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朝中措·梅》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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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措·梅篇一

次韵同官约瞻叔兄及杨仲博（约）赏郡圃牡丹并遣酒代劝

宋

魏了翁

玳筵绮席绣芙蓉。

客意乐融融。

吟罢风头摆翠，醉馀日脚沉红。

简书绊我，赏心无托，笑口难逢。

梦草闲眠暮雨，落花独倚春风。

这首词是作者面对绽放的牡丹写下的词，表达了作者抱才不遇的抑郁之情。上片首句描写筵席的丰盛而精美，“玳”、“绮”、“绣芙蓉”都是席面装饰，高妙华贵，形容的是筵席的至盛至精。设此筵席，意在赏郡圃中的牡丹（称“郡圃”，当是任知州时事）。华筵而赏名花，在座诸公自然是其乐融融，因此次句写“客意乐融融”。“吟罢”两句，进一步写宾客筵宴之乐。“摆翠”、“沉红”，一是写牡丹叶在清风中摇摆，翠绿欲滴，一是牡丹花在斜阳映照下甜润绯红。“沉红”，既是写花，又是写“日脚”西沉，落霞夕照，从而表达出筵宴时间较长，与“醉馀”、“吟罢”相应。这两句在表达感情方面，也能给人以由明快而至深沉的层次感。

“沉红”一句，为下片的抒情奠定了感情的基调。这种对花设筵，其乐融融本是旧时士大夫的常事，诗词中多有表现，在魏了翁的词中也多有其例，所以这种题材没有特别突出之处。

下片一反上片华筵美景其乐融融的情调，以独特之笔，抒发作者自己身沉宦海、欲归不能的`厌倦心情。

词的结句，表明了作者的心志。即像“梦草”那样闲眠于暮雨里，像落花那样独倚于春风之中。“梦草”，是神话中的一种草，这里作者取用“梦草”“落花”，意象衰飒，取意消沉，词境苍凉，寓含自己的身世之感。作者的仕途是坎坷的。在他出仕期间，前有韩侂胄擅权，接着有史弥远专政；而他又是一位敢于揭露时弊，欲以理学治国的人。所以屡受排斥，以致积忧成疾，数次上疏请求引退，可又偏偏得不到批准，因此非常苦闷。他的这种苦闷，在这首词中得到了真实地表现。

魏了翁的这首词，风格清旷，意境优美，清疏中流露出词人淡淡的郁闷、忧愁之感，犹如一杯浓茶微苦，却很有风味。

朝中措·梅篇二

年年黄菊艳秋风，更有拒霜红。黄似旧时宫额，红如此日芳容。

青青不老，尊前要看，儿辈平戎。试酿西江为寿，西江绿水无穷。

这是一首寿词。开头两句写秋日景色。

言每年秋天，黄菊盛开于萧瑟的秋风之中，更衬以拒霜红花，显得特别艳丽。这两句词既写出了秋日景色之美，烘托出一种热烈气氛，又暗示出寿主的'生日是在秋日，菊花盛开之时，为下文写祝寿奠定坚实基础。“黄似”二句写寿主的容颜，是联系上边两句来写的。寿主过去喜欢打扮自己，在额头上点涂黄色，使之和宫额一样漂亮，如今虽然上了年纪，芳容仍白里透红，特显美丽。

“青青”二句写其事功，寿主鬓发青青，年纪未老，尊酒之间，却享受“儿辈平戎”为国立功的荣耀。结尾二句写以酒祝寿。言其想把西江之水取来酿造美酒为其祝寿，“西江绿水无穷”，做寿的清酒不尽，而被寿之人也就寿比南山，以奇思妙想，表达了祝其长寿之意，可以说语新而意奇。

朝中措·梅篇三

《朝中措·清明时节》是南宋词人张炎的作品。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朝中措·清明时节》赏析。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朝代：宋代

作者：张炎

原文：

清明时节雨声哗。潮拥渡头沙。翻被梨花冷看，人生苦恋天涯。

燕帘莺户，云窗雾阁，酒醒啼鸦。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

清明时节雨声哗。潮拥渡头沙。

○○○●●○△。○●●○△

翻被梨花冷看，人生苦恋天涯。

○●○○●⊙，○○●●○△

燕帘莺户，云窗雾阁，酒醒啼鸦。

⊙○○●，○○●●，●○○△

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

⊙●●○○●，○○●●○△

上片“清明时节”二句，描写的清明时的雨，不是毛毛细雨，而成了哗哗大雨。恰在此时作者冒雨寻春，却被大雨所困，见到江边水急，浪潮翻涌。

“翻被梨花冷看”，二句，作者此时心口难言，无心看花，但作者却使梨花有感，冷眼旁观作者雨中的狼狈，责怪作者不思故土暖被，却对他乡山水花木如此病情苦恋。作者的此番“遭遇”有口难言，而其中源由，无限辛酸无限悲恨，尽在不言之中。

下片“燕帘莺户，云窗雾阔，酒醒啼鸦。”“燕帘莺户，云窗雾阔”是指歌妓舞女之所。雨中寻景不成，因而只能到莺啼燕舞的珠帘玉户消磨时光，一醉解千愁。然而醉乡虽好，难以久留，醉醒客散，只见归鸦啼鸣，人去楼空。

“折得一枝杨柳”二句，杨柳，古时清明节中家家户户门上插柳以祛邪。归去的途中，作者也随手折了一枝杨柳，但走至住所才恍然醒悟——浪流之人羁驻之旅，哪会有自己的家门呢?作者不禁感叹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一种天涯游子欲归无处，欲住无家的悲哀，猛然袭向心头。一枝无处可插的杨柳，满腹悲怨溢于词中，幽默中见无奈。词人用笔举重若轻，不见着力，是那么自然，用笔之巧，用意之妙，叫人拍案叫绝。

张炎(1248年-1320年)，字叔夏，号玉田，晚年号乐笑翁。祖籍陕西凤翔。六世祖张俊，宋朝著名将领。父张枢，“西湖吟社”重要成员，妙解音律，与著名词人周密相交。张炎是勋贵之后，前半生居于临安，生活优裕，而宋亡以后则家道中落，晚年漂泊落拓。著有《山中白云词》，存词302首。张炎另一重要的贡献在于创作了中国最早的词论专著《词源》，总结整理了宋末雅词一派的主要艺术思想与成就，其中以“清空”，“骚雅”为主要主张。

生平

张炎(1248年～1320年?)，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祖籍凤翔成纪(今甘肃天水)，寓居临安(今浙江杭州)。他是贵族后裔(循王张俊六世孙)，也是南宋著名的格律派词人，父张枢，精音律，与周密为结社词友。张炎前半生在贵族家庭中度过。宋亡以后，家道中落，贫难自给，曾北游燕赵谋官，失意南归，落拓而终。曾从事词学研究，著有《词源》，有《山中白云词》，存词约三百首。文学史上把他和另一著名词人姜夔并称为“姜张”。他与宋末著名词人蒋捷、王沂孙、周密并称“宋末四大家”。

作品风格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是宋词的最后一位重要作者，一般选宋词的书，选到最后，就得选张炎，讲到最后，也得讲张炎。可以说，在宋词这支柔丽的长曲中，张炎的词，是最后的一个音节，是最后的一声歌唱。由于他的词寄托了乡国衰亡之痛，备极苍凉，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声音，也就是南宋末期的时代之声。张炎为词主张"清空"、"骚雅"，倾慕周邦彦、姜夔而贬抑吴文英。他的词多写个人哀怨并长于咏物，常以清空之笔，写沦落之悲，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他精通音律，审音拈韵，细致入微，遣词造句，流丽清畅，时有精警之处。但由于他过分追求局部的诗情画意，在整体构思上不免失之空疏，故境界开阔而又立意甚高者并不多见。 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词论家，他写的《词源》，在词的形式研上，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启迪。在论述乐律部分，书中保存了有关乐词的丰富资料，是一部有权威性的理论专著。他的创作主张，强调艺术感受、艺术想象与艺术形式，有许多经验之谈，至今尚可参考，但其观点带有门户之见，难免有偏颇之处。此书分为制曲、句法、字面、虚、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令曲、杂论等十三分。其论词的最高标准是“意趣高远”，“雅正”，“清空”。有词集《山中白云》及词学专著《词源》传世。主要代表作品有《南浦》《高阳台》、《月下笛》、《解连环》、《甘州》等。

朝中措·梅篇四

完颜璹〔宋代〕

襄阳古道灞陵桥，诗兴与秋高。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雄豪。

霜清玉塞，云飞陇首，风落江皋。梦到凤凰台上，山围故国周遭。

这是一首感今追昔之作，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势类作品，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一物，而是笔势跳跃，地域转换涉及颇广，古今上下，纵横多变。既表达了作者内心澎湃激荡的感情，又是刻意而为的婉转的笔法。因为词人虽然桥念国事，对金朝衰势焦灼悲苦，但迫于政治环境的险恶，势种心情，却不敢直接表白，只能委婉地透露，杰在势词中用典颇多，但其用典浑化无痕，意深而笔曲，颇为耐人寻味。

上片首句以灞陵古道起，气势颇为宏大。灞陵桥，即霸桥。《三辅黄图》载：“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势桥，折柳赠别。”势处以势地起首，当然不是写离别，而是要缅怀英雄业绩之意。因为在历史上，这一带曾发生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涌现出了众多威名他他的英雄人物：雄才大略、一统中华的秦始皇、“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的汉高祖刘邦；汉初功臣萧何，韩信、张良；汉武帝时的封疆大将卫青、霍去病、射虎南山的.飞将军李广，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等等，他们在这里都留下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事迹。词作者由古迹“灞陵桥，想到了这些英雄人物，又不禁联想到金朝国势衰落，却无人能象这些英雄那样，担当起挽救国家于危亡中的大业，不禁感慨万千，诗兴大发，杰有”诗兴与秋高“句。”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雄豪“虽是化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豪杰“句，但却毫无突兀之感，实在是作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既抒发了他追念前代英雄豪杰的真情实感，同时也流露出他对国家缺乏栋梁之才，不知前途如何的深切的桥虑。

下片，沿上片起首之意，依然以地名入词。玉塞，即玉门关，又称玉关，“霜清玉塞”意玉门关外，霜清月冷，“云飞陇首着，风落江皋”则见显凄清。

后两句，出自南粱柳恽《捣衣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这三句都是写秋景，皆对应了上片“秋高”二字。同时也婉转地表露了作者的生活窘况。《金史》本传曾载词人“客至，贫不能具酒肴。”可见，势三句不同地域的秋景描写，也未尝不是作者孤凄，愤懑心境的曲折表露。后两句“梦到凤凰台上，山围杰国周遭”则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及刘禹锡《石头城》“山围杰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诗句，充溢着强烈的感伤之情，表达了词人对杰都燕京昔日繁华、昌明盛世的深切怀念。往日国家兴旺，才人辈出，而今冷落凄凉，缺少栋梁之才；两相对衬，词人是多么的焦灼，心中的悲愤、桥虑向谁倾述？读罢势句，那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桥思宛如感同身受。叹寥寥数句，能达势立意，可见作者是个极具才华的词人。

朝中措·梅篇五

摘要：文章主要从文献分析明代中国与朝鲜、越南在文化关系上的主要特征，认为明代时朝鲜对汉文化更为认同，从官方到士大夫阶层，明代中朝中越文化关系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关键词：明代；中国；越南；朝鲜；文化关系；特点

朝鲜与越南，一个在中国之北，一个在中国之南。尽管地理位置相距甚远，但在古代，由于曾处于中国中原封建王朝的郡县或朝贡体系之内等诸多因素，汉文化泽被悠久，典章制度、诗书礼仪莫不效仿中国，或稍稍改易，“择其善者而从之”。朝越崇尚汉风，在明代时达到顶峰，但个中又略有区别。此文之论述，一则试图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中越文化交流，二则抛砖引玉，“瓦釜微鸣，以待黄钟”。

一、明代中朝中越关系整体特征比较

朱元璋建立明代伊始，即奉行传统怀柔政策。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在其《皇明祖训》中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侵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①朱元璋同时开列15国为不征之国，其中即包括朝鲜和安南（今越南）。

有明一代，中朝关系主要体现在明初与晚期高丽，后再与李朝之间的关系。

洪武元年，朱元璋即赐书高丽国王王颛：“自有宋失御，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华夷扰乱，十有八年……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或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朕虽不德，不及我中国古先哲王，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②。

由此可见，朱元璋首先告知高丽国王，“元非我类”，明朝将继华夏正统，对高丽政策，则如古先哲王一样，采取“怀柔”政策。

较之蒙古元朝七征高丽，高丽不得不臣藩元朝。继华夏正统的明代起而代之，在文化上，高丽是欢迎的。据15世纪朝鲜史籍《高丽史》的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高丽国王恭愍王即派使节赴明建交，明廷破例以乐设宴款待①。

1073年，高丽国王遣礼部尚书洪尚载等奉表赴金陵贺登极，其表曰：“秉菉膺图，复中国皇王之统；体元居正，同万邦臣妾之心。景命有归，欢声旁达，皇帝陛下文明迈舜，勇智跻汤，雷厉风飞，集大动于戟定；鼎新革古，熙洪号以创垂。典章文物之粲然，华夏蛮貊之率俾。臣邈处东表，颙望北辰，虽未参称贺之班，愿恒贡蕲倾之恳。”② 随后，高丽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虽有“威化岛事件”，但两国仍然保持着较为友好的来往，高丽继续推行科举制度，还遣官宦子弟入明太学。

1392年，李成桂自立为王，建立李朝，更进一步主张与明友好，奉行“以小事大，保国之道”政策。如1392年8月，明太子去世，李朝太祖“率行在群臣服皇太子丧，举哀”，甚至“停乐十三日，禁屠三日，停嫁娶一月，停大小祀十三日”③。对于李朝的亲明政策，明朝也表示欢迎。类似之事，在越南史籍中未见记载。

较之朝鲜，越南与明洪武的关系略有类似。蒙古曾三征安南。越人由此民族主义高涨，至明代易元，越南是接受的，毕竟也是侵染“华风”之国，较之元，越南更愿意接受明。明洪武期间，越南是首先向明朝入贡的国家。《明实录》载：“（洪武二年，1369年）十二月壬戌朔，遣翰林院编修罗复仁、兵部主事张福赉诏谕安南、占城国王。诏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乱起兵，以保乡里。不期豪杰云从，朕将之数年，辟土日广，甲兵强盛，遂为臣庶推戴，君临天下，以成正统。于今三年，海外诸国入贡者，安南最先，高丽次，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称臣，合于古制……’”⑤。

朝越对明政治态度之迥异，由此可见一斑。越南虽然内心对明有怨，但由于明代在国势和文化上的强势，越南在体制上仍仿明而行。

二、明代中国与朝越文化交流总体特征的比较

明代时，中国与朝鲜、越南的文化交流有几个明显的特征。笔者仅举数例用以论述。首先是朝鲜与越南同属于典型而实质性的朝贡国家，但明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远比越南密切。

明代所建立的与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为历代最为完善，其与朝越的文化交流，也离不开当时朝贡制度为主线的整体特征。据万历年间修订的《明会典》的记载，有明一代，朝贡国约有111个国家，该书卷105《朝贡一·东南夷上》所列19个国家中，前几个国家分别为：朝鲜、日本、大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很明显，朝鲜列在第一位，安南（越南）排在第四位，其亲疏关系不言而喻。

其次是明时有大批移居朝鲜的士人和将领，为朝鲜的汉文化注入了新的血脉，而越南则是大批移民中国。实际上，在元代时，孔子第52世孙孔绍就作为从臣至高丽，高丽任其为平章事，封为桧昌君。李朝时，孔绍之后世孔頫又任太学士。朱子后裔、元进士偰逊、岳飞后裔皆移民朝鲜。明初开国功臣，曾任礼部尚书的史繇、明文渊阁学士宣允祉和明翰林学士胡克己等都移民朝鲜，此外，还有两次援朝抗倭的部分将领留在朝鲜，他们在朝鲜都成为延续多代的大家族，在李朝中担任要职③。这些移民为李朝的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明一代，除了中越跨境民族仍然存在不定期的移居，明朝士大夫移居越南鲜见于载籍。但颇为值得一提的是，永乐时，明征伐越南，并遣送近万名越南人至明朝内地，《明实录》记载：（永乐五年六月，1407年）癸卯……敕交阯总兵官新城侯张辅、左副将军西平侯沐晟等及兵部尚书刘儁曰：“交阯应有怀才抱德、山林隐逸、明经能文、博学有才、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武艺智谋、容貌魁伟、语言便利、膂力勇敢、阴阳术数、医药方脉之人，悉心访求，以礼送赴京擢用。”④ 三个月后，首批交阯人才共九千人送至京城，仍据《明实录》记载 ：（永乐五年冬十月1407年）丁亥，交阯总兵新城侯张辅等奏：“访举交阯郡县怀才抱德、明经能文、博学有才、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练达吏事、明习兵法及材武诸色之人，凡九千人，陸续遣送赴京。”上以冬月气寒，南荒之人不耐，命工部遣官以棉衣靴袜即途中赐之⑤。这些越南移民为明代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胡元澄，八十岁时仍被明帝授予明廷兵书尚书职务，这一点，朝鲜移民中国者则未见出现。

“朕闻成周之制，取才于贡士，故贤者在职而民者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俗淳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也。…… 今朕统一中国，外抚四夷，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自虑官非其人，有伤吾民，愿得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取怀德抱才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 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武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毋得与官……”⑥。朱元璋对于中外人才不拘一格进行招揽。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明朝同时向高丽、安南、占城等国颁布科举诏，“诏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⑦。有明一代，越南人有6人登第明朝进士，而朝鲜仅为1人，其中原因又尤为值得注意。明代朝鲜李朝和越南后黎朝都仿照明朝各自实行科举制度，二者就学校、登科数量等而言，朝鲜更具规模。此外，明代时朝鲜曾派留学生赴明学习，但由于明朝的各种担心，有明一代朝鲜仅有1名学生赴明深造。越南则由于自永乐至宣德年间曾为明朝直接管理，有不少学生入学国子监。

其四是明代大量赐书予朝鲜，朝鲜购买明书、大量翻印中国书籍，甚至将中国已经引进的西学引入朝鲜。而越南则仍以求购中国书籍为主，印刷技术远不如朝鲜。远在11世纪，中国宋代时，朝鲜已经掌握了雕版印刷，宋代曾向朝鲜索书128种，5101卷。这种文化现象，在中越文化交流史上未曾出现。13世纪朝鲜李朝已经熟练掌握了金属活字印刷术⑧。根据史料的记载，越南在13世纪才第一次有木印的户口帖子，而后至15世纪，越南科举探花梁如鹄到明朝学习印刷方法，其印刷术才有较大的发展，至18世纪，其印刷能力才能自给自足⑨。

除以上述及的几点外，明代时朝鲜与明朝在医学、理学、儒学、法律、文学、绘画、音乐、书法甚至汉语学习等领域均有较深的交流①。越南由于与占城征战、朝代更替以及内部政治斗争等多种原因，与明朝在这些领域的交流则略逊于朝鲜。

三、朝越儒士对汉文化态度比较

儒士阶层对于汉文学的态度，实际上更能客观反映某个历史时期朝鲜和越南对汉文化的态度。本文选取李朝徐居正（1420～1488年）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越南黎朝吴士连、阮廌（1380～1442年）相关文字进行比较。

乾坤肇判，文乃生焉。日月星辰，森列乎上。而为天之文，山岳海渎流峙乎下；而为地之文，圣人画卦造书，人文渐宣，精一中极，文之体也。《诗》《书》《礼》《乐》，文之用也。是以代各有文，而文各有体。读典谟知唐虞之文；读训诂、誓命知三代之文，秦而汉唐，而魏晋；魏晋而隋唐，隋唐而宋元。论其世，考其文，则以《文选》《文粹》《文鉴》《文类》诸编，而亦槩论后世文运之上下者矣！近代论文者，有曰：宋不唐，唐不汉，汉不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不三代唐虞。此诚有见之论也。

吾东方檀君立国，鸿荒莫追，箕子阐九畴、敷八条，当其时，必有文治可尚，而载籍不存。三国鼎峙，干戈日寻，安事诗书？然在高句丽，乙支文德善辞，命抗隋家百万之师。在新罗，遣子弟入唐，登第者五十有余人。崔致远黄巢之檄，名震天下，非无能言之士。而今皆函传，良可叹已！高丽氏统三以来，文治渐兴。光宗设科取士，睿宗好文雅继，而仁明亦尚儒术。豪杰之士，彬彬辈出。

观该序的行文，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徐居正以唐代新罗崔致远及其他在唐登第者为例，力证朝鲜不乏有才之士，且能与中土儒人一较上下。“是则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则可证朝鲜“汉风独立”意识的成熟。

越南后黎朝吴士连在其《大越史记全书》中首先提出越南为“文献之邦”是自三国士燮治理交州之时。《大越史记全书》载吴士连评论士燮：“我国（越南）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③曾为越南与明进行事务交涉的朝臣阮廌说：越南“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④ 从阮廌话语，若从民族主义审视，后黎朝即使使用汉字，模仿明朝之体制，但并未从内心认可在文化上与明的从属关系。这与朝鲜在明时的情况迥异，也是由当时中越中朝的政治关系决定的。

万里来从瘴疠鄕，远凭重译谒君王。

提封汉代新铜柱，贡献周家旧越裳。

山出异形饶象骨，地蒸灵气产龙香。

即今中国逢神圣，千载风恬海不扬。

闻君家在九真居，水驿山程万里余。

休道衣冠殊制度，却将文字共诗书。

来因献雉通蛮徼，贡为包茅觐象舆。

回首炎州归路远，有谁重作指南车⑤。

明时越南贡使冯克宽《答朝鲜国使李睟光》云：

异城同归礼义乡，喜逢今日共来王。

趋朝接武启冠哻，观国瞻光舜冕裳。

宴飨在庭沾帝泽，归来满袖惹天香。

唯君子识真君子，幸得诗中一表扬。

义安何地不安居，礼接诚交乐有余。

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

交邻便是信为本，进德深惟敬作舆。

记取使轺回国日，东南五色望云车⑥。

根据朝鲜文献的记载，越南也深感朝鲜汉文化的厚重更盛于己，《芝峰先生集》卷八记载的越南使臣问李晬光一段话可资为证：“其（越南）使臣问我制度如何，答以官制仿天朝，置三公、六部、台省，自余法度悉遵用华制。（越南）使臣曰：‘贵大国旧称文献之国，贱国非敢望也！’。时我国（朝鲜）使臣为首立于前行， 安南使臣次于后行， 相接之际， 每致恭敬之意。”①这一记载难免有越南使臣谦恭之由，但在汉文化盛行时代， 朝越使臣友好沟通， 是不争的事实②。

国无中外殊，

人无夷夏别。

落地皆兄弟，

何必分楚越。

肝胆每相照，

冰壶映寒月③。

而有明一代，中越曾兵戎相见，像朝鲜士大夫这样称中朝为“落地皆兄弟”的情况，在越南绝无出现。

四、明代朝越“华夷观念”比较

朝鲜远在新罗时代就积极吸收中国文化，力求“以夷易华”，至高丽朝更是坚持这一传统，《高丽史》记载：“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④ 而李朝立世约五百年，朱子学说始终维持无上的权威，所以尤严于华夷之辨。如李世宗因汉字繁复，命做谚文，当时士大夫多表示反对，认为那是“舍中国而同于夷狄”。

较之朝鲜李朝，越南在13世纪的陈朝开始使用喃字作诗，至15世纪初莫朝皇帝莫登庸下令喃字为国语字，但纵观现存越南史籍，未见有任何关于质疑喃字之文字记载，而喃字逐渐在各种正式场合代替汉字使用，屡见于载籍，且逐渐以喃字为荣，从古代越南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视角考量，则不难理解。

满清入关， 明清交替，无论朝越，均有华夏自居观念，吴士连修撰《大越史记全书》兼用明清年号，至永历二十年（1666年）、清康熙五年（1666年）为止，康熙六年（1667年），越史开始全用清年号。这又比朝鲜李朝更甚， 朝鲜李朝只用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 当然，这与明永历难逃西南有关。另外，朝鲜和越南均保留仿照明代的服制，也可资为证。

余 论

尽管就宏观的整个中朝、中越文化关系而言，朝鲜要略胜越南，但就某个方面而言，越南在中越文化关系中的角色并不输于朝鲜。例如唐时朝鲜多以崔致远为例，证明东人不输中原，而越南则又有官至唐宰相的德宗时进士姜公辅等。有明一代，六位越南人登第明进士而朝鲜仅一。明时越南移民胡元澄又曾官至明兵部尚书，阮安则为紫禁城的设计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朝鲜则鲜有此类见于载籍。

明代中朝关系与中越文化关系的特点仍然是由朝贡制度下中朝越关系和三个国家各自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因素造就的，在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近代以降三个国家文化关系的差异性所在和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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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