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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作者篇一
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从唐代开始人们就多有猜测，主要有四种说法：甲、此诗系为房琯、杜甫二人担忧，希望他们早日离开四川，免遭剑南节度使严武的毒手;乙、此诗是为躲避安史之乱逃亡至蜀的唐玄宗李隆基而作，劝喻他归返长安，以免受四川地方军阀挟制，丙、此诗旨在讽刺当时蜀地长官章仇兼琼想凭险割据，不听朝廷节制：丁，此诗纯粹歌咏山水风光，并无寓意。
这首诗最早见录于唐人殷璠所编的《河岳英灵集》，该书编成于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由此可知李白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最迟也应该在《河岳英灵集》编成之前。而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发生，唐玄宗安居长安，房(琯)、杜甫也都还未入川，所以，甲、乙两说显然错误。至于讽刺章仇兼琼的说法，从一些史书的有关记载来看，也缺乏依据。章仇兼琼镇蜀时一直理想去长安做官。相对而言，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客观，接近于作品实际。
一般认为，这首诗很可能是李白于公元742年至744年(天宝一年至天宝三年)身在长安时为送友人王炎入蜀而写的，目的是规劝王炎不要羁留蜀地，早日回归长安，避免遭到嫉妒小人不测之手。
李白《蜀道难》艺术风格表现特点。
(一)大胆的夸张。
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夸张是最常使用的表现手法，夸张往往会给予读者心理和生理以极大的刺激，既能使事物的本来面貌真实地呈现出来，同时又产生了强烈的力量和动人的艺术效果。在《蜀道难》这首诗歌中，李白恰恰很好地运用了这种夸张的手法，充分体现了蜀地山川的巍峨险峻，通过夸张手法的运用，对山、水、情、事等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和描写，突出了山水的本质特征，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种比原来的形象更加丰满和具体的姿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撼效果和深刻的感受。现实生活中，其实不存在这种“连峰去天不盈尺”的景象的，但在艺术作品中却可以采用，这是艺术家们的权利，既不歪曲事物的形象特征，同时又达到一种“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的艺术魅力，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客观事物的`真实形象，通过夸张的表现手法，生动、真实、立体、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神奇的想象。
表现事物形象的基本手法就是想象，它是艺术构思的灵魂，所谓“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就是将艺术形象从无到有，通过丰富的想象力，成功地表现出来。杜甫曾给予李白的诗风以极高的评价“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唐人殷瑶也曾这样评价李白的《蜀道难》，可谓是“推奇又之奇”。二人都认为在李白的诗歌中，具有非常奇特的想象力，可以用“纵逸”来形容，简直是超乎人的想象力，层出不穷、变幻莫测，他的想象空间辽阔深远、无所能及、忽而白昼、忽而月夜、忽而深谷、忽而高山，诗人纵横驰骋，借助于这种奇特、自由而又丰富的想象力，将蜀道山川间的黄鹤之飞、六龙回日、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超乎寻常的艺术形象，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在自己的诗篇中，通过对这些艺术形象的组织和再现，很好地诠释了作品主题，诗歌也因此产生了一种飞腾神奇、直抵九霄的气势。
(三)浓烈的感情。
想象和夸张的表现手法，都是在诗人的驾驭和主观情绪支配下进行的。作家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必须达到一种“观海则意溢于海”、“登山则情满于山”的意境，这样艺术作品的创作，才能达到一种鲜明、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境界。纵观《蜀道难》全诗，字里行间都有一种惊异、赞叹的情绪流露出来。如诗的开始，就发出一声惊叹“噫――吁喊!危乎――高哉!”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非常强烈的。其后通过描绘每一段具体的事物，每一句诗句都是诗人主观感受的抒发。先描绘，后感叹，在读者心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能更加清晰地认识自然事物的风貌。
(四)语言形式的灵活多变。
作为乐府古体，《蜀道难》这样的诗歌主题，并没有严格限制韵脚、平仄、句数和字数，采用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李白对这种诗歌体裁的特点能充分地掌握和灵活地运用，使诗歌的语言风格和形式更加流畅生动、行云流水、活泼自由。全诗的句型长短错落有致，这是根据内容而定的。长句的运用，是前半部分诗的主要特色，通过运用夸张手法，形象地表现出蜀道的高山险峻、气势恢宏、畅达奔放。而后半部分多用四字短句来描写剑阁的险象环生、跌峦起伏、跳荡有力，通过这种语言节奏来释放作者紧张惊恐的情绪。诗人正是通过这种千句一律、平平板板、纵横崛奇的语言形式，表现出变化多端、动荡起伏、充沛强烈的情感，将内心丰富的情绪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五)诗歌节奏的和谐灵动。
《蜀道难》这首诗，读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音律和谐，从开篇的“使人听此凋朱颜”到诗歌的后半段，韵脚都在随着内容表达需要而发生改变，让整首诗读起来都动人、雄壮、极具诗歌的音韵美。七言句是句式的基本句，句式灵活多变，既有骈体，有着散文笔意，极好地服务于主题。诗人为了将蜀道之难更加突出的表现出来，写下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同时在诗首、诗中和诗末反复三次运用，言有尽而意无穷，读来荡气回肠、低回哀婉，寄寓了诗人对人生的无限感慨。
(六)铺述中融入传说和神话，使诗歌的纵深感增强。
李白的诗歌，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在对蜀道的描绘时，将传说和神话融入进去，使诗的意境更加丰满，开篇连用一个夸张、两个惊呼、三个感叹，出语不凡，强烈地表达了诗人在面对险峻蜀道时所发出的由衷的赞叹。继而诗歌又峰回路转，开始铺设蜀道的传说和神话，“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人将笔触伸向远古时代，对秦地沟通、蜀国开国的历史进行描述。“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诗人以空间为序，对中段的高峻险恶、北段的盘旋曲折进行了铺述，最后集中笔墨对剑阁进行描绘，体现了天下雄关的恐怖峥嵘，既使诗的意境进一步拓宽，又泾渭分明，使诗歌的纵深感进一步增强。
世说新语作者篇二
《世说新语》是南朝时期所作的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又名《世说》。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
《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它原本有八卷，被遗失后只有三卷。
世说新语作者篇三
答案：
刘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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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中国南朝宋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是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全书原八卷，刘峻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政事、文学、方正、德行、言语、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从这部书的资料来看，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又有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可能是出自多人之手，刘义庆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都参加了它的编撰。
《世说新语》是中国最早的小说，在此之前，人们都已“三教九流”为代表，不把“小说家”列入其中，认为他是不正经的家派。可三教九流全是说理的，于是有人便准备写一部小说，此人便是刘义庆。他开创了中国小说界的先河，为后人写小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版本简介。
《世说新语》流传较早版本为南宋刻本，现知三种：日本尊经阁丛刊中影印的宋高宗绍兴八年刻本（余嘉锡认为属三刻本中最佳）、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陆游刻本和清初期徐乾传是楼所藏宋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值得注意的是，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陆游刻本明朝嘉靖间袁尚之嘉趣堂有重雕本。书分三卷，每卷又分上下。清道光年间周心如纷欣阁重雕袁本，稍有刊正。光绪年间王先谦又据纷欣阁本重刻，称思贤讲舍本。
作者。
刘义庆（403～444）字季伯，原是南朝宋彭城（现江苏徐州）人。曾任南兖州刺史，爱好文学。《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人编写的古代笔记小说，被鲁迅称为“一部名士教科书”。校注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版）、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著有几种《世说新语》注。
中外译本方面，有马瑞志的英文译本、brunobellaire的法文译本和目加田诚等的多种日文译本。
全书字数：整书近八万字。
世说新语作者篇四
刘义庆生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祖籍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后迁居丹徒之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刘义庆本来是刘道怜的次子，刘道怜是宋武帝刘裕的中弟，封长沙王。可是因为刘裕的幼弟刘道规没有儿子，便把刘义庆过继为嗣子。
这刘道规少年时便有大志，才能也在众宗室之上，深为刘裕喜爱。东晋后期刘裕征讨桓玄时，就是在刘道规的配合下，击败了桓玄。刘道规因此被封为振武将军、义昌太守。后来一直历任要职，不幸于义熙八年(412)病逝。刘裕建立南朝宋后，赠刘道规为大司马，追封临川王。本来宋文帝刘义隆小时候是由刘道规养大的，刘裕已经打算让刘义隆继承刘道规，可是大家都觉得按照礼教的规定，一个人不能同时继承两份家业。于是刘道规便把刘义隆还给刘裕，而将刘义庆定为继承人。
刘义庆幼年时候就受到宋武帝刘裕的赏识，他常常拍着刘义庆的小脑瓜喜爱地说：“这是我们家的丰城宝剑啊(传说江西丰城地下藏有龙泉、太阿宝剑，后世常以“丰城剑”赞美杰出人才，或杰出人才有待识者发现，见《晋书·张华传》)!”十三岁的时候，刘义庆就袭封为南郡公，除给事，按谦让的规矩没有上任。义熙十二年(416)，刘义庆十四岁的时候，便跟随长辈讨伐长安，还拜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没上任，改为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复督淮北诸军事，等等。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十八岁时，袭封临川王，徵为侍中。元嘉元年(424)，二十二岁时，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徙度支尚书，迁丹阳尹，加辅国将军、常侍并如故。
当时有一个名叫黄初的老百姓，他的妻子赵氏失手将自己的儿媳妇杀死。这本来是死罪，遇到赦免没有处死，但却要押送到很远的地方，以防她的孙子为母亲复仇。对此，刘义庆上书说：“按照《周礼》的规定，像父母受到外人杀害这样的深仇大恨，一定要避仇海外。即使是在热闹繁华的市场相遇，也要刀兵相见。这是因为杀父杀母之仇，为莫大之仇，非报不可。可是家族内部亲人之间的骨肉相残，有时很难把道理讲得很清楚，所以常常要在法律之外裁以人情。而且礼制对于有过失的人也要宽恕，法律也没有与祖宗为仇的条文。况且赵氏这次杀人，本来是由于酒后失手，加上年老昏耄。哪能用她因年老昏耄而酒后失手，作为她戴枷长行，与孙为仇的理由呢?臣以为这位孙子如果能够含悲忍痛，与自己的祖母同天共域，既不违儿子的道义，也无亏于孝道。”这番话合情合理，赢得了大家的支持。
然而从文帝刘义隆开始，情况就发生了一些不利于刘义庆的微妙变化。本来刘裕选定的继承人是刘义符，也就是宋少帝。但刘裕去世时刘义符仅十七岁，所以宋少帝即位后权力实际上是掌握在受命辅佐他的三位大臣徐羡之、傅亮和谢晦手中。因刘义符年轻无知，游狎无度，不问政事，加上北魏边患频繁。三位辅政大臣忧于国事，决定废掉少帝和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迎立刘裕的第三子宜都王刘义隆为帝，也就是宋文帝。上台后的刘义隆并没有因为三位辅政大臣拥立自己而重用他们，反而在元嘉三年(426)以弑君的罪名将他们一个个处死，同年还杀死了吴郡太守徐佩之。
不仅如此，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悲剧，他加紧了对其它大臣包括自己兄弟和宗室的肆虐杀戮和严格控制。在刘义隆的兄弟中，刘义康算是才能过人的一位。他也曾一度与王弘一道辅政，王弘因病推谦，他便大权在握，权倾天下。也正因为他锋芒毕露，才招致刘义隆的猜忌和迫害。元嘉七年杀兖州刺史竺灵秀，十三年杀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十七年杀彭城王刘义康的死党丹阳尹刘湛及其它亲信。刘义康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出任江州刺史。元嘉二十年杀雍州刺史刘道真、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刘义庆死去的次年(445)，免彭城王义康为庶人，杀范晔等。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大军南下，刘义康当时废居广州。文帝刘义隆担心刘义康趁机作乱，于二十八年正月赐义康死。这些被杀戮的大臣和宗室多属无辜。以檀道济为例，在宣布他罪行的诏书中，只有“空怀疑贰”，“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等空洞不实的诬陷之词，所以檀道济被捕时愤恨地喊道：“坏汝万里长城!”刘义隆的这些举动实际上拉开了刘宋王朝骨肉相残和滥杀无辜的序幕。宋文帝以后，孝武、明帝也都猜忌异常，宗室多遭诛杀。所以萧道成临终前告诫其子萧赜说：“宋世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南齐书·长沙王晃传》)据清人汪中《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刘宋六十年中，皇族一百二十九人，有一百二十一人被杀，其中八十人为骨肉自相屠杀;又据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统计，刘宋皇族一百五十八人，子杀父者一，臣杀君者四，骨肉相残杀者一百有三，被杀于他人者六。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义庆不能不加倍小心谨慎，以免遭祸。本传言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这实际上是借故离开京城，以远离是非之地。尽管文帝下诏劝解宽慰，但架不住刘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刘义庆终于得以外镇为荆州刺史。刘义康的被贬，对其他兄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文帝的另一弟衡义王义季鉴于刘义康的灾祸，“不欲以功勤自业，无它经略，唯饮酒而已”，“为长夜之饮，略无醒日”(《宋书》卷六一《武三王传》)。这与刘义庆的心态如出一辙。而外镇后的刘义庆仍然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旧唐书·音乐志》云：“《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为帝所怪，征还宅(此字有误，疑当作‘京’字)。大惧，妓妾夜闻乌啼声，叩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此事又见旧题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上“乌夜啼”条：“右宋临川王义庆造也。宋元嘉中，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郡。义庆时为江州，相见而哭。文帝闻而怪之，征还宅。义庆大惧，妓妾闻乌夜啼，叩斋阁云：‘明日当有赦。’及旦，改南兖州刺史。因作此歌。”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刘义庆对刘义康显然有同病相怜、兔死狐悲之感。刘义隆的警觉和责怪更是使他如同惊弓之鸟。正因为如此，本传中才记载他“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
值得细细品味的是，《宋书》的作者沈约没有明确说明“世路艰难”的内涵是什么。其中的奥秘可能与写作年代和取材有关。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考证，沈约修《宋书》时，除宋末十几年的事迹之外，都是沿用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在宋代所修的旧史，所以一百卷的大书能在一年内完成。周一良先生《〈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一文据此认为，何、山、苏、徐等人修本朝的历史，必然多有顾虑，不敢秉笔直书。“所谓‘世路艰难’，我想就是刘宋旧史里的隐晦之词，而被沈约沿用下来。……刘义庆的遭遇和《世说新语》成书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从义庆本传里的四个字可以窥见消息。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
至于“不复跨马”，周一良先生认为东晋南朝后期骑马一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野心的表现。如南齐时王融欲乘齐武帝病笃，拥立竟陵王子良为帝，故“晚节大习骑马”，“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凑之”(《南齐书·王融传》)。又如《梁书·南郡王大连传》言梁武帝问大连与兄大临，“汝等习骑不”?对以“臣等未获诏，不敢辄习”。说明皇帝之孙不得诏令犹不敢擅习骑马。这个看法十分精到，然查查史书，可以发现骑马一事在魏晋六朝时期涵义似更为广泛，颇有广义上政治的寓意。
元嘉十二年(435)，朝廷让内外群官向朝廷举荐人才。刘义庆上书举荐了武陵龚祈和处士师觉。这两个人都是既有才学，而又心志高洁之士。举荐这样的人才，也可以看出刘义庆的人格追求和向往。元嘉十六年(439)，刘义庆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数郡，任江州刺史。元嘉十七年(440)，任南兖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
刘义庆在广陵(今江苏扬州)的时候，不幸患病。那时正好有白虹贯城，野鹿入府。刘义庆是个迷信的人，见到这些所谓不祥之兆，心里十分恐惧，便执意要求返回。宋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回京后不久，元嘉二十一年(444)，刘义庆在京城病故，时年四十二岁。朝廷追赠侍中、司空，谥号康王。
刘义庆不仅是一位王公贵族，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
《宋书·刘道规传》在介绍刘义庆的文学事迹时，说他为人性格简素，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爱好文义。他的作品虽然不多，水平也还不算出类拔萃，但却足以成为诸位宗室的表率。刘义庆还利用他身为临川王和官居要职的特殊身份，大力招揽文学之士，不管远近，都尽力网罗。像太尉袁淑，在当时文名很盛。刘义庆在江州时将袁淑召为谘议参军。其余像当时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如陆展、何长瑜、鲍照，都是文学史上的赫赫有名的一代文学大家。刘义庆都将他们召在自己身边，委以官职，探讨文学，从而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一个很有文学氛围的沙龙集团。因为这个缘故，就连宋文帝给刘义庆写信的时候，也要再三字斟句酌，生怕让刘义庆挑出什么毛病，见笑于大方之家。
与刘义康和刘义季相比，刘义庆更多地具有文人的气质和修养。刘裕对他的“吾家丰城”之誉，应当包括他的文采和才华。根据《宋书·刘道规传》的记载，刘义庆著有《徐州先贤传》十卷。刘义庆祖籍彭城原属徐州，为徐州老一代贤达人士作传，表彰嘉言懿行，其中当然有着浓重的乡土之谊。又模仿班固《典引》著《典叙》，“以述皇代之美”，这应当是赞述宋王朝的建国历史。《南史·刘道规传》记载刘义庆的著作还有《集林》二百卷，这大概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类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他的《江左名士传》一卷、《宣验记》十三卷、《幽明录》二十卷、《世说》八卷、《宋临川王义庆集》八卷、《集林》一百八十一卷;两《唐志》另外著录他的《后汉书》五十八卷、《小说》十卷。除《世说新语》外，其它各书均已亡佚。其中《宣验记》和《幽明录》后人有辑本，《集林》存少数佚文。另《初学记》卷一六、《艺文类聚》卷四四引录他的《箜篌赋》，《艺文类聚》卷九一引录其《山鸡赋》，《全宋文》卷一一辑录他的《鹤赋》，本传引录他的《荐庾寔等表》和《黄初妻赵罪议》，《全宋诗》卷四辑录他的《乌夜啼》和《游鼍湖诗》等。由于他以文采见长，所以本传说就连刘义隆给他写信的时候，都要“常加意斟酌”。
现存各种版本的《世说新语》的作者都署为刘义庆，其实这个题法还有些疑问。因为当时刘义庆在自己身边聚揽了很多著名文人，所以有人认为这部书也许不一定完全出自刘义庆之手，或许是他和身边那些文人一起编撰的。像本传中所提到的袁淑、何长瑜、鲍照等，都可能是《世说新语》一书的参与编撰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鲁迅所说的“裴郭二家”是指东晋时裴启所作的《语林》和郭澄之所作的《郭子》。因为《世说新语》书中采用了很多这两部书及郭颁《魏晋世语》、袁宏《名士传》的内容。这个说法虽然还不能成为定论，但作为了解《世说新语》作者的一家之言，还是有些参考价值的。所以，从广义上说，《魏晋世语》、《语林》、《郭子》、《名士传》的作者都可以视为《世说新语》的原始作者;从狭义上说，刘义庆身边的那些文人也都有可能参加了本书的辑撰工作。刘义庆对本书的重要贡献也许主要在于组织和定稿的工作，所以称他为《世说新语》的主编还是没有问题的。
世说新语作者篇五
关于《世说新语》的著者，自《隋书·艺文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历代著录所记，均为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1），然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提出了异议。鲁迅先生认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亦未可知也。”[1]自鲁迅先生“成于众手”之说一出，至今聚讼多多，难有定论。能够当代研究《世说新语》的两本博士论文为代表：一是王能宪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的作者即为刘义庆；另一本为范子烨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乃成于众手，其余作者还有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两书均有超多考证分析，此处不敢妄断。由于《世说新语》乃“采缉旧文”之作，遍寻当世同类型作品（如西晋郭颁《魏晋世语》、东晋裴子遐《语林》、郭澄之《郭子》），魏晋史书（如《魏书》、《晋阳秋》等等）以及相关杂著（如《高士传》、名门大族的家谱），[2]所涉材料宏富。义庆广招文学之士，他在编撰《世说新语》一书时，手下诸彦为之搜罗材料，乃至润色整饰，是合乎情理大有可能的，因此，折衷地说，能够视为此书乃刘义庆担任主编，袁淑等人或有参与的一部著作，而义庆的主持之功当是无疑的。
《世说新语》的卷帙，史料记载亦多不一，刘盼遂先生在唐写本《世说新书》跋中说：
对于《世说》的八卷、十卷之歧出，刘盼遂先生认为义庆原书八卷，孝标因其繁重，厘为十卷，王能宪先生依此论。而杨勇先生秉其“两书合行”之说，认为义庆原书与孝标注合行之后乃成十卷，而《南史》载为十卷乃是采用合行之本，亦难断定孰是孰非。[5]到了宋代，经晏殊删定，《世说新语》成为三卷三十六门的通行本，流传至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4页。
[2]详参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第一章“《世说新语成书考辨》”第三节“材料来源与编撰”。
[3]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一文与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一书皆有详细考证，对于此书的异称，二人给出的结论颇有不一样，杨勇先生认为，“盖《隋书》所录者，义庆《世说》八卷，刘孝标《世说注》十卷，必属分别单行之本，故而分别入录；今顾野王所撰，则将孝标注散附义庆书中，使两书合行，通为三卷本，故名‘《世说新书》’，今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颖式即然。”（《杨勇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第442页）而王能宪先生则提出，《世说新书》与《世说新语》，“二者非但不是‘后起之名’，甚至有可能都是此书的原始名称。大约义庆此书一出，便有这样两种好处相近的异名同时流播人间，而人们习于省称，故唐宋史志或类书多以《世说》著录之，而《新书》、《新语》之名反而不显。”（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28页。）因为史料阙如，两说皆属推测，难有定论。
[4]《清华学报》二卷二期，转引自杨勇：《杨勇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444页。
[5]但是，杨勇先生所持的“两书合行”之说，有一难解之处，他在论述《世说新书》之名的来源时，指出顾野王合两书，“通为三卷本”，而在分析十卷本之出时，称“此乃梁陈间，有合二刘书撰为《新书》者，唐世颇多十卷之本，《南史》殆是据《新书》入录”，则梁陈间《新书》为十卷本，与顾野王所著三卷本定非同一版本。如若梁陈间另有他人合两本为一，而成十卷本，则未见诸史料，故此说推断的意味甚浓。
[6]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71页。
[7]详参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第二章“《世说新语》的版本”一节。
[8]以上论述参考了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一文及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一书。
[9]本章后面附有《世说新语》的当代主要版本。
世说新语作者篇六
《世说新语》这部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的逸闻轶事，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纵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从中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世说新语》所记虽是片言数语，但内容非常丰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其清谈放诞的风气，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仿照此书体例而写成的作品更不计其数，在古小说中自成一体。书中不少故事，或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素材，或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鲁迅先生称它为“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
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王谠的《唐语林》、明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等，都深受其影响。《世说新语》中的“谢女咏雪”、“子猷访戴”等故事，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另有一些故事，则成为戏剧家小说家创作的素材。
世说新语作者篇七
答案：刘义庆。
《世说新语》这部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的逸闻轶事，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述，纵观全书，能够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经过这些人物形象，能够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从中能够看到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世说新语》所记虽是片言数语，但资料十分丰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其清谈放诞的风气，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之后小品文的典范，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仿照此书体例而写成的作品更不计其数，在古小说中自成一体。书中不少故事，或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素材，或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鲁迅先生称它为“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
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王谠的《唐语林》、明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等，都深受其影响。《世说新语》中的“谢女咏雪”、“子猷访戴”等故事，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另有一些故事，则成为戏剧家小说家创作的素材。
《世说新语》是中国最早的小说。在此之前，人们以“三教九流”为代表，其中没有“小说家”。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拘谨的家庭。然而，所有三大宗教和九大流派都在推理，所以有人正准备写一部小说，而这个人就是刘义庆。他开创了中国小说的先河，为后世的小说创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义庆(403~444)，南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曾是南兖州刺史，酷爱文学。《世说新语》是他组织的一群人写的一部古代笔记小说。鲁迅称之为名人教科书。余嘉锡的《世说新语鉴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徐振娥的《世说新语焦健》和杨勇的《世说新语焦健》是该书的校注。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为《世说新语》写了几篇注释。
就中外翻译而言，有马瑞志的英文译本、布鲁纳贝利的法文译本和马卡托等人的几个日文译本。
书中的文字:整本书将近80，000字。
《世说新语》是刘义庆和门下文士博采众书编纂润色而成。原书八卷，今本作三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记述汉末至晋宋间士族阶层人物的言谈逸事，较全面地反映出当时士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虽有标榜名士风度、崇尚清谈等消极因素，但也有一些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残暴奢淫、表彰美德懿行的记述。其艺术成就较高，鲁迅说它“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丽”(《中国小说史略》)。语言精练，隽永传神，对后世笔记文学影响甚大，模仿它的著作不断出现。书中不少故事，如“周处除三害”“祢衡击鼓骂曹”“温峤娶妇”“望梅止渴”“曹植七步成诗”等，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素材;“新亭对泣”“谢女咏雪”“子猷访戴”等，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梁时刘孝标为此书作注，所引书四百余种，今多不存，故甚为世人所珍重。
祖籍南宋彭城，现居京口。南朝时，长沙刘金标道连的次子宋武帝刘裕的侄儿、临川的叔父刘道贵无子，以刘义庆为嗣。刘义庆是刘崧·无棣的侄子。他在国王中十分杰出，受到高度评价。
13岁时，他被任命为南郡的一名官员，之后收养了他的叔叔刘道贵。所以，他被封为临川王。刘义庆从小就喜欢文学和智慧。他赢得了宋武帝和宋文帝的信任，受到了礼遇。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和小说集。该书不仅仅记录了汉魏至东晋贵族的言行轶事，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风气，并且语言简练，人物形象生动。所以，该书自出版以来一向受到学者们的喜爱和重视。像关汉卿的杂剧《御景台》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样的戏剧和小说经常从中找到素材。
当然，因为当时刘义庆人在扬州，听到了很多风土人情，所以《世说新语》也记载了一些当时发生在扬州的故事。例如，成语“怪异”为后世所熟知。这是因为，前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殷浩，被革职之后，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他每一天只用手指写字和画画空。扬州的官员和人们都在跟踪他的一举一动，并暗中观察到他只是在写“奇怪”这个词。仅有那时，每个人才明白他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他的不满。
不幸的是，《世说新语》一写出来，刘义庆就因病离开扬州，回国后不久就英年早逝了。他仅有41岁。哀悼并追赠“康王”称号。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卷帙门类亦有不一样。《世说新语》是南朝宋时所作的文言志人小说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坊间基本上认为由南朝宋刘义庆所撰写，也有称是由刘义庆所组织门客编写。
《世说新语》依资料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先分上，中，下三卷），上卷4门，包括：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9门：包括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下卷23门：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棲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侈汰、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
每类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有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其资料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是都贴合史实。
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于前人的'记载。
《世说新语》的编纂成书，固然与刘宋家族对魏晋风流的喜好和社会各层人士对魏晋风流的追慕有关，然而刘义庆之所以对魏晋士人情有独钟，还有他个人身世的内在原因。
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刘裕对其恩遇有加。公元424年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刚登基便先后杀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拥立功臣。宋文帝性情猜忌狠辣，因为担心自我重蹈少帝被弑的杯具，严格控制并杀戮了很多功臣和宗室成员。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义庆不得不加倍细心谨慎，以免遭祸。本传言“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这实际上是刘义庆借故离开京城，远离是非之地。尽管文帝下诏劝解宽慰但架不住刘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刘义庆最终得以外镇为荆州刺史。
外镇后的刘义庆仍然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他开始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修改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
刘义庆《世说新语》的编纂时间大约在公元439年至440年任江州刺史期间，这两年间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元嘉十六年刘义庆在担任江州刺史时招揽了许多文人，“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按照《世说新语》一书成于刘义庆及其门客众手的说法，这是《世说新语》编纂的恰当时机；二是元嘉十七年刘义庆调任南兖州刺史，前来接任他江州刺史职位的正是遭到贬斥，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的刘义康。兄弟二人在江州见面后的悲恸情绪受到文帝刘义隆的责怪。刘义庆所以寻求在魏晋文人的精神气质中得到化解和超脱，因而与编纂《世说新语》一书紧密相关。
《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能够看到，魏晋时期谈玄成为风尚，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世说新语》这部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的逸闻轶事，是研究魏晋风流的优秀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述，纵观全书，能够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经过这些人物形象，能够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世说新语》所记虽是片言数语，但资料十分丰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其清谈放诞的风气，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之后小品文的典范，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仿照此书体例而写成的作品更不计其数，在古小说中自成一体。
书中不少故事，或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素材，或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鲁迅先生称它为“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王谠的《唐语林》、明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等，都深受其影响。《世说新语》中的“谢女咏雪”“子猷访戴”等故事，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另有一些故事，则成为戏剧家小说家创作的素材。
世说新语作者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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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公元581年）有关东汉到南朝刘宋人物轶事的杂史。作者是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公元4～公元444年)，梁朝的刘峻（字孝标）作注。在汉代时，刘向曾写《世说》，但已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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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小说集，南朝宋临川刘义庆撰。这是一部记载魏晋人物言谈事情的笔记小说，原名世说，唐时称世说新书，北宋通行世说新语，它对后世文学有很大影响，书中许多故事成为诗文和小说戏剧的典故和题材，有的成为人们常说的成语，如“望梅止渴”“一往深情”“口若悬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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