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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故事汇编篇一
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1岁的小姑娘，只见她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为大家鼓劲，她就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人物档案：谢振华，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崇义县上堡镇甲子村。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北京、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政委兼军区党委书记，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还是在孩童时代，就听大人讲谢振华的故事。说他少年得志，18岁就当红军的团政委，说他32岁便担任纵队司令和军长，说在上海战役时，他以一个军吃掉国民党美式装备的一个军，并活捉敌中将军长……
后来阅读红军战斗故事，知道了四渡赤水，巧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穿过沼泽大草地，抵达吴起镇，告捷直罗镇，这些举世罕见、惊天动地的人间壮举，谢振华将军都亲身经历过……
12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万寿路一座静谧的院子，见到了敬仰已久的老前辈。听这位传奇将军讲述了70年前长征路上爬雪山的故事。
“长征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壮举。我们能够翻越大雪山、穿过沼泽草地，就是因为我们红军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老将军90岁高龄，身材魁梧，思维清晰，眼睛里充满着睿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
1935年6月中旬，红三军团开始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是一座海拔4500米高的大雪山。它横亘于四川西部的宝兴与懋功交界处，山岭逶迤，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行人呼吸困难。
年仅19岁的谢振华由团政委改任红三军团保卫分局执行科长，负责军团的收容工作，主要是把掉队人员和遗散的武器装备收拢起来，妥善处理，并随时报告敌情，还要保证自身和部队的安全。
在出发前，谢振华向大家特别强调了军团叶剑英参谋长提出的翻山四点要求：一不能快走，二不能说话，三不能坐下来休息，四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搞好团结互助。过夹金山时的两个细节令谢振华终生难忘：在山脚下，他看见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抽查一些连队的准备情况;行至半山腰，他又看见彭军团长的骡子上驮着文件，而他自己则与战士们一起艰难地一步一步往上走。彭军团长还大声命令一名体弱的战士抓住骡子的尾巴边滑边走。老将军说：“多少年来，我们就是照着彭军团长的样子做的。任何时候都要率先垂范，爱护士兵。”
老将军回忆道：那时的艰苦已经到了人的生理承受能力的极限，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他说：“我带收容队的同志走到一个避风的斜坡处，看见有十来个掉队的干部战士围着一堆燃尽的木炭坐着不动。我就过去喊他们赶快走，但他们一个个却像雕塑似的毫无反应。原来，他们已经牺牲。这是因为雪山上本来就缺氧，他们围在一起烤火取暖又消耗了许多氧气，结果因缺氧而牺牲。他们连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啊!”
越是艰难的时候，指挥员的作用越重要。老将军说：“本来行军就累得要命，而收容队员的任务更为艰巨。说实在的，那时，我的身体也挺不住了，但我还是咬紧牙关。雪山的天气像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天气还好好的，万里无云，顷刻间就狂风大作，有几个战士被吹出十几米远。接着雪和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边鼓动大家，一边搀扶着战士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就这样，我们终于战胜了雪山。”
听长征的亲历者讲述爬雪山的故事，和读历史教科书的感觉不同。长征的艰难困苦是人世间罕见的，是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的。记者问老将军，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们挺了过来?老将军答道：“是对革命的信仰，人不能没有信仰。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我们红军战士之所以能够坚持过来，就是我们认为吃这种苦，是为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翻身解放，相信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一定会胜利。没有这种信念，是不可能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将军兴致极高，欣然挥毫泼墨：“长征精神代代相传”。老将军叮嘱说，“一个人、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有信仰，有理想，有一种精神。希望我们的年轻官兵牢牢记住这一点。”
最后，老将军还对记者谈起了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他说：“航天精神说到底是一种科学精神。我们继承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又有探索太空的科学精神，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中华民族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红军叔叔长征的时候。
在红军部队的医院里，有个小红军叫小兰。小兰才 13 岁。她的爸爸、妈妈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尽了地主剥削和打骂。
后来，红军来了，小兰跑到部队，说什么也不离开红军啦。红军长征的时候，小兰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一说草地，小朋友们准会想到公园里那长着绿茵茵小草的草坪，又平坦又好看。红军叔叔过的草地可不是那样的，那里荒凉极啦。地上除了野草就是烂泥坑，走几十天也走不完。一路上看不见一间房子，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几只老鹰在天上飞旋。这天，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个小村子。红军叔叔一看，可高兴啦。小兰也乐得又蹦又跳。
有了村子就能找到粮食了。
部队进了村，小兰把伤病员安置好，就拿着米袋找粮食去了。可村里一个老百姓也没有。小兰在村里走着走着，看见一个打麦场。场上堆着一堆麦秸，上面还有没有打干净的麦粒。她把麦秸捶了又翻，翻了又捶，东一粒，西一粒地捡起来。总共不到一小碗。这点东西能吃几顿呢?不行，还得找!
小兰刚走不远，正好碰见一个大个子红军，扛着一袋沉甸甸的东西走过来。小兰一看，哟，这不是在我们医院养过伤的那个大个子吗?
小兰忙问：“哎，你在哪儿搞来这么多的粮食呀?”
大个子红军放下口袋说：“嘿，是小兰呀，我这粮食是在地主院子里挖出来的。你找到多少粮食了?”
小兰把口袋一伸说：“喏，都在这儿呢!”
大个子红军接过米袋掂了掂，笑着说：“小兰，听说还要走 20 多天的草地，这点麦子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明天再找嘛!”“来，把我的给你一点吧!” 说着，他捧着麦子就要往小兰的米袋里放。
小兰赶紧米袋藏在背后，摇摇手说：“不要，你们人多，自己还不够吃呢。”大个子红军胳膊长，一把夺过米袋，一边往里倒，一边亲切地说：“没关系，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省出来了。”
小兰又在别处找到了一些麦子，炒熟了，碾成了麦粉，放在了米袋里。心想：这些麦粉我一顿吃一把，再拣点野草野菜，能吃它 20 来天，走出草地没问题。对!还要省出一点给伤病员吃
。第二天早上，部队出发了。小兰扶着伤员，紧跟着部队，小心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条小河，河上用树干临时搭起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哗哗”地流着。小兰把肩膀上的米袋背好，紧紧扶着伤员说：“同志，该过桥了，慢慢走!”
谁知道，走到桥中间，那个伤员忽然咳嗽起来了，脸涨得通红，身子直发抖，脚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小兰连忙使劲扶住了他。可小兰肩膀上那袋麦粉却掉到了河里。米袋在水里滚了几下，就冲走了。小兰愣住啦，她小声地叫了一声：“哎呀，这可怎么办呀?”伤员看她望着河水直发愣，就问：“小兰，什么东西掉到河里了?”小兰连忙摇摇头：“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掉。咱们走吧!”
这时候，看护长从后面走过来了。小兰告诉她伤员咳嗽得很厉害。看护长双手扶住伤员说：“好，到前面找医生看一看。”她见小兰好象有点什么事儿的样子，又问：“小兰，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没有。嗯……”小兰把刚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
长征中，战斗十分频繁，敌人前堵后追，我们边战边走，少有休整机会，加之环境气候恶劣，营养医药缺乏，发生的伤病较多。小病能扛就扛，大病如伤寒，高烧多在40摄氏度以上，如不及时医治，死亡率是很高的。
中央红军的随军医生傅连暲等同志，在医药极端困难条件下采用土办法治疗伤寒，收到奇效。一是用冷敷退烧，将毛巾浸了冷水，裹在头上和身上。二是喝浓茶，茶里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把茶煮得浓浓的，每2小时喂1次，经过这样的治疗，很多人都好了。王树声和邵式平同志过草地时得了这种病，康克清同志过雪山时也得了这种病，由于病人具有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加上冷敷喝浓茶调理医术的传播，居然都好了，不能不说是奇迹。
周恩来同志到了毛儿盖后，由于营养缺乏，又过度劳累，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这次病来得非常凶猛，连续几天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几天后高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昏迷说胡话，吃了些药不见效。又由王斌、李治、孙仪之等医生诊治，经仔细检查和观察，诊断为阿米巴感染，引起肝脓肿。为了证实这个诊断，他们决定做1次穿刺检查，李治找准部位，1针下去果然抽出许多脓液。病因明确了，但在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具备手术条件，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药物和冰块冷敷肝区的办法。李治从国外资料上看到一种治肝脓肿的办法，就是依靠病人自身推动力促使脓液自然流到结肠内排出体外。几天后，周恩来便排出许多脓液，体温开始下降，接着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逐渐恢复了健康。
1936年8月初的一天，贺彪医生正随红二方面军红4师行军在草地上，总指挥部有同志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贺彪说：“贺老总病了，关政委让你马上返回总部组织抢救工作……”贺彪安排了一下工作，立即带上急救包，同来人一起连夜骑马赶往。第二天上午到了总部，见到贺龙身体已极度虚弱，面色苍白，双颊凹陷。贺彪凭经验让贺老总警卫员备好两大壶冷开水，再设法搞到点醋，然后他认真观察贺老总的病征，并询问贺老总的饮食情况。警卫员们说他每天只喝点青稞野菜汤，其它基本上没吃什么。贺彪又问是否吃过生食物?贺老总想了想说：前天行军吃了一小点羊肉。后来了解那块羊肉已经变质。贺彪把了贺老总的脉搏，确诊为中毒性痢疾。即让贺老总先用冷醋水服下“甘汞”和“列曹尔清”，再喝下大半碗冷醋水，他向贺老总讲清药是用于肠道灭菌消炎的，冷醋水是帮助腹泻的。吃药喝水后还会有几次腹泻，把肠道中有害物排出体外才康复得快。他嘱咐贺老总要用手勤揉腹部，促使肠道蠕动。几次服药后，到宿营地时，贺老总腹痛消除，安然入睡了。第2天早晨，贺老总醒来对贺彪说：“腹部不痛了，肚子饿得很。”大家听说贺老总基本痊愈，都十分高兴，贺彪也松了一口气。
草地行军，红二方面军总部抵达噶曲河边时，参谋处长郭鹏单骑沿河察看地形，为总部机关寻找宿营地。不料遭到敌人骑兵袭击，落马跌入河中。当大家听到枪声，纵马赶到河边时，只见他的坐骑在河边嘶鸣，却不见人影。大家急忙沿河边找，在百米外的下游将昏迷不醒的郭鹏从水中抢救上来，送二方面军卫生部救治。郭鹏失血过多，脸色苍白昏迷不醒。贺彪医生检查他的伤情，发现身上有几处弹孔，还有一颗子弹留在髋关节处。由于河水浸泡，伤口全部感染……郭鹏的伤势很重，如不及时抢救，将有生命危险。
在草地实施手术的难度很大。贺彪找了一块干燥平坦的地方，将一块布铺到地上，使郭鹏躺在上边，先对其伤口进行清洗、消毒、包扎，然后跪在地上，为郭鹏做腰椎麻醉，麻醉成功后，贺彪便站起来洗手、消毒、清点手术用品，再跪在地上做手术，经过2个多小时，终于将子弹头取出。手术成功了，又一个战友在长征中战胜了伤病。
血战湘江
湘江战役是红军在左倾军事路线指导下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一次作战，是红军长征中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国民党军是摸不清红军的去向的。但是中央红军一路西行，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判断明白了，红军是西进。这样为了歼灭红军，他迅速调集兵力，准备利用湘江构筑第四道封锁线，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地区。
1934年11月27日、28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红三军团的各一个团，抢在国民党军到达之前渡过了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堡”60里之间的一段渡河口，这段湘江河流比较浅，有四处浅滩可以徒步涉水过江。同时红军还在湘江上架设了五座浮桥。但是，由于博古、李德采取大搬家的方式，和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部队连印钞机、x光机、没有炮弹的大炮都要带上，所以行动非常的缓慢。这样国民党军二十五个师分为五路，迅速赶往湘江，拦截红军。
红军渡过江的部队，为了保卫中央党政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和主力过江，在湘江两岸和国民党军进行了激烈的血战。当时国民党军有飞机，先是炸掉浮桥，然后向红军往江边运动的部队狂轰乱炸，而红军抬着大量的行李在崎岖的山路上缓慢蠕动，飞机一来，一炸，那就成片成片的倒下，到了江边的部队，浮桥已经被炸掉，只能涉水过江，涉水过江的时候，空中的飞机轰炸，国民党的机枪大炮扫射，所以伤亡非常的严重。担任阻击任务的各个红军主力团，伤亡都超过半数，有的团一天之中牺牲两任团长。在12月1日战况是最激烈的，12月1日凌晨一点到三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给红军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下达了两份急电，要求无论如何要确保渡口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保证西进的道路是畅通的，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中央的电报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形势极其危急。激战到12月1日下午五点钟，这个时候渡口被敌人控制了，来不及过河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的第十八团被敌人阻在湘江东岸，全军覆没，一个师和一个团，成建制的失败，这在红军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湘江战役是首例。
经过湘江血战之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只剩下了三万多人，这时党和红军面临着覆没的危险。
遵义会议
渡过湘江以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要跟二六军团会合，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途中，调集了18个师的兵力等着你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很可能全军覆没。但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和掌握红军军事大权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坚持要北上湘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坚决反对，主张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红军继续西进，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地区去发展。博古、李德拒不采纳毛泽东的建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究竟往哪去?会上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李德拒不采纳，站起来一甩手，离开了会场。12月18日，中共中央又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在大多数人的支持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采纳，红军改向贵州前进，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去创建新的苏区。
进入贵州以后，因为贵州境内的敌军兵力相对薄弱，而各路追剿军尚未赶到，这给中央召开遵义会议赢得了时间。遵义会议最终决定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同时肯定了毛泽东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四渡赤水
当年蒙哥马利访华的时候问毛泽东，三大战役是不是最得意的军事指挥行动?毛泽东摇摇头说，他最得意的是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的军事形势是什么样的?红军只有3万多人，国民党军当时是40万人，兵力对比更加悬殊。另外红军还没有弹药。中央红军出发的时候，8.6万人只有2.9万支枪。只有140万发子弹。也就是说，平均8.6万人4个人一支枪，一支枪不到50发子弹，另外还有400多挺机关枪，每一挺机关枪的子弹不到400发。
那时红军作战主要靠缴获国民党军的装备来补充自己，但红军一路上被动挨打，没有打胜仗、没有缴获就无法补充弹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四渡赤水调动敌人，用3万人的兵力跳出40万敌军的重兵包围，而且还打了一场大胜仗!
遵义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北去会合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1935年1月19日开始出发，但28日在土城遭到川军的阻截。这时，毛泽东果断的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是一渡赤水，是1935年的1月29日。一渡赤水到达滇东北以后，各路国民党军蜂拥向西来追缴红军，这个时候就暴露出黔北地区、贵州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力量薄弱的弱点。毛泽东抓住这样一个战机，杀了一个回马枪，你往西追我，我绕一下从东边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再回到遵义地区去，还消灭了国民党军2个师、8个团，一共毙伤伏敌5400多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补充了装备弹药。
当中央红军回到遵义以后，西进的各路国民党军又调回头来赶到东面追你，毛泽东再一次大张旗鼓的向西，准备作出要到川南北渡长江的姿态来。当时，蒋介石特别怕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组合，所以又急忙调动兵力去追赶中央红军。当敌人被调到川南地区以后，中央红军突然又杀一个回马枪，秘密迅速地四渡赤水又返到东边来，然后趁着贵州国民党军被调到川南地区以后，长驱南下渡过乌江，兵逼贵阳，用一连串的战略机动打乱了整个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乘虚渡过金沙江，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了金沙江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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