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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篇一
论文摘要：《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文学批评篇二
中西园林间形成如此大的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只能从文化背景，特别是哲学、美学思想上来分析。造园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要受到美学思想的影响，而美学又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体系下成长的。从历史上看，不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都十分强调理性对实践的认识作用。公元前六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试图从数量的关系上来寻找美的因素，著名的“黄金分割”最早就是由他们提出的。这种美学思想一直顽强的统治了欧洲几千年之久。她强调整一、秩序、均衡、对称、推崇圆、正方形、直线......等。欧洲几何图案形式的园林风格正是这种“唯理“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
与西方不同，中国古典园林是滋生在中国文化的肥田沃土之中，并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响。由于诗人、画家的直接参与和经营，中国园林从一开始便带有诗情画意的浓厚感情色彩。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最为直接、深刻。可以说中国园林一直是循者绘画的脉络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没有什么造园理论专著，但绘画理论著作则十分浩瀚。这些绘画理论对于造园起了很多指导作用。画论所遵循的原则莫过于“外师造化，内发心源“。外师造化是指以自然山水为创作的楷模，而内发心源则是强调并非科班的抄袭自然山水，而要经过艺术家的主观感受以粹取其精华。
除绘画外，诗词也对中国造园艺术影响至深。自古就有诗画同源之说，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的诗。诗对于造园的影响也是体现在“缘情“的一面。中国古代园林多由文人画家所营造，不免要反映这些人的气质和情操。这些人作为士大夫阶层无疑反映着当时社会的哲学和伦理道德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儒、道、佛”的重情义，尊崇自然、逃避现实和追求清净无为的思想汇合一起形成一种文人特有的恬静淡雅的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朴实无华的气质和情操，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造园的“重情“的美学思想。
义，多元化、综合化的发展是景观创新设计的关键之一，所以我们应该从比较的角度出发，而着眼与实践和创造，从而使古老的园林艺术呈现出新的生机。
总之通过这次继续教育的学习，收获是非常丰富，它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知识，使我又有了更深一层的提高，我将在我今年的工作中把我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文学批评篇三
梁实秋认为“文学的目的是在籍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文学批评的出发点是人对人生的态度,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自亚里士多德以至于今日,文学批评发展的痕迹与哲学如出一辙,其运动之趋向,与时代之划分几乎完全吻合,当然,在最古的时候,批评家就是哲学家。”由此可以看出,梁实秋把哲学思想当作文学批评的基础,有哲学根据的文学批评才能有固定的标准,产生始终一贯的文学批评,而他的文学批评观就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主义哲学思想上的,其目的是研讨文学作品的哲学价值,特别是伦理学意义。因为他认为文学以人生为题材,以表现人性为目的,文学不离人生便不离道德。即便题材是非人性非道德的,比如母子乱伦,子弑亲父等,也会因其作家的态度是有道德的,文学也就是有道德的,文学与道德密不可分,这是其“人性”文学思想的依据。
梁实秋在《文学批评辩》中讲道:希腊文的“批评”本是判断之意。“判断有两层步骤,――判与断。判者乃分辨选择的工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固定的普遍的,其判断之动机,乃为研讨真理而不计功利。”这段话可以作为他对文学批评的简要定义,可分为三个层次理解。
梁实秋坚持古典主义文学思想,认为古希腊艺术是最为和谐完美的,其批评理论也是来源于古希腊的批评作品。所以,他从“批评”的希腊文意义入手,将批评的性质界定为“判断”,文学批评的价值就在于公正地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
为了强调批评的最终目的和方法正则是判断,梁实秋首先对批评和鉴赏进行了区分。他认为,靠着自己的感觉享受一件艺术品是“鉴赏”;根据一个固定的标准评判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叫做“批评”。[5]鉴赏由印象而得,批评由品味而得。观众和读者处于鉴赏者的位置,批评家则不能停留在鉴赏者的位置,因为批评包含鉴赏而不等于鉴赏。对于作品是否合于艺术原则,是否人生之模仿,是否人生之批评等原理性问题,只有批评家才会去思考,观众和读者要的只是娱乐。此外,鉴赏常带有人类的同情,易使情感泛滥,而古典主义强调的是理性节制情感,认为文学批评应用理智约束情感,用理性去选择和判断。
其次,梁实秋还把批评同艺术、科学进行了区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幸福,最高的幸福是心灵的活动,模仿就是心灵活动之一,这里所说的模仿是“诗的模仿”,将其引申到更广泛的文学领域,则诗就是指文学,模仿就是文学创作,文学创作就是心灵的活动。梁实秋由此也设定文学批评是心灵判断的活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时间上无先后之别,性质上无优劣之异,都是心灵活动的方式之一,并且最上乘的文学创作必含有理性选择的成分,最上乘的文学批评对于作家必有深刻的鉴赏。但是,徒有理性亦不能成为创作,徒有鉴赏亦不能成为批评。“以批评与艺术混为一谈者,乃是否认批评家判断力之重要,把批评家限于鉴赏者的地位”，是创作天才与批评家品味的混乱,所以,文学批评并非艺术。此外,梁实秋反对近代以来将文学批评变成科学之势。他认为科学是归纳事实,统计研究,文学批评探讨的是价值问题,是伦理的选择,价值的估定,这些是科学所不能涉及的问题,所以,文学批评不是科学研究,它只能是对文学作品价值的判断和估定。
梁实秋坚信判断才是文学批评的正统,至于批评逐渐偏离正统,由判断到武断再到反抗,最终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流于科学的解释,要么停于印象的欣赏,这些都不能达到批评的终极目的――价值评估。
(二)批评的步骤。
文学批评分为两步,先是分辨选择,再是确定等级价值。对于第一步分辨选择的内容,梁实秋并未明确指出。从他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一文中反对王尔德将艺术批评作为艺术创造,反对其将批评家的工作归纳为对作家已选择的材料进行再选择,可以推论出其分辨选择的不会是所批评的文学作品的内容。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梁实秋从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凡公共所企求者,所认为目标者即为善,反是为恶。”推论人类的善与恶都具有普遍性,是文学表现的内容,而人类行为的善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这承认了意志之自由与理智之效用。由善恶选择的意志自由可以暂且认定分辨选择的内容是伦理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古典主义所强调的善恶、真理、人性等。
对文学作品的等级价值的确定是文学批评的第二步,也是终极的目的。梁实秋认为文学是有等级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倾向于一个共同的至善至美的中心,离中心较远的是二三流的文学,与中心背离的是最下乘的文学。由此而来,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以至善至美的中心为中心的,其任务在于叙说文学作品与中心的距离和远近程度,最终进行价值判断,这种价值与伦理学关系甚密。
文学批评的动机是研讨真理并具有非功利性。喀赖尔认为,诗是真理的写照,诗人是真理的宣扬者。真理是隐藏的、玄奥的,并非人人都能窥探到,诗人也并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与一般人中间需要一种人作为媒介物,把诗人探得的真理以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形式进行转化和传达,这种人就是批评家,并由此引申出解说的、传记的、历史的三种批评方法。梁实秋在《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观》中表示赞同喀赖尔对诗和诗人的定义,但不满于他降低了批评家的地位,提升了文学批评的社会功用,将文学批评功利化。因为他认为“文学批评本来该是不计功利,无所为而为的活动”。“批评的任务不是作文学作品的注解,而是作品价值的估定。”[8]解说的方法、传记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只能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一部分,不能作为批评的最终目的和方法正则,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和方法正则只能是“判断”。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浪潮中,梁实秋是偏于“浪漫的”,后来在留学期间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由“浪漫的”转向了“古典的”,将新文学运动定性为“浪漫的混乱”,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树起了“人性”的旗帜。
在《文学批评辩》一文中,梁实秋明确指出:“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惟一之标准”。他认为文学里可以不要规律,但不能不要标准。浪漫主义的唯一的标准就是“无标准”,以致造成了“过度的放纵的混乱”,而文学应该在理性的指导下约束情感,描写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因此,文学作品可以用普遍的固定的“人性”作为标准来衡量。“人性”在这里成为文学批评的至善至美的批评中心,是统摄一切文学的形而上的批评标准。
随后,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中表示反对新古典主义所定立的文学标准,认为它桎梏了文学创作的自由,是“外在的权威”,而文学标准应是“内在的制裁”,其节制的力量在于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在他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想中,情感与理性,“浪漫的”与“古典的”并不是两个可以平等对峙的名词。他认为浪漫主义运动追求“天才的独创”和“想象的自由”,这对于推翻新古典主义的文学标准不无价值,但其结果是过度的有害的。“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伟大的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观所强调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的艺术应由各部分合理组合而成,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在文学的创作、鉴赏和批评中,无论情感、想象还是形式,都需要一个制裁的总枢纽,即理性。理性是高于情感的,是节制情感的工具。所以,梁实秋也认为“古典的”即是健康的,“浪漫的”即是病态的,西方文学批评渐渐脱离健康的正统,反抗纪律,悖叛常态,文学批评者的任务就是以常态的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为标准来评估文学作品的价值。
梁实秋在《文学批评辩》中给文学批评的方法作了如下定义:“文学批评的方法是具体的,是以哲学的态度施之于文学的问题。”并对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的批评”和“科学的批评”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印象主义的批评将批评和艺术混为一谈,把文学批评视为文学创作中的创作,批评者只凭主观偏好,没有固定的标准,没有达到判断文学作品价值的目的,它只能算是鉴赏,并未达到批评。他强调文学批评必须要有标准,“其灵魂乃是品味,而非创作,其任务乃是判断,而非鉴赏,其方法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
对于在科学主义思潮中产生的科学的批评,梁实秋认为它与文学批评是两回事。比如,社会学的批评方法首先认定文学创作要受社会影响的支配,所以批评文学作品要解释其产生的社会状况,注重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外部研究。梁实秋则认为文学作品不但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也表现了作家个人的人格。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并未涉及到作家个人的人格方面,也并未实现批评的终极目的――价值判断,它可以作为文学批评的准备工作,却不是文学批评。此外,他还认为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方法的效用范围极为有限,只能对变态的文学作品和作家进行分析,而伟大的作品和作家都是健康的、常态的,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方法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总之,他认为这些新的批评方法都是有用的,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作为批评方法的正统,因为批评不能抛弃哲学的态度,人性、道德则是统摄一切文学之哲学态度,文学批评应该根据常态的人生经验来判断作品的价值。
结语。
综上所述,梁实秋对文学批评相关问题的探讨是建立在一个哲学王国基础上的,他首先设定了文学具有永恒性,其表现的内容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所以,文学批评要以恒定的常态的“人性”为标准,其方法是用有道德的有人性的哲学态度去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当他的这种“人性”标准和批评方法被放到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时,便显示出形而上的伦理学意义,具有不可实施性。他在看到社会学的、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方法的局限性的同时,也表现出其认识的片面性。
当然,我们回顾和探讨过去的理论,并不是为了去指责它的不足之处,而是为了探寻其在当代的价值。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观具有古典主义的特征,强调理性的节制,它为我们明确了文学批评的任务和目的是进行价值判断,将批评与哲学、宗教视为一物,赋予批评以哲学意义,抬高了批评家的身份和地位。也正如他的理论所预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都经受了“人性”标准来衡量,充满着伦理学意义。但是,他的这种以“人性”为核心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观,更多的应该作为文学批评的哲学态度,至于具体的可实施之方法仍需进一步探寻。
文学批评篇四
《中国文学批评史》于三月开卷，正值春暖花开之际，久坐于中心花园，书捧诗书，掩卷沉思，静嗅花香，一大乐事哉！寥寥收获记于此。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者郭绍虞，所读版本为一九三四年版。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能将一个人的名字与学科紧密联系起来的，先生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当属其中之一。《中国文学批评史》，顾名思义，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流变。何为文学批评史？它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学批评史，窥一隅而见全貌，我们可以据此来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流变，此亦是先生作书之本意。文学批评所由形成的主要关系，一者文学的自觉，二者思想的关系。
纵观全书，作者以纯文学为逻辑中轴展开论述，复古与演进的主体皆是纯文学，一言以蔽之，纯文学始终被杂文学意识所笼罩压制，至清朝成复古之完成期。
华夏悠远的历史同时也造就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而文学可以说是其中重要部分，从诗三百为源头的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无不流光溢彩。先生所著之书，分上下两册，每册分三个时间段，清晰地揭示文学批评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流变。
自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学观念的演进期，文学形式偏于文，文学作品与应用学术文的区别由含混到明晰。自隋唐到北宋，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两者区别又从明晰到含混。自南宋至于清，是文学批评的完成期，此期又分为三个阶段，以南宋金元为第一期，是批评家正想建立其思想体系的时期；以明代为第二期，是批评理论各主一端推而至极的偏胜时期；以清代为第三期，是批评理论折衷调和的综合时期。此大概是文学批评的发展流变。下而详述之。
在文学观念的演进期，可大致分为三段，周秦、两汉、魏晋。而前两期是文学观念的演进，迨至魏晋，方有专门论文之作，而进入文学自觉期，专重纯文学者亦是产生。周秦之时，文学即文章博学之意而不同于今。至两汉，文学与文章分野。至魏晋，文章分为文、笔；文近于纯文学，笔近于杂文学，文学分为儒、学，儒者通其理，学者识其事。
周秦，重点在于诸子之文学观，文学之称虽始于孔门，然诸子之文学非纯文学。孔门之文学观，一言尚文，诗重在创，以达意；二言尚用，文重在述，考古昔之遗文。其论诗重无邪，偏于质；又重于道，于是不离用，因而有文道合一之倾向。而儒家之神影响至文学批评分作、评两方面言之，作，正名主义之修辞；评即体会之方法。儒家之论神，有待与知，故近于科学；道家之论神，无待于知，故近于玄学。后人喜引诗佐证，均由孔门文学观尚用推而至极之果。孟子主于诗，提出知言养气说，与神近。荀子主于文，与道近。然荀子论文虽偏于道，然亦把尚文、尚用结合，故言传统之文学观确定于荀子。墨家论文极端质而尚用，以三表法，本之、原之、用之而立仪，其尚用为功利的尚用。道家视文学为陈迹、为糟粕，行不言之教，其提出性命说、神道说。
至两汉，论诗多沿袭周秦旧说，论赋，自扬雄开复古之声后，皆儒学之立场。扬雄者，受儒道两家之影响，论文尚质，复古宗经，却又故作艰深。王充的文学观偏于革新，受桓谭之影响，论文主于真（记载事实）受班彪之影响，论文主于善（真伪之平，善恶之实）反对泥古相袭，受史家之影响颇多。
郭绍虞（1893―1984），江苏苏州人。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为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做出了贡献。
至魏晋，出现专门论文之作，文学进入自觉期，曹魏时期，曹丕、曹植创作上沿袭古典文学旧型，同时开六朝淫靡之风气。此时期，因文学通才备其体之说，文学偏于贵族化，又因文学批评随喜好而无标准，生文人相轻之陋习。晋初文学首推二陆，而重在陆机之《文赋》。其对于文学批评之贡献提出文体的辨析，即对各种文学体裁、风格性质加以甄别，提出骈偶的主张，论文偏妍丽，开元嘉文学之风气，又提出音律说，其音主要指自然之音调，评论重在音节。至于左思，其论赋谓后人之赋失实，因而主张求真，皇甫谧为左思之《三都赋》作序亦认为赋极端尚美而渐离于真。此期，涌现一批总结之结撰者，()如挚虞之《文章流别集》，属于叙论性质的总结，其选辑的宗本于儒家的见地，即不专尚丽辞。至于东晋，有李充之《翰林论》，相比于挚，论文体之外尚兼评论。故言《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始，《翰林论》为文史之始。二晋亦涌现一批反时代潮流的批评家，如虞、裴、葛等人。
文学批评至于南朝而进入重要时期，所讨论的问题空前绝后，如文笔之区分，音律之发明；文学批评的专著产生，批评家亦用多种方法进行批评。钟嵘之《诗品》是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刘勰之《文心雕龙》是对文学评论的批评。此时论文，文质相重，而不是后世之重质轻文。汉魏文学批评重才性而不重门第，东晋、南朝严流品而不重申清议。而此时立文之道有三，行文、声文、情文，三者合而风格体制生。而萧统之《文选》别文体三十九种，亦是批评史上的一大进步。至于文笔之分，文学之性质始渐亦明显。至沈约倡四声八病之音律说，论者亦分二端。北朝之文学批评，不如南朝之发达，北之文学推王褒、庾信，而批评当推颜之推。颜氏之文学观多偏于折衷，而成为复古思想之萌芽。南朝刘勰以厚道主张，开唐代文坛风气，北朝颜之推以不废音律之故树唐代诗坛先声。
学批评之内容宏多，先记第一期于此。
331。
白泽。
文学批评篇五
有许多园林楹联写得气势磅礴，如沧浪亭有联云：“商彝周鼎，汉印唐碑，上下三千年，公自有情天得度；酒胆诗肠，文心画手，纵横一万里，我于无佛处称尊。”表现出不羁的豪情。
寺的“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都表现出了豁达开朗、释然物外的禅味，等等。由此可见，人间百态可尽显于楹联中。中国古典园林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幽静典雅当中显出物华文茂，“无文景不意，有景景不情”，这些诗意盎然的对联对园林景观起着烘云托月、画龙点睛的作用，虽只有片言只语，却意蕴隽秀，装点着园林的各个景区，既抒发了园林景色的诗画意境，又表达了园林内涵的美学情韵，充分体现了中国园林艺术的民族特色.
匾额横置门头或墙洞门上，在园林中多为景点的名称或对景色的称颂,以三字四字的为多。楹联往往与匾额相配，或树立门旁，或悬挂在厅、堂、亭、榭的楹柱上。楹联字数不限，讲究词性、对仗、音韵、平仄、意境情趣，是诗词的演变.自宋代之后，楹联逐渐出现于园林景观中。由于文人的参与把建筑环境的创造推向了高潮，并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建筑与装饰。
一种对称之美，从对联的语言、声调、内容以及形式上都要求对称。对称既是艺术美的规律之一，同时也应和了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和价值取向。尽管对联在形式和内容上各有不同，但它首先是通过装饰这一过程达到目的。
楹联与园林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关系在于内涵上。对联常常扮演建筑意义以及造园者或园主的思想感情之代言人的.角色。诗词是人类思想情绪的表达，而园林中对联是通过对诗词进行一番反思、提炼和重整之后所得的，因此它不仅能够抒发胸臆，展示各园独特的个性，还可以表达出一处景点的意境、内涵，与风景、古迹交相辉映达到珠联璧合之美。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十七回中曾借贾政之口说道：“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树山水，也断不能生色。”此话很有见地。试想，如果只有幽静的院落，雅致的轩阁，却无名联相衬，纵是鬼斧神工，亦觉美中不足。若有佳联相配，文辞隽永，书法美妙，则会使景观大增光彩，使人平添游兴。楹联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精华，也是传统建筑中文化积淀的一种体现。园林中的对联只用廖廖数语，就能描绘出一处景点的特征、内涵，同时还能让人体会到主人的思想感情、世界观、理想、生活经历等，一如园林的面部表情。因此传统园林中常常通过对联来表达意境和情绪，从而使园林的构成要素富于思想内涵和景观厚度。
园林楹联中有该园主人道德品格、文化素养的流露。如苏州拙政园，它建于明代正德四年，它第一位主人是当朝御史王献臣，他是一位直言敢谏，不讨皇帝欢心而辞官返乡的官员，他不满朝庭，远离皇宫，为此园取名“拙政”，是取晋代文人潘岳《闲居赋》中“筑室种树，灌园鬻蔬，是亦拙者之为政也”之意。园中有不少精彩的楹联传世，如“拙补以勤，问当年学士联吟，月下花前，留得几人诗酒；政余自暇，看此日名公雅集，辽东冀北，蔚成一代文章。”“生平直且勤,处世和而厚。”体现了严谨内敛、敦厚平和的长者的智慧。楹联中也有园林主人价值观、人生观的体现，如清吴云为苏州的南半园题联说：“园虽得半，身有余闲，便觉天空海阔；事不求全，心常知足，自然气静神怡。”以及镇江焦山别峰庵郑板桥读书处有联云：“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表达了一种超然物外的达观以及知足不求全的怡然自得。又如可园雏月池馆有联云：“大可浮家泛宅：且可随波逐流。”俨然一副清高自洁的表情。有直接描述园主的生活方式的楹联，如：无锡香草居有联云：“何以遣有生涯,或种菊，或艺兰，或蓄水养鱼，避地即仙源，芳序四时开小径；于此间得佳趣，宜敲诗，宜读书，宜临流垂钓，叩关无俗客，小园一角枕梁溪。”由此可知园主以园艺、垂钓、读书消磨时光。表现出天真拙朴、平淡闲逸的气质。
有些楹联让人有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厚重感。如清代孙髯所撰的昆明大观楼的长联曰：“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
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萍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荚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向人们展现出一种悠悠岁月积淀的深沉。
古典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它所创造的诗化环境，是一种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重人生、重道德的伦理型文化的基础上的艺术养生模式。园林追求“外适内和”，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环境并重，体现了我们的先人对生命的关注、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园林中的对联就是这种“关注”最好的体现，它蕴含着中国古代哲理观念、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痕，是极为中国式的“表情”。
西方学者海德格尔认为，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与重整破碎的自然是同等重要的，并把希望寄托在文艺上，认定这种最高的境界是人在自然环境中“诗意地栖居”。
在当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盲目建造了许多风格各异的人造景观，却失去了我们本当以之为归属的、籍之以定位的传统文化，因而使我们的栖居失去了诗意。
文学批评篇六
关键词：汉化民化地域性民族性・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曾几何时，文学批评失落了它的光辉。随着社会的步步演进，批评似乎也日复一日的失去了形而上学的冲动和视野，日渐混同于媒介批评和影视大众评论，所谓的“时尚批评”“酷评”“热评”“吹捧式批评”“自诩式批评”甚嚣尘上。而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似乎离这种前卫的批评还有段距离，但其批评又显得那么精神不振，故久为学界不满。1983年白崇人就指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不但落后于一般文学理论研究，而且也落后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明了21世纪，仍有多人持同样的批评意见。底新疆作协在对一年度的创作总结之时，亦提出这一现实问题的严峻性。只不过这一严峻性不仅体现在批评话语的力度不够，还表现在专业批评人士的匮乏。这足以让人感觉到改变新疆文学批评现状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本文意在通过对新疆文学批评现状的深入察析，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点和方法，以突破新疆文学研究多年来的经济、政治、时代决定论和传统批评模式的制约，使批评在地域性、民族性、文学叙事的独特性等方面实现文化维度的有效“突围”。
一、批评意识的缺席。
返观新疆当代文学批评史，不难发现许多评论著述都受微观批评意识的束缚，造成对宏观性研究和文本的结构性把握的严重缺失。这些问题在新疆当代文学批评整体格局中，形成了一种相互吹捧的不良顽疾。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疆的文学批评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对“西部文学”、“新边塞诗派”、“屯垦文学”的提出与倡导，在这些口号背后，有许多能够在文学史中大书特写的理论依据。
在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发展史中，“新边塞文学”成为典型例证，突现出新疆汉语作家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之根，比如杨牧、周涛和章德溢等新时期崛起的“新边塞诗”派诗人，以崇高的爱国情怀，忘我的创业精神，奇丽的诗歌意象，高昂的政治抒情，曾经给新疆文坛带来某种程度的辉煌。周政保、陈柏中、丁子人、夏冠周、郑兴富等评论家，也起到了这种描述的薪火传承作用。然而，这种时代情怀不是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学叙事中，不难看到这样的热情和气魄，如北大荒精神，大炼钢铁大跃进的激隋，那么，是否能得出边塞精神在祖国大地四面开花的结论呢?问题的存在，只能说明对新疆文学的边塞精神并没有找到其真正的立脚点，文学批评尚停留于表面叙事的.层次，缺乏文学性深入探求的力度。
再比如周涛提出“大散文”的概念后，这一术语便在很多作家评论话语中频频出现。对此我很有些不明白，到底怎么样的散文才够得上“大”的标准呢?是不是只要写了“西域历史人文”就堪称“大”呢?“西域历史人文”一说仍然是以地域特色遮蔽文学独立意识的话语。与此相仿的是“悠久深远的历史意识”。似乎“地域”加“历史意识”就足以将新疆文学或者“西部文学”推到卓尔不群的位置。这能否代表西部还有待探讨，但笔者想，就历史而写历史只是个受历史左右的叙事者，而面对历史怀有反思和审视的视野则更能体现出主体性。就此而言，一个新名号的提出，不仅要深入考察其形成动因，突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更要考察其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而且，将意识形态的东西与地域文化直接等同的逻辑是很不严密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这种结果无论新疆想不想接受都已成为现实，并且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在这种生存状况逼仄的情形下，民汉之间的文化互动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征，其文化叙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了新的征相，并触及到意识形态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这之间有历史原因，有经济原因，还有随着经济差距日益加大所产生的东西部意识。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对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成为一种要求和必然。我们的文学批评不能止步于对具体的作品进行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若要寻找到自身的言说能力和话语资源。改变面对内地文学话语和理论话语的失语状态，那么，首先要做的恐怕就是正视自身周遭的文化现实和社会现实，从一厢情愿的固步自封中走出来。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是语境的吁请，更是新疆文坛从自娱自乐的现状中突围所必须付出的努力。这一切，都与文学el渐边缘化的文化状况紧密关联，而要发见文学的当代价值更需要热爱文学的人、文学工作者、文学研究者具备田野调查的勇气和魄力，对现实做出独特视角的“深描”(格尔兹语)。
二、敞开足下的裂隙。
改变批评现状的呼声从未停止却又如此迫切，那么，对于新疆的文学批评而言，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呢?这些问题将会把我们改变批评现状的努力引向何处?要回答最后的问题，首先要对新疆当代文学批评予以深究。在笔者看来，以下疑问是至关重要的。
其一，民族创作个性到底在哪里?各种文学史中总是强调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其民族特色与创作个性，但是涉及到具体作品对创作如何个性化却讳莫如深。研究新疆文学史的专著很多，但要么只以描写的地域、场景和风格说话，要么以介绍作品内容为能事，或以固定的描述西部、边塞、西域的语句对作品进行笼而统之的概括。其结果不仅未体现出作品的民族性和个性所在，而且大大损减了作品的光彩。对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讲，其个性不应只以题材来定，作品的文化观念、叙事方式、审美意识，民族性格、民族心态，与以往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叙事张力等等可能更为重要。对于民族文学叙事，还应注意在不同民族叙事的内部转换之中所体现的民族创作个性，这种转换不仅深有意味，而且体现了叙事者对“自我”和“他者”关系的调控能力。这一点在以往的民族文学研究中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
其二，在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似乎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重点来叙述，因而汉族成为影响的中心。但汉民文化转换制尤其是汉族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心理却很少有人问及。新疆汉族的社会位置是非常特殊的，她既不同于内地的汉族，又不同于少数民族，她既是内地人眼中的“新疆人”，又是少数民族眼中的“汉族”，这决定了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可以说，新疆的汉族是两度被边缘化的民族。对这一点，以往的研究或忽略或用汉族的宏大叙事遮蔽了其复杂性和特殊性。
其三，一般的影响研究将重点多放在“相互影响”上，而对影响背后的曲折过程忽略不。
计。如《新疆多民族文学史文学翻译卷》中所提到的“新疆多民族文学相互影响大致可以分。
文学批评篇七
20xx年5月我参加了黑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知识更新培训，通过此次网上继续教育学习，园林专业学习了园林设计原理、园林各要素整体布局、园林植物种植设计、综合性公园设计和专类公园等。公需课程学习了triz理论的资源分析、技术矛盾与物理矛盾解题过程与方法、物质场分析、triz与计算机辅助创新软件。本次学习使我了解了园林工程专业的设计发展动态，掌握了本专业的最新设计理论，通过自己认真的学习使我获得很大收获，为今后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前进的方向，现就本次学习体会阐述如下。
通过学习园林知识，以及比对各国园林的异同，丰富了自己的景观知识，在设计的时候有了清晰的思路，想要设计什么，想要遵从何种风致，都在之前的理论学习中有了明确的概念。在接触了实际景观园林规划设计后，发现我国的景观设计近年来在强调功能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了设计感和时代感。这也就同时要求设计师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的迎合人们对景观欣赏的需要。
学习景观设计是一个不断肯定与否定的过程，刚开始，会有许多的想法掠过脑海，但是却抓不住什么，零星的片段和支离的画面总是扰乱我的思路，这个过程的设计思路繁复紊乱，慢慢的经过对设计方案的散碎的想法也就跟着渐渐消失了。有了大致的方向确定了设计风格后，就着手于收集和精炼该风格的特征和神韵，无论是东方园林还是西方园林都有自己特殊的特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何种特征来表现设计方案，以什么特征为表达的主题则又成了新的问题，例如根据实际要求与要求确定设计的景观风格为中式风格，那么这个景观中应该出现中式园林的元素。那么如何精炼具有特征的元素并加以利用就是设计者进一步应该考虑的问题，在选定一个自己认为最具有表现力和代表性的元素之后，放到自己的布景中，并且贯穿整个设计的思路。按照这样的步骤进行设计是到目前为止我所学习并与致用的，我认为作为一名设计者，是为服务他人和社会而存在工作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设计学习更偏向于如何更好的为人服务。我们设计的东西是否能让使用者在使用与置身其中时感觉到舒服与和谐，是否能让他们有新的体验或勾起对美好往事的回忆。在现代的城市中，人情总是越来越淡薄，我想在我们得设计中能够更好的帮助人们沟通和添加这个城市的趣味性和参与性。我想这些也是设计人性化的体现。在设计中，更注重这个设计的参与性，人们是否能都参与这个设计中，体会生活，而不是仅供观赏的艺术品，更多的强调设计的参与性与适应性。
中、西园林从形式上看其差异非常明显。西方园林所体现的是人工美，不仅布局对称、规则、严谨，就连花草都修整的方方正正，从而呈现出一种几何图案美，从现象上看西方造园主要是立足于用人工方法改变其自然状态。中国园林则完全不同，既不求轴线对称，也没有任何规则可循，相反却是山环水抱，曲折蜿蜒，不仅花草树木任自然之原貌，即使人工建筑也尽量顺应自然而参差错落，力求与自然融合，“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人化自然与自然拟人化。
既然是造园，便离不开自然，但中西方对自然的态度却很不相同。西方美学著作中虽也提到自然美，但这只是美的一种素材或源泉，自然美本身是有缺陷的，非经过人工的改造，便达不到完美的境地，也就是说自然美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而园林是人工创造的，理应加以改造，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
中国人对自然美的发现和探求所循的是另一种途径。中国人主要是寻求自然界中能与人的审美心情相契合并能引起共鸣的某些方面。中国园林虽从形式和风格上看属于自然山水园，但决非简单的再现或模仿自然，而是在深切领悟自然美的基础上加以萃取、抽象、概括、典型化。这种创造却不违背蔼然的天性，恰恰相反，是顺应自然并更加深刻的表现自然。中国人看来审美不是按人的理念去改变自然，而是强调主客体之间的情感契合点。因此西方造园的美学思想人化自然而中国则是自然拟人化。
形式美与意境美。
马时期的维特鲁威在他的《建筑十书》中也提到了比例、均衡等问题，提出“比例是美的外貌，是组合细部时适度的关系“。
中国造园则注重“景”和“情”，景自然也属于物质形态的范畴。但其衡量的标准则要看能否借它来触发人的情思，从而具有诗情画意般的环境氛围即“意境”。这显然不同于西方造园追求的形式美，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中国造园的文化背景。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造园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文人、画家的介入使中国造园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响。而诗和画都十分注重于意境的追求，致使中国造园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清人王国维说：“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意境是要靠“悟”才能获取，而“悟”是一种心智活动，“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因此造园的经营要旨就是追求意境。
一个好的园林，无论是中国或西方的，都必然会令人赏心悦目，但由于侧重不同，西方园林给我们的感觉是悦目，而中国园林则意在赏心。
明晰与含混。
西方园林主从分明，重点突出，各部分关系明确、肯定，边界和空间范围一目了然，空间序列段落分明，给人以秩序井然和清晰明确的印象。主要原因是西方园林追求的形式美，遵循形式美的法则显示出一种规律性和必然性，而但凡规律性的东西都会给人以清晰的秩序感。另外西方人擅长逻辑思维，对事物习惯于用分析的方法以揭示其本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大大影响了人们的审美习惯和观念。
中国造园讲究的是含蓄、虚幻、含而不露、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使人们置身其内有扑溯迷离和不可穷尽的幻觉，这自然是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观念使然。和西方人不同，中国人认识事物多借助于直接的体认，认为直觉并非是感官的直接反应，而是一种心智活动，一种内在经验的升华，不可能用推理的方法求得。中国园林的造景借鉴诗词、绘画，力求含蓄、深沉、虚幻，并借以求得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从而把许多全然对立的因素交织融会，浑然一体，而无明晰可言。相反，处处使人感到朦胧、含混。
文学批评篇八
本论文是一篇关于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文学批评论文的写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摘要：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学派，它关注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强调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的文学史，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标准，并要求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谱写妇女作家的传统。本文着重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及解构男性中心文学的框架与建立女性主义诗学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富有的实践指导作用。
关键词：英美文学;女性主义;男性中心文学。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而兴起的西方文艺批评新军。它以女性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纲领，其显著的特点在于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个人色彩。之所以把英美文学合在一起，是因为二者不约而同地对女性理由中的社会历史因素给予格外关注。另外，同为英语国家，女性主义批评者致力找寻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
一、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层背景和理由。
以往所谓的文学传统一律以男性为中心，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也都被父权主义意识所统治。面对这种情况，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文学批评要具备普遍作用和有效性，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女性意识包括在内，坚决动摇和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对现存的文化和制度进行总批判，整理提供掀起一场女权主义的文化革命。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是从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而开始的。这主要是通过考察、分析、审视男性文学中那些陈旧的女性形象。在男性本位创造的神话故事中，女性总是以虚幻、美化或扭曲的形象出现的。她们是象牙女郎、安德洛美达、夏娃、潘多拉，是为男人享用而创造出来的尤物，是一种被动、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在《性别政治》一书中，米勒特对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奈特等男性作家的思想意识作了尖锐有力的批评和分析，指出这些作家的小说中有很多细节描写都把女性给非人化了。小说中描写的场景和过程全都是从男主人公的角度出发的，女性人物自始至终都处于被制约的地位，男性人物则是绝对的操纵者。米勒特的分析说明，男作家正是通过这种夸张的描写，把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表现为正常的政治关系，让女人处于屈从、附属的地位。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指出，19世纪(乃至今日)占统治地位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把艺术创造力当成男性的一种根本优质，由于创造力被界定为男性，其结果必定是，占统治地位的女性文学形象也必定是男人幻想的产物，女作家们被剥夺了创造自我形象的权利，而必须努力遵照父权制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标准。吉尔伯特和格巴条分缕述地论证了19世纪的《不朽女性》是怎样被男人想象为虚无飘缈、温柔美丽的天使形象，认为从但丁的贝雅特里齐、歌德的葛雷特和玛甘泪一直到考文垂·帕特莫尔的《屋内天使》，理想的女性始终被视为逆来顺受、俯首帖耳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创造物。她们还指出，在天使形象的背后隐藏着妖妇的形象，男人把女性理想化的对应面就是对女性的恐惧。她既给男人带来满足，又会使他产生厌恶。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中心的文学把性别推向边缘，让妇女成为文化的接受者，批评的功能在于揭露隐藏在作品中的男性沙文主义的真正面目。因此，女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男性创造的女性神话，作一种对抗性阅读，把根植于女性心中的男性意识根除。文学批评一旦揭开了这些形象的政治含义和文本的性歧视，就能帮助读者摆脱意识形态的制约，从而动摇父权制的根基，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二、建立女性主义诗学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一些实践。
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试图通过对男作家笔下诸多女性形象的考察、剖析和审视来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但她们并不只满足于此，她们努力扩大批评的范围，拓展新的批评领域，确立女性主义批评原则，建造一座她们自己的文学宫殿，发掘被男人和社会所忽视的妇女文学传统，将批评的焦点对准女作家及其作品。她们要求拓宽妇女生活题材，创造一种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迥然有别于男性文学的妇女文学;她们系统阐述女性主义批评原则以此肯定妇女的文学经验和社会经验;建构女性主义诗学，以此对传统的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重新书写文学史;此外，她们还对男女作家在文学传统方面的差异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对女作家的创作经验、想象及其创作手法等方面显示出来的不同倾向进行初步研究，对既存的批评观念和文学的道德性质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审视。
具体做法就是寻觅女性文学的传统，挖掘被埋没的女作家及作品。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丽娜·蓓姆指出，如果从已出版的文学史或文集来看，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女性大作家，而主要的小说很容易发现，早在移民时期，女作家就开始活跃了。到了19世纪中叶，在销售和品种方面，女作家已在美国文学史上占了重要位置，连霍桑那样的名作家都免不了担心自己的读者会被女作家吸引过去。然而，这些女作家在文学史上却名不见经传，因为文学史对她们不屑一顾，认为女人不能算是作家，其作品也够不上载入史册的标准。正是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标准将女性作家长期摒弃于文学史外。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任务之一便是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整个文学史，发掘被埋没或受冷漠的女作家的作品，纠正男性传统对之的错误理解，寻觅女性文学的传统，重铸文学批评的策略。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承认一个女性文学的传统存在，但它时时被迫中断，妇女文学的发展呈间歇状态，直到19世纪以后才能较清楚地看到文学创作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女性文学传统。相对于世界文学的发展，这一女性文学的传统无疑是十分短暂的，并且以阿弗拉·贝恩为代表的19世纪初期的妇女创作又被男性的文学批评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故导致妇女文学传统的难以发现。尽管有着种种困难，但妇女文学传统的存在是无疑的。伍尔夫认为她自己的创作也是沿着这条女性先辈开拓出的道路而进行的，这条道路是许多年以前开辟出来的，动手的有芬尼·伯尔尼、阿弗拉·本、哈利·马提诺、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许多著名的女人，以及许多无名的和被忘记的女人，曾在我之前修缮着这条路以使之平坦光滑，并且调整着我的步伐。所以，当我写作时，我的前面只有极少一些物质障碍。伊莱恩·肖瓦尔特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中最为活跃、影响较大者之一，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
文学批评篇九
我相信，任何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都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独特而庄重的地标，令人着迷，令人神往，令人难忘。阅读许多江苏作家的作品，能够充分地感受到，这些作家对他们置身其中的生活和土地的浓厚感情和真挚的迷恋，无论是汪曾祺的“大淖世界”，陆文夫的“小巷人家”，还是范小青的“裤裆巷”、苏童的“香椿树街”和“枫杨树故乡”，都像是渗透了精神磁场和醇厚情感的文学、文化地标。而且，这种感情和爱，绝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感情和爱，而是扩大化了的、延伸的、历经淘洗和沉淀过的感情和爱。这种写作，更是超越了地域边界、有着巨大张力场的写作。因此，虽然作为一个“外省”的读者，我对江苏文学的感觉非常特别。
我觉得，如果从写作发生学的角度看，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出世和成熟，乃至杰出和经典，除了取决于作家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精神价值取向等因素外，还会与作家和作品所处和涉及的具体人文、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甚至作家内在精神的生成过程中，精神心理世界的形态、审美判断力都会因其所处的“位置”、“方位”，而决定或改变作品的叙述方向、修辞策略、美学艺术形态。也就是说，作家写作中呈现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形态特征，他所想、所能承载的情感天平，都极有可能要在地理、地域的范畴和感觉中寻求、获得某种“器质性”的平衡和契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位作家的成就和辉煌，一位作家写作的“出发地”和“回返地”，无不与他对文化、地理环境的依存和自身的生态感之间，表现为一种依赖和融合。
简言之，对一个作家而言，写作也许就是一种宿命。从哪里诞生、出发，在哪里终了或成为一种近乎神性的存在，无论你的写作和文本价值有多大、生命力有多强，它都会宿命般地显示着一个地域的气象和格局，并且成为一个地域文学的地标。这个地标，最初可能只是属于一个作家个人的，是对自己的体温、气味和情绪的确证;接下来，它可能就属于一个地域的，现实和梦想在虚构的世界里，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拥有了一个特别的故事，这同样是一种机缘，是不期而遇的缘分和沉淀。继而，这个作家或文本的地标，就不单单是一种风物志般的烘托和呈现，而是在更大程度上的地脉、地气和地缘的扩张，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在这里确立了他精神、心理、文化坐标的有机构成，他在文本中想要实现的艺术理想和冲动，从此生发、弥漫开来，并且呈现出应有的审美路径和人文意义。我想，这既是一个作家的叙事气度，也是一个地域的`文化气象。这也是文学最终超越现实、拥抱理想的机缘和根源。
我最早喜欢江苏作家及其作品，应该说，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文本所张扬出的超越了地域的强烈的文化感和诗学气象。既细腻绵密、氤氲诡谲，又不乏格局别致、大气磅礴;既曲径通幽、灵动唯美，又深刻持久、真挚沉实。我曾仔细思考过，我为什么会对许多江苏作家情有独钟呢?我所阅读和喜爱的几代江苏作家汪曾祺、陆文夫、高晓声、赵本夫、范小青、苏童、叶兆言、周梅森、朱苏进、储福金、毕飞宇、叶弥、鲁敏等等，似乎天然地都是“接地气”的高手，他们似乎都精于“精神地理学”、“情感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他们大都找到并牢牢地把握住了一个作家想象的源头和支撑点。他们的文本里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感觉和审美观，语言和文体丝丝缕缕发散出整体的、形象的、浑然一体的意象，这些汉语的创造，体现了南方的神韵、东方的思维和感觉，也让我们领略到中国作家对世界的认知、把握和表现维度。其实，这也体现出每一位优秀或杰出作家的力量和气度。
无疑，这些作家是当代江苏文学的地标，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