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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文学篇一
;摘要：《面纱》是英国作家毛姆以中国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其中不乏大量关于中国景色、社会环境和人物形象的描写。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来看，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并不是客观现实的复制性描述，而是毛姆基于自身文化心理重构出来的幻象。本文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采用文本内部分析法解读毛姆在小说中描绘的景观、人物和文化形象，探究毛姆笔下摇摆的两极化中国形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心理。
关键词：毛姆;《面纱》;中国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
一、引言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年），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一生游历广泛，作品富有异国情调。其长篇小说《面纱》以当时沦为被侵占地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内陆的湄潭府为故事背景，毛姆借助女主角凯蒂的视角，为读者呈现了20世纪初中国的自然景色、社会环境和人物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毛姆在小说中对于中国形象常出现两极化的描述，折射出毛姆对中国矛盾的心理。本文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出发，对《面纱》进行文本内部分析，分解作为形象塑造主体的英国对中国的固有社会集体想象以及深层社会文化心理。
二、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比较文学形象学，又名异域形象学，是比较文学中新兴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是一国文学作品中所创造出的异国形象，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文学形象①②。比较文学形象学并不在意异国形象是否符合真实的现实写照，反而认为异国形象在经由作者基于自身文化模式之后的重组、重写，甚至描写产生偏离后，才能凸显出作者试图表达的内容或是作者所处的社会心理背景③。
巴柔总结出异国描述的两种类型：意识形态和乌托邦④。意识形态化的异国形象通常是“被理想化的诠释”，是基于本国文化模式改造和整合出来的形象，其目的是再现自我存在并强化自我身份⑤。乌托邦式的异国描写偏向于相异性，从而将其建设成背离本身文化观念的颠覆性形象，其目的是质疑或颠覆自身文化⑥。无论是意识形态化还是乌托邦式的异国形象实质上都是被想象、被创建出来的，寄托着作者的想法、情感和价值观⑦。
三、形象学视角下两极化的中国形象
（一）中国景观：凌乱破败与奇幻静美
《面纱》中有着大量关于中国自然景观和人文建筑的描写，透过凯蒂的视角，这些景色带给人的感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凌乱破败与奇幻静美。
对于香港，脏”、乱”、厌恶”等词常用来描述凯蒂所面对的环境，这种反复使用的套话是民族心理定势推动下的一种固化的表述，常暗含着贬低的意味⑧。“凯蒂厌恶这座中国城，每次她踏进维多利亚路上的那个肮脏的小屋子，她的心都止不住地紧张”⑨。甚至连凯蒂的丈夫瓦尔特，一位义无反顾援助湄潭府霍乱的医生，都认为“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值得这样的（疗养胜地）称赞”⑩。
凯蒂与瓦尔特所代表的西方人之所以对中国城市有如此消极的评价，正是依托于英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优越感。18世纪中叶兴起的工业革命推动了英国经济的繁荣，强盛的国力也助长了英国人的种族优越和傲慢。被丑化的异国形象有利于衬托英国的文明和发达，满足英国人不断强化‘自我”的欲望，毛姆笔下落败的中国形象正是在这种英国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塑造出来的。
毛姆笔下的中国景观还呈现了一种与意识形态化形象截然不同的景象，那是一座“轻盈、奇幻、美妙、巧夺天工”的中国寺庙，凝视着它的凯蒂感到“心灵前所未有过的轻盈，透过躯壳，她的灵魂变得如珍珠般纯净无暇”。凯蒂感叹那座寺庙的美，它应该是梦里才能见到的东西”，“她像享用圣饼的信徒一样虔诚地欣赏着它的美”。对于凯蒂米说，具有中国特色的寺庙是一种奇幻的存在，能够安抚她的情绪、净化她的心灵，帮助她暂时脱离现实的苦恼。这里寺庙代表的中国形象已完全被理想化，实则是毛姆自身主观情感的投射，带着浓重的乌托邦幻想色彩。毛姆利用凯蒂这个精神空虚的西方人在中国景观中得到精神慰藉的鲜明对比，构造了一个能够使人远离是非、洗涤心灵的圣地形象，其中寄托着毛姆对中国文明的美好想象和向往。
（二）满洲格格：堕落颓废与高贵神秘
《面纱》中一个重要中国人物形象是湄潭府的西方官員韦丁顿的情人——一位满洲格格。修道院院长提及韦丁顿曾在革命期间救过一家满洲贵族的命，此后其中一位满洲格格就离家出走“形影不离”地跟着韦丁顿，韦丁顿只能“迫不得已”地留下她。在修道院院长眼中，韦丁顿是被“满洲菜坏了肚子”，感叹他是“犯了道德错误”、“恃的家伙”。从修道院院长的用词及语气可见，她将韦丁顿与满洲格格在一起看做难以理解且不光彩的事情，并且在她看来满洲格格对韦丁顿的迷恋是令人不屑的。当韦丁顿谈论起格格时“随便、轻浮的样子”，以及他所说的“她为了我放弃了所有，包括家庭、亲人、安定，还有自尊”，“如今我自认倒霉，看米我的下半生只能和她一块相依为命了”，无不显示出一个只能仰仗韦丁顿这个英国男人生活下去的中国女性形象。
从毛姆通过他人之口为满洲格格塑造的形象米看，毛姆不可避免地受当时英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偏见影响。一个原本贵族的中国女性把自己的命运、自尊栓在一个英国男性身上，这种堕落恰好印证了中国的停滞不前和衰落，衬托出英国的进步和优越。
在凯蒂真正与满洲格格会面时，她惊奇地发现满洲格格繁复的服饰、浓妆艳抹的面庞下仍显露出“耀眼的高贵”，从满洲格格的眼神、举止中，凯蒂感受到了“古老、深邃、谜一样的东方”，“与这位精致的女子身上显露的东方的信仰和理想相比，西方的信仰和理想显得粗鄙不堪”⑾。这里的满洲格格便象征着东方的古老文明和智慧，毛姆通过凯蒂的视角表达了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向往。凯蒂渴望从满洲格格那里寻找人生的答案，她感觉满洲格格“那双修长的手，握着的是这个谜一样的世界的钥匙”，仿佛可以给她提供解决当下困境的一切答案。
揭开朦胧面纱的满洲格格所代表的中国形象寄托着毛姆对中国神秘、古老文化的崇敬。20世纪初，西方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精神信仰遭到极重打击，他们渴求从他国文化中找到信仰的对照进而重新审视自身文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异国的乌托邦式描写实质上反映的是作者的愿望，期望从异国形象中汲取颠覆现实的力量，获取能使社会摆脱困境、自我超越的启示⑿。
（三）中国文化：荒诞可笑与精神乐土《面纱》中韦丁顿作为凯蒂在中国内陆小城湄潭府仅有的亲密朋友，为凯蒂了解中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韦丁顿在中国生活了近二十年，掌握熟练的中文，经常给凯蒂讲一些中国小说和历史传记中的小故事，但是“无论是悲惨的故事还是英雄的传记，他总能讲成荒诞可笑的事情”，并在说起那些故事时“带着一丝打趣”。韦丁顿对中国文化故事漫不经心和娱乐的态度折射出他对其中蕴含的深意和哲理的不尊重和淡漠，其实质是基于自身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对异国文化的评判。凯蒂甚至觉得从韦丁顿所讲的中国故事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世界是一个奇形怪状、匪夷所思、荒诞可笑的地方”，由此可看出韦丁顿塑造的“他者”中国文化形象与英国“本我”的文化形象相差甚大，以至于凯蒂会产生这种讶异的感受。
欧洲启蒙运动后，西方文明的快速进步使得以往古老神秘的中国文化形象一落千丈，失去了往日迷人的光环⒀。将异国文化视为匪夷所思、荒诞可笑，实质上是为了凸显自身审美和文明的高人一等，韦丁顿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尽显意识形态上对异国文化的排斥。
当凯蒂陷入白到湄潭府以米最大的情感危機时，韦丁顿却为她指明中国的“道”正是凯蒂追寻的精神乐土。“万道归一，皆是虚无”的中国智慧作为毛姆构造的乌托邦式的文化幻象，实质上是毛姆自身欲望的展示和变形，影射着毛姆开始突破意识形态上的隔阂，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试图从中国文化中找到超越自身文化困境的启示。
毛姆通过韦丁顿之口阐释的东方式人生真谛是经由整合和再造出来的文化形象，是一种与现状不同、能补偿缺憾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迎合当时一战后同样迷茫的失去信仰的西方人，激起他们反思自身文化、改变现状的动力。
四、结语
《面纱》中关于中国景观、人物、文化的形象描写始终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极之间摇摆，景仰与贬抑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小说中交织出现。其中不难看出毛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向往，但也无法忽视毛姆作为英国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
但种种描写终究不是真实的中国，而是毛姆基于自身社会文化心理和自身的需求对中国形象的重构。了解他国文学作品中意识形态化的负面中国形象有利于重新审视自身文化，探究乌托邦式的文化幻想则有助于探寻他国对中国的文化需求，进一步维护和丰富国家文化，构建正面的国际形象。
注释：
②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黄琳（1993-），女，河南信阳人，助教，硕士研究生，信阳农林学院，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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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每日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