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研究综述(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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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篇一

【摘 要】晋南锣鼓主要是指流传于山西南部临汾地区的传统锣鼓乐。临汾素有“锣鼓之乡”的美称，当地每个村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主要参与祭祀、朝拜以及求神祈福等活动。其锣鼓乐包括威风锣鼓、转身鼓、架子鼓、花腔鼓、扇鼓、花鼓、腰鼓、阴阳鼓、车鼓、瓮鼓、拉鼓、梅花鼓、洪洞金鼓乐等，各具特色。本文主要是对晋南锣鼓的研究论文进行分类、整理、概括和总结，从四个方面对晋南锣鼓发展状况进行阐述，即晋南锣鼓的本体研究、晋南锣鼓的理论方法研究、晋南锣鼓的调查研究、晋南锣鼓的传承发展研究，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整理分析，提出自己的发展建议和思考。

【关键词】晋南锣鼓;综述;总结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史前的尧、舜、禹都曾建都在山西晋南一带。鼓传说是黄帝创造的，因此后人将其命名为“轩辕鼓”。“天下无鼓不成乐，天下无乐不锣鼓”充分说明了锣鼓对于音乐的重要性。在晋南这片历史文化悠久的土地上，孕育出了千百年的鼓文化，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发展繁荣，呈现出“村村有锣鼓，人人会敲打”的景象。在晋南地区，无论男女，无论年龄大小，都能敲打两下锣鼓，说几句锣鼓经。

晋南锣鼓尤以“威风锣鼓”“绛州鼓乐”闻名。威风锣鼓起源于临汾，它是我国传统锣鼓乐中的代表曲种，流行于临汾、侯马、霍州、浮山、洪洞、曲沃、襄汾等地，是山西锣鼓音乐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绛州鼓乐”有“晋鼓之秀”的美誉，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据各种资料显示，我国唐朝宫廷乐舞《秦王破阵乐》吸取了【汾南车鼓】【花敲鼓】【老虎磕牙】等鼓种曲牌。本文通过对相关论文的总结，了解到晋南锣鼓的研究现状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一、晋南锣鼓的本体研究

音乐本体研究是指对旋律、节奏、音色、调式、乐器、发声等进行解读分析。关于晋南锣鼓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从本体出发，有从锣鼓的艺术特征去描述的;有从晋南锣鼓的节奏旋律等基本的音乐要素去解析的，比如单红龙的《山西威风锣鼓的节奏构成》，主要是总结和归纳了山西威风锣鼓的两种节奏形态，即基本节拍节奏和混合节奏。威风锣鼓的节奏丰富多样，在锣鼓共有的节奏型上又衍变出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鲜有节奏。

晋南锣鼓以其悠久深厚的文化而闻名，故有大量学者对其渊源、风格特征进行阐述，例如董文达的《细说晋南威风锣鼓》，是从威风锣鼓的起源和发展、威风锣鼓的乐器组成、威风锣鼓的表现形式、威风锣鼓的曲牌特点，以及威风锣鼓的传承等五个方面去阐述的;贺月甜的《山西翼城花鼓的艺术特征研究》，主要是从翼城花鼓的形态特征、花鼓唱腔和服饰风格等三个方面深入探索翼城花鼓的艺术特征。此类论文还有单红龙的《浅析阴阳鼓锣鼓套曲的艺术特色》、陈华强的《翼城花鼓艺术探源》、王璐的《浅谈临汾威风锣鼓的艺术特征》、侯雅静的《尧都威风锣鼓研究》等。

还有学者对晋南锣鼓的美学特征进行了阐释。如何茜的《天下第一鼓的美学特征》，第一部分描写了晋南威风锣鼓的服饰、舞蹈技巧、队形等;第二部分描写了晋南威风锣鼓的音响美，其常规乐器有鼓、锣、钹、铙，音响极具气势，铿锵有力;第三部分描写了晋南威风锣鼓的乐曲变化多样，节奏丰富多彩;第四部分描写了晋南威风锣鼓在表演时，动作、队形整齐。此类论文还有温洁的《浅析威风锣鼓的美学特征》等。

二、晋南锣鼓的理论方法研究

关于晋南锣鼓理论方法的研究较少，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晋南锣鼓的音乐出发，描述其具体的音乐特征。对晋南锣鼓理论方法的研究还有待加强。此类论文有吴凡、刘华军的《历史·音乐·社会三重视阈下的当代威风锣鼓研究》，该文第一部分分析了晋南威风锣鼓的起源;第二部分从音乐的基本要素出发，研究了晋南威风锣鼓的音乐构造;最后一部分，结合社会学的方法，对晋南威风锣鼓的现存状况及流派进行了调查，探讨晋南威风锣鼓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与意义。这篇文章在理论方法上结合了历史学、音乐学、社会学，让我们从多个角度清晰了解了晋南威风锣鼓。

另外还有郝姗的《文化人類学视野中的绛州鼓乐》，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了绛州鼓乐的渊源、社会文化背景、发展过程。从1988年山西新绛县农民鼓乐团参加“全国龙年音乐周”， 在人民大会堂演出， 获得巨大成功开始，绛州鼓乐就走出了山西，走入了全国人民的视线。如今，绛州鼓乐在乐器配备和演奏技法上吸收了一些外来和现代的音乐成分，形成了自身的演奏风格。

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李立的《绛州鼓乐的民间传承人——在民间语境中的传承变迁研究》等。

也有学者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考察研究晋南锣鼓的，比如赵秀丽的《威风锣鼓及其民俗学考察》，作者结合音乐民俗学和文化产业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把晋南威风锣鼓和民俗活动看成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详细描述了晋南威风锣鼓在各项民俗活动中的表现，以及其发展变迁，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指出，晋南威风锣鼓应与市场结合，形成产业化，这才是晋南威风锣鼓正确的发展方向。温洁的《刍议民间锣鼓艺术背景下的现代民俗发展——以山西晋南地区蔚村鼓车的嬗变为例》，描述了鼓车艺术的民俗特色和民俗表现。

三、晋南锣鼓的调查研究

有关晋南锣鼓调查研究的论文有《山西襄汾赵雄“花腔鼓”调查报告》，作者首先对花腔鼓进行了探源，花腔鼓是流行于山西襄汾县赵康镇赵雄村的一种民间祭祀性乐舞;接着从角色及其装扮、演出内容、鼓谱、演出时间及风俗等方面具体分析了花腔鼓的演出体制;最后从鼓文化、傩文化等方面对花腔鼓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调查研究。

姚欣欣的《临猗锣鼓调查和研究》，第一部分分析调查了临猗锣鼓使用的乐器，以及乐队组成;第二部分是阐述临猗锣鼓的表演形式，按其发展过程可分为传统表演形式和创新性表演形式;第三部分是介绍临猗锣鼓的曲牌和记谱法;第四部分是介绍临猗锣鼓的音乐形态，主要从曲式结构、节奏、音乐发展等方面进行阐述;最后一部分，是分析临猗锣鼓的社会功能和传承发展现状。

在刘思齐的《晋南锣鼓杂戏调查研究》中，作者以锣鼓杂戏为研究对象，以民族音乐学相关知识作为指导，通过田野调查，记录了晋南锣鼓杂戏相关的仪式，描述了晉南锣鼓杂戏的艺术形态，阐释了晋南锣鼓杂戏的发展变迁，针对晋南锣鼓杂戏今后的发展，作者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建议。

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彭殊玲的《威风锣鼓传承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兰天龙的《万荣软槌锣鼓的调查研究》、李欣的《晋南威风锣鼓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等。

四、晋南锣鼓的传承发展研究

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给晋南锣鼓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晋南锣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如杨丹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南威风锣鼓传承与发展的思考》，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晋南威风锣鼓的起源和发展、晋南威风锣鼓的物质构成，其物质构成包括晋南威风锣鼓所需要的乐器，以及曲谱和记谱法;第二部分从传承空间、传承人、传承方式等三个方面对晋南威风锣鼓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描述;第三部分分析了晋南威风锣鼓存在的问题，比如形式缺乏创新、演员老龄化、经费不足，以及没有健全的保护法规政策等;第四部分是对晋南威风锣鼓的发展提出建议，作者认为应顺应时代进行改革，鼓励晋南威风锣鼓进校园，政府要加强对晋南威风锣鼓传承人的保护，加大资金投入，与当地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王研的《山西晋南地区河东锣鼓的传承与发展》一文，主要分析了河东锣鼓的传承、发展与变迁，总结出要立足于本土特色，结合当代多元音乐文化，利用现代传播软件，弘扬晋南锣鼓音乐文化。

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闫钰的《试论晋南民间锣鼓的传承与发展》、茹志斌的《山西临汾威风锣鼓的历史演进与现代传承研究》等。

五、结语

晋南锣鼓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泛，从最初的本体研究，到对晋南锣鼓的传承与发展进行研究;晋南锣鼓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从最初只局限于对晋南威风锣鼓进行研究，到后来对翼城花鼓、花腔鼓等进行研究。

本文对研究晋南锣鼓的期刊论文进行分类梳理，对近些年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总结，从中可知晋南锣鼓的发展脉络，以便更直观了解晋南锣鼓的发展情况，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晋南锣鼓进行更有深度的研究。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晋南锣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譬如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同时自身也没有做到及时创新、与时俱进，表演方式不太符合如今大众的审美，导致受众越来越少，加上科技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人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也不利于晋南锣鼓的发展与传承。还有表演者老龄化、表演经费不足、如今的年轻人对民间音乐文化不太感兴趣，等等。对此，笔者认为，第一，要结合现代元素，创新晋南锣鼓的表演方式等;第二，要合理利用多媒体资源，大力宣传晋南锣鼓这一民间音乐文化;第三，要有产业化的意识，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与当地企业合作，与当地旅游业相结合。晋南锣鼓要想长久发展下去，走产业化道路是其必然选择。

最后，希望笔者的几点建议能够对晋南锣鼓未来的发展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研究综述篇二

摘 要：李约瑟难题是困扰中国学界很多年的一个难题，也是对于中国的意义甚大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其意义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从李约瑟提出至今，学术界的专家试图从各个方面来解答它，主要从科学技术自然产生论角度、社会需求论角度、社会阻碍论角度三个维度来研究，取得了很多积极的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只“搜集”负面因素，而“无视”正面作用；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科学地评价；微观思考过于精细，而缺少宏观的体察。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产生论；需求论；阻碍论；问题

1.科学技术自然产生论角度。比如，乌尼日， 何华青在《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解读“李约瑟难题”》一文中认为，首先，“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思想导致经验科学发达而基础理论研究薄弱。”他认为， 中国实用理性主要与中国四大实用文化即兵、农、医、艺有密切联系。在面临较严峻自然环境的中国古代社会， 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护氏族与国家的社会秩序以生存下去。围绕这个主题产生了诸子百家学说。后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 主要是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伦理学和政治学，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道出了它的实用性。其次，“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整体性思维方法不利于自然科学的独立发展。”③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 对人的认识首先是从天人关系中加以把握的。从先秦时代至明清时期， 大多数思想家都推崇一个基本观点——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它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用“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把人与神， 社会与天联系为一体， 认为人及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天的副本或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在“天人合一”的认识论中， 认识的主体与认识的客体是相互包容的， 不可分割的， 甚至是一个无法区别的整体。认识并不需要向外探索， 而是先“求于内”， 然后“以己推人”， “以己推物”， 最后进入“知天”的境界。受这种有机宇宙观的影响， 整体性思维成为传统文化认识论中把握事物的又一方法。而科学从本质上是对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着的客观事物的定性、定量分析， 所以， 这种思维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再次，“传统文化的伦理化倾向对科学技术有一定的排斥性。”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兴起并不是由于好奇心、探求世界的本源， 也不是个人的渴望解脱， 而是源于道德政治， 所提倡的是修身治国之道， 讲求内圣外王之道。从它产生之日起， 就与社会政治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呈现出伦理哲学的倾向， 而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哲学却不很发达。立足于古代文化思想源头的儒、墨、道三家， 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围绕现实的社会政治和处于各种伦理关系的“人”而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最后，“传统文化没有孕育出有利于科学研究的逻辑方法， 重演绎， 轻归纳， 使古代科学缺乏总结。”⑤中国的古代思想家， 为讲论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常用文学家的方法。即喜欢用同义字而不予说明， 用譬喻和排比手法， 每篇文章自成一体， 不和前后文章互相连贯， 缺乏分析和系统研究方法。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论点：“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 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 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 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如果说辩证逻辑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起了十分巨大的指导作用的话， 那么形式逻辑的缺乏则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2.社会需求伦角度。单淮在他的《破解李约瑟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形态对科学技术的低内在需求和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对知识份子以及对知识劳动价值的社会价值认同的“缺失性”是造成中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缺失就是缺少需求，它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在因素。科学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系统，“ 科学的功能便是普遍性地造福于人类” ， “ 它的实际活动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基础”⑥ 它是社会大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社会的平台。中国5000年的文明本质特征是农耕文明和封建制度，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是不太需要科学的进步与发展的。此外，科学技术具有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属性。任何科学技术就其内在属性来说乃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体现为社会对知识分子、教育、科学技术的需求与认同意识。“知识分子是这一要素中创造性劳动的主体， 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自身价值的实现方式将极大地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⑦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比较低下的， 虽然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具有“ 官身” 。中国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的价值实现方式制约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 在长期的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特色的中国封建社会中， 天时地利和长期在农耕实践中形成的主观经验基本满足了农耕社会的经济发展需求， 因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社会内在需求动力， 这既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滞碍，又使知识分子及其劳动价值的社会认同感处于较低程度。另一方面， 知识价值实现的社会导向具有偏差性。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 官本位” 意识以及科举制度的推行， 使“ 人仕” 成为知识分子价值实现的独木桥， “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头脑里， 知识被当成了做官的敲门砖。

1.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虽然没有产生工业革命，但是也取得了很多骄人的成果，我们在反思问题的同时，也更应该肯定我们科技成绩的原因。只有发现两者同时对比，才能发现我们当代的社会建设中，那些需要剔除，那些更需要保留，这才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历史事件或者任务，应当站在“当时”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这就要求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古代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

有些学者对于微观侧面的“过分”放大和阐释，是不利于我们站在相对比较宏观的方向来审视我们过去的“过失”。微观的很重要，他需要我们精细研究、不断探究，但是对于诸如文化一类的不太“实在”，比较“空洞”的现象时，往往过于精细的把握是不利于我们总体领悟的。

注释：

7.单淮，《破解李约瑟问题》，《理论学刊》，2009年11月；

8.张硕，《李约瑟难题之我见》，《文学艺术》，2011年第一期；

参考文献

研究综述篇三

[摘要]袁崇焕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命运与明朝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他的经历对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政治史上都具有独特的影响和警示意义，因而史学界和文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进行研究、探讨和演绎。现试就现存的袁崇焕研究及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综述，以品鉴之。

[关键词]袁崇焕；文献研究；综述

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籍贯广西藤县。进士出身，官至太子太保(从一品)、兵部尚书、蓟辽津督师，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和著名爱国将领，其发明的城防理论和战略战术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明、清军事上。他赤心报国、坚持真理、清廉为官、爱国为民，却因功高震主而惨遭磔刑。他的个人命运与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明史·袁崇焕传》载：“……自袁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袁崇焕现象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政治都具有独特的影响和警示，本文试对现存的袁崇焕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综述，以从中找到值得品鉴之处。

1研究专著方面

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对文献整理的深化和发展。在对袁崇焕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利用中，一批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留下了丰硕的成果。现仅举影响较大的专著于下。

1．1历史文献资料

《袁崇焕资料集录》(上、下集)，阎崇年、俞三乐编，1984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编纂者综合前人的留存文献，主要以与袁崇焕有关的文书等文献为线索，着重对明清史料进行广泛的收集，从而大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对袁崇焕文献资料的使用。该书搜罗到相关的文献资料共计42.7万字，并依内容分为10集。其一源自《明实录》《满文老档》《清实录》《朝鲜李朝实录》等官方文献，编者采集到与袁崇焕相关的文字资料1万余字；其二是对《今史》等38种文献中历史名人撰述之袁崇焕资料的汇录，约14万字；其三为袁崇焕事略，以道光伍氏雕梓本为底本，略加参酌而成；其四采录明清档案与金石方面的袁崇焕资料，其中《袁子朋墓碑记》乃当时初次公诸于世的史料；其五辑录各地方志与谱碟中有关袁崇焕的撰述；其六选收自明崇祯元年(1628年)至今380余年来社会各界对袁崇焕的颂悼与感怀之词；其七为杂录，纂入与袁崇焕为官时关系密切的程本直、余大成等历史名人事略和事件的材料；其八收录了清道光年间广西巡抚梁章钜悉心收集、辑录的《三管英灵集·袁崇焕诗》66首；其九、十为补遗和附录。

1．2专题研究

当今的文史学家不断运用新的视角、方法和价值尺度来重新审视、解读、阐释历史文献，从而创作出具有时代特点和科学水平的新文献。这种情况在《袁崇焕传》等著作中得到充分展现。

《袁崇焕传》，阎崇年著，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概括了袁崇焕的一生事迹、诗文著述、年谱、后世影响等。重点描述了袁崇焕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后10年，既写他如何运用正确的军事谋略构筑关、宁、锦防线，并取得宁远和宁锦大捷的战绩，从而成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克星；又写他不畏艰险、敢于任事，虽官居高位而清廉履责、赤心报国，最终却功高遭忌、含冤屈死的经过。书中运用史学理论和辩证方法，以厚重的史料和大量翔实的数据，把一段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层层理清，从而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袁崇焕。该著作兼备知识性和可读性，充分体现出专家学者的深厚学术积淀和文化底蕴。

《明亡清兴六十年》(上、下册)，阎崇年著，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是阎崇年先生将其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的同名历史系列讲座稿润色而成。该书以袁崇焕之死为线索，将袁崇焕作为一面折射明亡清兴的历史镜子，对明清之际60年的历史进行全面考察和思索。全书深入浅出，把袁崇焕所经历的惊天地、泣鬼神之大喜大悲情景分析得入木三分，将袁崇焕的仁、智、勇、廉表述得淋漓尽致。该著作实现了与读者共同进行求知、求真、求励、求愉、求鉴、对话的目的，满足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雅俗共赏的要求，从而一改过去历史研究类图书受众面过于狭窄的情况，这是作者的成功之处。

《碧血剑·袁崇焕评传》，金庸著，1994年由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此书为著名武侠小说《碧血剑》的附录。作者以史实为依据，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剖析一个历史人物，并从分析人物性格人手，将袁崇焕和崇祯皇帝的性格冲突视为大明悲剧产生的一大重要因素，这是金庸先生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也是被前人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很有见地，以充满新文化气息的文笔、扎实的文学功底和独到的历史见解，把袁崇焕与崇祯皇帝的品性冲突表述得入木三分。

2006年，张朝发著《袁崇焕》；2007年，黄国信、张素容著《明末抗金英雄：袁崇焕》，两书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都以袁崇焕传奇的一生为主线，重点描述了他抗击后金的数次战役，突出了他在明末混乱政局中的壮举。

2研究论文方面

文献研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的学术方面，还在于其社会作用的发挥。“袁崇焕现象”自明清至今，一直为历代学者所关注，其原因不仅因为袁崇焕是一个爱国将领，更由于他的个人命运与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紧密相连，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警示、教化作用。它激发更多的有识之士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解读、阐释袁崇焕现象，从而使研究文献颇具科学精神和时代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从1903年到2010年8月，共有相关论文228篇公开发表，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大，现简要介绍于下。

2．1《袁崇焕研究论文集》

莫乃群主编，1984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值袁崇焕诞生400周年之际，第一次全国性袁崇焕学术研讨会在其故里广西藤县举行，会后由全国知名史学家、广西历史学会会长莫乃群主持，从与会论文中精选39篇，辑为《袁崇焕研究论文集》，全书共52.3万字。此书是中国史学界第一本全国性研究袁崇焕的专题论文集，被誉为袁崇焕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为世人所瞩目。

2．2《袁崇焕学术论文集》

阎崇年、吕孟禧主编，1988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1988年在袁崇焕荣辱肇迹之地——辽宁省兴城市召开的“国际袁崇焕学术讨论会”收集的论文集，全书共25万字，收录论文21篇(其中日本学者撰有2篇)、综述3篇、资料2篇、附录1篇。此书对袁崇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所突破，为当时国内外袁崇焕研究成果的最新展阅。

2．3《明末清初华南地区历史人物功业研讨会论文集》

物功业研讨会”的论文集成，为海外学者主持研究袁崇焕的学术首创。

2．4《袁崇焕研究论集》

阎崇年著，1994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此为我国第一本研究袁崇焕的个人学术论文集，全书收文23篇，共26万余字。该书集中体现了阎崇年先生作为明清史专家、袁崇焕研究会会长在袁崇焕研究方面的精湛学术水平，其成果蔚为壮观，深得学术界推崇。

2．5《袁崇焕研究论文选集》

东莞市政协编，2005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00万字，共收录论文52篇(其中建国前2篇)、传记资料选录7篇(其中建国前6篇)，书中罗列中外研究袁崇焕文献索引399条，为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是一本具有创见性和指导性的学术论文集。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对袁崇焕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出现了一个高潮。内容不仅包括袁崇焕的爱国精神、军事理论、辽东经略、功过是非、籍贯之辨以及袁毛(文龙)公案、谋款议和；宁远、宁锦、京师“三大战役”，袁与朝廷关系、袁与后金关系、袁与孙承宗和祖大寿等同期将领关系；明末党争等热点问题；而且还延伸至袁崇焕的政治和军事失误、个性与品格张扬、遗诗整理探析、故里传说轶闻、袁氏家谱碟和遗物考证、各类史料勘误辨伪、袁崇焕后人今况，等等。其涉及范围之广，研究内容之专精，都令人叹为观止。近40年来不仅研究文集一再出版，而且研究论文、评论、文学作品等纷纷见诸于各类书报、影视、网络媒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某些历史类图书“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现象，为学术发展和人们认识、评价、研究袁崇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文学艺术方面

“袁崇焕现象”不仅在史学界成为热点，其高尚品质与旷世悲剧、苍凉悲壮的英雄事迹也激发了文学工作者的热情和兴趣。他们对袁崇焕进行了再认识、再思考、再演绎，创作出一批具有时代意义的文艺作品，为借鉴历史、解放思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建设和谐文明社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仅列代表性作品于下。

3．1袁崇焕题材文学作品简介(见表1)

石瑞良编著的《袁崇焕诗词赏析》辑录了袁崇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内容、不同艺术风格的诗词77首。编著者试图从文化的视角诠释袁崇焕，对诗作进行了细致地核勘、析解，进而解读袁崇焕的真实心理(再版中加入了最新发现的袁崇焕遗诗2首)。此书是我国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袁崇焕诗集注解，它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对探索明末清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较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

借助互联网蹿红后，再分别由长征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窃明》(灰熊猫著)，则以另类的风格对袁崇焕进行了演绎。它抓住市场热点，引导大众参与对袁崇焕冠以“英雄”和“汉奸”之争，其最大的特点是对袁崇焕贬多于褒。

值得一提的还有梧州人文丛书系列的《袁崇焕》。这本由袁崇焕家乡学者编辑出版的文集，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笔触展示了袁崇焕不为世人了解的一面。它征集的21幅袁崇焕故里文物等珍贵照片而使此书更具资料性意义。书中第1辑“袁崇焕传”、第3辑“故里轶闻”等文献亦为第一次面世，其内容填补了袁崇焕青少年时期的文献空白，极具研究参考价值。

出于对故里英雄的崇敬、追忆以及延续地方文脉的需要，通过20多年的努力，广西藤县图书馆建立了“袁崇焕专题文库”。收集了《袁氏族谱》《藤县历史人物图文集·袁崇焕》《藤县历史人物袁崇焕事略》(视频资料)等130多种与袁崇焕相关的文献，保存有与袁崇焕故居、家族、遗物、墓葬等有关的图片、袁崇焕故里纪念邮票(稿)、袁崇焕故里明信片(稿)等jpg格式照片290幅。另外还有虽未经正式出版却极为珍贵的、由研究者深入袁崇焕故里采风而留存下来的第一手素材。这些独具特色的地方文献，对袁崇焕的身世、思想性格、家族脉络、早期活动及督师故里的人文习俗的研究，都是极好的资料。

3．2袁崇焕戏曲、影视艺术文献简介

京剧电影《袁崇焕》，2009年改编自同名历史京剧；以于魁智(饰袁崇焕)领衔的同名京剧原班人马出演，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的京剧魅力。《袁崇焕》张扬“老耳朵、新眼睛”的创作理念，在保持传统京剧唱腔特色的同时，不仅让老戏迷听得过瘾，还通过新颖的表演形式让年轻观众看得新鲜。

而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推出的《明亡清兴六十年》视频讲座，让清史专家阎崇年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讲述袁崇焕的人生历程。讲座通过电视这个强有力的传播媒体，以历史视野为背景，以历史事件为线索，用不断设置“悬念”的方式解读袁崇焕，让更多民众正确认知袁崇焕。

4结语

从明末至今，特别是近49多年来，研究袁崇焕的著作百花齐放，可谓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一些方面的史料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和论证，或说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袁崇焕爱国思想、远大抱负和军事谋略形成的深层次原因；青少年时期求学生涯、济世扶危事迹的史料挖掘；他出仕之前曾以豪士自许、喜与学友纵论兵戈战阵之事的历史因由；其故居旁“跑马场”遗址(因袁崇焕青少年时策马、训练而形成并保存至今)，与袁崇焕后来“单骑出关”的性格暗示，以及京都被后金包围之时他亲率宁远九千铁骑昼夜驰京、并在广渠门大败后金骑兵运用的精良骑术和排兵布阵战术有无因果关系；还有《明史》中记述他在广西田东、泗城州、龙英州招募到辽东前线的六千“广西狼兵”等方面的史实，仍有待深入研究。相信通过今人的不断努力，在今后的文献著作中还会有更多的收获。

[参考文献]

[2]张延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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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灰熊猫．窃明[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

研究综述篇四

摘 要：话语标记是口语交际中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本文回顾了国内外话语标记的研究现状，指出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已逐渐从句法、语义转向认知。国内的研究，除了直接继承国外相关理论，还引入了其他最新理论并获得了新的发现。

关键词：话语标记 篇章 认知

话语标记曾被认为是口语中的“填充语”（filler），最初并未得到重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语用学等学科的确立与发展，话语标记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一、国外话语标记研究

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篇章角度;二是认知角度。

篇章角度的研究，就是根据话语标记的篇章特征分析其语篇功能，探讨其与连贯之间的关系。schiffrin是话语标记研究的代表学者，她的discourse markers（1987）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话语标记的专书。她对话语标记的定义是：切分话语单位的顺序性依附成分（sequentially dependent elements which bracket units of talk）。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话语标记的作用是切分话语单位;话语标记是一种顺序性依附成分，与话语组织的序列有关。fraser（1999）认为，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主要体现在前后话语之间的某种联系上，它们的核心意义是程序性意义，为话语理解提供方向以引导听话者识别话语的前后关系。这种功能类似于某种双位关系，在其所在的话语片段和前述话语片段之间添加某种联系。这些研究主要考虑话语标记在“相邻语对”（adjacency pairs）之间的连贯作用，不太注意话语标记的情态、语气等语用功能，也未能揭示话语标记存在的认知理据。

从认知角度研究话语标记的集大成者是blackmore，其研究是在sperber&wlilson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的框架下进行的。blackmore（1992）指出，关联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它能揭示出话语标记存在的理据：一方面，说话者总会最大程度地表述话语信息，以便让听话者付出最小的努力。为此，说话人会通过某种附加形式去制约或引导听话者，以帮助听话人寻找话语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听话人为了更好地解读话语，必须将这类附加形式和话语信息相结合，最终达到正确理解说话人意图的目的。话语标记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机制。blackmore还指出，语言对两种意义进行编码：一是概念意义，概念表征被编码后，进入语用推导;二是程序意义，这是一种制约信息，影响语用推导。话语标记编码的不是概念意义，而是程序意义，话语标记研究的目的在于描述它们在语用推导中的作用。

二、国内话语标记研究

在汉语传统语法中，话语标记常被视作一种句子成分，称为插入语、插语、插说等。廖秋忠（1986）是国内最早进行语篇分析的专家，他率先从篇章层面入手，将插入语称作“篇章连接成分”。自2000年以后，国外“话语标记”这一术语和相关理论逐渐被引介到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这类语言成分上。

（一）连贯理论、关联理论的继承

冉永平（2000）将话语标记界定为“在话语中起语用作用的词语或结构”，话语标记为话语理解提供信息标记，具有对话语理解起引导作用的程序性意义，从整体上对话语的构建或理解产生影响，具有动态的语用特征。刘丽艳（2005）将话语标记界定为：互动式口语交际中所特有的一类功能词（或短语），在句法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口语交际中没有概念义，只有程序义，其功能体现了认知主体的元语用意识。莫爱屏（2004）、朱铭（2005）指出关联理论对话语标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探讨话语标记的使用和关联的重要关系。近几年来，较多的学者从连贯的角度研究话语标记的连接作用。

（二）语用学理论的运用

于国栋、吴亚欣（2003）根据语言顺应理论，指出话语标记的使用是说话人对语境的一种顺应，是构建语篇和促成交际的重要手段。霍永寿（2005）探讨话语标记在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中的调节功能。李秀明（2006）运用元语言理论对汉语语篇中的“元话语标记”（meta-discourse markers）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指出，元话语是指对命题态度、语篇意义和人际意义进行陈述的话语。许静（2007）探讨了话语标记的元语用功能。马国彦（2010）讨论了元话语标记作为主文本，接纳发话者自己的话语为互文本的自互文结构。乐耀（2011）通过对“不是我说你”这一类话语标记的具体考察来论证言语交际中的主观性范畴和语用原则之间的互动关联。袁伟、冯晓晴（2012）阐述具有委转功能的对比语用标记“其实”的语义功能，并根据traugott的（交互）主观化斜坡假说提出委转类标记有一个由低主观到主观再到交互主观的历时发展过程。

（三）语法化等理论的运用

从来源上看，话语标记大多是意义实在的语言结构的虚化。因此，运用语法化、词汇化、主观化等理论探讨话语标记的来源和形成过程也是学者们研究兴趣之所在。

方梅（2000）认为，弱化连词具有话语组织和言语行为功能。高增霞（2004）指出，话语标记“回头”在连动语境中发展为只表示一种步骤意义，体现了说话人组织话语的痕迹。董秀芳（2007）运用词汇化和语法化理论探讨了话语标记“谁知道”和“别说”的来源。张德岁（2009）分别从“你”的泛化和“想”的虚化两个方面考察了话语标记“你想”的虚化和形成机制。殷树林（2009）指出“这个”和“那个”的话语标记用法来源于其定指用法。

刘顺、殷相印（2010）、李慧敏（2012）等考察了“算了”等“x了”形式的语法化。在此基础上，张国宪、卢建（2011）将“x了”中的“了”视为是一种再语法化现象，重点考察其演化路径以及再语法化的后果。

李思旭（2012）结合“别说”“完了”“就是”三个话语标记探讨了话语标记与词汇化、语法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话语标记与副词、连词之间的纠结等理论问题。张田田（2012）探讨了即将成为话语标记的句法结构“管他”的连词化与标记化。

这些研究借鉴国外的语法化理论，探讨了汉语话语标记语法化和词汇化的规律和特点，获得了不少重要的认识。董秀芳（2007）还总结了汉语话语标记形成过程的共性。也有学者对话语标记的演变是语法化和词汇化的说法提出质疑，如李宗江（2010）以“我说”类话语标记为例，认为由短语或小句变为话语标记既不是典型的语法化过程，也不是典型的词汇化过程。

（四）其他研究角度

一是跨语言对比的角度。王红、葛云峰（2004）对比了英语和汉语中的重构性话语标记“namely”和“即”。邱明明、王吉民（2008）比较英汉话语标记的宏观功能。林素娥（2012）指出，新加坡华语“懂”的常见搭配发展为表现言谈主体元语用意识的话语标记。

二是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如郭风岚（2009）发现话语标记“这个”和“那个”的使用情况与说话人社会化程度的深浅有关。吴艳、余民（2012）探析访谈节目中“然后”一词的功能、使用条件和形成动因。王丹荣（2011）考察了“的说”和“你懂的”的话语功能、结构变化和发展途径。

三是语料库的方法。譬如，何安平、何曼菲（2003）、吴钰（2006）、陈细竹、罗凌（2012）等利用语料库研究了中国学生使用英语话语标记的情况。汉语方面，刘丽艳（2005）自建语料库对话语标记“你知道”“不是”等进行研究;许家金（2008）建立“城市青少年汉语口语语料库”研究话语标记“那（个）”。

另外，部分学者将一定的注意力集中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话语标记的研究上。包敏娜、华沙宝（2011）探讨影视剧语料库中的蒙古语话语标记的标注问题;刘探宙、石定栩（2012）研究烟台话中不带指示词或数词的量词结构;刘杨（2012）讨论影响方言话语标记的语境因素。

三、结语

综上所述，国外话语标记的研究已逐渐从句法、语义转向认知，以揭示其心理理据。国内的话语标记研究，除了直接继承国外的连贯、关联等相关理论，还大胆引入了言语行为、元语言等理论，并通过运用语法化、类型学等最新理论，获得了新的发现。此外，还有意识地借鉴了社会语言学、语料库的方法。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也经历了从宏观到个案、从单一语种到多语种对比等变化。另外，也有学者对方言话语标记和少数民族语言话语标记的研究作了大胆的尝试。

（本论文得到宁夏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sk13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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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丽 宁夏银川 宁夏大学民族预科教育学院  750002）

研究综述篇五

【摘要】从国外学者20世纪80年代提出组织德性概念，组织德性已成为组织行为学领域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本研究旨在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明晰组织德性的定义，分析组织德性的结构和测量方法，进而探讨有关组织德性相关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组织德性;定义;测量;作用机制

一、组织德性的定义

组织德性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以下看法。cameron和caza（2002）认为，组织德性可看作组织的一种储备、状态和能力，能够引起正向偏差行为，是促成组织积极行为的关键因素。cameron等（2004）觉得，组织德性同“组织在处于最佳状态时渴望成为什么”相关，能够透过组织及个体行为、组织架构、组织制度、组织程序及组织文化体现出来。chun（2005）提出，组织德性体现出的是组织的一种伦理性格特性，其与组织的价值观契合，且可借助在日常业务活动中的表现展示出来，能够提升组织外部及内部利益攸关者的满意度。peterson和park（2006） 指出，组织德性区别于个人品德的简单呈现，是一种经过空间及时间检验的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道德特性，它不是组织内每个成员道德品质的简单加和。刘云（2012）认为，组织德性作为组织整体的伦理性格特征，可通过个体或集体行为、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以及鼓励个人德性行为的组织政策和程序体现出来。bright等（2014）觉得，组织德性是组织作为一个拥有合理体制、架构、程序和文化的统一整体本身所具备的道德特性。闫茂伟（2016）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从伦理学的视角将组织德性界定为既能使组织品质好又能使组织功能卓越的组织所具备的一种优秀道德品质，并论证了组织德性“使动性”和“能动性”的双重属性的统一性。

从国外学者上世纪80年代提出组织德性概念，到国内学者21世纪初开始涉足组织德性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对组织德性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向纵深推进。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各类新兴的组织形态也在不断涌现，以企业为主体的各类社会组织越来越注重协同与协作，对组织德性的研究必将随着组织形态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延展和深化。

二、组织德性的结构与测量

通过对之前的文献回顾发现，murphy（1999）从跨国营销的角度指出，组织应该主要具备五个德性维度，即正义、公平、信任、尊重和同情。cameron等（2004）通过对跨行业的多个企业员工从德性词汇清单勾选词汇调研的方式，归纳总结出包含宽恕、信任、正直、乐观和同情5个核心维度的组织德性量表。peterson和seligman（2004）通过研究提出包含智慧、勇敢、人性化、公正、克制和卓越6个核心维度及24种品格的组织德性模式。chun（2005）通过对多个行业近160家企业2000多份有关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提炼分析，最终形成了正直、同情、温和、勇敢、尽责和热情6维度包含24个具体条目的量表。

刘云（2015）对cameron等（2004）提出的宽恕、信任、正直、乐观和同情5维度量表运用中国企业样本进行了跨文化印证，印证结果表明该量表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也拥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目前该量表被国内较多学者采用。

三、组织德性的作用机制及相关研究

通过查阅以往的文献发现，在个体层面，组织德性是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重要因素，比如组织德性具有使员工自我强化的放大效应，进而促进员工积极情绪并引起美德行为的发生，通过在组织内部的扩散最终提升组织绩效（cameron et al， 2004），同时，该研究还表明，企业裁员通常会造成员工的不安全感、落魄感和不公平感，对员工造成较为严重的心理伤害，裁员的过程伴随有职工的气愤、指责、不满报复和自利行为等，最终对组织绩效有负面影响，因此企业的裁员行为是非德性的。组织德性还是影响企业员工情感的重要因素，比如员工对公司的满意度、情感依恋度、忠诚度和工作安全感（chun， 2009），员工对公司的幸福感体验（rego，2010），员工的尊重感及本身的自豪感（tsachouridi &nikandrou，2016）。组织德性还会对挑战性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积极正面影响，明确乐观的组织愿景和开放融洽的组织氛围可以激发员工的挑战型组织公民行为（王雁飞，王浩桐和朱瑜，2019）。在组织层面，组织德性可以修复组织遭受的挫折，增强组织韧性，促进企业组织绩效在经受裁员事件等挫折时的恢复（bright et al， 2006）。

综上所述，情感依赖、工作满意度、安全感、幸福感、忠诚感等均与组织德性有正向显著关系，由此可知组织德性有助于创造社会和企业和谐道德的形象，有助于企业培育高尚的道德品质，因此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诚信企业，首先应该从培育组织德性做起。同时，组织德性从个体层面显著影响员工情感、工作绩效和挑战性组织公民行为，从组织层面对组织绩效也有明显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组织战略目标的达成和基业长青。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