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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论文篇一
一、效率与公平：对税收中性含义的探讨。
就最初的含义而言，所谓税收中性是指在不存在收入分配问题或该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前提下，探讨征税如何不构成对人们行为的扭曲。那些不会引起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不改变纳税人行为的税收被认为是中性的。其目的在于使超额负担最小化。从其政策主张看，它相信个体的选择是有效率的，主张减少来自税收的外部干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认为税收中性思想滥觞于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
在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中发现，税收中性的实现方式实际上是沿着这样两条思路展开的：一是对效率原则的强调，即征税有可能带来效率损失，由此而要求政府征税应尽量减少对经济个体行为的不正常干扰，一个理想的税收制度应是超额负担最小的制度，其评价依据是课税对消费选择和生产决策的影响程度；二是对普遍原则的强调，即“对价值增值普遍征税，也就是对所有经济活动按统一税率普遍征税。”从“看不见的.手”这一前提出发，税收作为政府管理国家经济的一种手段，很难避免对市场机制效率构成损害，这已为马歇尔有关超额负担的精彩分析所证实。关键是如何减少损失，普遍原则反对差别课税的原因即在于此。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人们明确提出政府征税应当对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保持中性的主张。
从增值税的角度考察税收中性或许是有意义的，本世纪代所出现的增值税是由销售税衍变而来的，它“是以企业所生产的商品或服务的市场增值额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奥克兰认为，“由于只对增值而不是对全部收入征税，增值税避免了许多形式的销售税所具有的多阶段征税的特点，即消除了在销售的中间环节和最终环节对同样的投人重复征税。”较之公司利润税，增值税更符合利益原则，不仅使企业在税负方面更为平等，而且可以促进企业提高效率。同时，增值税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保持国际收支的稳定。显然，增值税以其自身的内在优势，与中性税收所要求的效率原则和普遍原则是相契合的。仔细观察下来，在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中，由以所得为基础的税制向以消费为基础的税制转变，已成为一种基本趋势。其中，尤其是要求实行增值税的呼声最大。而大多已采用增值税的国家中，增值税已成为永久性税种。增值税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人们对“税收中性”思想的认同，对效率原则的追求。
增值税又不可避免地有着自己的缺陷，其“中性”的实现程度与其税制要素的安排直接相关，不同的要素安排方式对资本积累的激励作用是不相同的。当然，最致命的是采用增值税，很可能会因管理成本和缴付成本的提高而导致公共部门的扩大。然而，又有哪一个税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呢？相对而言，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采用增值税可以在促进税收增加的同时又使超额负担最小化，从一个比较完整的意义上体现出中性税收思想的理念。或许，奥克兰是正确的，“增值税能否推行的关键在于政治方面，而不在经济方面。”人们因偏好的不同对利益的理解。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有区别的。
二、税收中性。
[1][2][3]。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二
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其中资本是通过政府和消费者的储蓄以及投资进行积累的，一国储蓄率水平与一国长期水平的人均产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相反人口增长率对长期水平的人均产出具有反向的作用。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产出的增长核算主要取决于不同生产要素的增加，其中主要包括资本、劳动的投入和积累。
一、宏观经济增长理论。
(一)经济增长核算理论。
经济学中利用生产函数来核算生产要素影响产出增长，生产过程中需要要素的投入，生产商品需要工厂车间的建立，原材料以及中间产品的进口。另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需要技术研发和投资，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能够提高产品生产率，提高产出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雇佣生产能力更强的劳动，提高劳动的技能和素质。经济增长核算方程y是关于资本k和劳动l投入以及生产技术的方程。产出的增长比例等于劳动份额与劳动增长的成绩与资本份额与资本增长沉积以及技术进步之和。劳动和资本投入对生产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与该要素投入在总收入的比例，技术进步又称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即生产技术的提高有利于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要素效率的增加。
(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核算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一般形式为y=af(k，n)，其中经济学家柯布――道格拉斯所估算的经济增长核算方程y=ak0.25n0.75，经济核算的方程比较准确的描述了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生产过程中，当要素投入比例不变的过程，生产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产品生产工序和工艺的提高，一方面提高每单位劳动生产商品的数量，另外一方面提高产品生产的`品质。根据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显示，资本投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0.25，即投入一单位资本用于生产时，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值为0.25，劳动投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0.75，即劳动投入一单位时，对总收入的贡献值为0.75。
(三)人均产出增长的核算。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核算的是总收入的增加，但是总收入只是代表一国整体经济发展的水平，衡量一国贫困程度的指标主要看人均产出的增长。人均产出即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口的比值，根据定义我们可以得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等于人均生产总值与人口增长率之和。将增长核算方程转变为人均增长形式，即人均产出增长量等于资本―劳动比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率之和。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定义。
新古典增长理论出现在20世界50年代，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为代表，该理论主要研究生产过程中资本积累和储蓄政策的关系，以及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经济理论假定生产过程中不存在技术进步，当经济达到稳态均衡时的状态是存在长期产出水平和资本水平，两个指标保持在静止状态，此时，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水平同样保持不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算方程主要是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的关系的生产函数，当资本投入增加会促进经济产出水平的提高。但生产过程中存在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即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每投入以单位资本对于产出的增加低于前一期资本投入的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规律说明了在技术不变的假设条件下，经济不会无限增长，相反会存在一个稳态水平，即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稳态状态。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描述。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定主要包括，社会储蓄函数s=sy，s代表储蓄率，劳动增长率不变，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其中生产要素投资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资本的边际产品存在递减规律，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商品生产存在于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劳动力工资率和资本的报酬利润率分别等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由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程中人均资本的增加等于人均储蓄减去为新增加劳动力配置的资本数量和资本折旧及资本的广化，代表为每一个工人提供平均数量的资本存量。人均资本的增加称为资本的深化，即资本的深化等于人均储蓄减去资本的广化。
(三)新古典增长的结论。
由于生产过程中存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又因为人均产出是关于人均资本的函数，因此人均产出递减。人均储蓄是关于人均产出的而函数，进一步导致人储蓄的减少。当人均储蓄大于必需的投资时，产出会增加，当人均储蓄小于必需的投资时产出会降低。当人均储蓄等于人均投资时，经济中产出的增长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三、内生产增长理论。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定义。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解释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主要取决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有利于产业生产垄断优势的形成，有利于控制商品生产的核心环节。对于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技术转移和溢出，利用自身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进行承包中间产品，完成最终产品过程中组装和装配环节。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考察社会选择如何影响生产技术的进步，新古典增长主要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作为主要的要素，但对于技术进步的因素并没有进行解释说明。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企业相关研究表明一国生产总值的增加正向取决于储蓄率的提高。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研究资本投入的增加和技术知识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的影响。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描述。
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是指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的。该理论用于解释储蓄率的政策决定产出的增长，经济的增长率是社会决策的函数。其中社会储蓄函数为s=sy，劳动增长率n不变，资本的边际产品不变，在存在外部经济的条件下外部报酬相当大，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作为内生要素与总体经济中每个工人的的资本水平成正比，并且进一步假定技术术语劳动增强型。进一步处理经济增长的估算方程得到人均产出等于人均资本与技术进步比例之和，其中根据假定技术进步与经济中人均资本水平成比例，所以最终得到人均产出增长比例与人均资本增长具有正比关系。根据资本增长方程可以得到人均资本的增加等于储蓄的增加减去折旧和资本重置。所以内生产增长核算方程中的人均产出增长是关于储蓄率和资本折旧率以及人口增长率的函数。
(三)内生增长的结论。
内生产增长可以依靠生产要素的规模报酬不变，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当生产厂商不能获取某些投资收益时，社会报酬和私人报酬之间存在差异。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取决于储蓄率的增加，特别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蓄。储蓄率的增长在提高资本积累进一步增加的经济增长，其次还促进了经济增长年率的提高，即社会储蓄率的增加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三
摘要：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如何预测并防范金融危机的形成是宏观经济学争论不休的热议话题。本文就融危机时期宏观经济学理论受到的威胁进行反思，阐述各方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从辩证角度分析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性。
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都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次拷问，而经济学家试图找到对金融危机的有效解决途径。然而面对不同学派与立场的研究中，对金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的观点差异较大，尚未形成一个可以达到高度共识的立场。从西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中能够明确，沿袭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经济学派认为，金融市场产生的信贷泡沫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以宏观调控不力，导致经济行为逆向选择，最终形成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并引起经济倒退的现实危机。依据其学术观点能够明确，金融危机并未形成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实质性冲突，而强调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并非所有政府都能承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宏观调控是否有效受到质疑，而宏观经济学理论是否能够预见金融危机的产生，也是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如果失去对金融危机的预见性，单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采取的挽救措施来看，经济倒退是可以避免，但从中损失的经济效益却无法挽回。而且宏观调控也并非每次都能到达预期的效果，如果宏观调控失去力度，是否意味着金融市场就此萎靡不振，而无法前行。
2、金融危机的现实影响。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进出口行业。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会从经济层面拓展到生产经营环节，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在金融危机中，美国支出的gdp总额超过70%以上，而国内消费高于1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消费支出也超过1万亿美元。当时国内需求无法弥补金融危机的需求减少，而相关调查显示，美国经济每下降1%，我国出口贸易下降6%。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削弱了美元的金融地位，从出口产品的优势地位下行逆转，产生了贸易逆差。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并未国有银行注入流动资金，与我国当时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大量美金流入我国之后，人民币升值而美元贬值，导致我国的出口价格优势降低。金融危机过后，虽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高，但是贸易出口额下降的事实不容忽视。虽然同比出口金额上升，但这种增长速度也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并非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东南亚和欧美地区的海外企业频繁毁约，也造成我国企业外部信用环境一度恶化。
宏观经济学主流学派，认为自由市场的贸易环境并非宏观调控能够控制，而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客观存在的。当宏观经济学认定金融危机属于意外因素时，“黑天鹅事件”属于偶尔失效，并非金融市场体系存在根本问题。这样的思想认定政府干预的无效性，尤其对宏观调控比喻成为扭曲的资源配置，认为其金融影响力会对金融危机产生负面的消极作用。同时也要部分学者认为，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的宏观调控，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恶化，以及延长了影响时间。相对于主流经济观点，近些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活跃度异常明显，几乎完全倾向于政策观点，并就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问题深究其责。但是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错综复杂，并非单纯诊断政府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实质作用。其中，奥地利学派以坚持极端市场化观念为主导，认为政府行为的宏观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金融市场混乱，而后形成了经济衰退的现象。而新制学派则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对金融交易市场的治理失误。而后凯恩斯学派却反对主流派对金融危机的解释，也不同意其他非主流学派对金融危机的现实观点。其经济学观点将金融济危机归纳为政府干预实效的偶然性，并视金融危机为突发事件和单纯意外，这样的非对称信息也未能触及金融危机的深层机理。
参考文献：
[2]方兴起,郑贺.萨金特: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到理性预期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反思[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84-90+163.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四
(一)经济增长核算理论。
经济学中利用生产函数来核算生产要素影响产出增长，生产过程中需要要素的投入，生产商品需要工厂车间的建立，原材料以及中间产品的进口。另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需要技术研发和投资，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能够提高产品生产率，提高产出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雇佣生产能力更强的劳动，提高劳动的技能和素质。经济增长核算方程y是关于资本k和劳动l投入以及生产技术的方程。产出的增长比例等于劳动份额与劳动增长的成绩与资本份额与资本增长沉积以及技术进步之和。劳动和资本投入对生产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与该要素投入在总收入的比例，技术进步又称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即生产技术的提高有利于在生产过程中所投入要素效率的增加。
(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核算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一般形式为y=af（k，n），其中经济学家柯布——道格拉斯所估算的经济增长核算方程y=**0.25n0.75，经济核算的方程比较准确的描述了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生产过程中，当要素投入比例不变的过程，生产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产品生产工序和工艺的提高，一方面提高每单位劳动生产商品的数量，另外一方面提高产品生产的品质。根据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显示，资本投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0.25，即投入一单位资本用于生产时，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值为0.25，劳动投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0.75，即劳动投入一单位时，对总收入的贡献值为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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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均产出增长的核算。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核算的是总收入的增加，但是总收入只是代表一国整体经济发展的水平，衡量一国贫困程度的指标主要看人均产出的增长。人均产出即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口的比值，根据定义我们可以得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等于人均生产总值与人口增长率之和。将增长核算方程转变为人均增长形式，即人均产出增长量等于资本—劳动比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率之和。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一)新古典增长理论定义。
新古典增长理论出现在20世界50年代，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为代表，该理论主要研究生产过程中资本积累和储蓄政策的关系，以及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经济理论假定生产过程中不存在技术进步，当经济达到稳态均衡时的状态是存在长期产出水平和资本水平，两个指标保持在静止状态，此时，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水平同样保持不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算方程主要是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的关系的生产函数，当资本投入增加会促进经济产出水平的提高。但生产过程中存在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即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每投入以单位资本对于产出的增加低于前一期资本投入的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规律说明了在技术不变的假设条件下，经济不会无限增长，相反会存在一个稳态水平，即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稳态状态。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描述。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定主要包括，社会储蓄函数s=sy，s代表储蓄率，劳动增长率不变，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其中生产要素投资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代。资本的边际产品存在递减规律，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商品生产存在于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劳动力工资率和资本的报酬利润率分别等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由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程中人均资本的增加等于人均储蓄减去为新增加劳动力配置的资本数量和资本折旧及资本的广化，代表为每一个工人提供平均数量的资本存量。人均资本的增加称为资本的深化，即资本的深化等于人均储蓄减去资本的广化。
(三)新古典增长的结论。
由于生产过程中存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又因为人均产出是关于人均资本的函数，因此人均产出递减。人均储蓄是关于人均产出的而函数，进一步导致人储蓄的减少。当人均储蓄大于必需的投资时，产出会增加，当人均储蓄小于必需的投资时产出会降低。当人均储蓄等于人均投资时，经济中产出的增长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三、内生产增长理论。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定义。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解释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主要取决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有利于产业生产垄断优势的形成，有利于控制商品生产的核心环节。对于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技术转移和溢出，利用自身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进行承包中间产品，完成最终产品过程中组装和装配环节。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考察社会选择如何影响生产技术的进步，新古典增长主要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作为主要的要素，但对于技术进步的因素并没有进行解释说明。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企业相关研究表明一国生产总值的增加正向取决于储蓄率的提高。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研究资本投入的增加和技术知识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的影响。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描述。
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是指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的。该理论用于解释储蓄率的政策决定产出的增长，经济的增长率是社会决策的函数。其中社会储蓄函数为s=sy，劳动增长率n不变，资本的边际产品不变，在存在外部经济的条件下外部报酬相当大，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作为内生要素与总体经济中每个工人的的资本水平成正比，并且进一步假定技术术语劳动增强型。进一步处理经济增长的估算方程得到人均产出等于人均资本与技术进步比例之和，其中根据假定技术进步与经济中人均资本水平成比例，所以最终得到人均产出增长比例与人均资本增长具有正比关系。根据资本增长方程可以得到人均资本的增加等于储蓄的增加减去折旧和资本重置。所以内生产增长核算方程中的人均产出增长是关于储蓄率和资本折旧率以及人口增长率的函数。
(三)内生增长的结论。
内生产增长可以依靠生产要素的规模报酬不变，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当生产厂商不能获取某些投资收益时，社会报酬和私人报酬之间存在差异。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取决于储蓄率的增加，特别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蓄。储蓄率的增长在提高资本积累进一步增加的经济增长，其次还促进了经济增长年率的提高，即社会储蓄率的增加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五
一、效率与公平：对税收中性含义的探讨。
就最初的含义而言，所谓税收中性是指在不存在收入分配问题或该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前提下，探讨征税如何不构成对人们行为的扭曲。那些不会引起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不改变纳税人行为的税收被认为是中性的。其目的在于使超额负担最小化。从其政策主张看，它相信个体的选择是有效率的，主张减少来自税收的外部干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人们认为税收中性思想滥觞于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
在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中发现，税收中性的实现方式实际上是沿着这样两条思路展开的：一是对效率原则的强调，即征税有可能带来效率损失，由此而要求政府征税应尽量减少对经济个体行为的不正常干扰，一个理想的税收制度应是超额负担最小的制度，其评价依据是课税对消费选择和生产决策的影响程度；二是对普遍原则的强调，即“对价值增值普遍征税，也就是对所有经济活动按统一税率普遍征税。”从“看不见的手”这一前提出发，税收作为政府管理国家经济的一种手段，很难避免对市场机制效率构成损害，这已为马歇尔有关超额负担的精彩分析所证实。关键是如何减少损失，普遍原则反对差别课税的原因即在于此。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人们明确提出政府征税应当对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保持中性的主张。
从增值税的角度考察税收中性或许是有意义的，本世纪代所出现的增值税是由销售税衍变而来的，它“是以企业所生产的商品或服务的市场增值额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奥克兰认为，“由于只对增值而不是对全部收入征税，增值税避免了许多形式的销售税所具有的多阶段征税的特点，即消除了在销售的中间环节和最终环节对同样的投人重复征税。”较之公司利润税，增值税更符合利益原则，不仅使企业在税负方面更为平等，而且可以促进企业提高效率。同时，增值税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和保持国际收支的稳定。显然，增值税以其自身的内在优势，与中性税收所要求的效率原则和普遍原则是相契合的。仔细观察下来，在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中，由以所得为基础的税制向以消费为基础的税制转变，已成为一种基本趋势。其中，尤其是要求实行增值税的呼声最大。而大多已采用增值税的国家中，增值税已成为永久性税种。增值税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从根本上说还是源于人们对“税收中性”思想的认同，对效率原则的追求。
增值税又不可避免地有着自己的缺陷，其“中性”的实现程度与其税制要素的安排直接相关，不同的要素安排方式对资本积累的激励作用是不相同的。当然，最致命的是采用增值税，很可能会因管理成本和缴付成本的提高而导致公共部门的扩大。然而，又有哪一个税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呢？相对而言，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采用增值税可以在促进税收增加的同时又使超额负担最小化，从一个比较完整的意义上体现出中性税收思想的理念。或许，奥克兰是正确的，“增值税能否推行的关键在于政治方面，而不在经济方面。”人们因偏好的不同对利益的理解。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有区别的。
二、税收中性与收入非中性：效率原则的扩展。
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收入中性的税收理论的假定前提，即“税收水平不是税收结构本身的一个函数”是不成立的。从政府收入最大化这一前提出发，“在一定条件下，扩大税基不会使税收的超额负担改变，却会增加政府征收的收入量。”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中性税收思想思考前提是经济角度的，所偏重的是效率原则，所以要从中性立场出发，引导资源配置优化，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布伦南和布坎南的论证，却是经济角度与政治角度相结合，认为税制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收益，同时还包括政治收益。所以他们认为“当考虑到政治体制时，由于税收的政治成本降低了，所以任何宣称以较低的税收超额负担来征收等量税收的收入中性的税改尝试，实际上会导致增加收入。”
以美国的税制改革为例，其主要内容是：（1）对资本利得减税，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调整对出售主要自用住宅所取得的资本利得的税收优惠政策；（2）调整儿童扣税额；（3）提高对个人退休帐户的税收优惠；（4）增加对个人教育费用的税收优惠；（5）增加遗产与赠予税的免征额。显然，这里体现了政府鼓励储蓄、促进投资、支持教育和社会稳定的愿望。很明显，美国19的税制改革方案事实上是一个减少税收的方案。或许“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是对此次税制改革的一个比较恰当的注解。近年来，美国经济复苏，财政赤字有了较大的缓解，组织收入的压力为之一轻，而通过减税则可以更好地刺激乃至支持经济进一步稳定增长，这似应是本次税制改革的着眼点。考虑到税收与gdp之间所呈现的是正相关关系，其结果将是政府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税制改革除了可以取得较大的经济收益以外，还会得到较大的政治收益。这无疑也是效率原则的体现，是一种更大范围的效率的实现。
税制改革从税收中性前提出发，却得到收入“非中性”的结果，这一现象是颇为耐人寻味的。看来以往的那种狭义的效率原则已不是政府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效率或许已成为一种手段。对现代政府而言，税收政策已成为实现经济与政治之间保持均衡的一种调节因素。所以无论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税收政策，都应是政府保证社会稳定、支持经济增长的一种政策安排而已，其关键在于选择怎样的政策安排才能实现政府的利益最大化取向。不要忘记政府的目标是多重的，其政策安排的意义在于寻找到一个实现社会均衡的解。
三、实践与探索：对中国税制改革的考察。
考察中国的税收中性问题，不仅仅是逻辑的而且是历史的。追溯改革的发展轨迹，最初的“放权让利”政策安排，已经在实际上为中性税收的推出作了必要的铺垫，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则是税收中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在中国，真正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中性税收政策安排，主要表现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上。这次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税制体系。”其中，已经相当明确地体现出对税收中性原则的认同，更为准确地说，它是“中性”与“非中性”的一个尝试性结合的产物。所以说这次税制改革是尝试性的，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税收中性思想是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结果，它的应用缺乏本土渊源，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化理解；（2）中国的税制改革毕竟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约条件下展开的.，并不完善的市场现实尚难以为税收中性原则的推行提供相应的环境和条件，为顺利推进新税制的出台所采取的诸多让步性举措，也不可避免地使新税制的中性色彩有所减退。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税制体系变革，毕竟迈出了具。
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如新税制取消了产品税，代之以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普遍课征的增值税，消除了原税制价税不分对市场造成的干扰，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营造了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统一后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因其不再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区别课税而大大减少了税收对厂商行为的扭曲；中外个人所得税的并轨，避免了税收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干扰。这些，无可置疑地体现了中性税收特色。从现实运行看，新税制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在严格的意义上，新税制仍然是存在缺陷的，如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尚未包括大部分的劳务服务、并未完全消除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重复征税、税率档次过多等等。还有内外资企业仍继续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制、企业所得税率分为三个档次、复杂的减免优惠措施等。由此不难看出，政府的税收政策目标的选择与税收政策安排的约束条件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也就是说，制度的规范性与现实可行性之间是存在距离的，因此也顺理成章地提出新税制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对中国1994年以来税制改革的考察，似可带来以下启示：（1）理论追求完美而现实则追求合理。税收中性原则虽然在理论上是完善的市场机制所要求的，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尽善尽美的绝对中性，税收中性原则无论具有多大的理论意义，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由于要受到各种外在条件的制约，税收中性原则的实现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2）同样，现实中人们对“最优”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优化税收理论，即次优理论应是税制改革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准则。税收形式存在的本身更多的是对市场的变异，效率损失不可避免。从某种意义上看，倘若没有效率损失，税收的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所能进行的只是尽可能地使效率损失最小，以降低税收制度的运行成本。（3）税收“中性”与“非中性”的结合，应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其实透过对中性讨论的分歧，可以看出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前提，无论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实质上都是政府的具体政策安排，只是具体执行上侧重点不同而已，最终出台的税收制度，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中性”与“非中性”的兼顾。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六
《宏观经济学》是统计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但是该课程在统计类专业本科学生的开设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应当合理设置课程体系，适当增加课程学时，增开数学课，增厚学生数理基础功底;改革教学方法，合理设置考试方式，建立全面健全的评价体系等对统计类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
一、引言。
统计学专业教学规范提出，授经济学学士学位的统计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复合型和应用型经济与管理类高素质统计人才。授予理学学士学位的统计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掌握良好的统计学、经济学、金融学、保险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及计算机应用技术，能熟练使用和开发精算软件，具有较强的分析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及对保险、银行、证券、社会保障等领域有关问题进行观察、计量、精算和预测的综合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根据统计类专业培养目标，结合统计学专业特点，新规范中给出的一般经济类基础课程和其他经济类专业(如经济学、财政、金融等)有所不同，要求普遍开设的课程只保留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会计学等三门课程，可见宏观经济学在统计类专业中的重要性，但是宏观经济学在统计类专业的实际实施过程中却存在不少问题，本文试图从问题入手，为《宏观经济学》课程在统计类专业中顺利开设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二、统计类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开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宏观经济学》是统计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而且是一门紧密联系实际的实践性课程。统计类专业《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对象与传统教学对象存在差异，如果完全照搬经济类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开设，实施效果肯定就会大打折扣。具体来说，统计类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开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经济理论基础认识不足，对经济理论学习重视不够。从统计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可以看出统计类专业的生命力在于应用，而应用的理论基础就是经济学，只有有了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才能更深入地进行统计定量分析，得出的结果才会正确，才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但现有社会经济统计专业，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诸环节，对经济理论基础重视不足，并且不同统计专业方向对经济理论基础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这些都没有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环节得到体现。从社会需求角度来看，统计类专业毕业生不论是从事经济管理还是理论研究，都存在发展后劲不足的现象。因此，应加强《宏观经济学》教学，引起学生足够的重视。
第二，数理基础不够深厚，数理分析方法应用不足。宏观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高度抽象化的学科，数理分析方法在其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这种数理分析方法不仅运用于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中，而且在初级、中级课程中大量涉及。统计类专业开设的数理基础课程主要以概率论为主，并且授课教师是从纯数学角度(包括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讲授的，由于学生数学功底相对薄弱，并且所学内容与本专业其他课程联系不大，使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同时，在课程设置次序上，本科阶段高等数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开设基本同步，而概率论、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相关课程甚至晚于宏观经济学的开设，严重影响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
第三，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效果不显著。由于宏观经济学理论性强，派别多，系统庞大，教学内容丰富，涉及大量图表、经济模型和专业术语，并且使用的教材基本为国外教材，与中国现实国情存在差距，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必要的教学方法探索和改革。从当前教学实践来看，讲授型课堂仍然在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内容形式单一，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从学生反馈评价来看，学生不能及时理解掌握基本理论和要点，教学效果不理想。
第四，师资力量薄弱，不符合人才培养要求。根据统计学专业培养目标，统计类专业学生应为德才兼备的复合型和应用型经济与管理类高素质统计人才，因此，统计类专业教师要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然而，现有从事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统计类专业教师大部分是纯经济学学科背景，他们的数理基础薄弱，统计思想欠缺，不能很好地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这种问题必然导致经济理论与统计方法脱节，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不清晰及制约学生将理论运用到现实的能力培养。
三、统计类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
第一，合理设置课程体系，适当增加课程学时。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统计类专业的《宏观经济学》本科课程学时基本都是54课时左右，甚至更少，只有36课时。这样的学时安排使宏观经济学几个重要基本理论平均每部分课时只有不到十个学时，这样的授课学时只能保证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知识的课堂传授，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目前国内高校统计类专业经济类基础课程只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没有其他如政治经济学等经济类基础课程的学习，使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统计类专业学生在学习经济类基础课程的过程中会显得更吃力。因此，如果教师要在介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对相关内容进行进一步拓展，那么这样的学时安排显然不够，谈不上课堂作业讲解，更谈不上旨在提高学生专业素养、提高阅读经典文献能力的研讨式教学法和案例式教学法的引入。因此，为了引起统计类专业学生对经济理论基础的重视及更好的教学效果，宏观经济学教学课时应该适当增加，争取达到每学期72学时。
第二，增开数学课，增厚学生数理基础功底。随着数理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学发展中的应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加强学生数理分析基础显得愈加重要。虽然初级宏观经济学没有太多数学方法的使用，但是中级、高级宏观经济学则会涉及非常多的数学工具，如动态优化、拓扑等。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本科生开设的数学课只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课程，无法满足学生学习中级高级宏观经济学对数学的要求。因此，增开包括数学分析、随机过程等部分数学专业课，为有志于继续深造的学生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础。同时，调整数学基础课程与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开设顺序，在学生有一定数理基础的前提下开设宏观经济学，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宏观经济学。
第三，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从当前教学实践来看，讲授型课堂仍然在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内容形式单一，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从学生反馈评价来看，学生不能及时理解掌握基本理论和要点，教学效果不理想。因此，针对本课程的学科特点，在本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入研讨式教学法，通过构建研讨型课堂，不仅能提高学生学习参与积极性，加强师生与生生互动，还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采用案例式教学法，大量引用国内现实宏观经济案例，鼓励学生进行课前小组讨论，有效利用各种现代多媒体教学资源开展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提高学生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第四，合理设置考试方式，建立全面健全的评价体系。考试是教学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衡量教师教与学生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但传统考试形式单一，一般为闭卷考试，同时，考试内容单调，无非就是单选题、多选题、填空题、判断题、计算题、简答题和论述题，答案基本是确定的，学生即使没有深刻领会吃透教材内容，靠死记硬背、照搬公式，同样可以取得好的卷面成绩，而且有的教师为了提高及格率，会在考前划所谓的重点，有部分短时记忆较好的学生靠考前的突击冲刺，也能拿到很好的成绩，因此，这种考核方式根本不能真正达到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目的。所以，针对在宏观经济学课堂中引入研讨式教学法和案例式教学法，考核方式可以更加多元、更加全面。一方面，考核时间不再局限于期末考试，可以延伸到课前准备、课中讨论、课后总结评价等。另一方面，考核能力要求不再是单一的概念理解记忆，包括研讨式教学法和案例式教学法，让学生通过对课外资料的阅读和分析及课堂集体讨论等，对学生阅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专业素养等进行综合评价。
第五，鼓励宏观经济学专业教师转变专业方向，增厚数理统计基础。现阶段，从事统计类专业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教师基本本硕都是经济类专业，使他们在从事统计类专业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不能很好地领会统计类专业培养目标，把统计类专业学生按照经济类专业学生培养，结果就是不能突出统计类专业的专业特色。所以，为了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可以鼓励经济学背景的教师攻读数理统计学，加深对统计学学科的了解，弥补基础理论知识薄弱的不足，增厚数理统计基础，不仅可以提高师资队伍水平，而且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把握统计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增强教学效果。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七
随着人类精神的普遍自觉和社会历史理论的日益发达，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方法论自觉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如何研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和“研究什么”(研究对象和主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中东欧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把握，研究范式的自觉尤其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审视20世纪社会历史理论的一些重要领域，就会发现其中围绕着研究范式或者方法论展开了许多争论，诸如微观史学对宏观(抽象)史学、微观政治学对宏观政治学、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对意识哲学(思辨理论哲学)、后形而上学思想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挑战。从深层次讲，这些新的理论范式对原有理论范式的挑战构成了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重要内涵，它们共同指向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重要病症，即理性和理论的普遍化与抽象化问题。具体说，受现代性逻辑支配的意识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习惯于按照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抽象化的理论范式，在人类的历史理解和社会理解中剔除了生活世界、文化世界和个体活动的个体性、差异性、特殊性及历史内涵的丰富性。而缺乏人类鲜活历史体验和丰富文化精神的普遍化理论由此变得空洞、抽象，失去了与现实生活世界和深厚历史经验的本质关联。
在审视当代人类社会的思想理论成果时，如果任凭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这种抽象化、普遍化的理论范式泛滥，那么，像中东欧这样在历史和文化上具有丰富性和独特性的地区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被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称作世界“心脏地带”的中东欧这片热土上，积淀了太多宗教的、民族的、文化的、文明的历史冲突和刻骨铭心的历史体验。而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中东欧地区不仅同许多地区一样经历了以民族复兴、民族解放运动和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双重主要内涵的社会转型，而且在20世纪中叶以浓缩和叠加的方式经历了人类社会最深刻的双重历史变迁，积淀了双重特殊的历史体验:一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深刻危机即现代性危机的直接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二是对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历史进程的直接参与。这种历史和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别的任何地区都不可比拟;但其带来的中东欧地区丰富、独特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尤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那些持“西方中心论”“西欧中心论”的抽象化、普遍化理论范式的`棱镜中却黯淡无光。
因此，为了克服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现代性危机，我们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时，尝试着采用一种“精神史研究”的理论范式。我们的关注重点没有停留于所研究对象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思想本身演变过程的完整，而是要把握特定的思想理论与特定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体验之间的一种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从研究主题看，精神史研究的侧重点是建构起理论家、思想家的思想理论与他们个体的、民族的及人类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历史体验水乳交融的精神共同体;从研究领域看，精神史研究试图凸显的是特定的历史、文明、文化、文学、哲学相互交织的文化共同体。我们希望这样的精神史研究所得到的成果不再是抽象的、冷冰冰的理性逻辑体系，而是丰富的、鲜活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价值诉求。
应当说，这种以文史哲交融为重要途径的精神史研究范式并非一种独创，其本质精神和研究路径与20世纪许多思想资源一致或相近。例如微观政治哲学、年鉴学派微观史学、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特别是二三十年来影响力日增的文化记忆理论等，对于我们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找到通达理论背后人类真实的历史体验和文化精神的途径，都有重要的启示。本期我们翻译刊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赫勒和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阿斯曼夫妇有关文化记忆理论的论述，以及温权博士关于精神史研究和概念史研究的论文，作为我们探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开端。我们相信，对此问题更多角度和维度的思考与探讨不仅会对深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八
·对我国民间资本大变局的经济法探究。
·创业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文化性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与传承。
·论积分在经济建模与分析中的应用。
·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管理方略。
·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看北京奥运会。
·手工diy店经营模式的竞争优势分析。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九
2.1医疗服务物品生产与分配的结构研究医疗服务物品生产与分配结构，可以理解成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进行的交易，依据这个交易来作为中心，更好的完成这个交易的各个环节中的工作。
针对医疗服务物品，工作的核心在患者和医生，医生就是供给链，与之相对的二就是患者是需求链。[4]联系供给方面与需求方面的正是医疗保障机构，合作医疗保障机构和医疗保障机构正是医疗保障机构中的一部分。政府需要联系的对象正是这两个链条，也就是供应链与需求链上的每一个参与者，关键就是联系医生和患者。
2.1.1供应链条对于医疗服务物品生产与分配的供应链条，当患者进入医疗机构，就算开始交易，直到患者离开医疗机构为止算作终止交易。[5]一般情况下，这条供应链不是一条直线，通常是由多个线条编织而成的网状结构。此时针对它的研究，将供给链条作为基本的做成单位，在根据具体的环节展开详细的研究。在这个供给链上，需要研究的是出于上个供给程序的医生和处于下个供给程序的医生，还有医院与医生，医生和医院内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医生和医院外的生产要素提供者。
2.1.3供给链和需求链的联系供给链和需求链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需要对“医疗保障机构中的医生和监管者”，“医疗保障机构和医生”，“医疗保障机构和医院”，“患者和医生”等环节进行适当的考察。
2.1.4政府与政府官员在以上的论述中，对于医疗服务物品供给链、需求链、供给链和需求链之间的联系等环节做了具体的分析。从表面上分析，应该已经结束了医疗服务物品生产与分配环节的考察。不过，对于宏观卫生经济政策的分析依旧不够。该环节主要是依托社会存在的，因此会给其造成一定的影响。政府扮演的角色既是执行者也是规则的制定者，针对于在该过程中的某些环节都可能会产生影响。这种行为属于组织行为，对于官员的要求是必须履行。政府是一个公共组织，官员就是自然人。但是政府与官员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一致的。其间存在着失效的理由，可能存在有谋取私利的可能。[8]所以，必须要将政府官员行为与政府行为加以区别，对于他们和供给链与需求链上的参与者之间的联系进行仔细的分析。
2.2公共卫生服务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结构针对该结构，相比而言，它和公共卫生服务产品生产与分配的结构就要简单很多。主要是由于公共卫生条件下的为集体物品，主要是政府进行统一的分配，并且是由公共卫生服务物品生产者、政府和居民共同组成的。[9]因此，需要针对这一环节中的组成展开具体的研究。
3卫生服务物品生产和分配的运转规则。
我国的政府并没有明确的宣示出我国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不过，我国实际上有着层面上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针对于我国的这些层面上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其实是散在了很多相关的条例、文件与法规中的。
社会合作区域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医疗保障适度，另一个是公共卫生服务物品的生产与分配。医疗保障制度涉及到的范围比较广泛，主要有公费医疗制度、劳保医疗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疗救助制度、自费医疗制度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是计划经济制度，不过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这种制度也是由国情所致的，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宏观经济学在今后的发展中，一定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仍旧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才行，因此对于该学科的发展前景也是令人乐观的。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同时加以分析国外其他国家在宏观卫生经济学方面投入的研究，结合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我国宏观卫生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投入的仍然不够，但是在某些领域内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取得重大成果之一，综合以上的观点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国未来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发展仍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6总结。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十
摘要：本文深入地对信息构建理论与网站设计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网站的设计一定要从用户的需求出发。信息构建设计是为了提升网站的价值,而价值的衡量者就是网站的用户,只有从用户角度出发,提升用户的体验,才能提升网站的收益。当用户的需求和网站的目标都达到,才是成功的信息构建。
关键词：信息构建;网站设计理念;网站建议;。
网络成为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很多企业、组织也都通过建设一个网站这样的方式,对自己进行宣传或者获取收益。但是,网站建设的目标和用户使用的目标往往有着很大区别,如何能够在这两个目标中找到平衡,是网站信息构建工作的核心。
1信息构建理论。
1.1信息构建的提出。
信息构建一词最早在1975年有美国建筑师richardsaulwurman提出,并于1976年在他担任美国建筑师协会全国会议主席时,将信息构建作为当时的年会主题。他还之指出信息构建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数据,化繁为简,让数据变得更为清晰;创建信息结构和地图,让其他人获取信息更加容易。限于当时的条件和人们的认识,wurman的提议并没有受到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计算机大量普及,网络开始进入人类社会,对信息构建的研究逐步增多。现在,信息构建知识已经成为了进行网站设计的必须过程。
1.2信息构建对网站设计的作用。
许多学者和工程师都认为,信息构建是进行网站设计的基础,是对网站各个方面的规划,包括形式、功能、交互界面。由于前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用一些技术手段制造一个酷炫的页面并不困难,但是,如果想要吸引用户来访问,并且有较高的用户粘性,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网页的信息生态系统要足够平衡,用户才能稳定的获取信息。所以,进行网站的设计时,要对互联网中的各种要素都要有所考虑,让网页变得更加平衡。
由louisrosenfeld和petermorville合写的《万维网信息构建》一书,讲解了信息构建理论在网站设计当中的实际应用,该书从理解和阐明网站的任务和目标,以及平衡赞助机构和用户双方的需求,来讲解如何组织网站的信息系统,让用户能够更容易的得到想要的信息。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十一
宏观经济学来源于法国魁奈的《经济表》和英国马尔萨斯的“马尔萨斯人口论”。1933年，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提出《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现代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出版后迅速发展起来。《通论》提出的最有影响的见解是经济大萧条产生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律”和“流动性偏好”的存在，市场完全有可能出现供求非均衡状态。同时由于价格和工资存在“黏性”，市场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不能迅速发挥作用，而政府干预的公共支出却能够作为外生性工具发挥替代作用。这一见解推动了当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并且为宏观计量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一般均衡”理念的指导下，希克斯等人提出的is-lm模型与ad-as模型一起成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二、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模块的划分。
（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的整体经济运行及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来影响经济运行等宏观经济问题的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财政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学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图1宏观经济学基本框架。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主要模块。
1.国民收入的核算。国民收入是反应整个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亦是国际投资者非常关注的国际统计项目。国民收入的核算主要包括两个指标，一个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另外一个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收入的核算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lm与ad-as模型。is-lm模型是希克斯和汉森根据凯恩斯观点提出的，该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多恩布什把is-lm称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该模型通过利用利率的传导机制，分析了政府主动干预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成为战后各国主动干预经济运行的首选理论依据。但从实践来看，该模型存在不少缺陷，特别是70年代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对传统凯恩斯理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由于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落后，大多国内经济学教材仍然继续沿用这一思路。但在国外许多国家，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ad-as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进一步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合起来解释国民收入与价格决定之间的关系，就是ad-as模型。
3.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经济总量的增加，二是人均产量的增加，经济增长的程度可以用经济增长率来描述。哈罗德（1948）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多玛（1946、1947）也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两个模型几乎相同，所以一般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一般的表达式为：尽管哈罗德多玛模型存在重要缺陷，但不能否认该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经济增长理论最有影响的是索罗提出的“slow增长模型”。索洛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是solow于1956年首次创立的，用来说明储蓄、资本积累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自建立以来，这一模型一直是分析以上三个变量关系的主要理论框架。模型表达式为：索罗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富裕的根源在于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和高的储蓄率，并认为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两个源泉。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中期被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内生增长理论仍然处于当代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研究的活跃时期。
经济周期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主要理论有熊彼特经济周期，萨缪尔森提出的乘数―加速数模型等。
4.失业与通货膨胀的问题。1958年，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13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同时，货币工资就是通货膨胀率，这条曲线就表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的关系。1968年，弗里德曼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忽略了影响工资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人对通胀的预期。对工人来说，实际工资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名义工资变化率必须用通货膨胀率来纠正。工资变化率部分地由预期通货膨胀率决定，部分地由实际失业率决定；通货膨胀率等于工资变化率减去生产率增长率。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现代菲利普斯曲线）：短期的现代菲利普斯曲线就是预期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变时，表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曲线；在长期，人们有充分的时间调整通货膨胀的预期，所以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一条垂直线，它表明在长期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不存在替代关系，从一地程度上解释了滞涨现象。
5.开放经济下的经济模型。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多恩布什模型为代表。mundell（1963）、fleming（1962）提出了一种开放经济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通过把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从而对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进行了分析。dombush（1976）在存在适应性预期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形下，发展了汇率的波动理论。分析了汇率、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具体阐述了货币扩张政策所造成的影响，较好地解释了货币超调现象。作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延伸，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本知识模块的主要内容。
三、结论。
与微观经济学不同，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整个国民收入的总体运行情况，但国民经济是个庞大的体系，需要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模块，同时需要剖析他的内部结构和相互间的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按照模块进行知识分类，帮助学生建立框架性知识体系，教给他们建立知识模块化的方法，这将有助于学生全面和系统地把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2011，第一版.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十二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1]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古典经济学家那儿，经济和社会、政治、法律等领域紧密相关，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总体架构下的因素分析，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在理解经济活动时，既关注价格等纯经济现象，同时也关注财产权、阶级、国家、道德等政治和社会制度现象，两者密不可分。
不过，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立足点还是牛顿的机械论，主要讨论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等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使涉及到社会关系，也把它看作是有客观规律可寻的[2]。
继古典经济学之后，发端于边沁、西尼尔、戈森等人，由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庞巴维克和克拉克等人开拓的新古典经济学则发掘了经济活动的主观面，其分析的出发点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的快乐或痛苦感等主观感受，但其分析的落脚点仍是商品。
为了突出个体的主观感受，新古典经济学家不惜忽略社会关系层面的东西，把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等作为外生产物，出现在当事人决策的约束环境中。个体决策模型简化为面对客观约束的主观效用最大化，这种思路和古典经济学毫无差别，仍然是牛顿力学的产物。即使面临未来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贴现来处理，当事人能够准确比较决策结果的现值。
在牛顿世界中，经济活动的当事人面对资源约束和主观偏好，可以井然有序地完成各种活动，从而实现最大化目标。在经济活动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基础，人和人缔结的社会关系是从属。
即使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当事人生产出商品的同时，也生产出了社会关系，并且当事人的决策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做出的，但古典经济学家仍然无法摆脱纯客观的思维，社会关系的形成和演变仍和商品配置一样，具有可设计的有序的'特性。
所以，无论对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层面的东西是无需单独作为分析对象的。
康芒斯、凡勃伦和米切尔等人正是看到这一点，他们对古典经济学非独立地处理制度问题不满，同时对新古典经济学忽略制度问题更为不满，于是在各自的著作中，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来深入研究制度本身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制度不仅对生产力层面的东西有反作用，而且在很多时候甚至具有决定作用;制度涉及到的各种关系并不能仅仅通过牛顿的机械论来理解;制度是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制度分析只能是整体分析。
康芒斯等人的理论立足于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采取集体主义方法论，同时又试图突破牛顿力学范式的约束，引入休谟、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等人的思想，这些思想体现了人们对真实世界的一种认知，比如制度的变化过程类似生物的演化过程;制度选择中的不确定性等。
由于和古典经济学有一定的对应性，康芒斯等人的理论被称为古典制度理论或老制度经济学，后者是相对新制度经济学而言的。古典制度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没有清晰的一致的分析范式，也没有明确的研究逻辑。
比如康芒斯正确地理解了缺乏制度理论的经济学的缺陷，以及习惯法理念和经济学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却没有像凡勃伦那样发展出制度演化的理论框架，而是局限在各种制度的比较;凡勃伦准确地把握住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经济现象变化的内在关联性。
却无法理清作为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的成因和变化轨迹，以及这些行为与制度的关系;米切尔讨论了制度演变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但影响机制并没有明确给出来。
科斯后来评价古典制度理论时，指出康芒斯等人仅仅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真正的制度理论，从科学化角度讲，这一点是中肯的。也因为对过去的经济学不满，特别是对古典理论无法证伪不满。
科斯尝试着沿用新古典主义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本身，目的是让经济学和现实一致起来。新制度经济学正是在这种面对现实的压力和理解现实的使命中诞生了。
过去的经济学研究主要缺陷在于，一方面，如科斯所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现实的经济活动的发生机理和行为特征，仅仅关心自身主观臆想的模型世界，“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德、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家和古典制度理论家虽然关注到制度的问题，但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独立的制度理论。
有的只是关于制度讨论的碎片，而古典制度理论有了独立的制度理论，却没有发展起可供证伪的范式。科斯甚至偏激地认为古典制度理论毫无价值，“(康芒斯等人)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堆毫无理论价值的实际材料，很少有什么东西能被继承下来”[4]。
那么，科斯发展的理论究竟和前面的理论有何区别?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科斯的研究主要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范式，其内核是理性经济人的最优决策模型，分析方法也是标准的边际分析。
科斯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从经济活动中的个体主观感受出发来研究制度问题，并且经济活动受到扰动的结果还是复归均衡。从这个角度看，科斯的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别仅仅在于分析对象不同，科斯分析的是制度，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是商品。
其次，科斯和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古典制度理论一样关心制度本身以及它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但和古典理论不同，科斯立足于个体当事人的主观感受，而不是作为整体的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特别是，科斯引进边际分析方法后，制度分析不再像古典理论那样停留在空谈或模棱两可状态，而是可以通过理论模型或经验实证模型的构建来进行证伪。
因此，科斯的理论可以归结为：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范式和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研究制度本身的起源、变化及制度和资源配置的关系。但科斯仅仅是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之门，而不能代表整个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经过近四十年的沉寂，终于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得以繁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处于建设和完善期;二是制度的作用没有被大多数人所体察;三是话语权的垄断。
不管怎样，科斯的开创性成果没有被压制，而是逐步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最终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一别致而又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分支。授予科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当之无愧[5]。
威廉姆森等人发展了交易成本经济学;诺思等人发展了经济史的制度理论或新经济史学;布坎南等人发展了公共选择理论;威廉姆森、波茨纳等人发展了法律和经济学等等。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均对人们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十三
二十世纪代结构经济学诞生，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便是对经济结构进行研究的先驱，他最早提出产业结构的理论学说，并且第一次揭示了产业结构的演变阶段，经济中制造业的生产在工业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而资本品工业的生产比重则越来越高，直到最后阶段占据主导地位，此时基本上实现工业化。来自英国的经济学家克拉克(1940)指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移动规律，出现劳动力移动的原因是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差距，他们共同成就了“配第——克拉克定理”。
发展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旧结构经济学派是二战后的拉美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该学派大都强调结构变化的重要性，将结构变化的缺乏归为市场失灵，建议通过政府的干预来纠正这些市场失灵，其中最主要的战略是进口替代[1]。发展中国家多次对进口替代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它们的目标产业与国家的比较优势相背离;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往往不具备自生能力;它们的投资和持续经营更多的是通过依赖政府进行多种与经济规律相违背的保护和补贴来实现的。
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的思想浪潮。在经济界普遍关注世界经济如何稳步复苏，以及国内新一轮增长应注重拉动内需之时，他“不合时宜”地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四年世界银行经历的“毕业论文”[2]。
新结构经济学产生华盛顿共识之后，华盛顿共识是主张发展思想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之后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给出的政策改革的结构调整方案，此方案主张鼓励发展中国家政府消除市场扭曲，彻底改革社会计划，避免使用产业政策，使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最小的参与，因而更多体现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华盛顿共识同样未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林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在于：对各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现代分析。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持续的技术革新和结构变化[3]。经济体在任何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是能够让其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最强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最优的产业结构是由该经济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而比较优势又是由该时间点的经济要素的禀赋结构来决定。
由于基础设施条件的约束，政府应该发挥作用来提高基础设施条件以便于比较优势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包括：它包含了对一国比较优势的理解，且这种比较优势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在发展的任一阶段市场都可以作为最优的资源配置机制;政府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林毅夫同时为实践提出了两轨六步法，依次是选择正确目标，消除约束障碍以利于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吸引全球的投资者，支持成功自我发现的企业壮大规模，用工业园模式解决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不足，政府向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的激励措施。
国内外同样出现了很多新结构经济学的反对论点。国内刘海影提出政府本身不存在于理论的真空中，政府及其代理人拥有自身利益考量。政府不能保证自己对投资项目选择具备经济合理性，政府主导投资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滥用，其资金的来源将挤占民间资金的利益。他还提出，所谓的比较优势不是一个单一的加总值，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往往是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动力。他认为制度与政策导致的扭曲和政府导致的宏观管理失败是阻碍欠发达国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刘胜军同样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政府主导往往逃脱不了腐朽，同时，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是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他提出根本的发展动力还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远举提出：“中国模式”这种政府主导并不擅长创新型超越，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个有稳定预期的制度来导向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并不需要新的“强势政府”理论。张夏准与林毅夫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比较优势虽然重要，然而只是一个基线，国家想要产业升级，就需要违背其比较优势。考虑到要素积累过程的性质和技术能力的建设，一个落后的经济几乎不可能在新产业中积累起技术能力，除非违背他的比较优势，并在他拥有“正确的”要素禀赋前进入这个产业。
国外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点也很多。世界银行凯闻提出，中国式的`经济决策方式需要政府有强大的执行能力和适应能力，但是这要求政府有善意有能力且不腐朽。中国社会严重的“信任赤字”可能导致政策的执行与初衷相违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安妮·克鲁格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实施较为困难，新结构经济学似乎支持工业和城市偏向，而这个偏向本身在许多国家就是很大的扭曲，并且林毅夫把单个企业或产业卷入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又赋予了它们过大的影响力[4]。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认为林毅夫推荐的政府政策旨在抵消市场扭曲，然而预期效果则是诱使企业做出背离比较优势的选择，事实上，政府不是总能准确地甄别出市场失灵，也不是总能找到有直接针对性的解决方式。他基本同意林毅夫的观点，只是在某些细节有争议。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的局限性比林毅夫认为的更加严重，即使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本身都既不稳定又不有效。他与林的重大分歧在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方面，他觉得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增加，即技术的革新。宾夕法尼亚大学霍华德·帕克认为，林提出的选择富裕的参照国再甄选出比较优势产业是有问题的，较富裕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可能是因为扭曲性的政策产生的，成功的政策往往是一个庞大的政策集，需要解决这么多问题可能会超越政府的能力。
综上，反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大都表现为对政府能力的不信任，对当今腐朽状况下政府作为的堪忧。然而，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旧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之后的新理论，依然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证实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参考文献。
[2]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林毅夫.2012：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annekrueger.“commentsonnewstructuraleconomics”byjustinlin：theworldbankresearchobserver26(2)：222-226.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十四
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建立，是对人们享受公共服务权利的尊重和保障。用现代规范的法律用语讲，享受公共服务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和地方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公民实现享受公共服务权利，这也是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的法理依据。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享受公共服务权利，既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又有经典理论可资参照。国外经济学中公共产品的经典理论对于享受公共服务权利实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义务分担说。亚当·斯密的君子义务说是从经济学角度立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至今仍旧影响显著。就是在这部著作中，亚当·斯密指出，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必须提供给某些公共产品。亚当·斯密在论述分担义务时，提出了三方面内容，保障社会安全、建立公正的司法行政机构、维护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在封建社会，君主的义务事实上就是中央政府的义务。到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候，保障社会安全的费用，无论平战时期，一律由君主负责，也就是有国家承担。亚当·斯密认为：凡是为地方兴办的公共福利事业，就应该用地方财政收入安排支出，而不应当让全社会承担成本，为了地方局部利益，增加整个社会支出成本，是不正当的。道路和交通费用可由全民负责，最直接受益者，可以完全承担费用。“维持良好道路及交通机关，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全体，所以，其费用由全社会的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不过，最直接地受这费用的利益的`人，乃是往来各处转运货物的商贾，以及购用那种货物的消费者。所以，英格兰的道路通行税，欧洲其他各国所谓路捐桥捐，完全由这两种人负担;这一来，社会一般人的负担就要减轻许多了。”在当代中国，义务教育由国家负责，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则实行国家和地方分级负责，同时也让受教育者承担部分经费，以学费名义缴纳给学校。公益设施由受益者负责维护支撑，受益者财力不足的部分可由公共财政予以弥补。“凡有利于全社会的各种设施或土木工程，如不能全由那些最直接受到利益的人维持，或不是全由他们维持，那末，在大多数场合，不足之数，就不能不由全社会一般的贡献弥补。”
公共产品私人供给说。罗纳德·哈里·科斯是当代英国经济学家，科斯在《经济学上的灯塔》主张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产权思想。17世纪初期，英国领港公会(trinityhouse)建造了两座灯塔。这个历史悠久的海员公会组织逐渐成为隶属政府的机构，专门管理航海事宜。虽然领港公会有特权建设灯塔，向船只征收费用，但这个公会却不愿意在灯塔上投资。在1610年至1675年间，领港公会没有建造任何新的灯塔，而其他私人却投资建了10个。建造灯塔是领港公会的特权。私营的投资者要建造灯塔必须向政府申请特权，准许他们向船只收费。其申请手续的前置条件是要多个船主联名签字，说明灯塔的建造对过往船只有益处，同时表示愿意支付过路费用。过路费用的高低是由船只的大小及航程上经过的灯塔次数决定的。船入了港口停泊了，海关代征员就根据船的航程及经过的灯塔的次数来收费。到后来，不同航程的不同灯塔费用被印制装订成册。通过私人建造灯塔的例证，科斯认为公共产品可以由私人提供。但到了1842年，所有私人灯塔都被领港公会通过政府法例全部收购。
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供给说。1956年，查尔斯·蒂布特发表了《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认为“地方政府代表了一个在公共产品的配置上，不逊色于私人部门的部门”。查尔斯·蒂布特以七个假设为基础，设计了公共产品地方供给模型(tieboutmodel)：假设居民具有消费者和投票者双重身份且能够充分流动，那些能够最好满足其公共产品偏好的地区将成为最好的流向地;信息完全、流畅，居民充分了解各地公共产品收入-支出模式;可选地区广阔，居民面对众多地区举行抉择;股息成为居民的主要收入，足以维持人们日常生活，就业机会对人们选择居住地区无法形成限制;各地区的公共产品外部特征消失;城市管理者根据该社区原有住户的偏好来设定社区服务模式;降低平均成本成为社区管理新的追求，使处于最优规模的社区则力图保持其人口数量不变。查尔斯·蒂布特凭借这七个假设，描述了居民选择居住地的准市场模式。居民选择居住地看重对地方公共产品的需求，类似于在市场上的选择商品行为。公共产品提供完善，居民优先向那里流动;反之则从那里流出。由此查尔斯·蒂布特提出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查尔斯·蒂布特指出“用脚投票”能够实现各地区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并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查尔斯·蒂布特主张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供给，这样可以促进地方间的竞争，从而平衡资源配置。他强调的是地方政府义务。
二、经济学经典理论对享受公共服务的观照。
义务分担说今用。亚当·斯密的理论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仍然具有借鉴价值。享受公共服务平台是社会福利设施，有的面向全民的文化事业建设，有的面向区域的文化事业建设，有的面向行业的文化事业建设，有的具体企业、具体社区、具体乡村的文化事业建设，实行财政投入分担办法是必要的。面向全民的文化事业建设，纳入中央财政预算是适当的。比如国家图书馆，由中央财政支持运作合理合法，迄今为止很少听到反对声音。面向区域的文化事业建设，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是适当的。比如省、市、县的图书馆，于法于理都应当由地方财政提供支持。但是一些偏远地区，享受国家和地方图书馆服务有困难。城市社区比起农村虽然便利许多，但也存在到公共图书馆阅读图书、期刊不便利的情况。即使在城市，我国公共图书馆仍然存在服务半径过长的问题。群众借阅一两本图书中间换乘一两次公交车、穿越半个乃至一个城市的情况不是个例。这就需要建立社区图书馆。社区没有文化事业建设费用，目前许多地方用城市图书馆建分馆的办法解决经费难题。企业的情况比较特殊，即使企业离公共图书馆距离很近，由于工作和阅读时间分配有较大难度，企业职工很少有时间到公共图书馆借书、看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己创办图书馆为职工提供阅读服务。因为只是为本企业职工服务，所以经费只能由企业自身承担。哈尔滨市图书馆建有企业分馆，既为企业职工享受公共服务提供了便利，也为企业减轻了经费负担。
公共产品私人供给说是否可行。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同于当年的英国港口灯塔建设，港口灯塔可以向过往船只收费，虽然做不到足额收费，但毕竟有费可收，可以支持灯塔运行。图书馆不同于租书店，从其开门那天起，图书馆就是无偿服务机构。在这样的前提下，私人投资图书馆建设，除了慈善、公益目的别无他求。黑龙江省延寿县青川乡兴隆村春江农家书屋最初由个人创办。创办人王春江原来是国有粮库职工，1983年承包了100多亩土地和5000余亩山林，家里盖起了400多平方米的砖瓦房。他在自家富裕后，在家里办起了农民夜校，为村民致富、成长“加油充电”，填补知识和技术空白。2008年年初国家正式启动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他便和老伴商量，腾出自家120平方米的房舍，自费购置40张桌子、80把椅子和部分图书，办起了农家书屋。目前书屋藏书2000册。私人免费提供公共产品，需要两个前提，一是要具有充足的财力，二是具有强烈的公益愿望。两个前提同时具备颇不容易，因此私人免费提供公共产品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这类优秀典型令人称道，但大面积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能依赖私人提供。
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供给说的当代价值。就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投入问题，地方政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解读义务分担说时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地方居民受益，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这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蒂布特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供给理论是有当代价值的。但是我国地方间发展并不平衡，东、西、中各部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地方政府的财力也有很大的差别。发达地区承担当地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成本压力不大，欠发达地区承担当地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成本就有一定的困难。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属于民生项目，但苦于当地财力捉襟见肘，独力承担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发展实力不足，需要中央财政给予一定的支持。这也是农家书屋建设中央对中、西部地区支持较大的重要原因。这看上去对发达地区似乎不公平，同是公益项目建设有厚此薄彼的意味。事实上是公平的，东部地区发展得力国家优惠政策，得力于其他各地区的支持。现在让发达地区为国分忧合情合理，即使让他们对欠发达地区实行对口援助，也有法律和伦理依据。
三、结论。
首先，应当进一步争取中央的重视。关于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成本责任分担问题，就我国现阶段国情来看，很多时候应当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农家书屋建设中央财政担当主力，这也是农家书屋建设在较短时间内覆盖全国的坚实基础。农家书屋乃至整个享受公共服务平台的后续发展，还需仰仗中央财政的继续侦查支持，民生投入还需加大。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需要财力做后盾。农家书屋建设、文化共享工程建设，作为民生工程还进一步支持完善，争取党中央、国务院继续关注。
其次，希望地方政府切实担当起责任。在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成本责任分担问题上，地方政府重任在肩。近年来农家书屋建设、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地方政府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取得成效有目共睹。今后享受公共服务平台要进一步发展，地方政府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财政投入这一块，作为民生成本只能增强不能削弱。
再次，调动一切责任方的积极因素。在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成本责任分担问题上，行政村、社区、企业都需要担当一定的责任。农家书屋建设发展中“屋”的问题，就需要行政村自身解决。社区、企业建设图书馆(室)，馆舍问题也靠自身解决。因此，要调动起行政村、社区、企业积极性，鼓励他们切实履行责任，促进享受公共服务平台的发展与完善。
最后，积极吸纳更加广泛的赞助者。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是公益事业，除了要求责任主体积极履行责任外，还需要建立与完善社会赞助接受机制。要建立制度保障，规范操作，社会赞助者无论提供资金或者实物赞助，都必须接受有序，使用透明，感激真诚，合作愉快。
综上所述，从经典伦理学和经典经济学两个学科视角对享受公共服务权利进行观照，一方面明确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的道义责任，另一方面探求享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展的财政投入责任分担。高屋建瓴，呼唤人们建立道德情感，明确使命，敢于担当。脚踏实地，明晰各方财政投入责任，明确作用，善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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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论文篇十五
由于建设项目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得建设投资费用控制管理成为一项综合性、专业性、政策性的活动，它有着较为广泛的涉及面，相对较长的周期性，并且贯穿于整个建设项目的各个阶段。建设项目全过程投资控制是指专业投资控制单位在受到业主委托后，在项目建设的整个过程中依据《项目全过程投资控制合同》，并通过运用自身专业知识和能力，以项目全过程投资控制为主线，辅之以建设项目合同管理，协调建设项目中各方的投资控制活动。建设项目投资控制管理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将建设项目投资的发生控制在批准的限额以内，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1依照我国现有的建设市场管理体制，很难做到对建设项目投资进行有效的管控。
项目建设全过程通常由五个阶段组成：前期决策阶段、设计阶段、招投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结算阶段，目前的建设项目中鲜有通过专业投资费用控制服务团队来对每一个阶段和所有阶段的整体投资进行客观、科学、合理的分析与判断。在设计阶段时，往往是设计单位负责设计并绘制蓝图，进而通过施工图审查并用于施工，目前通常由具备实力的第三方来控制建设项目投资费用，并对设计方案的优劣作出专业咨询与判断。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工程监理主要负责控制工程建设的投资费用、工程工期和工程质量等，但由于行业体制的限制、工程监理人员相对较低的专业素质等原因，致使项目的监理在建设施工过程中，仅能够关注到工程质量控制，而对建设项目总投资的控制有所忽视。在我国，项目代建正在逐渐摸索与推广过程中，原因在于大多数代建单位专业人员是从工程监理转化过来的，达不到投资控制专业团队人员的素质要求。
2.2在我国，一部分地区已逐步开始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投资控制，并且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
目前在我国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已经开始对建设工程项目实施投资费用控制与管理，例如上海市就已经明文规定，对于国有投资或国有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必须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投资控制。对于非国有投资项目，业主多数已经意识到项目全过程投资控制管理的积极意义，也大多采用并实施全过程项目投资控制而在浙江省等地区，建设项目全过程投资控制管理服务则方兴未艾。
首先，在建设项目过程中实施投资费用控制管理能够有效的将整个建设过程贯穿起来，并且能够在全局高度来控制建设项目的总体投资情况，从而有效规避了建设项目的决算超预算、预算超概算、概算超估算等现象，这不仅能够提高投资效益，还大大减少了因工程款问题导致的行业间的相互拖欠问题，对保证社会稳定及推动市场经济发展颇有成效。其次，作为专业的建设项目投资费用控制管理团队，其能够很好的借助自身专业水平来协助业主处理好项目建设中质量、进度与投资费用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为业主考虑，替业主参谋。再次，作为建设项目投资费用控制管理专业团队，能够从专业角度协助业主编制项目建设投资开支一览表，从而实现项目投资全程的清晰透明操作流程，对传统建设项目中的现象形成严厉的打击，这不仅能够保证建设项目的投资费用得到有效控制，对工程项目的质量也形成强有力的保障。另外，建设项目投资费用控制管理专业团队能够依据与业主签订的委托合同来协助业主对其它被委托单位应实施的义务和应担负责任进行有效监督与监管，并且督促各相关建设主体单位能够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有效解决了传统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中的推卸责任和扯皮现象发生，对于不作为的相关单位进行警示与处罚，同时也避免了各施工环节中偷工减料等现象的发生。此外，通过建设项目投资费用控制与管理可有效规避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建设项目投资费用的管理与控制过程贯穿于建设项目的规划决策阶段、设计阶段、工程发包与施工阶段和工程竣工结算阶段，在此过程中应体现财务管理的'全过程、全方位、全员特性。项目投资费用控制是在保证工程质量效果和合理工期的前提下，杜绝三超现象发生，将工程总造价控制在预定的合理范围内，进而取得最优化的投资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设项目费用成本控制，通常指在项目成本的形成过程中，对生产经营所消耗的人力资源、物资资源和费用开发，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限制，及时纠正将要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偏差，把各项生产费用控制在计划成本的范围之内，以保证成本目标的实现。只有工程项目成本控制得好，且控制方法运用的合理及时，就能够使工程项目获得预期的经济效果。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控制并管理建设项目投资费用：
4.1重视建设项目前期的费用估算工作，坚持执行项目建设程序。
建设程序即涵盖了建设项目从规划、建成到投入使用的整个过程中各项工作环节，其先后有序，不可越过。建设项目具备规模大、涵盖面广、工作量繁多、协作条件复杂等特征，因此在开展项建设项目前期，应组建施工小组，逐一捋清工作程序，并且切实落实每一程序环节。按照建设程序的划分，从编报项目建议书开始，分阶段事先定价，上阶段控制下阶段，层层控制，尽可能做好初步投资估算。并随着工程建设前期工作的深化，到可行性研究阶段，一定要重视与各方的技术交流，以此来控制建设初投资。同时，做好建设项目的调查研究，要通过各项数据研究来分析行业费用行情，并从建设主管部门进一步咨询、了解，结合参照国家规定建设工程取费标准、定额、费用项目的政策性调整以及工程建设的其他法律法规来确定项目费用前期估算。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阶段务必要遵循“科学合理，精打细算，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并通过可行性研究与技术经济资料分析来尽量优化方案以降低投资总额。对编制的投资估算方案则要进行反复讨论与研究，通过不断优化来达到最佳成果;在投资方案的费用项目设置上，按国家规定执行，既要考虑基本建设静态投资，又不遗漏其他动态投资，尽量做到实事求是的估算投资，这对建设项目的实施具有指导意义。在项目建设中，扎实细致的可行性研究和投资估算工作所形成的文件能够成为控制建设投资费用的基本依据。
4.2在设计阶段进行严格的投资费用控制。
建设项目投资总费用的80%取决于设计阶段，设计费用则仅占工程造价的1.2%左右。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确定后，其项目总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工程设计，因此投资控制者应重视并主要控制设计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可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投资：首先，严格审查设计概管理锦囊算，若发现其额度超出所批准的投资估算，则应立刻与设计院沟通，找出原因并对设计方案进行修改，通过调整概算来争取项目的科学经济合理性;其次，可通过与设计院签订节约与设计费挂钩的新型合约，通过实施设计奖惩制度来提高设计者制定最优化方案的积极性，从而有效避免了设计方不顾成本而随意加大安全系数、增加投资费用的情况;再次，进行公正合理公开的设计招标，通过竞争机制来保证每一设计阶段的经济核算。在设计过程中执行限额设计是行之有效的控制方法，设计初步阶段，各专业设计人员不仅要掌握设计任务书的设计原则、建设方针以及各项经济指标，还需要熟悉了解关键设备、工艺流程、总图方案的比选，进而才能将初步设计造价严格控制在限额内。通过实施动态管理来严格控制设计变更，只有越早变更才能将损失降到最小，若设计阶段发生变更，则业主只需局部修改设计图而避免了施工过程中较大的变更，大大节约了投资费用。在设计阶段进行投资费用控制是真正意义上的控制管理，虽然表层意义上是控制估算、概算、预算，但实际上却能够通过这些来实现提高设计质量，降低工程投资费用的目标。
4.3坚持工程招标制度，平等竞争，选好施工单位。
工程招投标作为实施建设项目中普遍采用的方式，能够保证施工单位的技术水平与经济实力。通过对传统行政分配建设任务进行改革，大力推行工程招标承包制能够为选择实力雄厚的施工队伍奠定基础。另外，在招标过程中要始终贯彻“平等竞争，客观公正，择优选定”的原则，严格杜绝抵制私下交易等行业不良现象。在招标书要明确列出施工单位所应承担的责任，工程款支付方式，技术质量要求，实物工程量清单，物资供应方式，施工组织体系、措施保证，投标起止日期和开标日期、地点、合同主要条款等内容，在开标日当众开标，依据“标价合理、能保证质量和工期、社会信誉高”为标准，选择最优施工单位。这能够有效的将双方权利义务进行明文规定，并明确划分出经济责任制。只有选准合适的施工单位才能促进建设工程项目以更好的质量、更少的投资来按时快速的交付使用。
4.4在施工阶段进行严格的投资费用控制。
施工阶段是形成建设工程实体、实现建设工程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主要阶段，设计所完成的建设工程只是阶段产品，需要通过施工阶段来进行物化，将方案付诸于行动并变为现实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转换过程中，需要将不断地进行资金投资，可以说在整个建设项目过程中，施工阶段是资金投入量最大的阶段，因此合理确定资金筹措的方式、渠道、数额、时间等问题，并尽可能减少资金占用的数量和时间，也对降低投资费用起到控制管理的作用。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业主均对项目施工格外关注，虽然相较于设计阶段来说影响程度较小，但其费用数额还是十分可观的。可通过按进度来进行拨付合同款、并管理变更、签证等措施来进行项目费用控制与管理。严格执行合同条款，依据各个阶段施工完成的工程量情况来确认工程进度款，对合同已经明确规定的工程款进行拨付。对施工过程中的变更进行严格控制与管理，要求每一份变更必须注明时间、地点、事由以及几何尺寸等原始数据，而非笼统的签注并认可工程量和工程造价。至于现场签证所签署的合同外费用，则要求其必须具备原始丈量数据、简图、洽商等原始资料的支撑，必要时还需要提供影像资料。并联合监理单位、造价部门、审计部门等共同参与现场签证，避免事后补签情况的发生。
4.5在竣工结算阶段进行投资费用控制。
建设项目在竣工结算阶段是控制投资费用的最后阶段，若把握不好就会前功尽弃。除合同约定的总价包死外，都需要按竣工图纸、签证、洽商等工程相关资料进行工程量的重新计算与核实，而不是单单计算增加和减少的工程量和造价。在实际中，项目建设单位多在整个项目施工过程中就会委托相关的造价咨询机构来对工程造价进行跟踪控制与管理，造价咨询机构与监理单位共同分阶段将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量、价等进行核算、以杜绝无依据可循，通过合同约定的固定单价或者依据清单居家规范来及时处理索赔与反索赔，从而维护项目建设单位的经济利益。造价咨询机构的介入使得结算阶段较好地避免错算误算工程量等情况的发生，能够有效控制并管理建设项目的投资费用。由于竣工决算阶段是工程投资费用控制的最后阶段，对工程投资控制的余地已相对较小，其重点是根据承包合同约定，与承包商对已完工程实事求是地办理工程结算，即对承包商编制的竣工结算报告进行审核确认。审核的重点是竣工图纸、技术经济签证单、材料设备价格确认单的真实有效性和完备性，以及工程量计算的准确性和取费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审核时，委托单位应向被委托的中介机构详细解释施工合同中有关价款结算条款的内容，使审核者能够准确把握合同内涵，真正做到竣工结算的合理与真实。
4.6坚持严格的财务计划管理，做好投资费用的总体控制。
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建立财务制度、制定行之有效的财务管理办法能够使工程建设有章可循、忙而不乱并始终处于有序状态。对所有工程费用均应依据施工图纸及概算预算按进度来调整费用控制计划，坚持月初有计划，平时有分析，月终有总结。在工程建设处紧要关头要结合资金情况适时召开工程投资分析会议，及时报告资金动态和费用控制情况，并按概算内容和项目逐一对照，分析费用超节原因，结合实际情况与各部门配合来共同加强费用控制。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对财务管理工作提出较高要求，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要遵循国家颁布的《财务通则》、《会计准则》和《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做好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同时还要侧重财务工作的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和事后检查分析。从设备材料的选购、费用计划的编制、采购验收、收发料以及工程款的支付等方面，均按规定的审批报销程序办理。在具体支付每一笔费用时，财务部门严格把好费用审核关，对照费用计划、合同、工程形象进度、预决算资料、验收意见，核实无误后，凭完备的手续方能予以付款。这不仅能够保证工程费用支付的合理性和可靠性，还能够预防整个工程发生重复支付或者疏漏支付情况，在节约投资的前提下，保证了工程建设对资金合理和必要的要求。
总而言之，建设项目投资费用控制与管理的实质就是通过运用技术、经济与合同手段来对项目决策、设计准备、建设实施及竣工决算各阶段进行系统科学的控制和管理。项目管理者要结合每个阶段的自身特点来控制其重点，以此做好各阶段的投资费用控制与管理工作，以最少的投资来获取最大经济社会效益，真正意义上实现价值工程。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十六
费用问题是影响act发展最主要的因素[17]。关于其成本效益的分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act具有成本效益优势;二是act不具有成本效益优势。但前者占主流。其中susanm等[17]研究表明，入组前期未住院患者的费用：act为26535美元，对照组为22483美元，即两种模式的费用构成不同，act干预费用更高，两种之间有差异但不明显;经过18个月干预之后，通过t检验发现，act模式中15名患者报告了经济收益，其生产能力为820美元，而对照模式中，13名患者具有经济效益，其生产能力为507美元，同时act模式利用的社会资源明显少于对照组，分别是4101美元和8831美元，且act的住院费用少于对照组，分别是52814美元和77708美元，对照模式的住院费用和看护费用均高于act模式。由此可见与对照组相比，act组患者的住院费用更低，且生产能力更强。wolffn等[18]为期18个月的随访治疗发现主动式社区干预费用为49510美元，有社区人员参与的主动式社区干预费用为39913美元，标准化个案管理费用为45076美元，提示我们在应用act的过程中，应对社区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并将其纳入其中，共同参与act为患者服务。也有研究表明，一般治疗组在前两年经济效益比较显著，而act组在第3年经济效益才比较明显[19]，但也有研究认为act比其他的社区服务更具有成本效益优势，尽管act费用高于传统的社区治疗，但其效益更好，即效益超过成本400美元/人年[17]。dekkerj等[20]认为act与传统模式的成本效益相比较，成本效益更偏爱于前者，2年干预，前者的总费用比后者少5%。近年来，世界各国积极开展了对精神分裂症的act治疗，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从精神症状、患者住院的次数和天数、精神分裂症的疾病负担与患者生活质量及满意度方面对精神分裂症患者act的相关经济学指标进行分析和评价。
2act相关精神学指标分析与评价。
2.1精神症状。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act模式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精神症状[18、21～24]，nelsong等[25]运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研究显示，act与传统的社区管理在症状减轻方面比较有显著性差异(由1.91降至1.73，z=3.15，p0.01)。coldwellcm等[5]研究表明，与施加干预的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相比，act精神病症状改善水平分别为26%(95%ci=7%～44%，z=2.76，p=0.006)和62%(95%ci=0%～124%，z=1.96，p=0.050)，能够有效缓解精神疾病症状。也有研究表明act和传统的社区管理相比，在精神病症状和社会功能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19]。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的减轻可以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消耗，从而减轻患者家庭与社会的负担。
2.2住院次数和天数。
住院天数是衡量精神疾病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通过减少住院的次数和天数，可以直接减少患者的住院费用，从而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研究表明，act能够有效地减少住院的次数和天数[18，21];susanm等[17]研究也表明，和传统的社区管理相比，采用act治疗的患者住院次数更少、住院时间更短;在18个月的治疗中，相对于传统社区管理，act的住院天数减少了51d。但是两种模式住院利用率之间的'差异性并不显著。而在6～12个月期间，传统模式的住院天数是(25.8±57.1)d，act为(17.2±46.9)d，具有显著性差异(f=5.37，p0.05);而12～18个月期间两种模式住院天数之间显著性差异则更加明显。患者住院天数和次数减少，会直接降低医疗成本。但是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5]，在减少住院次数和天数方面，两种模式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10%]95%ci=-7%～27%，z=1.17，p=0.24)。
2.3疾病负担和生活质量。
精神分裂症给患者本人、家庭及社会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然而研究表明act可以有效地减轻症状，使精神分裂症患者整体的医疗费用下降[12]，促进精神分裂症患者改善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26]。有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模式，act服务模式中客观负担越重的患者，其主观负担越小(act：n=85，r=0，313;传统：n=91，r=0，675)，即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act模式中，平均每位患者给社会造成的负担为(33473±32838)美元，而传统模式中每位患者给社会造成的负担是(35656±39446)美元，两种模式之间的费用构成具有显著性差异(f=31.47，p0.001)[17]，即act下患者的疾病负担明显小于传统模式，因此相对于后者，前者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2.4满意度。
相对于传统模式，act模式更受青睐，患者及家属对act模式的管理和治疗的满意度在成本效益原则下表现更高，依从性更好[18]。在18个月的治疗期间，利用1～7的满意度量表进行测量，act模式患者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由4.34上升到5.07，而传统模式下的患者满意度基本保持不变(由4.62下降至4.61)。结果发现，对act模式来说，花费31800美元，获得4.86的满意度;而传统模式花费32700美元获得4.58的满意度[17]。act模式下患者以更少的花费获得了更高的满意度，且住院时间更短，对症状控制、就业、社会关系、治疗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更好。
3小结。
随着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精神卫生服务的重心由医院逐渐转向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模式也由单一的住院治疗转变为社区精神卫生体系结合急性期患者入院治疗;而act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发展趋势，综合上述观点，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act模式在住院、社区、生产能力、社会资源消耗、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都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以少量的资源投入实现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即act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的精神症状、减少其住院的次数和天数、促进患者改善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和服务的满意度，并减轻精神分裂症带来的疾病负担，具有成本效益优势，通过小组分工与协作对社区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管理和治疗，能促进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发展，推动精神卫生发展的步伐，值得我们进行act的应用和推广。但是在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日益发展但缺乏引领的背景之下，我们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社区行政和卫生人员纳入act小组，共同为患者提供服务。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我国香港等地的应用，证明act具有跨文化性，尤其是我国香港地区建立act团队，说明act可以适应我国的文化特点，可以进行试点建设和推广。但是，目前国外act研究较成熟，而我国对其研究较少，还未见在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应用act的研究，尚未发现有关act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卫生经济学相关分析与评价。除此之外，act的效果和成本效益还可能与研究的期限有关，即半年之内很难看到其与其他社区管理模式的相对优势，但是6～12个月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而12～18个月之间的显著性差异更加明显，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患者各国国情与患者对该模式的适应有关。今后我们应注重长期考察act的治疗效果和成本效益，并对其进行相关卫生经济学指标的评价，以期为精神卫生政策的决策与制定提供参考，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十七
1.1传统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下的研究模型。
传统开放性经济宏观经济学是以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为临界点，20世纪50年代之前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分析是采用站在汇率的短期行为弹性分析法,60年代之后才出现了相应的建模分析法。运用数学建模的方式进行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是更好地将研究过程中的琐碎、细小的问题进行数学上的模型数据，结合一定的分析方法，得出最终的研究结论。传统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模型有m-f模型、m-f-d模型和卢卡斯模型。这三种经济学研究模型分别产生于不同的经济形势下，对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都是里程碑式的研究意义。模型建立的侧重点不同,从重视在市场均衡利率作用下，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以及内外政策搭配的影响；再到多恩布什总结了汇率超调这一重要的经济现象；最后是卢卡斯在货币主义观点下，意料外的货币供给变动对实际经济的短期波动。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就是这样不断地出现瓶颈、创新发展,初建模型、推翻改进。在此基础上,坚持理论研究结合实际效果,做到不断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最新发展,及时改变变量,推陈出新。
1.2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无论是否是经济学研究方向，现行的任何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都不能脱离现实而独立存在，经济学研究更是如此。所以在现实生活的经济活动中,所有的.相关人员最明显的实质感受就是经济要素的流动性要远强于实物的流动性,这就是市场的流动原则,也是活跃市场的因素。但是进行宏观经济学研究时,认识到、感受到这样的流动现状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要发现其本质问题，究其根本后进行相关逆向的对策性研究。目前已有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中就有指出金融经济市场的调整速度要远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这就是上述流动现状根本问题的所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分析和汇率制度选择都是在资本控制在弹性汇率制度下，为了相应的减小由货币冲击引起的汇率波动而设立的。而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行为金融学理论和资产组合再平衡理论的综合性阐述，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传统货币有效性的创建模型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针对个人账户而言,经常账户的动态变化就无法解释,针对政府组织机构而言,政府的项目支出效用是无法解释的。
2.1名义短期刚性和价格黏性。
名义的刚性一般都是指名义的短期刚性，即名义黏性，但是其中的名义价格黏性是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最为常见的问题。名义变量主要包括商品价格和工资水平,是货币水平上的变量因素。每个国家为适应消费需求,其扩张性货币政策会有不同，价格黏性的相关问题也随之显现。因为不同而产生的问题,并不是说用同性、共性就能够解决,即使是多数厂商都实行一期黏性定价，但是经济市场的现实跳跃性就会和死定的定价产生不可操作的问题。名义价格黏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短期刚性的任其发展，出现贸易条件的恶化。商品价格黏性会直接影响本国的汇率，这中间的相关性也是比较清晰的。汇率、进出口商品价格、本国贸易条件这样层层递进的相关性直接而又严峻。遭受冲击的市场经济都会在一定的时期表现出一定的问题，或短期或长期。这样宏观经济在名义刚性一定要注意,结合菜单成本是基础条件,考虑市场需求是必要条件,解决价格黏性是应对条件，最终的实现目标就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降低外生冲击、保证准确性和合理性。
站在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上，目前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模型主要是采用redux模型。这一模型的突出显著性就是创建者将经济市场的垄断竞争和名义价格黏性纳入动态均衡模型，这样不仅仅能够解决名义短期刚性的主要价格黏性问题，还能够从模型本身解决理论研究的静态缺陷。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下，有了科学的研究模型并不意味着前期工作的结束，还要对运用模型条件下的研究方式进行合理的选用。建立采用redux模型研究,相应的专家学者主要采用假设性研究,通过对几大问题的假设,探究不同的解决方法。假设的条件是经济的主体、名义价格黏性、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国际交易成本、政府融资等牵涉甚广的问题。当然，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让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进程故步自封，在全球经济不断融合交汇的今天,适应当下的经济形势,认识到经济基础决定的因素牵扯甚广，上层建筑实力的后备力量就是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这样认知，更是让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3市场分割。
现今的国际贸易中，贸易壁垒依然存在。有实力的进出口商在不同的国家市场对商品定价进行差别对待,即歧视定价。歧视定价并不是弊端,但确实是当下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在redux的研究模型中融入以国际市场分割和市场定价就是不错的研究成果。市场分割的表现可以从商品定价上就开始体现,再涉及两国之间消费需求的变动和国际汇率的浮动。市场定价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际汇率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也可能会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消费共同变动减少,对本国贸易条件和国际福利上的限制也是存在的。
2.4消费偏好和国内偏好。
两种偏好最大的不同就是偏好假定的限制区域不同：消费偏好的假定是本国居民消费者对国内外商品拥有相同的消费偏好;国内偏好的假定则是本国居民消费者对国内产品的消费偏好要高于国外产品。但不管偏好假定限制是消费偏好还是国内偏好,采用的研究方式都是开放经济模型下的微观基础研究。我们要认识到针对于个人的消费偏好是有弹性的，并且动势非常明显,毕竟个人的消费意愿并不能从一而终。采用此研究方式就是充分认识到个人消费的弹性变动可能,在假设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偏好假定更为细致的区别研究。但是不论是哪种偏好,假定的预设最终都是在对国际货币联盟的作用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国际货币联盟的形势无论在哪种偏好假定上都优于各国货币政策竞争制度。
3.结语。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新意的体现是研究框架的根本性变化。微观基础上的科学建模,各种变量的不断增多，引入政府政策的结合。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研究经验的积累、研究深度的探讨都是相应领域的进行时。
经济学理论论文篇十八
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关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不争的事实，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揭示出其特征。但如何准确地认识知识经济的定义、内涵、理论意义等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仍然是难题。人们已能清晰地感到它的存在，但它何以存在，如何存在，存在何用仍然是人们所不能透悟的。本文的愿望就是要从现实和理论互动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些有益的思考。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
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增长理论，尤其知识经济所表现出的经济数字化、虚拟化、一体化、全球化、消费与生产的融合等等特征，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传统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随着知识成为新增社会价值的决定力量，使社会财富价值的代表货币，在更加虚拟化的数字经济中运行，使工业经济时期所表现出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为泡沫经济。在全球化、一体化、货币自由汇兑、金融衍生品大量存在和信息空前通畅的情形下，原有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已明显地不能指导现实。原来生产过剩的危机现在也许因为金融市场的违规操作而轻易来临，也许因为世界市场的分工而大获其利，可以说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限于本文篇幅，这里我仅仅是提出问题。总之，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到来，我们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揭示出反映知识经济实质及运行规律的经济学说来解释我们所面对的经济现实，指导我们伟大的改革实践，这不但意味着我国理论经济学繁荣的到来，也必然促进我国伟大的经济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