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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探索史的认识近代探索历程篇一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宗教实际情况,深化了对宗教双重性特征的认识,认为近代中国宗教既有明显的封建性和半殖民性,也有一定的进步性。基于这种认识,党积极引导宗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对于促进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我们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教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双重性作用
宗教本质上是一种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信仰文化,同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实体,对社会政治生活起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宗教问题是党在革命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重大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近代中国宗教双重性特征的认识,认为近代中国宗教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和一定的进步性,这是近代中国宗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具体体现。在一定意义上说,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宗教工作,就是基于这种分析而展开的,即抑制宗教思想和组织上的落后性,利用其进步性,使其变国内外反动势力控制和利用的工具为适应和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
一、近代中国宗教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和一定的进步性
所谓“近代中国宗教”,笔者认为应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中国传统宗教,即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二是中国民间宗教以及“半宗教”性质的会道门;三是近代外来的本土化宗教,主要是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我们知道,宗教社会功能具有双重性,“凡能增进所在社会的团结与合作,使社会各部分趋于和谐一致的功能均为正功能,反之,能造成社会懈怠、紧张万分乃至解体的功能均为负功能”[1]。宗教的正负功能在历史动态过程中具有相对性,并不是绝对的,“某些宗教功能在某一历史条件下具有正功能的社会作用,在另一历史条件下则为负功能的社会作用;反之亦然。相对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不同的社会成员,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甚至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宗教功能会出现双重的社会作用,当然这种双重性不是半斤八两,而是有所侧重”[2]。
宗教两重性社会功能与近代中国国情相结合,从根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宗教的双重性特征,即明显的落后性和一定的进步性。落后性使近代中外反动势力利用宗教来维护其统治秩序,让人们默认现实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消磨人民的革命意志,特别是利用“宗教中厌世出世的教义,顺从神旨的定命思想等……以巩固其统治”[3]。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最反动的势力,宗教“曾经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消极作用。国内封建地主阶级、领主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控制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权;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则主要是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4]。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封建”使中国宗教突显“封建宗法性”特征,成为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半殖民地”则使中国宗教突显“洋教”特征,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种落后性,致使中国宗教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相适应,其基本政治目标是帮助中外反动势力维持统治秩序,剥削和压迫包括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中国民众,从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对象。
近代中国宗教的进步性,主要指其爱国性和自身变革性。中国传统宗教的爱国主义传统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得到积极发挥,敢于反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有利于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进展,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一个积极因素。同时,为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发展变化,宗教界有不少进步人士,团结信教群众,积极参加反对外国侵略和国内压迫的爱国运动,以及要求社会变革的救国运动和适应社会变革而进行的自身革新运动,顺应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潮流以及爱国爱教的进步要求。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认识到了近代中国宗教的双重性特征,还历史地、辩证地、有所区别地分析对待之。例如,参加者主要为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的一些近代民间宗教和秘密团体,就有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因为这类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故“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但“参加这类团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有时还共同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5],且“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5]9。对宗教功能社会作用的两重性,陈独秀则认为:“宗教之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于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6]。这说明宗教在阶级社会中成了阶级压迫的工具,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利用宗教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历史上被统治被压迫者往往也利用宗教作为反对压迫的组织或旗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近代中国宗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适应性
近代中国宗教的落后性,集中表现在严重的封建性和半殖民性,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根本不适应的。“基于对封建专制与迷信的愤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愤,中国共产党从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对同旧制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宗教采取了批判和斗争的态度。”[7]党在革命实践和宗教工作中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消除或抑制宗教的这种落后性,才能建立起包括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统一战线,这是党的宗教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近代中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十分密切。历史上,这三种宗教都被中国反动统治阶级所控制和利用,为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所支配而形成了宗教内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制度;特别是近代,佛、道教寺观财产更是得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特别是军阀、官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保护和支持。西北“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的中国伊斯兰教,与封建地主制度结合形成了门宦制度,属于这种制度的伊斯兰教徒也受到沉重的剥削。辛亥革命以后,西北的一些封建军阀都利用伊斯兰教的伊合瓦尼教派为其反动统治服务,蒋介石也利用伊斯兰教的西道堂派进行反共宣传。同时,在军阀、官僚、政客、地主豪绅以及日寇等中外反动势力的扶植和操纵下,使得包括哥老会等民间秘密宗教在内的广大宗教“思想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与反动的色彩”[8]。这说明近代中国传统宗教带有严重的封建性,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对象之一,许多宗教的头面人物实际上是统治阶级集团的重要成员和帮凶。因此,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的神权与政权、族权、夫权,这是“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5]31。
近代中国宗教的殖民性。天主教、基督教本是传播福音的工具,曾在近代中国开办过具有进步意义的教会学校、医院、出版社等慈善事业,但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扩张而成为外国侵略者的工具,具有鲜明的半殖民色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督教殖民主义者也在中国建立了大量的为其服务的教会机构,传教士纷纷向中国内地渗透,相当一部分人是打着传教的招牌,以不平等条约做护身符,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有的直接参与武装侵略活动、提供军事情报,有的插手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有的借口不平等条约霸占土地房屋,直接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还有的传教士干涉包揽诉讼,纵容不法教民为非作歹,致使民教矛盾不断加深。例如,1934年2月梵蒂冈教廷承认“满洲国”,1938年10月教皇庇护十一世致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表示“关于爱国和尊敬服从国家权力,天主教友是不甘落在人后的”[3]43。可见,这种表现为支持反动政权、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宗教半殖民性和反动性,若不抑制或消除,是不可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的。
党在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将反宗教与反对封建主义压迫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相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特色的反帝反封建的宗教批判思想。
一是将反对宗教与反对封建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对本国宗教的批判性认识[9]。1917年恽代英发表《论信仰》一文,通过论述宗教信仰的种种社会功能完全可以由“爱”、“智”替代,从而将其存在的一切合法性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并明确揭示了宗教对于维护本国封建政权的反革命作用。陈独秀认为:“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6]91这种对本国宗教所采取的否定思想,成为党制定反封建特别是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宗教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是将反对外来宗教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相结合起来,形成了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批判性认识[9]29。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通过的决议案中明确强调:“基督教因其为现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最有势力的工具,所以是我们必然要反对的。”[10]陈独秀也指出:“至于基督教会自古至今所作的罪恶,真是堆积如山,说起来令人不得不悲愤而且战栗!”[6]437他进一步分析道:“各基督教的民族都同样压迫远东弱小民族,教会不但不帮助弱小民族来抗议,而且作政府殖民政策底导引。”[6]438整体而言,将反对外来宗教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相结合的观点,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革命纲领是相适应的。
三、近代中国宗教也有爱国和进步的倾向
近代中国宗教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的积极性,即宗教界爱国爱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以及为适应社会革命发展方向和要求的、针对宗教本身而进行的各种革新与变革运动。
近代中国宗教界具有爱国主义传统。中国共产党认为,进步宗教界也代表着“民族利益与群众利益(如主张兴汉灭满,打富济贫,反对贪污官吏等),举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他们常常尽着革命的作用”[8]52。鸦片战争以来,多数佛教徒和道士本着爱国爱教的精神,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他们站在维护祖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一边,维护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如著名的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有道教徒的支持和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对民主革命运动也采取了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孙中山先生称其“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11]。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教徒也主张摆脱外国控制,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基督教里面有进步分子,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是同情中国革命的。比如大革命时期,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其他宗教团体中的进步民主人士,曾掩护过一些从事职工运动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2]。这说明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界具有爱国爱教的革命要求。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宗教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领导,积极参政议政,共商建国大计。
爱国宗教界与共产党有合作的革命传统。土地革命时期,以徐本善道长为首的武当山道士们,支持和帮助贺龙率领的工农红军,有力地推动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藏传佛教著名领袖格达活佛在长征中帮助红军,与朱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甘、宁回族地区不少穆斯林上层人士向红军表示友好,并以他们在穆斯林群众中的威望引导群众支持帮助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原是一名唯爱主义者的吴耀宗通过与周恩来接触后,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心和决心。在山西五台山,金阁寺住持释中空目睹日军践踏文殊胜地、占据寺庙、劫掠文物,决心护国卫教,率僧侣组建了“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积极配合八路军。在农村抱有各种民间信仰的广大农民也积极参加到农民运动和革命中,特别是“半宗教”性质的红枪会在大革命时期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过。难怪约翰·布克在《剑桥插图宗教史》中谈到抗日战争时期战火之中的中国宗教信仰时惊叹道:“一些宗教……如红枪会则最终与共产党结合了”[13]。
近代中国宗教也有适应社会发展的进步要求。面对急剧的社会变革和革命运动的冲击,道教界一些有识之士为维护道教,振兴道教,成立了一些群众性的道教团体,例如,1912年在北京白云观成立了全真派的全国性教会组织——中央道教会,特别是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引入近代科学精神,将仙术提升为仙学,倡导仙学说以救世爱国,创办了“中华仙学院”,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变革。伊斯兰教方面,由于帝制的推翻、共和政体的建立,以王宽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所开拓的穆斯林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组建了宗教性团体组织——“中国回教学会”,并积极倡导新的利国利教的宗教生活。与此同时,近代佛教也“在思想理论上、组织结构上、社会活动形式上都开始向现代宗教转化”[14]。
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界爱国人士则力主反对外国教会的控制,争取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随着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迅猛发展,使更多的“富有民族意识的中国基督教信徒开始探索自办教会、自行传教的可能性,呼吁使教会本色化,收回教权,脱离外国差会,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表示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争人格’,一些传教士也逐渐反省基督教在中国的深化问题,提出了‘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15],由此,中国基督教开始了本色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1922年5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其宣言称:“吾中华信徒……俾得宣传中国本色的基督教……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惧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标”[16]。这是中国信徒提出的中国教会本色化所包含的“三自”内涵。当时一些中国本土的传道士也纷纷组织纯粹的“本地化教会”,体现了其革新要求。可见,宗教界内部进步人士在一系列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和刺激下,摆脱帝国主义控制、寻求教会自立的政治倾向也日益明显,客观上与党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鲜明特色的政治主张和革命运动相适应,代表着宗教界上层的一种积极发展趋势。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宗教人士和大多教徒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华北及东南一带的教会医院,有的改为伤病医院,有的大量收容伤病;天主教堂也大多兼办义民收容所[17]。不少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也持同情和支持态度,他们向国际舆论界揭露日军暴行,并为抗战吁请国际援助[18]。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宗教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和某种程度的进步性,这种双重性特征及作用是党制定宗教政策和开展宗教工作的基本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着眼于革命总路线和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努力抑制和改造近代中国宗教的落后性,积极发挥其进步性,引导宗教与民主革命相适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革命的胜利进程。宗教“根植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反映着人类的生存、认识和活动”[9]242,而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积累了大量的经籍和文献资料,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为此,我们要积极发挥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的积极作用,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阐释,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规避宗教的消极作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参考文献:
[6] 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11.
责任编辑:罗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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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不断的艰苦奋斗，实现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中国爱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目标，也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总方向。本文就近代各种爱国力量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以及进步青年的历史选择展开论述，主要从探索与选择两个层面说明了在中国，进步青年的成长历程和中国的爱国主义的发展演变是一体的。
关键词：爱国主义;进步青年;探索选择;互为一体
中国近代史，实质上是中国近代各种爱国力量的探索史与进步青年的选择史的有机结合。实践表明，近代青年的成长历程与各种爱国力量的发展演变是互为一体的。另外，从爱国主义转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近代中国青年的成长历程与各种爱国力量的发展演变是互为一体的
清王朝的软弱和腐败，使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加剧，鸦片战争爆发后，在忧患意识的驱使下，各种爱国力量为振兴中华，为寻找民族解放的道路，不断地抗争、求索着。在关于强国御辱的探索实践中，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主张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外国的长处和先进的技术方法，以此来抵御外辱，这就是所说的“以夷制夷”。这种主张以解决民族危机、改善社会危机为主要目的，不仅包括要努力学习西方改革的先进技术和思想，而且对外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也大家赞赏，这样的学习与探索很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社会进步等爱国立场。
洪秀全在1851～1856年领导了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这项改革运动主要是围绕 “人间天国”这一方案进行的，并将其确立为此项反清改革的基本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是在1853年颁布的，该项制度旨在建立一个 “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田同耕、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使得“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思想深入人心。《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人民关于救国救民道路探索的一次伟大尝试，对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剥削制度带来了极大的抨击，是一次具有深远反封建意义的革命斗争。然而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背景下这种绝对化的平均主义是行不通的，不符合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无法实现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对私有制的废除。另外，洪仁玕在1853年编写了《资政新篇》，主张实行广开言路，上下沟通的政治制度;推广效仿西方，建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体制;创建尊崇科学、禁止迷信、兴办学校的文化体系;构建平等交流，自由通商的外交局面。《资政新篇》的编制与实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和建设性的意见，体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对中国的近代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从爱国主义转向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爱国主义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主要表现为爱国观念的与时俱进和民族救亡激情的高涨，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进步青年、爱国人士关心国事积极参与到政治阶级的讨论之中;第二，民族危机促使理论危机进一步激化，从而形成了以救亡为目标的新观念，在当时的环境中，爱国主义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积极的参与到解救民族危机的战斗中。比方说，从墨守成规到走向世界，从皇权主义到三民主义，从科学救过、教育救国、卫生救国到实业救国等一系列爱国行为，是关于探索与选择的革命征程，这里蕴含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同时也是近代各种爱国行为的不断更新，在这种新陈代谢的驱使下，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人士把准时代发展的脉络，在风云变化中，积极地面对时代的考验，主动地研究“救亡图存”这一时代课题。实践证明，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才能燃烧出炽烈的救国火焰，救国之志与强国之路成为抵御外敌侵略实现民族统一的主要途径。
三、结束语
中国近代史实质上是中国各种爱国力量与进步青年相结合的探索史、选择史，也是一部写满爱国行为的创业史、斗争史。中国的爱国人士在积极地探索中不断地艰苦奋斗在历史征程中学会冷静的思考，从而做出了科学、正确、理智的选择，果断地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建立，这是中国民众集体的智慧结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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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17世纪初，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发现自由落体定律，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为经典力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开端。
建立：1687年，英国科学家牛顿发表了科学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书中提出了物体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等，形成了一个以实验为基础和以数学为表达形式（实验和数学为该体系的两大特点）的牛顿力学体系，即经典力学体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 相对论：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20世纪初，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两者统称为相对论。相对论的提出否定了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论，是物理学领域的一次重大革命。
量子论：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了量子假说，宣告了量子论的诞生。爱因斯坦则进一步推动了量子论的发展。 它们的提出，不仅推动了物理学自身的进步，而且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角度、方式。
进化论：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标志着生物进化论诞生。他认为，一切生物都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生物界现存的物种具有共同的原始起源，不同物种的变异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就是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学说。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瓦特对蒸汽机作了进一步改进，促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为发电机的研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这一时期的发明有电灯、电话、电车、电影和电视。
1946年，美国研制成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奠定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加紧对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促进了互联网的产生。 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人类进入到“信息时代”。
中国近代探索史的认识近代探索历程篇四
;中国近代史具体指的是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阶段历史。这是一个乱象纷呈的年代，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和各种思潮，清朝的封建勢力、西方思想的引入、维新派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等等。各种学术势力和思潮都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冲击，虽然社会处于无组织状态，但是学术研究却是异常活跃。区域上看，虽然国内政治格局不稳定，但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共产党的统治区各种学术研究都蓬勃发展，也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研究特点。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文化学术界还是文学界，都一直深受近代各种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在这个特殊时期，史学理论也在持续发展着，而且取得了一定成就，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的特色，当然也带有这个历史时期特有的烙印。近代史学可以说是近代历史留下的历史的回音，而史学理论则是历史的车辙碾过之后留下深深的印记。近代历史的异彩纷呈也使得这个时代史学理论研究不再枯燥，有着时代赋予的色彩和文化印象。
叶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是阐释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理论研究的专著，通过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历史形成与演进的介绍，对近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和发展特点进行分析解读。作者重点阐释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中问题探索的阶段和历程，以及近代史学家们对此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还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接受和借鉴，以及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和阐发等各方面的问题，详尽而系统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及传承意义。
史学，尤其是史学理论，总是感觉有些距离，而且有些神秘。虽然人们对历史并不陌生，但一旦上升到理论高度便显得有些曲高和寡，能够让读者读下去而且受到一定的教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该著脉络框架十分清晰，读者通过简单的介绍和目录，便可以大体知道本书的结构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理论带给读者的沉重感，使读者有兴趣读下去。而且，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近代的有着独特的历史环境，各种政治力量，各种文化团体和学术思潮涌现，加上内忧外患，一切都显得千头万绪。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是纷繁复杂，想从中理清脉络，并研究其形成和发展历程，实属不易。作者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抓住主干，梳理旁支，条分缕析，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神秘面纱，使之生动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豁然打开读者视觉的框架结构，看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却足可以看出作者经过认真刻苦思索和探寻的过程，这也是本著一个最鲜明特点。本著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中西方史学理论的交流与借鉴的阐释。自从人类的文明史形成之后，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就没有间断过，尽管清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但仍然没有隔断文化的交流。清朝灭亡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各种文化思想也被带进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异彩纷呈也多半源于外国思潮的引入和搅动。尤其是梁启超、谭嗣同所倡导的“维新运动”，其实就是引进西方世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democracy”和“science”，民主与科学。这对当时的学术研究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各种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受到这个时代特定环境的影响，与西方史学理论发生剧烈碰撞和交流。当时的社会思潮使研究者的思想进一步开放，更加容易接受新事物，因而能够做到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有效阐发，并合理进行吸收和借鉴，也使得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史学理论得到学习和传播。再次，本著还关注史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传承才能有发展，这是任何一门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也是必然发展方向。作者探讨了关于史书体裁、体例总结，对古代史家史学思想的阐发，以及对传统考据精神、方法的继承和发扬等各方面的研究和借鉴。同时，作者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体系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从学术研究到政治格局，马克思主义都起着灵魂性的指导作用。中国近史学理论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本著重点介绍了马克思史学理论产生的条件、理论贡献和巨大影响，还介绍了李大钊、瞿秋白等先驱者的重大功绩，以及何干之、翦伯赞等学者的成就，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性、创新性以及在今后的史学研究成为指导思想的必然趋势。直到现在，国内学者对史学的研究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指导，同时，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传承和创新中的作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兼容并蓄，对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进行继承、阐释和再创造。可以看出作者这部作品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和学术积累，是其长期研究成果的凝结。读者在领会近代史学理论的同时，也不禁会对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油然而生敬意。
（作者系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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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对象：西方先进生产技术(4)领导阶级：地主阶级
(7)代表人物：中央—奕欣地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后期——以“求富”为口号，开办民用工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李鸿章)，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张之洞)。后来还筹建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兴办了京师同文馆等一批新式学堂。
(9)结果：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破产。
(10)性质：封建统治者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
(11)评价：消极：主观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
积极：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业，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西方列强、侵略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