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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绘画代表人物北宋时期绘画的题材范围篇一
;摘要：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理论也构成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由于他们出于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有很大差别。对他们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是经济思想史的任务而且是实现现代化的需要。
关键词：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代表人物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一门正在推进与深化的崭新学科，是辛亥革命以来关于经济现代化的观点、理论与学说的总和，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与结晶。阐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以及他们理论的联系与区别，不仅是探究历史的必然，而且是完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首先，他们是推动现代中国三次主要变革的代表。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三次比较大的变革，其中，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建立了共和国并为后来建立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华民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外各种客观环境的限制，这一时期国内经济并未明显改善、人民生活依然贫困。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领导的党中央开始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才逐步得到改善、才有30年来平均每年约10％的gdp增长率。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极大推动了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理应让他们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次，他们的理论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三次飞跃。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社会性质并未因为中国一系列的革命运动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主体经济思想其性质、特点及基本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中国因辛亥革命本身的局限并没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无疑却发生了巨大变革，资本主义已经被大部分^所接受。所以，孙中山的思想引领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大飞跃。“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基本依靠、领导阶级、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等主要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领导主体由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主体经济思想被无产阶级的经济思想所替代，而这一时期无产阶级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所以，可以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第二次飞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到1956年期间，中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随后，由于片面夸大主观意志，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致使经济遭到巨大破坏。严重的挫折之后，人民终于迎来了现代化建设的重新开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启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体制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理论不仅指导了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而且对中国现今经济发展依旧具有指导作用。所以，可以称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第三次飞跃。
再次，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他们的理论构成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与架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干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理论。具体地说，其发端应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关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治国新方略等方面的经济理论；其二是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的经济思想，这主要是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是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经济思想，诸如“实业救国论”、“科技救国论”等等。可以说，无论从内容组成上还是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上国、共两党的经济思想都构成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理论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科学发展观由于刚刚提出不久，其理论还在不断丰富和深化并有待实践的检验，所以它并不是经济史应该研究的主要范畴。
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比较
第一，他们所面临的国情基本一致，不同时期有些变化，但本质内容没有根本变化。对国情的认识是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考虑政策和策略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们自身理论形成的基本依据。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对各自不同时期具体国情虽然不同，但是各个时期中国贫穷落后的本质是一样的。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虽历经六十余年但仍未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这一客观历史事实也要求了这一时期中国的任何形式的革命都必须以实现现代化、改变贫穷落后状况为目的。也就是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而创立的。
第二，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所处的年代不同，但他们所面临的具体国内环境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就导致了他们对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的认识上的差别。
断阶段，垄断组织已经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而提出的。
毛泽东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将全部私营经济收归国有后，中国开始计划经济时代。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并不适合发展计划经济。他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市场在配置资源时起基础性作用，并由此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主导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实已经证明这场改革的正确性。由于不同时期中国的国情有了不同的变化，实现现代化的方式自然也要相应改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正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找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现代化之路，才会成为代表人物。
第三，他们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有过重大失误，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重大失误不仅与他们自身的经历有关，更重要的是由当时中国特定国情所决定的。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在1912年他拱手将革命政权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通过拉拢部分革命党人并以武力相威胁，使脆弱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荡然无存。袁世凯称帝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奋力反抗，随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系，中国开始长达几十年的内部混战。关于这一混乱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力量不足以消灭北洋军阀而被迫采取的妥协政策以及对封建残余势力的幻想。但从本质上来讲，最终还是因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萌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足以完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制度。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以后几十年的内战，是中国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主义斗争的历史必然。
毛泽东的重大失误主要在建国以后，在中国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后挫折便接踵而来。这主要表现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个时期。“大跃进”时期，“左”的错误在经济方面集中表现为急于“过渡”和不适当的“高速度”。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在一些人的思想中不是被曲解，就是被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出现了极大混乱。结果，为时不久就从空中摔到地上，最终引发一场更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使经过五年调整刚刚恢复正常运行的国民经济，又脱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搞生产、搞建设被打成“反动的”唯生产论。使整个经济思想领域是非不清，黑白颠倒。究其原因，还是封建主义在影响着中国。虽然那时我们已经建立了新中国，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中国的经济仍然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再加上严重的个人崇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个人的失误会蔓延至整个社会了。
邓小平一手策划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了我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这一改革才成就了30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邓小平的改革只停留在经济层面，并未涉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点一直影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在经济上，至少有六大方面的改革是不成功的。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收入分配、三农问题等。这些问题虽表现在经济领域但导致问题的原因却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所引起的。由于政治上权利的不公平，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继续发展最大的掣肘。邓小平也曾想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改革，但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换，最终未能成形。但是人类文明总是向前发展的，历史的发展趋势是权力分配更加平等、财富的分配更趋公平。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的近代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他们的理论既有共同点又有许多区别，但这些联系与区别都统一于历史发展之内。他们为了国强民富都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又由于他们身处的具体国情有差别，导致了他们主张实现现代化的方法与途径不一致。他们所犯的错误因为具体国情的差别而相去甚远，但这些错误都是由于他们本身处于贫穷落后、半封建的中国，他们在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同时，其自身的某些观点、行为也难免受到影响。
三、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的意义
第一，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理论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们的理论进行研究，是完善学科的必然要求。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耗尽了一生的精力。他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国第—个资产阶级政权。他的理论主要是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其经济理论主要集中于民生理论中。毛泽东是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带领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率领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文革”以后，邓小平将国家的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后便主导了中国式的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他的经济理论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我国gdp平均每年增长约10％，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邓小平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正轨，邓小平理论至今仍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基础。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作为近代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们的理论构成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所以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继续完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兴学科。
第二，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抓准、抓住了中国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基本矛盾与主要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向前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他们的理论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完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同时也对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孙中山抓住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并带领中国的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政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个民主共和政体。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他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由此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应将主要精力放到发展经济上面，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才会有如此之高的成就。
第三，他们虽然都极大地向前推动了中国的历史，但同时也有过重大失误。孙中山带领新兴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政权，但在革命后期，他向北洋军阀袁世凯妥协、让渡政权。袁世凯倒行逆施，窃取革命果实后，复辟了封建王朝。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袁世凯去世，北洋军阀分裂为皖、奉、直三系，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几十年的内战。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却施行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违背经济规律的政策。使得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邓小平的主要功绩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主义国家本应该施行计划经济，邓小平将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大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需要相应的政治制度来保障生产力的发展。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只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导致腐败泛滥、基尼系数的持续扩大、社会保障不公平等。这些不仅阻碍了国内消费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导致了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愈演愈烈。
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而且构成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对他们的理论进行研究不光是经济思想史的要求，而且是我们解决现实问题很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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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静农先生的资深粉丝，一九八六年在编《中国书法》的时候，因为还不能到海峡对岸去，所以我通过启功先生、李霁野先生这两位台静农先生的好朋友，联系上了台静农先生，并在《中国书法》做了台静农先生专题。事隔三十年，今天，我们在北京杏坛美术馆看到了台静农书法展。虽然这个迟到的展览规模并不大，但台静农先生的展览对我们的书法史、文化史、文学艺术史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所以这次展览是不同凡响的。今天在首都北京的这场展览，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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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五四运动代表人物有哪些呢，仅供参考，喜欢可以收藏与分享哟!
1.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2.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是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也是在北伐时期推动颠覆中国政府的重要人物之一，同时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在被军阀张作霖捕后，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于1927年4月28日英勇就义，是五四运动伟大的革命先烈。
3.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五四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四精神的基本核心是爱国主义。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注入了新的世界观因素的结果。“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在《兴中会宣言》中最早提出来的。从那以后，大多数爱国志士无不以此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可以说，中国自此之后的一切革命斗争，无一不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无一不是受它的催动和鼓舞。站在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五四精神概括为三点，即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无私奉献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追寻时代潮流的科学民主精神。
五四精神的形成以及它所以能够带来破天荒的变化和巨大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五四运动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敞开了大门，从而为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航向与航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一点，是决定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树立开先河的地位、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竖起“现代”的明确界标的根源。
众所周知，自从国门洞开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地向西方学习，追求进步，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可是，无论是甲午中日战争还是戊戌维新变法，无论是义和团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没能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中国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前面这些运动都没有跨越旧思想的藩篱，都没有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因之，彻底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不可能的。
五四运动就不同了。早在“五四”前夜，李大钊就第一个在中国的大地上举起了马克思主义大旗，撰写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振聋发聩的文章;五四运动期间，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邓中夏、张太雷、陈潭秋、瞿秋白、张闻天、周恩来、沈泽民、马骏等人，已经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五四”过后，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宣布自己站到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随后，在“五四”影响下的新文化运动，更是令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传播。虽然其传播过程并非风平浪静，但经过多次论战，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偃旗息鼓，反而在中国以摧枯拉朽的磅礴之势迅速风行开来。
五四运动中涌现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指导思想的确定，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实际地推进了中国迈入现代社会的步伐。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1919年5月4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并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北宋的绘画代表人物北宋时期绘画的题材范围篇四
;摘要：本文试结合我市党外代表人物建设工作实际，从三个方面论述加强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分析当前党外代表人物建设工作的现状及特点，并就加强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提出了五个方面具体对策。
关键词：党外代表人物认识现状及特点对策
培养优秀的党外代表人物,建立党外代表人物队伍是统一战线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是保证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得以延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需要。随着近两年党派换届之后，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将光荣地完成历史使命,一大批民主党派中青年成员将全面走上民主党派各级领导岗位。培养一批政治上比较成熟、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现实任务。
一、切实加强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认识。
1、做好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有利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巩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高层次代表性人物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政治格局的保持、合作水平与层次，既取决于执政党的面貌，也取决于党外代表人物的整体素质。有一支关心、支持，拥护共产党所领导的党外各方面代表人物队伍，多党合作的政治局面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同时，做好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有利于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的图谋。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将“西化”“分化”的重点和希望放在新一代代表人物身上，如果我们忽视了对新一代党外人物的培养工作，我们就要在政治上冒极大风险。因此，我们在培养、造就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的同时，必须认真培养、造就一大批能与我们党团结合作，肝胆相照的党外代表人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得以巩固完善，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
2、做好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有利于完成新世纪统一战线所担负的各项任务。
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统一战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高素质的党外代表人物。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完成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高度，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做好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代表人物旗帜性作用,对战略任务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通过他们带领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形成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把力量和智慧凝聚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二是代表人物是各界别、各阶层、各方面有一定影响的人士，通过他们有利于做好其他成员的思想工作，有效实现我国社会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通过平等相待、民主协商的方式，在全社会形成谅解宽容、团结互助的良好风尚和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
三是充分调动统一战线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促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四是发挥他们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有着广泛联系的优势，促进祖国的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新的形势，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与我们党合作共事的新一代代表人物，不仅直接关系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和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党各项任务的全面落实。
3、做好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有利于党外干部队伍的建设。
我们党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十分重视做好党外代表人物工作，一大批党外代表人物在党的领导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几十年过去，由于新陈代谢自然规律，老一代党外代表人物已逐步退出，这就需要由新的人物代替他们的工作。近几年,部分党外干部尤其是党外领导干部通过统战部门的思想工作陆续加入民主党派,在党派工作中担当重任,逐步成为各党派的代表人物,党外代表人物在党外干部中有较大影响力、有较广联系面，党外干部工作与党外代表人物工作紧密联系,互为促进,通过代表人物队伍的建设，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代表性强、与党亲密合作的党外干部队伍的要求。只有大批高素质党外代表人物培养出来，新老交替才能顺利实现，党与党外代表人士长期合作共事才能得以巩固与发展。
二、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建设工作的现状及特点
1、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扩大和数量增多，拓展了党外代表人物挑选余地，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工作任务由此更加繁重。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从原来的十个方面扩展到十二个方面，范围在扩大，整体数量也在成倍增长。就铜陵市而言，八十年代初期，我市民主党派成员仅有十余人，成立三个小组，二十多年来，随着多党合作制度的坚持和发展，我市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很快，先后建立了7个民主党派市级委员会，截止目前，全市各民主党派成员共有675人。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数量逐年增多，如今全市党外副高职称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400多人,占总数45%。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从原来几乎为零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之众，仅加入工商联组织的会员就有800多名，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党外人士。党外人士在数量上的绝对增加，从量上为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产生提供了保证，同时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量也进一步加大，任务更加繁重。
2、老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退役，有些领域党外代表人物相对匮乏，培养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工作任务相当紧迫，需要加大力度、加快步伐。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团结了一大批党外代表人物，他们几十年风风雨雨，与党荣辱与共，并肩奋斗，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自然规律，这些老一辈代表人物逐渐离开了工作岗位，党外代表人物队伍数量减少，需要有一批新的人来代替。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领域中，明显缺乏“旗帜性”的党外代表人物，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后备力量也不强，部分新产生的党外代表性人物的个人知名度、社会影响力，难以与老一代相比，影响了党外代表人物队伍的新老交替和在此基础上的政治交接。“百年大计，人才第一”，加大党外代表性人物队伍建设工作力度已成为当前统战工作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3、新社会阶层的出现，给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加大了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体制的转轨，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对这部分新的社会阶层，党的十六大将其明确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从这些阶层的成份、特点看，具有统战对象的一般属性，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传统的统战对象相比，他们的思想意识、政治理念、竞争意识更强，这些对象绝大多数都为党外人士，他们的出现拓展了统一战线工作空间，无形中也加大了统战工作的难度，对于这几种对象，我们接触了解还只是初步，加上社会上对这部分人的认识看法还有不一致的地方，在他们当中培养党外代表人物，开展工作，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4、党外知识分子是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主要来源，知识分子工作成为党外代表人物工作的重点。
长期以来，党外知识分子一直是爱国统一战线各个领域代表性人物的“源头”，就是在改革开放后新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中，党外知识分子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历来都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拥护党的领导，具较高文化素质，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参政意识强，在各个领域里常常成为领头性人物。这些年，我们培养的党外代表性人物，都是从知识分子中产生的。因此，做好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工作，就要认真贯彻落实新时期统战部门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上的重点和主要职责，积极“反映问题，掌握政策，协调关系，举荐人才”。做好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就等于抓住了各个领域党外代表人士的“源头”，就能源源不断地为党外代表人物队伍输送人才，确保这支队伍的长盛不衰。
5、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知之不多，对他们的教育培训工作越来越繁重。
新一代民主党派领导干部由于时代和经历的不同，他们中的不少人缺乏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经验和对大是大非问题的政治把握能力；
由于他们大多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离统战部门和领域比较远，因此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知之不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也了解不够。上述情况对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培训教育工作提出新问题和新挑战，对他们的教育要根据学员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分层分类教学。既要讲清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道理，又要补上统战理论、政党理论的基础知识，还要提高其理论素养和领导工作能力。
三、加强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建设工作的具体对策
1、物色高素质党外代表人物是做好党外代表人物建设工作的基础。
新时期，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产生机制、所处的社会背景都明显不同于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因此，在工作方式、手法以及物色判断标准都应有别于过去。首先在判断标准上，应从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四个方面来要求和衡量。在坚持政治第一的标准时，代表人物还应具备社会影响、学术造诣深、人格形象好、奉献精神强的特点。在物色确定代表人物人选时，不能简单地为物色而物色，“见黑就扑”，应该慎重行事，按照一定的程序，建立起必要的考察制度，按照标准，严格把关，注重质量；
其次在物色工作中，要紧紧依靠基层党组织，党外代表性人物多是党外干部或教学科研生产第一线的骨干，更多的时间在各自单位，对他们的了解、教育、培养、考察一定要依托单位党组织，注重听取所在单位党组织和一道共事群众的意见，得不到组织肯定，群众公论差、绩效不明显的，不能列为党外代表人物人选。进一步加强统战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意识地推荐部分优秀党外干部尤其是党外领导干部加入各民主党派，逐步成为各党派的代表人物,进一步推动党派工作的开展。
2、加强培养教育工作刻不容缓、光荣而重要，有利于提高党外代表人物综合素质及扩大个人社会影响。
老一代党外代表人物是在长期复杂的环境中自然形成的，而新一代很多代表人物是适应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需要由组织上安排的，真正有影响的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较少，他们在自身要求上也有所放松。对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培训教育直接关系到提高合作对象的水平和素质，进而关系到共产党与什么样的党外代表人士合作的问题，所以党外代表人物的教育培训刻不容缓、光荣而重要。要有计划选送一些优秀党外人士到中央、省社院和各级党校学习，使其在政治理论、思想修养上得到提高。要加强与组织部门的配合，使教育培训工作更具权威性、规范性。同时除了加强政治理论的教育灌输外，积极创造条件，让确定的代表人物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要不断地为他们铺设台阶、搭舞台、压担子，有意识地安排他们参加一些社会性活动或外派挂职，或多岗位交流任职，或做一定的政治、实职安排，帮助他们在实践中扩大社会影响，提高组织领导能力和参政水平。
3、在物色培养基础上，建立党外代表人物队伍，从中选拔优秀人才进行推荐安排使用，是发挥党外代表人物作用的关键。
有培养无安排使用必将造成党外代表人物积极性的消退，造成党外代表人物流失，造成党外代表人物培养成果难以巩固的现象。在安排使用上，采取推荐和公开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既不降格以求，也不求全责备，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地把握尺度。在推荐对象上，要根据党外代表人物的特长和专业，尽可能作对口安排，以利于党外代表人物的作用发挥和能力施展。在推荐程序上，统战部门要充分听取所在部门党组织的意见，要出于公心，坚持民主集中制，推荐要有计划有步骤，集中推荐比较适宜，零星不定期容易造成随意性，也不利于对党外干部的培养。统战部门要大力推动建立党外干部安排使用机制，要建立与组织部门协同配合有关制度，共同制定培养选拔党外干部工作规划，做到在党外代表人物的培养、推荐、使用上目标一致，真正形成合力，避免党外代表人物培养、推荐、使用上的脱节。对长期在业务技术、教学科研岗位工作的党外代表人物，在使用上可走先政治安排，后实职安排的路子，先在人大、政协组织中获取一定的社会活动经验和参政议政能力，以便将来一旦走上行政领导岗位，就能较快适应领导角色，较快成熟起来。
4、管理和监督是加强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的重要手段。
时至今日，在党外干部队伍建设中，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如何培养和推荐使用，对管理和监督，尤其是监督上讲得不多，谈起监督只是党外对党内的监督，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难以培养出优秀党外人才，一方面可能使党外干部言行上的一些小问题积累发展成大问题，不利于党外代表人物的成长。作为党外代表人物，他们在所联系的群体中具备较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思想言行往往不被约束或约束得不够严，因此，我们在抓好对党外代表人物培养中的正面教育、挖掘内在积极因素的同时，要充分发挥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作用，不能因为讲求团结、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就对党外人士中的一些错误观点和言论视而不见，任其蔓延发展，既要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包括一些逆耳之言，又要区别对待一些错误认识，对一般性的认识，以正面引导，教育为主，对涉及深层次的思想原则问题，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旗帜鲜明地给予批评。当前在党外代表人物管理工作中还要贯彻好党外代表人物劝留党外的政策，按照有关规定，统战部要负起这个责任，加强与各级党组织联系，共同把好关，切实保留一批优秀党外代表人物在党外，确保党外代表人物队伍的巩固与发展。
5、加强与党外代表人物的联系沟通，积极做好服务工作。
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是培养党外代表人物的重要途径和工作方法，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历来都十分重视同党外代表人物交朋友。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加强与党外代表人物的联系沟通，通过多种渠道和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来加强与党外代表人物的联系与沟通。要坚持各级领导与代表性人物交友联系制度，领导要经常与党外人士交心谈心，从感情、言语上拉近距离，进而取得政治思想上的认同;要建立和运用各类座谈会、通报会、谈心会、约谈等制度和形式，来保持与党外代表人物的联系沟通，创造提供一种平台和机会，让党外人士了解相关信息、方针政策，又能陈述看法和意见。要建立统战部门对重点部门、重点代表人物定期走（家）访制度，包括节日慰问，伤病探望;要充分发挥一些带有统战性质的经济团体和民间组织的功能作用，这些团体和组织联系着一大批党外人士，可以更多地利用来开展联系沟通工作，在沟通联系中除了做好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更重要的还应该树立服务思想，对党外代表人物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向有关部门和所在单位反映。对党外代表人物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问题要及时帮助解决，做好协调，排忧解难，用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服务工作，推动和促进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中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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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绘画代表人物北宋时期绘画的题材范围篇五
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亦称“主情主义”、“前浪漫主义”。是近代西方文艺流派。18世纪中后期，起源于英国，流传至法、德、俄。代表作家斯特恩，他的两部著名小说《特利斯·项狄》和《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的旅行》都以极其奇怪的结构，极其琐屑的情节写成。随后，扩展到欧洲各国，像卢梭的《新爱洛绮丝》、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都体现了浓郁的感伤主义色彩。英国的汤姆生、杨格，俄国的卡拉姆辛等属这一流派。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英国产业革命后资产阶级得到一定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封建势力加剧反扑的产物。随着资产阶级的不断发展，感伤主义渐渐被浪漫主义代替。感伤主义推崇感情，忽略理智，主张以情感来约束和代替理性，着重于描写软弱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内心活动，抒发其个人情感，表现其个性、精神面貌及其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以此来引起读者的同情和怜悯，是对贵族阶级冷酷的理性主义和僵死的古典主义的反抗。其形式以记事小说为主，多用第一人称，采用日记、自传、书信、游记等体裁。
感伤主义文学是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发生在英国的一股文学潮流。产业革命以后，现实矛盾加剧，人们开始对理性社会产生怀疑，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寄希望于艺术和情感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感伤主义这一潮流在文学形式方面将欧洲带入一个新阶段。不仅是19世纪初欧洲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而且可以说是现代派文学的源头。传统小说大都以情节为基础，遵循着因果规律重新组织现实生活，而感伤主义则开辟了一种以心理为载体掺和外部现实世界的投影的叙事方式。这种新方式的产生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感伤主义是因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小说《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而得名。
感伤主义又称主情主义。因排斥理性，崇尚感情，也称前浪漫主义。感伤主义发源于英国，后传入法国、俄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斯特恩、哥尔斯密斯、葛雷，法国的卢梭、伏尔泰，俄国的卡拉姆津，德国的里希特、海涅等。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中下层资产阶级文人深感社会贫富不均，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感伤情绪日渐浓厚。感伤主义正是这种情绪在文学上的表现。它注意内心的情感，夸大感情的作用，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重视自然景物的描写，特别强调对个性和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刻画。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细致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不幸的生活遭遇，以唤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它表现了对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也体现了对贵族阶级崇尚的理性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反抗。有的感伤主义作家脱离现实，放任个人感情，沉迷于多愁善感之中，甚至赞美过去，歌颂黑暗、死亡，带有浓厚的悲观绝望情绪。作品多用第一人称，大多采用日记、旅行记、书信体和回忆录等形式。
感伤主义顾名思义是作者作品带有感伤情绪,将他们对于新兴起来的工业时代所带来的破坏和对人的道德沦丧的伤感情绪表现在作品之中。这个派别的作家大多数都强调了要抒发个人对于社会中这个不可抗力的无奈之情，比如墓地学派的诗歌都特别表现了这一点,墓园挽歌是代表作,就表现了这一种忧伤和感伤的情绪。
感伤主义(德文empfindsamkeit)是个人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首先是在虔信派的宗教领域，之后发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感伤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世俗化的虔信派(pietismus)，它是通过对内心生活及狂热和感动等主观感情的观察和描述，来表明对于美德和其他道德典范的看法。在感伤主义中，内心的特有感觉被认真对待，甚至是狂热地崇拜这种内心感受，并反对通过宫廷礼仪中的等级观念来规范这种感觉。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感伤主义的顶峰之作。
巴金
作为中国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巴金先生一生都充满了悲悯情怀和忧伤基调。像郁达夫一样，巴金的所有重要作品，几乎都无法排遣来自灵魂深处的感伤，几乎都笼罩着某种疼痛的氤氲。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巴金先生的创作渐渐地蜕去了早期的某些理想主义激情，把抗争和愤怒慢慢地潜植在人物的心灵内部，以普通平民的生存际遇为叙事对象，更加强化了作品内在的悲剧意味，更加突显了作家的悲悯情怀。
但是，巴金先生的这种悲悯与感伤又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它的艺术传达，不是基于对自身个人苦难经历的哀婉与倾诉，不是拘囿于创作主体个体生命的疼痛与无望，而是源于他那内心深处深厚的人道主义理想，源于他对人世间平等、自由、博爱等基本生存法则被遗弃的焦灼。也就是说，疼痛是来自于不合理的现实秩序对人性的极端压制，悲悯是发端于人与人之间平等权利的被褫夺，感伤是针对着人与人之间赖以相处的和平之爱的缺失。所以，与同时代的其感伤型作家(如张爱玲等)相比，明显地拥有更为博大的苦难胸襟，拥有更为广袤的心灵视野，拥有更为强劲的人格力量。
这一点，在杰出代表作《憩园》和《寒夜》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巴金的很多优秀之作，都以一种超越历史、超越阶级的生命之爱，写出了那个时代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的生存之苦和精神之痛;都以一种人类景仰已久的悲悯情怀和体恤之心，展示了作家内心深处圣洁的人道思想和良知愿望;也都以一种诚挚的叙事态度直面着沉重的时代，直面着不幸的命运，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明确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的精神立场。
1990年，在第一次福冈亚洲文化奖———创作特别奖的颁奖仪式上，巴金的受奖理由曾这样写道：“他忠于自己的良心，以真挚的态度注视时代、历史，把自己的理想寓于作品中向人民倾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复出后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严厉批判社会，同时真诚地批判自己。”而这，既是一个作家具有世界意义的核心品质，也是整个二十世纪现代知识分子伦理操守和卓越人格的代表。
北宋的绘画代表人物北宋时期绘画的题材范围篇六
;摘要：本文试结合我市党外代表人物建设工作实际，从三个方面论述加强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分析当前党外代表人物建设工作的现状及特点，并就加强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提出了五个方面具体对策。
关键词：党外代表人物认识现状及特点对策
培养优秀的党外代表人物,建立党外代表人物队伍是统一战线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是保证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得以延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需要。随着近两年党派换届之后，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将光荣地完成历史使命,一大批民主党派中青年成员将全面走上民主党派各级领导岗位。培养一批政治上比较成熟、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现实任务。
一、切实加强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认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高层次代表性人物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政治格局的保持、合作水平与层次，既取决于执政党的面貌，也取决于党外代表人物的整体素质。有一支关心、支持，拥护共产党所领导的党外各方面代表人物队伍，多党合作的政治局面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同时，做好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有利于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的图谋。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将“西化”“分化”的重点和希望放在新一代代表人物身上，如果我们忽视了对新一代党外人物的培养工作，我们就要在政治上冒极大风险。因此，我们在培养、造就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的同时，必须认真培养、造就一大批能与我们党团结合作，肝胆相照的党外代表人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得以巩固完善，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
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统一战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高素质的党外代表人物。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完成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高度，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做好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代表人物旗帜性作用,对战略任务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通过他们带领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形成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把力量和智慧凝聚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二是代表人物是各界别、各阶层、各方面有一定影响的人士，通过他们有利于做好其他成员的思想工作，有效实现我国社会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通过平等相待、民主协商的方式，在全社会形成谅解宽容、团结互助的良好风尚和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三是充分调动统一战线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促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四是发挥他们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有着广泛联系的优势，促进祖国的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新的形势，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与我们党合作共事的新一代代表人物，不仅直接关系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和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党各项任务的全面落实。
我们党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十分重视做好党外代表人物工作，一大批党外代表人物在党的领导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几十年过去，由于新陈代谢自然规律，老一代党外代表人物已逐步退出，这就需要由新的人物代替他们的工作。近几年,部分党外干部尤其是党外领导干部通过统战部门的思想工作陆续加入民主党派,在党派工作中担当重任,逐步成为各党派的代表人物, 党外代表人物在党外干部中有较大影响力、有较广联系面，党外干部工作与党外代表人物工作紧密联系,互为促进,通过代表人物队伍的建设，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代表性强、与党亲密合作的党外干部队伍的要求。只有大批高素质党外代表人物培养出来，新老交替才能顺利实现，党与党外代表人士长期合作共事才能得以巩固与发展。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统一战线工作对象从原来的十个方面扩展到十二个方面，范围在扩大，整体数量也在成倍增长。就铜陵市而言，八十年代初期，我市民主党派成员仅有十余人，成立三个小组，二十多年来，随着多党合作制度的坚持和发展，我市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很快，先后建立了7个民主党派市级委员会，截止目前，全市各民主党派成员共有675人。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数量逐年增多，如今全市党外副高职称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400多人,占总数45%。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从原来几乎为零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之众，仅加入工商联组织的会员就有800多名，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党外人士。党外人士在数量上的绝对增加，从量上为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产生提供了保证，同时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建设工作量也进一步加大，任务更加繁重。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团结了一大批党外代表人物，他们几十年风风雨雨，与党荣辱与共，并肩奋斗，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自然规律，这些老一辈代表人物逐渐离开了工作岗位，党外代表人物队伍数量减少，需要有一批新的人来代替。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领域中，明显缺乏“旗帜性”的党外代表人物，党外代表人物队伍后备力量也不强，部分新产生的党外代表性人物的个人知名度、社会影响力，难以与老一代相比，影响了党外代表人物队伍的新老交替和在此基础上的政治交接。“百年大计，人才第一”，加大党外代表性人物队伍建设工作力度已成为当前统战工作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和体制的转轨，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对这部分新的社会阶层，党的十六大将其明确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从这些阶层的成份、特点看，具有统战对象的一般属性，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传统的统战对象相比，他们的思想意识、政治理念、竞争意识更强，这些对象绝大多数都为党外人士，他们的出现拓展了统一战线工作空间，无形中也加大了统战工作的难度，对于这几种对象，我们接触了解还只是初步，加上社会上对这部分人的认识看法还有不一致的地方，在他们当中培养党外代表人物，开展工作，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长期以来，党外知识分子一直是爱国统一战线各个领域代表性人物的“源头”，就是在改革开放后新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中，党外知识分子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历来都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拥护党的领导，具较高文化素质，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参政意识强，在各个领域里常常成为领头性人物。这些年，我们培养的党外代表性人物，都是从知识分子中产生的。因此，做好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工作，就要认真贯彻落实新时期统战部门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上的重点和主要职责，积极“反映问题，掌握政策，协调关系，举荐人才”。做好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就等于抓住了各个领域党外代表人士的“源头”，就能源源不断地为党外代表人物队伍输送人才，确保这支队伍的长盛不衰。
新一代民主党派领导干部由于时代和经历的不同，他们中的不少人缺乏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经验和对大是大非问题的政治把握能力；由于他们大多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离统战部门和领域比较远，因此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知之不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也了解不够。上述情况对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培训教育工作提出新问题和新挑战，对他们的教育要根据学员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分层分类教学。既要讲清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道理，又要补上统战理论、政党理论的基础知识，还要提高其理论素养和领导工作能力。
新时期，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产生机制、所处的社会背景都明显不同于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因此，在工作方式、手法以及物色判断标准都应有别于过去。首先在判断标准上，应从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四个方面来要求和衡量。在坚持政治第一的标准时，代表人物还应具备社会影响、学术造诣深、人格形象好、奉献精神强的特点。在物色确定代表人物人选时，不能简单地为物色而物色，“见黑就扑”，应该慎重行事，按照一定的程序，建立起必要的考察制度，按照标准，严格把关，注重质量；其次在物色工作中，要紧紧依靠基层党组织，党外代表性人物多是党外干部或教学科研生产第一线的骨干，更多的时间在各自单位，对他们的了解、教育、培养、考察一定要依托单位党组织，注重听取所在单位党组织和一道共事群众的意见，得不到组织肯定，群众公论差、绩效不明显的，不能列为党外代表人物人选。进一步加强统战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意识地推荐部分优秀党外干部尤其是党外领导干部加入各民主党派，逐步成为各党派的代表人物,进一步推动党派工作的开展。
老一代党外代表人物是在长期复杂的环境中自然形成的，而新一代很多代表人物是适应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需要由组织上安排的，真正有影响的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较少，他们在自身要求上也有所放松。对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培训教育直接关系到提高合作对象的水平和素质，进而关系到共产党与什么样的党外代表人士合作的问题，所以党外代表人物的教育培训刻不容缓、光荣而重要。要有计划选送一些优秀党外人士到中央、省社院和各级党校学习，使其在政治理论、思想修养上得到提高。要加强与组织部门的配合，使教育培训工作更具权威性、规范性。同时除了加强政治理论的教育灌输外，积极创造条件，让确定的代表人物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要不断地为他们铺设台阶、搭舞台、压担子，有意识地安排他们参加一些社会性活动或外派挂职，或多岗位交流任职，或做一定的政治、实职安排，帮助他们在实践中扩大社会影响，提高组织领导能力和参政水平。
有培养无安排使用必将造成党外代表人物积极性的消退，造成党外代表人物流失，造成党外代表人物培养成果难以巩固的现象。在安排使用上，采取推荐和公开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既不降格以求，也不求全责备，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地把握尺度。在推荐对象上，要根据党外代表人物的特长和专业，尽可能作对口安排，以利于党外代表人物的作用发挥和能力施展。在推荐程序上，统战部门要充分听取所在部门党组织的意见，要出于公心，坚持民主集中制，推荐要有计划有步骤，集中推荐比较适宜，零星不定期容易造成随意性，也不利于对党外干部的培养。统战部门要大力推动建立党外干部安排使用机制，要建立与组织部门协同配合有关制度，共同制定培养选拔党外干部工作规划，做到在党外代表人物的培养、推荐、使用上目标一致，真正形成合力，避免党外代表人物培养、推荐、使用上的脱节。对长期在业务技术、教学科研岗位工作的党外代表人物，在使用上可走先政治安排，后实职安排的路子，先在人大、政协组织中获取一定的社会活动经验和参政议政能力，以便将来一旦走上行政领导岗位，就能较快适应领导角色，较快成熟起来。
时至今日，在党外干部队伍建设中，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如何培养和推荐使用，对管理和监督，尤其是监督上讲得不多，谈起监督只是党外对党内的监督，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难以培养出优秀党外人才，一方面可能使党外干部言行上的一些小问题积累发展成大问题，不利于党外代表人物的成长。作为党外代表人物，他们在所联系的群体中具备较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思想言行往往不被约束或约束得不够严，因此，我们在抓好对党外代表人物培养中的正面教育、挖掘内在积极因素的同时，要充分发挥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作用，不能因为讲求团结、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就对党外人士中的一些错误观点和言论视而不见，任其蔓延发展，既要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包括一些逆耳之言，又要区别对待一些错误认识，对一般性的认识，以正面引导，教育为主，对涉及深层次的思想原则问题，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旗帜鲜明地给予批评。当前在党外代表人物管理工作中还要贯彻好党外代表人物劝留党外的政策，按照有关规定，统战部要负起这个责任，加强与各级党组织联系，共同把好关，切实保留一批优秀党外代表人物在党外，确保党外代表人物队伍的巩固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