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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产通报的因素篇一
;摘 要：本文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结合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具体特点，以煤矿企业为例，探讨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基于大样本在线问卷调查的数据，采用二元probit离散选择模型，对所在省份、所有制、开采类型等7类34个决策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与参数估计。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不管是首次投保，还是续保，煤矿都很关注政策性因素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产品的风险补偿能力，并取决于决策人对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认知和重视程度;首次投保时，保险公司营销力度和企业之间的比较心理较为重要，但续保时这些因素就变得不再显著。
关键词：安全生产责任保险;probit;事故预防技术服务
一、引言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下简称安责险）是保险机构对投保的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有关经济损失等予以赔偿，并且为投保的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服务的商业保险。安责险是在综合分析工伤保险、相关商业保险、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相关行业强制保险等交叉险种和制度利弊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安全生产工作实际设计的一种新型商业保险产品，它不但具有赔偿功能，还具有事故预防和支持社会治理的特殊功能，是我国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
2016年12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明确要求在煤矿等八大高危行业领域强制实施安责险制度。但在实践中，我国煤矿安责险的投保率仍然比较低，煤矿投保热情不高，实施效果与期望有一定差距。因此，有必要对煤矿安责险市场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煤矿是否投保安责险的主要决策变量，进而找到煤矿安责险发展的关键环节，这对于有效支撑安责险增量扩面，更好发挥安责险的事故预防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安责险发展的时间不长，特别是强制实施安责险的时间不长，相关研究成果较为匮乏，专门研究煤矿安责险的文献更少。主要研究成果有：刘畅（2009）[1]、曹超（2010）[2]、张贤凯等（2010）[3]、杨一帆（2010）[4]、闫春（2011）[5]、张景钢和项小娟（2018）[6]研究了煤矿安责险的费率定价问题;李康乐（2008）[7]总结了安责险与煤矿现有保障体系的区别，以及该险种自身的特色，分析了该险种的销售策略、实施方式、运营主体、相关配套设施和制度环境;王弓和叶蜀君（2012）[8]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煤矿保险市场低迷的原因。总体来看，目前尚没有对我国煤矿安责险基本现状的系统性调查研究，也没有成果从煤矿的角度去研究其选择偏好，国内学术界对安责险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本文利用大样本在线问卷调查的数据，使用二元probit离散选择模型对影响煤矿投保安责险的各种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探究它们对投保决策的影响程度，并使用模型估计结果建立煤矿安责险投保决策模型，同时对首次投保决策模型和续保决策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论能够为制定完善有关政策提供定量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模型
企业做出一项采购决策，会受到内部需求、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同样，煤矿是否投保安责险不仅仅由企业的主观因素决定，外界环境也对其决策有不可或缺的影响。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tcb），结合安责险的具体特点，認为煤矿是否投保安责险的决策行为，受到需求、认知、偏好、投保意愿、预算约束等因素影响，由此提出煤矿投保安责险决策过程模型（见图1）。
（二）变量选取
基于煤矿投保安责险决策过程模型，选取如下被解释变量和潜在解释变量来分析煤矿对安责险的投保决策。
被解释变量：投保决策，即煤矿是否投保安责险，记为pd。对煤矿而言，对安责险的投保决策只有两个结果，即投保与不投保。显然，投保决策为二元离散变量，使用1表示投保，0表示不投保。pd的取值与投保概率有关，投保概率记为pdr。本文采用朴素临界值法，当pdr0.5时，说明投保概率较高，pd取值为1;当pdr≤0.5时，说明投保概率较低，pd取值为0。
1. 煤矿基本特征类决策变量描述。此类变量包括省份、所有制、开采工艺、核定生产能力、井下单班作业人数、年净利润6个指标，其中，省份记为province，指煤矿所在省份，由于全国共有25个产煤省及直辖市，指标变量取值采用1—25的数值来测量，共25个数值;所有制记为ownership，指煤矿的所有制性质，国有或国有控股记为1，民营或民营控股记为0;开采工艺记为mintypes，指井工煤矿或露天煤矿，井工煤矿记为1，露天煤矿记为0;核定生产能力记为capacity，以万吨/年为单位，以10、30、60、120、600、1000为分类标准，分为7档，分别用1—7的数值来测量，共7个数值;井下单班作业人数记为workers，以人为单位，以100、200、300、400、600、800、850为分类标准，分为8档，分别用1～8的数值来测量，共8个数值;年净利润记为profit，以万元为单位，以0、1000、5000、10000、30000为分类标准，分为6档，分别用1—6的数值来测量，共6个数值。
2. 煤矿安全生产风险类决策变量描述。此类变量包括灾害严重、井下用人多、技术装备落后、安全管理薄弱、人员安全素质和专业技能不足、产能紧张、其他安全生产风险、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安全生产诚信名单、近三年事故发生情况等10个指标，其中，前7个指标分别记为disaster、larworkers、equipment、management、skill、ticapacity、othrisks，指煤矿对自身安全生产风险的认知，指标取值为1或0，如果煤矿认为自身存在此风险，取值为1;如果认为不存在此风险，取值为0。
其中，被解释变量“煤矿是否投保安责险（pd）”的样本分布数据显示，有1086处煤矿投保了安责险，占样本总数的32%，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煤矿安责险的投保率较低。本文将投保安责险的煤矿进一步细分为两种类型：首次投保安责险、续保安责险;将没有投保安责险的煤矿也进一步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未投保过安责险，另一种是以前投保过安责险，但目前没有续保。分别统计这几种类型的煤矿数量，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在投保安责险的1086处煤矿中，续保煤矿占样本总数的22%，比首次投保的煤矿多10%;在没有投保安责险的2341处煤矿中，多数都从未投保过安责险，以前投保过安责险、但目前没有续保的煤矿仅占样本总数的8%，可见，我国煤矿安责险的续保情况较好。
四、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初始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使用stata se中的probit模型估计方法，以pd为被解释变量、常数项，province等34个决策变量为解释变量，对异方差采用稳健标准误的怀特修正，得到表4所示的输出结果。
从表4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所有制、井下用人多、技术装备落后、安全生产诚信名单、近三年事故发生情况、政策法规认知度、政策法规约束、政策法规激励、政策性补贴、保险责任和额度、投保服务、风险预期、领导重视程度、自主决策权、保险营销力度、从众心理等16个解释变量，在1%统计水平上对投保决策具有显著影响。
年净利润、其他安全风险、井下单班作业人数、核定生产能力、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综合性价比、人员安全素质和专业技能不足、开采工艺、资金保障、安全生产管理薄弱、产能紧张、事故预防服务、费率浮动机制等13个解释变量，对投保决策没有显著影响。
考虑实际情况，此结果有可能是由于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造成的，所以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来检验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及相关性问题，并依据各解释变量的经济意义，对相关变量进行剔除、加总等操作。
（二）使用probit模型进行二次回归
由于初始模型的解释变量数量较多，为识别主要解释变量，仅保留在1%统计水平上对投保决策具有显著影响的16个解释变量，剔除年净利润等18个解释变量，建立式（2），并进行二次回归。
同样使用statase中的probit模型估计方法，以pd为被解释变量、常数项，attention等16个决策变量为解释变量，对异方差采用稳健标准误的怀特修正，得到表5所示的输出结果。
从表5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除了近三年事故发生情况这一解释变量之外，其余15个解释变量均在1%统计水平上对投保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剔除变量近三年事故发生情况，继续对模型进行修正。
（三）使用probit模型进行三次回归
根据二次回归的结果，建立式（3）如下：
继续使用probit模型估计方法，以pd为被解释变量、常数项，attention等15个决策变量为解释变量，对异方差采用稳健标准误的怀特修正，得到表6所示的输出结果。
该方程表示，当综合评价各指标已知时，代入方程，可计算某煤矿单位是否会投保的概率。变量pdr的数值越大，表示某煤矿单位投保的概率越大;变量pdr的数值越小，表示某煤矿单位投保的概率越小。保险公司可以据此计算煤矿单位的投保概率，为制定科学的市场营销策略提供参考，并选择投保概率较大的煤矿进行市场拓展。
利用离散选择模型拟合优度检验公式，计算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0.5377，可以判断上文所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四、首次投保决策模型与续保决策模型比较分析
续保率是反映安责险投保情况的重要指标。能否维持较高的续保率，决定了安责险能否持续稳定发展。为更加深入分析影响煤矿是否投保安责险的决策变量，按照同样方法，采用二元probit离散选择模型，分别建立首次投保决策模型与续保决策模型，并與煤矿安责险投保决策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相互比较分析。
可见，在首次投保决策模型中，有14个解释变量在1%统计水平上对投保决策具有显著影响，按照它们对投保结果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分别为：领导重视程度、保险责任和保险额度、风险预期、政策法规约束、保险营销力度、政策性补贴、政策法规认知度、费率浮动机制、政策法规激励、从众心理、自主决策权、技术装备落后、安全生产管理薄弱、所有制;在续保决策模型中，有6个解释变量在1%统计水平上对投保决策具有显著影响，按照它们对投保结果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分别为：保险责任和保险额度、政策法规认知度、领导重视程度、政策法规激励、所有制、安全生产诚信名单。
由此可知，首次投保决策模型、续保决策模型、煤矿安责险投保决策模型这三个模型的解释变量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不管是首次投保，还是续保，煤矿都很关注政策性因素和安责险产品的风险补偿能力，并取决于决策人对安责险的认知和重视程度;首次投保时，保险公司营销力度和煤矿之间的比较心理较为重要，但续保时这些因素就变得不再显著。
五、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模型的稳健性，本研究从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湖南省、贵州省各选1处煤矿，对其安责险投保决策进行了调研。这6处煤矿位于全国比较典型的几个产煤区，涵盖了不同所有制、开采工艺、产能水平、利润水平，因此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相关调研数据如表7所示。
排序后为pdrc2pdc6pdrc1pdrc5pdrc3pdrc4。实际调研结果为，煤矿c1、c2、c6投保了安责险，煤矿c3、c4、c5没有投保安责险，该结果与本文模型推算的结果一致，这表示本研究建立的模型较为可靠。
六、结论与建议
（一）煤矿最关注安责险的风险补偿功能，对事故预防功能也较为期待
模型显示，事故预防技术服务对投保决策影响不显著，这并不是说事故预防技术服务不重要，恰恰相反，煤矿对安责险的事故预防功能较为期待。本研究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安责险的风险补偿功能、事故预防功能、信用背书功能、形象提升功能这4大功能中，有72.02%的煤矿最关注安责险的事故预防功能，关注比例较高。之所以事故预防技术服务对投保决策影响不显著，本研究认为，主要原因是安责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配套的政策、规范、平台、资源尚不完善，导致这项工作没有有效开展，安责险的事故预防功能没有发挥出来，所以煤矿对这项服务没有形成体验、对比和评价，当然也就不可能影响投保决策。
模型还显示，保险责任和保险额度、风险预期、技术装备落后、井下用人多等风险类因素对投保决策影响显著，这说明煤矿对安责险的主要诉求仍然是风险补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86.66%的煤矿最关注安责险的风险补偿功能，多于关注事故预防的煤矿，这与模型的结论一致。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分别有97.92%、36.99%的煤矿投保了工伤保险和意外险，而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其他险种的投保比例仅有7.93%、3.58%、7.85%，这说明目前煤矿投保的险种较少（主要是工伤保险和意外险）。为提高安全风险保障能力，煤矿可能会希望通过安责险解决风险补偿的问题。
（二）煤矿对安责险的投保行为高度依赖国家政策
模型显示，政策法规类的4个变量均对投保决策影响显著，说明煤矿对安责险的态度和投保行为高度依赖国家政策，政府的推动对于安责险发展至关重要，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北京、山东、江苏常州、广东佛山等地在实施安责险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中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应急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安责险，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出台专门政策，将相关要求纳入监管、许可、执法过程中，保证了各项政策落地生根。
我国煤矿安责险的投保率较低，一定程度上说明各地政府主管部门对安责险的认识不统一，重视程度不够，激励约束政策不足，宣传组织推进的力度不大，未对安责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保险公司专业能力、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建立成熟完善的技术规范，未将安责险推进工作纳入安全监管监察体系，所以煤矿对安责险的强制性不够了解，积极主动投保的意愿也不强。
（三）安责险产品消费市场不够成熟
模型显示，保险营销力度、投保服务对投保决策影响显著，费率水平、综合性价比对投保决策影响不显著，说明煤矿对保险产品的选择更多依赖于保险公司营销和国家政策等外部因素，他们对费率水平、性价比和服务等产品品质因素并不敏感;这进一步说明，安责险产品消费市场不够成熟，煤矿投保安责险的内生动力不强，安责险市场竞争还处于低层次的价格竞争和营销竞争，这不但容易损害保险公司的经济利益，还使投保煤矿难以得到优质的保险服务。
目前，无论是大型煤矿，还是中小型煤矿，都存在对安责险认识不足的问题。大型煤矿或煤炭企业集团往往倾向于采用风险自留的方式承担各种生产事故损失，尤其是风险较小的煤矿或煤炭企业集团。这是由于大型企业规模较大，对于事故赔偿和行政处罚的承受度较高，对通过保险手段转移各类风险重视不够。而中小型煤矿，尤其是风险较小的煤矿，通常对责任风险存在侥幸心理。
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加大组织推动力度，制定煤矿投保安责险的激励约束政策。修改《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将安责险保费纳入煤矿安全费用使用范围;将安责险投保情况作为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生产诚信等级等评定的必要条件，作为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风险分类监管，以及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重要参考;各地区在安全生产相关财政资金投入、信贷融资、项目立项以及相关产业扶持政策等方面，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投保安责险的煤矿;各地区视条件给予适当保费补贴、税收优惠等降低投保成本的政策。
另一方面，提升安责险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吸引力。只有让投保煤矿切实感受到安责险产品和各项服务的好处，才能逐渐培养他们对安责险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使投保安責险从外在强制变成内在需要，从而使安责险市场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要做好安责险方案设计，从产品内容上充分体现安责险相对于其他商业险种的保障、价格、服务等优势;通过附加条款完善扩充安责险保障责任范围，使安责险具备完整的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等功能，一站式解决企业需求并避免增加成本;要建立以事故预防技术服务效果为导向的安责险业绩评价机制、失信惩戒机制和市场进入退出机制，通过保险公司自评、主管部门考评、第三方机构评估相结合，加强监督、监管和检查，激励保险公司把心思用在提升服务上，积极探索创新事故预防技术服务的有效模式与方法，以化解风险的高水准服务赢得煤矿企业和市场的肯定，实现保险公司和煤矿企业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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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62个村的280位农牧民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于田县农牧民生产生活出现困难诉求的影响因素，探讨进一步解决农牧民生产生活困难的对策与建议。结果显示，婚姻状况、饲料是否充足、参加培训的次数、住房条件等变量对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正向影响显著;家庭人数、年收入是否稳定、主要收入来源、牲畜家禽的作用、农产品销售是否顺利、是否有农牧业机械对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负向影响显著。为此，提出了解放劳动力、加强农牧民技术培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完善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qin shan-qi，zhang ye，liu jun-yan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urumqi 830052，china）
貧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极其严峻的现实问题[1]。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针对精准扶贫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整改，深入推进精准脱贫各项工作，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2]。
新疆作为西部最大的省区，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南疆四地州。贫困问题是新疆南疆地区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最突出的短板，是最主要的矛盾之一[3]。于田县位于南疆四地州的和田地区东部，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贫困县，全县辖13个乡、2镇3场170个行政村。全县总户数80 252户，总人口277 406人，其中维吾尔族272 214人，维吾尔族占总人口的98%;在人口构成中，农业人口231 547人，占总人口的83%。于田县主要产业是以羊、牛、鸡养殖为主的畜牧业和以大枣、核桃、杏、葡萄、肉苁蓉（大芸）、红花、雪莲为主的种植业[4]。
截至目前，于田县脱贫攻坚取得了一定成效，减贫任务实现预期，农牧民的收入和保障水平明显提高，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是部分农牧民还存在一些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诉求，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升农牧民的生产生活质量，确保脱贫攻坚工作的顺利实施，更好更快地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对于新疆发展经济、巩固边疆稳定以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
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1.1 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19年4月在和田地区于田县所做的实地调查，样本涵盖于田县14个乡镇62个村280户农牧民。调查共发放了280份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80份，问卷有效率达到了100%。
1.2 樣本描述
1.2.1 农牧民基本家庭情况 参与调查的农牧民中，贫困户占被调查者总数的76%，一般户占24%。贫困户中脱贫户占46%，未脱贫户占29%，返贫户占1%。其中缺技术致贫的占比31.5%;缺土地致贫的占比28.4%;因病致贫、缺劳动力致贫、因残致贫的分别占比12.0%、8.9%和6.8%;因学致贫、因灾致贫、缺水致贫、缺资金致贫、交通条件落后导致的贫困以及自身动力不足导致的贫困共占12.3%。
和田地区是维吾尔族聚集区，此次被调查的农牧民全部为维吾尔族，大多为青壮年且文化程度不高。其中40～59岁的人数占比较多，达到53.9%;20～39岁人数占30.4%;60岁以上的人数占15.7%。受访者小学与初中文化水平的人数较多，分别占73.6%和21.4%;文盲占2.5%;中专及以上占2.5%。
因为受民族、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于田县农牧民家庭人口数普遍偏多。其中家庭成员4～6人的家庭占比最多，占被调查者总数的64.6%，1～3人的占比32.1%，7～10人的占比3.2%。
1.2.2 农牧民存在的生产生活困难诉求 调查显示，农牧民生产上的困难包括劳动力短缺、缺少畜牧种植技术、农用地面积较少以及农产品销售难等几个方面，生产成本较大和水源地较远也是导致部分农牧民生产上出现困难的原因。
许多生活方面困难都是由于缺少资金引起的，比如看病没钱、创业缺本金等。还有一些是务工、就业方面的困难，例如外出务工时的劳资纠纷、想就业但没有渠道、创业缺技术等。部分农牧民家中也出现了孩子上学交通不便、就医信息掌握不全面、旧房拆除、家庭纠纷等困难。
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2.1 模型设定
则农牧民产生生产生活上困难诉求的概率为：
式中，xi表示影响农牧民产生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第i个解释变量，k为解释变量个数，α为截距项，βi为xi的系数，反映该变量对农牧民产生生产生活的困难诉求影响的方向及程度，通常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求得。农牧民产生生产生活的困难诉求的概率与农牧民没有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概率比值为事件发生比p（y=1）/[1-p（y=1）]。e 反映解释变量xi每变化1个单位所引起的事件发生比变化的倍数。
2.2 变量选取
影响农牧民出现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诉求的因素有很多。根据研究目的，以农牧民生产生活上是否存在困难诉求作为因变量（y），取值为0或1（生产生活上存在困难诉求，定义y=1;生产生活上不存在困难诉求，定义y=0）。自变量主要归为以下4类：第一类是个体因素，包括主要劳动力受教育情况、婚姻状况;第二类是家庭因素，包括家庭人数、家庭年收入、家庭收入是否稳定、主要收入来源;第三类是生产因素，包括耕地面积、牲畜家禽的作用、饲草料是否充足、农产品销售过程是否顺利、是否有农牧业机械;第四类是生活因素，包括参加培训的次数、学生上学是否便利、住房条件、医疗是否有保障、缺水程度。各个变量的名称、赋值及含义、均值、标准差见表1。
3 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估计结果
运用spss 20.0统计分析软件对农牧民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从模型整体检验的各统计量来看，模型的卡方值为147.438，所对应的概率值为0.000，cox & snell r2和nagelkerke r2分别为0.238和0.319，对数似然值为594.928。这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hosmer-lemeshow检验的卡方值为7.372，显著性概率值为0.497，整体模型的适配度佳，可用于具体分析。
3.2 模型结果分析
3.2.1 个体因素对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影响 婚姻状况显著正向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即农牧民的婚姻状况越差，越有可能出现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诉求。对农牧民希望改善的生产生活情况的调查显示，有部分农牧民选择了有情感方面的需求。与已婚且婚姻状况良好的农牧民相比，有离异、丧偶或未婚情况的农牧民对情感需求有着较强烈的渴望。一个人生活太孤单、渴望组建一个家庭等都是农牧民的诉求。相较于情感生活不圆满的农牧民来说，婚姻美满、家庭和睦的农牧民情感生活幸福指数较高，出现生活方面困难诉求的概率不高。
回归分析显示，主要劳动力受教育情况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影响不显著。
3.2.2 家庭因素对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影响 家庭人数显著负向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即家庭人数与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呈负相关关系，家庭人数越多，越容易出现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诉求。于田县是维吾尔族聚居地区，受民族传统等原因的影响，南疆农村地区的维吾尔族家庭普遍有2个及以上的孩子。调查结果显示，被访农牧民家中人口数在4人以上的占比67.8%。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偏多的农牧民家庭，由于老人和小孩不具备劳动能力，家中成年劳动力的负担较重，生活成本较大导致生活压力也会增加。因此，家庭人数越多，农牧民家中负担越大，对是否产生生产生活困难诉求有一定的影响。
年收入是否稳定显著负向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即农牧民家庭年收入越不稳定越容易出现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诉求。造成农牧民家庭年收入不稳定的因素有很多，在调查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上一年家中有成员外出务工但今年在家待业，少了一份工资性收入，二是上一年种植养殖情况良好，收入较多，但当年生产状况不好导致生产经营性收入减少。年收入的不稳定会对家庭的生产生活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导致生产生活质量下降。
主要收入来源显著负向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牧民家庭的收入结构单一，仅依靠种植养殖业等经营性收入较容易出现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诉求。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牧民开始外出务工或在本地就业，提高了家庭的工资性收入;有部分农牧民出租了自己的土地或加入合作社得到分红收益;还有一些农牧民家庭既有种植养殖业收入，也有工资性收入和其他补贴等收入，家庭的整体收入较高，生产生活质量较好。收入来源多样的农牧民家庭产生困难诉求的可能性相对于收入来源单一的农牧民家庭产生困难诉求的可能性较小。
回归分析显示，家庭年收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诉求的影响不显著。
3.2.3 生产因素对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影响 牲畜家禽的作用极显著负向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如果农牧民家中养殖的牲畜家禽仅作为日常食用来源而不产生经济收入的话，这类农牧民家庭极易出现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诉求。调查发现，农牧民家庭养殖的牲畜家禽数量越多，产生的养殖收入就越多，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牲畜家禽作为家庭日常食用，更多的是交易卖出产生经济收入，从而使家庭整体收入提高，经济负担减小，生活状况稳定或越来越好。反之，农牧民家庭养殖的牲畜家禽数量较少，只作为家庭日常食用，这类农牧民家庭不仅没有养殖收入并且还要承担养殖牲畜家禽的成本，生活负担加重，就会出现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诉求。
飼草料是否充足极显著正向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即农牧民家庭牲畜家禽的饲草料越充足，越不会出现生产上的困难诉求。在饲草料充足的情况下，牲畜家禽的生产条件也会非常优越，不存在因为缺少饲草料喂养而导致牲畜家禽死亡的情况，这就大大减少了畜牧养殖方面出现生产困难的可能性。
农产品销售过程是否顺利极显著负向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即农产品销售过程不顺利会导致出现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诉求。农产品与其他产品的最大区别在其存储期短，容易变质，尤其是一些瓜果蔬菜，如果不及时销售出去，必然会遭受损失。调查了解到，农牧民销售农产品时遇到的困难包括销售农产品时没有运输工具;牲畜检验证办理困难;农牧民汉语水平不好，销售时沟通交流不畅;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不稳定;没有统一的收购渠道等。同时，农产品的销售问题也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因此，农产品销售过程是否顺利是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是否有农牧业机械极显著负向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即农牧民家中若没有农牧业生产机械会导致生产生活出现困难诉求。调查显示，55.5%的农牧民家中都有如农用拖拉机、播种机、耕地机等小型农牧业生产机械，这极大限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水平，同时也带动了农牧民家庭经济效益的增加，利于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促进收入增长。而家中没有农牧业生产机械的农牧民，仅依靠传统种植养殖方式很难带动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所以，家中是否有农牧业机械也是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归分析显示，耕地面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诉求的影响不显著。
3.2.4 生活因素对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影响 参加培训的次数极显著正向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即农牧民参与培训的次数越多，出现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概率就越小。增加农牧民收入、提高农牧民的生活质量，是新疆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开展农牧民技能培训是提高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民的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手段。调查显示，85.2%的农牧民参加过培训，如汉语培训、技术培训和就业指导培训等。参加培训的次数越多，农牧民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也就越多，解决生产生活方面困难的途径也就越广。培训也使农牧民的思想方面有了积极的变化，同时也让农牧民的收入获得一定的提高。因此，参加培训的次数也是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住房条件显著正向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即农牧民家中的住房条件越好，出现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诉求的概率就越小。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牧民富裕后，首先要改善居住条件。随着农牧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农牧民对住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逐渐从满足生存需要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住房条件的好坏也代表着农牧民家庭生产生活水平的高低。所以，住房条件是影响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归分析显示，学生上学是否便利、医疗是否有保障、缺水程度等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诉求的影响不显著。
4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对于田县280位农牧民的调查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婚姻状况、饲草料是否充足、参加培训的次数、住房条件等变量对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正向影响显著;家庭人数、年收入是否稳定、主要收入来源、牲畜家禽的作用、农产品销售过程是否顺利、是否有农牧业机械等变量对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负向影响显著;主要劳动力受教育情况、家庭年收入、耕地面积、学生上学是否便利、医疗是否有保障以及缺水程度对农牧民是否存在生产生活困难诉求的影响不显著。
4.2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为更好地解决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困难诉求，使其生产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解放劳动力，提高家庭收入。目前很多劳动力充足的农牧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牧业收入和政策性补贴，务工收入相对偏低，农牧业生产方式比较传统，生产水平不高，稳定增长潜力有限。但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有利于增加家庭收入[6]。村委会可以通过组建合作社，让村中的种植养殖能手将农牧民的土地、牲畜家禽集中看管，每户每月按土地多少、牲畜家禽的数量交纳一定的看管费用，解放出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开展其他项目，不断增加家庭收入。村中若有养老院、托儿所的，村干部可建议将老人和小孩送到养老院和托儿所，解放农村年轻妇女，使她们拥有更多外出务工就业的机会。“一户一就业”可以使农牧民家庭增加收入，达到脱贫标准。
2）加强农牧民培训，提高农牧民技能。于农牧民而言，培训可以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满足自身发展需要，从而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稳定的收入。在农牧民培训结束后，村委会要尽可能多地为农牧民创造就业、务工环境，充分发挥卫星工厂的作用，多渠道联系安排就业岗位，确保现有劳动能力的农牧民家庭持续稳定就业，促进增收。同时村干部还要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农牧民的内生动力，转变农牧民的思想观念，鼓励青壮年农牧民走出家门，外出务工或自主创业。
3）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加大饮水安全资金投入力度，加快供水设施及设备的更新改造;加大道路建设力度，尽快解决道路硬化问题;完善电暖、棚圈、草料地、畜牧技术服务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真正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在县城和村庄中设置线路班车停靠点，安排车辆定点发车，方便村民的交通出行。根据具体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交通、水电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公共服务，降低农牧民生产生活成本，对提高農牧民生产生活的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4）加大推介力度，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村委会要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发展特色产业，打造特色品牌，拓宽向内地销售渠道。也可针对村内产量较大的农产品建立或扩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农产品生产、存储、运输、销售产业的发展，吸纳更多的农牧民入社参股，实现家庭经济收入的增长。于田县已经是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因此更要加快完善“产业+电商+扶贫”发展模式，推动产品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精品化发展，提升农产品影响力及附加值，带动农牧民拓宽增收门路，提高收入。
5）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南疆是地方病、传染病的高发地区，因此，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专业水平显得更为重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医疗设备引进力度，更新落后的医疗设备，提高硬件设施水平;还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卫生人员队伍建设，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教育方式，提高卫生人员队伍专业素质水平，为农牧民提供更安全、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7];同时也要向农牧民宣传、讲解就医服务信息、医疗报销政策等，使农牧民形成正确的就医观念，了解就医流程，减少看病难的情况发生。
参考文献：
基金项目：新疆农业大学基金项目（xc8x2019009）
作者简介：秦善琪（1994-），女，新疆乌鲁木齐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和扶贫发展，（电话）15292883706（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通信作者，张 晔（1972-），女，山东郓城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乡管理与公共治理研究，（电话）13699951500（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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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者的行为和操作等都是决定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的关键性因素，而农药是农业生产中较为常用的提高质量与产量的手段。如果对农药的选择、用法、用量等不能进行合理的把控，會对农作物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进一步规范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是保障农产品生产安全、提高产量的重要方式。本文主要针对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
1 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
1.1 农药的类型及适用范围
目前，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农产品种植通常利用农药和现代化设备来保证生产效率，而在关于农业生产者施用农药选择倾向调查中，有90%以上的农业生产者表示愿意施用农药，这也充分说明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的施用范围非常大;在关于农业生产者施用农药类型相关调查活动中，有接近9%的生产者表示应用高毒高效农药较多，倾向于低毒高效的为86%，低毒低效的则占1.6%。这表明多数生产者都会选择低毒的农药，并已经具有较高的安全意识。不过生产者们则更加重视高效农药，低毒高效与高毒高效类农药占比都高于其他类型。所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多数生产者都会在保证生产效益的基础上尽量选择低毒农药，但仍有部分会选择高毒农药。
1.2 农药施用的认知
在施用农药时，若是施用方法、施用时间、施用量等方面出现不合理操作，都会对农作物生长、周边环境、生产效益，以及人们的健康带来巨大的威胁。通过调查，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都知道农药的不合理施用会带来效益风险，但仍有一部分尚不明确，所以政府机构及其他相关部门还需要进一步为农业生产者普及农药的正确施用方法和农药危害。
2.1 个体特征
农业生产者个体特征条件有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生产经验等各个方面。相关数据表明，个体特征对于不同生产阶段的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都会带来影响。通常情况下，男性的农药施用行为更加标准，生产者年龄越大，越发愿意施用高毒高效农药，而年轻生产者们则更加愿意施用污染程度最小的生物农药。同时，农业生产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所选择的农药浓度就越标准化。除此之外，农业生产者的年龄以及务农经验越丰富，就越依赖自身的务农经验，对于新型农药、生物农药、新型技术的接收程度也相对更低，更加容易导致农药的过量施用。
2.2 种植特征
种植特征主要包括农业收入占比、农产品生产类型、种植规模、农药支出占所有生产流程比例等等。农业生产者的家庭经济情况对于新型农药及技术的选择倾向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农业生产者会结合种植作物特征、自身条件、种植环境等来选择农药和施用方法。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会给绿色农药的采纳程度带来影响，农产品越是商业化，那么农药用量便越高，若是农业生产者将一部分农业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便会格外重视农药的施用残留。农药的施用行为不单单会被生产用途所左右，同时也和种植规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种植面积较大，那么农业生产者需要面对的生产和环境风险便越小。所以，合理地拓展农业生产规模便成为了生产者提高生产效益、规范生产行为以及农药施用行为的重要途径。
2.3 认知特征
认知特征直接关系到了农药施用行为，包含了对农药残留的了解、农药残留的不利影响、大量施用农药对生态环境的威胁等。一些农业生产者因为对农药的认知不足，所以在农药施用行为方面出现各种错误操作，对农药危害的认知也不够深入。而一些对农药残留有着深刻了解的农业生产者，则会对农药知识十分关注，并主动了解农药施用规范及安全隔期。农业生产者对于农药的认知和安全施用农药的了解都会左右其施用行为。通过相关调查分析得知，农业生产者在了解到农业生产许可证以及农药施用规范和农药登记证后，则能够提高对于农药正确施用的关注度，并更加主动地了解自身施用行为上的不足并想要改进，从而提高农药施用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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