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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翻译 维天之命诗经注音篇一
维天之命
〔先秦〕佚名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
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想那天道的运行，美好肃穆永不停。多么辉煌多光明，文王品德多纯净。嘉美之德使我慎，我们永远要继承。顺着我祖文王道，子子孙孙永力行。
1、维：语助词。一说“思念”。
2、於（wū）：叹词，表示赞美。
3、穆：庄严粹美。
4、不已：不止。指天道运行无止。
5、不（pī）：借为“丕”，大。一说发语词。
6、显：光明。
7、德之纯：言德之美。
8、纯，大，美。
9、假以溢我：以嘉美之道戒慎于我。
10、假，通“嘉”，美好。
11、溢，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尔雅·释诂》：‘溢、慎、谧，静也。’……诗言‘溢我’，即慎我也，慎我即静我也，静我即安我。”
12、收：受，接受。
13、骏惠：顺从的意思。郑笺训为“大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惠，顺也；骏当为驯之假借，驯亦顺也。骏惠二字平列，皆为顺。”曾孙：后代子孙。孙以下后代均称曾孙。郑笺：“曾，犹重也。”
14、笃：厚，忠实。此处指笃行，行事一心一意。
《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翻译 维天之命诗经注音篇二
维天之命
题解：赞美文王的美德。
维天之命1，於穆不已2。於乎不显3，文王之德之纯。
假以溢我4，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5，曾孙笃之6。
是那上天天命所归，多么庄严啊没有止息。多么庄严啊光辉显耀，文王的品德纯正无比。
美好的东西让我安宁，我接受恩惠自当牢记。顺着我文王路线方针，后代执行一心一意。
1.维:语助词。2.於(wū):叹词，表示赞美。穆:庄严粹美。3.不(pī):借为"丕"，大。
4.假:通"嘉"，美好。溢: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尔雅·释诂》:‘溢、慎、谧，静也。’…诗言‘溢我’，即慎我也，慎我即静我也，静我即安我。"
5.骏惠:郑笺训为"大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惠，顺也；骏当为驯之假借，驯亦顺也。骏惠二字平列，皆为顺。"
6.曾孙:孙以下后代均称曾孙。郑笺:"曾，犹重也。"笃:指笃行，行事一心一意。笃，厚。
《维天之命》是《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诗为祭祀周文王之作(《毛诗序》所谓“大平告文王也”)，因文本中有“文王之德之纯”、“骏惠我文王”等句可证，古今并无异议，但对成诗之时，则汉儒、清儒之说有分歧。郑玄笺云：“告大平’者，居摄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礼作乐。”他认为此诗作于周公摄政五年之冬。而陈奂《诗毛氏传疏》则云：“《书·雒诰》大传云：‘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维天之命》，制礼也；《维清》，作乐也；《烈文》，致政也。三诗类列，正与大传节次合。然则《维天之命》当作于六年之末矣。《雒诰》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郑注云：‘周公制礼乐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礼，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故告神且用殷礼也。’郑谓周礼行于七年致政之后，是也。而笺以告太平为礼未成时，在居摄五年之末，则未是。诗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孙笃之。’自在制礼后语矣。”据他考证，郑玄之说有误，此诗当作于周公居摄六年之末，即公元前1110年。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认为陈奂之说较郑笺“为有据也”，兹从其说。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四句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四句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读者稍加注意，便会发现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臣工》、《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样看的话未免太绝对，上举《臣工》、《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笔者以为《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恐怕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笔者不敢妄断，谨以之求质于治中国古代音乐史者。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而因其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尚无矫揉造作之弊，今人读来并不致于像读后世千篇一律的祭祀歌辞那样产生反感。(茹云鹤.赵荔红)
这亦是一首在祭祀仪式现场所诵唱的歌，是一首祭祀文王、武王的颂歌，周成王是周朝第二代天子，其威望仅次于文王、武王，与其子周康王齐名，史称“成康之治”。《史记·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天下之所以安宁，是因为“成王不敢康”。周文王在世时，周国没有取得天下，周武王即位后即灭商得天下，可惜在位仅几年就去世，周成王即位就继承了周武王的事业，又一次重新开始分封诸侯。他的责任就是要保证天下太平，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所以，这是一首周成王自己颂唱的祭祀歌，他在歌中表白自己不敢懈怠，不敢追求安乐，希望天下太平。
在短小的诗篇中，诗人用简洁的语言，十分紧凑的叙述了周初三王，并且表明了他们对创建、巩固新兴王朝所作出的不同贡献，同时又重点宣扬了成王为完成父辈事业所进行勤勉努力。诗歌的这一叙写特点，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前人“通首密练”的好评。
本篇无韵，只有八句，是《诗经》中最短的篇章之一，但诗题却是《诗经》中最长的。
关于本篇的主旨，最初都认为是祭祀成王的。朱熹《诗集传》援引《国语》曰：“《国语》叔向引此诗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贾谊《新书·礼容下》亦云：“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成王承嗣，仁以临民，故称昊天焉。”均可证。但《毛诗序》却认为是祭祀天地的：“《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毛诗序》之所以会得出这个结论，一是因为其坚认《周颂》无成王之后的作品，所以不可能是祭成王；二是因为其判定诗的主旨往往只根据诗的发端，而不是根据诗的整体。《毛诗序》的这个结论与本篇的诗意显然牴牾，因为整首诗七句中有五句赞美成王，只有一句涉及天，所以尽管毛诗长时间占据了诗学的主导地位，尽管郑玄、孔颖达诸儒煞费苦心地为其补苴罅漏，它还是不断地被后人责难。朱熹《诗集传》曰：“此诗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诗也。”姚际恒《诗经通论》曰：“小序谓‘郊祀天地’，妄也。《诗》言天者多矣，何独此为郊祀天地乎？郊祀天地，不但于成王无与，即武王亦非配天地，而言‘二后’，何耶？”方玉润《诗经原始》曰：“序谓‘郊祀天地’，不知何所取义。诗唯首句及天，‘二后’下皆言文、武受命，及成王之德。曰‘不敢康’，曰‘宥密’，曰‘缉熙’，而终之以‘单厥心’，所以上基天命，缵成王业，而能安靖天下者于是乎在。于天地毫不相涉，天下岂有此等祭天地文乎？”现代学者亦多摒弃《毛诗序》的观点，而恢复其“祭祀成王”的本来面目。
祭成王不从祭主入手，却上溯到文、武二王，再追溯到昊天，似乎有些离题。其实这并不难解释，成王受命于文、武二王，文、武二王又受命于天，所以从天入手，以示成王与文、武二王一脉相承，得天之真命。首二句是全诗的引子，其作用犹如赋比兴中的兴，后五句才是全诗的主体。成王是西周第二代天子，声望仅次于文、武二王，与其子康王齐名，史称“成康之治”。《史记·周本纪》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天下之所以安宁，是因为“成王不敢康”，此与《离骚》所说的“夏康娱以自纵”正相对照。“夙夜基命宥密”伸足“不敢康”之意，一正一反，相得益彰。按此句最难理解。《礼记·孔子闲居》有：“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郑玄注：“其，读为基。基，谋也。密，静也。言君夙夜谋为政教以安民，则民乐之。”陈子展《诗经直解》谓“此句旧解唯此郑注较为明确”，本文即用郑注；《尔雅·释诂》亦曰：“基，谋也。”正与郑注同义。第五句的“缉熙”是连绵词，不应分解，《大雅·文王》有“於缉熙敬止”，《周颂·维清》有“维清缉熙”，《周颂·载见》有“俾缉熙于纯嘏”，都作光明解，本文亦依之。最后一句的“其”等于“之”，“肆其靖之”等于“肆之靖之”，也就是“巩固它安定它”的意思。文王、武王开创的周朝在成王时得以巩固、安定，这就是祭主一生的功绩。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翻译 维天之命诗经注音篇三
维天之命
朝代：先秦
作者：佚名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是那上天天命所归，多么庄严啊没有止息。
多么庄严啊光辉显耀，文王的品德纯正无比。
美好的东西让我安宁，我接受恩惠自当牢记。
顺着我文王路线方针，后代执行一心一意。
⑴维：语助词。
⑵.於（wū）：叹词，表示赞美。穆：庄严粹美。
⑶不（pī）：借为“丕”，大。
⑷假：通“嘉”，美好。溢：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尔雅·释诂》：‘溢、慎、谧，静也。’…诗言‘溢我’，即慎我也，慎我即静我也，静我即安我。”
⑸骏惠：郑笺训为“大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惠，顺也；骏当为驯之假借，驯亦顺也。骏惠二字平列，皆为顺。”
⑹曾孙：孙以下后代均称曾孙。郑笺：“曾，犹重也。”笃：指笃行，行事一心一意。笃，厚。，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维天之命》是《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诗为祭祀周文王之作（《毛诗序》所谓“大平告文王也”），因文本中有“文王之德之纯”、“骏惠我文王”等句可证，古今并无异议，但对成诗之时，则汉儒、清儒之说有分歧。郑玄笺云：“告大平’者，居摄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礼作乐。”他认为此诗作于周公摄政五年之冬。而陈奂《诗毛氏传疏》则云：“《书·雒诰》大传云：‘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维天之命》，制礼也；《维清》，作乐也；《烈文》，致政也。三诗类列，正与大传节次合。然则《维天之命》当作于六年之末矣。《雒诰》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郑注云：‘周公制礼乐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礼，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故告神且用殷礼也。’郑谓周礼行于七年致政之后，是也。而笺以告太平为礼未成时，在居摄五年之末，则未是。诗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孙笃之。’自在制礼后语矣。”据他考证，郑玄之说有误，此诗当作于周公居摄六年之末，即公元前1110年。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认为陈奂之说较郑笺“为有据也”，兹从其说。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四句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四句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读者稍加注意，便会发现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臣工》、《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样看的话未免太绝对，上举《臣工》、《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笔者以为《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恐怕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笔者不敢妄断，谨以之求质于治中国古代音乐史者。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而因其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尚无矫揉造作之弊，令人读来并不致于像读后世千篇一律的祭祀歌辞那样产生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