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素心,下一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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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素心,下一句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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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知道张伯驹先生，尽然是在读过黄永玉先生的《比我老的老头》一书后，真是寡闻了。

《比我老的老头》一书里，黄永玉写了很多老学者老文人，随便一篇读来都觉是榜样，是明灯。其中《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一文最是简短有味。文前并附先生亲自画的一幅张伯驹先生的小像。牛皮色底的纸上，一个着黑袍，戴墨帽的老人。伸着脖子，半躬着腰身，一副龙钟之态。卷着袖筒，拎一个小包，欲行不行。清矍一张脸上，勾勾绕绕出的阔耳，长颚，峰鼻，细眼，朦朦胧胧，却暗释沧桑，还流涌着一股子孤倔与淡然，叫人看过就不能忘，并对此人一下子就兴味馥郁起来。

于是乎，赶忙百度里搜了搜其其它的照影。伯驹先生好像很喜欢猫。有一张年轻时抱猫的照片，一看，果然美男子。高额，峰鼻，一脸清俊小秀才样儿，一袭黑衫怀抱一只黑猫，不见笑，还略有些羞涩表情。还有一张老年时抱猫的照片，也是一袭黑袍抱一只白猫，华发半顶，峰鼻上架柄眼镜，微笑将双唇开成一个黑洞，一副和软温善的样子。

这之后，我又在网上速递了两本伯驹先生的书。不看还好，一看，就仍不住想落笔写写先生，方觉才能了了对先生的一份景仰与敬重之心。

二

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河南项城人，光绪二十四年（1889）出生于官宦世家，系袁世凯时期大官商张镇芳之子，亦即袁世凯的表侄。其父张镇芳，是光绪三十年的进士，也是袁世凯哥哥的内弟，曾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

伯驹先生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里读过书。二十年代初期，与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一起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完成学业后，伯驹先生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其后陆续在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一度官至旅长。再后来，缘其不满军阀混战，便毅然放弃了行伍仕途，转而投身祖业。因其父亲生前是中国盐业银行董事长一职，并为此银行投资予二十多万元，遂其死后，便留下了偌大的一份家业。伯驹先生便在其母劝诫下，出任了盐业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其母本指望他能继承父业，并不断扩展与兴旺家业，殊料他本人对商业一行不感兴趣，于是便只挂个职名,，实际很少过问银具体经营的事情。在年近三十之时，明里暗里的，开始走上了从事艺术的道路，并最终成为了是集诗词家、书画家、戏曲研究家，书画收藏鉴赏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

三

伯驹先生从小生在富贵之家，并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据闻，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能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由于他的天资与钻研，在古体诗词上颇有成就，并有关于古体诗词、音韵、戏曲的多种论著。一代大家周汝昌先生就曾说，“张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说，“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

我不太懂得词，也不知周汝昌先生的评说是否中肯，这里只摘录先生一二首短词作例，以见。

《前调·秋影》：霜鬓萧萧独倚栏。帘波掩映夕阳前。西风相对总无言。一夜桐飘穿月破，数行雁过印江寒。画桡不点镜中天。

《浣纱溪》：去后寒斋案积尘，庭除依是雪如银。小梅憔悴可怜人。半笑半啼应有恨，一花一蕊不成春。那堪吹笛为招魂。

伯驹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爱着古诗词，书写着古诗词，一刻也未曾停止过。临了临了了，在病榻之上弥留之季，他还做了一首词送给远方的友人。先生一生所作诗词千余首，皆收入其《张伯驹词集》一书中，成为后人拜读与典藏之作。

对于书画，张伯驹先生也可谓技艺非凡。他对书法研究颇深，他的“鸟羽体”，有人说写的古朴、严谨、缜密而典雅；有人说是熔真、草、隶、篆、于一炉，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当然，也有人说他的字是面目清秀，筋骨略少，过于纤弱。真可谓各家之言，众说纷纭。自己曾私底下搜罗了一些，看了看，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觉很美，并有笑颜，似是在用笔墨做游戏一般。

据闻伯驹先生不仅擅词、擅书，还擅画，尤擅喜画四君子图。自己到曾有幸，在某本书里见过先生的一幅梅兰双清图，墨枝红梅，一明一暗，嫣如笑颜；淡绿兰株，半开半合，更似喜眼。一句话，着实清逸。

伯驹先生自幼就喜爱京剧，二十几岁就开始按照梨园泰斗余叔岩的路子学习须生。后来，在一次堂会上，一遇余叔岩本人，二人一见如故。从此，其常于余府上出入，余也尽心教授，二人有了亦师亦友的交情。四十岁生日时，伯驹先生曾与余叔岩，杨小楼等人同台演唱《空城计》。此一事，一度被传为梨园美谈。先生有《紅毹紀夢詩注》一著，以近二百首七言绝句，书写自己从看戏、学戏、演戏到论戏等参与京剧活动的般般件件，可谓诗文流畅，清新可读。

不过，就像读他的书画艺术一样，对先生的戏曲方面造诣，也世人亦是有褒有贬。有人说，张伯驹学京剧严守传统的要求，他下的功夫也很深，调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可谓深得余叔岩的真传。也有人说，先生唱的很是一般，而且声音很低，说先生是“蚊子先生”，是“张电影”。我辈生来晚，身份微，虽无福亲聆其唱腔体味其唱功，也便无从甄别与判断。不过，先生对戏曲艺术学习的成果，能够引起这样的争议，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一种非凡。那么，除了旁人对他的评议，先生自己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戏曲艺术的呢？有次，王泽招向他学戏，并有意拜为师傅。他说，“我只是个票友，在你没有正式拜一个内行的老师之前，你不能对我行拜师礼，否则恐怕将来内行不愿意收你。”先生谦逊如此，又这般为后辈真心着想，真是令人咂舌赞叹。

与其倾心诗词、书画、戏曲一样，伯驹先生三十岁开始收藏书画作品，被称为近代民间收藏第一人。其所收藏的第一幅墨宝，是康熙皇帝的御笔“从碧山房”。因了这样的收藏，先生为自己起了“丛碧”之号，并为居所赋名“丛碧山庄”，为其词著、书画著分别取名《丛碧词话》、《丛碧书画录》。还因收藏陆机《《平复帖》，而取斋名“平复堂”。亦因收藏杜牧的《张好好诗》，而得“好好先生”之名。除此外，先生收藏的书画，还有很多珍品，如李白的《上阳帖》，范仲淹的《道服赞》，黄庭坚的《诸上座》等等。其中有一幅为冠者，是隋展的子虔的《游春图》。据闻，是其卖了自己的家宅（清朝李莲英的旧墅），花二百二十两黄金买下的。

伯驹先生一生痴书痴画，只要看见好的书画，有钱的时候，一定买下，没钱的时候，借钱也要买下。家里家外的人，都说他是个“败家子”。先生在其《从碧书画录序》中却说：“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好一个“不悔”！凡事能做到不悔，外人说什么也就无关紧要。

收藏这种事，看似是个很雅致的爱好，实则需具备两大要素：首要是“财”。张伯驹先生从前是富家子弟，继承家财可谓万贯，遂一掷千金，也不算难事。然，除了“财”之外，还需得一硬本事，那就是“才”。

所谓“才”，具体与书画收藏上，则表现在“鉴”、“赏”二事上。

伯驹先生与张大千，齐白石，傅心畬等艺术大师、收藏大师们皆为同道好友。据闻，有诸多字画收藏家和字画商家，经常三五成群的携带字画请他鉴定，他只稍稍一看，就能辨认真伪，而且只要数十分钟，就能鉴定二十多幅。后来，在其被打成右派，安排在吉林省博物馆做鉴定工作时，据博物馆的同志说，先生一双慧眼是无人能比的，多么复杂难辨、争议不休的东西，是真迹还是赝品，皆待他一言而定。更有一次，那是文革期间，伯驹先生去造反派那里请示工作，见屋内地上烂纸狼藉，墙角边有几幅揉皱了的轴画。有一幅呈打开状，是条横幅，上面书行书。伯驹先生见之，便认出是宋朝米芾之作。后担心被红卫兵糟践了，趁人不备，卷好投入纸筐内，由劳动改造中打扫卫生的宋振庭当作废纸带了出来去，这幅稀世珍宝，才可免遭厄运。

我手头有一本伯驹先生的《云烟过眼》，内里赋书画及先生的品评之文。先生对晋陆士衡《平复帖》评说是“帖书法奇古，文不尽识，是由隶变草之体，与西陲汉简相类。”这“由隶变草”“与汉简相类”之说，真可谓是一语言见地！先生说唐杜牧之《张好好诗》，“牧之诗风华蕴籍，赠好好一章与乐天《琵琶行》并为伤感迟暮之作，而特婉丽含蓄”。说宋蔡襄《自书诗》，“淡黄纸本，洁净如新，乌丝格，字径寸，行楷具备，姿态翩翩。”如此诸般的论赏，真乃文精而意尽，亦足可见先生鉴赏之功底与功力。这样的品评，又配着一幅幅的古画，叫人读来看来，无不觉是种无尚的享受。

张伯驹先生一生在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方面的成就可谓十分卓越。国画大师刘海栗就说过：“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说从此四个方面，是“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说此四条河流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这样的评价，这样的赞誉，是中肯无误？还是英雄所见？我不知道。但只觉，张伯驹先生能够放下官富与名利两件事，而偏爱艺术一门，并一生以艺术为性命，追逐不断，探索不断，这恐怕没有一颗超然物外的“素心”是不行的。先生在其《从碧书画录序》中说，“……多年所聚，蔚然可观，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与我相合矣。”你听，好一片视顶级书画为“烟云”之心，好一片退藏咫尺、应接晷刻、“烟云与我相合”之心啊！

四

七九年，伯驹先生因病修养在病榻上，他的女婿与之聊起其一生鉴藏书画，捐献书画的琐事，先生说，“人生在世，爱国是大事，决不能糊涂，小事满可不必计较。”

爱国是什么？爱国就是爱国之本，国之民，国之一草一木。

张伯驹先生的爱国情怀，一来，在其收藏书画的动机上可见一斑。二者，在他对待书画的态度上亦可见一斑。

伯驹先生自己说，收藏西晋陆机《平复帖》，是因为“卢沟桥事变前一年，余在上海闻所溥心畲藏韩涵《照夜白图》卷，为沪估叶某买去。时宋哲元主政北京，余急函声述此卷文献价值之重要，请其查询，勿任出境。比接复函，已为叶某携走，转售英国。余恐《平复帖》再为沪估盗卖，且阅古斋韩君往商于傅心畬，勿再使流出国外，愿让余可收。”最后，托友说和，几经周折，方购得此贴。后，北京沦陷，“余蛰居四载后，携眷入秦。帖藏衣被中，虽经离乱跋涉，未尝去身。”

再说收藏《游春图》。原此图系故宫四六年失散之物，后落入商人之手。张伯驹先生得悉后，又恐此宝被商人转卖至国外，遂一面央求商家留画，一面并急告博物院收购。可故宫博物院不应。先生只得自己周旋购买。商家要价二百二十两黄金，先生无奈，只能将自己居住的家宅（原是李莲英旧墅，占地约13亩）出售，才将此画入了手。

更有一回，先生遭强人绑票，对方索要三百万巨款，以敲诈他收藏的名墨书画，不然就撕票。先生却于暗里悄悄关照其夫人曰：“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绑匪绑着他，家里不能卖书画，只能四处筹钱，如此僵持了八个多月。最终，其夫人以筹措到的四十根金条，才将其赎回。

伯驹先生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收藏，到一九五七年止，历时近三十多年。那些书画，可谓是先生倾家所购、倾命所藏。然最终，先生并没有转买转卖，以此换得金银自享，而是尽数捐赠于国家！

五十年代中期，国家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伯驹先生为了支援国家建设，把自己珍藏几十年且价值连城的八件真迹墨宝捐献给国家。这八件珍宝，分别是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卷、宋吴琚《诗帖》卷、元赵孟颍《草书千字文》，以及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七十年代，伯驹先生曾把自己收藏的脂砚斋藏砚，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随后，又陆续将一些稀世罕见的书画作品，如宋代杨婕妤《百花图》卷、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宋赵伯《仙峤白云图》卷等，也都捐献给了国家。

伯驹先生在其《从碧书画录序》中说，“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此中所言使之“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八个字里，足可见了先生之胸襟与情怀！从古而今，倒也不乏有将所藏金石书画捐赠于国家的，然却少有先生如此之重之多的。据闻，后来国家曾有意给于补偿的，但伯驹先生却皆以婉拒。

唉，可是世间之事，总是风云速变的，是说不清楚的。

在伯驹先生捐赠出所藏之后，次年，尽戏曲般的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工作停止，住房被没收，孩子们也只能晚上偷偷摸摸来看他。一个把毕生财富都捐给国家的人，居然被带上了右派的帽子？想来，此等事情，概是个人都会愤懑不平的。然伯驹先生却漠然一笑，淡然处之，说，“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得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还说，“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在此之后的文革运动中，先生更是以七十多岁高龄，被送往偏僻农村的生产队进行劳动改造。结果，因不具劳动力，被拒收。后来，先生只能返回北京，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一度成为无业游民，连吃饭的粮票都得靠亲友接济。就是在此等情况之下，有友人去探望他，见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几十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子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如故。”

试问今人，有几者可抛尽家财做此等大事？又有几者肯持身家性命做此等的大事？更有几者愿意将这些以家底购得、以性命保全之物无偿捐出却分文不取？更更有几人能面对仲伤与冤屈而丝毫不怨不悔？若非有伯驹先生这样一颗不慕且不恋荣利之冰洁素心！不是难能，是万万不能的！

五

张伯驹先生与师友之间的交往，亦是平和而朴素的。

先生与梨园泰斗余叔岩因京剧艺术与结交，几十年亦师亦友，情谊甚厚。余先生指点他，张伯驹因素日精通词律，也常帮助余先生写心唱词。他们还曾一同登台。先生经常请余叔岩到自己的书房来作客，余叔岩的所有收入亦全部存入盐业银行。偶尔遇有急需，存款不足付出时，伯驹先生便为之垫付，等其有收入时，再存上归垫。

先生与红学大师周汝昌因诗词艺术而结识。周先生小张伯驹二十几岁，还曾以少龄之心，贸然指出伯驹先生之词的音律上大约七十多处瑕疵，先生不但未见恼意，反倒一一从善如流，真真雅量！

先生与张牧石交往也近三十年。张牧石亦小先生三十多岁，也算得是忘年交，但先生并不以老是尊。先生被打成右派，在吉林博物馆伯工作那段时间里，偶尔若回北京，就会先到天津张牧石家小住。有次半夜里，尽然砸开其大门，与之座谈到天明。先生还曾多次与张牧石，在一张小床上同榻而息抵足而眠。先生直率性情，可见可见啊！

先生还因同为京剧票友而结识了大学者吴小如。吴小如更是小先生一辈之人。伯驹先生逝去后，吴小如曾作文回忆说，当年他初到北京时，举目无亲，妻儿亦无处安顿。见此状，张伯驹先生便主动提出，把自己家西北角上一座堆书的小楼中的两间借给他们住，还不收分文房租。伯驹先生之良善心性，亦可见可见！

伯驹先生随和、散淡之个性，曾感染感动过许多的人。

周汝昌就曾很传神的撰文描述道：“我与张先生过从甚密，几乎每日下午都要去坐坐”，“......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一无俗礼揖让之礼”，“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

张牧石回忆说，后来时局情形转好后，张伯驹先生得以平反，恢复名誉后，又多次到天津，与几个朋友“打诗钟”（文人游戏的一种）。抓阄合诗，或命题作词，谈天说地，好不快乐。真真是合了那句话：“愿得素心人，乐与数晨曦。”

王世襄回忆说，四七年盛夏，他请张伯驹和几位朋友在家中小宴。张伯驹到朋友家如同在自己家一样，我行我素，。那天饭后，在院子中乘凉，张伯驹躺在藤榻子上，因怕招蚊子，只开了一盏小灯。看见张伯驹不时坐起来，不时又躺下。临别时，张说袜子找不到了。借他一双，不要。后来尽光脚回去了。后来才知，张脚上有湿气，夜晚发痒，那晚有时躺下，有时坐起，原是在“串胡同儿”（用手指抠脚丫子）。

不拘小节与俗礼，不摆大家及老者的尊威，甚至平凡与随意到在朋友家的藤榻上抠脚丫子。这，这些，这般，要是没有一颗素心，也是难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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