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守旧通用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变革与守旧篇一

企业文化的变革，必定触及到企业旧有文化和某些群体的利益，必定要重塑或更加明确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必定是一个漫长和坚苦的过程。

有人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家文化。我也是很赞同的，在企业中，企业家的观念思想的转变、创新思想的提出很关键，他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把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渗透到企业中去，并在日常中的言行举止之中起到以身示范的作用。在企业文化的变革过程中，有没有把企业文化与现代人力资源紧密的结合起来，通过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让企业文化得以落地。

一、正确认识企业文化的建设

1、“口号文化”，在企业、办公室里贴一些宣传标语；也在开会时强调，我们做人要诚信，做事要创新；打着各式各样响亮的口号来提醒人，公司的文化是这个、是那个，但是却没有通过日常的行为事件去证实它、落实它、巩固它。

2、“空洞文化”，企业在提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其它文化元素时，提出一些脱离公司实际方向的理念，造成企业文化无法体现出企业的特点与发展的需要，光看企业文化，反映不出企业的愿景与目标，是干什么都可以。

3、“文本文化”，现在很多企业在做企业文化时，追求漂亮、华丽的文字表演，在同行业中，互相攀比，看谁做出的东西漂亮，为此，请一些外来的和尚，弄一些漂亮的文案、文化手册，做好之后，又为档案管理增加一个专栏，而忽视如何把其应用、实现。

以，企业文化的建设是需要系统的规划与有效的推动，不应只是宣传口号文化，更应追求的是文化的落地。

二、发挥企业家文化的作用

我们也可以看看优秀公司的企业家管理。

海尔集团发展到现在，从一开始，张瑞敏就确立了“名牌战略”，在管理实践中，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融会贯通，创立了多种适合海尔发展的管理模式，他说过：“管理者要是坐下，部下就会趟下”，企业因此有了厚厚的张瑞敏烙印。ge在杰克·韦尔奇领导的20年里，其它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多米诺骨牌的纷纷倒塌中，他却带领ge创下一个又一个的纪录，他把ge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冗员现象进行了创新性的改革，让ge这只大象像小松鼠似的舞动，直到2001年他选择隐退，他的精神还在公司继续发挥作用，他所努力创造出的企业文化还在ge中产生更深远、更悠久的作用。

三、讲究做事的效率

如何审视你做的事是有效率还是没有效率的呢？可以写下10件每周让你需要忙碌20小时的工作，仔细审视后，你会发现其中有10%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可以让他人代劳的，这样你就可以对你的工作进行有效地改进，从而使你的工作有效率而产生效益。

四、要有不断超越自我的决心

“观念一变天地宽”，企业要有不断超越自我的决心，这样才能接受新的思想，才能顶住旧文化所带的阻碍，才能使企业文化变革有可能真正的带来实效。企业文化的变革要使企业走向成功，需要使企业成为“更精简、更迅捷、更自信”。“更精简”是通过流程重组、优化机构、权责明确使流程更明晰、更迅捷，机构更灵活，从而使企业产生效率。企业要通过放权与尊重来培养员工的自信心，使员工工作“更自信”，让员工觉得自已是企业的主人。

五、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作用

企业文化的变革主要也是做人的工作，需要企业人的言、行符合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但人是有惰性的，也是有思维贯性的。所以如果要让企业文化落地，光靠简单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不够的，是需要结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和职能让其落地，让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企业文化落地的工具。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的结合，来看出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文化的作用。

首先，企业应建立符合企业发展的员工胜任素质模型，提炼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核心素质、通用素质及专业素质，并把胜任素质模型应用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通过定期对员工素质模型的测试，找出符合相关岗位要求的员工及现有任职员工的不足和需改进的地方，有针对性的进行员工胜任能力的开发与改进。其次，企业应评估和调整自己的招聘系统，把是否符合公司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作为新员工招聘的标准之一。

再次，在公司对员工的培训上，在新员工入职培训课程中增加企业核心价值观和公司规范要求的培训，重要分享公司文化所体现出的标杆事件，帮助新员工了解和理解企业文化，增强核心价值观认同。

最后，公司应真正建立符合企业核心价值观和企业原则的薪酬系统。对内应强调以业绩为导向的核心价值观，在薪酬系统设计上就应该拉大不同表现、不同业绩能力员工的薪酬差距，并且真正让工作表现好、对公司贡献大、业绩优良的员工受到明确的奖励和晋升，并必须通过薪酬体系的调整予以持续体现。

总之，企业文化的变革需要在否定中创新，在创新中超越。组织管理者必须有高瞻远瞩的眼界以及大海般的自我否定的胸怀，才能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创新，超越自我，实现价值。同时，管理者也要认识到在变革中求稳定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事，但是，绝不惧怕变革、求稳怕乱、小富即安与不求进取，为了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必须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变革以使企业持续焕发活力。

变革与守旧篇二

可否既奉行经济实用主义，同时又不失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这样做是否值得？答案是：两者完全可以兼而有之且意义重大。假设我们希望（实际上我们的确希望）生活在一个和平、和谐发展的社会中，那么我们必须在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引入新的价值观，但是不能忽略实用主义的要求，原因在于这是理性经济管理基本的、不可或缺的特点。我们需要采取更加务实的方法，增进多元文化，分享全球化，增进社会凝聚力，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体系。

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之间并无矛盾，因为支撑社会管理过程的核心价值观及其经济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无须为短期经济问题或策略问题牺牲基本原则，而是应当采取与这些原则相适应、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此事至关重要，也为未来政治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收入关系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结论源于一系列长期的比较研究，其正确性不容置疑。收入分配比较平衡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更具可持续性。而且，与贸易自由化和政治制度相比，这些国家的收入关系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显然更大。这表明了未来发展政策应特别注意的方面即收入分配平衡。

一举实现两个目标的可能性尤为重要。这是切实可行的，原因在于一个目标（即社会可持续性收入分配）同时也是实现第二个目标（即经济增长）的一个手段。这种关系没能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及源于这种思想的经济政策所理解，从而产生了一场自我毁灭的严重危机。此外，这种关系也被推动国家资本主义各个方面的经济思想所遗弃，正因如此，国家资本主义的前途也不见光明。现今，我们步入了新实用主义时代。

我并未低估新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对抗的重要性，但这种对立并非决定未来发展的关键。未来将取决于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市场经济（以新实用主义形式为基础）这两种观点的对抗结果。冲突主线将在努力恢复其实力和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和与其敌对的国家资本主义及真正的经济、社会进步概念之间展开。它应惠及广大民众，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精英人士”——这些“精英人士”的行动往往受个人利益驱使，并得到其在政治、媒体和“科学”领域高收入代言人的支持。对任何政治制度而言，如果长期处于大批被贴上遭受社会排斥的“边缘化”标签的经济弱势群体与一小部分生活奢华的“精英”共存的境地，都是没有前途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承认，发达国家（主要指美国和欧盟）推行的、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应注重增加主要来自富裕人口阶层的税收，而非削减主要针对贫困社会群体的预算支出。这一点非常有意义。我们必须立即补充说明，增加国家税收并非总是意味着提高税赋，因为这一目标也可以通过消除免税额和改进应收税款的收缴方式来实现。通常，这种措施将带来有利于增长的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化，并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同样，从长远来看，旨在减少分配不平衡的收入再分配，也有助于自由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此外，在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一个国家可通过减少不均衡分配，而不是只通过数量增长实现社会满意度的大幅提高。这是制定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提示，而且对整个教育体系也应该是个启迪。我们对其了解越多，就越容易把握其方向。不过，这其中也存在风险：因为本文坚持的政策可能转化为平民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此外，鉴于生产增长很容易量化，而社会满意度的估量又很容易被操纵，因此实现的难度更大。

如果降低少许基尼系数，即可显著提高社会满意度，而无需一定要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几个百分点。制定未来经济政策时将越来越多地采取这类举措。因为这样做更容易：一方面，生产量和消费量的绝对水平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目前收入不平衡的程度更甚于前。换而言之，出现不平衡意味着存在很大改善空间。虽然对贫困国家而言，经济增长仍将是今后许多年的首要任务，但对大多数富裕国家来说（收入不平衡水平较低的社会市场经济体除外），针对收入分配的变革将是重中之重。

对于不公正的不平衡，特别是由反常的分配关系引发的不平衡，我们应予以坚决反击——因为它将逐渐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影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社会资本。如果不同专业和社会的团体间彼此猜忌，如果民众不信任他们的政府、政府也不信任民众，如果企业家之间相互质疑，社会资本就不会发展壮大，而是逐步被侵蚀。最终，社会经济就类似一个家庭：即使不存在金钱问题，但成员之间各怀心事，彼此猜忌，万事皆兴也只是空谈。

但是，毕竟资本积累是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要素，主要用于向现有生产能力的现代化和建设新的生产能力投资。收入差距缩小难道不会减弱人民存款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投资建设更好的未来？答案是：根本不会。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我们就不应采取任何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但除了少数例外，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并未找到经验或理论证据证实收入结构更为均衡的社会储蓄和投资更少。针对奥地利、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或其他国家的相关资本形成过程的研究足以说明，这些更为平等的社会，与推行精英型收入划分关系的国家具有同等的储蓄能力。

对比所谓的“大国”经济体与“小国”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分配情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中（1960—1995年），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水平只有约30%的国家（也就是分配不平衡差距更大的国家），投资率或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平均为20.7%；另一方面，拥有较大规模重新分配预算的国家，重新分配预算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50%（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低），投资率平均为20.5%。由此可见，两者间的差距微乎其微。一个国家可以在采取减少收入分配不平衡措施的同时，拥有产生资本影响其未来经济增长的同等能力，而这反过来又决定了民众对目前经济形势的满意度。这是制定新实用主义经济政策的另一重要指导方针。这应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人类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满足这类需求的意愿，是一把双刃剑。它消除了诸多障碍，并通过不断刺激经济，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经济增长。同时，它也是一种破坏性力量，能够模糊人们的心智、破坏喜好、鼓励应受谴责的品质，进而将不理性的元素引入经济发展中。（翻译：张璐晶）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2012年1月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special/kolodko/

变革与守旧篇三

摘要：1660年王政复辟后，英国大学和文法学校进入了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衰退期。由于《统一法案》和《五英里法》的颁布，“不信奉国教者”被赶出大学校园，为了谋生，他们招揽学生，创办学园，一种新的教育机构——“不信奉国教者学园”在英国孕育而生。学园践行弥尔顿、洛克等教育改革家的主张，推行课程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学园在英国的兴起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机构对教育的垄断地位，而且提供了一种课程更加广泛，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式教育，为英国教育的发展指引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不信奉国教者；
学园；
课程

“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如果一种教育形式或者一类学校停滞不前和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那么社会会创造出另一种教育形式或者另一些学校来适应特定的教育需求。”[1]1660至1850年间“不信奉国教者学园”（dissenting academy）在英国的兴起和发展为此作了鲜活的注脚。创办学园最初只是被赶出大学校园的“不信奉国教者”（dissenter，指观点较激进的清教徒）用以谋生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未曾料想的是，学园在英国的发展却持续了近两个世纪之久。学园将弥尔顿（）、洛克（john lock）等教育改革家的理论付之实践，推行课程改革，以适应近代商业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英国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不信奉国教者学园”在英国的兴起

第一，大学与文法学校的衰退呼唤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1660年王政复辟后，国家加强了对大学的意识形态控制，大学在国教的统辖下变得死气沉沉，进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衰退期。“在王权与宗教的控制下，非国教者被排除在大学的圈子之外，共和时期大学展现的些许生机重又被保守的氛围所笼罩，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大学抱守残缺，未能扮演创新的角色。”[2]大学的衰退首先表现为入学人数的减少。在1680至1690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年均入学人数为321人和294人。1690至1700年，两校的年均入学人数分别降至303人和238人。进入18世纪后情况，牛津大学大多数年份的入学人数都在300人以下。与牛津一样，剑桥大学从18世纪30年代起年均入学人数都在200人以下。[3]在大学里，贵族子弟不学无术，他们对学术不感兴趣，只是将上大学作为显现自己身份的一种象征。剑桥大学除少数学院在牛顿的影响下有一些科学研究外，在牛津大学几乎没有任何科学研究。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自传中对18世纪中叶的牛津大学进行了生动描述：我在莫德琳学院度过了14个月，那是我一生中“最闲散和最无效益的时期”。[4]吉本声称为了摆脱这种闲散的生活，他选择离开了牛津大学。

造成当时英国教育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法学校和大学固守古典知识的教学，以培养绅士和国教会牧师为目标，教学内容的狭窄性和培养目标的保守性与时代的发展步伐不一致。

第二，教育改革的理论和主张为学园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大学和文法学校以古典学科和神学为中心的传统教学，遭到了许多清教徒的尖锐批评，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弥尔顿（john milton）。弥尔顿是一位信仰极深的清教徒，他于1625年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但对剑桥的古板课程和低劣的教学质量很不满意。[9]弥尔顿反对古典主义教育中的西塞罗主义，认为学习古典著作应该结合时代要求。在《论教育》一书中，他倡议找一所能容纳12至21岁的约150名学生的宽敞房屋，提供包括中学和大学在内的完整教育。[10]他主张创办一种重视自然科学兼具实科性质的学园。在学园里，学生首先学习拉丁语和英语、然后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地理、航海、工程、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等课程。[11]洛克（john locke）是17世纪末对牛津大学课程的主要批评者。他倡导要将古典著作的教学降到最低限度，主张学科的设置要将古典课程与实用课程结合起来。洛克重视实用学科如算术、几何学、法律、商业算学等实用学科知识的传授。[12]弥尔顿和洛克的教育思想虽然是针对绅士教育而提出的，但他们的主张也为学园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三，新宗教法规的颁布直接助推了学园在英国的兴起。1660年王政复辟后，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加强了对牧师和教师的控制。1662年的《统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规定所有牧师、大学教师、学校教师都要签字声明遵奉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规定教师须有主教颁发的许可证才能任教，否则要处以罚款或监禁。法案还规定“不信奉国教者”不得担任教师，禁止在大学获得学位。受此法案的影响，约2000名牧师（包括大学里的教师）被作为异教徒而遭到驱逐，非国教徒学生被大学拒之门外。[13]1665年，查理二世又颁布了“五英里法”（five miles act）。法令规定：“在英格兰王国内，凡选派议员进入国会的市，有市的特权的邑或自治市，在五英里以内禁止任何牧师传教或任何教师进行教学”，违者罚款40英镑，监禁6个月。[14]《统一法案》和《五英里法》的颁布，使“不信奉国教者”无法进入大学接受教育。为培养本教派的牧师，被赶出校园的“不信奉国教者”教师不得不创办自己教育机构——“不信奉国教者学园”。

二、“不信奉国教者学园”的发展概况

第一阶段：古典时期（1662-1690）。早期学园都是由被驱赶出来的大学教师创办，他们在家中为自己和友人的儿子进行教学。这种学园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以一间房屋为教室，另一间房屋作为寝室和食堂，大一点的学园才会有几间专用的房间。[15]136学园的学制通常为四年，学生在入学园时须具备一定的古典知识基础。

学生在房间里自由讨论

在每周星期四，学生要在导师的指导下举行公开辩论，在每周星期六晚祷前的5-6点钟，要对赞美诗或圣经中的韵文进行分析并发表评论性的讲演。

毫无疑问，在此期间古典学科在课程中仍占主要地位，其次才是逻辑学、修辞学、数学、神学以及法律。拉丁语是学园里的主要用语，不仅所有的讲座都使用拉丁语，而且学生在晚祷前都必须讲拉丁语，写作和辩论也都要求使用拉丁语。[7]58当然，也有少数学园例外，如在丹尼尔·笛福就读的纽灵顿·格林学园，所有的讲座都使用英语。

第二阶段：从古典向近代的过渡（1691-1750）。通过“光荣革命”，荷兰执政官威廉取得了英国王位。上台后，他对清教徒做了让步，于1689年颁布了《宽容法令》（toleration act）。法令规定如果非国教徒（nonconformists）（天主教徒除外）承认君主为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对国王宣誓效忠，并签署《三十九条信纲》，就可以免于处罚。[8]135《宽容法令》正式承认了英国的宗教多元化。[17]《宽容法令》的颁布，推动了新学园的创办，使学园的发展进入了高峰期。

学园的课程表表明学园在坚持以神学为中心的同时，也引入了一些自然科学如天体力学、解剖学、自然和实验哲学以及近代实用学科如罗马法、几何学、地理学等。奥黛（rosemary oday）就形象地将学园说成是一所提供现代教育的神学院。[16]214在这一时期，古典学科尽管依然重要，但拉丁文只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使用。到该阶段的末期，所有的讲座都使用英语作为教学用语。

第三阶段：现代化时期（1750-1850）。第三阶段学园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学科教育的重心已转向了科学和商业等现代学科。该时期所有的讲座都使用英语。该阶段新建立的学园不多，在帕克的著作中，提到的学园仅有三所，即埃克塞特学园（exeter academy， 1760-1786）、伦敦学园（london academy， 1760-？）和沃灵顿学园（warrington academy，1757-1783）。墨西尔提到的学园有达温奇学园（daventry academy）、曼彻斯特学园（manchester academy）学园、哈克尼新学园（hackney new college）等。

塞登（john seddon）创办的沃灵顿学园是这一时期最典型的学园代表。该学园在教会和大商人的支持下，从曼彻斯特获得94英镑10先令，利物浦46英镑4先令，伯明翰44英镑12先令6便士，沃灵顿31英镑15先令6便士的捐款。[7]105沃灵顿学园在1757-1783年间共培养了393名学生，其中法律专业的学生为22人，医学专业24人；
神学专业52人；
商业专业98人；
情况不明的人数为197人。[7]107如果不计专业情况不明的学生，学习商业的学生恰好占总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商人捐赠对学园的培养目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适应商业社会的需要，学园对课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如沃灵顿学园就专门为那些想经商的学生推出了一个三年特别计划。第一年学习算术、代数、几何、法语、语法、修辞；
第二年学习数学（主要是三角学）、自然哲学、天文学、法语；
第三年学习自然哲学、化学等。[19]51在此特殊计划中，实用学科被提到了非常突出的地位。在该学园的所有导师中，以艾肯（john aikin）和普里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最为著名。艾肯是位神学博士，他学识广博，不仅精通道德、政治、形而上学，而且懂得希伯来语、法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他于1758-1761年开设了古典学讲座，后来又开设了神学讲座，并在1761-1780年间成了该学园的负责人。

对课程走向现代化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是普里斯特里， 他在《论通识教育课程——为了文明和积极的生活》（essay on a course of liberal education for civil and active life）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教育要为商业发展服务。他还为学生编写了《英语语法入门初步》（rudiments of english grammar）教材。在前言中，他写道：“将英语语法纳入学校无需辩驳，熟练地掌握英语在各行各业中都非常有用，对所有接受通识教育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7]113-115普里斯特里不仅倡导课程改革，而且身体力行，作为语言和文学讲师，他还教授化学、解剖学、历史和地理等课程。此外，他还鼓吹观察——实验法是探求真理的唯一途径。[19]49他在沃灵顿学园工作的时间虽然很短（1761-1767），但其思想主张及其教育实践对推动英国教育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史密斯（j. w. ashley smith）声称，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学园对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三大贡献：第一，在英国，学园最早运用实验的方法对科学进行教学；
第二，在课程方面，调整和确立了新的教学大纲；
第三，教师及时追踪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态，并及时更新教学内容。[20]不过，“不信奉国教者学园”在课程中强调科学，并不是基于工业实用目的而是出于宗教神学因素的考虑。因为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地球与宇宙的其他天体都是上帝创造的产物，因此，对它们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虔敬行为。

三、“不信奉国教者学园”的总体特征

第一，课程内容极其广泛。为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学园敢于打破陈规，大胆创新。除了传统的古典拉丁文和神学外，学园还增设了自然科学和商业等实用课程。即使是培养牧师，学园也并不局限于古典知识的教学，而提供了内容更加广泛的教育，如为了培养合格的教区牧师，学园里教授的科目有演讲、修辞、布道、语言哲学、语法、逻辑、道德与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速记等。在整个18世纪期间，学园还涉猎了一些新领域以及一些正在发展的新学科如算术、代数、三角学、对数、天文学、测量学、气象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化学和解剖学。[21]一些与近代商业相关的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也在学园里传授。一些学园还开设专业化的课程如商业、测量、航海和军事等。当牛津和剑桥在课程方面因固守传统而背离了时代要求之际，学园则因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现化化课程而成了英国教育改革的先驱者。

总之，王政复辟后，由于《统一法案》和《五英里法》等法规的颁布，“不信奉国教者”被赶出了大学校园，迫于生计，他们创办了学园。这种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使英国教育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与当时英国大学死气沉沉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帕克声称在1660-1800年间，若非“不信奉国教者学园”的出现，英国教育发展史必然是一片阴暗和贫脊的景象。[7]46此论断虽过于武断，但学园在英国教育发展史中的地位却不容抹杀。学园在英国的兴起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机构对教育的垄断地位，而且提供了一种课程更加广泛，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式教育，为英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学园的发展史不仅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首先，要推动高等教育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美国高等教育思想家克尔（clerk kerr）指出：如果不特别指出何种教育，只是泛泛而谈教育对国家发展的贡献，是会犯错的。一种教育对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群可能非常有益，而对其他环境下的不同人群则可能同样程度地有害。[25]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们的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发展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势在必行。发展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既培养精英人才，又培养实用性人才，以满足社会对多方面人才的需要。不过，在注重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同时要注意多样化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以实现高等教育机构功能的优化。其次，在课程设置上，大学的课程设置要紧密结合时代的要求，做到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既要注重课程的实用性，但也不能急功近利，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第三，更新教学方法，营造一种融洽的教学氛围。多尔认为新型的师生关系“将更少地体现为有知识的教师教导无知的学生，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群个体在共同探究有关课题的过程相互影响。”[26]教学不是单纯知识的灌输，授课形式应多样化，教师应鼓励学生进行思考，鼓励学术争鸣，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曾山金）

变革与守旧篇四

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km）就是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新的途径，知识管理是利用集体的智慧提高企业的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包括几个方面工作：建立知识库；促进员工的知识交流；建立尊重知识的内部环境；把知识作为资产来管理。

1、企业再也无法独占资讯，必须将它普及、广为利用，使之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

——巴利德(christopher bartlett)与戈夏勒(sumantra ghoshal)

2、知识工作者应该被视为志愿工作者来管理。

——彼得•德鲁克(peter r)―《德鲁克看亚洲》

3、知识本身就会淘汰知识，而且非常快。

——彼得•德鲁克(peter r)―《德鲁克看亚洲》

4、在知识型社会中，不断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被教育的知识都可称作智慧。

——彼得•德鲁克(peter r)―《德鲁克看亚洲》

5、知识不同于其他资源，因為知识会不断自我淘汰。

——彼得•德鲁克(peter r)―《经理人的专业与挑战－自序》

6、要知识工作者有生产力，要把他当「资产」，而不是「成本」。

——彼得•德鲁克(peter r)―《加州管理评论》

7、知识工作者在工作、任务和责任上，都必须持续创新。

——彼得•德鲁克(peter r)―《加州管理评论》

8、知识工作者必须自我管理，也必须拥有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