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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案例论文篇一
审计是指由专设机关依照法律对国家各级政府及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的重大项目和财务收支进行事前和事后的审查的独立性经济监督活动。以下是小编整理好的企业审计案例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本文以富林饭店为例，介绍说明了饭店厨房成本审计过程，根据审计结果给出了改进建议。
：饭店厨房 审计 建议
富林饭店属大中型综合饭店，各种设施较为齐全，且拥有优越的地理优势。餐饮部分设两个中餐厅和两个西餐厅。中餐厅经营情况一直良好，餐食成本率能够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客源比较稳定。西餐厅经营情况不稳定，餐食成本率指标一度达到92.67%。
向餐厅、厨房不同职位的相关人员进行询问，旨在通过沟通使他们能够向审计人员传递一些信息，以便了解饭店的内控环境，部门员工队伍管理情况，工作效率，广泛听取他们对餐厅管理和厨房餐饮成本管理方面的意见和看法。
于*月7日下午3：00，对西雅、西景两个西厨房所有库房（无死角）进行突击全面检查。每个月末审计人员对所有厨房的库存原材物料均实施现场监盘。本次突击检查当中未发现违规、异常情况，如物品放在不该放的地方或过多积存等。
分别于餐前（11.00配菜加工环节）、餐中和收档三次进入厨房、餐厅进行现场观察和检查。通过观察看出员工的节约意识较强，原材料的边角料能够尽量充分利用，如香菇根切下来炒牛柳，片下的鱼骨头炖汤，西兰花根去皮炒进去等等，查看垃圾筒内除了烂菜叶、蛋壳等没有其它可利用的东西。下午2：00和晚上9：30连续两次进厨房，看到案板上摆放有从餐厅撤下来客人未动准备重复利用的肉类、鱼类、明档类等。至此，未发现浪费情况。
进入饭店的自动餐饮系统将20*2年的11月份和12月份西雅、西景两个西餐厅的就餐人数进行逐日统计。
从统计情况看，西雅餐厅11月份成本率57.25%，12月份成本率56.96%。而客源12月份每天平均180人，11月份平均每天103人，12月份的就餐人数高出11月份75%，成本率却仅降低0.5%，由此看来， 西雅餐厅客源升降与成本的关系表现的不是很明显。西景餐厅11月份成本率67.73%，12月份成本率92.67%，而客源12月份每天平均45人，11月份平均每天47人，12月份低于11月份4.3%，成本率却高出36.8%，由此看来，客源与成本率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
要求部门提供了各自的标准菜单，详细了解西雅、西景两个西餐厅的餐饮成本构成情况。午、晚正餐每台的基本成本西雅厨房在3000元左右，西景厨房在1550元左右。
通过上述审计程序未能找到西景厨房12月份成本率明显高于其他月份的原因。审计人员把质疑转移到成本的日常管理上。对12月份各吃虾、三文鱼进行单品核查，结果消耗的数量远远低于就餐人数，部门解释是有些团队标准较低，不提供各吃或仅提供虾或三文鱼其中之一。审计人员要求提供详细的证据，部门表示未进行相关记录，根据情况灵活掌握，有的客人想多要只虾有时也会赠送。12月份就餐人数1212人（该月度为27天，通常每月盘点定在22号，因年底结账提前至19号进行），实际消耗白虾690只左右（26-30只/板*23板），三文鱼消耗73.9千克，每份50克左右，能出各吃1470份，但是，实际情况有时会给的多一点，做寿司卷也会使用一部分。非各吃菜品无法核查使用量是否超标。
对11月份和12月份超过900元的.进货价格进行比较。
上述统计只是部分数据，仅供说明价格变化、增加火锅品种是导致厨房成本率变动的因素之一。西景餐厅若剔除上述统计数据（有局限性）的影响，则成本率为78.27%。
通过对两个厨房菜品进行比较，在菜品设计上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倾向。除了热茶西景厨房比西雅厨房档次低以外，凉菜、沙拉、水果、面食、甜品等完全一样，没有特色区分。这是由部门的经营思路决定的。
原材料进价随着市场变化，趋势是上升的，而消费金额不变。目前客人绝大部分持充值卡消费，65元/位或75元/位，应该说这个价位是有优势的，但价格优势并没有带来预期稳定而充足客源（西景餐厅每天45人，平均每餐为22人）。
内部激励机制、服务质量、营销策略等由饭店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审计人员在此没做深入探讨。
经营方面：产品设计上，两个厨房尽可能避免高度相似性，做到各具特色。如西景餐厅海景很好。夏天（5-10月份）烤肉，巴西烤肉辅助简单的菜类就可以了；冬天（11-次年4月份）主营火锅，只提供部分小凉菜，其他不上，大大节约成本，还不会造成内部竞争客源。
营销方面：在营销上下功夫，能否考虑搞包价产品。比如西景客人入住时，房费本身比较便宜，推出组合产品，每间房价另加58元可免费任选午、晚其中一餐西餐自助，以此吸引客人，还可以提高客房的住客率。表面上价格低于单项价值，实际上却可以减少浪费，西景餐厅一台菜的成本至少1550元，若就餐的客人少于23人，可能会出现收入和成本倒挂的情况，这也是餐厅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随着就餐人数的上升，成本率自然会降低，客源到了一定程度，再加上良好的管理，成本率就会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这样做，客房和餐厅互为犄角，既可以宣传酒店，方便客人，又增加收入。
客源与成本率呈函数关系。如图
外包。鉴于饭店餐饮规模并不是很大，同时搞两个自助餐厅，（产品又雷同，没形成各自的特色）确实经营难度大。算一笔账：外租2元/m2* 500 m2（估计）*360天=36万元，省下的人工工资3万元/年*16人=48万元，还有税金、能源消耗等。
上述建议，只是个人的肤浅考虑，旨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才能实现饭店的愿景。
[1]黄蕾.论我国经济型酒店的成本控制[j].旅游论坛，2011
知识产权案例论文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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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年判决数量激增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
（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
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
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义
（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
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
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
（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
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
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个人信息”的含义
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
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
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
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2014年
《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
《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
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
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
1.可识别性
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
2.客观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
3.价值性
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
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
“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五十条以上
五百条以上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
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
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
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
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
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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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年判决数量激增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
（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
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
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义
（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
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
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
（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
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
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个人信息”的含义
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
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
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
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2014年
《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
《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
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
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
1.可识别性
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
2.客观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
3.价值性
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
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
“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五十条以上
五百条以上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
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
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
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
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
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大一就让你们写这种论文啊，老师脑残啊。伤不起啊伤不起。我这倒是有篇论文比较符合，不过你用不上，老师一看就知道肯定不是你写的。你去中国法院网上找个离婚啊，继承啊，之类的你能理解的了判决看看。然后再搜一些判决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的论文，多看几篇，凑凑字数，交上去就行了。我能帮的也就这么多了。。。。论文是阐述观点，讨论问题，提出解决发放；案例不应过详细，只需写个标题即可，如“xx年x市高官采用专业手法套现3个亿，其手法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xxx”，这些语句，论文不是演讲要大家直白的明白你说的问题，而是研究探讨问题，因此案例的一些特殊性应该加进你的观点阐述中，而不是单独拿来写一篇叙述短文。案例的选材也很重要，因不用详细叙述事情经过，因此一定要用影响力大的，有代表性的案例。
案例在同一家商场里面，居然出现两个“益达”牙膏，通过对比注册商标才知道，原来一家是“益达yida”牌，另一家是“益”+“达”+“extra”牌。工商机关认定生产“益达extra”牙膏的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侵犯他人商标权并作出处罚，伊亮公司不服并提起诉讼。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起诉称，其生产的涉案牙膏“益达extra”，产品上集中使用了3个注册商标，分别为“益”、“达”和“extra”。2010年9月13日，广州倩采化妆品有限公司向广州市工商局白云分局 (以下简称白云工商局)投诉称，该公司拥有“益达yi-da”商标，伊亮公司的“益达extra”牙膏侵犯了其商标权。原告使用在牙膏上的“益达yida”商标与被告伊亮公司同样使用在牙膏上的“益达ex-tra”和“extra益达”进行比对，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商标的汉字均为“益达”，从含义来看，两者均着重“益达”两字，对外宣传也是使用“益达牙膏”这一称谓，而且，两者在整体上构成近似。虽然被告伊亮公司在牙膏上分别注册了“益”和“达”两件商标，我国相关法律也并未禁止商标注册人将多件注册商标进行组合使用或并列使用，但该种使用不应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伊亮公司在其生产的牙膏上将“益”和“达”两件注册商标并列使用，组合后突出了“益达”这一内容，与原告的“益达yida”商标构成近似，足以产生混淆，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知识产权案例论文篇三
：:目前，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用知识产权进行出资已经是他们国家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因为把知识产权用于出资实际上就是把知识产权进行变成资本的一种运用形式，以该种新的形式的出资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如果对其的利用没有避开它所带来的风险，那么就可能为公司的发展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本文通过对知识产权出资的叙述和分析，并且根据结合实际生活中的现状，描述了一些在知识产权出资过程中引起的风险。
：:知识产权;出资;风险
知识产权出资的概念是指对该知识产权的拥有人或一些持有人，把该知识产权合法化的经过有关具有资质的机构将其评估后，把它作为一种成立公司时的注册或增资资本，然后将其等价折算成一定的货币，作为成立公司的一种以入股方法或者把其以协议的形式进行出资来得到投资人所期望得到的预期利润的一种法律行为。［1］比如，a、b、c三家公司商议建立一家企业，注册是缴纳的资本为600万元人民币，a公司出资300万元，b公司出资100万元人民币，c公司则以专利进行出资，经过评估机构出具证明该专利折价200万元。在该公司成立过程中，c公司以其所拥有的专利进行出资就是知识产权出资的一种典型的出资形式。
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不断的覆盖到各个领域，知识的时代已经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被各行各业的人们所认识和熟悉。［2］正是人们把知识和经济一起结合起来的应用和不断地进行实践和突破性的创造才缔造了现在的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在进行贸易有关的活动中，知识对促进经济稳定上升、提升贸易总额起着越来越巨大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知识产权的角色和分量正在不断提升是知识经济最大的一大亮点。社会的财富在知识经济的剧烈冲撞下，社会财富的种类和形态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3］社会的财富种类早已从农业时期的不动产、动产和工业时期的金融资产向目前知识经济新时期的智力成果方向不断迈进。
(一)基于知识产权自身产生的风险
1．知识产权权属瑕疵带来的风险出资者在用知识产权实现出资的过程中，一个必备的基础前提就是要对其出资的知识产权享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出资者如果没有该出资知识产权的合法根据，那么该出资者自然而然地就不具有资格去把知识产权用于出资。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有些人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却将不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用于出资。这些现象我们称之为知识产权自身的权利瑕疵，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出资者以非职务发明创造进行出资，实际上该发明是他们在职务内利用自己工作时的环境或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发明创造。因为在一般的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因职务而进行的对一些技术的发明和创新工作的完成一定与其所在的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发明人在他所在工作的场所和区域，发明人工作的公司为发明人或创新工作者给予了在研发或设计时必要的设备、仪器、环境以及不断积累知识甚至出国深造的机会，在世界上，各国法律都把以利用工作来进行发明创造所获得的成果以及相关权利归属于单位所有。我国的《专利法》中第六条第一款中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发明人或者科技工作者如果未经本单位的允许将自己所发明或者设计以及研发出来的东西作为出资，这一行为侵犯了设计者或发明人所在单位所应有的合法权利，如果该企业接受其用来进行投资，那么必然会给该企业在未来的前途和进一步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第二，受托人将其委托发明用于出资。对于委托发明创造的归属，通常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会进行明确的约定，且一般情况下约定归属于委托人所有。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经常会有一些投资取巧的人将别人完成的设计或者是发明冒充为自己的知识产权拿来出资的情况发生。由于合同的相对性导致其他人很难获知该委托的主要信息，并且在申请专利权的过程中，所属权有可能尚未发生转移。在现实的实践中，有时委托合同约定条款的不明确，导致双方在事后发生纠纷。恶意的受托人会乘此机会把合同完成的发明创造当成自己个人的发明创造，如果向公司出资，会将不必要的风险带给公司。第三，对于一些人一起经过努力进行获得的发明或创造型知识产权，单独个人不能独自地在没有得到其他发明人的授权或者允许下独自把他们的共同发明创造作为知识产权用于出资。正确的做法是应该根据共有制度，与其他发明人一起通过进行协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第四，那些没有经过正式授权的一些投资人，甚至一些被许可人将仅仅具有一部分使用权限的知识产权用于出资。这种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人。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所有权人不会允许使用方第二次以获利的目的再次转让它的知识产权。因此，当在实际生活中遇见有些人用所谓的专利使用权进行出资的，首先应当对出资者的身份进行验证，并且及时确认该专利的使用权和有效期。以上四种情况，虽然从表面上看原因不相同，但是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由于出资的知识产权存在权利归属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许多的出资者之所以导致其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主要是由于这些人对其出资的知识产权没有获得处分权或者不享有一定的处分权。另外，用于出资的知识产权，质押不能被用于知识产权的身上。因为，一旦出现此种现象，公司便面临着该项知识产权被质押权利人就该项知识产权来实现自己的债权的风险。
2．出资的知识产权价值不稳定性风险首先，在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当中特别是工业知识产权因其在审查方式上的特点往往会使其价值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技术产品的更新换代时间越来越短，但是专利的审查、批准、授权手续所用时间较长，这往往是导致风险孳生的最重要因素。以专利的实质审查制度为例，就可以了解整个知识产权审批的世界。《专利法》规定对发明采取早期公开，延期审查以完成授权，然而较长时间的等待却使其技术价值的高低受到挑战。在这期间，可能所在的技术领域里已经涌现出了更为“先进”的替代技术。于是，用该技术为资产企业在新颖性和创造性上便没有了明显的优势。再者，将知识产权资本化的过程比较复杂，这一过程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遍布社会的各个方面，有各种生产资源和要素参与其中，因此，它的成功实现对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支持要求甚高，并非简单的投资双方就能决定。再而言之，许多出资的知识产权能否适应市场的需求，真正的创造出为公司盈利的价值，这些都是不可预测的。
3．出资的知识产权易受侵权风险“生活中一些发明者把脑力转化为一定的产品，这是发明者利用其脑力的唯一办法。但是这一过程是一次极为惊险的跳跃，因为其他人可以通过对该产品的拷贝从而盗取该脑力成果，然而知识产品创造者最后会一无所获”。企业知识产权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往往会因侵权行为的出现从而大打折扣。此时，即便进行司法程序的救济，也难以全部挽回丧失的利益，并且有可能会陷入一场相当复杂的诉讼程序，进而成本的投入进一步变大。由此可见，在实际生活中出资的知识产权很容易受到侵害的风险。
4．知识产权的时空性产生的风险众所周知，知识产权的种类和形式不同，获得的保护时段和时间也不一样。另外，一些公司，如果接受用来出资的知识产权没有得到绝对的保证，这样的知识产权很可能会给公司的正常运转带来巨大的干扰。比如，某些用于出资的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的特点。从地域性方面对知识产权出资的考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面对外国公司出资的知识产权时应该对其进行仔细检查与核对。另外，当国外知识产权出资到我国时，相关出资人应该了解到该知识产权是否能够受到我国相关的法律保护。
(二)对知识产权出资的评估风险
对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就是把即将要进行用来出资的知识产权，运用具有科学含量的技术对出资的知识产权进行真实的估价，以此来估测它所带来的'经济价值的一种行为。致使知识产权的评估风险在所难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出资的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评测信息比较难搜索，在我国实践中，评估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评估机构发展还不成熟，存在着评估市场混乱、权威评估机构和人才缺乏的现象，从而造成不同的评估机构对同一评估对象所做的评估结果差异很大。第二，缺乏合理的评估标准。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的评估还处于发展阶段，评价的标准社会各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第三，一些评估数据比较难搜集。评估步骤主要有以下三部分:一是用来出资的知识产权目前和以往的一些旧经济资料，二是被评估知识产权本身未来的使用情况，三是与被评估技术相近的知识产权的现在的经济资料信息。因此，如果得到的信息和数据不特别充分，那么获得的估价与真实的价值将会相差甚远。第四，从相关的制度和规章建设方面来看对知识产权的评估，相关的制度并不是太健全。因此，在进行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评估时，会出现由于市场评估机构的不同，当然得到的结果往往也会大相径庭。第五，知识产权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价值经常来回起伏。这种情况给评估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当机构对出资的知识产权进行估测的时候，需要进行一些比较繁琐的流程，这无疑给评估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艰难。
(三)知识产权出资的复杂交易风险
根据我国《公司法》中的内容，该法涉及到了关于实物的出资，并且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该法的内容中规定投资者应将其出资的物品迁移到自己所在的公司。该制度同时也是公司对于知识产权的出资运用支配权的基础保证。知识产权出资方式有转让和用益出资。知识产权出资的特征，决定了在现实生活中不仅要积极完成转移同时不能忘了要尽快的进行交付。典型的如专利权的出资，除了应在专利权主管部门那里办理专利权主体变更手续，并登记公告之外，更重要的是，出资者还要将该出资的技术资料完全交付给公司，并提供全方位的员工培训和技术指导。当然实践中，经常出现出资者只完成法律上的交付，事实交付义务却迟迟不履行的情形。而且在专利和商标使用权出资的状态下，往往会出现出资者向公司投资之前，己经允许他人使用该项专利和商标的情形，导致多重许可的情况出现，从而严重损害了接受出资公司的利益。
当前，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出资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和知识产权出资的实际运用层面上还存在着很长的一段距离，我们与他们相比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并且需要不断的进行完善。因此，我们只有正确的认识知识产权出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通过从实际生活中不断地摸索和探索出来的理论知识和技术真正的用于实践生产中才能把知识和技术变成真正的生产力和一种生产资源，而不是整天空喊口号。总之，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如实的提高对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不断进行完善，结合实际情况逐渐地运用法律对知识产权在出资层面的保护，这样可以增加对创新的知识和技术进行更好的运用和维护，以此来更好的建设创新型社会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1］雷兴虎．公司法新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知识产权案例论文篇四
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下面是小编推荐给大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论文，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随着改革开放，市场自由化，知识产权在国内越来越受重视，且慢慢转变成为衡量一个产品、一个企业的价值的重要砝码。文章在大量参考各类文献的基础上，重点从知识产权的立法、执法、保护现状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社会经济、技术、科学和社会各方面高速发展的年代，是知识经济时代。这个依靠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推动力的全新经济形态中，知识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此，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知识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便成为知识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实践中，尤其是在知识产权的行政和司法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与不足之处，有待提高。要吸引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投资，还必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特别是加大执法力度。
中国用短短2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100多年知识产权立法的历程，成绩举世瞩目。目前，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在保护内容、保护期限、保护方式、管理制度等方面与国际规范基本保持一致。在执法方面，中国根据国情采取了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两条途径、协调运作”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02年度中国履行wto承诺情况报告中，美国政府与美国产业界都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所作的立法修改是重要进步，使中国在大多数关键领域总体上符合了国际标准。”这些都说明，中国政府20年来，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成果，已经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的承诺，世贸组织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8年内对中国进行年度的过渡性审议。2002年9月17日，世贸组织知识产权理事会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执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加入议定书中有关承诺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过渡性审议。审议前，中国向世贸组织提交了14项包括中国知识产权方面法律法规在内的通报，并回答了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6个世贸组织成员向中国提出的101个书面问题。世贸组织成员对中国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成果，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履行承诺所做的努力予以了积极评价。
从过去一般的政策到现在的立法层面，这意味着我国在逐步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制度。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立法推创新，首推出《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这是国内第一个省份从立法的角度促进自主创新的做法，覆盖了创新全过程。从科研人员的奖励、投入增长、政府采购等方面，都有一个量化的规定。比如，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研发机构，以技术转让或股权形式对创新成果进行产业化的，可从技术转让所得的净收入或股权中提取20%到70%一次性奖励相关研究人员。《条例》规定，地级以上市政府可以设立创投或风投，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成长前期的科技型企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通过无偿资助、贷款贴息、补助资金、保费补贴和创业风险投资等方式，支持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除此之外，国家和广东省还陆续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的政策。2010年12月，《广东省专利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颁布后正式施行。2011年10月，我国第一个集专利、商标、版权等各知识产权门类的《国家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印发。2012年1月，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布《关于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省的决定》。同年10月，《广东省展会专利保护办法》正式实施，12月，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等九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广东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知识产权政策法规措施的不断完善，为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为改善营商环境、优化创新环境，五年来，我国长期坚持日常执法与专项行动相结合，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根据国务院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部署，要求相关部门重点抓好“双打”、“三打两建”、“护航”等专项行动，着力加强广交会等重要会展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2008年至2012年，广东省共立案处理各类专利纠纷案件1198件，结案950件；立案查处假冒专利案件745件，结案622件；通过指导各类会展和行业协会解决专利纠纷5720宗。该省“双打”专项行动成效得到国务院督查组和全国“双打”办“认识有高度，工作有力度，整治有广度，打击有深度，成效显著，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的高度评价。广东省六个维权援助中心有效发挥服务作用，建成了全国第一个单一行业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构——中国中山（灯饰）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从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来看，由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程序、责任制度不够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组织机构不够健全和稳定，导致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一些工作中存在疏于主动查处、安于消极行政的现象；执法中缺乏必要的执法手段和得力措施，致使一些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往往得不到及时处理，或者处理了往往因为处罚力度不够，对侵权行为起不到震慑和严惩的作用；普遍存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人员少、力量不足的问题；在现有的人员中，由于知识产权专业性、法律性较强，对执法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队伍素质总体上还不能满足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要求。另外，在一些地方，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或者不能完全打破部门分割，从而使一些地方和部门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活动屡禁不止。
从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来看，由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往往比较复杂，限于法官对知识产权知识的了解及案件审判经验的积累，难免会造成不同的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对相同的案件会作出不同的处理结果的现象，给知识产权的保护带来了很大障碍。例如，各地的立案标准不统一，当事人提供有关事实材料在一法院能够立案，在另一法院依据相同的事实材料却不能立案；不同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也难以做到统一，这极大地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此外，各地法院判决中，对被侵权人的赔偿数量偏低。
实践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够顺畅，行政机关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消极对待的情况多有发生。要注意的是，由于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当发生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时，受害方一般向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控告，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查处后，即使发现构成犯罪的，极少移送公安进行刑事立案侦查。行政执法部门往往将大量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案件，只作一般行政违法案件结案，“以罚代刑”现象仍较普遍。这种以罚代刑现象的存在，使得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屡禁不绝，结果是许多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案件未得到彻底追究。
知识产权案例论文篇五
;焉耆县第三中学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
六年级上册新疆地方课教学总结
转眼间，一个紧张而又充实的学年又将过去。回顾这一年，在领导的关心、同事们的帮助以及自己的努力下，我认真做好各项工作，积极完成各项任务。在此，把这学期的工作稍作总结，也为这一年的忙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一、同伴互助，资源共享
由于地方课程教材没有参考书，老师们备课时经常要收集大量的资料，教学难度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同伴间的互助尤其重要。特别是同年级的老师更应相互切磋，互相交流。在这点上，大家做得很好，一个个学而不厌，潜心钻研，经常与组内的骨干教师交流教学方法，共享教学资源，确实让人感动。
二、深刻反思，共同进步
新疆课是课改以来开设的一门新学科，它是专门介绍新疆知识的一门学科，它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自主进行的综合性学习活动，是基于学生经验，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实践，体现对知识的综合应用的实践性课程。在新疆课的实施中，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开展研究活动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点拨与督促；要组织灵活多样的交流、探讨活动，促进学生自我教育，帮助他们保持和进一步提高学习积极性。指导的内容不是将学生的研究引向一个已有的结论，而是提供信息、启发思路、补充知识、介绍方法和线索。指导得多了，成了包办代替；指导得少了，学生的研究和探讨又不到位。可见学生的自主性在课题的研究中尤其重要。
我在教学时，倡导教师与学生个体的交流。如一学生对手工感兴趣，他便主动去找老师进行研究探讨，让老师对其实践活动提供帮助等。现在，我们教师、学生都具有了这方面的意识，有利于个性化发展。活动内容不再以课程参考教材设定，而是由教师或学生来制定。在制定中，我们充分考虑到校本的特点、学生的兴趣、教师自身知识的储备、学校拥有的资源的优势等等开展活动，不再拘泥于固定的内容来源。不固定本班的师生的合作实践研究，在教学时有时感觉，在班级内开展的综合实践活动，来自于伙伴和班主任的智慧资源都显得不足。因
此，我倡仪教师一方面可采用年级打乱混合形式开展活动，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的互助互动；另一方面，以教师学习型小组为单位给予学生作指导。从而使学生在更加广泛的时空开展地方课，得到更加丰富的智慧资源。同时，针对教学中的共性问题，如“在教学中如何体现地方课程的活动性、整合性、评价性的三条原则”以及“落实地方课程的多元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老师们认为，本课程可以不进行书面考试，但要加强促进学生发展的过程性评价。相关教材可以设计多种形式探究活动，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情况，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或反思。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活动的参与记录、学生自己的自我报告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其目的不是给学生评分，而是让学生学会自我评价，进而促进教师改进教学，促成课程目标的达成。本课程评价对教师的要求较高，因为倡导评价目标先行的原则，所以，需要教师在上课前，结合课程与学生实际情况，进行评价目标的分析与准备，设计评价形式及评价标准。
三、物化成果，不断完善
新疆课是非常受学生喜爱的课程，既培养了学生的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经过我的努力，我取得了一些成果，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
宋惠红
2014年1月7日
焉耆县第三中学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
六年级上册综合实践活动课教学总结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也是一门经验性课程。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过程中，必须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综合实践活动离不开学生主动积极的实践和各种实际操作活动，若没有以学生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它将变为单一的认知性课程，所以本学期主要注重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综合实践活动是以实践为主的课程，以学生活动为中心，教师在活动中不是一味的教，而是气质、是起指导作用，指导学生怎么做，所以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教师是以指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活动的全过程中。如在进行六年级的玩石头的活动时,我先出示一个大的主题后，就有学生自己讨论想在哪些方面玩石头，提出小的专题，这也是为了了解学生的兴趣，学生提出了很多建议，最后根据学生的爱好，教师帮助学生选定小专题。自由组成小组，几个不同的小组。
二、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和需求
综合实践活动课是以学生活动为主的课程，要求我们在活动实施的准备阶段、开展过程、总结交流等环节，都应尊重学生的实际，关注他们的兴趣、爱好和需求。我再三年级开展的玩石头活动中，就注意了这一点，小专题由学生找，学生在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组合，去探究自己喜欢的内容，完成后还可以参加其他小专题的研究。这样提高了学生参与活动的兴趣，激发了他们乐于探究的欲望，同时掌握了手机信息资料的方法。
三、充分发挥学生在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
活动课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一门学科，学生是课程的实施者、参与
者，学生的活动成果如何，反映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是否发挥出来了。为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从活动的主题或课题的提出，到活动方案的制定、实施、活动的总结交流、评价，都应尽可能让学生自主活动。在活动中让学生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活动后让学生写出活动的总结报告，弹出自己的收获和不足。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又锻炼了学生的总结评价能力。
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多吸取一些先进的教学方法，加强学生的各种能力的培养，更加关注学生的感受，使学生在这门学科的学习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能力。
宋惠红
2014年1月7日
焉耆县第三中学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
六年级上册培优补差教学总结
时光如梭，一学期的工作即将结束。一学期以来,在学校领导、老师们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在"培优补差"工作过程中,能根据实际情况,有步骤、有措施地实施落实"培优补差"的内容,使学生能较好的得到发展。通过思想教育,学习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今年的语文成绩总体有所提高。现将一学期来的工作总结如下:
1、在班级里建立学生的学习档案,确立学习目标。依据学生的能力,对各层次的学生分别有不同的完成目标,由易而难,逐层推进。在班级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改变老师补课,留课的陋习,把问
题交给学生去独立解决,老师起指导作用。
2.教学观念的积极转化,家长的热心配合。在工作过程中,观念积极转化,由注重优生的辅导,对潜能生耐心不足,"恨铁不成钢",急功近利的心态转变为能正确看待每一个学生,以培养学生素质的提高为自己工作的重点。在工作过程中个体分析,群体分析,确立发展目标和措施,找出每个学生的优点,缺点,潜在的优点,缺点,新的生长点.用发展的眼光看自己,分析别人.积极对待学生的每一个闪光点,施以恰如其分
的鼓励性评价,家长能热心配合,使得每一位学生能安心于课堂的学习,把潜能生的厌学情绪抑制在一个最低点上。
3.充分发挥学生相互教育,自我教育的作用。摸清学生相关准备知识,基础,能力和心理准备的实际,把起点放在学生努力一下就可以达
到的水平上,让学生挑一挑就可以摘到苹果，使新旧知识产生联结,形成网络,把教学的步子放小,把教学内容按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原则
分解成合理的层次,分层推进。在实际教学中,根据本学生实际精心设计每一节课，力争做到精讲精练。快速反馈,及时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及时矫正及调节教学进度,从而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避免
课后大面积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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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语：案例分析是指把自己的案例分析以简明的书面形式表达出来的案例分析材料。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商法案例分析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合同具有一下特征：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合同的目的在于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是当事人协商一致所达成的协议。
合同按照不同的标准和角度有很多不同的分类。包括买卖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等共计15个分类。而除此之外，合同还包括单务合同、双务合同，有偿合同、无偿合同，诺成合同、实践合同等几大类。
合同法是指调整当事人之间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广义的合同法包括所有调整合同关系的法律、法规；狭义的合同法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而合同法适用于各种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主要是财产关系；但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使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1.平等原则。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合同的订立必须友好平等协商。
2.自愿原则。自愿原则也是合同法的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是否缔约，和谁缔约，和采用怎样的形式，内容如何的均由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规定范围内自行决定。
3.公平原则。双方本着公平合理的准则，维持各方利益与风险的均衡。
4诚实信用原则。城市守信本事道德准则，而市场经济是讲求秩序的经济，良好的市场经济要求经营者城市经营，童叟无欺。因此，诚实守信上升为法律原则，要求当事人讲信用，不得欺诈或有其他违背该原则的行为。
5.公序良俗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必须尊重社会良善风俗，最受社会公共秩序，不得岁还社会公共利益。
1.缔结合同的自由。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
2.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
3.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4.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
5.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
（一）、在合同管理方面，新合同法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政府对合同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是与合同自由相矛盾的。从合同管理制度的产生来看，它反映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要求和观念，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而且，合同管理明显属于公法的范畴，新合同法作为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是不能予以规定的。
（二）、在合同的订立程序方面，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国合同立法中系统、完整的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必须程序，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包含了当事人意志自由、双方的合意本身即可构成合同并产生相当于法律效力的思想，是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约与承诺制度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三）、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新合同法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新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这不仅适应了现代商业运作的便捷和经济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四）、在合同内容方面，新合同法对合同主要条款只做一般性规定，使得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 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
（五）、在合同效力认定方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新合同法对可撤消合同范围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也达到了与国际接轨。
（六）、在违约责任制度方面，新合同法充分体现合同自由。违约责任，又称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债务所应承担的责任。
（七）、在平衡当事人意志与国家意志方面，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志，即在不违反法律与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当事人意志较国家意志优先适用。
5 日至 11 月 11 日按照保险合同中的约定计赔办法将赔偿总额 353500.50 元付给原告。原告于收到赔付款后起诉到法院，主 张被告依据已废止的《对虾养殖保险每日赔付数额表》赔偿损失显失公平，请求法院对此民事行为予以撤销，要 求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1993 年《对虾养殖成本保险条款(试行)》规定的赔款计算办法，由被告立 即赔付对虾保险赔付款 1257650.50 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被告认为，原告与其签订的保险合同是企业财产保险 合同，不是对虾养殖成本保险合同，也不是对虾养殖保险合同，因此双方才有特别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请求。
1.合同之精髓是当事人自由意志之汇合。只要不违反法律、道德和公共秩序，每个人都享有完全的合同自由。
2.按照合同自由原则， 当事人得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自由地决定是否订 立合同，自由地决定对方当事人，自由地决定合同的内容，自由地决定合同的形式。
3.合同自由原则的经济原因决定于商品经济关系。诚实信用原则的核心是公平。 就本案来说，法院以当事人的特别约定为显失公平，从而否定特别约定的效力。这里就涉及公平原则与自由原则的关系。
4.按照无限制的合同自由原则，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完全由当事人之间的合意确定，其他人不得干涉。合同一经依法成立，即具有约束力，法律的职责仅在通过法庭以保障合同的执行。
5.在本案中法院在撤销当事人关于赔付的特别约定条款后，仍认定保险合同有效，并依其他保险公司的相关规定而决定保险人一方的赔付义务，这也是无视合同为当事人自由设定权利义务的民事行为而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