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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综述篇一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心理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所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2、考试形式
答题形式是闭卷、笔试。
试卷满分为30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3、试卷内容结构
心理学导论 约100分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约70分
实验心理学 约60分
心理统计与测量 约70分
4、试卷题型结构
单项选择题(65小题，每小题2分，共130分);
多项选择题(10小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简答题(5小题，每小题10分，共50分);
综合题(3小题，每小题30分，共90分)。
5、试卷总题量
共83道题目。
心理学研究综述篇二
;摘 要：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奥斯卡·王尔德研究热度再起，本文以王尔德诗歌为本，简述王尔德诗歌研究百年来的成果。
关键词：王尔德；诗歌翻译；诗歌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王尔德是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之一。最早对于王尔德诗歌的介绍是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11号）所刊载的刘复所译的《王尔德散文诗五首》），然后有张近真译的《行善的人》（《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3日），沈泽民译《莱顿监狱之歌》（《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4月20日-30日），美子、张近芬译王尔德诗数首（《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7月2日-7日），曾虚白译王尔德一组散文诗（《真善美》，第一卷第7号，1928），徐葆冰的散文诗《行善者》和《门徒》（《大江月刊》第3期，1928）。
在这一阶段中，王尔德被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标为与易卜生、屠格涅夫、梅特林格齐名的“近代四大代表作家”之一，被普遍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旗手。而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从人生和艺术的关系角度，来评价王尔德及其作品，认为“王尔德对于人生的见解，就是以为人生应该艺术化”。张闻天、汪馥泉的《王尔德介绍》中也关注了王尔德诗歌中的修辞，音律特征等要素，但却认为其形式主义而“没有强烈的实情”。1925年，郭沫若的《生活艺术化》中，也把王尔德在伦敦招摇过市的奇装异服视为生活艺术化的外部生活形式，“用艺术精神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反映了王尔德作品在当时中国所形成的普遍看法。虽则在这一阶段中，各文学家对于王尔德的介绍很多，但基本以译介为主，并无深入的分析研究，王尔德和唯美主义更多的作为一面革新的旗帜，作为反抗传统，批判现实的载体。
在第一次热潮后，王尔德研究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才再次有了王尔德诗歌翻译的成果。飞白在1985年出版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收录了王尔德《晨的印象》、《无声的爱》、《济慈情书被拍卖有感》《林中》四诗。黄杲炘的《英国抒情诗选》翻译了王尔德《清晨的印象》、《剪影》、《安魂曲》三首诗作。进入二十一世纪，王尔德逝世一百年之际，《王爾德全集》出版，王尔德的诗歌研究才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首先是译本，《王尔德全集3：诗歌卷》由杨烈、黄杲炘翻译，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由汪剑钊和袁宪军分别翻译的《王尔德诗选》也相继出版。研究方面，陆建德在纪念王尔德的文章《“声名狼藉的牛津圣奥斯卡”》中就涵盖了其对包括王尔德诗歌等作品及其文艺理论的理解。有对于王尔德个诗的研究，如杨桂霞、梁利娟的《通过浪女居所品味奥斯卡·王尔德的诗才》就解读了这首作于1881的王尔德的短诗的主题思想和诗歌中所运用的技巧和诗歌韵律。吕颖的《唯美的衰落---王尔德雷丁监狱之歌中唯美与现实的冲突》探讨了入狱这一事件对于王尔德唯美观的影响。除此之外，亦有宏观性对王尔德诗歌的研究，如袁宪军的《语言的魔力：试论王尔德诗歌的“唯美”特点》，通过分析王尔德的《拉文纳》《短歌》等多首诗作中的“纨绔”语言所提供的丰富刺激的感官体验，来讨论其诗歌所达到的唯美效果。徐薇的《永恒的瞬间---谈王尔德唯美主义作品中的时间观》中谈及了《雷丁监狱之歌》中混着“血与酒”的瞬间所宣扬的强烈的生命感所带来的对于恪守传统时代的强大冲击力。吴天民的硕士论文《奥斯卡·王尔德诗歌中纨绔主义表现》分析了纨绔主义与唯美思想的联系，通过诗歌中使用的拉丁语、古英语及杜撰文字和处处可见的古希腊典故挖掘纨绔主义所代表的感官享受及创作的社会原因。
而另一方面，从文化角度探讨王尔德的研究也开始逐步拓展开来。有微观从某首诗来研究的如李隽的《王尔德斯芬克斯中的两副“东方”面孔》，通过王尔德的长诗《斯芬克斯》中刻画出的浪漫，充满奇幻的东方，仿似艺术的乌托邦与其妖兽横行，群魔乱舞的另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进行对比，折射出了西方认知中的两种“东方主义”。如陈淑红的《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论王尔德的写意世界》就通过文本分析，借助中西诗歌比较，来探讨王尔德诗歌语言及其用文字创造色彩和勾勒线条，来营造感官化的诗画境界。李佳憶的《拉斐尔前派诗歌对英国唯美主义的开拓与影响》探讨了拉斐尔前派诗画结合的特点对王尔德早期诗歌的影响，启发了王尔德对于“诗的真正特质……来自于对韵文的独创性使用”的独特的诗歌理论。李广平在他的硕士论文《世纪末的唯美主义狂---论王尔德对唯美主义的继承与开拓》中也探讨了王尔德诗歌中对于拉斐尔前派和波德莱尔的继承，提到了马哈菲、罗斯金和莫里斯等拉斐尔前派成员对于王尔德影响，使其成为了一个“艺术的辩护者”，王尔德对于服装的独特品位及对百合的情有独钟均受到了拉斐尔前派，尤其是罗塞蒂的影响。而王尔德对于波德莱尔的继承不仅表现为《斯芬克斯》形式和内容上对于波德莱尔《猫》的继承，且王尔德的城市诗歌同样也有波德莱尔的影子。
周小仪的《王尔德笔下的伦敦：艺术与社会的空间》正是基于王尔德的城市诗歌和其他的城市描写，讨论王尔德所崇尚的形式至上并不能完全掩盖生活所渗透的社会因素与物质因素，来深究其诗歌和其他作品中所表现的王尔德改造城市的审美理想。角度独特，立论新奇。有从王尔德自身的经历和身份来讨论对其作品影响的《王尔德多重身份对其唯美主义的影响》（陆阳）。
林林总总，对王尔德诗歌研究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成就了丰硕的成果。既有对王尔德诗歌的各种译本，也有文化影响研究；既有单个作品分析，也有宏观的理论研究。但，相对于对王尔德的戏剧、童话作品研究，对于他的诗歌研究只能称之寥寥。当然，就王尔德的整体创作而言，他的诗歌创作并不算丰富，一生所写的诗歌还没有超过一百首，但实际上，他的诗歌不仅在形式上却有着多样化的尝试和贡献，且既能用音节韵律传递图画感，又能用色彩加强唯美的感受，颇具王尔德的个性和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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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国外学者20世纪80年代提出组织德性概念，组织德性已成为组织行为学领域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本研究旨在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明晰组织德性的定义，分析组织德性的结构和测量方法，进而探讨有关组织德性相关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组织德性;定义;测量;作用机制
一、组织德性的定义
组织德性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以下看法。cameron和caza（2002）认为，组织德性可看作组织的一种储备、状态和能力，能够引起正向偏差行为，是促成组织积极行为的关键因素。cameron等（2004）觉得，组织德性同“组织在处于最佳状态时渴望成为什么”相关，能够透过组织及个体行为、组织架构、组织制度、组织程序及组织文化体现出来。chun（2005）提出，组织德性体现出的是组织的一种伦理性格特性，其与组织的价值观契合，且可借助在日常业务活动中的表现展示出来，能够提升组织外部及内部利益攸关者的满意度。peterson和park（2006） 指出，组织德性区别于个人品德的简单呈现，是一种经过空间及时间检验的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道德特性，它不是组织内每个成员道德品质的简单加和。刘云（2012）认为，组织德性作为组织整体的伦理性格特征，可通过个体或集体行为、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以及鼓励个人德性行为的组织政策和程序体现出来。bright等（2014）觉得，组织德性是组织作为一个拥有合理体制、架构、程序和文化的统一整体本身所具备的道德特性。闫茂伟（2016）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从伦理学的视角将组织德性界定为既能使组织品质好又能使组织功能卓越的组织所具备的一种优秀道德品质，并论证了组织德性“使动性”和“能动性”的双重属性的统一性。
从国外学者上世纪80年代提出组织德性概念，到国内学者21世纪初开始涉足组织德性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对组织德性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向纵深推进。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各类新兴的组织形态也在不断涌现，以企业为主体的各类社会组织越来越注重协同与协作，对组织德性的研究必将随着组织形态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延展和深化。
二、组织德性的结构与测量
通过对之前的文献回顾发现，murphy（1999）从跨国营销的角度指出，组织应该主要具备五个德性维度，即正义、公平、信任、尊重和同情。cameron等（2004）通过对跨行业的多个企业员工从德性词汇清单勾选词汇调研的方式，归纳总结出包含宽恕、信任、正直、乐观和同情5个核心维度的组织德性量表。peterson和seligman（2004）通过研究提出包含智慧、勇敢、人性化、公正、克制和卓越6个核心维度及24种品格的组织德性模式。chun（2005）通过对多个行业近160家企业2000多份有关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提炼分析，最终形成了正直、同情、温和、勇敢、尽责和热情6维度包含24个具体条目的量表。
刘云（2015）对cameron等（2004）提出的宽恕、信任、正直、乐观和同情5维度量表运用中国企业样本进行了跨文化印证，印证结果表明该量表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也拥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目前该量表被国内较多学者采用。
三、组织德性的作用机制及相关研究
通过查阅以往的文献发现，在个体层面，组织德性是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重要因素，比如组织德性具有使员工自我强化的放大效应，进而促进员工积极情绪并引起美德行为的发生，通过在组织内部的扩散最终提升组织绩效（cameron et al， 2004），同时，该研究还表明，企业裁员通常会造成员工的不安全感、落魄感和不公平感，对员工造成较为严重的心理伤害，裁员的过程伴随有职工的气愤、指责、不满报复和自利行为等，最终对组织绩效有负面影响，因此企业的裁员行为是非德性的。组织德性还是影响企业员工情感的重要因素，比如员工对公司的满意度、情感依恋度、忠诚度和工作安全感（chun， 2009），员工对公司的幸福感体验（rego，2010），员工的尊重感及本身的自豪感（tsachouridi &nikandrou，2016）。组织德性还会对挑战性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积极正面影响，明确乐观的组织愿景和开放融洽的组织氛围可以激发员工的挑战型组织公民行为（王雁飞，王浩桐和朱瑜，2019）。在组织层面，组织德性可以修复组织遭受的挫折，增强组织韧性，促进企业组织绩效在经受裁员事件等挫折时的恢复（bright et al， 2006）。
综上所述，情感依赖、工作满意度、安全感、幸福感、忠诚感等均与组织德性有正向显著关系，由此可知组织德性有助于创造社会和企业和谐道德的形象，有助于企业培育高尚的道德品质，因此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诚信企业，首先应该从培育组织德性做起。同时，组织德性从个体层面显著影响员工情感、工作绩效和挑战性组织公民行为，从组织层面对组织绩效也有明显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组织战略目标的达成和基业长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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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有关乡规民约的研究已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从民国时期研究刚刚兴起到建国初三十年的沉寂，再到21世纪后的复兴，乡规民约的研究在现阶段已经有了较深入的发展，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研究指向国家治理层面，但研究中不乏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亟待解决。未来的乡规民约发展更应与国家治理的轨道相吻合，从多个角度挖掘其潜在价值。
关键词：乡规民约研究；多学科交叉；国家治理
乡规民约在历朝历代都发挥着其在道德教化、文化传承、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也是培养自律、自治意识的重要载体。在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建设和治理己经成为关键环节，乡规民约的研究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回顾该领域80年来的研究历程，有起有落，现阶段，在国家的号召和支持下，乡规民约又再度成为热门的领域。综观80年来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为今后的研究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一、乡规民约研究的兴起
我国乡规民约的研究肇始于民国时期，代表人物有杨开道、梁漱溟、王兰荫等，这一时期对于乡规民约的研究主要是在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就不单单是针对乡规民约这一单一主体的研究，而是考察包含乡规民约在内的乡约制度，在乡约制度的历史考证中同时对乡规民约进行研究。
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中尤其提到乡约的补充改造对于建立新社会乡村组织、解决乡村问题的积极作用，他区分了乡约组织和地方现行自治法规的不同，乡约是以人生向上为目的，伦理情谊化的一个组织，通过增进入际关系建立团体组织，而地方自治法规则是从个人权利出发，抛开了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之意，重在互相牵掣防制以求均衡，这在中国乡间是不适用的。他指出要办乡农学校对传统乡约补充改造之，“以乡农学校来表示乡约，表现我们的组织”①。此外，在山东全省又推行了村学乡学，他认为，村学乡学既“是个学校，同时是一个乡村组织”，它“最符合中国的老道理——乡约的意思，也最符合中国的本来风气”②。梁漱溟对乡规民约的研究是包含于乡约制度的研究中的，在考察以往乡约的基础上发展乡农学校对其补充改造，成为其乡村建设理论极为重要的組成部分。杨开道著有《乡约制度的研究》和《中国乡约制度》，他从乡治村治的角度，概括分析了中国农村组织的历史，追溯了乡约制度的前驱、起源，考证了包括吕氏乡约、明代乡约、清代乡约等在内的历代乡约，并对乡约保甲的合用、乡约理论的完成、乡约制度的衰落和品评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举办乡约有特定的地点，即农村；举办乡约要有高尚的领袖；举办乡约必须建立在地方自动之上，这是乡约得以成功的三大条件。王兰荫在1935年发表的《明代乡约与民众教育》一文中对明代的乡约和当时的民众教育做了比较研究，介绍了明代乡约举行的时间、地点、人员、仪式、对约众的要求，以及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联系，总结了明代乡约的流弊及其与民国的民众教育之间的异同。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乡规民约研究在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背景下刚刚兴起，研究角度比较单一，主要是基于乡村治理、乡村建设的层面，多历史学的考证和社会学的分析，研究不够系统和全面，但开了该领域研究之先河，也是之后研究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
二、乡规民约研究沉寂后的全面复兴
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如火如茶的开展，乡规民约被作为封建枷锁受到批判，相关研究也随之陷入停滞，仅在对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状况的调查中有部分对少数民族乡规民约的资料整理，主要在民族地区的调查资料、调查报告中呈现，局限于区域性研究，且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对于民族地区乡规民约的记载也成为日后了解各民族地区的重要依据。
改革开放后，乡规民约的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改革开放至21世纪之前，研究的主力多为文史工作者、考古和文物档案管理人员等，重在对传统乡规民约的挖掘和整理，研究基本停留在对乡规民约文本的简单介绍和分析。如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刘广安《论明清的家族法规》，赵崇南《从江县孔明公社苗族习惯法、乡规民约调查》、《贵州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及其历史继承问题》，郑立盛、谢安南《一百六十年前保护生态环境的禁碑》等。进入90年代，学者们开始注意到边远地区、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较之80年代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发展，开始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研究乡规民约与区域社会的关系，偏向于社会史研究的特征。如冯尔康在《族规所反映的清人祠堂和祭祀生活》一文中介绍了宗约确定的祠堂组织法、祭祀及其方法的族规、祠堂维护宗族等级制等问题，还有朱刚的《三十年代的循化回族婚丧村规》、宁可的《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等，这些学者的文章都采用了类似的研究方法。
第一，传统乡规民约的功能研究成为一大热点。学者们从不同切入点论述了传统乡规民约的功能，涉及到道德教化、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理、日常生活管理和救济等多个方面。程功群以明清时期的乡规民约为蓝本，对基于乡规民约而开展的教化活动进行了分析，对其教化主体、教化内容、教化实效做了详细的论述（《明清时期乡规民约教化活动探析》）。卞利（《明清时期徽州森林保护碑刻初探》）、关传友（《论清代族规家法保护生态的意识》）则分别对徽州森林保护碑刻、宗族类乡规民约中的生态保护条款在生态环境方面起到的作用给予了正面的评价。有关乡规民约的社会救济功能学者们则是通过对明清时期乡约中的社仓、保甲制度等的考察来进行研究，如陈瑞的《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一文，文中提到明清事情的徽州宗族通过设置义田、义仓、义家、义学等积极开展内部救济。卞利在其《明清徽州经济活动中的乡例举隅》中肯定了乡规民约的经济功能，指出在当时的徽州乡规民约在土地交易、资产借贷、典当等经济活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二，在国家治理体系下研究乡规民约的成果颇丰。21世纪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势头不减，城乡一体化建设稳步推进，这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使传统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受到了强烈冲击，出现了不少乡村危机，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阻碍，因此，政府和学界开始在国家治理体系下探究乡规民约的现代化转型，致力于从中挖掘有益资源助力国家建设。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剖析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擅变、运作逻辑的基础上，对其实现现代化转型以及在当代社会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找寻新的路径。这些学者们研究的基本路径都是追溯历史流变，指出现存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研究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对传统乡规民约历史擅变、运作逻辑的研究，周家明、刘祖云在韦伯的权威来源理论分析框架下，指出传统乡规民约来源及治理条件表现在四个方面：乡土社会，基层组织，宗族法规，乡村精英，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借鉴；沈费伟则分析了传统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乡规民约五个方面厘清传统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网络，并指出要将传统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应用到当代的乡村治理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绩效。其次，分析城乡一体化建设中乡规民约的现状，指出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乡规民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支持不足，传统乡村治理模式面临被解构的危险，一方面表现在乡村社会中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伦理风俗的边缘化、乡村共同体的消解等方面，另一方面是乡村的配套制度不完善，传统乡村治理与现代国家法治化建设之间存在制度断裂，乡规民约主体缺失、权威不再，变成了形式化的文本。最后，则落脚于对乡规民约发展之路的探寻，学者们多从乡村共同体塑造层面、国家制度支持层面、乡规民约功能挖掘层面、乡规民约主体再造层面入手，关注新乡土秩序的建构和乡规民约如何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出最大效用。
第三，法学背景下的乡规民约研究越来越多，法学领域的研究主要侧重与阐释乡规民约的民间法属性，揭示乡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并着力挖掘乡规民约在国家治理层面的软法之治功能。关于乡规民约的民间法属性，张明新认为乡规民约以文本形态和组织形态两种形态存在，其中有自治思想的萌芽，经过不断发展完善，成为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以外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中秋指出传统乡规民约具有时空性、价值性、法律性三大属性，它虽然不是国法，但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法的作用。关于乡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则重在理清二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建立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实现乡规民约与法治建设，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法律秩序的协同。此外，还有一些法学学者以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为基础，探索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解决方案，有代表性的如朱苏力的《法治及本土资源》一书论述了乡规民约这一乡土社会中特殊的法制形态与作用，山东大学谢晖教授昌吉关注民间法研究，他以民间法的视角探究了我国传统乡规民约对于社会规范的显著作用。
八、九十年代更为丰富、多样，除了最早的历史学、社会学学者的研究，政治学、法学、地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环境科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的学者都开始对乡规民约进行研究，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挖掘乡规民约的潜在价值，并将历史文献考证法、社会调查法、定性分析法、定量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运用到乡规民约的研究当中，使乡规民约的传承和发展有了更可靠的学理支撑。同时，在依法治国和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号召下，乡规民约的研究也有了更多的政策支持，更利于该领域研究的长足发展。
三、乡规民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乡规民约的研究己经走过了80年的历程，在现阶段也已有了很大的突破，但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这决定了乡规民约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首要问题是对于乡规民约的概念界定仍存在分歧。目前关于乡规民约的概念有梁治平为代表的“知识传统说”，以朱苏力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说”，以郑永流为代表的“行为规则说”，但多是站在自己学科立场上，缺乏说服力，且目前大多的研究把乡规民约同乡约等同，这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董建辉曾在《“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一文中明确指出，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③同时，由于概念上的分歧，有关乡规民约的起源学者们也有各自的看法。较多的认为最早的成文乡约是东汉的《吕氏乡约》，还有学者认为1973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县的《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可能是己知最早的乡规民约原件。其次，对一些重要历史时期的乡规民约研究有所欠缺，目前较多集中在宋、明清、民国时期，但对于辽、金、元时期的乡规民约却少有研究，使我们在研究乡规民约的整个历史擅变的过程中出现了朝代断裂，显然不利于我们摸清明清时期的乡规民约是如何发展而来。
①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16页。
②梁漱溟，《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卷，第670页。
③董建辉，《“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2]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m].商务印书馆，2015.
[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商务印书馆，2015.
[6]吕咸.中国乡约概要[j].四川县训，19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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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约瑟难题是困扰中国学界很多年的一个难题，也是对于中国的意义甚大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其意义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从李约瑟提出至今，学术界的专家试图从各个方面来解答它，主要从科学技术自然产生论角度、社会需求论角度、社会阻碍论角度三个维度来研究，取得了很多积极的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只“搜集”负面因素，而“无视”正面作用；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科学地评价；微观思考过于精细，而缺少宏观的体察。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产生论；需求论；阻碍论；问题
1.科学技术自然产生论角度。比如，乌尼日， 何华青在《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解读“李约瑟难题”》一文中认为，首先，“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思想导致经验科学发达而基础理论研究薄弱。”他认为， 中国实用理性主要与中国四大实用文化即兵、农、医、艺有密切联系。在面临较严峻自然环境的中国古代社会， 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护氏族与国家的社会秩序以生存下去。围绕这个主题产生了诸子百家学说。后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 主要是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伦理学和政治学，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道出了它的实用性。其次，“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整体性思维方法不利于自然科学的独立发展。”③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 对人的认识首先是从天人关系中加以把握的。从先秦时代至明清时期， 大多数思想家都推崇一个基本观点——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它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用“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把人与神， 社会与天联系为一体， 认为人及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天的副本或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在“天人合一”的认识论中， 认识的主体与认识的客体是相互包容的， 不可分割的， 甚至是一个无法区别的整体。认识并不需要向外探索， 而是先“求于内”， 然后“以己推人”， “以己推物”， 最后进入“知天”的境界。受这种有机宇宙观的影响， 整体性思维成为传统文化认识论中把握事物的又一方法。而科学从本质上是对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着的客观事物的定性、定量分析， 所以， 这种思维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再次，“传统文化的伦理化倾向对科学技术有一定的排斥性。”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兴起并不是由于好奇心、探求世界的本源， 也不是个人的渴望解脱， 而是源于道德政治， 所提倡的是修身治国之道， 讲求内圣外王之道。从它产生之日起， 就与社会政治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呈现出伦理哲学的倾向， 而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哲学却不很发达。立足于古代文化思想源头的儒、墨、道三家， 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围绕现实的社会政治和处于各种伦理关系的“人”而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最后，“传统文化没有孕育出有利于科学研究的逻辑方法， 重演绎， 轻归纳， 使古代科学缺乏总结。”⑤中国的古代思想家， 为讲论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常用文学家的方法。即喜欢用同义字而不予说明， 用譬喻和排比手法， 每篇文章自成一体， 不和前后文章互相连贯， 缺乏分析和系统研究方法。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论点：“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 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 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 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如果说辩证逻辑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起了十分巨大的指导作用的话， 那么形式逻辑的缺乏则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2.社会需求伦角度。单淮在他的《破解李约瑟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形态对科学技术的低内在需求和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对知识份子以及对知识劳动价值的社会价值认同的“缺失性”是造成中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缺失就是缺少需求，它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在因素。科学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系统，“ 科学的功能便是普遍性地造福于人类” ， “ 它的实际活动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基础”⑥ 它是社会大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社会的平台。中国5000年的文明本质特征是农耕文明和封建制度，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是不太需要科学的进步与发展的。此外，科学技术具有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属性。任何科学技术就其内在属性来说乃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体现为社会对知识分子、教育、科学技术的需求与认同意识。“知识分子是这一要素中创造性劳动的主体， 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自身价值的实现方式将极大地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⑦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比较低下的， 虽然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具有“ 官身” 。中国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的价值实现方式制约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 在长期的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特色的中国封建社会中， 天时地利和长期在农耕实践中形成的主观经验基本满足了农耕社会的经济发展需求， 因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社会内在需求动力， 这既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滞碍，又使知识分子及其劳动价值的社会认同感处于较低程度。另一方面， 知识价值实现的社会导向具有偏差性。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 官本位” 意识以及科举制度的推行， 使“ 人仕” 成为知识分子价值实现的独木桥， “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头脑里， 知识被当成了做官的敲门砖。
1.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虽然没有产生工业革命，但是也取得了很多骄人的成果，我们在反思问题的同时，也更应该肯定我们科技成绩的原因。只有发现两者同时对比，才能发现我们当代的社会建设中，那些需要剔除，那些更需要保留，这才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历史事件或者任务，应当站在“当时”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这就要求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古代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
有些学者对于微观侧面的“过分”放大和阐释，是不利于我们站在相对比较宏观的方向来审视我们过去的“过失”。微观的很重要，他需要我们精细研究、不断探究，但是对于诸如文化一类的不太“实在”，比较“空洞”的现象时，往往过于精细的把握是不利于我们总体领悟的。
注释：
7.单淮，《破解李约瑟问题》，《理论学刊》，2009年11月；
8.张硕，《李约瑟难题之我见》，《文学艺术》，2011年第一期；
参考文献
相关热词搜索：;心理学研究综述篇六
;摘 要：人类生活与隐喻存在密切联系，语言学者对隐喻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通过梳理西方和我国的隐喻研究概况，可发现莱考夫的概念隐喻颠覆了隐喻作为修辞格的观念，并对我国隐喻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内出现了很多运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点分析汉语的成果。近年来，隐喻研究逐渐向跨学科跨语言发展。
关键词：隐喻 念隐喻 多模态隐喻
隐喻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西方学者几千年前就开始研究隐喻了，以《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为转折点，开始将隐喻与人类的认知相结合，我国学者先是介绍、翻译西方语言学著作，进而利用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语法隐喻、语音隐喻等理论研究国内的汉语语料，同时也发现了认知隐喻的不足，进行了多模态隐喻研究。可见，隐喻理论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本文旨在梳理其中的一些著作和理论，以期对隐喻理论研究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一、西方隐喻理论研究概况
西方几千年来都信奉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将隐喻作为“一种修饰性的语言形式”，直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质疑的声音，理查兹最早提出互动理论，布莱克完善该理论，他们把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后继者们的学说总结为“替代理论”。互动理论将隐喻研究从纯语言形式转向概念图像。
1980年，乔治·赖考夫和马克·约翰逊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首次提出概念隐喻，他们认为人类的概念系统以隐喻为基础，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2}隐喻包括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概念隐喻从认知的视角考察隐喻，与作为修辞格的隐喻大为不同，将隐喻研究从语言变异形式转向人类的认知规律，构建起全新的概念世界。其他学者对概念隐喻的质疑：菲尔墨发现了隐喻的不连贯现象，如英语中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时间组织模式，虽然可以解释这两种用法，揭示其中并无矛盾且存在许多微妙的联系，可是没有排除概念隐喻受文化的影响。1987年莱考夫的著作《女人、火和危险的事物》把概念隐喻推向更高的学术地位。
格特力将隐喻分成死隐喻、被掩埋的隐喻、沉睡的隐喻、疲惫隐喻和活跃的隐喻。前四种由于使用得比较频繁，成为较为固定的用法，已是词汇隐喻研究的主要对象。概念隐喻是将隐喻源的认知图投射到目标域上。那么词汇隐喻研究对象的范围就小于概念隐喻，它以隐喻的方式扩充词义的义项。
1989年，在《隐喻：其认知力与语言结构》一书中提出“透视观”，该理论认为隐喻提供了对目标概念的透视。
20世纪80年代，吉勒斯·福科尼耶在他的《心理空间——自然语言意义建构面面观》中首次提出心理空间和注射空间，这两个输入空间可称为输入空间，运作结果是一个新的整合空间，该理论扩大了概念隐喻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进一步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对莱考夫的映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的思想集中于《思维和语言中的映射》及与特纳合著的《我们的思维方式》。概念整合过程中的投射不是源域空间向目标域空间的单向映射，而是双向的、流动的、对话性的。他们突出概念整合过程中的各个成分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建构概念意义。概念整合理论极大地推动了认知语言学的发展。
1985年，韩礼德提出“语法隐喻”，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他的《功能语法导论》，他认为语法隐喻包括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两种，而且语言是一种三层次符号系统，音系层、词汇语法层和语义层之间存在体现关系。1996年，韩礼德提出了语法隐喻综合征，重新归类了语法隐喻。国内学者朱永生、胡壮麟、严世清等人在语法隐喻理论的介绍、阐释、发展等方面做出了贡献。{4}我们可以看出，词汇隐喻、语法隐喻、概念整合理论都有建构的功能。
1999年，伊凡福纳吉在其论文《为什么相似性》中提出语音隐喻，语音隐喻主要通过语音（或发音方式）和所表达意义（所指与能指）之间的相似性关系来阐述隐喻。{6}2005年，李弘首次将语音隐喻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她利用词汇学的有关分析方法，对英汉语中的语音隐喻作了一个初步分类。现今，已有论文给语音隐喻下了一个更加全面系统的定义，进行分类和论述。
1996年，福塞维尔在《广告中的图像隐喻》中首次提出“图像隐喻”，之后逐步形成多模态隐喻理论，出版《多模态隐喻》。多模态隐喻是指源域和目标域分别或主要用不同的模态来呈现的隐喻。{7}该理论弥补了认知隐喻研究的不足，研究对象不局限于传统的纯语言文本表征，而是与多种媒介符号相联系。从《外语学刊》2011年第1期的四篇
心理学研究综述篇七
;[摘要]袁崇焕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命运与明朝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他的经历对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政治史上都具有独特的影响和警示意义，因而史学界和文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进行研究、探讨和演绎。现试就现存的袁崇焕研究及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综述，以品鉴之。
[关键词]袁崇焕；文献研究；综述
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籍贯广西藤县。进士出身，官至太子太保(从一品)、兵部尚书、蓟辽津督师，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和著名爱国将领，其发明的城防理论和战略战术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明、清军事上。他赤心报国、坚持真理、清廉为官、爱国为民，却因功高震主而惨遭磔刑。他的个人命运与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息息相关，《明史·袁崇焕传》载：“……自袁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袁崇焕现象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政治都具有独特的影响和警示，本文试对现存的袁崇焕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综述，以从中找到值得品鉴之处。
1研究专著方面
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基础，研究是对文献整理的深化和发展。在对袁崇焕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利用中，一批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留下了丰硕的成果。现仅举影响较大的专著于下。
1．1历史文献资料
《袁崇焕资料集录》(上、下集)，阎崇年、俞三乐编，1984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编纂者综合前人的留存文献，主要以与袁崇焕有关的文书等文献为线索，着重对明清史料进行广泛的收集，从而大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对袁崇焕文献资料的使用。该书搜罗到相关的文献资料共计42.7万字，并依内容分为10集。其一源自《明实录》《满文老档》《清实录》《朝鲜李朝实录》等官方文献，编者采集到与袁崇焕相关的文字资料1万余字；其二是对《今史》等38种文献中历史名人撰述之袁崇焕资料的汇录，约14万字；其三为袁崇焕事略，以道光伍氏雕梓本为底本，略加参酌而成；其四采录明清档案与金石方面的袁崇焕资料，其中《袁子朋墓碑记》乃当时初次公诸于世的史料；其五辑录各地方志与谱碟中有关袁崇焕的撰述；其六选收自明崇祯元年(1628年)至今380余年来社会各界对袁崇焕的颂悼与感怀之词；其七为杂录，纂入与袁崇焕为官时关系密切的程本直、余大成等历史名人事略和事件的材料；其八收录了清道光年间广西巡抚梁章钜悉心收集、辑录的《三管英灵集·袁崇焕诗》66首；其九、十为补遗和附录。
1．2专题研究
当今的文史学家不断运用新的视角、方法和价值尺度来重新审视、解读、阐释历史文献，从而创作出具有时代特点和科学水平的新文献。这种情况在《袁崇焕传》等著作中得到充分展现。
《袁崇焕传》，阎崇年著，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概括了袁崇焕的一生事迹、诗文著述、年谱、后世影响等。重点描述了袁崇焕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后10年，既写他如何运用正确的军事谋略构筑关、宁、锦防线，并取得宁远和宁锦大捷的战绩，从而成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克星；又写他不畏艰险、敢于任事，虽官居高位而清廉履责、赤心报国，最终却功高遭忌、含冤屈死的经过。书中运用史学理论和辩证方法，以厚重的史料和大量翔实的数据，把一段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层层理清，从而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袁崇焕。该著作兼备知识性和可读性，充分体现出专家学者的深厚学术积淀和文化底蕴。
《明亡清兴六十年》(上、下册)，阎崇年著，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是阎崇年先生将其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的同名历史系列讲座稿润色而成。该书以袁崇焕之死为线索，将袁崇焕作为一面折射明亡清兴的历史镜子，对明清之际60年的历史进行全面考察和思索。全书深入浅出，把袁崇焕所经历的惊天地、泣鬼神之大喜大悲情景分析得入木三分，将袁崇焕的仁、智、勇、廉表述得淋漓尽致。该著作实现了与读者共同进行求知、求真、求励、求愉、求鉴、对话的目的，满足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雅俗共赏的要求，从而一改过去历史研究类图书受众面过于狭窄的情况，这是作者的成功之处。
《碧血剑·袁崇焕评传》，金庸著，1994年由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此书为著名武侠小说《碧血剑》的附录。作者以史实为依据，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剖析一个历史人物，并从分析人物性格人手，将袁崇焕和崇祯皇帝的性格冲突视为大明悲剧产生的一大重要因素，这是金庸先生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也是被前人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很有见地，以充满新文化气息的文笔、扎实的文学功底和独到的历史见解，把袁崇焕与崇祯皇帝的品性冲突表述得入木三分。
2006年，张朝发著《袁崇焕》；2007年，黄国信、张素容著《明末抗金英雄：袁崇焕》，两书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都以袁崇焕传奇的一生为主线，重点描述了他抗击后金的数次战役，突出了他在明末混乱政局中的壮举。
2研究论文方面
文献研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的学术方面，还在于其社会作用的发挥。“袁崇焕现象”自明清至今，一直为历代学者所关注，其原因不仅因为袁崇焕是一个爱国将领，更由于他的个人命运与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紧密相连，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警示、教化作用。它激发更多的有识之士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解读、阐释袁崇焕现象，从而使研究文献颇具科学精神和时代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从1903年到2010年8月，共有相关论文228篇公开发表，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大，现简要介绍于下。
2．1《袁崇焕研究论文集》
莫乃群主编，1984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值袁崇焕诞生400周年之际，第一次全国性袁崇焕学术研讨会在其故里广西藤县举行，会后由全国知名史学家、广西历史学会会长莫乃群主持，从与会论文中精选39篇，辑为《袁崇焕研究论文集》，全书共52.3万字。此书是中国史学界第一本全国性研究袁崇焕的专题论文集，被誉为袁崇焕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为世人所瞩目。
2．2《袁崇焕学术论文集》
阎崇年、吕孟禧主编，1988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1988年在袁崇焕荣辱肇迹之地——辽宁省兴城市召开的“国际袁崇焕学术讨论会”收集的论文集，全书共25万字，收录论文21篇(其中日本学者撰有2篇)、综述3篇、资料2篇、附录1篇。此书对袁崇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所突破，为当时国内外袁崇焕研究成果的最新展阅。
2．3《明末清初华南地区历史人物功业研讨会论文集》
物功业研讨会”的论文集成，为海外学者主持研究袁崇焕的学术首创。
2．4《袁崇焕研究论集》
阎崇年著，1994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此为我国第一本研究袁崇焕的个人学术论文集，全书收文23篇，共26万余字。该书集中体现了阎崇年先生作为明清史专家、袁崇焕研究会会长在袁崇焕研究方面的精湛学术水平，其成果蔚为壮观，深得学术界推崇。
2．5《袁崇焕研究论文选集》
东莞市政协编，2005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00万字，共收录论文52篇(其中建国前2篇)、传记资料选录7篇(其中建国前6篇)，书中罗列中外研究袁崇焕文献索引399条，为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是一本具有创见性和指导性的学术论文集。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对袁崇焕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出现了一个高潮。内容不仅包括袁崇焕的爱国精神、军事理论、辽东经略、功过是非、籍贯之辨以及袁毛(文龙)公案、谋款议和；宁远、宁锦、京师“三大战役”，袁与朝廷关系、袁与后金关系、袁与孙承宗和祖大寿等同期将领关系；明末党争等热点问题；而且还延伸至袁崇焕的政治和军事失误、个性与品格张扬、遗诗整理探析、故里传说轶闻、袁氏家谱碟和遗物考证、各类史料勘误辨伪、袁崇焕后人今况，等等。其涉及范围之广，研究内容之专精，都令人叹为观止。近40年来不仅研究文集一再出版，而且研究论文、评论、文学作品等纷纷见诸于各类书报、影视、网络媒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某些历史类图书“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现象，为学术发展和人们认识、评价、研究袁崇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文学艺术方面
“袁崇焕现象”不仅在史学界成为热点，其高尚品质与旷世悲剧、苍凉悲壮的英雄事迹也激发了文学工作者的热情和兴趣。他们对袁崇焕进行了再认识、再思考、再演绎，创作出一批具有时代意义的文艺作品，为借鉴历史、解放思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建设和谐文明社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仅列代表性作品于下。
3．1袁崇焕题材文学作品简介(见表1)
石瑞良编著的《袁崇焕诗词赏析》辑录了袁崇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内容、不同艺术风格的诗词77首。编著者试图从文化的视角诠释袁崇焕，对诗作进行了细致地核勘、析解，进而解读袁崇焕的真实心理(再版中加入了最新发现的袁崇焕遗诗2首)。此书是我国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袁崇焕诗集注解，它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对探索明末清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较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
借助互联网蹿红后，再分别由长征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窃明》(灰熊猫著)，则以另类的风格对袁崇焕进行了演绎。它抓住市场热点，引导大众参与对袁崇焕冠以“英雄”和“汉奸”之争，其最大的特点是对袁崇焕贬多于褒。
值得一提的还有梧州人文丛书系列的《袁崇焕》。这本由袁崇焕家乡学者编辑出版的文集，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笔触展示了袁崇焕不为世人了解的一面。它征集的21幅袁崇焕故里文物等珍贵照片而使此书更具资料性意义。书中第1辑“袁崇焕传”、第3辑“故里轶闻”等文献亦为第一次面世，其内容填补了袁崇焕青少年时期的文献空白，极具研究参考价值。
出于对故里英雄的崇敬、追忆以及延续地方文脉的需要，通过20多年的努力，广西藤县图书馆建立了“袁崇焕专题文库”。收集了《袁氏族谱》《藤县历史人物图文集·袁崇焕》《藤县历史人物袁崇焕事略》(视频资料)等130多种与袁崇焕相关的文献，保存有与袁崇焕故居、家族、遗物、墓葬等有关的图片、袁崇焕故里纪念邮票(稿)、袁崇焕故里明信片(稿)等jpg格式照片290幅。另外还有虽未经正式出版却极为珍贵的、由研究者深入袁崇焕故里采风而留存下来的第一手素材。这些独具特色的地方文献，对袁崇焕的身世、思想性格、家族脉络、早期活动及督师故里的人文习俗的研究，都是极好的资料。
3．2袁崇焕戏曲、影视艺术文献简介
京剧电影《袁崇焕》，2009年改编自同名历史京剧；以于魁智(饰袁崇焕)领衔的同名京剧原班人马出演，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的京剧魅力。《袁崇焕》张扬“老耳朵、新眼睛”的创作理念，在保持传统京剧唱腔特色的同时，不仅让老戏迷听得过瘾，还通过新颖的表演形式让年轻观众看得新鲜。
而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推出的《明亡清兴六十年》视频讲座，让清史专家阎崇年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讲述袁崇焕的人生历程。讲座通过电视这个强有力的传播媒体，以历史视野为背景，以历史事件为线索，用不断设置“悬念”的方式解读袁崇焕，让更多民众正确认知袁崇焕。
4结语
从明末至今，特别是近49多年来，研究袁崇焕的著作百花齐放，可谓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一些方面的史料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和论证，或说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袁崇焕爱国思想、远大抱负和军事谋略形成的深层次原因；青少年时期求学生涯、济世扶危事迹的史料挖掘；他出仕之前曾以豪士自许、喜与学友纵论兵戈战阵之事的历史因由；其故居旁“跑马场”遗址(因袁崇焕青少年时策马、训练而形成并保存至今)，与袁崇焕后来“单骑出关”的性格暗示，以及京都被后金包围之时他亲率宁远九千铁骑昼夜驰京、并在广渠门大败后金骑兵运用的精良骑术和排兵布阵战术有无因果关系；还有《明史》中记述他在广西田东、泗城州、龙英州招募到辽东前线的六千“广西狼兵”等方面的史实，仍有待深入研究。相信通过今人的不断努力，在今后的文献著作中还会有更多的收获。
[参考文献]
[2]张延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3]灰熊猫．窃明[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
[14]灰熊猫．窃明[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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