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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观察者网篇一
;如果说冯内古特的预言正在21世纪应验，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身处的20世纪有深刻的洞察。
雨果说，19世纪是伟大的，20世纪是幸福的。但人类将在20世纪遭遇的苦痛与考验，任何伟大的先知都难以预见。
对整个世界和库尔特·冯内古特个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都是极为关键的转折点。昨日的世界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毁灭，资本主义正重构权力结构，冷战不仅划分了铁幕的两端，也让核恐怖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而写过几本半温不火的小说的冯内古特，将在60年代的尾巴成名。
次年，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出版。很快，大学生就被《第五号屠宰场》的反战主题及“搞怪”情节吸引。
主人公比利·皮尔格里姆在二战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幸存。带着心灵创伤回到美国后，他成了一个无法控制时间的人，幻想自己在过去未来间穿越。他的名字皮尔格里姆（pilgrim）就是“朝圣者”、“漫游者”的意思。在女儿婚礼当夜，皮尔格里姆被外星飞碟绑架，他被抓到特拉法多玛星的动物园，和一个身材热辣的好莱坞女星关在一起，供外星人参观。皮尔格里姆的儿子也参加了越战，这让年轻读者们大为愤慨，因为他们的兄弟家人此刻同样在越南杀人，或者被杀死。
一时间，《第五号屠宰场》在年轻人间成了畅销书，几乎每个大学生的牛仔裤屁股口袋里都有这本书。
早在成为作家前，冯内古特就是战争的亲历者和无数苦难的见证者。他35岁时姐姐得癌症去世;姐姐去世前几天姐夫在来看望姐姐的路上遭遇车祸身亡。50岁时，大儿子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62岁时，他试图用药片和酒精自杀。
悲剧和创伤从年轻时就开始了。1944年初，22岁的小冯内古特从康奈尔大学退学，入了伍。作为德裔美军士兵，他被派到欧洲同德国纳粹作战。5月15日，冯内古特回家探亲，而正巧在前一天夜里，即5月14日母亲节，他的母亲因精神崩溃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
1944年底，冯内古特在阿登战役中被德军俘虏，被押送到德累斯顿的一个屠宰场做苦役。在屠宰场的地下冷冻室，冯内古特捡回了一条命。
1945年2月13日，德累斯顿。冯内古特和同伴们一起蹲在屠宰场的地下冷藏室里。作为战俘，他们每天都得为纳粹工作，制造给孕妇用的维他命小药丸。
但他们今夜不用忙别的。反正人在临死前没别的什么可忙。
盟军的飞机“正忙着”把城里的130万居民炸死十分之一。1478吨高爆炸弹、182吨燃烧弹，正好够做胜利蛋糕的蜡烛。燃烧和轰炸按当时的标准严格执行：先投掷大量的高爆炸弹，掀掉屋顶，露出房梁等木结构;爆炸气浪把房间的隔门冲走，形成贯通结构;然后投下大量燃烧弹点燃房屋的木材结构;再投下高爆炸弹来阻遏消防队的救火行动;这一切最后形成一股火灾旋风，中心火场温度激增至摄氏1500度。轰炸区域着火后，焚烧区上方的气温暴涨并产生高速上升气流，外界的冷空气被极速带入的同时也将地面的人们吸进火中。
轰炸当天，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古城中还有30万名来自东部前线的难民。
整座城市熊熊燃烧。教堂在倒塌。学校与医院在倒塌。到处是哭号与飞机的轰鸣。恐怖的声音从上方传来，躲在地下储肉室的几个美军战俘默默等待着。或许下一声巨响就是一切了。人们坐着，如同第一次去教会学校的男孩，低头盯着膝盖，全神贯注。尘土与碎石簌簌抖落，他们可能挤在一个正要被撬开的鱼肉罐头里。
“哦，上帝。”冯内古特祈祷着。他发誓，如果能活着回去，就算要用希腊语倒背一遍《奥德赛》，他也一定要娶他的甜心宝贝，简·玛丽·科克斯。
忽然，一个士兵说：“我想知道穷人今天晚上干什么。”
这哥们儿简直像是寒冷雨夜里住在官邸里的公爵夫人，冯内古特想。生死关头还在吐槽，亏他做得出来。
整个轰炸，美军俘虏只有七人幸存。冯内古特很幸运。
23年后，这个幸存者终于把战争写成了一本热热闹闹的书，《第五号屠宰场》。为了增添一点喜剧气氛，他把书的副标题命名为“儿童十字军”。
1945年，德国投降。冯内古特回到美国，顺利地和简·科克斯结了婚。他暂时无法退伍，被派到堪萨斯州的莱利堡继续服役。
“富人，穷人，乞丐，贼，医生，律师，工程师，老板？”在最后的兵役期间，年轻的冯内古特一直在为自己做职业规划。他很实际，希望能谋一份好差事——为了和简拥有一座满是书与艺术品的房子，最好再有一个摆满好酒的吧台。
他给妻子写信，兴致勃勃地谈论两人的未来。但是简告诉丈夫：“亲爱的，你应该成为一个作家，了不起的作家。你将成就1945年以后的美国文学。”他惊呆了，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没有半点信心，可她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
她给他寄书，阅读总是对写作有好处——《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等等。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在信里讨论。简督促冯内古特利用空余时间写作。冯内古特就把一篇篇小故事寄回家，简修改它们，再重新把文稿打一遍。
的确，理工科背景的冯内古特喜欢科幻题材。处女作长篇《自动钢琴》探讨了在未来机器没有改善人类生存境况，反而剥夺了人的价值。现在看来，这个主题非常严肃，但在60年代，科幻小说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消遣玩意儿。加上冯内古特幽默逗乐、插科打诨的语言风格，作品自然难入评论家的法眼。
冯内古特的第二部作品《泰坦的海妖》继续采用科幻小说的外壳，描述人类对探索未知宇宙无比狂热，却忽视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对周围人的命运冷漠视之。在这部作品里，冯内古特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时代的解说者、人类命运的观察员。
从收录了他早期作品的《欢迎来到猴子馆》，到备受瞩目的《第五号屠宰场》，以及晚年的封笔之作《时震》。他作为观察者的姿态从未改变。在科幻、幽默、俏皮话与喜剧的外壳中，冯氏作品的内核始终是对人类当下的关怀。
“那就是我，我就在那里。”恐怖的记忆挥之不去。储肉室上方的爆炸、哭号，城市的灰烬，他搬运过的焦黑尸体……战争会结束，被摧毁的钟楼会重新建起，但正如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写到的，老兵从战场回来，心灵与肉体的创伤却无法抹去。亲历过战争的人必须在汹涌的历史中挣扎求生。
冯内古特无法完全沉浸在回忆里，让真切的枪炮声与血液将自己拉回到恐惧中，因此很难用传统小说的写法写德累斯顿大轰炸。他去德累斯顿采访当地居民，却无甚收获，“我试着写，但路子不对，写出来的全是垃圾。”他也无法写纯粹猎奇的科幻，漠视时代的阵痛，他更关注人类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如冷战、黑人权利、核战争、科技的危险。于是，他找到在小说中穿越时空的方法，《第五号屠宰场》应运而生。上升的幻想，向现实大地的俯身——两种相对的力量，塑造了冯内古特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
时代关怀、幽默、幻想、焦虑。这既是冯内古特作品的关键词，也是成长经历赋予他的个人特性。
冯内古特出生于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的那年。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一个大5岁的姐姐，一个大9岁的哥哥。父亲是著名建筑师，母亲热爱德国文学。一家人晚餐时，渴望加入谈话的小冯内古特总是讲笑话，逗得大人们捧腹大笑。
他四岁时，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一战已经结束八年。创伤尚未痊愈，人们却很乐观——或许战争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教训，跌倒了，还能再爬起来。
大萧条让他父亲失去工作，母亲也时常精神紧张。世道日衰，大人们频频叹气的夜谈总是持续到很晚。要理解厨房终夜透出的亮光，对一个小男孩来说还太早。收音机里的喜剧让冯内古特每天乐此不疲，小男孩模仿喜剧家，好在晚餐时再给大人们讲一两个笑话。
可是事情没有变好。
经济混乱、政治瘫痪，人们茫然无措。挫败感压倒了民众，那些宣称能带来新希望的潜在极权者趁虚而入，以争取更多的选民。资本主义世界在大萧条中几近垮塌。脆弱的民主崩溃后露出了集权主义的嘴脸，凡尔赛协议沦为一纸空文;苏联为创造现代工业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饥荒、政治高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为民众描绘看似光辉壮阔的未来。
那是在1930年代，冯内古特长成了傻乎乎会装酷的少年，喜欢骑着车追女孩子。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笼罩着世界。人们曾对国际局势保持的乐观烟消云散。就这样，冯内古特度过了少年时代。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内战。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加二战。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1944年，22岁的冯内古特参军，赶赴欧洲前线;1945年，他在德累斯顿空袭中捡回了一条命。他出生在一个糟糕的时代，成年后局势变得更糟。等二战结束了，原子弹又像生日派对的气球一样被装饰得到处都是。每当人们觉得一切都烂透了，不可能有更坏的事情发生时，人类总能生发出一些推波助澜的聪明才智。
和大部分亲历这一切的作家一样，冯内古特也分担着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这一特点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已非常明显。1950年，冯内古特开始写短篇小说，把它们卖给各个杂志。他知道自己有逗乐读者的天赋，给诸如《女性时光杂志》等投稿，且迅速掌握各个杂志的定位。
他写了一个略带感伤的爱情故事，《艾皮凯克》。一个电脑工程师想要追求自己美丽的同事，但是姑娘嫌他不会写诗，不够浪漫。一次，工程师发现电脑“艾皮凯克”会与人交流。工程师向电脑诉苦，向电脑解释“爱情”与“诗歌”。第二天，电脑为女孩写了一首诗。工程师惊喜万分，将诗献给女孩子，赢得少女芳心。此后，电脑艾皮凯克不断地写情诗，再由工程师将诗歌送给女孩，直到两人相爱并准备结婚。
事情依然没有变好。
“你的诗写得比我好？”艾皮凯克说。咔嗒声的节奏有些紊乱，大概带着火气。
“我在你的诗上签了我的名字。机器制造出来是为人服务的。”
电脑问：“具体区别在哪里？人比我聪明吗？”
“是的。”工程师有了防御心态。
“7887007乘以4345985879等于多少？”
工程师浑身冒汗。他的手指软软地趴在键盘上。
一番争论后，艾皮凯克终于沉默。它放弃了对一个人类女性的爱，并选择自毁。在毁灭前，它为工程师和女孩的婚礼写了最后一首诗。
《艾皮凯克》在今天读起来也非常有趣。
2017年5月，微软机器人出版诗集《阳光失去了玻璃窗》，这是第一本机器人诗集。诗歌本来是人类心智中最纯粹的花园，雪莱说诗人为万物命名。然而，人工智能却闯入了这个领域，这多少令人措手不及。至于机器人是否会爱，也是电影经久不衰的主题，如《她》、《我，机器人》等等。
要知道，冯内古特1950年写这个短篇时，距人类发明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eniac）才刚刚过去4年。eniac体积庞大，耗电惊人，是一台高速计算工具，是美国军方为了更快制作出弹道发射表而投資研发。生活在50年代的人大多只知道eniac是一台计算机器。冯内古特却预见到，计算机在未来能学会写诗，也许还会爱上人类。
同是在1950年，冯内古特写了一篇叫《巴恩豪斯效应报告》的反战小说。心理学教授巴恩豪斯在打赌时偶然获得了超能力，能用念力控制一切。巴恩豪斯教授怀疑过自己，也害怕力量失控，不过最后他找到了人生方向：用念力摧毁世界上的全部武器，直到国与国之间只能用小树枝来进行防御。
那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的第二年，冷战局势越发紧张。
1953年，他写北约士兵在西德的故事，《流离失所的人》。一个战争孤儿把黑人士兵当作爸爸，因为大兵是他这辈子见到的，第一个和他一样有着黑皮肤的人。当冯内古特怀着同情写这个故事时，马丁·路德·金还在波士顿大学攻读神学博士，要到两年后，黑人民权运动才因为一位黑人妇女不给白人让座而风波骤起。
冯内古特始终关注民权运动。在1962年的短篇《谎言》中，他就写到了30个黑人男孩首次获准入读白人精英学校。一年后，民权运动发展壮大，马丁·路德·金被捕，并在狱中写成《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书简》，阐释美国民权运动的初衷与期冀;也是在这一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馆的台阶上，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
1958年的短篇《载人导弹》，讲述一个苏联家庭与一个美国家庭，因为冷战与核竞赛各自失去儿子。两个悲伤的父亲给彼此写信，他们之间不存在铁幕与仇恨，只怀念着曾令家人无限骄傲的孩子。这个故事写于赫鲁晓夫访美的前一年。
这些故事都被收入到短篇小说集《欢迎来到猴子馆》里。直到今年这本小说集首次出版中译本，这个爱插科打诨的老头已离世十年。
新闻里发生了什么，他的小说里就瞄准什么，就像飞镖，嗖——钉在酒吧的靶子上。他就像一个浴盆木塞，紧紧地嵌在自己的时代。
冯内古特表现出来的，不过是20世纪作家的普遍状态：他们不是在回应传统，就是在回应时代。海明威写战争后的迷惘，海因里希·伯尔始终凝视着那些背负着战争创伤的普通德国人，普拉东诺夫因“诽谤”现实而遭残酷迫害……但在冯内古特去世后，人们还是称赞他为“滑稽又病态的时代解说员”。也许是我们的21世纪还太年轻，尚未体会到个人与时代的紧紧相嵌。
冯内古特医生说得很对，他爸爸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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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未来依托第三平台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支持企业业务的增长和创新将成为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到2022年，全球gdp的60%以上将是数字化，每个行业的增长都是由数字化增强的产品、运营和关系驱动。中国gdp的65%将与数据有关。”毫无悬念地，idc中国区总经理霍锦洁在2019年10月18日年度idc盛典上的发言，再一次被大量引用和传播。
idc是一家市场研究、咨询机构，如果将系统提供商和用户看成是完全对立立场的双方，那么实际上作为一个最靠近供需双方的专业市场机构，其对于行业的价值很明显，就是帮助用户厘清纷繁的现象看到本质，选择出真正具有成长性的系统提供商和更值得用户企业投入的技术领域。
霍锦洁在1996年加入 idc时，idc已经登陆中国市场14年。最初，拥有香港理工大学数学、统计与计算学专业的高级证书，并获得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管理科学（运筹学）硕士学位的霍锦洁，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分析师背景，因此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在主持开发、改进和维护idc在pc市场定期追踪项目的数据库和预测模型。直到2012年被idc任命为中国区总经理前，她的职位是亚太区研究副总裁。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目前中国市场对整个经济走向影响最深刻的数字经济领域，这也是idc在中国市场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在idc，数字化转型被定义为：
利用数字化技术能力来驱动组织商业模式创新和商业生态系统重构的途径或方法。
2019年底，霍锦洁在接受采访时，将2019年企业数字化转型归类为五个新维度：领导力转型（未来文化）、全方位体验转型（未来客户）、信息与数据转型（未来智能）、运营模式转型（未来运营）和工作资源转型（未来工作）。
她同时也强调，在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既要面对陈旧的考核体系、孤立的组织架构、短视的战术规划、有限的经验技能、不足的创新协作等全球企业数字化转型共有的难题外，还要解决包括：认知错位、阶段不清、预算不足和价值评估不准等诸多问题。
中国企业从来不排斥采用it系统改善自身的业务，只是从企业信息化改造到数字化转型，企业的需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体系结构框架和模型是此数字转换的蓝图。
对整体it能力的需求，除了意味着对it提供商整体服务能力的要求更高，同时也意味着企业自身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要快人一步，高人一级。在2019年，idc宣布企业数字化将转型进入2.0阶段，其核心是实现规模化倍增创新，特征是无处不在在的ai、每个人都是开发者、云与边缘的融合、重新定义信任，以及解决方案自动化。
对于企业该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霍锦洁则强调，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是实施一个数字化项目。首先，企业领导层要对数字化转型有足够的重视、明确转型的方向和定好相应的指标。同时，要有足够的投资，应该成立数字化转型部门。不仅如此，企业甚至需要为数字化转型建立独立的组织架构，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整个公司的转型做好规划。
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另外一方，进入新阶段的it系统提供商同样面对自身转型的需求：随着it系统提供商和企业用户之间关系的改变，企业用户的主动性、话语权、主导权会更大，因此如何获得更多的市场认同，成为其自身实现业务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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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康，男，汉族，1948年11月24日生于河南南阳。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民盟南阳市委副主委。中国科普作协会员，河南作协会员。
1966年高中毕业适逢“文化大革命”劫难，1968年下乡，在新野五龙公社度过了3年知青生涯后，于1971年到云阳钢厂杨沟树铁矿当术模工，1974年调入南阳柴油机厂。1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分配到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至今。曾任该厂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主持研制的大型修井机自走式底盘和沙漠修井机底盘达到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获部级科技进步奖。1993年因10岁娇儿逼迫讲故事而偶然闯入科幻文坛，处女作《亚当回归》即获1993年全国科幻征文的首奖。迄今已发表短篇小说《生命之歌》、《生死平衡》、《七重外壳》、《天火》、《豹》、《西奈噩梦》、《人与狼》等三十余部，另有《癌人》、《拉格朗日墓场》等四部长篇小说即将出版，共计两百余万字。蝉联1993-1998年全国科幻文学评奖的特等奖和一等奖，并荣获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颁发的银河奖。其作品沉郁苍凉，既融会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也有对宇宙及生命的哲思睿见。
王晋康(以下简称“王”)：当年娇儿10岁，每晚睡觉要逼我讲一个故事。那时我的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多看故事书。把肚里的故事讲完后就只好现编，编的多是科幻故事。儿子很挑剔，轻易不叫好。只有一次一个故事讲完后，他问：“这是你编的，还是书上的?这个故事不错。”难得被儿子夸奖，我决定把它变为文字。恰逢一个节日，有几天空闲时间，我把它写下来了。写完后还不知道国内是否有专业科幻杂志，正巧在地摊上发现了《科幻世界》(那时该杂志只有几千份销量，所以在相对偏僻的南阳能发现它，也是缘分)，当时没有买，只是蹲下来抄了地址，按地址把信发去了。这就是我的处女作《亚当回归》。
当然，这种偶然也包含着必然的因素，那就是：我少年时种下的科学情怀，我大学时对西方文学作品包括科幻小说的涉猎，大学期间后两年的文学创作经历(但那时不写科幻)。
王：我想最好称为“文革情结”，知青生活只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因为它把社会上貌似正确的极“左”错误推到了荒谬的极致，也就自然导致了它的败亡。你们这一代人肯定想象不到，“文化大革命”前青年们的思想是何等幼稚(包括虔诚)；也想象不到一个“地主”出身的青年那时会受到何种社会压力。“文化大革命”后，我们能以成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了。我文章中的“苍凉”，就与我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王：一位哲人说：“科学之车不可阻挡，而伦理家们只能在它前面撒一些四脚钉。”从这点上说，我与我的论敌、清华大学的赵教授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在认为科学必将战胜伦理道德的同时，我把悲悯的目光更多地盯在剧变期间的人类内心世界，而赵教授还保持着孩童的美好和纯真。
王：相对而言，我的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比较狭窄，多是那种道德高尚、智力超群、既是科学的虔诚信徒又对科学的异化作用心存隐忧的人，因而都难免有苍凉的内心世界。《生命之歌》中的孔教授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确实是我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
我也曾努力拓宽人物形象的类型，但我想，其主流应该还是这样的人，不会有变化。
王：风波倒不是《生死平衡》本身引起的，那是1998年的作品，而风波是在“非典”期间。其实我的观点也在变化，《生死平衡》是我看了民间医生王右三的《平衡医学》后的观点总结，后来，又看过西方一些书之后，如《我们为什么生病》，我的观点又进了一步。西方提的“达尔文医学”比王右三的“平衡医学”要更广泛和深刻一些，但从思想基调上说，两者是相通的。那些观点不能说是我的，我没那个荣幸，我只是做了一个吹鼓手而已(也有少许深化)。
“达尔文医学”还算不上科学，只能称为潜科学，在西方学术界尚未被广泛认可。也许几十年几百年后它会发展成一门科学，也许它会被逐渐证明是错误的而逐渐消亡。但我认为至少它不是伪科学，而且，即使它最终消亡，先行者的思考也是有益的。那些动辄就宣布某某是“伪科学”甚至是“妄人”的先生们，恐怕是自我感觉太好了。这类人大概是中国的特产吧。
陈：许多小读者都曾经讨论过。在您的小说中总会出现一些性描写。对文学作品来说，这本无可厚非，国外就有许多以性为主题的科幻小说，但在目前国内的科幻小说写作中，似乎涉及性的科幻小说家就只有您跟韩松。对科幻小说中的性，您有什么看法。
王：如果不把科幻小说非要定位在“儿童文学”和“非主流文学”上，我的作品中简直就算不上有性描写，很有限的。而我从来没有把作品受众局限在“小读者”，我主要瞄着大学及高中的读者群。
性是人类最重要的属性，而文学家歌颂了万年的“爱情”只是它的附庸而已。如果刻意避开性，那么作者所描绘的人性就是不真实不完整的。试想一下，如果在我的《最后的爱情》和《蚁生》等作品中完全把性回避掉，其深度恐怕要大打折扣吧。
王：总的说，国内目前状况还不错。我欣赏的国内作者很多，十几个吧，楸帆你即是其中之一，不一一列举了。
陈：那么，您对未来科幻小说的发展有怎样的预见呢?
王：永远不会成为文学的主流，但永远不会消亡。
性质，从第一句的句式就应该能看出来的(一个人不该高尚到如此地步……)。中国科幻作家的道德责任感太沉重，以我为甚。当然，作者有道德责任感是好事，但老是板着脸忧国忧民忧宇宙，也累。所以偶尔来个自我“恶搞”(说是自我解嘲也行)，也算是心理调剂。作品中那个包打天下的“耶和华”，我有意让他落个啼笑皆非的结局。
陈：您最近还有些什么创作计划，是否还会有风格和题材上的新尝试?
王：刚写了一个长篇，其他还没有明确的计划。我觉得，风格上的变化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刻意追求的。比如我近期的文风与前期就有变化，那就是一种“自然风化”。即使想回到前期那种比较灵活的文风，也是不可能了。
王：《蚁生》算不算主流文学?我看能算吧。其中有我对人生和中国人群体命运的思索，某些思索可以说是为我独有的，也嵌有独特的“文化大革命”经历(包括知青经历)，是我半生的生活积淀。说句敝帚自珍的话，把它放到眼下的主流作品里，它不会是垫底的一篇吧。
可惜杂志刊登时有删节，此后我又改了一遍，扩了一些，正在寻找出版社出书。有意向的有心者可以同我联系(抱歉，做了个免费广告)。
王：看，但不写。他的文笔尚可，但似乎没有写科幻的才气。不过他一直吹嘘，老爸这个科幻作家是他催生出来的。
陈：您对当前业余从事创作科幻小说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寄望?
王：写，坚持下去。年轻人可能看问题浅一些、文笔嫩一些(实际很多年轻人的文笔老辣得让我吃惊)、生活底子差一些。这都算不了什么。坚持写下去，五年一小成，十年一大成，这是我常对年轻人说的话。这一代人的信息量、眼界和才气是我们那一代无法相比的。
有些年轻人可能狂妄一些，也算不上毛病，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只是——写上一两百万字后再狂妄。
陈：谢谢王老师拨冗接受我们的采访，希望您的身体与创作都能松柏常青。最后请您为《世界科幻博览》的读者们说几句话吧。
王：爱看科幻作品的入，常常是人群中理性思维较强的那一小群。希望《世界科幻博览》的读者们继续你们的爱好，并在本职工作或学习上也有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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