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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精神文化的表现篇一
内容提要：社会现代化进程需要整套的现代文化观念基础，伴随中国现代化的深度发展，精神文化体系的现代化也在进行，出现或正在形成着精神文化体系现代化的一些典型特征或征兆，包括：经济理性通行、法治原则确立、大众文化崛起、科学文化主导、道德中立、审美反抗、学科体系发育、现代教育革新、文化体制改革、现代人格建构、网络文化发展、全球化观念渗透等。
关键词：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 精神文化体系 现代性 后现代观念
< <现代化主要是人类社会在工商文明基础上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现代化进程一般是经济科技现代化先导，社会政治现代化随行，精神文化现代化总结。现代化的先兆虽然在文化领域首发（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于西方现代化历程），而文化体系的整体的现代化转型总是在经济政治现代化基本进入轨道后才真正铺展开。精神文化体系的现代化是深度的整体的精微的现代化，标志着社会现代化由自发走向自觉，奠定了其特定的观念基础，并由生产领域转向生活领域，由精英导向转向大众认同，是走向成熟的现代化社会的精神系统形成的主要标志。<后发型现代化与原发型、追赶型现代化的不同在于人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的先导作用更为突出，现代观念导引经济政治体制，现代机制规范日常生活，使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甚至要在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几百年所走的历程，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等历时态的文化走马灯般共时态呈现，形成复杂的现代精神文化景观。<中国目前正处于建设新型工业化（工商文明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并建）、和谐社会（民主法制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建设）、现代文化（现代性建构与后现代观念影响并存）的关键期，可以说当前的社会发展主题是在第二次现代化的精神文化背景中快速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机制建设[1]，精神文化的承续性和前瞻性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之间的对接、对照、对立、对应，形成了光怪陆离的精神图景和日新月异的发展轨迹，而从总体而言，伴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急速发展，中国文化体系的现代化也在文化基础、文化机制、文化习俗、文化心理、文化思潮、文化意识形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层面全面展开，本文集中探讨精神文化体系现代化的特征。精神文化体系的现代化是文化现代化的观念层面的变革，深刻精微影响深远润物无声，它的基础部分或许可以象其他领域的现代化研究那样以统计数字做定量分析，而更多的部分只能做大致的定性分析来监测其发展程度和趋势。<一般来说，精神文化体系的现代化主要是在各领域培植现代性的过程，而现代性的核心要素从现实基础看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参见帕森斯有关论述），从精神层面看包括实用主义、理性精神、个体独立意识，在意识形式上体现为人本理念、科学范式、主体性，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体现为世俗精神、平民视角和多元个性。而中国的精神文化体系的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是一个从传统文化中剥离、向西方现代文化观念靠拢、以“后现代观念”为参照来构建“中国现代性”的过程。< <从目前中国精神文化体系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向现代精神的转向在各领域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集中表现为：<一、经济理性通行<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的，承认人的利欲的合理性，满足需求是生产的动力，提升需求层次是人性进步的台阶路，这是现代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重要起点。经济理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观念基础，是现代人(经济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点，从经济利益出发来看问题，更容易看到社会的本质和运行规律，也更实际和准确。而且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个人对社会利益的贡献往往要比自觉地去追求社会利益更有效。”[2]经济理性是理性精神的世俗化体现形式，也使个人主义落到了个人利益和权利的实处，成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奠基石，利于社会的高效率高效益发展。经济理性的一极是追求成本最低的基础上利益的最大化，促进了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而另一极则体现为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促进公平与利益制衡，降低现代化的代价和风险。<二、法治原则确立<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势必导致阶层分化、政治意见分歧、政治势力相互制约，民主政治成为必需。而民主与法制是相辅相成的，民主法制化，民主才能由软性的工作作风变为严格的程序化的高效制度，才能持久；法制民主化，法律以保障民众权益为核心才能保证法的合理性、至上性，这样才能真正超越民本主义，转向现代政治文明。只有当中国民众和政府管理人员真正理解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建构起来的现代政治理念：平等、自由、博爱、正义、民主、法制、人权等，认识到平等重在“机会平等”“起点平等”而非“结果平均”，民主实际上是“人民作主 ”而非仅停留在“为民作主”，法制的关键在“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仅以法律为治民利器，基于规律的自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而非祸水，基础人权基于共同人性，人权范围和层次随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扩展提升，“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3]等等，在这样的观念水准上建构的民主法制制度才可能具有政治现代性。以传统等级道德为基础的修齐治平的德治仁政理念实质上指向理想的人治，而注重制度建设而非个体道德修炼，以法治原则替代人治观念，才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新起点。从宏观政治关注的民族生存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世界和平，到微观政治关注的弱势群体边缘文化生态伦理环境治理，政治文化由传统的稳定为核心的长治久安理念，转向现在发展才是硬道理探索科学发展观，对国民性改造尤其是政治素质的实质性提升影响很深。<三、大众文化崛起<贵族品位精英文化的削平、民间土风文化的解体、城镇大众文化的崛起是现代文化体系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文化先锋积极传播西方现代文化观念，而生存于小农经济中的大众却与此隔膜，20世纪80年代，文化启蒙运动再度兴起，而改革中的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的现实进程使大众对现代文化观念真正有了感觉，到90年代，都市大众文化蓬勃发展起来，进入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在报刊、影视、网络媒介中已占据主导位置，而且伴随中国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圈，新兴产业领域的从业者的文化意识与发达国家日益接近，随着商贸、网络、通讯、交通、旅游、教育等的快速发展，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空前增加，大众与西方现代文化的近距离接触频繁，以往僵化的意识形态和落伍的传统文化机制已束缚不了中国本土上成长起来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大众因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而导致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的现代转向不可遏止，现代化的西方经验因其先行而成为现代性的典型形式，大众文化层面的西化倾向体现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文化体系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的现代化轨迹，虽然不比早期的启蒙意义而带着强烈的商业化、娱乐化、媚俗化色彩，却也有力涤荡着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建构的传统观念，淡化着民俗文化和精英意识中过浓的传统情结，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人文化心理、情感模式、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四、科学文化主导<现代文化体系与传统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传统文化以人文文化为核心，宗教、道德、政治、文艺等是文化体系的重心，而现代文化以科学文化为主导，自然科学知识体系长足发展，技术日新月异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技术理性渗透一切领域，甚至形成科技理性暴虐，社会学科、人文学科也按照自然科学的范式建构自身，“科学”成为“真理”的代名词，科学不仅是知识系统，还是科学理性、科学思维方式、科学态度和科学素质，总之，形成了现代科学文化系统。但科学不是万能的，对科学的过度迷信造成文化的机械化倾向严重，以致异化现象突出，肉身性的人难以生存，精神病群体伴随现代化进程急剧扩展，高科技时代依然走不出马克思的批判：“ 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4]。现代是人征服自然的时代，而科技及其推进的工商文明的发展是超越的关键，因而不理解科技的重要作用也就不理解这个时代的主流精神，体会不到科学依据的理性精神的重要性，也就不理解现代文化的精神气质，而且看不清现代文化发展的应有方向。<五、道德中立 <伦理道德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是重要的精神核心，它通过宗教而神化，通过政治而强化，通过传统学术而体系化，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起着规范思想、调节行为的重要功能。在现代文化体系中，道德不再神圣，不再强制，在多数情形下仅是一种情感和态度。每个人因其位置和境遇的不同，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立场、观点、情感和态度，不可强求一致，道德情感的狂热被道德理性的审慎所驯化，道德中立的现象越来越突出。道德的底线为法律所捍卫，是共性的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而在不违法、不危害和干扰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逐自我利益的实现则成为自由自主的选择，每个人成为自己个人事务的最好专家，关心帮助他人以促进其实现他自己的真实需要和愿望成为新的道德准则，个体行为自由有了广阔空间。那个充满禁忌和繁缛礼法的时代过去了，以牺牲个体利益为道德行为特征、以个体妥协促进社会消极和谐的时代过去了，人们更强调自我发现和实现、更强调彼此的理解和宽容、更强调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界限、更强调个体利益的充分实现是群体利益实现的具体环节，更强调利益制衡是公平正义实现的现实途径。道德现代化的方向是更加人性化理性化，早期的道德中立淡化和断裂了传统等级道德（如我国的儒家伦理）的影响，而现代化成熟期，现代道德体系在制约科技理性野性扩张、探索普世伦理可能性、建构高科技时代有终极关怀色彩的人类新行为准则方面用力更深。
六、审美反抗<审美是人类精神发展趋向自由的向度，其集中体现形式是文学和艺术，这是人类精神文化体系中非常活跃、大众化、细腻精致的部分，同时也是最具超越性和先锋性的部分，变化激剧。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文以载道”的观念盛行，文艺容易成为道德和政治的工具，而在现代文化体系中，文艺因其人文性质和感性特征而与传统宗教神学观念尖锐对立，在现代化早期有重要的促进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功能，而在高科技时代，艺术是技术的解毒剂，是感性解放心理解放的重要路径，是消解技术理性统治格局的利器，也是多元个性和创造力、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在整个精神文化体系中成为突围尖兵。审美的非直接功利性、非计算理性的特质使其与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形成对立，提供了针对单向度社会机械性文化的可贵的否定性和反抗性（参见法兰克福学派的有关论述）。 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中，文艺的先锋作用也表现得很突出，审美反抗往往成为整个精神体系变革的前奏，无论是内容上对现代思想、现代题材的反映，还是形式上对传统和谐优美规范的大胆突破，或者在大众传媒和网络空间中广泛展现的价值颠覆和形式创新，均体现出审美的僭越，并在文艺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引领着文化现代化的潮流。<七、现代学科体系的发育与发展<现代文化体系建构在坚实的知识系统的基础上，百科全书派式的推动精神飞跃的过程似乎必不可少，中国现代化的精神里程也不例外，从“新学”引入，到在实践中形成的学科系统的发育发展，中国学术史也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传统人文学科从概念思想到研究方法都经历了巨变，现代学科种类替代了经史子集，科学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改变了单一的考据注释方法，开放视野中对西方学术的广泛译介和吸收，使中国人的精神视野在一个世纪中大大拓展。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体系建构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在一些学科领域开始与国际接轨，或进入科研前沿地带，带动着中国的科技创新、经济飞跃、社会进步，并开始推动着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八、教育革新<精神文化体系传承和传播的主渠道在教育领域，中国的教育改革从废科举兴新学发端，到今天的革除应试教育弊端发展素质教育，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培养了各阶段急需的新型人才。教育领域对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对现代文化的全面推进、对现代性的反思和重写的探索、对学科建设和人才市场的走向把握，都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科技是现代化的杠杆，教育是现代化的动力系统，工业文明时期中等教育的普及、信息文明时期高等教育的普及，是两次现代化的必要的条件。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使中国人接受现代文明相对顺利，在一些地区，重教起到的作用与新教伦理类似，奠定了现代化的精神基石。目前面临危机的中国教育改革重心不是取消现有考试选拔制度，而是调整考试内容和方式，在保持其规范、严密、公平的基础上注重发展多元智力。教育改革应侧重对应试教育纠偏补弊，发展创新教育；与科学教育体系相辅相成，发展现代人文教育；拓展专业教育发展空间，同时发展通识教育；发挥本土教育优势，大力推进教育的现代化、国际化。<九、文化体制改革<精神文化体系的现代化与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的方式现代化密不可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的制作方式、商业化的流通方式也渗透到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领域，促进文化产业兴起，文化市场发育。伴随工业社会走向消费社会的步伐，文化消费主导文化创造的时代也到来了，大众文化的狂欢盖过精英文化的风采，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模糊，文化理想与社会现实的距离拉近，写实主义自然主义风格在各领域风靡，文化平面化倾向明显。中国的精神文化体系的现代化既是现代化自然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化体制改革促生的产物，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到一定阶段，现代化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文化体制的改革有了实质性进展。基于精英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的文化事业依然在体制中靠财政拨款挣扎，而走向市场化、民间化和生活化、娱乐化的文化产业则成为新的经济生长点，大批文化人下海虽未在经济上普遍成就，而逸出体制外带来了精神独立、自由、解放的感觉，让习惯了作为官僚后备队和工具喉舌的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作为社会理性和良知的承载者的社会责任。文化的政治附属地位彻底改观，文化受经济影响的媚俗风格也掩盖不了其为现代化奠定观念基础的功能，话语权与精神引领的作用使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一道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对中国文化形象的现代塑造和在国际文化市场中的广泛输出有重要意义。<十、 现代人格建构<文化是塑造人的，人是文化的产物，精神文化体系的现代化最终落实在人的精神风貌和人格的现代化上。人的现代化经历了五四时期的国民劣根性批判，革命时期的现代性强制灌输，““””时期的乌托邦主义的涤荡和空想的扭曲，改革开放后在工商文明发展中的发育和以西方现代文化为参照的全面启蒙后，进入构建现代国民精神和现代个体人格的新阶段。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陶冶的结果，而个体人格是国民性构成的根基，因而现代人格的建构成为现代化深度发展的重要指征，暴发户、海归派、新新人类、小资等群体身上已体现出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的纠缠斗争，但还体现不了国民现代人格发展的实际水平，只有在生存方式普遍现代化、观念体系和情感心理结构及社会行为和日常生活行为方式普遍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才能见证大众现代人格的成长。现代人格的特征体现在：独立自主、追求自由、发现并实现自我、个性多元、平等竞争、互惠协作、人我公私界限分明、崇尚理性、求真务实、讲求效率效益、以追求财富和成功为人生要务、开放宽容等方面，这使现代中国人与传统中国人的形象迅速拉开距离，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也日见丰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化的机械性与人的完整性和肉身性形成矛盾，快节奏高效率的生存模式使不少人堕入文化和社会不适应症的泥潭，精神病群体扩大成为现代社会的不和谐音；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人性从神性和圣性中降落回归，在发育发展中又在兽性和物性中拖曳迷失，现代人格的建构和健康发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十一、网络文化发展<精神文化体系现代化的前沿阵地在网络文化领域。从传播的角度看，书报杂志等纸媒出版物，依然是精英文化、传统文化、主流文化的阵地，但受众老化；而广播影视则是大众狂欢、时尚流通的广场，但精英不屑；网络文化则连系新锐精英与青年大众，这是精英文化中普泛性、现实性最强的部分，也是大众文化中的现代性、先锋性最强的部分。信息技术支撑下的网络文化使人类生存方式抽象化，信息经济、网络民主、互连网交流的普及，使人们对自然的物理世界的依赖淡化，而对精神世界、精神交往的依赖则明显增强。网络促进了文化深度交流与融合，网络也改变了精神生产和沟通方式，信息文明时代的精神文化体系逐渐淡化了工商文明时期的批量复制化和市场通行化、标准化的特点，而更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小众化、特色化的特征，精神世界的塔式的恢弘精致的结构解体，在网络中碎裂成五光十色的精神风景片段，成为新新人类的随意挥洒点染拼贴恶搞的精神资源，传统文化不再整体性延续，而被后现代主义打散结构成为弥漫的要素。精神文化体系在崩解后重生，从内容、形式到传播方式和读解方式发生改变，这是精神文化彻底现代化的捷径。<虚拟空间中的匿名喧嚣打破了精神领域的种种辖制，无障碍发表恶化了文化的平面化倾向，也打开了精神和心理的黑箱，深化了人们的自我理解和彼此认同。网络公共资源利用、网站交流平台、网上聊天交友、网络游戏参与、博客写作等在人与人高度疏离的时代提供了广泛的精神交流手段，对心理学和人文学科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的推进作用。网络文化发展促使精神生产力大大解放，人人可以成为文化的创造主体，精神发展的层次性也格外明显地体现出来，精英文化被颠覆、主流文化被消解，大众文化基础水准普遍提升，公众关注热点成为精神探索主题，公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成为流行话语和符号，精神文化的创造、欣赏和接受、进入实践环节、成为消费对象、变成生活组成部分，成为一个交织进行快速进展的过程。同时网络文化自发蔓延的局面开始改观，网络伦理网络法律的出现显示出人类社会理想在虚拟空间的构建里程，这是精神文化发展的新起点。<十二、全球化观念渗透<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国际化的进程，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入中国的双向进程加速，各大文化体系的冲突与融会不仅在国家民族间宏观地展开，也在跨国公司和国际市场具体运作中微观地进行，移民文化、多元文化进入日常生活领域，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制度性的樊篱减少，而类意识、共性意识增强。人类文明面临的共同挑战，如能源、环境、生态、人口、核威胁、恐怖危机等问题，是需要协力解决的，因而类意识、终极关怀的视角、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生态伦理、反思和重建现代性的后现代观念、与高科技发展相应的新时空观等成为当代精神文化体系的必要基础。< < < <参考文献：<（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德)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韦苏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英）尼尼安.斯马特著，《世界宗教》，高师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爱德华.w.萨义德著,《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三联书店1989年版<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蔚文译，外文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陈晏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1] 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编著的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社会现代化研究》的有关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第423页。<[3]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