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调查报告 农耕文化体验区(四篇)

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报告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报告。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农耕文化调查报告农耕文化体验区篇一

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其内容与形式丰富多样。近年来随着“无烟产业”和“永远的朝阳产业”的旅游业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产业中不容小觑的产业，甚至对当地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先周农耕文化形成的确立，浅谈庆阳先周农耕文化的旅游价值，分析了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及其现状，提出了几点肤浅的建议，寻求发展农耕文化旅游的途径，为庆阳实现经济转型与经济飞跃性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根，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念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是连接农村传统生活与都市现代生活的纽带。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遵从自然、勤奋耕耘、土地肥料的循环利用、勤俭至上等有兼职的传统文化，对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农业”、“三农”、“小康社会”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对现代农业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价值主体意义等一系列的作用；甚至起到“龙头效应”。随着社会的进步，旅游业发展日趋火热，人们的精神追求也逐渐扩大，形成了“旅游热”，由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农耕文化旅游也日益受到重视，而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形成早，影响深远，具有很高的文化旅游价值。本文立足潮流，对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几点拙见，为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在今后形成有特色、有吸引力、有感染力、稳定性好的产业抛砖引玉，使之成为庆阳经济新的增长点，加快资源优势转变的步伐，提升庆阳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先周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一）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形成

由不窋到古公亶父的数百年间周人先祖在泾水流域的农耕文化积淀十分浓厚，农耕文化可分为农耕实物文化和农耕意识文化两种，所谓农耕实物文化是指以实物形式保留及流传下来的因素，所谓农耕意识文化是指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庆阳先周农耕文化也可适用，庆阳先周农耕实物文化具体的形式是农作物、农耕器具、耕作方式、农耕装饰、农用建筑物等。周先祖率族人“自窜于戎狄之间”来到庆阳与生活与本地的游牧羌族人生活，将畜养和耕作集合起来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庆阳地区属黄土高原的腹中，坡高塬广的特殊地质条件，大塬上生长着茂盛的牧草，山坡沟渠里森林茂密。对于周族长期在邺地从事农业生产，而来到北豳（今庆阳）的第一件事便是教民稼穑，发展农业生产。《甘肃通志》记载，庆阳府“好稼穑务农业，有先王遗风，陶复陶穴以为居于貂于裘以御寒”。“陶复陶穴”就是挖窑洞，改地穴为窑洞，改善居住条件，实行定居。窑洞是周先祖的一大发明、一大进步，窑洞修建方便，而且牢固，冬暖夏凉防暑避寒，成为当时人民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由落后向繁荣的转型。《诗经·豳风·七月》篇中“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诗中不仅描写了农作物和食物种类繁多而且描绘了周人辛勤耕作收获果实的繁荣景象，当然，仍今任然还有许多的作物都在食用，为庆阳的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周时期青铜业也较发达，所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主要的生产工具，《豳风·七月》中有“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其中斧主要用于砍伐树木。“三之日于耜”中“耜”即为手犁，近代出土的多半为耜头，在当时用于起土翻耕土地。《尔雅》云“縛耨一口，或云金旦，或云锄属”“縛”、“耨”为同一种农具，是柄长一尺，头宽六寸的小锄头。主要用于翻种土地，除去杂草，想着轮番精耕发展，说明当时农业的地位已非常重要，周人在农业方面的众多创举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族的劳作方式与劳作级数现在都有遗存。在农耕实物文化发展的同时，农耕意识文化也伴随而生。农耕意识文化主要表现为周人的自然的崇拜、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农事节日、神话谚语等来满足对精神方面的寄托与追求。庆阳的“狼乳沟”是狼哺乳周先祖的地方；华池县的“尖子坳”传说是公刘游猎之处；周先王筑城的“手拍墙”；庆城龙泉坡上的“天子冢”；宁县的“公刘邑”以及兴盛千年仍然具有规模的“老公庙会”：周穆王祭祖的“憩栖台”等。岁时节令中春节的“祭祀”，清朝的“寻根”，四月初八的“祭虫”，端午节的“闹香包”“剪五毒”，冬至的“亡灵祭”。寄寓着周礼的文化成分其形式十分丰富，而且遗留下来一直影响后人的生产生活。

（二）先周农耕文化的发展

传统农耕文化是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风俗文化，以农业服务与耕作者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位中心内容，传统农耕文化是华夏民族渊源流长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石，对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甘肃庆阳的周族农耕文化就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从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意识等方面对庆阳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语·周语》记载“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戎狄之间。”当时夏后氏德衰政乱，国家的农业等生产活动荒废，不窋率周人被迫“自窜于戎狄之间”，不窋凭借先世积累的农业技术和经验，拓荒垦种，作务农本，教民稼穑。在庆阳一带站稳脚跟，建立城邑。不窋的孙子公刘在豳地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修而保归焉，因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考察地势辨别土性，治理洼地，因地制宜。出行的人有物资，在家的人有囤积，人民欢庆鼓舞，远处的百姓也纷纷前来投靠，从此周的兴盛便开始了。公刘由北豳迁于豳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为周族的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由于北豳山高沟深，所以公刘迁于豳，关于豳具体在什么地方存在不同的说法。班固《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栒邑县下，自注言：有豳乡，《诗》豳国，公刘都。而《汉书·地理志》上所言之“豳乡”在班固的父亲班彪的《北征赋》（简称赋）中可以得出，《赋》中明确说道公刘之豳的方位是在甘泉宫的北边义渠城的东南方，而且先要翻越一个“陵岗”才能到达豳乡。所谓“陵岗”即为旬邑县与正宁县交界的子午岭秦直道。班彪沿直道向北前进，再翻越子午岭，转向西，到达公刘所居豳国遗址，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西汉的豳乡即为汉代栒邑县境内的子午岭北边如今的甘肃宁县正宁县境。北豳附载了浓厚的农耕文化，任何地方都不能与之媲美。《诗经·大雅·绵》（简称绵）全诗共九章，第一章则为引出后世的古公亶父一直在做引子，追述了公刘及其子孙众多，物产丰富。二至七章则交代了古公亶父“邡迁岐周”，兴不窋、公刘之术，建都邑。八至九章则描绘了文王扩大周的土地，实施仁政，古公亶父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谋略人才。其“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收之阳，实始翦商”为以后周替代商做了铺垫。

二、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旅游价值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突飞猛进，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当地经济的可观效益，不仅增加了经济效益，也为当地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相关部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但精神追求并未得到满足。反而是社会生活的各种压力蜂拥而至，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枯燥、压抑。旅游不仅是一个物质享受更重要的是精神满足的追求。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是基于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较高的旅游价值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农耕文化旅游资源是指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农耕文化因素，这部分文化因素能够为旅游业所利用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源远流长，而且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具有原真性，对于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总彰显的作用日益明显，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日益受到重视，也逐渐成为我国旅游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传承传统农耕文化，构建文化强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进文化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庆阳在以前对先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加大投资力度，举办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建设周族农耕文化体验园和西峰民俗文化产业园等众多项目，还收集了大量的有关先周农耕文化的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历史文物。目前，庆阳已获得中国民俗学会的“中国香包刺绣之乡”、“徒手秧歌之乡”、“民间剪纸之乡”、“窑洞居民之乡”、“环县道情皮影之乡”、“华夏公刘第一庙”、五幅皮鼓——庆阳一绝。每年的农历3月18日为公刘庙的庙会，农历6月6日的周祖陵节庆，端午节的香包盛会等，节庆活动种类繁多。据《庆阳地区文物概况》一文指出，甘肃东部地区地下发掘的周文化遗址多达67处，最为重要的是乳状三足夹砂绳纹陶鬲、灰陶方折肩罐等先周器物。这些遗址与文物都有被保护和修复，游客通过参观与体验园实践来了解和感受周族当时的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农本、崇德、重礼、风俗四个方面考察，挖掘、升华北豳周族农耕文化的内涵、理性品质、地域特色和作用影响。也是周留给后人的精神文化品质，影响了世世代代的陇东人。正是由于周族农耕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长与时俱进，弃其糟粕，扬起精华，形成独特的龙洞传统文化。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即传承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又发扬了传统文化精神，正是基于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形成早，影响远，所以具有很高的文化旅游价值。

（一）农耕文化旅游资源过于零碎

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虽十分丰富，但“北豳”地区范围太大，也就是今庆阳七县一区以及周边的地区，其遗址与遗迹的分布也不集中，所以在开发保护的过程中都以县为单位展开。农耕文化旅游资源便呈点状分布于“北豳”之地。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存在形式虽表现为农耕实物文化与农耕意识文化，但其也随着地域因素被地区相关部门保存和融入了当地的某些文化之中，可谓是“样多而不齐”。

（二）开发不够彻底和基础设施薄弱

庆阳市的旅游还正处于普遍开发阶段，对于先周农耕文化的遗迹与遗址的开发与保护还不够，而且旅游设施与相关配套项目的投入很薄弱，庆阳市近几年虽加大了对旅游业的投资力度，但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过于零碎，开发难度与保护措施在资金的需求上供不需求。先周农耕文化旅游的开发缺乏很好的规划，忽视了保护区的接待能力与资金使用的方向过多，阻碍先周农耕农耕文化旅游的发展。

（三）缺少完善的管理体制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涉及很多的行业，而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主管部门，每个主管部门都有自己本身的职能。旅游局不可能包揽其他部门的管理职能，在调节、规范、指导、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旅游业来说，难免会形成“死角”。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存在已久，不能在相关的管理体制上还运用陈旧和照搬的体制来发展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

（四）宣传手段不够丰富和品牌意识淡薄

在现存的农耕文化旅游开发中，宣传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依靠旅游部门的整体宣传。旅游部门的宣传力度有限而且其传统的，固有的宣传方式缺少吸引力，特色也不鲜明，创新意识不高。市场经济发展使得旅游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表现为品牌竞争，所以在宣传庆阳先周农耕文化的同时，注重打造形象鲜明的品牌，发挥市场经济的品牌效应。

（一）加大旅游资源整合与投资力度

旅游资源整合就是把某特定区域内与之相关的以其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先周族人在“北豳”（今庆阳）活动十分活跃，而且遗留下的遗迹分布零碎，在参观过程中就存在差强人意。需要在庆阳先周农耕文化的开发过程中加大旅游资源整合结合庆阳先周农耕文化独特的旅游资源，“211”国道是贯穿于庆阳的交通要到与周边各省份人员往来频繁，具有优势的地理位置，加上黄土高原独特的风土人情，在开发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过程中应该加快旅游资源的整合以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二）注重保护原则与文化因素融合

庆阳农耕文化旅游的开发要注重保护，这是实现庆阳农耕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任何形式的旅游开发都应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庆阳农耕文化有着几千年丰厚的文化积淀，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年代越久其文化价值越高，而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是不同于现代的农业化也异于现代化，对着两方面的建设也有很好的知道意义，也是庆阳旅游文化的决定因素，成熟的游客不再留恋于形式，而是注重旅游的文化内涵体验，在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的开发中，要注重把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积累很好的融入到旅游中去，使游客感同身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各级旅游行政部门以及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北京郊区农民充分利用区位，生态以及民俗文化资源优势，适应城市居民观光的休闲的消费需求，大力发展突出乡土气息和民俗文化为主的民俗旅游，形成了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赏农家景，干农家活，享民俗风。”为主要内容的特色乡村旅游。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城市弊病日益彰显，人们就渴望陶渊明的“田园风光”，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被生产力因素制约，其彰显着简单、质朴、轻松的生活方式。在开发过程中应紧紧围绕这一特征色，重点开发那些参与性强的旅游项目，这种体验式的旅游项目对城市旅游者既新鲜又有趣，可以极大满足游客渴望宁静恬然的田园生活要求。

（四）丰富宣传手段和加强品牌意识

文化是历史的沉淀，文化旅游资源是不会说话的文化古迹，看着枯燥实则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要借助文化载体来展现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利用新型的媒体资源。如电脑、手机网络平台、影视营销、文化纪录片、宣传单等，在宣传的过程中要树立品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旅游竞争也相当激烈，树立品牌，塑造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形象。相关部门和开发主体在宣传过程中结合地方实际，加入创意，强化营销力度，走品牌化的道路。

（五）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当地群众意识

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旅游业以服务为主，要求从业人员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专业技能、职业道德、文化素养满足游客的期望值。提高从业人员对旅游的认识水平，培养良好的旅游服务形象。改变当地群众对旅游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和当地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和一系列歧视。调整产业结构，抓住目前全国性旅游业发展的良好机遇，激发庆阳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

五、结论

庆阳农耕文化旅游时发展庆阳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现庆阳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庆阳农耕文化旅游的开发，对于构建庆阳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三农问题”、“小康社会”，都有很好的带动作用，将旅游业发展为庆阳的支撑性产业，以减轻其他产业的压力，共同为庆阳经济的腾飞增砖添瓦，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快庆阳经济转型的步伐。

（作者单位：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农耕文化调查报告农耕文化体验区篇二

摘 要：作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线，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浓厚的现代性意蕴。而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悖论召唤着传统农耕文化的返场，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育现代性、融入现代性、扬弃现代性。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是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的精华，汇聚着中华民族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相处的伦理智慧，集中体现为“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法则，“父慈子孝、耕读传家”的家庭美德，“同甘共苦、守望互助”的乡邻关系以及“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充分发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契合乡村振兴伦理之间的逻辑关联及其内在张力，探寻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之道，对于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意义深远。

关键词：农耕文化;农业伦理;“三农”问题;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2018年的农历秋分日，中华大地迎来了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在国家层面第一次为农民专门设立节日。作为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中国农民丰收节”以节庆活动为载体，旨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2]。中华优秀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群众基础，是中華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融入现代性、扬弃现代性”[3]，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彰显“中国方案”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进步性，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生悖论与传统农耕文化的“返场”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念兹在兹、并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目标，也是新中国70年发展进程的一条清晰主线。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就明确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一项国策，其中就包括农业的现代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对这一传统说法做了进一步完善，即“农业农村现代化”。韦伯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理性为世界祛魅、理性为自然立法的过程，即“摈除作为达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或行为运动[4]。

农业现代化，是现代性逻辑在农业这一人类最古老的产业之中延展进而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斯科特专门考察了现代性进入农业领域并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历史，他将之追溯到18世纪普鲁士的科学林业[5]。这种农业的现代化或理性化，往往要求运用科学技术、使用机械设备，仿照工业流程管理的模式，对农田、水利、品种等方面有序开发和规训。“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这一切根本性地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空间、再造农业的生产种植流程。狭义上的农业现代化，指向的是满足人类持续增长的粮食需求和扩大粮食产量这个最终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传统状态下农业生态的多样性、系统性被弃之不顾。近代自然科学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为现代农业赢得了巨大产出。通过不断扩大单一作物的种植面积和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等工业品的投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结构被彻底打破，利润最大化法则的普遍介入，也将农业从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一阶段导入到一个以盈利为目的、未有穷期的新阶段。正如现代科学表现为一种分解式、还原论的范式一样，现代农业也把农业这一对象做了类似的孤立式处理[6]。由此，农业现代化以来的各种环境污染与破坏，某种程度上与农业性质的上述改变密切相关。

农村现代化，意味着以现代性的理性法则重构农村传统社会和生活的基本规则。金观涛将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基于个人本位的民族认同，作为理解现代性的三个核心元素。在三者的共同影响作用下，产生了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个体化。个体化意味着阶级、性别、社会地位、家庭、邻里等社会集体范畴的弱化[7]，不再被固着在土地上的农民，有了更多获取收入的方式，也因此逐渐脱离原有的以紧密依赖血缘关系等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结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之种种新的要求和规约也不断加诸于个体的生活场域，“个体深嵌于家庭网络和亲属关系中，个体被国家从宗族和社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又重新嵌入到社会主义再分配体系中，即农村的集体或城市的单位”[8]。现代性要素的渗入，货币、资本、财富观念和经济理性的觉醒，既能以货币结算的方式更替传统农业生产中的某些交换和互助形式，也足以打破传统农村生活中存在于人际交往中温情脉脉的种种潜规则。近些年来乡村社会中所谓“天价彩礼”之乱象，本质上就是现代货币化生存世界中的一种典型非理性行为[9]。

农业农村现代化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也极大促进了农民个体的解放和发展。然而，按照马克思所描摹的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三部曲来看，也只是完成了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飞跃。旨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方案，离不开反身自顾，从传统文化与礼俗习惯中汲取营养，进而对快速的现代社会变迁施以约束。因为，真实世界中的现代市场竞争的烈度是有限的，它以绝对稀缺为基本预设。而市场的调节仍可能取决于习俗、惯例产生的自愿行动。因此，当竞争成为市场的基本动力系统之后，习俗依然能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学的假设“不是在自然里预先规定的，而是在市场交易行为者的习俗和习惯里预先规定的”[10]。理解中国当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作为中长期过程之重要手段的乡村振兴战略，也需要在充分洞见其内在悖论的基础上，厘清传统与现代、文化演化与文明发展、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等诸多关系，从传统文化精粹中汲取养料，发育现代性、融入现代性、扬弃现代性。所谓“礼失求诸野”，当现代化浪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乡村裹挟其中，让人手足无措甚至生发“娜拉走后怎样”之问时，从传统文化中找寻更深层次的理念、知识和制度，便成为一个当然选项。“推动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护好国家、民族永续发展的根脉。”[11]在这个意义上说，挖掘传统农耕文化的本质内涵，剖析传统农耕文化契合乡村振兴的伦理向度，展望传统农耕文化嵌入乡村振兴的现实之道，大有裨益，正当其时。

二、传统农耕文化的伦理内涵及其发掘

农业农村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既是生命的逻辑，也是生态的逻辑[12]。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长达万年的农耕历史进程和耕耘畜养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相处的独特伦理智慧，培育出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传统农耕文化绝不仅限于单纯的技术或产业，而是深深浸润和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思想观念，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本质内涵[13]。

（一）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道法自然、和谐共生

自然界是人类的诞生地，也是农耕生产的活动场所，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践构成农耕生产的主要内容。世世代代的劳动生活让人们懂得尊重自然，深谙“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14]456，讲究“天时”“地利”成为农耕民族真实朴素的语词表述，“不违农时”潜移默化为中华民族农业伦理的基本认知[15]。“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16]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自然界并不是一个外在于人，需要彻底征服、允许肆意改造的对象。人们心怀感恩，谨慎探索自然的奥秘，遵从自然规律采取行动，探求与自然共生之道。在这一生存法则指引下，先民记录了“春候地气始通，札橛木，长尺二寸;埋尺见其二寸。立春后，土块散，上没橛，陈根可拔。此时二十日以后，和气去，即土刚。以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汜胜之书》）的农耕规律，收获了“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的耕种技巧。随着现代化浪潮加速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枢纽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将人类社会秩序强加于自然，开始对自然大规模、无限制“立法”。过度追求集约化、规模化、市场化、农场化的经营机制，会产生破坏自然界本身能量转换和生态平衡的意外后果。与此同时，“顺兴天道，和谐共生”的优秀农耕理念仍能够得以传承，成为发展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支撑：在浙江宁波，“稻蟹共生”的综合生态养殖模式被广泛应用，通过蟹和水稻的共生，解决了水稻的草害和虫害问题，借助传统农耕设计实现了一地双收;在上海松江，大规模集中经营的现代化家庭农场里，经营者依旧遵循“休耕换种”的自然规则，精妙的农业制度安排成为保养地力的最佳途径，传统农耕智慧与先进现代农业经营理念相得益彰，堪称精细化管理的创新之举。可以说，“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内在逻辑。

（二）农耕家庭的道德风尚——父慈子孝、耕读传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作为传统家庭观念的代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对促进家庭成员互信互爱、维护家庭内部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价值，并由此构建起基于“家本位”的坚固、持久、富于生命力的命运共同体。家庭成员之间“慈爱孝悌”状态的达成和维系，与日常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在古代社会，受制于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加之劳动强度较大，长辈主动承担起辛苦劳作、抚养儿女的家庭责任。与此同时，教育水平低下、传承途径匮乏决定了晚辈对农事生产规律的把握多依赖于长辈田间地头、茶余饭后的悉心指导，由此在传统农耕社会及其生产生活氛围中逐渐形成“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大学》）的传统，“父母恩勤”收获“寸草春晖”的反哺，家庭角色与责任得以诠释。这套伦理风尚世代相传，成为内嵌于传统农耕文化的家庭道德基因。此外，在古代社会，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也大多怀有“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热忱，“半耕半读”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训子语》），诉说着农耕家庭虽身处社会底层却不坠青云之志的情怀和抱负，守耕与漫思锻造出奋发图强、追比圣贤的家门风尚。时至今日，人们游走四方，心中仍会情系桑梓、思念家人，难忘乡愁。通过寻根问祖与落叶归根，旨在回归“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家庭生活，找寻“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耕读时光。可以说，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剧烈的时空压缩和社会变迁，并未吞没传统社会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的理想情结和“父慈子孝、耕读传家”为代表的伦理观念。它们早已凝结为满溢着乡土气息的传统文化和家国情怀，汇入“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源流，植入每一个体成长的生命体验之中，深刻关联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

（三）基层社会的乡邻关系——同甘共苦、守望互助

作为广泛存在于乡土中国的地缘关系，乡邻关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古人依赖土地解决生活生产问题，过着传统而又简单的生活，邻里乡亲于同一片土地之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的共同守护和辛勤耕耘孕育生成同甘共苦、守望互助的精神家园。马克思认为，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在实践中生成，进而在这种互动中建构了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135在传统农耕生产过程中，这种社会交往关系尤显密切。这是农业自身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所决定的。虽说农业生产相对较为自由，然而劳动的绩效却不能立竿見影，甚至并不会出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美好愿景。在生产和收获之间，还要经历时间的考验。一次天灾或者一场战乱，都可能让一整年的辛勤付之东流。这种生产和生活的不确定性，要求邻里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因为面对自然和时势的瞬息万变，个体实在太过渺小——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乡邻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情感联结在“守望相助”中升温，最终形成建立在彼此熟悉、互相信任、团结互助基础上的乡村命运共同体。诚然，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在社会变革浪潮的推动下逐渐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即便在农村，“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人际疏远现象也不足为奇了。但不可否认，人们依然对“隔竹每呼皆得应，二心亲熟更如何”的邻里关系和“蒸梨常共灶，浇薤亦同渠”的淳朴乡风心驰神往，这正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保有和重塑传统农耕文化所内涵的伦理之维。

（四）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人的劳动再生产了整个自然界。这种创造性的人类实践活动，也同步塑造着人的精神世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17]161同时，他也认为，尽管人同任何其他存在物一样须臾不能摆脱对自然界的依赖，然而自然界“直接存在的形态”却很少能直接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这就需要人通过现实的劳动，通过自身的生命力与对象化自然之间进行密切的物质交换，才能获得满足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得体地生成为人。璀璨的华夏文明就始于这种坚持不懈与自然抗争、勤勤恳恳向幸福迈进的农耕生产。“民生在勤，勤则不匿”（《左传·宣公十二年》），农耕民族勤劳勇敢的生活态度渐化为中华儿女的精神风骨，孕育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遵从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这是人与其他生物相区别的显著特征。先民首先是在对自然的绝对崇拜中顺应规律、求得生存，再积极探索、逐渐累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经验，将生存与发展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我们以往多是在对汉民族的意义上讲自强不息是最能代表我们民族品格的精神，其实，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本就是一个吸纳接受的演化过程，政治上的标准是接受以周礼为代表的一套政治秩序，经济上的标准就是变游牧为农耕。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包括各民族同胞在内的世代耕耘的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内核。坐落于云南省哀牢山区的哈尼梯田，是首个以民族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历史上的哈尼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千载梯田生产生活的艰辛历练，给予哈尼族先民关于自然万物生存发展的渊博认识和丰富经验，通过言传身教的世代传唱，将与自然相处的伦理规约和实现生存发展的传统智慧汇集为一部《哈尼四季生产调》[18]。每逢丰收时节，梯田稻浪滚滚，绵延2 000多级阶梯，蔚为壮观，这正是哈尼族同胞1 300余年不懈奋斗的杰作。“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体现了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命脉，更作为民族精神的精髓内容，驱动中华民族战胜一切艰难坎坷，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传统农耕文化契合乡村振兴的伦理向度及其张力

理解乡村振兴战略，既应置之于对广袤乡村复杂境况的深刻考量，也应融入到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伦理反思之中。中国的改革进程始于农村。农村的全面发展意向（主要表现为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和自我发展能力，造就了1978-1984年间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收窄的良好开局。随着1984年改革中心转入城市经济和工业领域，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发展水平再次拉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再次出现。到20世纪末“三农”问题浮出水面后，21世纪初明确提出的“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理念和新农村建设战略，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基础设施等外部条件有所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乡村发展最为关键的内生动力仍有待激活。长期置于“城市目标导向”框架中的中国乡村，在城乡二元体制这一强大“阻尼”的遏阻之下，往往发生强势“城市中国”与脆弱“乡土中国”的狭路相逢，后者的话语权缺失在意料之中[19]。新时代乡村发展之路在何方？梁漱溟先生曾一针见血道破玄机：“除了乡下人起来自救之外，谁也救不了乡村;单靠乡村以外的人来救济乡村是不行的。”“本身有生机有活力，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20]在当下，乡村振兴固然能够使乡村成为满足城市追求高质量发展和美好生活需要的优质农产品基地，成为提供城市发展所需劳动力大军的“蓄水池”，甚至成为逆全球化黑云压城之际缓解就业压力、转嫁城市资本危机代价以获得城市经济“软着陆”的“减压阀”[21]……但必须强调的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基础上的乡村振兴战略，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确立乡村的自足性价值，让乡村复归其主体性地位。毫无疑问，这是党和政府在乡村发展理念上的一次创新性转变，从过去被动依靠城市辐射、从城市端来激活乡村，到主动转型、打造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模式的指导思想跃迁。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就是立足于乡村自身的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禀赋，复归农业农村的主体化地位，从而破除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困境，构建起一种与城市地位同等、双向互促，达致“城乡同此凉热”的命运共同体。这一过程的核心环节在于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而与这一进程相伴始终的必然是本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交织纠缠。因而，在由乡村振兴战略引领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之中，如何对待这种乡村文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充分挖掘传统农耕文化契合乡村振兴的伦理向度及其张力，理清传统文明在现代化方案中的存续意义和本源价值就显得尤为关键。

（一）二者都直接面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之问

正确理解并科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几千年农耕民族思考的难题，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可分为三个维度。

1.敬畏自然，永远保持对自然界的感恩之心。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产物。”[22]自然孕育了人类，是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对于这种与自然界直接对话中生成的文明形态而言，尊重和敬畏自然，永怀对天地万物的感恩之心，是其应有之义。悠久的农耕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传承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头顶天空告诫人们莫忘敬畏，脚踏大地提醒人们心怀感恩，这绝不是一种对自然万物或自然力量的蒙昧与盲信。这种基于亲近自然的传统信仰，应当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格局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2.以“度”为前提的取自然之力为我所用。马克思认为，实践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人类充满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使人在本质上与其他动物相区别。“这种生产是人类的能动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4]274人既是自然的“奴仆”，又通过劳动这一手段吸收自然力为我所用，成为“主人”的角色。然而，当人类开始想要去驯服自然、为其戴上“枷锁”的时候，这种原本的和谐统一关系也就开始被瓦解和异化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实质，是以宏大的资本逻辑为主线而展开的人类历史。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23]伴随这种资本财富积累进程的，是对自然资源的疯狂贪婪和肆意掠夺，是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无底线挑战。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浪潮，將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扩散至全球范围：一方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零和博弈”让生态危机变为世界性难题，另一方面是资本危机遵循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而向外部转嫁。破除这一困境、消除人类社会的发展困惑，需要彻底摆脱资本逻辑的主宰与束缚，从历久弥新的人类文明智慧中寻找启示和指引。而在与世谐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对于这类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有着丰富的思想质料和精神资源。古老的华夏民族在世世代代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掌握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密钥，早已摒弃了靠掠夺自然、征服自然来获取满足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转而择取“道法自然”“仅取盈余”的实践法则。这种文化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后工业化进程对自然资源的殖民式掠夺，农耕民族教诲子孙后代珍惜物质、珍惜自然，由此形成具有“安土重迁”特色的小农经济形态。农民掌握“天时地利”的耕种规律，取自然之力求得生存，也懂得对自然资源的“有度”使用，避免人与自然的“零和”冲突，实现生生不息。乡村振兴战略理应借鉴和吸收这种以“度”为前提的取自然之力模式，充分利用乡村本土资源，激活内生动力，走乡村特色的振兴之路。

3.充分认识并科学利用自然规律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农耕文化内涵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健康共生的生态伦理，其终极目标是追求熟知自然规律、践行人与自然共生之道基础上的“天人合一”，这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是农耕人的一种空想，通过不断发展更新的生态科技，不断完善的生态伦理体系，其现实可能性及路径已十分清晰。要消解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生态问题，达成“生态宜居”的目标和要求，必须正视优秀传统农耕文化，重构乡村生态伦理，以追求人与自然“和合”的生命态度和人道实践，加速农耕文化传承的时代化进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二）二者都深刻关联“如何规定人与人的关系”的哲学命题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错综复杂的交往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处理社会关系实践也因此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传统农耕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都生发于充满人际互动的人类社会内生关系结构，并在生产实践基础之上摒弃了个人中心主义，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中国人历来有重视家庭、家族的传统，是“伦理本位的社会”[24]。这种文明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传统说明中华文明绝不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不鼓励唯我独尊的个人中心主义，而是以无与伦比的包容性、以强大的集体力量行动，强调社会公德的核心地位和教化作用。从事农事劳动的祖祖辈辈推崇“礼让和谐”“同甘共苦”等伦理法则，在家庭成员之间、乡邻朋友之间始终维系一种“和合”的默契氛围，从而构建一种友善的共同体关系。而西方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扩展过程中，存在诸多排他性、掠夺性逻辑，乃至结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恶果。由此也形成了资本主义文明中关于人与人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认同的异化，推而言之，地缘政治中的霸权思维和修昔底德陷阱的陈腐观念，至今仍主导着西方某些国家的外交思路。

随着全球性文化交流互动愈发频繁，基于农耕文化传统的中华文明在融入现代性的挑战与应战中，以其强大韧性与活力，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中华传统农耕文化关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阐释，是一种人与人相处的伦理信任和价值规范的凸显，复归并阐释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阐释一方面体现为家庭成员关系处理。传统的家庭慈孝伦理在农耕生活中生根发芽并逐渐成型，先民以“耕”开新，以“读”固本——不仅追求以“耕”养家糊口，勤劳致富，还懂得以“读”知书达理，修身养性。依赖耳濡目染加之谆谆教诲使得农法技艺得以传承，同时生成了农耕民族独有的家庭文化——对“长辈”“兄弟姊妹”“儿女”的家庭角色的精确定位，对家庭责任和义务的直接诠释，对家庭成员关系和谐的深层理解。中华传统农耕文化关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解读，另一方面也体现为乡邻成员关系处理。对于农耕民族而言，人不是孤立的劳动者，“同甘共苦、团结互助”的现实具象随处可见——遇到困难，集体出谋划策;迎来丰收，众人把酒言欢。简单朴素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成了和谐的乡邻关系。淳朴的民风成为传统乡村道德文化的根基，潜移默化地浸润、规范着乡民行为。这也正是乡村振兴战略把“乡风文明”置于重要位置的基本考量。这种人与人的良性实践互动形成了彼此休戚相关的文化，科学诠释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哲学命题。

在消费主义与逐利主义充斥全球的当今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裂变、异化，父母子女反目成仇、左邻右舍闭门不见的冷漠现象并不鲜见，现代性冲击、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信任，货币——这种异己的本质力量统治了人，给人际关系蒙上利益、工具及单向度的价值面纱。可以说，“当代农村社会问题日益增多且解决乏力，归根到底，其根源在于农民乡土生活意义的被消解和传统伦理文化价值的被抽空”[25]。在这个意义上，寻找彰显“命运与共”的传统智慧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在乡村基层社会复归、重构充满和谐氛围的人际互动，形成欣欣向荣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显得尤为现实而迫切。

（三）二者都内在具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

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最终都要回归到对人本身的思考。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毕生追求，寓意正在于此。他深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提出需要跨越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扬弃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方能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4]297。近现代以来，现代性浪潮席卷全球，历史进入以交换价值为全面媒介的商品社会。利益的驱动空前发展了人的理性与主体能动性，由此也带来了“物的依赖性”，资本和利润侵蚀、冲击了人的本质精神，也揭开趋向“人的自由”前进运动的历史序幕。而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通过愈发明晰的现实变革，通过不断复归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社会性，实现从自然力、社会关系、物化统治束缚中的人向独立的、完整的人格的过度，人才能自由地发挥其本质力量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和乡村振兴的深层精神寓意，皆旨在追求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幸福。同时，这种寓意澄明和彰显了一种理想精神，亦铺展为一场现实运动。一方面，筑造美好家园的共通性理念造就了“人的解放”的必备环境。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膨胀引发对自然无限利用和强加控制的观念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人对自然资源、能源愈发贪婪，不断触碰自然的底线，“人们多次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接受自己的后果陷入更深的自然束缚之中”[26]。乡村振兴战略是以复归人与自然关系为旨趣的发展，打造“美好乡村”的战略目标与农耕时代追求“和谐共生”的生活愿景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共通，最终指向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決。另一方面，追求“生活富裕”的统一性实践筑牢“人的解放”的现实大道。从先民在艰苦卓绝的物质条件下“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到当下为实现美好生活向往而不断奋斗，可以说，人们对“生活富裕”的追求从未间断，并被不断传承延续、升级进阶。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所要求的“生活富裕”，已然不简单是一种物质财富的要求，而是一种追求更加平衡、充分、全面的“丰裕”，这为实现“人的解放”提供更大的现实可能。当代中国正处于“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性双重交织”的历史时代，消费文化盛行、公平正义缺失等社会弊病威胁着人的生存质量，也扰乱了人的发展方向。在基层社会，开辟弘扬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帮助农民深化对自身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引导农民更积极地参与现实的生活与交往，落脚于乡村振兴的现实任务，不仅有助于消除现代性所固有的缺憾带来的社会挑战，也必将加速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自由人联合体”状态的到来。

四、传统农耕文化嵌入乡村振兴现实之道及其展望

“中国广袤的乡村积淀着千百年的農耕文化，浓缩了中华文明的变迁历史，就像构成中国人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同时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兴盛衰微和前途命运。”[27]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论述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在农村土生土长，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真实记录和鲜明再现;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为解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之问应时而生，是对基层社会充满人性关怀的现实行动。在新时代探索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渗入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国方案，用传统农耕文化续写现代乡村故事，是激发乡村内在的强大动力，加速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必然之选和必由之路。

（一）汲取农耕智慧发展现代农业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必然面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碰撞与交流，而农业文明正是在现代性的发育与调适中被不断重构和延续。农耕文化本就是关于农业发展的历史记录，内涵着农业生产生活的丰富经验和技巧，将其中有关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优秀理念植入现代农业发展实践，实现“优质、高效、安全”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符合当代人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中丰富的物质遗产。传统农耕器械（锄、织布机、石磨等等）在今天的农业生产特别是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下仍然可以发挥作用;杂交水稻的育成离不开野生水稻的配种，传统的农作物品种（水稻，玉米，小麦等等）可以作为未来的农业基因进行储备，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意义重大;此外，作为珍贵的农耕文化遗产，祖先留下的巧夺天工的传统农业工程，理应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继续予以重视。笔者曾在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挂职扶贫，红河南岸的哀牢山深处，哈尼族人民在世代生产生活实践中探索出独特的土地利用方式，形成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统，森林涵养水源，村寨升腾人气，梯田提供食粮，水系润泽大地，彼此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经历1 300多年开垦最终打造成型的哈尼梯田，如今依然能够在农业现代化转型浪潮中以种植水稻、养鱼养鸭等方式直接发挥生产作用，高效地提供原生态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尼梯田在吸引大批游客观光旅游之余，成功打造出“梯田红米”“梯田黄酒”“梯田鸭蛋”等特色农业品牌，并通过电商平台推广至海内外市场，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要积极弘扬农耕文化蕴含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革故鼎新的现代社会，传统的农耕技艺和管理经验并未过时，千锤百炼的实践得来的生产智慧仍可很好助力农业结构升级。汲取优秀农耕理念和经验，嵌入循环、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亦可体现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当代价值。前文提及的位于上海松江的现代化农场，“三三制”轮茬制度已实施多年。我们在调研访谈中注意到，这种“三三制”原则贯彻得十分到位，一季水稻过后，在第二季，1/3种小麦或大麦、1/3种红花草（绿肥）、1/3作为白地（深翻），并采取补贴措施加以助推。三个大户为一组，每年轮换，恰巧做满三年一个承包期。政府的适度介入和规划引导，与农业生态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农民之间的内生需要紧密咬合在一起，客观上促成了一种新型的互助关系。这一做法与其说是现代农业的创新，毋宁说是对千百年来的传统农耕智慧的忠实传承与创造性转化。

（二）推广农耕理念建设美丽农村

“中国的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乡土社会的生活富于地方性的色彩，终老是乡成为生活常态。”[28]现代都市生活的单调乏味、千城一面，也促动越来越多的人们远离钢筋水泥，倾心故土田园，这既是一种对现代性压抑的抗争，也隐含着对美丽乡村美好生活的内在欲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29]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美丽和谐的生态越来越成为新时代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是山川河流、故土家园孕育出的文化，深刻蕴含着中华民族对自然万物、人的本质及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现代化美丽乡村的构建也当然能够从这种传统智慧中汲取营养。一方面，农村的就地现代化需要在观念维度上培育和弘扬农耕生态理念，提高吾土吾民的文化素养和生态自觉。传统农耕文化呈现着对自然的真诚感恩和热忱礼赞，是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逻辑的文明形态。这种以“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为追求、以平衡有度为原则的“和谐发展”模式，完美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农村的就地现代化需要在实践维度上广泛应用和推广农耕生态技法。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既带来强大的驱动力量，但其“双刃剑”的特点也要求人们审慎应用。而以“适度守则”“和谐共生”为伦理法则的传统农耕生产，其技法富于生态特征。在珠三角地区，“桑基鱼塘”早已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形式，通过将种桑养蚕与池塘养鱼相结合，在池塘边上种桑树，用桑叶养蚕，以蚕蛹等作为鱼饵，然后又用池塘底部的泥作为桑树的肥料，由此形成一种生态环保且利用率高的生产经营模式。传统的农耕方法既很好服务了乡村农业发展，又自觉参与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面对现代化浪潮中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了的乡村生活和生产方式，传统农耕文化提供的绝非一种梭罗式的乡间隐居方案，而是更加坚定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与自然“交往”的默契，找寻农村现代化的伦理和现实双重支撑，建设人与生态的“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农民富”，凸显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性关怀和价值立场。这种“富裕”不仅体现为经济层面的宽裕，也理应包含一种发展更趋平衡、充分和全面的精神富足与文化丰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30]文化发展的同质化与多样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及其内在反思，理应内嵌于乡村振兴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孜孜以求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之间并非对立，而是有着宽广的包容空间。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文化，传统农耕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能“看家育人”，还能够嵌入乡村治理，引导基层社会形成家庭和睦、乡风文明的新风尚，实现新时代农民群众对更高品质生活的向往。

一方面，优秀农耕文化内涵的家庭伦理对建设优良家风、构建和谐家庭环境具有现实意义。“不論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31]浙江省平湖市新埭区虽位于江南水乡一隅，但“耕读”传统盛行，当地人崇尚“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葆有“耕读成家”的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泖水好家风”特色招牌已经成为平湖万千家庭家风家训形成的基石。此外，当下的优秀农耕文化嵌入家庭治理，也面临着因家庭成员的分离导致亲情关系疏离的现实困境。乡愁，不应仅仅是市民在城望乡的一种虚幻镜像，更应利用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天然亲和力和感召力，通过传统慈孝故事宣讲、优秀家风体验活动等形式，重拾对家庭观念的深刻记忆、重塑“家文化”的生长空间、重建乡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吾土吾民的情感联结，最终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重构家庭伦理美好风尚。

另一方面，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内涵的的村社伦理为建设文明乡风、构建和谐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现实参照。文明乡风的养成需要接地气、有人气的政策设计，这种源于乡土内部、关乎乡民自身的文化传统，能够自然渗入基层治理体系之中并发挥效力。在安徽广德，当地的农耕文化旅游节已举办多年，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风景秀丽的月克湖畔举办集体婚礼，新人们通过这种简约的方式告别婚事铺张浪费的陈规陋习，传统农耕文化中自然内涵的“勤俭节约”理念发挥了引领移风易俗、打造乡村文明新风尚的重要作用。此外，弘扬团结、协作、共富等优秀农耕价值理念，以传统农耕知识宣讲、农耕文化遗产展览、农耕技能大赛等方式，将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凡此种种，都是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之举。

概而言之，充分利用农耕文化的本土优势，关注和呼应民众对山川河流、对故土家园的留恋和向往，汲取和弘扬农耕社会处理乡邻关系的伦理精髓并将之嵌入乡村社会治理，营造“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基层文化新生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基于中国传统、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21]温铁军.八次危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6.

农耕文化调查报告农耕文化体验区篇三

古建中国——未来建筑的产业链孵化平台，开启建筑文化新纪元！

记住农耕历史 传承农耕文化

清河县政府原副县长、清河县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郑成明同志于2年前开始个人出资购置了3000余件农耕物品，与坝营镇政府联合办起了农耕文化展览馆，2016年清河县政府对此给予了资金支持，使其规模进一步扩大。前不久我们三人有幸再次参观了该展览馆，共同的感受是要记住农耕历史，传承农耕文化。

一、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势在必行

农耕文化是我国从未间断的一种文化。中华文化的根主要在农耕文化。而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器具，其发展历程代表着一个地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古旧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器具作为农业文明的主体，蕴含着厚重而又丰富的农耕文化。

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国的传统农业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整套的精耕细作、用地养地的技术体系，并在农艺、农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广袤的地域多样性、民俗多元性形成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多样性，而其秉承的协调和谐的三才观（即天、地、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辩证关系）、趋时避害的农时观（即“不违农时”和“用养结合”）、辨土肥田的地力观（即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种养三宜的物性观（“物宜”“时宜”和“地宜”）、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即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物质良性循环）、御欲尚俭的节用观（即积粮以备荒）更是及大地丰富了中国农耕文化。

二、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利古利今、利国利民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时至今日，农耕文化中的许多理念、思想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如夏历、二十四节气、阴阳五行等）在现代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在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在农业生产中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在保持地域特色、传承地方文化传统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有利于农业的健康发展。传统农业中有许多好的东西，是当地劳动人民依据自身的自然资源和物种间的关系，运用本土的、独特的、独创的耕作技术和实践经验，经过世代不懈的努力形成并传承下来的生态平衡系统和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毫无疑问就是先民给我们留下的具有重要传承价值的遗产，是可持续发展的良古建中国——建筑行业一站式服务平台 古建中国——未来建筑的产业链孵化平台，开启建筑文化新纪元！

好资源。

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除虫剂、除草剂等化学品，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伤害了大量有益生物，破坏了生物多样性。要治理和改善农业的环境状况，农耕文化中的一些环境理念值得我们借鉴。传统农业注重整体、协调、良性循环、区域差异，充分利用农业生态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和自然生态净化过程，利用生物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达到尽量避免滥用化肥、农药等，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农业生产既要追求产量，更要注重产品安全，以及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农民素质的提高。

有利于繁荣农村文化和乡村旅游。都市人们萌发的乡愁、乡恋，是对生活的一种重新认识与理解，追求自然与和谐、安详与宁静，才是人类生活最本质的方面。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要以农为本，以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为主干，以有利于农民增收、农村受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的。农耕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三、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要坚持保护、发展和利用并重

目前，各地都比以往更加注重农耕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比如我市已经评选出十大古村落并加以改造保护，清河有识之士自发建起了农耕文化展览馆，王垴等村建起了村史馆，等等。然而与农耕文化所承载的历史重任而言，还远远不够。

保护好传统民居和自然村落。古村落和传统民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村落文化景观，都属于它自己的一段特殊的发展历史。这种发展历史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形成了独特的村落文化景观，并成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共同记忆。这种历史记忆，不但能增进人们彼此间的情感，促进族群内部的认同和包容，同时还是增加每一个成员的历史认同自豪感和归属感。建筑是有生命的，跳跃的生命符号反映的是人文思考，它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折射着时代的进步。乡村传统的村落、独特的建筑布局、生活方式、节庆习俗和农事活动都是农耕文化几千年的积淀。建筑物是最真实的历史记录和有序的文化传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必须加以保护，因为这些一旦破坏掉，就永远不会有。

构建农耕文化展览室。为了方便人们对农耕文化的直观认识，在乡村构建农耕文化展览馆、展览室很有必要。清河县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郑成明就地收集即将消失的旧农具，与清河县坝营镇联合办起“农耕文化展览馆”，免费对外开放，开馆后参观者络绎不绝，纷纷称道。参观者表示，在农耕文化的宁静中，人们更能洞观沧桑世事，回望人生行止间的哀乐得失，特别是让不谙稼穑的晚辈们受到较好的传统教育，知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注重古旧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器具的征集，抢救性地收集、整理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技艺。政府职能部门、民间热心人士一道，抢救性地挖掘收集闲置、破败和濒临消失的传统农耕民俗文化遗物，诸如我市农村中传统的犁耙绳索、柴刀斧头、辘轳水车、推子碾子、织布纺车、榨油砌具以及桌椅板凳、凿子刨子、角尺墨斗等等，力求求真求实，宁缺勿仿，宁旧勿新，尽可能原汁原古建中国——建筑行业一站式服务平台 古建中国——未来建筑的产业链孵化平台，开启建筑文化新纪元！

味地反映传统农耕民俗用品用具风貌。成立民俗研究所，挖掘整理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技艺，并出版专辑。

古建中国——建筑行业一站式服务平台

农耕文化调查报告农耕文化体验区篇四

暑假的一天，爸爸、妈妈带我走进了农耕文化园。
一进去，迎接我们的是一股清澈甘甜的“虎泉”。我们走过了“二龟戏水”和“三农桥”来到了神农氏雕像。神农穿着稻草衣，口袋里装满一包包草药，神农表情庄重严肃。接着，我们来到了农耕工具区。我第一次看到了梨耙，于是兴致勃勃学着农民伯伯推梨，“一二一、一二一！”不一会儿，我累得满头大汗。我想：农民伯伯真辛苦！妈妈给我介绍了许多以前的劳动工具，还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要珍惜粮食，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的心血……”我决定：以后一定要好好珍惜粮食，改掉坏习惯。
农耕园的.美景还有很多：有趣的水上乐园、天下第一梨、浪漫之屋、世界最小的高尔夫球场……
这里，是远古的回声，是记忆中的田野，是曾经的家园。这里远离城市的喧闹，拥抱自然的宁静。
农耕园蕴含着许多人生的道理，希望你有机会身临其境去细细体会。

1.东方文化园之行我的世纪宣言作文

2.凤凰文化园作文

3.游文化园作文

4.春游文化园的作文

5.神木文化园作文

6.农耕变化大小作文

7.中华文化园地作文

8.关于神木文化园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