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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公益诉讼撤诉案例篇一
20xx年11月，因工程扩建急需征用集体土地，某区人民政府致函要求对该项目用地予以审批。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扩建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用的批复》同意征用该区集体土地，并要求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组织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后区政府依批复实施了征地补偿等行为。
20xx年1月，农民李某认为区政府依据市政府的批复而作出了征地补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利，遂以市政府作出的批复行为违法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市政府作出的《关于扩建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用的批复》的行为违法。
20xx年3月，法院经审查认为：李某的起诉对象是市政府发给其下级行政机关的批复，因该批复对其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李某与该批复行为没有直接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所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本案市政府作出的《关于扩建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用的批复》，仅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内部指示及答复，不具有对外效力。而李某土地的征用补偿最终系由区政府具体行政行为所为，与市政府批复无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正确。
行政公益诉讼撤诉案例篇二
;摘要：近10余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皆对公益诉讼这个命题关注有加，尤其是对行政公诉，大量研究成果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行政公诉机制。但是，中国的检察机关从权力性质上讲是司法机关，从功能定位上说是宪法所专门规设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置法治语境于不顾，强行赋予检察机关以不符宪法定位的公益诉讼人身份，不仅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滥诉风险，而且由此带入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中还会引发诉讼本身的异变，继而生成一系列不利于公益保护的负面效应。然而这并非检察机关刻意为之，归根到底还是法律监督疲软无力的问题。所以，为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良好实施还需回到原点，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及其运行架构。
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法律监督；司法改革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改革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7月2日发布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决定在北京、江苏、安徽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公益诉讼改革试点，自此拉开了中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序幕。
事实上，近10余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皆对公益诉讼这个命题关注有加，尤其是对行政公益诉讼，大量研究成果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行政公益诉讼机制，也纷纷提出了中国化的构想与建议。公益诉讼可分为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而后者之所以能成为人们目光的聚焦之处，无非是因为在诸如环境保护、国有资产保护以及国有土地出让等行政机关负有监管责任之领域，由于行政违法现象的频发致使“公地悲剧”不断上演，公共利益不断被侵损与蚕食，又因追诉主体的缺位而推助形成了行政领域的法外飞地与滋生腐败的温润土壤。是故，当笔墨之中的行政公益诉讼落入凡间自然给予人们如保护公益、制约行政以及抑制腐败等诸多期许。这些期许恐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们对域外经验的总结与认知。就现实情况而言，由于政治体制不同与法治文化的差异，中国并无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赋予检察官以公共利益代理人身份这样一种简约的技术性处理就可促使行政公益诉讼合理有效地实施。由《方案》出台后的相关案例来看，行政公益诉讼在实施过程中的确存在着相应的问题，如不认真对待并加以解决，终将有失制度建构的意义。
一、身份上的错位：公益诉讼人身份隐有滥诉之风险
（一）公益诉讼人身份不符宪法之定位
一般认为，行政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认为行政行为侵犯了公共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请法院对该行政行为予以审查的诉讼”。问题在于，中国的检察机关应当以什么名義提起诉讼，或者说在诉讼中的身份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直接根据域外经验不加思索地认为中国检察机关与西方一样是基于公共利益的代理人身份提起诉讼的。事实上，西方的检察机关或检察官本源上只是国王的代理人，而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人民主权理念被奉为奎臬，检察官才嬗变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亦即，检察官之公共利益代理人的称谓是西方国家开启宪政之治后的具体表征，也是其法治文化的组成部分。那么，基于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和法治文化，自然可以从公共利益的代理人这个身份延伸出检察官的公益诉讼权。例如英国，“为了公共利益而采取行动是检察总长的专利，他的作用是实质性的、合宪的，他可以自由地从总体上广泛地考虑公共利益。因而他可以自由地考虑各种情形，包括政治的以及其他的”。可以说，正是公共利益代理人的丰富内涵赋予了检察官在诉权领域较多的自由选择。中国的法治语境中，仅仅是为了契合行政公益诉讼的“公益”主题及塑造表见上的正当性，以架空国家的历史渊源与法治文化而强行赋予中国检察机关以公共利益的代理人身份无疑在逻辑与语境上都存有不能自圆其说的重大缺陷。如有人就认为：“检察机关在公益行政诉讼中的身份应是公益的代表，如果简单地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出现在公益行政诉讼中，体现不了公益诉讼特点。”显然，这种不顾现实语境，仅以西方公益诉讼的特征来界定中国检察机关诉讼身份的论证方式与那种以三权分立语境下的司法权特征来反证中国检察机关不是司法机关的逻辑进路别无二致，在逻辑上都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就概念之中的价值取向而言，行政公益诉讼当然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此无可指责。但是，价值取向只能决定行政公益诉讼之法律概念建构的现实功能，而无法据此赋予检察机关超越宪制框架与法治文化的特殊身份。亦即，我们不能通过将检察机关包装成公共利益代理人的方法奠定其禀有行政公诉权的正当性。
既然西方检察机关的公共利益代理人身份非随意拟设，那么中国检察机关以何种身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还应从检察制度本身的历史渊源方面进行考察。中国的检察制度移植于苏联，其初衷是为了有效地维护法制的统一，故而在宪法上将检察机关设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的本义是监督法律的统一实施或遵守，法律监督机关则意指监督法制的机关。然而，又由于法律监督权本质上仍是程序性的权力，所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行使是不能脱离开具体的诉讼职能的”。亦即，“监督和诉讼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都具有维护法制的作用，诉讼是监督的主要手段，而监督又可以通过诉讼来实现”。简言之，诉讼职能乃是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在苏联语境中，法律监督的伸张主要倚赖一般监督权的广泛存在，而一般监督权的实现方式包括：因国家工作人员或普通公民的违法行为侵损国家或劳动人民利益时，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或直接参与民事诉讼。可见，前苏联检察机关以诉讼之法保护国家利益本质上还是法律监督运转的具体表现。而且，苏联检察机关为保护国家利益提起诉讼是鉴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普通公民的违法行为与受损国家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而理所当然地成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就当下而言，承袭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在检察制度方面依然保留着以一般监督权为核心的法律监督传统，所以当行政行为涉嫌违法，侵犯众多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或者基于其他原因而导致侵犯行为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时，检察长向法院提起的是立足在法律监督权能中的行政违法诉讼，这种诉讼的提起旨在矫正行政违法或消除违法之根源，只不过与之直接相关的公民权益救济定着在诉讼目的之上。中国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与苏联的民事诉讼以及与俄罗斯的行政违法诉讼有些许差别，但是就法律监督这一功能上的宪法定位而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也就是说，在中国，行政公诉权作为检察机关诉权类型的扩展实质上还是为了满足法律监督的需要，并且也只立足在此权能之中。再者，“在‘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体制采取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结构模式”，检察机关具体监督权能的添设需要最高权力机关的背书与授权，故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方案》是在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之后才得以正式颁布，具有规范性的效力。不过，在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只是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增设一个具体权能，不可说是超越宪法为检察机关重新塑造一个角色——公益诉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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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女儿祝妈妈心想事成，永远平安。
妈妈，您的节日即将来临，三八妇女的节日，也是全国所有妈妈的节日。在这里，我祝全国所有的妈妈，身体健康，节日快乐。
3月8日，是个特殊的节日，我们的学校也开展了四个一活动。一个会心的微笑;一句真心的问候;一次倾心的沟通;一次力所能及的家务;作为送给妈妈的礼物，我要把妈妈给的爱，在行动上。要把妈妈给的爱永存在心间。作为激励自己的力量。以前，也许是我没有长大的童心，总是惹得妈妈生气;也许是我的任性，娇气，忘记了妈妈的操劳;也许是我的无知，总觉得妈妈的话忠言逆耳;妈妈，我错了;现如今，女儿已长大。懂得了您的那份操劳，叮咛，关爱和教诲;懂得了您的一个眼神，一个拥抱，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让我感觉到你，一个伟大母亲的爱，唯一的一份母爱。
妈妈，您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件事吗/当时天气很冷。晚上当我告诉你我还有七篇日记没写时，你很生气。就连回叔叔家的路上，你还生气的批评我，您跟奶奶和叔叔说，在学校，班主任和语文老师都很喜欢我，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前列;也因为期末考试的成绩，您和爸爸都觉得为我娇傲;当您说到这里，妈妈，您哭了，您流下了怕我不争气的眼泪;妈妈，当您流泪时，我也很难受，知道自己错了，所以不敢出声。我明白也知道，您是怕我过节的时间，又开始了贪玩的童心，忘记了学习，怕我在班里的成绩会滑下去。妈妈，是我错了，现在我已经长大，懂得你的教诲。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妈妈，是您给了我人世间最真，最可贵的爱。让我在这个世界里充满了阳光，忘记胆怯和恐惧;也是妈妈您伟大的母爱，让我的生活更加美好甜蜜，温暖幸福。
此刻，我只想对你说，妈妈，我爱你!
您的女儿:
行政公益诉讼撤诉案例篇四
;摘 要：随着公益诉讼工作的全面推开，案件实现繁简分流，进一步提升办案规范化的磋商程序受到各方关注。建议明确磋商程序的法律定位，遵循效率性、公正性、灵活性原则，将磋商设置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必经审查程序;在程序启动环节，明确立案后磋商;在程序进行环节，磋商与调查核实程序可相互并行融合;在程序结束环节，明确磋商后的处理标准，厘清与诉前检察建议的区别，以进一步规范办案流程、提升办案质量。
关键词：磋商程序 法律定位 程序衔接 行政公益诉讼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随着检察公益诉讼办案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案件数量和类型逐步增加，对行政公益诉讼办案规范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磋商程序应运而生。但如何开展磋商，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也做法不一。本文拟从行政公益诉讼磋商程序的实践出发，分析磋商程序的必要性、当前磋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以进一步推动行政公益诉讼高质量发展。
一、引入行政公益诉讼磋商程序的必要性
2019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雪樵副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回头看”专项活动总结暨推进公益诉讼办案规范化电视电话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磋商程序。他指出，基于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维护公益的共同目标，以存在“实质性、对抗性争议”作为公益诉讼工作的重点，集中司法资源办理行政机关拒绝履职、公益保护相对复杂的案件，对磋商能解决的案件则采取简化程序，不必制发检察建议，从而实现案件繁简分流、提升办案质效。
什么是行政公益诉讼磋商程序？行政公益诉讼磋商程序是指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就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行政监管职责、公共利益可能受损事实等交换意见的程序。磋商后，行政机关积极履职，公益得到有效保护的，检察机关作出终结审查决定。如公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案件则进入制发检察建议阶段。
从权力运行角度而言，引入磋商程序是正确处理检察权与行政权之间关系的重要体现。检察权具有谦抑性，尊重行政执法规律是正确行使检察权，明确权力运行边界的必然要求。行政执法是公共利益保护的第一道屏障，检察权在运行时不得干预行政执法权的正常行使，更不能直接替代行政执法权，应充分尊重行政权的自我纠正。在磋商程序中，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通报公益受损事实，听取行政机关对公益是否受损事实的判断意见，督促行政机关自我纠偏，就是根据行政执法权的运行客观规律，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行政机关正确、有效行使行政权寻找解决办法。基于综合考虑和平衡兼顾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宪法属性、行政法属性与诉讼法属性，增设协商程序是行之有效的做法。[1]磋商程序能有效找到检察权与行政权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平衡点，有利于真正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提出的双赢多赢共赢理念。
从制度定位角度而言，引入磋商程序是始终把握“公益”这个核心的必然要求。公益诉讼制度的核心是维护公益，通过办案程序的科学设置，将检察资源精准投放到最需要监督的领域，是公益诉讼相关程序法的制度设置目标。磋商程序的引入，实际上是增加了案件繁简分流环节。对于简单案件，通过磋商推动行政机关快速整改，公益快速得以恢复，无需再启动诉前检察建议等实质性办案程序，相应调查核实工作亦可减少司法投入。运用磋商程序有效解决简单案件，有利于调配检察资源，统筹办案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精力处理和解决公益难以直接恢复、行政执法失灵等重点难点问题，围绕“实质性、对抗性争议”开展诉前检察建议工作。
从规范办案角度而言，引入磋商程序是提升办案质量的重要举措。实践中发现，如果缺乏磋商程序，办案中容易出现因没有进行磋商而未能及时掌握关键证据，致使认定事实有誤;或未能听取行政机关处理理由，误判行政不作为;或未能准确认定行政机关的职权，致使监督对象有误。
目前，对于磋商程序，各地检察机关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全面铺开。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各地检察机关充分运用磋商程序，办理了一批涉疫案件，取得较好效果。尽管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磋商程序，但部分地区已积极探索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如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
二、行政公益诉讼磋商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磋商程序的法律定位不明
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对磋商的法律定位、功能作用认识不一，做法不一。有的检察机关利用磋商程序解决职权交叉等复杂案件，重在凝聚公益保护合力;有的检察机关利用磋商程序解决轻微问题案件，重在节约检察资源、提升办案效率;还有的检察机关是将磋商程序设置为办案必经的审查程序，重在提升办案质量、实现繁简分流。磋商程序的法律定位不明，必将影响整个磋商程序设置的思路，亟待解决。
（二）磋商启动环节如何与立案程序衔接
磋商应在立案前还是立案后？有观点认为，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办案步骤而言，磋商程序可以设置在立案前，在线索处置环节即可开展磋商;也有观点认为，立案是磋商程序启动的前提，只能在立案后才能进行磋商。对于磋商与立案程序的衔接，检察实践做法各异。磋商程序的启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如何处理磋商环节与调查核实的关系
先磋商还是先调查核实？有观点认为，没有调查核实作为基础，则无法有效开展磋商，调查核实应是磋商的前置程序;也有观点认为，调查核实和磋商之间无前后之分，可根据案件特点灵活处理。对于磋商如何与调查核实程序衔接，仍需进一步探讨。
（四）磋商结束环节如何与诉前检察建议衔接
司法实践中一直有观点认为，磋商与诉前检察建议功能重合，都是发挥督促执法、过滤案件、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2]因此没有必要设立磋商，且磋商后的处理标准尚不明确，与发送诉前检察建议程序应当如何区分还很模糊，操作性不强。
（一）明确磋商程序的法律定位，确定其为必经审查程序
1.效率性原则。作为必经程序，首要考虑效率。第一，磋商程序的期间设置要短。采用书面磋商的方式，七天内行政机关就应予以回复。第二，磋商的对象要准。相较与具体办案人员沟通，检察机关直接与行政机关分管领导或一把手沟通磋商，不仅能提升具体办案人员对磋商案件的重视程度，及时配合检察机关调查核实行政履职的具体情况，而且磋商中因双方站位更高、思路开阔，可以提出更多的解决方法，更容易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2.公正性原则。有关行政机关发表意见的方式，应赋予行政机关充分的自由权和选择权，畅通意见发表的程序路径。比如，磋商时行政机关当面回复或事后书面函复均可;对于行政机关提供的回复材料，检察机关可随时接收并审核;允许行政机关多次回复、随时回复，但应告知行政机关在首次磋商后七天内及时回复，否则将可能影响磋商结果。基于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要求，对磋商结果的审查，需充分考虑行政机关的意见，尤其是对检察监督不利的意见，并作为下一步调查核实的重点。
3.灵活性原则。从有利于案件正确办理和恢复公益的角度出发，磋商的方式、流程、次数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选择。比如可增加审查公开性，对于辖区内有重大影响或分歧较大的案件，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第三方参与并发表意见，也可根据案件需要增加行政相对人、第三人发表意见的环节，以便各方更为全面地了解案情，充分考虑公共利益与行政相对人、第三人合法私益之间的平衡。
（二）强化线索初核，立案后启动磋商
磋商程序应以线索初核工作为基础，应在立案后迅速启动。如果未立案检察机关径直与行政机关磋商会有损办案的严肃性、规范性。未立案时，检察机关开展磋商会面临以什么身份与行政机关接洽、如何认定磋商所形成材料的证据效力等问题，而行政机关也会产生疑问或抵触心理，降低对磋商的配合度和重视程度。因此，磋商程序一般应在立案后七天内迅速启动。如采用召开磋商会等方式进行，鉴于实践中存在多部门协调时间等问题，可适当延后。在磋商前，应做好线索核查工作，初步查明管辖权、行政机关职权、公益损害等事实和证据，保证磋商对象准确、磋商内容明确。
（三）磋商与调查核实程序两者可并行融合
调查核实不是开展磋商的前提和基础，两个程序可并行。实践中，先调查再磋商，有利于提高磋商效率，有利于各方聚焦案件核心问题进行讨论研究，达成共识。而先磋商再调查，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全面掌握行政执法情况，围绕磋商交换的意见，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核实，进一步巩固案件的事实基础。可见，无论先磋商还是先调查，并无必要严格区分先后顺序，而应允许公益诉讼办案人员视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处置，磋商与调查本身应是相互支持和配合的关系。磋商程序本身亦可能成为调查取证的过程，两程序可能存在融合。磋商所形成的磋商备忘录或书面回复，可以构成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调查核实所形成的证据材料。尤其针对行政不作为，磋商的材料能反映行政机关何时获悉公益受损线索，针对行政机关的获悉方式、获悉后的处理、日常监督情况等，检察机关能够据此判断其是否构成行政不作为。
（四）明确磋商后的处理标准，厘清与诉前检察建议的关系
磋商是发出检察建议前的必经审查程序。所有案件均可进行磋商，但不是所有案件最终都可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明确磋商后的处理标准。总体处理原则是以公益是否得到充分保护作为磋商后的结案标准。磋商后需进入实质性审查程序的具体情形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行政机关自认为与己无关的。行政机关认为公益损害行为并非其职权监管范围内，表示不会履行相关职责，或以其他行政机关未先履职为由而拒绝履职。第二，行政机关自认为已经履职到位。行政机关认为其不存在违法作为、不作为等情形，或提出各种“客观”理由并表示无法作為。第三，行政机关名为答应实为拒绝。行政机关虽表示愿意整改，但磋商后仍以隐蔽、消极、拖延等方式拒绝履行职责，或经磋商后持续跟进发现，行政机关反馈的初步整改意见与检察机关核实到的实际履职情况不符，公益未得到应有保护。第四，行政机关有所整改但不到位。行政机关虽愿意整改，但磋商后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不足以恢复公益或者不足以消除公益受侵害的危险。总之，对于明确不整改、坚决不履职或整改不到位等情形，检察机关应进入实质性办案程序。其中，行政机关的职权、行政机关磋商后的履职情况、公益是否得到充分保护、行政机关回复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等内容是磋商结束环节的审查重点。
注释：
[1]参见高家伟：《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2]参见覃慧：《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证考察》，《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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