刻的道理，没有科技领域的安全，就没有经济安全、国防军事安全、社会等领域的安全。第三卷特别谋划、专门部署了保障科技领域的安全;提出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政府和市场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快补短板的具体思路和举措。第三卷把科技自主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前瞻部署作为国家安全的两大重要抓手，强调既要迅速打破技术瓶颈制约，又要未雨绸缪、占据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对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旨在以新兴科技领域的立法保障技术运用的安全。
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持续深入推进谋共识求认同的新局面。外交既是促进国际沟通交流的手段，也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的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对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作出了部署和安排，深刻阐释了把握国际形势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历史观强调在揭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中总结规律、把握大势;大局观强调要区分现象、细节与本质、全局，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避免舍本求末，迷失在国际乱相中;角色观强调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我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提出了大势和态势并重的认识和把握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演变规律的方法论;强调大势是历史潮流，代表未来、体现演变方向;态势是客观现实，反映当下、揭示演变的基础和起点。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是大势，大国关系深入调整是态势;经济全球化是大势，世界经济格局急剧调整是态势;国际环境总体稳定是大势，国际安全面临错综复杂的挑战是态势;各种文明交流互鉴是大势，不同思想相互激荡竞争是态势。
坚持在斗争中牢牢把握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而国家安全是我们生存和发展之本。应对变幻莫测、风险频现、危机不断的国际形势，处置百年未有变局引发的各种矛盾，必须牢牢把握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结合形势的发展，丰富和完善了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内容，对认真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和基于底线思维的重大风险防范工作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安排。《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还对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进行深入的阐述和周密的部署，为我们在波诡云谲的动荡局势中透过现象看本质、识别错综复杂的矛盾，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方法指导和方向指引。
责编/孙垚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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