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简单分析李白漫游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的原因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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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分析李白漫游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的原因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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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剑飘零之旅是唐代文人旅游生活的重要内容。其中，李白的书剑飘零之旅是最负盛名的。他的漫游，对其诗歌创作有重大的影响。

李白 漫游 诗歌 影响

abstract: roam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ife for literati in tang dynasty. among them, li bai is the most

prestigious. his roaming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s poems.

keywords: li bai; roaming; poem; impact

中国古代文人的漫游是我国传统旅游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大都把漫游看成是超凡脱俗、完善人格或是求知寻美，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种暂时补偿手段，而加以推崇和追求。他们遍游名山大川，并以此为题材写出许多为世瞩目的传世之作。漫游成为文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但是，对于不同个体，又是不尽相同的。这里，我们来谈谈李白具有典型意义的书剑飘零之旅。开元十二年，李白24岁，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开始一个漫游兼而求仕的时期。他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又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及浙江等地，游踪所及，近半个中国。李白此举，于当时及之后，都是极负盛名的。

李白的一生，几乎就是旅行家的一生。只是说，他的旅行，与现代旅行相比，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从往返所需要的路费到出发的具体时间，所有的细节都不可能于事先作出准确的估计。当时，全国的各个地区、社会的各个阶层，几乎完全不可互通情报。除通过极少数书籍（当时还是手写时代）及公私文件或者个人口头传达而略知一二外，几乎完全是两眼一抹黑的未知状态。尤其是安禄山之乱（公元七五五年）之后，更是每况愈下。当时的交通及治安方面等，都根本无法保障旅行者的生命安全。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李白在想象不到的恶劣条件下，把自己一生投入无止境的漫游之中呢？是什么东西激励他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呢？

李白父亲李客原为西域商人，后“高卧云林，不求禄仕”，思想上较少儒家正统思想。李白幼承家训，后又“混游渔商，隐不绝俗”，思想成多元思想的融合。他狂放不羁，蔑视礼法。李白在蜀中是“客”之子，父亲没有官职，没有权势，更没有祖传土地，只是一个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商贸才能的新移民。当地人称他父亲为“客”，且至其死而未变，表明他同化于这一地域社会的努力没有成功。这对于李白这个特别自负，对名声敏感大大超过常人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堪。出身殷实的商家，却为一个客籍人，更增加了他对当地人的仇视。据魏颢说，他“少任侠，尝手刃数人”，却没有吃官司。不论那些人是否罪当诛之，李白的这种“任我行”的性格，确造成他不合于周围人群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李白同当地的知识阶层共享学问和知识，而他的资质却又远在他们之上，他必定有一种被排斥的疏远感。以上种种因素使他觉得自己所处之地不过是个寄寓之地。是这些促使他踏上行旅之途。

科举制度是当时上升到上层社会的最主要途径。李白与科举无缘，使他“投竿佐皇极”、“相与济苍生”，想做一番类似范蠡、谢安的大事业的抱负受到了直接阻碍。唐代科举考试资格有“生徒”和“乡贡”两种，居住在乡的李白只能属“乡贡”一种。《新唐书》卷四十四载：“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可想而知，被乡中称为“客”（即被认为来历不明）的移民之子李白，很难成为被推举的对象。另外，唐朝时想要因科举而为官，还有特殊的制约规定。《新唐书》又载：“刑家之子，工贾异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者，有罚。”因为这两条，李白被当时乡贡拒于门外，与由科举进入上层社会无缘。李白的漫游是对这种怀才不遇境况的一种心理补偿。诚然，他的漫游也有他的政治目的。在漫游中，他有时采取类似纵横家游说的方式，希望凭自己的文章才华得到知名人物的推毂，如向朝中诸人上书。有时，他又沿着当时已成风气的那条“终南捷径”，希望通过隐居学道来树立声誉，直上青云，先后和元丹丘、孔巢父及道士吴筠等隐居嵩山、徂徕山和剡中。另外，如上所述，“乐山”、“乐水”文人把漫游看成是超凡脱俗、完善人格或是求知寻美，对社会生活造成生理、心理失衡的一种暂时补偿手段，而加以推崇和追求，李白也不例外。漫游使李白的“自由”、“任情”暂时得到一定程度的膨胀，显示出思维和行为上的“自由性”。在社会生活中失去的自由，不管是生理上或心理上的，他希望从大自然中得到一种精神的补偿。在他对大自然的发现中，不管是幻化的景象、抽象的偶像、自己创造的形式或是雄、奇、险、秀的自然景观，都起了不同程度的补偿作用。

在《论语·先进》中，有“吾与点也”的故事。在与曾点谈论“志道”之策时，孔子同意其放浪山水，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游乐之言。表明孔子所理解的人性的全面完成与人生的理想境界，精神生活的自在、自得、适意甚至逍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庄子《逍遥游》开篇便云：逍者，消也，消尽人世之牵累；遥者，远也，无拘无束，无遮无碍。逍遥游就是自由游。可见“游是理想的人生境界与最高的审美境界”。另一方面，某个个人作为连续不断的“行旅之人”，也就是“客寓者”，各地临时一住的客寓者，作为对某些事情 “主体者”、“责任分担者”，尤其是作为“持续不断的责任分担者”则很容易被免除，结果他对某些事情就很容易站在“免除责任的第三者”立场来观察。作为第三者的“放纵、奔放”的言谈举止，对定居者则不被容许，而对一时的客寓者则很容易被容许。站在这样立场的人，相对而言，当然很容易求得身心自由。只是“置身异乡”，才更易使他在不断变化的未知环境中打开心灵的大门。新的土地，新的风格，新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变化中，易培养对人生广泛的兴趣，萌发他对世事的深切的关心。李白就宁愿使自己的一生永远处于这种不断的追求之中。因此，李白把漫游作为他最重要的生活方式。真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生涯的大部分是在行旅中度过的。在中国为数众多的诗人中，像李白这样飘荡不定，缺乏定居体验的，是例外中的例外。与众多文人相比，李白的漫游，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李白遍游名山大川，与他十分复杂的思想有关。他集儒、道、侠的思想于一身。儒家的“兼善天下”使他漫游天下，游览名山大川，广交朋友，陶冶性情。兼善天下是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这种政治意识，随着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封建社会的教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潜移默化，化入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积淀成我们民族的传统心理。像李白这样以“非圣无法”、狂放不羁闻名的浪漫诗人，也还是受到这种心理意识的影响。就李白思想而言，安邦济世、兼善天下政治抱负之宏大，建功立业、事君荣亲用世愿望之热切，绝不在“诗圣”杜甫之下。往昔论者对太白鄙视功名、“不屈己，不干人”及出世学道的思想侧面多少有些夸大。只不过李白对功名的追求，不像一般的读书人，走科举考试的道路。他“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他所采用的是游说人主，直取卿相，一鸣惊人的非常手段。所要达到的是“济苍生”、“安社稷”的大事业。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为了求得功名，引起皇帝注意，他运用了除科举之外的许多手段，如任侠交游、纵横干谒、求仙学道、结社隐居等等。

道家的“逍遥物外”又使他在理想追求受挫时，或为隐遁山林、洁身避祸、任诞纵酒之玄游；或为求仙学道、采药炼丹之仙游。在江陵，李白邂逅道教名流司马承祯、胡紫阳、元丹丘等，和他们一起游仙学道，飘飘然若具仙风道骨。李白的游仙是认真的，正如他自己所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原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他游览了司马承祯长期修道的天台山，盼望仙人“举手来相招”。最突出的是嵩山游仙。他的挚友元丹丘，是名修道学仙之士，两人在嵩山“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访过神仙焦炼师，并“闻风有寄，洒翰遥赠”，以示对其“潜光隐嵩岳，炼魄栖云幄”的倾慕。为了拜寻高师，他们还一起游仙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从紫阳先生学仙。那位紫阳先生是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是个“道与古仙合，心将元化并”的高人。李白希望得其真传，“终愿惠金液，提携凌太清”，从他后来说的“子与紫阳神交，饱餐素论，十得其九”可知，他确实得到了紫阳的指点。到了晚年，他干脆请其尊师高如贵授教，如了道门。此后，越发认真地游仙。据其族叔及朋友云，他竟“东归蓬莱，仍羽入丹丘”，一路游仙过去，至“仙药满聚，道书盈筐”，平日里以炼丹服食为事，更属稀松平常。在《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一诗中，他曾详细描写自己炼成大还丹的情形。直至流放夜郎途中，他还向往几年前游过的秋浦（今安徽贵池县西），那是适合炼丹的好地方，希望“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丹”。

李白的任侠风采早在他出游之前就有所表现，魏颢说他“少任侠，尝手刃数人”。范传正于《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也说：“少以侠自任……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弘大，声闻于天。”李白爱好剑术，在传统士人社会中，是个志在以诗文求荣耀通达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喜好剑术的任侠之徒，这种情况是少有的。李白向自己传记的写作者有意提示了到这点。这都是通常文雅之士所不敢为的，这实际上也是李白侠士精神的一种体现。在李白漫游的过程中，其侠士风采屡有表现。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李白对待金钱的问题上。李白诗中说：“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说：“自幼好任侠，有四方之志，年十五而修剑术，二十而怀纵横之策，欲遍干诸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虽身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所至尚意气，重然诺，轻财好施，常为人急而不敢自为，尝游扬州时，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他的轻财好义，赈困济贫，当然是由任侠的个性使然。李白《赠右人三首》其二亦云：“廉夫惟重义，骏马不劳鞭。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李白将一柄很贵重的匕首赠给“赵四”，也同样表明他不重金钱而重义气的伟丈夫品格。李白的好朋友在与李白一起漫游途中死于洞庭之上，李白竟然“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徙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缀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东”。李白这种挥金如土、轻财好施、存交重义的行为大有义侠的风范。唐代任侠除勇决任气，轻财好施，结纳豪俊之外，还斗鸡走狗、纵酒挟妓，李白在这方面也可称高手。李白任侠特点，在于一个“奇”字。他把义士的“义”、刺客的“胆”及狂士的“风流倜傥”集于一身，使别人在他面前始终也潇洒不起来，只有望尘莫及的份儿。李白漫游中所涵盖的儒家的以游求仕、道家的以游归真及豪士剑客的以游行侠，反映了李白在旅游的行为与追求上是多元化的，其思想是复杂而深刻的。

李白各时期的游踪，就其整体看，大都缺乏具体的目的性（当然也有例外），为“行旅而行旅”的特点明显。有具体明确目的的，只限于出仕玄宗朝廷和贬谪流放夜郎等时，为数极少。李白很少充任官吏，长期在任。李白在江浙漫游时结识了道教的拔尖人物吴筠，应他的推荐进入长安。但三年不到，李白就愤然告退，重新踏上漫游的道路。在李白看来，人生一世，功名成就不是人生的所有价值，故不能仅仅消耗在对世俗生活的.追求中。神仙长生也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故不能仅仅寄托在个体生命的超越上。他要在济苍生、安社稷中充实生命，在浮五湖、戏沧海中高蹈人生。李白随遇而安，四处为家。在李白的诗中，除了刚离蜀时有少数几首对家乡流露过一点留恋之意，再就是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流亡西蜀时他曾经一度思乡，其它的诗都不见有多少乡情。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等有关的诗，一首也没有。李白在临死之际，希望埋葬之地不是蜀，也不是长安，而是晚年旅途中所经过之地宣城，与他所敬爱的谢眺有关的青山。这种情况，根据我国人民安土重迁的一贯习惯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这反映了在李白心中，国家的意识已经开始代替乡土意识，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吾家。

李白是个行旅之人，永远的行旅者。李白的行旅生涯，从气质到体质，都是作为一个客寓者，这由李白自己所选择。因而，他的资质与客寓、漂流状况之间并无不适。李白谪流夜郎的伤心之旅，甚至变而成为他漫游长江的趣事，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长期的游历和漂泊也难以成为他客寓生活中促使他身心消耗的因素。李白选择漫游作为其生活的基本形态，所以漫游占其生涯的大部分。开元二年，李白在白帝城一带遇赦后，他没有接近入蜀之地，相反，他的意愿和实际行踪是从白帝城至江夏－巴陵－零菱－江夏－庐山－豫章－寻阳－长风沙－金陵、宣城、历阳，总体来看，是在更远的江南、江东地区游历。从青年到晚年，李白没有停止过行旅的脚步。

作为被迫行旅，一般诗人多是选择与家族同路，但李白却是单身一个的行旅之人，虽然在旅途中会碰上很多的朋友一起旅游，但这只是阶段性、区域性的。唐代有养士重才的风气，使李白一生漫游成为可能。李白所以能一生浪迹各处，主要依靠他的交游广，名气大，时人对他的优礼与敬爱。早在安陆酒隐时，就自称“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除了朋友热情支援外，他先在安陆，婚与许家，是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后在梁宋，婚与宗家，是武后时宰相宗楚客的孙女，这些富有的岳家当然会对他的生活有所帮助。还有一点就是李白还写了不少的文章，这些文章也会给他带来一定的收入。如上种种都为李白的漫游提供了支持。但尽管如此，李白的漫游在经济上并不是无忧的，也时有拮据。这个我们从他的诗歌当中就可以看出，如“少年流落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又“少年不得意，落魄无安居。”（《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特别是在安陆初所写的《上安州李长史书》中，把自己形容得非常孤单可怜：“白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南徙莫从，北游失路。”这些都没有影响李白的寻访名山，周游胜地。所以，我们可以说，李白的漫游是矢志不移的，不被外物所左右；他不是把漫游当成对生活的补充，而是作为生活本身来享受。通过漫游，李白豁达不羁的性格得到充分的表现。

行旅很容易使诗人产生优秀诗作。漫游对诗歌创作往往有重大影响。李白一生是漂泊的一生，长江南北，黄河上下，大凡名山大川，精美去处，几乎没有李白没去过的。可以说，李白占尽了中国名山名水之风流。综观李白诗歌及其生涯，我们深感他本质上是个“旅人”。他的诗本质上是行旅之诗。因为，行旅之人总有行旅之感，李白在漫游过程中就是用诗歌表达这种行旅之感的。在漫游中，李白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他对待一切具体的事物，都和这种世界观和生活态度联系起来，看待一切都有他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审美判断，因此，他在诗歌的表现上也就具有了自己的特点。不单是那些咏怀诗和描写人事悲欢离合的诗歌，即使是描写无生命的山水景物的也莫不如此。李白并没有把他的山水诗按山水诗写，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灵任意挥洒。因此，李白的山水诗也就拥有了他自己的灵魂。如《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江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太阳照孤帆本是常事。两岸青山相对本是历来如此。青山像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看到红霞照耀就感到那片帆是从“日边来”，有李白对太阳的特殊观念。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日乃人君之象。所以，他才把孤帆飞驶和他的被征联系在一起，而觉得那种景象特别壮丽，以致觉得天门特意为它大开。这里，李白对常人不易动情的事物产生了感情，是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观瞻。李白有不少描绘山水风景的佳篇。其中有些作品，像《独坐敬亭山》、《清溪行》、《宿清溪主人》等风格清新隽永，接近王维、孟浩然一派。但更能表现李白特色的是《蜀道难》、《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横江词》一类作品，其中有高入云霄的庐山、华山和蜀道，有波浪奔腾的黄河和长江；形象雄伟，境界壮阔，产生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些诗篇，在我国古代山水风景诗中是异军突起，境界独辟，罕有伦比的。

李白作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许多诗歌都充满了丰富的想象。《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一典型代表。“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李白所描写的狂风、雷电和仙人境界中充满瑰丽的想象。无疑，李白长期的漫游为他的想象提供了基础。人在旅途，往往增加对自然事物的了解，这些事物也会经常成为诗歌的意象。李白的旅行生活，特别是多年的水行生活，使他十分懂得风的重要。他诗里对于季节的变化，往往以风做标志。他晚年写的《寄韦南陵冰》一开头就说：“南船正东风，北船来自缓。江上相逢借问君，语笑未了风吹断……”这里描写的就是航行和风的关系。又如“城边有古树，日夕连歌声”（《沙邱城下寄杜甫》）诗里没有“风”字，但他所写的确是秋风吹着古树的声音。“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写的是夏天阵雨之前的暴风；“水国秋风夜”写的却是天朗气爽时的清风。他还有些特别的说法，如“东风吹客梦，西落此中时”、“远海动风色，吹愁落天涯”、“东风吹梦到长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甚至有“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等等。李白对风有着特殊的兴趣。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歌赞它是自然赋予人们的特惠。在《感时留别徐王兄弟》诗里他说“天籁何参差，噫然大快吹”，好像又成为宇宙间一种动力了。所以，他在《东鲁见狄博通》里说“谓言挂席度沧海，却是应时无长风”，在《秋夜与刘砀山泛宴喜亭池》里说“令人欲泛海，只等长风吹”。他不但于送裴泽时咏有“好风吹落日”诗句，而且早在送窦薄华时就歌唱有“长风吹月度西来”名句。

另外，月在李白的诗歌中出现的频率也很大。一个人在游历过程中，特别是孤身一人时，很容易对周围的景或物有所感发，客观的外物成为他抒发主观情感的凭借。当这种感情以诗歌形式表现出来时，诗歌中就会以这些外物为意象，且频率越高说明作者对它投注的注意力越大。

李白的漫游中，还与长江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一生中曾多次来往于长江之中，游历于长江流域，有众多有关长江的诗。这些诗无论是在数量上（约120多首），还是在质量上（有不少是传颂的名篇），都在李白的山水诗中占有显著的地位。李白赋予长江以浓情与厚意，而长江也赋予李白气魄与性格。雄伟壮丽的长江使李白为她唱出一首首赞歌，也唱出李白胸中的豪情。同样，李白对黄河也有深重的情结。是一次次涉足于黄河与长江，使李白一次次诗情涌动。

总之，李白的诗和他的漫游是分不开的，注定李白是个行旅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