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珙县僰人悬棺的传说 珙县 悬崖上的棺材篇一
三国时期,吴国有一位地方官员沈莹,他著有一书《临海水土志》。书中写道:“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州民相似。父母死亡,杀牲祭之,作四方函盛之,饮酒歌舞毕,乃悬着高山岩石间……”由此可见,悬棺是归属于岩葬的3种葬式之一——崖葬的一种葬式。珙县的悬棺为都掌蛮所使用葬式,主要集中在麻塘坝和苏麻湾两处。
麻塘坝是一个狭谷谷底型平坝,约30平方千米,左右绵延耸立着并不太高的山岩,一条叫螃蟹溪的山溪从坝中心潺潺流过,两边悬崖上挂着200余具悬棺。
麻塘坝悬棺分布图
苏麻湾一带长约2千米,平均120多米高的山岩上安放着龛式、挂式、洞式悬棺50余具。苏麻湾与都掌蛮人曾经居住过的家园——石堡寨隔河相向,南广河上游从它们之间缓缓流过。逝者的灵魂时刻观望着这片家园的兴衰沉浮,生者的奋斗精神也寄托在对面的悬崖上。一个是生的居所,一个是死的归宿;而今一个供后人洒泪凭吊,一个供游客探奇访幽。
研究悬棺是叩开宜宾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多少年来,珙县悬棺被称作“千古之谜”,令世人充满猜想;无数专家学者穷经皓首、苦苦求索,已逐渐撩开它神秘的盖头。
(一)悬棺是哪个族人使用的?对川南悬棺族属问题有多种说法。有说是百越民族的一个分支,有说是苗、瑶中的部分部落所为,有说是僚人所为……这些说法多带有推测成分,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加以说明。笔者曾通过个人研究,推论出珙县悬棺为僚人所葬,但也确难加以有力考证。故而笔者认为,一定要在悬棺所属的具体族别上作出准确判断确实比较困难;实际上,悬棺不是特定的哪一个民族所为,而是在特定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在特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和文化信仰追求下一定区域的一类社会群体的一种习俗惯例。
(二)僰人(都掌蛮)为什么要使用悬棺葬?各种资料上有多种说法。其中,归祖说认为悬棺是归祖的象征,至孝说认为悬棺是后人尽孝的表现,保护说认为是当时人们为避免坏人和野兽侵害采取的一种措施,游猎说认为僰人是一个“生以岩为居址,死当以岩为葬所”的游猎群体,显贵说认为“悬葬岩崖,子孙高贵”。还有多种说法,不一而足。
事实上,大量民间事实研究表明,都掌蛮既不是一开始就实行悬棺葬,也不是所有都掌蛮都实行悬棺葬。所以,要为僰人悬棺葬提供一套完整、缜密、精深的学术研究成果,的确非常艰难。
(三)悬棺是怎样放置到高岩上去的?在那“人踪灭”“鸟飞绝”的绝壁悬崖上,今天如果不借助机械方式,要把那么重的棺木放上去也非易事;在科学技术非常落后的古代,人们利用什么方法将几百甚至上千斤重的棺木放上去的呢?目前对这个问题的推测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8种。
1.栈道说。用人力、畜力顺着事先铺设的栈道,把棺材运到放置的部位。但麻塘坝和苏麻湾的悬棺安装之处全是悬崖绝壁,没有缓坡可架设栈道,此说无法实施。
2.水位说。悬棺一般都临水而葬,于是有人说过去水位很高,如今的悬棺处,当时离水面较近,是利用水运放上去的。这种说法难以解释麻塘坝悬棺所在位置,因这里是一片平坝,坝中仅一条小溪,而岩上的悬棺多数距今只有几百年,几百年间水位陡降,却在当地文献资料中毫无记载,这于理不通。
3.搭架说。类似现代工人盖楼房的做法。用竹木从悬崖底部开始逐层捆绑搭成施工架,抬棺人沿着这个架抬上去放置在放棺点。这个说法从表面看似有可能,但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岩崖脚下就是江河(如曹营镇苏麻湾)又怎么搭架?二是如果放一具棺材搭一次架,则工程量太大;如果搭一次架使用多年,则安全性得不到保证。
4.垒土说。用土石垒台至岩崖上中部,凿洞钉桩,从上而下放置棺木,从岩的上部往下部悬葬,逐渐降低土台,最后去掉土台,重重叠叠的悬棺就成了。这与搭架说一样,存在岩崖脚下如果是咆哮的江水,则根本无法实施的问题。
洛表悬棺大王洞
5.升置说。由一部分人在山顶握住绳索一端,另一端甩下悬崖,先将工人拉至预先选好的地点凿好孔,然后将殓好的棺材拉至孔上方,再由工人在棺孔上钉上棺桩,随后将其缓缓搁置在棺桩上。这种说法依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于特别高的岩崖而言,很难制作那么长、那么牢固的绳索;二是如果岩面上部凸出较严重,下半凹进去很多,那么在山顶往上拉棺材会悬在半空中,距凹陷处很远,且不安全,而棺材在半空中重量较大,人站在地面用竹竿等工具平推几乎是不可能的。
6.天梯说。天梯,形容登天的梯子。制作牢固且很长的梯子,利用梯子像爬楼一样把棺材抬上去。按照当时的木匠技术,长一两百米以上的梯子可能还是很难制作,安全性能也较差。
7.钉桩说。即从下而上打孔钉桩,然后在木桩上铺设木板,逐渐上到悬崖顶部(或上中部),从上往下放置棺材,放好棺材后就撤去木板,依次而下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这种说法在兴文县九丝城镇一带似有可能,因为这些地方至今仍残留桩孔,最低的只有1—2米。但珙县麻塘坝的悬棺下部分岩面却没有桩孔痕迹,可见此说存疑。
麻塘坝九盏灯悬棺
8.垂索说。选定葬址后,由置棺人腰缠藤索,从峭壁顶部悬吊而下,附于峭壁上,再从下往上凿孔、加桩,将空棺木垂吊至选好的位置,放在钉好的木桩上;然后如法炮制,从顶部垂吊尸体、陪葬品及保护尸体不被侵蚀的沙子等放入棺中,最后盖上棺材盖,完成安葬。垂索说的依据来自唐代张鷟在其所著《朝野签载》中说,五溪蛮父母死后,置棺木“弥高者认为至孝”,以致形成争相高挂棺木的习俗。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上也说,土僚人死后,悬棺“以先坠为吉”。还有一个真实的案例:1973年9月,福建省武夷山有两个盗取悬棺的盗棺贼,买了几百斤粗铁丝,制成软梯,上端紧绑在岩顶的大树根部,一人把风,一人顺梯下到岩洞。因岩洞深凹,他运足气,荡起秋千,把身体晃进“仙洞”,撬开悬棺取宝,锯棺三截,然后攀梯而上,结果被依法判刑。僰人是否就像盗棺人的做法一样,从上缒下几个葬礼“先行官”,在洞口预先架设数尺栈道,其他人在山顶将装殓死者的棺材缓缓吊坠而下,先搁在栈道上,再由“先行官”推入洞中;因有的洞穴深度不够,所以有些悬棺的小部分还露在外面。从目前来说这种推测好像比较合理一些,但如果遇到岩表中部凹陷特别严重,恐怕“秋千”是荡不进去的。有的山岩顶四周如刀砍斧削,人根本无法上去固定绳梯,更不用说吊人下来。
苏麻湾悬棺
综上种种,每一种都仅是推测,悬棺之谜至今尚未解开。
(四)悬棺是什么年代放置上去的?关于珙县悬棺葬的年代问题,由于棺木未经碳14检测,主要根据文献和民间传说推测,尚未发现确凿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珙县悬棺的年代上限无据可考。从魏晋以来的记载看,都掌(僚)人定居川南地区的时代较早,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他们的悬棺葬被称为“僰人墓”。其行悬棺葬的历史,可追溯到百越民族早期;而珙县悬棺葬的终止时期大约在明万历元年(1573)。这一年,行悬棺葬的都掌(僚)人地方xxx遭到明xxx镇压,其权势消失,悬棺葬的传统也跟着绝迹。当然,这种推算出来的数字不够科学确切,因此,悬棺风俗起止的年代辨析,还期待专家学者对遗留悬棺作进一步科学研究加以确定。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2期 )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珙县僰人悬棺的传说 珙县 悬崖上的棺材篇二
究竟是什么族群，会使用这种奇特的葬俗呢？置于绝壁之上的悬棺，又在此存在了多少年？80多年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考证，却至今莫衷一是。
宜宾�k文化研究专家黄华良介绍，对于悬棺的主人，至今仍有�k人、古越人、僚人等不同的说法。
在中央研究院调查珙县悬棺之后，悬棺主人也成为学者们最想揭开的秘密。几十年来，研究人员发现，清朝乾隆年间的《珙县志》对当地悬棺有这样的记载：“昔�k蛮酋长与岩端凿石�炼ぃ�置棺其上，岩高百仞，下临符江。”�k人，的确是川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2000多年前的《吕氏春秋》中就曾见�k人一词。学者们结合历史文献和地方志进行研究，认为珙县悬棺的主人应该就是宜宾土著居民――�k人。这便是目前悬棺主人最主流的说法：�k人说。
195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将珙县悬棺定名为“�k人悬棺”，1988年xxx也以“�k人悬棺”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次考古以及几年前四川大学进行的体质人类学测定，判定珙县悬棺的年代上至宋代，下至明代。
然而，最早研究悬棺的石钟健和芮逸夫却还有不同看法。
石钟健发现，国内最早的悬棺，并不在四川，而是在遥远的福建武夷山。大约在3800年前，这里是越族生存繁衍的区域。由于越族部落众多，也有“百越”之称。2005年，复旦大学经过dna检测，进一步佐证了武夷山悬棺主人为古百越人的说法。数千年来，百越人在挤压之下开始了漫长的迁徙，武夷山悬棺距今3800年左右，江西龙虎山悬棺的时间则在距今2600多年，重庆巫山绝壁上的悬棺距今1600年左右。相比之下，宜宾悬棺年代最晚。石钟健认为，珙县悬棺主人应该是从福建历经数千年迁到宜宾的百越人。
和石钟健一同考察悬棺的芮逸夫则认为，悬棺的主人应该是僚人。芮逸夫认为，史料记载明朝时期居住在川南的少数民族是都掌人，这是古代僚人的一支。而都掌人在明朝万历年间被朝廷派出的14万大军剿灭之后，川南从此再无悬棺葬。
时至今日，悬棺族属仍未确定，但以主流提法统称“�k人”。
珙县僰人悬棺的传说 珙县 悬崖上的棺材篇三
只是，古人为何一定要耗费巨大精力，把棺木放在如此险要之所？
从历史记载来看，这应当是一种追求吉利的风俗。在元代学者李京撰写的《云南志略》中曾这样写道：“行悬棺葬者，挂得愈高愈吉，以先坠者为吉。”与云南相邻的珙县悬棺同样置于高处，应该就是同样的寓意。
那么，明代以后，珙县再无悬棺，曾经的悬棺主人到哪里去了？还是另有原因促使他们的后代放弃了这种葬俗？这不能不提到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的一次明军平叛。
在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管理一直实行土司制度，即由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对当地进行管理。但因为交通等各种原因，明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并不十分稳固。彼时，尚武的都掌人不时会侵扰朝廷流官管理的地方，明军虽然多次镇压，均无效果。
到了张居正时代，他下定决心解决这一问题。公元1573年，他派四川都御史曾省吾调集14万大军开赴川南，并制定了铁血政策：“乘势运谋，奋勇进剿，务扫除尽绝。”此次出兵，总兵刘显采用首先歼灭小山小寨的办法，迫使�k人集中到以凌霄城、石堡寨为主的较大山寨，特别是集中到�k人最大王城九丝山寨，最终各个击破。为了避祸，幸存的都掌人纷纷迁徙他乡，隐姓埋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黄华良曾多次造访九丝城，明军占领此处后曾付之一炬。当地农民介绍，他们在耕作时，还能偶尔从泥土中翻出烧焦碳化后的谷物。
时光飞逝，当年幸存的都掌人，也早已在明朝随后实施的改土归流政治中，与当地其他民族进行了大融合。唯有绝壁之上的悬棺，成为他们最后的神秘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