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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被遗忘的岛篇一
当六月的风悄然吹过，时间未曾定格，我们奔跑着，万幸，在青春里，有你有我，待到重逢日，虽无言，也只好道一句：愿君长安。
春意正浓回眸见
记忆中，那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连路边的野花都不太娇艳，有些物是人非的味道，连那些亘古不变的小山和太阳似乎都在嘲笑着这个鱼龙混杂的人世，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公平，亦有太多不易。就这样，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想着那些早已远去的过往，不禁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在这个十字开头的年纪，我们亦是承受了许多……春，还在肆意的蔓延，而我却感到些许凉意，转身，却落入他谁的眉眼。只见那个男孩一袭黑衣迈着强健的步子缓缓而来，犹如春天的使者来拯救我这个迷路的孩子，那一瞬间，心里的雪像被融开了一样，阳光直达心底，世界不再孤单。
那日回眸一见，只觉都是晴天。待到再见，却问：君可安？
夏意蔓延迎面暖
那是一个分别的季节，街边的杨树早已成了一片绿阴，野花也肆意的绽放着，时间仿佛又倒流回那个黄昏，别有一番黄昏吹着风的软之韵味。那个暑假，每个人都开始有了自己的.心事，却没有一个人表现的很明显，也没有一个人隐藏的很深，可能，喜欢这种事情太高贵又太廉价，抓住了衣角又想挽住手，而后还想十指轻扣共立黄昏。人说：喜欢是得到，而爱是放手。每个人都是爱的奴，隶，却是喜欢的君王，因为喜欢，所以不顾一切的遇见，无论结果，只是迎面走来的一磨茶香都能让我流连忘返。
那日迎面一暖，只愿只如初见，待到重逢，只想：与君赏。
秋意寂寥与君别
那日转身一别，只想回归初见，带到放下，只想：愿君安。
愿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愿你当知无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温柔待此生。愿归来仍少年。
勿忘曾经，勿忘最好的我们！
被遗忘的岛篇二
1、你来过一阵子，我怀念一辈子。
2、天空暗了，梦想也要点亮；路途远了，双脚也要踏上；翅膀断了，身体也要飞翔；生活累了，自己也要坚强。
3、空闲的时候听点音乐，陶冶自己；苦恼的时候做点运动，放松自己；浮躁的时候加点平静，锤炼自己；悲伤的时候来电忘记，淡化自己。
4、青春是打开了就合不上的书；人生是踏上了就回不了头的路；爱情是放下了就收不回的赌注；生活是升起了就拨不开的迷雾。
5、用淡然去看透俗事，用遗忘解脱往事，用沉默诉说心事。生活是一种自我心态的调整，生活就是这样简单，无须在意别人的评说，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人生就是这样单纯，无须在意别人的眼神，尽自己的力，出自己的汗。
6、童话已经结束，遗忘就是幸福。
7、如果一个消除他的空闲时间，青春就要褪色，生命就会抛弃他。
8、我喜欢现在的自己，我怀念过去的'我们。
9、轻轻飘向有你的地方。我不曾遗忘，那些美好的瞬间，亦不曾忘记，蓝天下的幻想，你的笑。假如不曾错过，我就不会徜徉在这孤独的夜里，想念那些绚烂的场景，也不会跌跌撞撞地走着人生。()放手后，总是落落寡欢，会莫名地为了一首歌、一部戏、甚或是一句话而泪流满面。
10、一个人，行走到遗忘。
11、婚姻是一个奇迹，转移接吻从快乐化为义务，把生活从奢侈品变成必需品。
12、心是一座坟，葬着未亡人。
13、原来我以为这世上最容易的一件事，就是忘记。后来我总算明白了，原来这事上最难的事，才是忘记。
14、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
被遗忘的岛篇三
我问你任何问题，你千万不要说你忘了。可想而知，你不是真的忘了，只是你很懒而以。不想回答可以，至少你要给我一个理由，一个可以让我相信的理由，一个也可以让你心甘情愿接受的理由。这样对于我和你才公平。
我问你任何问题，你千万不要说谎。可想而知，你也是不愿的，只是在你的内心，有一定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我可以理解，谁都需要说谎。那么，你说谎要完美一些，不要轻易地泄露了，说完，你要给自己一个交代。让你自己可以欣安理得交代。
你幸福吗？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然而我又不是真的幸运。我是幸福的，这一点我敢承认，我很不幸福，这一点我也敢承认。逆流在脑海的记忆，像漂流瓶一样带着我的'信仰去漂泊。如果很风顺，我是不幸福的，如果有阻碍，我就是很幸福的。我不幸福，那我真的是太不幸运了我帮别人垫了底。我幸福，我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了，至少我不孤单。
你呢？你别太快回答，不然你会留下遗憾。你也别太迟回答，不然你会内疚很久。你明白吗？这个问题真的很单纯！
这个问题真的很单纯！
幸福在心里，是脑海被遗忘掉的记忆。我们要找回，很简单。只要真诚地去问问自己的心，便会明白自己幸不幸福。或许，我们得到的答案都不一样。因为在同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偶太多的相似。你不要误会，这不是上帝的捉弄，而是我们的缘分。你要相信，这个世界真的可以像童话一样美丽。
幸福，在我们没把它遗忘前，幸福曾是我们的影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我们一定要好好加油！
我们一定要狠幸福！
被遗忘的岛篇四
;一代戏剧教育家余上沅，为戏剧而生，却将自己的生命的终场演成了一出悲剧。
余上沅于今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但人们熟悉的著名导演凌子风、谢晋，严恭、陈怀恺，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叶子、石羽、张雁、温锡莹，茅盾文学奖得主李国文，电影评论家梅朵，剧作家任德耀、朱祖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刘厚生，中央戏剧学院原党委书记牧虹，担任戏剧学院院长二十多年的徐晓钟等这一串中国戏剧界引人注目的名字，有共同的戏剧专业背景：他们都是余上沅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4年校长任内培养出的学生。著名剧作家曹禺和吴祖光，则是余上沅任内请来在国立剧专任教的教员。
余上沅(1897～1970)，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著名的戏剧教育家、理论家、剧作家、翻译家、导演。1923年余上沅曾专门留美学习西方戏剧，1925年回国后和赵太侔、熊佛西等人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开办了戏剧系，开展“国剧运动”。1928年余上沅和熊佛西、丁西林、赵元任等人在北京创办了业余的“小剧院”，颇受观众欢迎。1935年，余上沅被任命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在此职位上干了14年。我国一大批导演和戏剧人才皆出自该校。然而戏剧家余上沅在解放后却脱离了戏剧工作，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但即便周总理要他归队搞戏，余上沅也再没有从事戏剧工作。1955年因受“杨帆案”的牵连，被囚禁22个月，最后还是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才得以出狱。 “文革”中余上沅又受到打击，关进了“牛棚”。1970年因食道癌在上海逝世。
天生一个小戏迷
1897年10月4日，余上沅出生在湖北沙市的一个贫寒之家。父亲余晓臣是布店店员，靠工薪维持一家的生活。
沙市被誉为“三楚名镇”，自明代以来就是长江中下游的戏剧名城，是被大戏剧家汤显祖称为“琵琶多于饭甑”的戏窝子，也是古老的“荆河戏”的发祥地。在这种“丝竹管弦、日夜不辍”的戏剧氛围中，余上沅从小就喜欢上了看戏。余上沅在5岁的时候，躲着家人去看戏，深夜回来错把米酒当糖水喝，醉倒在厨房里，搞得全家彻夜不宁，四处找他，直到第二天才发现酣睡在厨房里的小戏迷。7岁时，余上沅开始在邻居老中医刘寿林处附读。刘寿林是一位饱学诗书的老秀才，十分赏识余上沅的聪明与才华。12岁时，因生活所迫，余上沅辍学到余鸿昌布店当学徒。15岁时，因一心想读书，余上沅离家出走，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教会办的武昌文华书院，并且获得免费资格，从中学一直读到大学二年级。在文华书院就读的8年中，余上沅打下了中文和英文的扎实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余上沅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余此时是文华书院学生会主席，他邀请陈独秀等革命人士来武汉演讲，宣传新思潮。他还被推选为武汉三镇的学生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赴上海之前，余上沅专程去会见了恽代英。恽给了他一份《武汉学生联合会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叮嘱他在会上发言，并在上海复印100份寄回武汉。然而，积极参加武汉爱国运动的余上沅，却为湖北教育当局所不容，他回武汉不久就被勒令退学。
后来余上沅又去北京开会，陈独秀将他介绍给了胡适，于是1920年余上沅转到了北京大学英文系继续学业。“五四”运动时西方文化艺术开始大量引入，钟情于戏剧的余上沅来到北京后开始用心研究戏剧艺术了。在北大，他有幸读到了很多原版的世界文学和戏剧名著，同时他也开始广泛研读中国传统的古典戏曲。余上沅加入了北大学生剧团，并开始戏剧方面的译著和研究。1922年余上沅从北大毕业，1923年进入清华学堂教务处任职员。仅1922年一年，即从北大毕业到清华学堂任职的一年中间，他便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近50篇剧论文章。
留美学戏剧
1923年余上沅获得了清华半官费留美的资格，另一半费用由他的父执贺老先生资助，条件是到美国留学必须学政治，以便日后从政做官，光宗耀祖，否则就断绝资助。1923年8月，余上沅踏上了赴美的轮船，同船的还有谢冰心、落华生、梁实秋和熊佛西等人。
但到了美国之后，余上沅并没有遵照贺老先生的要求去读政治，而是到美国戏剧著名学府匹兹堡卡内基大学艺术学院攻读戏剧，一年内进修了编剧、导演、表演、舞台管理、剧场管理等课程。第二年，余上沅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西洋戏剧文学及剧场艺术，同时在阿美利加戏剧艺术学院格迪斯技术所兼修舞台技术。在哥大，余上沅用一年的时间博览了古典与现代的戏剧文学。
纽约这个大都市不仅给余上沅提供了学习戏剧理论的机会，也让他能够亲自观察各种戏剧的上演。他经常去温波小剧院、韩卜敦剧院等剧院观摩戏剧演出，有幸观摩了大量精彩的现代和古典戏剧。然而由于经济拮据，为了能够观赏到难得的名剧，他只好节衣缩食，购买最低价的戏票，挤上最高层的“黑人天堂”，有时甚至站着看戏。就是这样，余上沅得以观摩到全美乃至整个西方第一流的舞台艺术。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英国的戈登克雷，大师的艺术各显光彩，而最令他倾倒的是德国的莱因哈特。留美期间，余上沅为北京《晨报》副刊写了一系列以《芹献》为总题的关于西洋戏剧方面的文章，其中就郑重允绍了莱因哈特。余上沅盛赞莱因哈特对写实的自然主义戏剧艺术的突破，精心于唯美剧的创造，称莱因哈特是“莎士比亚百年后得了他一个真知己”。莱因哈特主张艺术要与观众发生密切的关系，从耳目以及各感官一直达到他们的灵魂里去。余上沅深受莱因哈特影响，认为中国现代戏剧需要借鉴重写意的中国传统戏剧，这就是后来“国剧运动”的主要内容。
而把这个写意戏剧理念用于实践的，正是余上沅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如闻一多、张嘉铸、赵太侔、熊佛西等热爱戏剧的人士。1924年冬天，剑桥中国同学会发起自编自演英文剧《此恨绵绵》，由余上沅、闻一多、张嘉铸、赵太侔等人负责编导。《此恨绵绵》取材于中国古典名剧《长生殿》，余上沅在改编时，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写意特征，闻一多将剧本翻译成英文，并设计了绘有“大海”、“红日”、“白鹤”的华美戏服，赵太侔用象征手法设计了舞台布景和灯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此恨绵绵》最终得以在万国公寓礼堂公演，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烤火取暖，边总结此次演出的得失，提出了一个十分前卫的话题：“国剧运动”。所谓国剧，拿余上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
为了使“国剧运动”能够开展起来，余上沅等人开始调查剧院的筹建过程。他们跑遍了纽约的各大剧院以及筹建剧院所要涉及的其他各种店铺。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余上沅等人起草了《北平艺术剧院计划大纲》，这一大纲1926年9月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在大纲中，他们构想了庞大的计划，准备回国后创办剧院、杂志、戏剧学校、戏剧图书馆、戏剧博物馆，设置戏剧学习的资助基金，邀请世界戏剧名家戈登克雷、莱因哈特等到中国讲学、排戏。
《此恨绵绵》的成功也促使余上沅等人创办中华戏剧改进社，社员有余上沅、闻一多、张嘉铸、熊佛西、林徽因、梁思成、梁实秋、顾一樵、瞿士英、熊正谨等旅美的戏剧爱好者，同时他们还邀请国内的新月社同人入社。1925年春，剑桥中国同学会又发起自编自演《琵琶记》，由顾一樵编剧，梁实秋翻译，并特别邀请余上沅和赵太侔前往指导排演。 《琵琶记》在波士顿考普莱剧院上演，再次获得成功。中国留美学生的两次英语古装演出，震撼了美国的观众，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国剧之梦
1925年5月，余上沅因为不肯学政治，他的资助来源断绝，与赵太侔、闻一多一起回国。一到上海，他们就碰上了“五卅”惨案，深受刺激，在纽约的雄心也受到挫折。现实的环境与他们的艺术梦想有着如此大的差别，是他们回国前没有想到的。然而他们没有气馁，决定到人文荟萃的北京实现他们的“国剧之梦”。
到了北京，他们发现在纽约制定的《北平艺术剧院计划大纲》很难实施。他们创办了一个“中国戏剧社”，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小剧院”来进行戏剧实验，但是没有人支持，也没有经费，一切计划都无法实施。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开办了一个戏剧系，闻一多任学校教务长，赵太侔任戏剧系主任，余上沅任教授。这是中国正规学校首次创办戏剧系，也是余上沅戏剧教育事业的开端。余上沅亲自为学生讲授现代戏剧艺术、舞台设计及表演、排演诸课程。当时的北京《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专门为余上沅他们开辟了《剧刊》专栏，宣传讨论“国剧”，撰稿人包括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邓以悟、闻一多、徐志摩、顾颉刚等人。
余上沅等人倡导“国剧”，一方面是针对“五四”时期以至20年代某些人对中国传统旧剧否定过多的行为，以及某些人强调继承中国戏剧传统而实际所继承的多半是其中的糟粕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表达对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引进的不满。针对当时戏剧界存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余上沅等人提出了融汇中西戏剧艺术于一炉，创建一种全新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戏剧艺术的理想：在“写意”和“写实”这两座山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创造出一种新的戏剧。
然而余上沅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戏剧主张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大革命前夜的严酷现实是格格不入的，很快就遭到了受“五四”新文化精神熏陶的戏剧青年的抵制和批判。他们的“艺专”戏剧系也由于经费不足、设备简陋、生源缺乏，办得不是很景气。在这种情况下，余上沅和赵太侔于1926年8、9月间先后离开了北京， “艺专”戏剧系由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熊佛西主办。国剧运动此时已经成为余上沅等人的一个“残破的梦”。
余上沅的婚姻
1926年秋，余上沅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这年年底他回到北京，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陈衡粹结婚。陈出身书香门第，她是陈韬与庄耀孚的次女，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是她的姐姐。庄耀孚与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吴瀛的母亲庄还是亲姐妹，陈衡粹是吴瀛的表妹。
余上沅和陈衡粹的最初相遇也跟戏剧有关，而且带有一点喜剧色彩。陈衡粹在北京女师大的学生剧团里任总务，顶替她的同学上台排演，当剧情需要她跪下向她的女同学求婚时，她不禁哈哈大笑，排练只能中断。这引起了在台下看彩排的余上沅的不满。余上沅打算到后台找这个哈哈大笑的人，想对她说，怎么可以这样笑场?却有人拦住他不让进去。原因是余上沅曾拒绝替他们排戏，使得他们出钱请了别人。后来余上沅在陈衡粹的姐姐陈衡哲家里见到了她，认出了这个在台上哈哈大笑的人。
至于这时的余上沅怎样教导陈衡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哈哈大笑的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余上沅就开始追求陈衡粹，但陈衡粹与她姐姐一样，显然是个有个性的女子。虽然余上沅请了名媒上门说合，陈衡粹的高堂大人也同意了，但她本人却执意要再等等，看看值不值得嫁给一个“爱文学尤爱戏剧”的“戏子”。余上沅执迷不悟，对她穷追不舍，不仅每天找理由来看她，而且还天天写信给她。在他离开北京到南京东南大学当教授后，情书就写得更加勤了，甚至有时一天两封信，满纸诗情画意。
结婚之前，陈衡粹向余上沅提出三个别致的条件：一、不参加党派，不做官僚；二、不剃光头，不留平头，三、不打赤膊，不拖半截鞋。余上沅一一答应，因为他虽为戏剧家，却衣着朴素大方，态度温文尔雅，为人亲切随和。当时陈衡粹正是因为看中了他的这些优点，才接受他的求婚。1926年冬天，余上沅和陈衡粹在北京西城花园饭店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新郎29岁，新娘25岁。
1927年北伐军来到南京，余上沅与陈衡粹到上海躲避战乱。北伐胜利后，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余上沅没有被续聘。于是余上沅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合办了新月书店，余上沅担任经理兼编辑，陈衡粹经管财务。为了维持生活，余上沅还到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兼课。在这期间，余上沅未忘戏剧，写了不少文章和剧本，出版了《上沅剧本甲集》、 《戏剧论集》，在当年的《剧刊》上选了29篇文章集成《国剧运动》出版，这是对“国剧运动”的最后的自我总结，也标志着“国剧运动”的终结。
北平“小剧院”
余上沅和陈衡粹在上海待了一年多之后，受到陈衡粹的姐夫任鸿隽的邀请，于1928年9月来到北平。任鸿隽此时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聘请余上沅担任基金会的秘书。秘书的工作清闲，薪水也不错，而且余上沅夫妇在朋友的帮助下，租到了一栋租金便宜的三层楼房，这都为余上沅创办“小剧院”提供了便利。
王尔德、韦德金、高奇、梅特林克等不用大剧场的剧本，然而后来莱因哈特发展小剧场演出了莱辛、莱欧里庇得斯，乃至易卜生、莎士比亚，取得了“万人空巷”的成功。莱因哈特进而把“小剧院”推进到马戏场式的剧院，最后他使柏林成为世界戏剧艺术之都。
余上沅在《北平艺术剧院计划大纲》宏伟规划受到挫折之后，开始转向走莱因哈特当年走过的“小剧场”运动的路。余上沅等人针对国内话剧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导演、演员缺乏正规训练，演出商业化倾向很重，艺术态度不严肃等，借鉴欧美“小剧场”运动，决心自编、自导、自演，努力提高话剧质量，逐渐扩大话剧在国内的影响。据陈衡粹的表侄吴祖光回忆，每次北平小剧院上演话剧，姑父余上沅都会给他送票，而还是高中生的他每次都会兴高采烈地去观看。演出场所大都在王府井大街帅府园南边的协和医院礼堂。协和医院礼堂只有两三百个座位，建筑考究，音响设备良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剧院。小剧院无论演什么戏，戏票总是一抢而空，在北平文化界和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北平小剧院办了三年多，演出了一系列中外名剧，如丁西林的《一只马蜂》、《求婚》，余上沅的《兵变》，小仲马的《茶花女》等，轰动一时。著名演员白杨(原名杨君莉)最初就是以参加小剧院演出而出名的。
与梅兰芳访苏
1935年，余上沅在中基会已经工作了6年，按照规定，满六年可以轮得一年休假，并有出国考察的机会。余上沅休假时，正好碰上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梅兰芳率团访苏演出，余上沅被聘为梅兰芳剧团的导演兼艺术顾问，陪同梅兰芳一起访问苏联。苏联对中苏文化交流十分重视，1935年2月，苏联的专轮“北极号”抵达上海。3月2日—12日，余上沅等人陪同梅兰芳乘“北极号”赴海参崴，再转乘国际列车到达莫斯科，同行的还有中国电影代表团的胡蝶等人。
3月12日下午，中国驻苏使馆举行茶会招待了梅剧团和中国电影代表团。梅兰芳剧团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了七场公演，场场爆满，访问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在苏期间，余上沅等人陪同梅兰芳会见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等戏剧大师，得以和戏剧大师们当面交流，颇有收获。访苏完毕后，余上沅又随梅兰芳访问了波兰、德国、法国、瑞士、英国、意大利等国家，拜访了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参观了莎士比亚的故乡，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戏剧。
7月，在考察途中，余上沅接到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来电，告知已经被聘为新建立的国立戏剧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校长，学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张道藩。8月，余上沅随梅兰芳由威尼斯乘邮轮经日本返回上海。通过这次出国考察，余上沅对苏联和欧洲的戏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拓展了他的视野，对他日后办戏剧学校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国立剧专十四年
国立戏剧学校虽已宣告成立，但是还只是徒有空名，连校址都还没有定下来。1935年8月余上沅一回到上海，就开始筹建创立国立戏剧学校。可是等他把这个消息写信告知在北京的陈衡粹，邀请她南下时，却遭到了她的强烈反对。她认为她的丈夫是位教授，也可以做个戏剧家，但绝对不可以当什么“长”，更不能从政做官。虽然只是个校长，但也是长。陈衡粹一直瞧不起当官的人，她认为当官者大多卑鄙，只求升官发财，不讲人格。早在结婚之前，他们之间就有约定，余上沅不能从政做官，而现在余上沅竟然不事先和她商量，做起了校长，这令陈衡粹很恼火。后来还是在胡适的劝说下，陈衡粹才同意南下。
余上沅及剧校同人开始艰苦的筹备工作。校址定在南京薛家巷，是租来的一所四进十六间的旧式院子。9月，余上沅组织戏剧专家在京、沪、宁、汉四地招考新生。本着研究戏剧艺术，养成实用戏剧人才，辅助社会教育的办学宗旨，余上沅等人确定了剧校的课程标准。余上沅深知，要办好学校，最重要的是要找好的老师，于是他聘请了应云卫、陈治策、曹禺、马彦祥、王家齐等人为专任导师，自己则兼任表演主课教师。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35年10月18日，国立戏剧学校在南京薛家巷正式开学上课。剧校的第一届是两年制，于1937年夏天举行毕业公演，演出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表演十分成功。
1937年夏天，余上沅还聘请了正在大学读书的吴祖光来当校长秘书，后来又让他兼任教员，先后讲授了“国语发音”、“国文”、“文艺概论”和“中国戏剧史”等课程。吴祖光的第一个剧本《凤凰城》就是在担任校长秘书期间写出来的。吴祖光后来回忆说，表姑丈请他去国立剧专这一决定，对他走上戏剧创作道路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剧校刚成立之时，余上沅还重用了一个人，他的学生石蕴华(杨帆)，聘请他担任事务主任。余上沅并不知道石蕴华在学生时代已经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但是对石蕴华的政治思想倾向和活动情况有所了解，然而余上沅对他的活动从不加以干预，始终信任他。后来石蕴华受到国民党的注意，辞去了事务主任的职务，转到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去了。余上沅怎么也没有想到，20年后，自己会因为石蕴华被扣上一顶帽子，从此断送了戏剧生涯。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南京告急，教育部命令组織“非常时期巡回公演剧团”，由张道藩任团长，余上沅任副团长，分批由南京到长沙。10月，余上沅组织师生第一次在长沙尝试以街头剧的形式，在民众俱乐部广场和天心阁公园广场演出集体创作的《流亡者之歌》，轰动了长沙。此后余上沅又陆续排演了三个街头剧《疯了的母亲》、《觉悟》、《香姐》。余上沅还组织剧团在民众大礼堂演出了三个抗战独幕剧：《毁家纾难》、《炸药》、《反正》，同时剧团还在苏皖赣鄂各省巡回演出，进行戏剧抗战宣传。余上沅考虑到仅由他们进行演出宣传抗敌是不够的，又主持向长沙各大中学发信倡导战时演剧培训，由剧校传授宣传技术，并作示范表演，有四十多所学校定期到剧校参加培训，这就扩大了抗日宣传的队伍。1938年1月，余上沅组织剧校师生成立巡回剧团，利用寒假，包了五艘帆船，从长沙沿江西上，每日靠岸从事抗日宣传，举行演讲，演出街头剧和舞台剧。2月下旬，剧校到达重庆，租了上清寺街民房作为校舍。
剧外，其他大部分是进步作家的作品，不乏宣传抗日救亡的优秀剧作。1940年，国立戏剧学校改名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45年抗战胜利后，剧专迁往重庆北碚，1947年迂回南京。当时正处于三年内战时期，物价飞涨，学校经费紧张，学生们饭都吃不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上演了许多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戏剧。国民党十分恼火，要求余上沅开除进步学生，使余上沅在政治上遇到极大压力。
1948年夏，余上沅作为中国戏剧界代表，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参加国际戏剧协会成立大会，之后又应英国文化协会之邀到英国访问。余上沅本来有在英国定居的机会，但是他心怀祖国，于9月份回到南京。国民党当局命令余上沅将剧专迁往台湾，余上沅不堪压力，忍痛辞职，离开了他辛苦经营14年的剧专。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要求余上沅回校，安排迁校到台湾事宜，并为他弄来了4张去台湾的船票。余上沅在亲友的劝说下，没有听从国民党的安排，而是留在了大陆。
结局
1 949年上海解放，由于种种原因，余上沅并没有继续从事戏剧事业，而只是在沪江大学任教。1950年余上沅在北京开会，在一次招待会上碰到了周恩来，总理询问他的情况，说他要归队搞戏。1952年，余上沅转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教现代文学史，除了讲课之外，他还担任复旦大学剧团的艺术指导，为剧团排演了《阿q正传》、《万尼亚舅舅》等名剧。
但是即使脱离了戏剧界，余上沅在高校任教的平静时光也异乎寻常的短暂。1955年5月5日，余上沅因石蕴华(杨帆)牵连而被捕。杨帆因为早年曾向组织揭露过江青在上海的丑行而被江青记恨，江青找借口将杨帆抓来秘密审讯。余上沅则因为曾与杨帆有过来往也被抓。审讯者告诉余上沅，杨帆从30年代起就是隐藏在共产党内的“特务”，要他老实交代他与杨帆在南京戏剧学校时期从事哪些反革命活动。在严酷的逼供与精神折磨下，余上沅屈打成招，说杨帆是“特务”，然而他又觉得自己胡言乱语有愧于良心，多次翻案，但是最后还是在严刑逼供下屈服了。
余上沅被捕时是初夏，到了冬天，陈衡粹想给他送寒衣，跑遍了上海所有的公安局、拘留所，也没有找到他的下落。万般无奈之下，陈衡粹只好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老朋友罗隆基交给。不久之后，余上沅从北京寄回了一封信，说在北京情况很好，待遇不错，不久即可回家。1957年2月，余上沅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才被释放。
出狱之后，余上沅被调到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任教授，后来又调到研究室从事教材编写和西方戏剧理论名著的翻译工作，编写了《编剧概论》、《西洋戏剧论》等教材，翻译了贝克的《戏剧技巧》、博马舍的《论严肃戏剧》等书。然而，自从余上沅的头上被戴了一顶帽子之后，在戏剧界就越来越少有人提起他了，慢慢的，他就淡出了戏剧界。
从1964年起，余上沅的译述就几乎停止了，那时正值“四清”。1966年“文革”爆发，造反派们想起了余上沅，就将他關进“牛棚”，让这个写惯了戏剧理论文章的教育家，每天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后来又将他赶下乡参加劳动。一个70岁的老人，走路都很费劲，还得背着被褥去农村接受改造。更大的打击是，余上沅和陈衡粹夫妇的四个儿子，在“文革”期间一下子失去了两个。
1 970年4月30日，余上沅因得食道癌未获及时治疗，长时间不能进食，体力衰竭而死。此时中国的戏剧舞台，万马齐喑，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一代戏剧教育家余上沅，为戏剧而生，却将自己的生命的终场演成了一出悲剧。当上海市公安局终于给余上沅作出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结论时，他已离世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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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的新旧激荡，犹如阵阵涌来的巨大潮汐。一个浪头过去，总有一些人来不及追赶，被抛在时间之外。这个故事要讲述的，就是那个百废俱兴的年代里一群乡村寒儒的仓皇与叹息。
一九○一至一九○五年的科举改革，中国急遽从科举时代步入学堂时代，此后兴学堂、变学制、改教法逶迤而来，目不暇接。废科事件被严复称为无异于“废井田开阡陌”，其震撼性影响，制度革新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晚清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因科举停废而发生的巨大逆转。科举将废未废之时，即有人慨叹：“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由科举制度为读书人提供的升迁希望随着西学的盛行而日渐微薄。权势虽在转移，但士林风气的流变却往往滞后于此。一九○三年《申报》上有大幅议论描述时居上海守旧士人的可鄙状貌：“上海之布鞋大袖，大圆眼镜，斯斯文文自称我秀才者，不下四百余人。案头储则大题文府，高头讲章尚盈尺也。近日又购新书矣，则《直省闱墨》，《应试必读》者也。叩以五洲，问以大势，询以国政，瞠目而不知所对。呜呼，痛哉！”作者云，他将为上海之士习一大哭！晚清提倡新学经年，然科举一日未废，士习的扭转依旧只是少数先觉者的敏感。大部分读书人埋首于课艺帖括，醉心的还是那条功名仕途。科举既废，原本指望靠它出人头地、致君泽民的读书人既丧失了作为朝廷养士的身份，又不及吸取新知、顺应时势，因此生计日蹙，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据张仲礼先生的研究，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约有举人一万九千人、贡生四万人，生员则达到九十一万人，尚为保守估计。他们将寄寓何处？朝廷并非全无准备。举贡有考职拣选，城居者、年富力强者可继续进入学堂，家计殷实者可出洋留学，或者行商入幕，出途较之于科举时代是更加多样了，但对于乡野贫民、一般年华老大者，那些既无力反抗变革、又无能为自己寻找出路的白屋之民来说，就不免陷于困顿和凄惶。
朝廷的一纸诏令将无数人挡在了生计之外。在乡村社会，最早感受到这种绝望的，就是藉馆地谋生的塾师群体。塾师多为进身不顺的寒儒，以舌耕为业。科考废除之前，为帮助散居在乡村地区的众多塾师适应学堂制度，清廷和新兴的教育社团就曾积极推行私塾改良。一部分塾师接受革新，仍许其教馆，但他们在变动秩序中所面临的困境仍是明显的。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要求学生入蒙学堂和初等小学堂接受正规教育。因此即便已经接受改良、勉强维持的私塾，也存在生源减少、生计不保的难局。塾师也往往自觉无力适应，将就入馆，聊作糊口而已。
刘大鹏是山西省太原县举人，三次会试未中，自一八八六年起，在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师近二十年。一九○五年清廷废科上谕下达后，刘大鹏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近乎绝望的一段悲怆心路：九月十九日,停止科考的消息传至太谷,“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虚空”。此后一直到光绪三十四年，他在日记中屡屡兴叹，科举停罢，藉舌耕为生者多失其业，“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寒无生路矣”。失掉馆地的乡曲宿儒，若非张皇不知措手足，即是苦于无米为炊，“坐困家乡，仰屋而叹”（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废科前后，刘大鹏身居乡间，耳闻目睹同行塾师与乡间寒儒的惶惑不安,眼前只见得一片苍凉。朝廷连篇累牍的上谕、诏令，凯歌高奏的新政改革在一个乡村老塾师的笔下却全是一派满目萧然的末世心态，这里自然有见识短浅、守旧顽固等原因，但生计被夺、一时无以安身的困厄境遇是更加致命的。藉舌耕为业者因为新的学堂体制植入乡间，无力随时势完成相应的转型，除了失业坐困，也只有徒生“我生不辰”、“将如之何”之叹。
夫学堂之善于科举，夫人而知，然按其实际，则学堂之制，便于绅士富民，贫民鲜蒙其益，远不若科举之公。……彼乡野贫民，仰事俯蓄，尚虞缺乏，子弟虽有求学之心，亦以无资而中止。是则享学校出身之英者，均富民子弟。多数贫民，因失学之苦，致绝进身之望。无阶级制度之名，具阶级制度之实。若官立学校，虽免纳费，然舍达官荐达外，鲜克入校，白屋之民，望学校若阶天。岂非科举之弊，作弊者仅数人，学校之弊，则所在皆然，较科举尤甚！其因有以为利者，则牧令援之以超升，绅耆因之以敛费，少数新党恃为糊口之资，富室弟恃为进身之路，不独使昔日之儒生失业已也，即在下之民，亦以兴学之故，增加赋役，既吸其财，并妨其学。由是而降，贫民永沦为奴隶，富者益智，贫者益愚，因智而贵，因愚而贱，可逆睹也。（刘师培：《论新政为病民之根》）
这段涉及废科举、兴学堂的议论，略带偏激，但其中有两层意思值得深究：一为新制度的阶级内涵，贫富差距将导致更为严峻广义的机会失衡；二是“在下之民”永无升迁之途的绝境。这或许是救亡论者竭力回避的问题——时代的“进步”（如果我们暂且断定其为进步的），将以无数人的流离失所作为代价。这种抛弃，既是指生计的、前途的，也意味着种种心境上的怅惘。时代的洪流原本也不是人力所能扭转，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之际，讲信修睦的田园风光与优雅深沉的儒教理想显得迂阔而尴尬。想要坚守，则理不直气不壮。而我认为，这是晚清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中，至为无奈苍凉的一种。
时间在前行之余，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学堂时代的乡村寒儒，他们的声音隐没于历史的深处。在苏州府长洲县，举人管祥麟因为久试不进，遂绝功名之念，授徒自给。垂老依人，十数年来家徒壁立，不过苟延生计。科举废除以后，长洲县内广设学堂，私塾寥落，而书院的月课亦将裁撤，寒儒生计几近绝望。年力强壮者，尚可入新学堂，稍稍修习科学，他日进新学堂做教员。而如举人管祥麟这样的年届古稀者，已不具进入新学堂的资格，面临失业，生活困窘不说，连糊口之资也难保。苏州学务公所总董王同愈为此上书本地学务官员，他说：诏废科举，振兴学堂，朝廷因时布政，作育人才，意至深远，但旧时帖括之士，穷老不遇，也不可就此不管不顾。王同愈请求设立师范传习所，专为培训塾师之用，为寒宿儒筹划谋生之策。他还建议，校士项下常年有每两提出五分赏银拨充儒寡会，现应将这笔经费提出，专备长元吴三县举人七十以上年老无倚者津贴之用。一九○六年春，江苏学务处拨银二十四两移解乡约公所，由公所作为津贴拨给举人管祥麟（《力荐举人管祥麟任教及有关函件》，苏州市档案馆藏）。
这是一起颇具典型意义的个案，年届七旬的老举人，赖教馆为业，此外别无糊口之资。面对制度的骤然转型，上失其根，下断其路。苏州府的绅士们对于这些衰老无助的寒儒尚有温婉的同情，可新制度带来的社会压力已扑面而来了。随着“士”身份所赋予的权威象征渐渐消散，儒生们对下层社会曾保有的影响力也日益枯萎。在顺天府涿州，学务官员视察私塾改良情况，记西坛村小学，置于一破庙中，“坛宇颓剥，芜秽不治”，教师为一名六十九岁的聋老翁，学童八九人，所习科目仍然不过是《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之类（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较之于长洲县的老举人管祥麟，这名塾师尚可算是成功接续新制度的转型者，但那生存境况也是极坏的。据教育史家的研究，清末，初等教育的重心仍在私塾而不在学堂，这与传统势力的植根甚深有关。然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新制度的来势汹汹。私塾改良的旗帜高张，各类视学员、劝学团体持续不断的视察与劝诫，这是一种无形中的紧张感与压迫感。塾师们的勉力维持恐怕已很不容易。
辛亥老人梁若尘曾回忆，在他的家乡广东省丰顺县的一个小山村，一九○九年村里才办起一间新式学堂叫“自助学堂”，村里的老塾师梁百泉不仅在他主持的学塾里照旧读四书、五经、千家诗，还带领一帮学童见到自助学堂的学生便连骂带唱地嚷：“学堂生人辱，辱死人”（梁若尘：《一个山村里的革命风暴》），这种仇视情绪自然有文化上守旧心理的作祟，但也不可排除生计被夺、困顿无措时的愤恨与无可奈何。彼时的中国，正“彷徨于两个世界，一个已死，另一个却无力出生”。一部分人亟亟以谋的，是要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另一部分人却被迫在困厄中，体验并身受变化无端的世事。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那些曾沐浴科名荣光的读书人正深感秩序的消散。山村中的学堂与私塾，可能正暗示了嬗替之际的中国，在新旧之间复杂而模糊的融合。
民国元年，苏州吴江县视学调查各区私塾情形，诸多可怜可悯的老塾师形象又让我们对于乡村寒儒的生存挣扎，得到了令人心悸的一瞥。严基顾氏私塾，设于一间三椽矮屋中，“光线黑暗，龃龊异常”。塾师顾卯生有小先生之名（因十四岁课蒙起至今已五十余岁）。劝学员描述其状貌——“甚为骇然”：背伛偻而且突出，满目烟容，衣衫褴褛。劝其改用新教科书，顾以手指口云，“我欲吃饭，有什么改良不改良”；随后劝说，改用课本亦可吃饭，顾云“我不会教”。像顾卯生这样的塾师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而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施氏私塾，生徒共十人，课本用神童诗、《千字文》、《四子书》、《幼学须知》等，塾师施伯贤“满口斯文酸气”，劝其改用课本，施云：“洋书亦是中国字，何必改换”；萃塔徐氏私塾，生徒十一人，课本与施氏私塾大致相同。塾师徐少畲五十余岁，劝学员参观时劝其改良，徐云生徒父兄皆欲读此书本；告以不适用，徐正色而谈曰：“此乃圣经贤传，天地同昭，数千年于兹矣。”（《县视学调查报告》，苏州市档案馆藏）时值民国，大量乡间私塾仍未完成改良，塾师老苦无依，又不愿接受新学，别无出路，困窘之形状乃成为他们的常态。在这种常态的背后，既有传统式微的年代里老塾师对“圣经贤传”的深执，也有新旧交替之际衍生出来的种种困乏、苦难和不适应，还有心理上对一种古老生活的眷恋。无论是顾氏，施氏，还是徐氏、都以自己的窘态，刺目地写照了绵延千年的私塾制度的日暮黄昏。
触及对“人”的描写，废科举、兴学堂便不只是诏令下的那几道章程和学则，伴随制度兴革而来的利益关系调整，是尤为惊心动魄却又易被忽视的历史。从科举时代到学堂时代，固然体现出一种“前行”，但时代“前行”与乡村寒儒的茫然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些被遗弃在新体制之外的老塾师，自然无法与革新派的热情和力量相抗衡，即使有不满也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发泄途径，更没有可能构成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反抗。因此，在新时势下的被遗忘，也就成了一种群体的宿命。他们的挣扎与深悲，最终只能以一种徒然的方式沉入淡漠的历史。留在革新派笔下，关于那群乡村老儒荒谬可笑的历史记忆，使我这位日后的观看者产生了一种视觉上的震惊，及至直面历史时的一刻无言。也许我们可以说悲剧是自己酿就的，因为他们不能清醒地面对传统在新时代的日渐式微；也可以说他们只是遭遇了命运的随意摆弄，因为时代前进之急促并未给这些人预留足够的时间。而我则从中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更严酷的逻辑：个人与历史的狭路相逢，归于沉默，乃是一种常理。
有关于新学堂时代乡村寒儒的经历，科举制度的废除还仅仅是个开始。自此以后的三四十年间，私塾仍然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地区，坚韧地存在着。新学堂对于私塾的挤压，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到一九三六年，中国仍有私塾十一万零一百四十四间，塾师十一万零九百三十三名，塾生一百八十七万八千三百五十一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教育》）。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开展过规模浩大的私塾改良运动，帮助遗留的塾师进入新体制。在整个民国时期，塾师仍然在初等教育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社会急剧的新旧变革中，塾师作为一个阶层，才真正消失。对于那些以舌耕为业、坐困乡间的塾师而言，时间照样像从前一样的过去，和龙旗飘扬的时代，无甚差别。总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朔望之日，或许还带领着一帮村童祭祀至圣先师。不同的是，他们再不会向往以科名显扬的往昔。私塾作为传统中国教化达至于底层社会的一种文化象征物，它的现代命运透露出的历史讯息令人深思。就像这些风烛残年的乡村老儒，任他们守着属于古典时代的一点点余温，伴着中国文化，一齐老去了。
（《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蒋纯焦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二○○七年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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