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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的内容墓志铭内容真实性篇一
洛克的父亲也叫做约翰·洛克，是一名在萨默塞特郡(somerset)担任地方法官书记的律师，曾经在英国内战时担任议会派部队的军官。洛克的母亲艾妮丝·金恩则是一名制革工匠的女儿，据传长的相当漂亮。洛克的双亲都是清教徒。洛克在1632年8月29日生于萨默塞特郡的威灵顿村，一个距离布里斯托大约12英里的地方。他在同一天被受洗。出生后不久，洛克家搬到了布里斯托以南7英里的pensford镇区，洛克便在那里的一个农村长大。
1647年，在父亲的友人、也是国会议员的alexanderpopham的资助下，洛克被送至伦敦就读西敏中学(westminsterschool)。在从西敏中学毕业后，洛克接着前往就读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christchurch)。虽然洛克的成绩相当杰出，他却对大学安排的课程感到相当乏味和不满，他发现一些当时的哲学家例如笛卡尔等人的著作都要比大学里教授的古典教材还要有趣。透过在西敏中学认识的同学理查·洛尔的介绍下，洛克开始将兴趣转向一些实验哲学和医学的研究，并且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
洛克在1656年获得学士学位，接着在1658年获得硕士学位。由于在牛津期间广泛学习医学、并且曾与许多知名的科学家如罗伯特·波义耳、罗伯特·胡克共事，洛克后来还在1674年获得了医学学士的学位。在1666年，洛克认识了沙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ashley-cooper)，伯爵当时正为肝脏感染疾病所苦，在接受洛克的悉心治疗后相当感激，于是说服洛克成为他的助手。
找到新工作的洛克于是在1667年搬进了沙夫茨伯里伯爵于伦敦的住所，兼任他的个人医师。在伦敦，洛克在知名医师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sydenham)的指导下继续研读医学，西德莱姆对于洛克在自然哲学上的概念产生极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在后来洛克所著的《人类理解论》一书里发现。
随着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肝脏病情逐渐恶化，洛克所学习到的医学知识也备受考验。洛克负责协调其他几名医师一同参与治疗，并且说服沙夫茨伯里伯爵接受一次开刀手术(开刀在当时本身就是可能致命的)以移除肝脏内的囊肿。手术进行得相当成功，疾病也逐渐复原了，伯爵感激的称赞是洛克救了他一命。
在担任沙夫茨伯里伯爵医师的时期，洛克开始撰写一些在后来被出版为《人类理解论》一书的草稿，其中有两份草稿依然保存至今。也是在这个时期洛克担任了伯爵所创建的贸易与种植园事务委员会的秘书，提供伯爵有关国际贸易和经济上的意见。
沙夫茨伯里伯爵身为辉格党的创立者之一，对于洛克的政治思想有极大影响。伯爵于1672年被指派为英国大法官(lordchancellor)，洛克也随之参与各种政治活动。1675年，在伯爵于政坛失势后，洛克前往法国旅行。在1679年当伯爵的政治情势稍微好转时，洛克又回到了英格兰。也是在这个时期，很可能是出于伯爵的鼓励，洛克开始撰写知名的《政府论》一书。在书中洛克替后来1688年的光荣革命提出辩护，但也批评了托马斯·霍布斯等人的独裁主义政治哲学。虽然洛克是与较具权势的辉格党共事，他所提出的自然权利以及政府理论在当时可说是相当激进而革命性的。
然而到了1683年，由于被怀疑涉嫌一件刺杀查理二世国王的阴谋(虽然根本没多少证据能证明他直接参与了谋刺案)，洛克逃亡至荷兰。在荷兰，洛克终于有时间继续开始撰写许多著作，花了许多时间重新校对他的《人类理解论》以及《论宽容》的草稿，直到光荣革命结束为止洛克都一直待在荷兰。在1688年洛克跟随奥兰治亲王的妻子一同返回英格兰。在抵达英国后不久洛克开始将大量的草稿出版成书，包括了《人类理解论》、《政府论》、以及《论宽容》都在这段时期接连出版。
洛克的密友玛莎姆女士(masham)邀请洛克前往她在艾塞克斯郡的乡下住所定居。虽然当时洛克的身体状况已经因为哮喘病发作而饱受折磨，他仍成为了辉格党的英雄人物。在这段期间洛克也经常与艾萨克·牛顿等人讨论各种议题。
从1691年开始洛克一直住在玛莎姆女士的家中。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洛克在1704年10月28日去世，并被埋在艾赛克斯郡东部的highlaver小镇的一个教堂墓区。洛克终身未婚，也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虽然洛克一生中经历了王政复僻、伦敦大火、伦敦大瘟疫等许多历史事件，他仍没来得及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理念被实践。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民主制的发展在洛克的时代都还处于早期阶段。
墓志铭的内容墓志铭内容真实性篇二
1817年司汤达使用笔名m。b。a。a在意大利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意大利绘画史》。不久，他首次用司汤达这个笔名，发表了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
1821年意大利革命失败，许多爱国者身陷囹圄时，司汤达被警察当局作为烧炭党人的同情者而驱逐出境，之后回到巴黎。
1823年到1825年，他陆续发表了许多文论，并收录在《拉欣和莎士比亚》中。此后，司汤达开始转入小说创作。期间在巴黎出版了《罗西尼传》。
1827年发表了《阿尔芒斯》，1828—1829年写就《罗马漫步》，1829年发表了著名短篇《瓦尼娜·瓦尼尼》。
1829年司汤达开始动笔写他的代表作《红与黑》，并于1830年脱稿。
司汤达位于蒙马特公墓的墓地1832年到1842年，是司汤达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拮据，疾病缠身，环境恶劣。但也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巴马修道院》，长篇自传《亨利·勃吕拉传》，还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说。
1833年，司汤达再次来到意大利后，在一个朋友家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批“古代的手稿”。这些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意大利十六、十七世纪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
司汤达在阅读之后，大感兴趣，认为它们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它们描绘了“孕育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一代天才的风土人情”，便花重金购得抄录权，请人仔细抄录了某些篇章，保留在身边，反复阅读，并以部分翻译加部分创作的手法，将这些手稿改写成短篇小说。
司汤达在世时，曾选出《艾蕾》、《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或译作《帕利亚诺公爵夫人》)、《桑西一家》三篇结集出版。在司汤达去世十二年后，他的表弟整理了根据他改写的短篇小说，并加上描写意大利人爱情故事的《瓦妮娜·瓦尼尼》，结成一集，取名为《意大利轶事》出版。
墓志铭的内容墓志铭内容真实性篇三
伏尔泰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父亲是法律公证人，希望他将来做个法官，但他对文学发生兴趣，后来成了一名文人。
伏尔泰才思敏捷，一生多才多艺。他的作品以尖刻的语言和讽刺的笔调而闻名。他说：“笑，可以战胜一切。这是最有力的武器。”他曾因辛辣地讽刺封建专制主义而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他的书被列为禁书，他本人多次被逐出国门。1725年他被迫流亡英国，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研究英国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研究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
伏尔泰非凡的才智，锐利的思想以及他对黑暗的封建专制主义所作的揭露，使他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声望。统治者也想利用他。路易十五请他当过宫廷史官，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把他待为上宾，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曾接见过也，但最终都由于他的叛逆思想而不欢而散。痛苦的经历使他决心不再与任何君王往来。
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不过伏尔泰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伏尔泰信奉自然权利说，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他主张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又认为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他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理想化了，认为最理想的是由“开明”的君主按哲学家的意见来治理国家。在哲学上，他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肯定认识采源于感觉经验，但他又认为神是宇宙的“第一推动者”，他对劳动人民是十分鄙视的，认为他们只能干粗活，不能思考，说“当庶民都思考时，那一切都完了”。
伏尔泰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在他的各个方面都有局限性，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在他的身上也深深地打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不过他在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中作出的巨大的贡献，还是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
伏尔泰的文学观点和趣味，基本上承袭17世纪古典主义的余风，主要表现在诗歌和悲剧创作上。他的史诗《亨利亚德》(1728)以法国16世纪宗教战争为题材，写波旁王朝亨利四世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后登基为王，颁布南特赦令以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史诗中的亨利四世被当做开明君主的榜样来歌颂。伏尔泰的哲理诗说理透彻，讽刺诗机智冷隽，有独到之处。伏尔泰毕生主要从事戏剧创作，先后写了50多部剧本，其中大部分是悲剧。伏尔泰的文学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哲理小说。这是他开创的一种新体裁，用戏谑的笔调讲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影射和讽刺现实，阐明深刻的哲理。
1726至1729年避居英国期间，潜心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哲学和文艺，回国后发表《哲学书简》(又名《英国书简》， 1734)，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成就，抨击法国的专制政体。书简出版后即被查禁，巴黎法院下令逮捕作者。他逃至女友爱特莱夫人在西雷村的庄园，隐居15年。
1746年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伏尔泰抱着对开明君主的幻想，应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请，于1750年来到柏林。他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弗里德里希二世却把他当文学侍从看待。痛苦的经历使他决心不再与任何君王往来。
这一时期他接近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为《百科全书》撰稿，文稿后来收入他的《哲学词典》(1764)一书。
1753年他离开柏林，寄居瑞士。
1760年起定居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与欧洲各国人士保持频繁的通信联系，并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撰写大量小册子，揭露宗教迫害和专制政体下司法部门的黑暗。
其间，法国发生宗教上的派性斗争，造成大批逃亡者。伏尔泰在自己的庄园内，先后收留过上百户难民。他还多次打抱不平，替穷苦人伸张正义，平反冤案。影响最大的一次，莫过于卡拉事件。
1761年10月13日，图卢兹市菲拉蒂埃街的一个住家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悲剧。这家的主人让·卡拉是颇受人尊敬的胡格诺派(新教的加尔文派)的商人。
当天深夜，让·卡拉发现长子马克—安东尼在店铺悬梁自尽，一时全家慌了手脚，母亲失声痛哭，惊动四邻。突然，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说道：“马克—安东尼是被他父母杀死的，因为他选择了天主教。”天主教与新教经历了16世纪的宗教战争，至今已有两百多年，但对立依然十分尖锐。
图卢兹一位法官(注意：是法官，不是教会)闻讯赶来，一不调查，二不审讯，甚至连现场也没看上一眼，便将“谋杀”事件那天晚上在家的人全部拘捕归案。
马克—安东尼为什么自杀?原来，这位28岁的青年曾学过法律，一心想当律师，但因无法弄到天主教徒的证明书，被迫从事商业。他想从父亲那儿得到一笔钱作生意，遭父亲拒绝，失望之余，天天上咖啡馆借酒浇愁，后因债务缠身，更觉前途渺茫，一念之差便寻了短见。
事发不久，伏尔泰便听到各种传闻。他对教会历来持怀疑态度，认为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无耻之徒。
卡拉老汉的悲惨遭遇，激起了他对教会和司法当局的无比愤慨，他决心为维护人的尊严、为争取信仰自由而奋斗。
他通过各种渠道，沉着冷静地亲自调查和搜集证据，并将被流放到日内瓦的卡拉的两个儿子召到费尔奈，根据他们两人提供的详情和从过往旅客中听到的反映加以比较，从而对整个事件作出个人的判断。其间，他发表了卡拉两兄弟的口供，写了揭露这起惨无人道的冤案的小册子，并为卡拉太太提供一切费用，把她接到巴黎，以引起舆论的注意。1763年2月3日，伏尔泰亲自写了上诉书，作出“我敢肯定这家人无辜”的结论。3月7日，枢密院下令重审此案，蒙受不白之冤的卡拉老汉及其一家终于得到昭雪。
这年年底，伏尔泰发表了著名的《论宗教宽容》，猛烈抨击反动教会的宗教迫害和专制政体草菅人命的黑暗现象，阐述了他的理想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
嗣后，他还曾为同样遭到教会迫害的一位19岁的骑士拉巴尔和一位年过半百的风水先生西尔旺奔走呼号，并使这两起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在整个晚年，伏尔泰以更加旺盛的斗志从事大量的创作，先后为《百科全书》撰写了613条辞目，并于1764年汇编成册，以“哲学辞典”为题公开发表。此外，他还出版了哲理小说《查第格》《天真汉》，历史著作《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史》和《论议会》等。
1778年2月，84岁高龄的伏尔泰回到阔别28年的巴黎。消息一传开，全城都轰动起来。一些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年轻人更是欣喜若狂，纷纷涌到他的下榻处，使周围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妇女们趁他经过时，偷偷地从他的皮衣上拔下一两根毛，当做圣物保存。
到了巴黎，伏尔泰因过于激动，加之尿毒症发作，被迫卧床。但他仍然坚持口述最后一部五幕诗体悲剧《伊雷娜》。剧本虽写得平平，但演出时，巴黎和凡尔赛反应都十分强烈。王后出席了演出，伏尔泰也拖着病体临场领略这最后的荣誉和幸福。
教会人士心怀鬼胎，想利用伏尔泰的威望抬高自己的身价，因此趁伏尔泰病笃之机，企图从中捞点油水。
一天，一个神甫鬼鬼祟祟地窜入伏尔泰的病房，要求伏尔泰作临终忏悔。伏尔泰虽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自然神论者，但他一贯与教会势不两立。他深知这位神甫的来意，毫不客气地把他打发走了。
“神甫，您从何处来?”
“啊，先生，我从上帝那里来!”
“真的?您能给我出示上帝的诏书吗?”
伏尔泰虽重病在身，但仍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他特有的辛辣讽刺，无情地揭露这些“披着僧衣的豺狼”的丑恶嘴脸。
5月12日，伏尔泰不住咯血，体温急剧上升，黎塞留公爵不忍看到自己的老朋友这般受苦，给他送来了阿片酊。伏尔泰糊里糊涂，竟把这种药效显著的镇静剂全喝下去了。三个神甫趁他昏迷之际闯了进来，待他稍为清醒后，问他是否承认基督的神圣。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本来已作了否定的回答，一听见“基督”“神圣”这两个字眼，他勃然大怒，做了个惊人的动作撑起病体，愤然地推了神甫一把，说：“让我安静地死去吧”。
1778年5月30日晚上11时，伏尔泰与世长辞。反动教会对这位亵渎宗教的宿敌恨之入骨，下令连夜将他的尸体运出巴黎，弃之荒冢。
可是，伏尔泰在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他大半生被公认为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的思想和学说将教育好几代人，为反封建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武装了法国人民的头脑。
1791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的遗体被迁葬在巴黎先贤祠，并补行国葬，墓在卢梭的旁边，他的心脏，被装进一只盒子，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墓志铭的内容墓志铭内容真实性篇四
2、聂耳是我国的著名作曲家，他的墓志铭引自法国诗人可拉托的诗句：“我的耳朵宛如贝壳，思念着大海的涛声。” 3、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花了毕生的精力，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后35位，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数值。在他的墓碑上就刻着:“π=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
4、“37，22，35，r.i.p”是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的墓志铭，许多人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最终这个谜由梦露研究会揭开，这三个数字是梦露的胸围、腰围和臀围的英寸数，缩写字母的意思是在此长眠。死者生前最大的嗜好是爱美，她用数字将自身十分钟爱的形体永久记录了下来。
8、大作家海明威的墓志铭：“恕我不起来了!”
15、卢梭：“睡在这里的是一个热爱自然和真理的人。”
16、马克·吐温：“他观察着世态的变化，但讲述的却是人间的真理。”
17、贝多芬：“他总是以他自身的一颗人们的善心对待所有的人。”
22、物理学家玻尔兹曼生前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统计解释，他的墓碑上只写着他发现的公式“s=klnω”。
24、曾经“捕捉”天上雷电的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的墓碑上刻的却是：“印刷工富兰克林”。他至死不忘，并引以为自豪的，正是他青少年时代担任的印刷工。
25、有一个人，生前并不算名人，但死后，却因墓志铭而成名。名不见经传的“卑贱者”，美国人约翰·特里奥的墓碑，被他的相同国籍的作家纳撤尼尔·霍桑在“阴暗潮湿的一隅”发现。
作家在看了刻在碑上的“凄凉的诗句”后，哀痛地说：“要想用更精练或者更感人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使人寒心的不幸的生死与埋葬的故事，不是容易的事”：可怜地生活，可怜地死去，可怜地掩埋，没有人哭泣。(蹊足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