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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是读者心灵的倾诉，是对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品味的体现。我们该如何结构化地写一篇读后感？这是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通过阅读它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学习如何写好读后感。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一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是根据抗战时期费孝通先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的分期连篇文章。费孝通先生的教授方式也相对开放，从所提出的概念大胆而朴素到探索的方式多是以讨论展开，这种先进的教学模式也可以促进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本书的内容也主要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
费孝通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通过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等国际知名社会学家的论述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由浅及里的的展开，书中学术性与趣味性并重，虽然成书于上世纪，但书中理论却能广为当今社会学习借鉴。
“社会团体在日常生活合作中养成了团结的力量，总是会发生一种要求继续生存的趋势。家庭既是最基本的合作团体，这种趋势必然是很强的”这段之后关于“三角的团结”的论述读后豁然开朗，人社会的迭代是组成社会的三角结构的迭代，蚕茧的妙喻也是恰如其分，破裂是为了重生掺杂着一定的哲学意味在其中。“维持社会的完整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足够数目的人口来担负分工结构所规定的各种工作。“我说在人类中非得有活着的别人才能有活着的自己。”“人类有死才需要生。”等论述正如作者书中所说看似不合于常理，深究其中正是社会完整蕴含的深刻规律。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二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写作宗旨，蒋廷黻在“总论”中有所交代：“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由此可见，作者是想通过该书的撰写来抒发自己爱国爱民的热切之情，以及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的国情来寻求救国之道和强国之路。
那么，近代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救国、强国之梦呢？蒋廷黻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显而易见，蒋廷黻认为中国在近代只有积极而迅速地融入世界，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实现近代化，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强国之梦。其具体途径包括：重视科学、发展机械、养成民族观念。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三
在序言里费孝通先生讲过一句“这里所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啊，中国的主要力量是基层，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脸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中国乡土中国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句“游牧的人可以遂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确实是因为这个因素而使中国的农业发展到至今。而本人作为游牧家庭的人，是深有体会的，从小就陪爸爸妈妈遂水草而居，哪里的水草好，就迁去哪里，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找个水草好一点地方，所以就没有固定性，性。而农业家庭来说他们是不能弃地的，土地就是他们的命，他们要靠它而传宗接代，因此他们具有固定性。
在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重要的。同样的，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也是同样存在的，但比较上不重要罢了。这两种格局基本上是社会格局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的清，在事实上就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四
最近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利用晚上入睡前的时间，本来是要养睡意，哪想这本书有瘾。可能和自己农村生活经验相关，书中描写的人情世故就像自己小时候生活的场景，分析这背后的原因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也处处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费孝通先生写这本书，是从小处开始，从生活琐事开始，分析却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另人叹服。
讲到乡下人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似乎总是隔着一层，似乎很少谈笑风生、谈情说爱就更是少见了，这很像很像农村夫妻之间的状态，似乎相敬如宾、客客气气的，但这客气背后确是礼法束缚而至的习惯。这隔膜，我是早就有所感悟的，但经这本书一点，就更真切了，像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了，但至于为什么，确没见过什么人讲出个所以然来，这本书给出了答案，对人的启迪远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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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五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搜集了在过程中的十四篇论文的集合，于1948年首次出版。出版至今虽时间漫漫，但依旧是现在研究我国农村面貌的重要资料。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到费孝通先生，他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其中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面留下了百万字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
通过对于本书的阅读，其中几张篇目让人印象深刻。这里就包括了“再论文字下乡”，它重点讲述了乡人不识字并不是因为乡人的愚昧，而是乡下的环境本身并不需要乡人掌握文字，在乡下这个熟人社会中，口语、表情和肢体语言可以解决一切沟通问题，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文字的表现力远不及非文字的`交流。既然乡人没有学习文字的义务，当然乡人不识字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了，这就好像是城里人不会种田是一样的道理。
在“差序格局这一章中，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认为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组成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简言之，西方社会犹如一捆柴，将社会成员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划分是刻意的，彼此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即使一个人可能处在多个团体中。而中国的社会组成结构则是差序格局，犹如一汪平静的水面突然之间投入了小石子泛起阵阵涟漪，而以这个圆心四散开去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交际圈。
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的乡野研究，费孝通先生为此创造了诸多理论和名词。尽管读者阅读时会有些困难，但是结合起我们自身的文化底蕴，不能发现这部社会学著作有着我们太多现实生活的写照了。
透过《乡土中国》，我们仿佛触摸到乡村的脉搏，感受到乡土的气息。对于很多人而言，比起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更喜田野的欢脱，青瓦的朴素。炊烟以昏黄为底色，闻起来是一种温馨的味道。生活在乡间，我们与自然更近一步。生长在中国，我们有割舍不下的乡愁。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六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读后感。《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乡土中国”这一符号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乡土中国》也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费孝通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
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可以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而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是由单独的社会团体承担的。因此西方的家庭以夫妻间的感情维系，乡土中国的“家庭”则以家法和纪律维系。以纪律维系家庭，反过来又影响了感情定向，造成了“男女有别”的现象。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费孝通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乡村中国，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不过乡土社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面对教化保持面子上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这一过程中，恐怕也形成了国人心口不一、阳奉阴违的一些陋习。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七
《乡土中国》分为十四篇，综合起来可以分为8个主题，下面分别来进行讨论。
一、“乡土本色”、“礼治秩序”、“无讼”——礼治与法治的衔接。
在“乡土本色”这一篇中，费孝通先生讲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礼治秩序”这一篇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了“礼治”和“人治”“法治”的区别，他说“法治”其实也离不开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在“无讼”中他说：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而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我们可以知道，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别正是“礼治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差别，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激速变迁中，在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礼治”的逐步解体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紊乱亟需“法治”去调整。
或许，乡土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了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大阻碍。“旧俗”是否一定要破?“法治”的推行是否要完全抛弃我们两千年来的乡土习惯?法治思想能否与与我国的传统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二、“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
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所以，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冒充内行的城里小姐对着苞谷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于是乎，可以说，城里人也是愚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说：愚与非愚，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最后一篇文章“从欲望到需要”的末尾又写到：“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所称的时势权力。”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样一句话。可是，我们看到，在当今的中国，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多少农村孩子由于没有财力而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失去了去“见世面”的机遇。这导致他们终生都要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日复一日从事重复的体力劳动。而更为严重的事实是，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的日益加剧，新读书无用论又重新在农村抬头，“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这样的话已在农村开始流传。
我们不禁要问，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在当今中国，知识还能带来权力吗?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愚与非愚，或许既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权力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的最后说：“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而当代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而且还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费孝通先生文章里所提及的“变化”。
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接受的观念，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无形的道德规范及道德观念，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会经验，是整个社会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可是，当代的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改变，还不如这短短几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的改变，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应接不暇。日新月异的社会风气，既让人新鲜又让人感觉透不过气来。我们前辈的社会经验已经无法让我们拿来去适应社会的急速变化。上文提到的“知识是否还能改变命运”其实也正是这种急速变化的大潮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之一。
所以，我想说，我们不仅需要文字下乡，更需要思想启蒙。文字下乡是前提，思想启蒙是目的。知识或许不能改变命运，但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的。
三、“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我们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吗。
在“差序格局”中，费孝通先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与西方像一捆柴组成的团体社会不同，我们是由一张张以自己为中心的蜘蛛网组成的差序社会。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文中提到：“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西方的“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于是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发生了权利的概念。人对人得互相尊重权利，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但在我们的传统道德系统中，我们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是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另外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此，传统的道德里找不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无法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所以，在这种极富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但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团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正因如此，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隐讳。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所以我觉得，我国现在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有的的确是政治体制问题造成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根植在我们骨子里的这种传统道德观念在作祟。
四、“家族”、“男女有别”——婚姻与爱情。
关于婚姻、家庭制度，费孝通先生在另一本书《生育制度》里有着更为深刻的阐述。在这里我只就《乡土中国》里的这两篇文章来简单的谈一下我的收获。
费孝通先生在“家族”一文中提到：“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而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在“男女有别”一文中提到：“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
我们知道，反对封建礼教的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争取婚姻自由，无数的文学作品中也都表达了对封建社会限制男女感情、遏制婚姻自由的控诉。通过费孝通先生的文章，让我明白了为何封建社会要控制男女自由结合，这是因为：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在乡土社会，男女之间的结合并不简简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的一种结合。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
但是当今中国，随着西方思想的冲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的发展，乡土社会结构已被打破，我们正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随着大家族的瓦解，小家庭成了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元，传统的择偶方式已不再适应现在社会的变化。可是，我们也并没有完全走出传统观念的影响，与西方重视的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是否开心，而不在乎家庭、婚事等的束缚相比。我国却是什么都要面面俱到。想要门当户对的理性，想要两个人的爱情合适，也想要一见钟情的浪漫。尽管现代人接受了新的观念，对于婚恋也不再是以前的保守态度，但是一旦涉及到婚姻，作为父母就一定会出来干涉。每个人都会受到盘根错节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瞻前顾后，导致了择偶难度越来越高。”
当今的年轻人，正是在传统观念束缚和新思想的冲击下艰难前行。
五、“无讼”——如何树立司法权威。
本来想把“无讼”这一篇的感受和“乡土本色”与“礼治秩序”放在一起的，但是，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想，很有必要把它单拿出来谈一谈。
费孝通先生在“无讼”里讲到：“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个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case。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费孝通先生还谈到：“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尽管费孝通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上世纪40年代写的，可是说他是描写我国当今的司法现状也不为过。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中国人以和为贵，宁愿息事宁人也不愿诉之于法庭。村民发生冲突与纠纷,并不是立即想到法律,而是通过人情、礼俗和习惯规矩的某种民间法来进行调解和缓和,通常使用本着以家族和乡邻关系为基础的具有浓厚血缘家族和乡土意识的民间法进行劝导、调和,国家法相反成为他们的参照。
在王连保先生的《我国乡村法律秩序的文化视角解读》一文中写到：“乡村的法律秩序存活和发展的外生变量是国家政权的干预程度。国家工作基本上通过村干部来执行,村干部享有国家赋予的强制的制度性权力，对于乡村事务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村干部生长于乡土社会中,他的任何违背乡村法律规则体系的行为,都可能遭到来自乡土社会和制度制约的双重压力,所以他们在执行国家工作中必须顾忌乡村的规则。其他执法机关也会面临同样境况,基层法官在审理农村纠纷案件时,往往不按法律程序办案,甚至有时有意规避法律条文,以达到平息纠纷为目的。”
文章还说，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力图构造一个现代的法律秩序,然而,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结果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习俗行事,而不管是否合法;国家在力图贯彻其政策和法律的同时,也往往退让妥协。这突出表现在民间规范、习惯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不一致上,其实质可以说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冲突,从文化的视角看,这种冲突其实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会宽容和理解现存的乡村法律秩序，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传统的“无讼”、“和谐”的观念,以及宗族文化的重视血缘关系的思想,不是必然与现代法律秩序水火不容,它们在维持农村法律秩序中甚至在重建农村法律秩序中有积极作用。
六、“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名实的分离”——民主与历史周期律。
在“无为政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而在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继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之后又提出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他讲到：“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实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遑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
费孝通先生的这三篇文章，必须结合在一起去读，才会发现其中四种权力的联系和区别。四种权力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构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权力之争。
对于这四种权力，我是这样理解的，为了利益这一个唯一的目的,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在相互斗争中此消彼长,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前者就让位于后者，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无为政治导致长老权力的出现，若长老权力勇于自我改革，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如果长老权力跟不上社会的变动时，时势权力出现，导致革命，推翻现有长老权力，继而进入下一循环。
费孝通先生提到：“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这就是名实之间的分离。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实名趋于分离的长老权力下的社会。所谓“中国特色”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注释”罢了，是一种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的注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本来就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该怎样来建设今天的民主政治?当我们看到政府由于监督缺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时，我们只能黯然面对那个被时人誉为“建立民主政治宣言”的“延安窑洞对”!
七、“血缘与地缘”——城市化进程。
在“血缘和地缘”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重点解说了什么是血缘和地，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表现、功能。他用自己作为例子，说明“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如果一个人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不管他走到哪里，并在那住上了多少年，人家都会用“新客”“客边”“外村人”等来称呼他。从文字可以知道，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的取消是大势所趋，血缘关系社会中将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完全的地缘关系社会。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而当代的中国，正在进行着这种转变!
八、“从欲望到需要”——社会的进步。
费孝通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说到：“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的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他认为人的计划是不自觉的，欲望产生了“要”，为了满足“要”，人的行为就由欲望控制了，当人的行为变成自觉的，那就是需要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尽管离题有些远，但我在这里想到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把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在乡土社会中缓慢的社会变迁如同缓慢的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导致了乡土社会中人的欲望和行为的印合。在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但是这种印合并不是自觉的，并不是计划的，这种印合如同漫长的自然选择导致的物种进化一般，可以说是天工，而非人力。
又或许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的依“欲望”而“行为”，到现代社会的因“需要”而“行为”，正是一种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自身自然属性的减少和社会属性的提高。
费孝通先生说：“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做人们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也想说，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着的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的过程中，或许充满着痛苦，或许充满着矛盾。可是，这的确是一种进步!我们应当坚定不移的坚持，后退，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九、结束语——我们来自乡土。
《乡土中国》一书解释了中国社会人们身上一些很深层的东西，虽然费孝通先生先生指出他所写的是中国的基层，但现代的中国社会也是有基层发展起来的，或多或少的带着乡土的痕迹。尽管此书写于几十年前(1947年出版)，上面说乡土性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也许有很多人在看到这本书中某些篇章时会会心一笑，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书中所描绘的现象依然能在我们心中找到共鸣。
摆脱封建统治才百余年的我们，依旧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如今的城市生活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在城市人西装革履之下隐藏的乡土气息，如“熟人社会”，“长幼有序”等，当今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有着浓重“乡土”痕迹的中国。乡土社会和儒家思想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忽视儒家思想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深刻影响，正因为此，中国乡土社会的完全解体或许还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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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八
初闻乡土中国这个题目，我暗想它或许是专门研究农村风土人情的纪实文学，所感重在“乡土”，以为还有“时尚中国”之类与它相互补充，组成一个圆满的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体系。看完之后对这种认识作了进一步的更正，乡土中国不是孤立的某一个部分，比如农村，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传统中国总体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总轮廓。
关于这一点，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作者在序言中说：这里讲的乡土中国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的理解是，作者是在基层农村社会的载体上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一种抽象，从而提炼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性”，这种乡土性不只是在乡村，而是放之中国而皆准的。在这本书中，作者都是在论证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和它的表现，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证经验，都是试图在简短的文中引导我们整体上把握我国的乡土本色。
二、在第一章中，作者主要阐释中国社会乡土性的来源，从农业社会的经济基层到相对稳定的集聚地，从对语言等文化的依赖到封闭的社区，我们可以感受到深植与中国人心中的“安土重迁”的思想。在农业社会里，自给自足是常态，因而人们彼此之间对外交易的需要，原始社区的相对稳定和封闭，为熟人社会即礼俗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二到第五章主要是谈论我国古代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一为“愚”、一为“私”，但是作者的观点是辨证的。第二到三章费老谈到对文化下乡的看法和文化对于乡村的需求，从而引发了对“愚”这一问题的思考，此时我想到了晏阳初先生提出的中国农民“愚、穷、若、私”的通病，“愚”被晏阳初先生放在平民教育运动突破口的首要位置，费老此书也以对“愚”的辨证分析为突破口，不管他们关于此的观点如何，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民智和教育在我国社会的改进方面发挥着多大的作用！
第四到第五章从农民的“私”开始分析，在这里费老提出了他最著名的论断：中国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差序格局。这一点是在中外的比较分析中发现的，他用一个比喻加以比较：西方社会基层结构仿佛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中国社会基层结构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西方社会是“有机的团结体”，而我国社会是“机械的团结”，一个崇尚个人主义，而一个崇尚自我主义；一个靠法理来限制欲望，而一个靠道德来规制行为；一个是团体格局，一个是差序格局。这是因为在西方的社会里他们在传统的商业贸易中形成了良好的交流和信任基层，基于需要他们可以彼此组合，各取所需，当作为一个团体时，他们内部的组合和对外利益的维护都是有相应的规则来明确表达的。而在传统的中国，商学不发达，交流和互信的机制不发达，从而只有依靠个人的道德自觉来处理人际关系，但是由于在长期封闭的农业社会里，由自己到亲人到朋友乃至其他，人与人的关系存在很大的伸缩性。相比而言，西方国家是以普遍稳定的规则运用于所有的团体，而我国传统社会的“面对面的社团”是以道德维系着的、不稳定的。因为私是人的本性，仅靠道德自觉是不够的，即使在理想的乌托邦，那里也有因贪婪而被虐待的奴隶。总的来说，这一部分是乡土中国的基础部分，后文都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的成果。
第六到第八章主要讲我国传统社会的几种典型的人际关系，着眼点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里的家族内成员关系、男女关系、和权力结构的上下级关系。首先，在家族内，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婚姻不是感情的简单连结，而是家族拓展社会关系的方式，如果一段婚姻是一个家族不需要的，他的意义完全可以被忽视。婚姻除了上叙功能，主要的还是生育功能，这一点在费老的家庭社会学著作《生育制度》中有详细解释。还有，我国的家庭是单系的，以男子为家庭的主轴，这是男女在社会分工上的迥异导致的，然而，家庭的“主心骨”意识过强反而导致了家庭与家庭间的相对疏远。
说到这自然转到了男女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男女的界限是划得很清晰的，因为在过去手工业和商业还没有独立出来时，社会分工不发达，男主外女主内几乎是普遍的家庭生产模式，所以事业分工代替了情感和性的需要，因为在那个近乎“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秩序和稳定被看得很重要。最后，我们要接触的这个主题是对社会秩序的关注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向来重视伦理和等级的社会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得关系表现的很是微妙，在西方很多著作里我们可以知道政府权力的来源是人民权力的让渡，但是这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是未被发现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礼俗社会”（也称作熟人社会）。从儒家经典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些论据，人们宁愿相信人的“善治”（说到底是人治），而无法在差序格局里找到一个平衡点，建立一套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规则来维持社会秩序（即法理），这也是差序格局对我国社会治理影响的体现吧。
第八章，把前面两个关系提升了一个层次，由中观引导我们向宏观层面来探索乡土中国了。
余下的几章，是马克思.韦伯的理想模型在乡村社会学的运用，具体表现在：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后面第九章到第十四章主要从静态结构和动态功能角度分析的，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为我们比较全面的分析了乡土中国的特色，是全书的高潮。无讼是这个社会治理方式的理想境界，是人治向法治前进的目标，使人可以诉诸法理却可以使社会无讼，这是社会治理的最佳途径。首先，对于同意权力，它是一直以和平协商方式规定双方权力和义务的契约，但是我国古代脆弱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不明显，贸易也很少发生，所以同意权力缺乏成长的土壤，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很少有，即使是在现在，农村中当选村干部的基本上都是那些家族比较大的人。
其次，对于横暴权力，是一种依靠暴力剥夺他人权力为己所用的过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这是主要的一种权力，当然，这是一种极为极端的情况，一般的状态是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并存，我们也不能武断的说孰优孰劣，但显而易见随着社会变迁，同意权力更适应现代这个社会。再次，对于长老权力，这是存在家庭内微观主体的一种权威，在现在农村里，我们发现很多村里都存有一本厚厚的族谱，族谱里面记载着村里从落户到现在每代人的名字和生平，由每个村里最年长的人掌管，在非行政性的集会里，这个年长者往往会发挥领导者的作用。他是作为一种裁判者，一种权威存在的，但又不是法定权力的执行者，但是往往在乡土中国里，这种权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里体现着传统社会一种“柔和的等级制”。另外，在第十三章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权力，时势权力，这是冲突论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前面几种权力都是建立在社会稳定和相对孤立静止状态情况假设之上的。而这种权力强调社会变迁和动态的一面，这个时候的权威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精神导师和英雄领袖的作用。时势权力很好的把静态的社会结构和动态的社会功能结合起来，从第十二章血缘和地缘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血缘造成了一个封闭的无组织的“社会圈子”，而地缘则慢慢的使人从这种禁锢中解放出来，人的流动带到了财富的流动，促进了社会流动，使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全面优化。这让我联系到后来得“业缘”关系，从血缘到地缘再到业缘关系，人际关系呈现出一种更加规范化、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的趋势。
最后一章，全面的向我们表达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因，人因需要而结群，也因利益而分化。
三、以上是我看乡土中国的主要思路和夹杂其中的一些感想，总的来说，乡土中国这本书在那个时代创作出来，对当时的社会学研究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然而，领略了它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力，我又觉得它的影响也是跨时代的。书中援引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名句，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内心敬仰不已；看过费老的人生简介，知道他因为田野调查失去爱妻，积累了很多的调查资料，作为一个求学者，这些都是莫大的激励。还有很多的营养是从费老的序言和后记中获得的，他在西南联大时的很多创新和治学作风对我有很多的感染。不仅是他的乡土中国，还是他的学术风骨，都是将是我在大学旅途中的“贵客”。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九
这是一本深入中国农村的一本著作，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内容只就农村而言。虽然如此，但中国上千年来的压迫封建思想并非短短几十年就能从我们的血液中消失的。即使在今日的城市，也依旧有着乡土的特性。因而从农村着手描述，更能反应出原汁原味的中国。
本书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地缘与血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我们中国乡土社会表现的熟人社会特征，在差序格局下的亲疏关系，在儒家社教的文化传导下，活生生的向世人展示出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老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这种乡土独有的气息蕴含着一股浓厚的人文气息，也是乡村独有的气息。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和乡土中国情绪，恐怕是难抒发出来的。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从《乡土中国》到《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谈论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化的今天也不能完全理解。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的作用。
大家小书，获益匪浅。同时，这本书对我来说也难以“有感”，更多的是获取知识，通过费孝通先生的引导进入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心，找寻到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是怎样一种文化传统。
用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解释“公”与“私”的界限问题，解决了一些曾有的困惑。度娘解释的词条其实并不明晰，只有读过完整的论述才能真正了解它在说什么。这种富有弹性的伸缩关系网络，可以跟随境况来判断公私，夺定取舍，看来有趣，实际也是如此。费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果说西方是“个人主义”，文化传统里有平等与宪法的观念，那么我们则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都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想来有时对待自己与他人的双重标准大致就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主义作祟。
与父母长辈的观念之争也能找到一些合理的说法。过去的家族承担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多重复杂的功能，不仅生育一则，大家族是荣辱与共兴衰并在的。因此在教化之中，孝就是“无违”，在长老的经验下循规蹈矩延绵香火。文化与政治的区别在这里是这样：“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因此在如今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之中很多东西留存着，很多坍塌了，也有很多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分裂地挣扎着。所以也不能太贪心，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做个自我批评，不能一边向往着西方的自由，一边眷恋着传统的关怀。
一本值得一读又读的书。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
《乡土中国》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研究中国社会的作品，共有14篇文章，作品以文字下乡为起因，论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婚姻爱情、礼治法制、政治统治、城市进程及社会变革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有以下几个反面的感想。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古代称国家为“社稷”，“社”就是土神，“稷”就是谷神，“土”是百姓的命根子，民以食为天。“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是他们追求的幸福生活。乡土中国是“聚村而居”的，乡土社会在生息繁衍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族群文化，他们会形成族规民约，遵守共同的规矩，人与人建立信任关系，受到道德的约束和制约。他们的生活经验是长期积累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人与人交往的广泛，这种单一的交往方式就显出了流弊，被称为“土气”。
作者的观点是告诉我们一定要重视对乡村的研究。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振兴乡村战略都具有意义，要研究乡村固有的生存生态，文化生态。
费孝通先生的论述破解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不识字就是愚吗？没有文化就是没有德吗？没有文化就是低智商吗？原来愚不愚只看接受书本知识快慢是不够的，乡下的孩子和教授的孩子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这里有一则关于船夫与哲学家的故事：一次，一位哲学家坐渡船过河，他问船夫，你懂哲学吗？船夫回答不懂。哲学家便说，那你的生命就失去了一半。过了一会，狂风大作。船夫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哲学家回答不会。船夫就说，那你的生命就将全部失去了。这个故事也同样告诉我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对于乡村，也不能以一个“愚”一概而论。
至于文化与德的问题，文化与智商的问题也与此有类似的道理，不可以偏概全。所以费孝通教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要全面，要认识乡土社会的本质。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会引起不同的道德观念。费孝通形象地将差序格局比作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就是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种社会格局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通俗地讲就是个人中心主义，儒家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而在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平等的，类似于墨家的兼爱思想。
认识了差序格局，我们就会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社会格局，分析由此而形成的以族群为主的乡土社会，从而理解家族、男女感情、礼仪、道德等的形成。这里也使我想起辛亥革命为什么对中国农村的影响是那样的微弱，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是那样的无助，她的抗争又是那样苍白无力，为什么在年节里祭祀的都是男人，为什么妇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配拥有，费孝通先生给了我们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有意筑起了一道男女之间的鸿沟，妇女成为一种附属品，男女是有别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生活在乡土社会的人安土重迁，人们对故乡具有很深的情结。乡土社会的安定秩序靠什么来维持，先生认为主要靠礼治，当然也不排除长老统治。“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夫子一再倡导治国以礼，处世以礼，修身以礼，“立于礼”，一个人要自立于社会必须学习礼，“克己复礼为任”，一个人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因此，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对于不符合礼的东西不看，不听，不说，不做。
礼治是通过礼的教育，形成一种生命的自觉，乡土社会有许多礼数，是人们长期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男儿膝下有黄金”告诉我们人要有尊严；“父债子还”告诉人们诚信是道德的底线；“远亲不如近邻”告诉我们要处理好邻里关系；“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是讲人要有包容的心理；“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告诉人们要居安思危，珍惜当下；“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讲幼教的重要性等等。费孝通先生说“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内心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强调了修身克己是要靠教育之力的，教化使人们养成了敬畏之感。乡土中国就是靠着这样一些公序良俗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在法制社会的今天，在振兴乡村计划的国家战略中，这种朴素的仪礼仍然能发挥巨大作用。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一
花了二十来天才看完这本《乡土中国》，而也是这本书，让我对自己的阅读量和阅读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反思。今天这次写读后感，可能更多地却在对自己读书上的反思了。
无论怎样，还是先得说正题。《乡土中国》这本书是值得并且需要读第二遍甚至第三遍的。我习惯读一本书的时候先了解作者作这本书的年代和时代背景，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作者，在写书的时候，其背景对其影响一定是很重要的，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根据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当时的期刊报纸上的小文章所综合的，时代背景是处于极度艰难的抗战时期。而也恰巧是研究之艰难，信息流通之不便，也使得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结果具有很鲜明的个人特点和创新的视角。费孝通先生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他所著《乡土中国》，估计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时候能够比起那个时代更乡土的了。
《乡土中国》一书还是比较全面的讲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费孝通先生言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总结，加之后面的各项阐述，很具有总结性。不仅在那个年代，即便是现在，所谓的现代化已经得到一定发展了，我认为，中国社会乡土性的烙印还是很深的，现在的内陆地带，现在的农村，还是有很多保持着一贯的乡土性。
而中国人的很多性格也是乡土性而造成的。
人制与法制，究竟哪种更适合？社会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依靠法律？想必很多人觉得该依靠法制，但是对于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依靠法律这一点上肯定会有很多争辩。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比之于西洋几乎可以用诉讼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社会是很少想到用打官司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西洋遇事，可能很快想到诉讼，而中国人却往往只会在其他所有办法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会去打官司。因为，在西洋人看来，打官司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而为被告为原告也都很可以理解，成为被告的不一定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中国就不一样了，即便是在现在，打官司的被告基本首先就会给人以坏形象的印象，很多时候都会受到很多谴责的，而原告也不一定好运，人们也可能会说“破大点事就打官司，难道没有别的解决方式了吗？”。
中国司法制度的推行不力，不仅仅是因为腐败和权钱当政的原因，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与已经保持了几千年的乡土“礼治秩序”的冲突的。譬如说，妻子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丈夫动手打了奸夫，最后法律判过来，无法给奸夫和妻子以任何处罚，却可以拘留甚至刑罚于丈夫，但是以所有人的道德和“礼治秩序”的处理方式，丈夫打人是无可厚非的，妻子和奸夫会受到惩罚和谴责，丈夫却没事，两种方式结果截然相反。作为旁观者，你是如何看的呢？群众的看法和抉择就会直接决定最后选择的社会秩序的方式，所以法制的推行阻力重重，社会原因是占很大比重的。
文字的下乡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几乎扫除了所有文盲的社会已经很难体会，但是放诸于解放前的几乎纯农村的社会确实有很多耐人回味的地方。城里人说乡下人土，不识字，说乡下人笨，费孝通先生认为乡下人不识字不是因为学不会，而是因为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不需要用到太多文字，不识字也无妨，所以自然不回去学太多，而不是因为笨而不识字的。这一点我相信是肯定无可辩驳的，当初全国恢复高考的时候，农村孩子在读书方面就从来没有落后过城里孩子。而现在，城乡教育基础差别如此之大的时候，农村孩子依然可以学得很好，说乡下人笨的说法是无法站住脚的。
我想，这本书看完之后，我应该要反思一下读书方式了，不去对于每一本书都求之一定程度的甚解，现在这个阶段就应该广泛涉猎，“好读书不求甚解”，待到需要认真的做研究时，再去甚解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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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二
在开始的几章中，经常会发生前几段要读好几遍才跟得上文章思路的现象。但随着不断地深入，我渐渐地找到了方法：每一章的开头和结尾需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些地方往往会提出概念或作出结论；抓住关键词，圈画下来，排列在一起，就如同有了一张阅读的“线路图”；画思维导图，可以帮助梳理文章脉络。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提取、归纳信息的能力，让我理清文章思路，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差序格局》中提到了自我主义，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大的圈子就是我们的人际圈。作者形象地用石子投入湖面荡起的涟漪来形容，它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亲疏关系的远近会对它产生影响；作者还指出圈子的大小是依势而定的，真可谓是一语破的。
《血缘和地缘》主要围绕着“人情”展开。在这个充满人情的社会中，真正的商业是无法进行的，文中的例子：只有到十里之外的街市，人们才能自然地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才会认真的讲价、买卖。这是土地上该有的规则，人们一代代的遵守着。
读书的过程如登山。前面是数不尽的台阶，但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顶峰之处再首来时路，我们的成就感与满足感是无法比拟的，那时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三
印象中，我应该没有读过一本社会学的专著，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能主动地去品味社会学这门熟悉又陌生的学问。自然，无穷的好奇心与有限的既有知识催生了强烈的新鲜感。而这一切新鲜感，就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带给我的第一感官。
初识《乡土中国》这本书，完全出于偶然。就像我刚才所说，因为以前从未涉猎过社会学这一领域，当然就不会在自发状态下突然来了阅读这方面专著的激情与灵感。不过，我想很多事情都是因果联系的。天意安排我在此时偶然遇到这本书，真如邂逅一般，只怕这是萍水相逢，恨不得铭刻永久。于是，这篇文章就呼之欲出了。
言归正传。作者在序言中就明确了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即“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以此为基础，本书从乡土社会的结构、意识等方面系统的阐述了作者眼中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在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时代，能够有这样一本专门解析乡土社会的著作出现，也着实体现了作者的高瞻远瞩。
乡土社会说到底，一切的文化思维、行为方式等的产生，都离不开几千年赋予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种与土地千年的朝夕相伴为独特的乡土风貌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正是由于千余年这种束缚在土地上的生产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导致了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而诸多乡土社会的元素，均与这“熟悉”二字相关。
比如作者提到了文字下乡的问题，由此联想到了乡土社会是否是运用文字的良好土壤。作者眼中，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空间上具有孤立性，面对面的交谈显然胜于以文字为载体的沟通，又传统的生产方式经验即作者所谓的“记忆力”是不必通过文字作为传递载体的，因此，文字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生存土壤的，这也导致了为什么乡土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文盲”。因为熟悉的社会导致文字的相对多余，所以孕育现代商业社会的契约、法律条文等自然不可能凭空产生。
既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乡土社会又是靠什么来维持秩序呢？这就是“礼”。也是因为乡土社会的相对稳定性，长期以来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孕育了伦理观念的产生，即“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自然，传统的流动性小的乡土社会更有其生存空间。而依靠传统经验的传授，一个人完全可以解决乡土生活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也是由于长期以来稳定性造成的。所以，人生经验往往掌握在年长的人手中，年轻人不必去面对新情况，只需要听从教化，就能解决人生问题。由此，形成了乡土社会独特的权力结构——长老统治。
乡土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差序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靠亲疏远近来分别，所以这种社会关系始终都是以私人关系为主导的，并未形成一种凌驾于团体至上的关系与观念，也就无法催生高于人际关系的社会契约关系。所以，作者诙谐道，也许中国人最能体会到世态炎凉这四个字的感觉了。同时，这关系也决定了乡土社会实际上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因为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非流动性，促进了家族势力的产生与发展。在家族中，血缘的亲疏催生了差序格局，也形成了整个乡土社会的家族伦理体系。而在此时，地缘不过是血缘关系的投影。
当然，还有诸多方面的特点，限于时间和笔者个人总结能力有限，不一一叙述。总而言之，一切都离不开土地带来的独特的经济方式。
其实写到这里，我想作者在本书中并不仅仅是想回答他在序言当中想要回答的问题，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深度剖析，让人们更加了解乡土社会，了解它的诸多特点以及由这些特点带来的诸多弊病。当然，也有优点。不过，就当时而言，乡土社会的组织结构与生产方式必定会成为现代化的阻碍。作者也常常把中国的乡土社会与孕育现代文明的西方社会做比较，也足见作者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一种阐释，反思我们的乡土社会状况，为近现代化能够在乡土社会实行下去寻找有利的条件与合适的土壤。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四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五
最近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著作中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国农村变迁之前的样貌。
本书一共十四篇，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利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深度剖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首先是乡土本色，“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正如费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个“乡土性”带有三方面特点：其一，“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其二，不流动性。其三，熟人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制约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的发展。再加上乡村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十分缓慢的社会，人民已经习惯了乡土社会的安稳生活，以至于不能适应其他快速变迁的社会，这才是“乡土社会”“乡土”的原因。
接下来是文字下乡，“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社会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费先生说，文字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讲究文法、艺术，但是在面对面的乡土社会中是没有必要的，存在着空间和时间上的间隔，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相处之间有着自己的“行话”，有着“无言胜似有言”的效果，乡土社会中的文盲体现了乡土社会的本质，乡下人是没有文字需要的。
在差序格局中，作者把当时的社会分为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就像捆火柴一样绑在一起，而中国则是家庭，就好比丢了一块石头在水里，荡出一层一层的波纹，具有伸缩的能力，有着“人情冷热、攀关系、讲交情”的特点，而西方的就是权力问题，作者说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个差序，也就是伦。
后面作者还讲到了“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的现象，在乡土中国中，长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年轻一代对长老只能是唯命是从。最后作者讲到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名实之间的距离随着社会变迁的快速发展而增加，但是在乡土社会中变迁的速率是很慢的。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断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90后的我没有经历中国传统社会，对中国的一些独特现象不了解，《乡土中国》帮助我对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