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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刑事抗诉书实用篇一
申诉人：汪正安，男，生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汉族，中专文化程度，系蕲春县漕河交警中队辅助警力，手机：13886447068，身份证号码为：421126197111130175。
申诉请求：申诉人因不服鄂蕲春刑初字第00018号刑事判决书，提出申诉。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查此案。
事实与理由：
7月25日上午，被告人何国启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鄂j47218号帕萨特牌小车，位由本县漕河镇三路向七路方向行驶，约8时许行至漕河三路电影院路口处，遇交警部门拦车检查。何国启为逃避检查，驾车强行冲闯，并致执勤人员即申诉人被撞击后倒在该车引擎盖上，后被告人何国启仍驾车拖行被撞倒趴在前引擎盖上申诉人加速行驶5-6公里逃避现场。在逃离过程中，将路边行驶的一辆摩托车撞侧，致使车上四人不同程度损伤。当被告人快速驾车行经赤东镇张岗村后、途中被告人驾车撞击前方同向行驶两辆摩托车时、致使车速瞬间慢、申诉人在此时跳下该车，随后被告人何国启驾车逃离。蕲春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何国启在驾驶报废车辆套用盗抢车号牌及未取得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车辆以危险方法阻碍执行公务的交通协管员检查，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认为公诉机关蕲春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案发后被告人何国启赔偿了被告人即申诉人和刘汇的部分经济损失，认为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何国启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拘役五个月。
申诉人认为：该案罪名应定性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应按妨害公务罪定性。其理由在以下几点：1、申诉人无妨害公务罪的对象主体资格。妨害公务罪的概念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中和突发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结合本案中，申诉人系没有编制，从事交通协管员工作。根据《湖北省实施^v^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52条规定，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可以聘用道路交通安全协管员、道路交通协管员协助交通警察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劝阻、告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但不得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他只有在警察的带领下，履行一定的职责，也行驶一定的公共权力，只有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视其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行为视为执行公务，在没有警察在场的情况下，不能视其为国家工作人员，其履行职务的行为不视为执行公务。另外从目前辅助警力的录用手续及人事关系上来看，申诉人不是公务员，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不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中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被告人何国启在本案中符合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特征。被告人何国启故意实施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和公共生产、生活安全的行为，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结合本案查明事实，被告人何国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报废鄂j47218号拍萨特小车，同时使用盗抢车号牌、行驶在县城人流量大的街道，在遇交警协查时突然加大油门冲闯申诉人，驾车顶着申诉人以70至80码的速度逃窜，途中将路边的两辆摩托车撞倒致车上四人不同程度受伤、驾车继续逃逸、为逃避公安机关调查并将撞申诉人与过路群众的肇事车换上一副假牌照私藏在一隐蔽民房处，从以上事实分析被告何国启的犯罪行为可看出、被告人何国启所侵害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被告人何国启在本案中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
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都能构成该罪。刑法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4、至今为止，申诉人并没有谅解被告人何国启的犯罪行为。被告人不具备可酌情从轻处罚情节。，申诉人是绝对不会谅解被告人何国启的这种想剥夺自己生命的犯罪行为人，尽管申诉人最后经法医鉴定伤情是轻微伤偏重。同时还有被撞的刘巧也是轻微伤偏重。申诉人在本案开庭前也并未得到被告人赔偿的部分经济损失，更没有向任何机关和个人出具谅解书来谅解、该案在蕲春县人民法院开庭的当天，法院并没有通知本案的最大受害人即申诉人到庭举张权利，该院剥夺了申诉人作为本案中受害者的一切权利。
综合以上所述，申诉人认为，被告人何国启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而非妨害公务罪，申诉人在本案中并未出具谅解书去谅解被告人何国启。因为被告人何国启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大、不顾及他人生命及财产、不遵守交通法、不遵守公共安全秩序、这种可杀可剁的犯罪行为实在可恨、应从重判决惩罚、以维护法律尊严、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合法权益。蕲春县人民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存在循私舞弊，适用法律程序严重违法，重罪轻判的行为。
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申诉人：汪正安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检察院刑事抗诉书实用篇二
申诉人李xx对xx省xx二0一一年十二月六日作出的(20xx)南中法刑终字第1号刑事判决不服，现依法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1、撤销xx(20xx)南中刑再终字第1号刑事判决第三项;
2、依法对本案之当事人xx重新改判。事实及理由：
原审判决认定申诉人之子xx等当场使用暴力并当场取得财物的特征，应定抢劫罪，显属事实错误。以致于适用法律错误。
申诉人认为：
一、暴力胁迫与财物的取得没有因果关系。由于我国实行罪责自负原则，一个人只对自己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查明某一危害结果与某一危害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决定行为人对该结果是否负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本案的现场有三处：一处是文峰大桥不足xx0米处，二是凤垭山往重庆公路方向的一条小路上，三是光彩市场一门市部处。抢劫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物所有人、经管者或者相关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走财物或者迫使其交出财物的行为，且暴力或胁迫必须是当场使用，才构成抢劫罪。本案前两处现场之暴力或胁迫，三被告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客观表现为随意殴打，寻畔滋事。第二现场尹华强胁迫胖子承认偷柴油卖了xxx0元，偷废铁卖了300元，后以此为动机，要胖子赔尹华强2300元。第三现场取得的财物是吕元强所有的现金，既不是董品发的财物，也不是程飞的财物，且被告也没对吕元强实施暴力或胁迫，因此，本案所称暴力、胁迫与财物的.取得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1、从威胁的内容上看，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内容广泛，可以是以暴力相威胁，也可以是揭发隐私、毁坏财物、阻止正当权利的行使，不让对方实现某种正当要求等相威胁。抢劫罪威胁的内容只限于暴力。从本案来看，行为人是以揭发董品发、程飞偷柴油、偷废铁相威胁，并非暴力。
2、从威胁的方式上看，敲诈勒索罪可以是面对被害人，也可以不是面对被害人实施，即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进行威胁。抢劫罪只能是行为人当场当面向被害人直接口头实施，少数情况下以行动实施。从本案来看，行为人面对董品发、程飞。然而，财物并不是两受害人交出，而是由第三人吕文强拿出，在威胁方式上除口头送到派出所威胁外，尹华强还拿手机录音的方式进行威胁。
3、从非法取得财物的时间上看，敲诈勒索罪可以是当场取得，也可以是限定在若干时日以内取得。抢劫罪只能是当场当时取得。从本案来看，非法取得的财物不是当场当时取得，而时相隔一段时间后从第三人吕元强处取得。
4、从要求取得的内容方面看，敲诈勒索罪主要是财物，可以是一些财产性利益。抢劫罪只以有是财物，而且只能是动产。从本案来看，要求取得的不是财物，而偷卖柴油、废铁的价款。且两受害人拿出的手机和现金，行为人都没有当场当时取得。加之，xx还善意地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受害人。
综上所述，原判决没有正确区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界限，以致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之暴力、威胁与财物的取得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xx属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为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3条之规定，特向你院提出申诉，恳请支持申诉人之请求事项。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二oxx年四月二十一日
检察院刑事抗诉书实用篇三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xxx女，195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原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教师，住南岸区四公里xx学院教师宿舍xx栋xx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校，住所地南岸区四公里广黔路75号。
法定代表人xxx，该校校长。
申请事项
敬请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促使人民法院撤销一、二审判决，再审改判申请人胜诉。
申请理由
一、二审判决认为学校将空白教案本发放给教师的行为不能证明所有权已发生转移是要求当事人对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进行证明，违反了法律规定。
申请人认为，学校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的行为足以表明教案本的所有权已经发生移转，申请人继受取得该教案本的所有权。
诚如原判所言，教案本是被申请人购买，其所有权属被申请人所有。但这只是被申请人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以前的状态。在被上诉人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之后，教案本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而由申请人继受获得。
原审判决认为，被申请人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只是将其作为办公用品发放，发放的目的是为了申请人写教案，并无转移教案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
其二，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上交教案本的行为并非对教案本主张所有权，而仅是为了完成教学管理工作。
被申请人发放教案本后，从未主张对教案本的所有权。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上交教案本，目的是为了检查教师准备教案的情况，因而其管理制度中才有诸如教师不上交教案，可以给予某种形式的处分的规定。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处分是学校对教师的行政处分，而不是学校因教师侵害了学校对教案本的所有权而要求教师承担的民事责任。因而，也可以说学校自发放教案本后并未主张对教案本的所有权，这正与前述被申请人对教案本所有权转移的默示行为相一致。
本案中，教案本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和性质：一是被申请人发给申请人的教案本，是空白教案本，属于种类物;二是申请人上交给被申请人的教案本，是写有教案的教案本，属于特定物。当申请人在空白教案本中写上了教案后，此物已非彼物，教案本已不再是种类物而是特定物。如果原判认为被申请人有主张其空白教案本(种类物)的权利，申请人也只需以与原物相同或相似的空白教案本(种类物)返还，因何原判却以申请人所拥有的写有教案的教案本(特定物)来满足被申请人的主张呢?这显然是错误理解了种类物和特定物的关系，导致了文不对题的判决结果。
需要特点指出的是，申请人请求返还的标的物是附着了教案的教案本，申请人撰写教案虽然是完成工作任务，但并不能就此推论附着了教案的特定物的所有权与未附着教案的种类物在所有权关系上就没有改变。如果说学校还有权主张对作为空白教案本的种类物的所有权的话，也不应该通过占有附着了教案的教案本这一特定物的方式实现。实际上，民法中已经规定了当事人主张种类物的方法：用种类物代替，即用另外的空白教案本归还学校以实现学校对原发给申请人的空白教案本所有权的主张;无种类物代替时，折价赔偿，即如无另外的空白教案本，申请人可以对学校发给的空白教案折价归还以实现学校主张对空白教案本的所有权。因此，二审判决认为申请人无权要求被申请人归还附着教案的教案本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本案是物权纠纷，著作权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物权纠纷与著作权纠纷，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事纠纷。法院审理案件只能以确定的案件性质及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为审理的内容，而不应超越这种范围。本案是物权纠纷，原判却大谈著作权保护，且置《^v^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品包括文字作品”的明文规定于不顾，并曲解《^v^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和第四条，断言教案不属于“作品”范畴，意图为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寻找依据。但原判的这一理由与原判结果并无事实、法律及逻辑上的联系，观点错误且超出了审判职权范围。
从法院级别管辖的法律规定来看，著作权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如果案件涉及著作权问题，也只有中级人民法院才有权在一审案件中对其作出评判。但本案一审法院却在物权纠纷案件中，大谈著作权问题，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级别管辖原则，属违法行为。二审判决虽然认为都教案属于“作品”，但对一审判决所确认的申请人不拥有教案著作权的判决理由不置一词的情况下，维持原判，亦属错误。因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原判认定的教案不属“作品”范畴，或者教师不拥有教案的著作权，将被固定，为申请人就教案著作权归属问题寻求法律救济，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一、二审判决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是错误的，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也是错误的，深望贵院主持公正，依法提起抗诉，要求法院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检察院刑事抗诉书实用篇四
申诉人：李峰，男，1972年11月12日出生于上海市，汉，大学文化，原任新疆伊力特经销公司安徽办事处经理，住安徽省合肥市琥珀山庄×幢×室。
11月26日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被逮捕。
现羁押于宁国市看守所。
申诉人因不服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宣中刑终字第28号刑事裁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04条之规定特提出再审申请。
申诉事项：
依法撤销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 宣中刑终字第28号刑事裁定(见案文10)，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宣告申诉人无罪。
宁国市公检法对明知是无罪的经济纠纷，而以合同诈骗来追诉，法院合议庭认定事实是清楚的，属于经济纠纷。
但法院审判委员会枉法判决有罪。
上诉宣城中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撤销后，宁国法院重审时为了逃避责任，采取直接改罪名的方式，用盖有公司印章的复印件伪证，作为定罪证据，判处李峰犯 “伪造公司印章罪”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是一起典型的徇私枉法错案。
但宣城中院“将错就错”维持原判。
事实和理由：
一、新的原件证据，证明二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
申诉人不服宁国法院直接改罪名判伪造公司印章罪，上诉到宣城中院后，在二审庭审中，要求公诉方对改判 “伪造公司印章罪” 的证据，进行质证、查证时，才发现盖有公司合同专用章的 “总代理合同” 是一份复印件，在庭审中也没有出示原件认证、查证。
无法与原件相印证的复印件是不能作为有效证据的，上面盖的章是举报人沈雪芬自己伪造的。
她利用丈夫地税局局长的人情关系，就用那份盖有伪造印章的复印件合同，向公安机关报案，先是企图通过公安插手经济纠纷，来敲诈申诉人的合法利润，未得逞后，就想方设法追诉、陷害申诉人。
公安在侦查中，就凭那份盖有伪造公司印章的“总代理合同”复印件，到新疆伊力特经销公司去收集申诉人伪造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证词，还请他们提供真合同专用章的印模。
一边隐匿报案的伪证，一边用收集的证词来证明申诉人是冒用公司的名义，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
实际上^v^门所收集的证词、调取的真印模，只能证明沈雪芬报案的复印件上盖的章是伪造的，并不能证明申诉人有伪造公章的行为。
检察院审查中，我们已经把证明无罪的原件证据复印后，交给了公诉科科长陈俊和副检察长储兴旺，结果公诉方在两次开庭审理中，人情干预，徇情枉法，企图达到追诉申诉人有罪为目的，隐藏了我们交的未盖章的原件证据复印件，又隐匿了公安立案中盖章的无法与原件相印证的复印件，在庭审中不出示、不质证、不查证。
结果，宁国法院在法庭调查中也没有质证、认证、查证，反而在判决书中认定已经法庭质证、认证、予以证实。
使人不能理解的是，宣城中院为什么不对我们提出有异议的那份复印件上的印章真实性，进行查证，反而予以采信。
还把真印模与复印件的章互相对比，作为 “重新质证”，来证实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在荒唐。
实际上在原审中根本没有提出这两条证据，更没有提出什么真印模原件，就不存在质证、查证。
只是在重审后，直接改判伪造公司印章罪的 “刑事判决书” 中，才看到增加这两项证据。
到二审庭审时，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才重新举证，真相大白。
这次开庭发现复印件是伪证以后，我们就及时把 “总代理合同” 原件(见案证4)的复印件以及关于证据方面的 “补充辩护意见”(见书面材料)， 用特快专递寄给审理本案的合议庭(见邮政9)。
为了能证明复印件不具有真实性，是可以伪造的。
我们也模拟制作了一份由沈雪芬签字、公司盖公章的 “总代理合同” 复印件(见案证10)。
结果合议庭法官在接见我们时，认为庭审后的材料是属于寄给个人的，不予采纳。
二审裁定最后认为：“证明上诉人李峰伪造印章的证据不仅有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及经原审庭审中经过质证的盖有假合同章的合同复印件之外，上诉人李峰在公安侦查阶段及原审庭审中亦供认不讳，各证据间均能相互印证。
” 实在可笑。
本身就是没有证明力的复印件证据，再多的旁证、证词、口供都不能证明是李峰伪造印章的证据。
当然，公安在看守所提审讯问时，申诉人是供述了私刻公司合同专用章盖在 “总代理合同” 上的口供。
但公安是利用复印件伪证来欺骗、诱导取得的。
实际上申诉人与沈雪芬签定“总代理合同”时，根本没有盖章，因为公司没有配章给安徽办事处。
当时沈雪芬提出要盖公司合同章时，申诉人就对她说只能以后补盖。
事后也安排过人想办法去刻章。
因此就错认为：也许他们把章刻过了，大概沈雪芬也耒补盖了，所以就供述了以上口供。
况且是合同诈骗，与刻章也没有关系。
直到与家人见面时才知道，压根就没有人刻过章，更别提盖章了。
根据刑诉法第46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在没有其他任何能够证明是申诉人伪造印章的证据，也没有印章原物，就不能以申诉人的口供作为定罪依据。
宁国市公检法三家一直把那份伪证，当作是申诉人有罪的 “嫌疑”，理所当然地认作 “犯罪行为” 还当 “流窜作案” 逼迫申诉人承认签字，找理由延长审查时间。
坚持 “有罪推定”。
把一起很正常的经济纠纷，当作合同诈骗来刑事追究，使申诉人无辜羁押近500天。
后来因证据不足 “合同诈骗罪” 依法不能成立时，为了“保全” 宁国公检法的 “面子”，就策划一个逃避责任的 “换头术” ，直接改判为 “伪造公司印章罪” ，用关多久、判多久的办法来抵销羁押时间。
所以，判了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申诉人即使刻制了公司合同专用章，并盖在“总代理合同”上，也是很正常的职务行为，因为李峰是驻安徽办事处经理，授权负责公司在安徽的销售相关事宜。
(见亲属辩护词)就算伪造印章存在，也只属于“
治安管理处罚法”(见法律7) 第52条行为，受治安处罚，也不能追诉。
现在我们有双方亲笔签字，没有盖章的 “总代理合同” 原件(见案证4)，足以证明 “总代理合同” 复印件上盖的合同专用章是沈雪芬伪造的。
正如：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佘祥林案那样，因杀妻入狱后，被“杀”的妻子却突然回到人间，是冤案无疑。
现在李峰一案，因使用了伪造公司印章被判了刑。
现在出现了原件证据，证明未盖伪造的印章，也是冤案无疑。
二、 本案在诉讼程序上存在管辖问题，宁国无管辖权。
根据《^v^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管辖中第二十四条规定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一开始宁国法院就无管辖权，但法院不采信，理由是合同的商谈地和被害人的汇款地在宁国。
那么现在改为 ”伪造公司印章罪“ 的商谈地、发生地、付款地、使用地以及公司驻安徽办事处的所在地和被告人的居住地都在合肥。
前面”合同诈骗罪“是宁国公检法三机关领导受地税局局长干扰，官官相护，滥权，徇情枉法，故意造成的错案。
现在再争夺管辖权来审理此案，明摆的是为了逃避责任，其结果只能是再一次枉法判决。
所以二审裁定分析的，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宁国法院无管辖权。
三、法院在重审中直接改罪名宣判，违反法律程序。
程序是法律的生命。
本案公诉方起诉指控的是合同诈骗罪。
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才发回重审。
在重审中，公诉方未能提供新的证据，宁国法院也认为：公诉方因证据不足，合同诈骗罪依法不能成立，采纳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就应该作出因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如果在审理中认为申诉人犯有伪造公司印章罪的事实，就应该在判决前，建议人民检察院变更起诉指控罪名，重新开庭审理。
决不能违反法律程序直接变更罪名作出有罪判决，来达到抵消错关、借捕、错判的赔偿责任和错案的追究责任。
法院这种 ”突袭判决“ ，它又违背了控、审分离原则和 ”不告不理“原则，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也侵犯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定权利。
四、法院不具备直接改罪名来判罪的条件，适用法律错误。
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v^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宁国法院不具备直接改罪名来判罪的条件。
因为申诉人被起诉指控是 ”合同诈骗罪“ ，己经被两级法院认定为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依法不能成立，证明申诉人是无罪的。
所以法院根本无权改罪名,作有罪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只有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法院才可以作出与指控罪名不一致的有罪判决。
比如：哄动全国的重庆市”虹桥“跨塌一案，检察院指控赵祥忠犯有玩忽职守罪。
法院经审理认定，”检察机关指控赵祥忠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其犯有玩忽职守罪不当“，因此将起诉罪名自行作出了变更。
由此可以看出二审是随心所欲，曲解法律的裁定。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未依法审查、监督、纠正原审法院的错误判决，”将错就错“ 维护一审错误判决，使申诉人蒙冤。
为此，特申请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此案立案再审，撤销二审裁定，宣告申诉人无罪，以维护司法公正和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此 致
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1、宁国法院重审《刑事判决书》(见案文9)
2、宣城中院《刑事裁定书》(见案文10)
3、新证据 ”总代理合同^v^ 原件
(见案证4)
检察院刑事抗诉书实用篇五
申诉人委托律师代理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并提供相应证据：
按照《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五章第二十七条经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认为需要调查核实的。
（一）原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二）申诉人提供了新的事实、证据或者证据线索的;
（三）有其他问题需要调查核实的。
第二十八条对与案件有关的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和鉴定意见，认为需要复核的，可以进行复核，也可以对专门问题进行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第二十九条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可以询问原案当事人、证人和其他有关人员。
对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提请抗诉、提出抗诉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询问或者讯问原审被告人。
第三十条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应当听取申诉人意见，核实相关问题。
第三十一条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可以听取原案承办部门、原复查部门或者原承办人员意见，全面了解原案办理情况。
第三十二条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进行的询问、讯问等调查活动，应当制作调查笔录。调查笔录应当经被调查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者捺指印。调查人员也应当在调查笔录上签名。
第三十三条复查终结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是案件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和诉讼程序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处理的情形已经审查清楚，能够得出明确的复查结论。
第三十四条复查终结刑事申诉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制作刑事申诉复查终结报告，提出处理意见，经部门集体讨论后报请检察长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
经检察委员会决定的案件，应当将检察委员会决定事项通知书及讨论记录附卷。
第三十五条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依法办理，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结果。
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属于本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刑事申诉案件应当立案复查，不得再向下交办。
第三十六条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应当在立案后三个月以内办结。案件重大、疑难、复杂的，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对交办的刑事申诉案件，有管辖权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交办文书后十日以内立案复查，复查期限适用前款规定。逾期不能办结的，应当向交办的上级人民检察院书面说明情况。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