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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环境中，我们经常需要撰写报告来向上级领导或团队成员汇报项目进展和成果。报告的结构应该清晰，并且在每个部分都要有明确的主题和重点。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民考察报告篇一
最近，有一个调查研究的工作任务要做。为此，我又重新查阅了毛泽东同志于1927年3月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在中学时期便被老师推荐为调查报告的范本，今日读来依然风采不减。《报告》很长，但是逻辑清晰、亲切自然、说服力强。读完后有了一定的收获：一是调研主题如何确定。笼统地说，调研要围绕你感兴趣的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确定。
具体一点，就是。需要说明的是，有的时候调研的主题不一定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要根据矛盾的关联性，清晰地排出调研主题的主次顺序来。对于我们来说，虽然调研主题似乎领导已经确定，但是在具体调研的环节，还是要尽量突出一个主题，旁及及其问题的。调研主题确定了，就要围绕调研内容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包括查阅相关的资料，调研活动具体的组织方案的拟定及抽调合适的人选等。二是采取什么样的调研方法。
社会调研的方法有很多，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现场调研。包括查阅资料、数据分析、软件模拟、电话抽样访谈等。另一类是现场调研。如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服务对象走访等。采取什么样的调研方法取决于你的调研相对方和调研主题，总的原则就是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取最真实有效的信息。当然，信息的真实有效性往往需要事后的评估确定，所以，调研的经验在这里便具有特殊的价值。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老家，为了了解中国革命农民运动的阶段性情形，选取了有代表意义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进行了32天的实地考察，主要采取“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的方法，再与自己以往的革命经验相比较分析，指出了在今后的革命道路中，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都是可以依靠的革命重要力量，最后得出中国共产党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站出来领导他们的结论。
三是分析问题的方法。如时间序列分析、比较分析、统计分析、系统分析、个案分析等等。
农民考察报告篇二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这是针对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批评而写的。竣工于武昌都府地41号。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因为工作关系，当年经瞿秋白推荐到中宣部工作的已故老人羊牧之的女儿羊苹，曾多次向笔者讲述其父亲当年所回忆的，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许多往事，听来颇为感动，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1922年2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25日，瞿秋白在苏联生活、工作已近两个年头。鉴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同赴苏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陈独秀一起回到了北京。1923年6月中旬，瞿秋白赴广州参加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主持起草了党章、党纲草案，并向大会作了报告。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担任了刚创刊的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同时又参与党的理论刊物《向导》和《前锋》的编辑工作。同时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期刊撰写文章。1923年7月，瞿秋白受中央派遣，前往国共合作期间创办的由于右任担任校长、邵力子为副校长的上海大学，主持教务工作，并经李大钊推荐兼任了该校的社会学系主任。丁玲在回忆中说:“瞿秋白给我们上课，讲的面很宽，既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不但讲死人，也讲活人。瞿秋白是最好的教员。”
1924年1月24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参与修改了主要有孙中山提出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内容的大会宣言。1925年1月，在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作了长篇发言。他明确提出并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会后他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等组成了中央局，领导全党工作。同年“五卅”运动后，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出版的《热血日报》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份报纸共出了24期，瞿秋白平均为每期报纸撰写了两篇文章。
1925年7月，正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瞿秋白，与已是10年未见的好友羊牧之重逢。经瞿秋白的推荐，羊牧之于1926年的夏季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从事文件的校阅和一些杂差。瞿秋白对羊牧之说:“在中宣部工作，要注意和重视思想战线上的动向，对各种反动的思想，要给予坚决地打击；而打击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说理，不能靠漫骂的办法，因为漫骂是一种无能表现。”他还幽默地说:“你看有几个泼妇骂街的骂赢了的？”一次彭述之要羊牧之将《近阶段宣传要点》送给瞿秋白。在羊牧之的记忆中，此时瞿秋白的肺病发作得很厉害，身体消瘦，脸色苍白，医生要他卧床休息，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他郑重交待羊牧之说:“这个要点还要征求基层同志的意见。”接着又说:“宣传要点，关键是在‘要’字上；基层的同志在一线，他们最有发言权。”瞿秋白说到这里，停顿一下后，指着书架上的《水浒》风趣而严肃地说:“鲁智深三拳解决了镇关西，可见这三拳都打在了要点上。”
正在瞿秋白谈及其对《近阶段宣传要点》的意见时，交通员送来一个文件，他阅看后兴奋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现在北伐战争已经打响，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叶挺等一大批我党卓越的军事干部，都在北伐战争中担任了主要骨干，看来革命形势将会出现突破。”说着，他拿起了《近阶段宣传要点》对羊牧之加重了语气说:“宣传要点里要增加宣传北伐战争伟大意义的内容，要宣传北伐战争取得的一个个胜利，进一步做好唤起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拥护我党立场的人士，使他们支持北伐、参加北伐，争取北伐战争的全面胜利。”
羊牧之曾回忆说，瞿秋白一直提醒他，在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要持慎重的态度，既要注意合作，但也不能抱有幻想。他在介绍1926年1月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时说:“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贯彻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的右派受到了斥责，制裁了西山会议派；但是，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反动思潮，仍然是一种潜伏的最大危险，一定要在理论上揭穿它的反动本质。”他接着说:“会议期间，我和毛泽东等代表正在楼上一起交谈，这时戴季陶等几个国民党顽固派人物也上了楼。毛泽东礼节性地与他们一一握手。可在与戴季陶握手时，毛泽东对他说:‘在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戴季陶听后，呈现出了尴尬的神情。”据羊牧之回忆，瞿秋白在1925年冬季至1926年的一、二月间，先后撰写的文章有20余篇。其中在《向导》周报社于1925年8月出版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和1925年9月11日出版的《向导》第129期上刊登的《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以及1926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月刊)第3号上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重要论文中，他在迎头痛击戴季陶之流的荒谬言论的同时，准确全面地阐明了他自己关于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
据羊牧之生前的回忆，在一次晚饭后，瞿秋白神情严肃地对他说:“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是他看到了我们党的右倾软弱的致命伤，所以他才敢于这样做。”他停顿了一会接着又说:“我们真的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血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由于讲得过于激动，引起他肺部的隐痛。他随手抚摸着胸口，稍停一歇后继续说:“我作为党中央的常委，也是有责任的。我深感在第一线的斗争经验太少，单靠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干不好革命的。”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羊牧之作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大会，站在主席台对面的看楼上。这次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想通过陈独秀的工作报告，进一步认识当时严峻的形势，提出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也很想听听陈独秀在会上做出的自我批评。但使大家失望的是，陈独秀依然坚持他的反对土地革命、反对武装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叶挺听了就问羊牧之:“他的报告经中央集体讨论过没有？”羊牧之回答说:“不知道，但这应该是讨论的。”这时一位四川口音的代表对另一位代表说:“不管他(陈独秀)怎么讲，格老子还是像以前那样干，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为使瞿秋白了解代表对陈独秀工作报告的强烈不满情绪，羊牧之就走到主席台后面的休息室，向瞿秋白汇报了叶挺等代表的反映。瞿秋白听后黙不做声，神色凝重，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着烟。
就在这次代表大会第二天的下午会议上，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显赫的放着一本署名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扉页上的副标题为《第三国际还是第0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这篇文章在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的同时，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错误理论进行了尖锐地批判。陈独秀看到了这本小册子，表示大为不满。陈独秀的追随者彭述之则坚决支持陈独秀。他拍拍小册子说:“这是见了鬼？”而绝大多数代表看到了这本小册子，边阅读边交谈，情绪一时间活跃了起来。恽代英对坐在一旁的杨之华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写得尖锐！文章中对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取领导权？这些问题问得实在是好！”会上，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代表，他们在阅读瞿秋白的文章后，纷纷站立了起来，激愤地批判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土地改革和建立人民政权两大政治任务，并讨论通过了关于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发展工人运动等问题决议。瞿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结束后的6月3日，瞿秋白被补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明确主管中宣部工作。这年的7月，瞿秋白已事实上接替陈独秀担负起中央的领导工作。羊牧之看着工作更加繁忙而身体日益衰弱的瞿秋白感到很心痛，于是经常上机关二楼去看望住宿、工作在这里的瞿秋白。这位同乡老友带着淡淡的笑意说:“现在是形势紧迫啊，我已经跨上了战马，除非中弹倒在枪口下，能不向前猛冲吗？”
1926年7月，北伐军势如破竹，不到半年时间，即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封建军阀的主力。当时形势大好的又一个标志是，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但在对时局的估计和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以及如何与国民党相处等方面，中共中央高层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瞿秋白与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的观点相悖，争论异常激烈。瞿秋白这时因肺病日趋严重，在党组织的催促和安排下，住进了医院的单人病房。谁知他一到医院，就要杨之华按照他开列的书目送书来，他说要乘机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他边读书，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思考着许多问题。他说:“我一天不做事，就会感到不舒服。”
在这期间，他撰写了20多篇文章。其中在有关中国革命与农民问题的文章中，明确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的重要观点，认为没有农民的参加，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26年8月间，他又在广州，带病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演讲了《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就在这篇演讲里，他提出了“必须要重视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的观点。他还提出了耕地农有、武装农民、农民参加政权、剥夺买办地主阶级政权等方面的具体主张。瞿秋白的这些论述恰好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示相吻合。斯大林在他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领导中国革命使之能够取得胜利的指示中特别强调指出:“农民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把千百万的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并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而成为他们的领袖，革命事业就不可能胜利。”
羊牧之曾回忆说，瞿秋白于1927年3月中旬到达武汉，在了解了党内在对待农民运动的分歧意见后郑重对他说:“目前，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毛泽东则不同，他针对我们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1927年1月亲自到湖南农村，作了32天的实地调查，写出了针对性很强、很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文章中痛斥了我们党内一切怀疑、否认农民运动的错误论调，大加赞赏农民运动，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瞿秋白显得异常气愤:“毛泽东的这份调查报告，在湖南省委机关周刊《战士》上首先刊登了部分章节，对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可是，在毛泽东将这份报告寄到中央后，陈独秀、彭述之却不准在《向导》周刊上全文发表。”
羊牧之生前清晰地记得，有一天的深夜里，他已经熟睡了。瞿秋白开会一回来就叫醒了他说:“我已看过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调查报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一篇好文章。”瞿秋白说后就交代他要单独刊印成小册子。羊牧之因当夜睡眼惺忪，一时未能弄清楚单独刊印的原由，出于是老乡熟人，他就去找住在楼上的瞿秋白，欲问个明白。谁知瞿秋白却问羊牧之有否看过这篇调查报告？还未来得及阅看的羊牧之脱口回答说:“只是翻了一下。”瞿秋白听了羊牧之的回答，显得很不满意。他严肃地说:“这不行，我们部里的同志，对党内任何同志送来中央的报告文章，都要认真地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说着，他站起来:“只是翻了一下，我们旧衙门里的‘师爷’！”看到瞿秋白对自己的好友和部属这样严肃的批评，站在一旁的杨之华感到不服气。她接过瞿秋白的话头说:“牧之昨天翻了一下，今天可以再翻几下，你抓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我看啊，你才是摆出了旧衙门的官僚架子来了。”杨之华这一插话，使得3人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羊牧之说:“瞿秋白看到了党在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已经发展到非常危险的境况了，必须要及时纠正，所以他急着要赶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羊牧之记得，瞿秋白为了使党内外的同志都能够重视这篇调查报告，他还特别在4月11日的深夜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笔者找到的序言是这样写的:“‘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惰农、痞子……’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称毛泽东、彭湃为“农民运动的王！”
羊牧之在上世纪90年代还回忆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瞿秋白所写的序言，在瞿秋白对我交办后，我就郑重交给了一位熟悉党的出版机构武汉长江书局的负责同志，是这位负责同志去办理了赶排出版单行本的事宜。”出版后的单行本，其书名改为《湖南农民革命(一)》，一时间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印好不久，恰好杨之华从上海来到了武汉。谁知她刚见到瞿秋白，瞿秋白便从抽屉里拿出了几本书来，认真地对她说:“你要冷静下来，不要被革命高潮冲昏头脑。”说着，又特别拿起了《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本小册子对杨之华说:“人人应该读几遍，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你要好好研究这几本小册子，这算是我在武汉给你的见面礼。”
关于这本《湖南农民革命(一)》的小册子，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于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先后用俄文和英文发表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说，这篇调查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沈伟东）。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后，引起广泛关注。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90年过去了，再读《报告》，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调查湖南农民运动不单是为了回应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还有其认识、实践、心理基础；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农民作用的肯定、对农村建设的关注，仍不失其当代价值。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向导》周报刊发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在《报告》发表90周年之际，本文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对其历史作用和现实启示略作解读。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
1925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回韶山养病。于是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韶山进行社会调查。经过同各类人士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1926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深感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7页）。因此，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调查，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
1927年1—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79页）。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来”，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毛泽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农民是“革命先锋”。国民党右派关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说法是道听途说，缺乏调查基础；而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结论是基于实地调查，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舆论混杂、是非难辨的情况下，有利于赢得话语优势和话语主动权。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报告》时说：“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湖南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使他说这番话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当前，中国农村处于变革之中，各级领导干部制定农村政策，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仍需要对农村进行调查；在对农村进行调查时，要开调查会，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进行实地考察，不能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只有经过充分的农村调查，才能制定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状况的改革发展政策。没有农村调查，就没有资格在农村问题上发言。
毛泽东在农村环境下成长，尊重农民、敬畏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在寻找中国革命力量时，如果说1924年前对工人关注较多的话，那么，1925年后则将目光主要聚焦于农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通过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及形成原因的透彻分析，认识到中国农村所蕴藏的革命力量。
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强调将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中国革命力量。6月，毛泽东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民问题时，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的结论。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说得更直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3页、第166页）。这些认识，揭示了农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为毛泽东在《报告》中定位农民及农民革命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在《报告》中，毛泽东依据自己的观察，断言“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这是对农民运动革命性、正义性的总体肯定，彰显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种。在他看来，富农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页、第20页）。农民的力量，来自农民的组织、农民的武装、农民的权力，来自针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农民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推翻农村社会的封建统治，建构新的社会基础、社会秩序。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逐渐缩小，但农民的绝对数量仍不容忽视。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依然需要依靠农民力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需要农民的智慧和探索；农民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基本利益诉求。
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村革命，也非常关注农村建设和发展。1926年6月，他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时指出：“农村教育是现在社会很大的问题”，对当时农村盛行的封建教育表示了极大忧虑。8月14日，毛泽东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身份参加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5页）他鼓励与会代表到民间去，直接指导农民，从根本上救治中国农业。
在《报告》中，毛泽东所关注的14件大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农村建设的重点。如通过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建设廉洁政府，破除迷信与神权，普及政治宣传，严禁牌、赌、鸦片，办农民学校，建立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坝，实际上已涉及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毛泽东期待通过农民革命改造农村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也应当看到，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有些传统观念制约了农村发展，部分农村尚未走出贫困状态。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农村成为现实；如何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同步推进，在完善村民自治、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协调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如何在谋求农村发展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道路，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陈金龙，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927年下半年起，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也遭到党内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
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32天里，毛泽东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在乡下和县城，毛泽东广泛地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2月5日毛泽东结束考察回到长沙后，在湖南区委几次作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从3月5日起，这篇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当时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个报告，他于3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两章。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扩大会上谈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并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热烈赞颂大革命中的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明确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摧毁封建武装，重组农村政权。这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后，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这篇报告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在湖南，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从减租减息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平分配土地，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随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极为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
农民考察报告篇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篇长达30页，内容多，写读后感如文字过少容易失之笼统，故而只针对“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一语写点感想。
农民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为了迁就国民党而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历时三十二天，在湖南步行了七百公里，做了详尽的考察工作后写下此文。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说法，其实是要回答当时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否“过分”的问题，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问题。
中层以上社会、国民党右派认为革命“糟得很”；中派则认为农会“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所以是“过分”的、是“矫枉过正”的、“未免太不成话”。而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后，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错的，农民革命“好得很”呢！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他的依据主要有两条：
一是，一些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
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之所以说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由于农民运动已被一些反对者定性为“矫枉过正”，他是为了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是为了驳斥这种错误评价而将“矫枉过正”的成语予以改写，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从根子上就认为：要矫枉，就必须用过正的方式来办，才是对的。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矫枉必须过正论”，就能解释，为何毛泽东（虽不是同一时期）但其实是同意“过犹不及”的思想方法的。毛泽东在1939年致张闻天的信中，肯定了过犹不及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从质和量的统一来说明了过犹不及的合理性。
农民考察报告篇四
9月25日至10月5日，俺访德国，途经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4国，曾在法兰克福、达姆斯塔特、波恩、科隆、阿姆斯特丹、布鲁赛尔、海德堡等7个城市逗留，在贝多芬诞生的房子前站站了很久......
俺当然不敢不从。 。
俺是以农民的眼光看问题，但俺又不可能代表其他农民。 。
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
于是，有了这么一篇不伦不类的文章。 。
此为序。 。
算是考察报告之一吧。 。
笨老头即日 农民眼里的欧洲（之二：请客吃饭） 。
请客吃饭 。
主人说可以随便喝酒。 。
农民眼里的欧洲（之三：电源插座） 。
电源插座 。
农民眼里的欧洲（之四：敬业精神） 。
敬业精神 。
曾听说德国人做事很认真，因从未接触过，没有感觉，接触后感慨颇多。 。
农民眼里的欧洲（之五：时间观念） 。
时间观念 。
农民眼里的欧洲（之六：道德观念） 。
道德观念 。
走了4国，逗留了7个城市，过马路时自然会遇到红绿灯。每次过红绿灯时，导游生怕我们像在国内一样，见没人就闯，多次提醒。他是担心丢中国人的脸。
我们总说没钱。 。
我们经不起折腾。 。
农民眼里的欧洲（之七：城乡差别） 。
城乡差别 。
农民眼里的欧洲（之八：结束语） 。
到了这份上，我得如实说，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比中国的亮。人家那儿，空气的污染没有我们严重，月亮怎么可能不亮？ 转了一圈，拍了不少照片，但我无力上贴。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说了。 就此打住。
农民考察报告篇五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这是针对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批评而写的。竣工于武昌都府地41号。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1927年下半年起，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也遭到党内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
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32天里，毛泽东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在乡下和县城，毛泽东广泛地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2月5日毛泽东结束考察回到长沙后，在湖南区委几次作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从3月5日起，这篇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当时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个报告，他于3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两章。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扩大会上谈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并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热烈赞颂大革命中的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明确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摧毁封建武装，重组农村政权。这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后，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这篇报告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在湖南，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从减租减息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平分配土地，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随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极为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
因为工作关系，当年经瞿秋白推荐到中宣部工作的已故老人羊牧之的女儿羊苹，曾多次向笔者讲述其父亲当年所回忆的，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许多往事，听来颇为感动，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1922年2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25日，瞿秋白在苏联生活、工作已近两个年头。鉴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同赴苏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陈独秀一起回到了北京。1923年6月中旬，瞿秋白赴广州参加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主持起草了党章、党纲草案，并向大会作了报告。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担任了刚创刊的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同时又参与党的理论刊物《向导》和《前锋》的编辑工作。同时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期刊撰写文章。1923年7月，瞿秋白受中央派遣，前往国共合作期间创办的由于右任担任校长、邵力子为副校长的上海大学，主持教务工作，并经李大钊推荐兼任了该校的社会学系主任。丁玲在回忆中说:“瞿秋白给我们上课，讲的面很宽，既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不但讲死人，也讲活人。瞿秋白是最好的教员。”
1924年1月24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参与修改了主要有孙中山提出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内容的大会宣言。1925年1月，在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作了长篇发言。他明确提出并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会后他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等组成了中央局，领导全党工作。同年“五卅”运动后，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出版的《热血日报》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份报纸共出了24期，瞿秋白平均为每期报纸撰写了两篇文章。
1925年7月，正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瞿秋白，与已是10年未见的好友羊牧之重逢。经瞿秋白的推荐，羊牧之于1926年的夏季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从事文件的校阅和一些杂差。瞿秋白对羊牧之说:“在中宣部工作，要注意和重视思想战线上的动向，对各种反动的思想，要给予坚决地打击；而打击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说理，不能靠漫骂的办法，因为漫骂是一种无能表现。”他还幽默地说:“你看有几个泼妇骂街的骂赢了的？”一次彭述之要羊牧之将《近阶段宣传要点》送给瞿秋白。在羊牧之的记忆中，此时瞿秋白的肺病发作得很厉害，身体消瘦，脸色苍白，医生要他卧床休息，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他郑重交待羊牧之说:“这个要点还要征求基层同志的意见。”接着又说:“宣传要点，关键是在‘要’字上；基层的同志在一线，他们最有发言权。”瞿秋白说到这里，停顿一下后，指着书架上的《水浒》风趣而严肃地说:“鲁智深三拳解决了镇关西，可见这三拳都打在了要点上。”
正在瞿秋白谈及其对《近阶段宣传要点》的意见时，交通员送来一个文件，他阅看后兴奋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现在北伐战争已经打响，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叶挺等一大批我党卓越的军事干部，都在北伐战争中担任了主要骨干，看来革命形势将会出现突破。”说着，他拿起了《近阶段宣传要点》对羊牧之加重了语气说:“宣传要点里要增加宣传北伐战争伟大意义的内容，要宣传北伐战争取得的一个个胜利，进一步做好唤起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拥护我党立场的人士，使他们支持北伐、参加北伐，争取北伐战争的全面胜利。”
羊牧之曾回忆说，瞿秋白一直提醒他，在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要持慎重的态度，既要注意合作，但也不能抱有幻想。他在介绍1926年1月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时说:“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贯彻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的右派受到了斥责，制裁了西山会议派；但是，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反动思潮，仍然是一种潜伏的最大危险，一定要在理论上揭穿它的反动本质。”他接着说:“会议期间，我和毛泽东等代表正在楼上一起交谈，这时戴季陶等几个国民党顽固派人物也上了楼。毛泽东礼节性地与他们一一握手。可在与戴季陶握手时，毛泽东对他说:‘在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戴季陶听后，呈现出了尴尬的神情。”据羊牧之回忆，瞿秋白在1925年冬季至1926年的一、二月间，先后撰写的文章有20余篇。其中在《向导》周报社于1925年8月出版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和1925年9月11日出版的《向导》第129期上刊登的《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以及1926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月刊)第3号上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重要论文中，他在迎头痛击戴季陶之流的荒谬言论的同时，准确全面地阐明了他自己关于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
据羊牧之生前的回忆，在一次晚饭后，瞿秋白神情严肃地对他说:“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是他看到了我们党的右倾软弱的致命伤，所以他才敢于这样做。”他停顿了一会接着又说:“我们真的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血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由于讲得过于激动，引起他肺部的隐痛。他随手抚摸着胸口，稍停一歇后继续说:“我作为党中央的常委，也是有责任的。我深感在第一线的斗争经验太少，单靠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干不好革命的。”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羊牧之作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大会，站在主席台对面的看楼上。这次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想通过陈独秀的工作报告，进一步认识当时严峻的形势，提出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也很想听听陈独秀在会上做出的自我批评。但使大家失望的是，陈独秀依然坚持他的反对土地革命、反对武装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叶挺听了就问羊牧之:“他的报告经中央集体讨论过没有？”羊牧之回答说:“不知道，但这应该是讨论的。”这时一位四川口音的代表对另一位代表说:“不管他(陈独秀)怎么讲，格老子还是像以前那样干，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为使瞿秋白了解代表对陈独秀工作报告的强烈不满情绪，羊牧之就走到主席台后面的休息室，向瞿秋白汇报了叶挺等代表的反映。瞿秋白听后黙不做声，神色凝重，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着烟。
就在这次代表大会第二天的下午会议上，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显赫的放着一本署名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扉页上的副标题为《第三国际还是第0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这篇文章在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的同时，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错误理论进行了尖锐地批判。陈独秀看到了这本小册子，表示大为不满。陈独秀的追随者彭述之则坚决支持陈独秀。他拍拍小册子说:“这是见了鬼？”而绝大多数代表看到了这本小册子，边阅读边交谈，情绪一时间活跃了起来。恽代英对坐在一旁的杨之华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写得尖锐！文章中对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取领导权？这些问题问得实在是好！”会上，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代表，他们在阅读瞿秋白的文章后，纷纷站立了起来，激愤地批判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土地改革和建立人民政权两大政治任务，并讨论通过了关于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发展工人运动等问题决议。瞿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结束后的6月3日，瞿秋白被补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明确主管中宣部工作。这年的7月，瞿秋白已事实上接替陈独秀担负起中央的领导工作。羊牧之看着工作更加繁忙而身体日益衰弱的瞿秋白感到很心痛，于是经常上机关二楼去看望住宿、工作在这里的瞿秋白。这位同乡老友带着淡淡的笑意说:“现在是形势紧迫啊，我已经跨上了战马，除非中弹倒在枪口下，能不向前猛冲吗？”
1926年7月，北伐军势如破竹，不到半年时间，即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封建军阀的主力。当时形势大好的又一个标志是，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但在对时局的估计和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以及如何与国民党相处等方面，中共中央高层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瞿秋白与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的观点相悖，争论异常激烈。瞿秋白这时因肺病日趋严重，在党组织的催促和安排下，住进了医院的单人病房。谁知他一到医院，就要杨之华按照他开列的书目送书来，他说要乘机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他边读书，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思考着许多问题。他说:“我一天不做事，就会感到不舒服。”
在这期间，他撰写了20多篇文章。其中在有关中国革命与农民问题的文章中，明确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的重要观点，认为没有农民的参加，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26年8月间，他又在广州，带病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演讲了《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就在这篇演讲里，他提出了“必须要重视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的观点。他还提出了耕地农有、武装农民、农民参加政权、剥夺买办地主阶级政权等方面的具体主张。瞿秋白的这些论述恰好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示相吻合。斯大林在他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领导中国革命使之能够取得胜利的指示中特别强调指出:“农民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把千百万的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并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而成为他们的领袖，革命事业就不可能胜利。”
羊牧之曾回忆说，瞿秋白于1927年3月中旬到达武汉，在了解了党内在对待农民运动的分歧意见后郑重对他说:“目前，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毛泽东则不同，他针对我们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1927年1月亲自到湖南农村，作了32天的实地调查，写出了针对性很强、很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文章中痛斥了我们党内一切怀疑、否认农民运动的错误论调，大加赞赏农民运动，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瞿秋白显得异常气愤:“毛泽东的这份调查报告，在湖南省委机关周刊《战士》上首先刊登了部分章节，对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可是，在毛泽东将这份报告寄到中央后，陈独秀、彭述之却不准在《向导》周刊上全文发表。”
羊牧之生前清晰地记得，有一天的深夜里，他已经熟睡了。瞿秋白开会一回来就叫醒了他说:“我已看过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调查报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一篇好文章。”瞿秋白说后就交代他要单独刊印成小册子。羊牧之因当夜睡眼惺忪，一时未能弄清楚单独刊印的原由，出于是老乡熟人，他就去找住在楼上的瞿秋白，欲问个明白。谁知瞿秋白却问羊牧之有否看过这篇调查报告？还未来得及阅看的羊牧之脱口回答说:“只是翻了一下。”瞿秋白听了羊牧之的回答，显得很不满意。他严肃地说:“这不行，我们部里的同志，对党内任何同志送来中央的报告文章，都要认真地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说着，他站起来:“只是翻了一下，我们旧衙门里的‘师爷’！”看到瞿秋白对自己的好友和部属这样严肃的批评，站在一旁的杨之华感到不服气。她接过瞿秋白的话头说:“牧之昨天翻了一下，今天可以再翻几下，你抓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我看啊，你才是摆出了旧衙门的官僚架子来了。”杨之华这一插话，使得3人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羊牧之说:“瞿秋白看到了党在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已经发展到非常危险的境况了，必须要及时纠正，所以他急着要赶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羊牧之记得，瞿秋白为了使党内外的同志都能够重视这篇调查报告，他还特别在4月11日的深夜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笔者找到的序言是这样写的:“‘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惰农、痞子……’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称毛泽东、彭湃为“农民运动的王！”
羊牧之在上世纪90年代还回忆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瞿秋白所写的序言，在瞿秋白对我交办后，我就郑重交给了一位熟悉党的出版机构武汉长江书局的负责同志，是这位负责同志去办理了赶排出版单行本的事宜。”出版后的单行本，其书名改为《湖南农民革命(一)》，一时间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印好不久，恰好杨之华从上海来到了武汉。谁知她刚见到瞿秋白，瞿秋白便从抽屉里拿出了几本书来，认真地对她说:“你要冷静下来，不要被革命高潮冲昏头脑。”说着，又特别拿起了《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本小册子对杨之华说:“人人应该读几遍，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你要好好研究这几本小册子，这算是我在武汉给你的见面礼。”
关于这本《湖南农民革命(一)》的小册子，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于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先后用俄文和英文发表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说，这篇调查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沈伟东）。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后，引起广泛关注。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90年过去了，再读《报告》，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调查湖南农民运动不单是为了回应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还有其认识、实践、心理基础；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农民作用的肯定、对农村建设的关注，仍不失其当代价值。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向导》周报刊发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在《报告》发表90周年之际，本文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对其历史作用和现实启示略作解读。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
1925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回韶山养病。于是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韶山进行社会调查。经过同各类人士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1926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深感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7页）。因此，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调查，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
1927年1—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79页）。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来”，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毛泽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农民是“革命先锋”。国民党右派关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说法是道听途说，缺乏调查基础；而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结论是基于实地调查，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舆论混杂、是非难辨的情况下，有利于赢得话语优势和话语主动权。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报告》时说：“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湖南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使他说这番话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当前，中国农村处于变革之中，各级领导干部制定农村政策，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仍需要对农村进行调查；在对农村进行调查时，要开调查会，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进行实地考察，不能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只有经过充分的农村调查，才能制定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状况的改革发展政策。没有农村调查，就没有资格在农村问题上发言。
毛泽东在农村环境下成长，尊重农民、敬畏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在寻找中国革命力量时，如果说1924年前对工人关注较多的话，那么，1925年后则将目光主要聚焦于农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通过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及形成原因的透彻分析，认识到中国农村所蕴藏的革命力量。
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强调将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中国革命力量。6月，毛泽东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民问题时，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的结论。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说得更直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3页、第166页）。这些认识，揭示了农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为毛泽东在《报告》中定位农民及农民革命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在《报告》中，毛泽东依据自己的观察，断言“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这是对农民运动革命性、正义性的总体肯定，彰显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种。在他看来，富农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页、第20页）。农民的力量，来自农民的组织、农民的武装、农民的权力，来自针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农民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推翻农村社会的封建统治，建构新的社会基础、社会秩序。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逐渐缩小，但农民的绝对数量仍不容忽视。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依然需要依靠农民力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需要农民的智慧和探索；农民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基本利益诉求。
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村革命，也非常关注农村建设和发展。1926年6月，他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时指出：“农村教育是现在社会很大的问题”，对当时农村盛行的封建教育表示了极大忧虑。8月14日，毛泽东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身份参加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5页）他鼓励与会代表到民间去，直接指导农民，从根本上救治中国农业。
在《报告》中，毛泽东所关注的14件大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农村建设的重点。如通过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建设廉洁政府，破除迷信与神权，普及政治宣传，严禁牌、赌、鸦片，办农民学校，建立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坝，实际上已涉及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毛泽东期待通过农民革命改造农村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也应当看到，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有些传统观念制约了农村发展，部分农村尚未走出贫困状态。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农村成为现实；如何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同步推进，在完善村民自治、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协调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如何在谋求农村发展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道路，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陈金龙，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农民考察报告篇六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北伐所经之地的工农运动迅速高涨，形成积极互动之势。其中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农民运动迅猛异常的进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因而引起他们的仇视。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某些军官纷纷咒骂农民运动。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人害怕统一战线破裂，也指责农民运动，一些地方党组织甚至采取了限制农民运动的措施。1927年一月至2月，毛泽东进行了历时32天的考察，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材料，热情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回击了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污蔑，也批评了党内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特别是，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第一，充分估计了农民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的高度，论述了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地位。他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和地主阶级是专制政治的基础，是革命的真正目标。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需要一个农村大变动，辛亥革命因为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还从当时农民运动的现状和趋势，论证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他说，驶入暴风骤雨的农民运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速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的论述，无论是从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还是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现实力量，都证明了农民和农民运动向中国革命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第二，论证了建立农民政权和组织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毛泽东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的地主权利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屏障,要打倒封建地主阶级,首先必须推动他们的政治机器,而低值易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权。毛泽东提出，组织农会是农民运动的第一件大事；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毛泽东说，这个都睁不申报管理，其他一切箭镞见习、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的经济斗争阶级，都没有胜利的可能。
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爆裂行动。因此，毛泽东指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关于建立农民武装，毛泽东提出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将从反动地主手里夺过来的武装置于农民政权的管理之下；另一方面，建立农会的梭镖队，这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将大于旧武装力量。
第三，分析农民中的各个阶级，肯定贫农是农民中的革命先锋。
在文章中，毛泽东特别对中国农民的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及革命态度作了分析。他指出，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但革命形势高涨时，他们也可参加革命宁，对他们应该争取和团结；贫农是“乡村中一项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毛泽东特别分析道：贫农由于经济上“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因而不怕失掉什么，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到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的大元勋。由上述这一系列分析，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依靠贫农来完成民主革命。他说：“没有贫农，便没有哥们能够。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第四，提出在推翻地主政权的前提下进行技能攻击斗争的任务。
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产出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度。打倒地主阶级政权不是革命的终结，二是未完成上述任务准备了前提条件。一旦地主阶级政权被推翻，农民运动便进入新阶段。毛泽东在文章中强调经济上打到地主的任务，指出：“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妈呢激励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
第五，体现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
思想。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毛泽东认为，高潮迭起的工农群众运动不仅是革命发展的标志，也是检验社会上各种势力特别是革命分子的试金石。他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农民运动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毛泽东用大量事实和道理，驳斥了反对派对农民运动“糟得很”的攻击，肯定农民群众运动“好得很”。他特别批评了那种嘴上天天喊“唤起民众”，民众起来又有害怕的叶公好龙式的人物，指出一切革命者都应当拥护农民运动，否则就占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尽管当时被党内一些右倾代表所责难，但党内许多同志和广大工农群众却热情欢迎它。这篇文献解决了一些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表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程比之党的创立时期有了发展，他成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的代表作。
农民考察报告篇七
读完这篇调查报告有以下几个感受:。
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的真理。在文中毛泽东把农民分成富农、中农、贫农，其中贫农又分赤贫、次贫，并且分析各阶层的革命性质，指出贫农是革命中坚力量。这不是没有依据的，报告给出数据与分析：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
阶级会对农民当家的不满。“枪杆里出政权”是当时毛泽东对于当时中国的至理名言。唯有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方可打破一切旧秩序，建立起美好的未来。对于我们今天的青年来讲，虽然远离了那个战乱的时代，但是我们也应当学习当时毛泽东的大魄力。敢于用“铁与血”去挑战固有的腐朽不堪的东西，这样才可以创造出新世界。
三.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再发动群众，要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热情。几千年来的压。
迫，让百分之七十的农民积攒了极大的革命热情。充分将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思想相结合，给予农民更大的自主行动权，方可最大限度的调用农民的革命热情，用暴力推翻地主阶级，获取革命胜利。
四，当时要领导革命，必须要有眼光，有追求，有志向，还要有头脑，有谋略，有思想，有定力。不因为一点点小小的困难而退缩，不因为一点点小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立场。要亲身去感受底层人物的想法，看透时代发展的潮流，分析各种道路的可行性，有勇气打破现有的一切旧秩序，敢于创造新的社会秩序。
这篇文章，对当时不赞同农民运动的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是当时湖南农民的做法也过于偏激，不是很好。“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一些农民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此种做法其实只是一个特权阶级代替了另一个特权阶级为所欲为，尚没有走出封建的圈子。若对于所有“地主乡绅”，不分好坏，一棒子全部打倒，多少也有一点过分。（“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即使曾经处于剥削阶级的地主乡绅阶级，被一个个农民打倒之后，依然还是有可以改过的机会。如此限制他们加入农民协会，就丧失了这部分人对于农民运动的支持。因此，我觉得可以接受这批地主乡绅的改过，降低他们加入农民协会的门槛。
总而言之，这篇著作极大的反应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对当时农民运动的深刻认识。我想可以对今天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巨大作用，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社会也有巨大指导作用。
（字数：1739）。
农民考察报告篇八
近段时间读了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感受颇深。作为一名社工专业的同学，我不仅从普通群众视角解读了这篇报告，更是利用专业知识对这篇报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解读。
首先，就报告本身而言，我觉得毛主席的这份报告可以让我们对如何写报告有做一个范本，如何写一份调查报告呢？第一，要确定调研的主题；第二，要确定采取什么调研方法；第三，知道分析问题的方法；第四，懂得撰写报告。毛主席在《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调研方法，他整整话花了三十二天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提取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的报告，利用观点对比、案例分析、逻辑归纳等方法撰写了这份报告，可见毛主席为了这份报告投入的心血，足见这份报告的含金量以及其对农民的重要性的认识。作为社工专业的同学，我们学过《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可以利用书本知识与此报告相结合来总结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我相信这对我们以后的报告撰写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份报告中，可以发现在革命时期之前有一个组织时期，我个人认为这个时期是很关键的。在这个时期，需要有人去领导，有人去组织，有人去支持，有人去参加，这样才能更广泛地发动群众。这自然让我想到了在《社区工作》课上老师讲的关于社区工作的相关知识。当作为社工去做社区工作时，若想去协调好社区的一些问题，想让一个社区的某些长时间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并非易事。在问题得以解决之前，我们需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了解社区，进而寻找并鼓舞一些社区领袖来组织社区居民，从而进行群众性的宣传，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认为报告中组织时期的领袖人物正是那些能直接领导的农会会员，在他们的组织下，农会规模得以壮大，越来越多的农民自觉加入农会，从而形成更为庞大的社会群体，正是因为规模的壮大，才使农村革命一步步的进行下去，直到最后革命的胜利。当然，报告中的组织时期的各项运动并不完全与社区工作时的一些工作相同。
接着，我就报告内容有了自己的一些解读以及看法。
在毛主席撰写的报告中，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得出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做的十四大事件：第一件是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第二件是政治上打击地主；第三件是经济上打击地主；第四件是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第五件是推翻地主武装；第六件是推翻县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第七件是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第八件是普及政治宣传；第九件是农民诸禁；第十件是清匪；第十一件是废苛捐；第十二件是文化运动；第十三件是合作社运动；第十四件是修道路，修塘坝。从这十四件大事中，可以看出此次运动中主要是农民与地主、土豪乡绅之间的斗争以及对农民权力的争取，在政治上与地主权力斗争，采用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等方法；在经济上宣传减租、减押、减息等方法；推翻都团、县衙、祠堂、土匪等团体，建立农民武装；普及政治宣传和文化宣传。这些做法可谓是对敌人全方位，多角度的打击。从一系列的运动中体现出农民一步步地将革命推向有利局面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条理的。我对十四大事件中的'第七件事中推翻丈夫的男权以及第九件事中对农民的诸禁等做法是持积极看法的，在我看来这是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的现象。读了报告，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农民在长时间的压迫下所积压的愤怒、不满和他们极其想要革命的决心。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农民现状的深刻了解、对农民的支持。
报告中毛主席是一边倒地向着农民，对土豪乡绅、地主等人几乎是全盘否定。而我确不完全赞同农民的一些行为。在“所谓过分问题”这部分里面，讲到农会到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也可以去玷污他们的的小姐、少奶奶，就这件事我觉得农会的做法和强盗、土匪没什么两样。其中还有讲到革命是暴动的，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我觉得农民想要翻身摆脱压迫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是农会连最起码的法理都没有，它真的可以很好的管理社会事务吗？虽然从现在看农村革命是胜利的，但在当时那段时期，社会问题也是很多的。在“所谓的痞子运动”这部分里，里面有一句“他们举起他们粗黑的手，加在绅士的头上了。”看着这句话，我的内心是划过一丝恐惧的，是替那些土豪、地主、乡绅感到恐惧。说到这，我想联系我太公那时候的情况发表我的看法，听爸爸说，爷爷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太公以前是地主，他虽然有钱，但他心地很好，他领养了好多个孩子，对每个人都同等对待。奶奶总是说“你太公以前是凭自己的努力才变成地主的，但是后来革命，地主家里出来都地位很低的，人家听说你是地主家里的人，都看不起你，我当时看上你爷爷。”，我并不是很了解太公那时候的情况，但我知道太公是一个好人，但因为他是地主而被人看不起，我想在农村革命时期肯定有许多凭自己努力达到地主、土豪地位的人，而他们却因为处在农会的对立面而遭到打击，被视为“坏人”，对于农会对这些人的一些打击行为，我是不赞同的。
农民考察报告篇九
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深化与北伐战争取得重大的发展，中国正急需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来推翻帝国主义、旧军阀、贪官污吏。农民-运动就此顺势兴起，迅猛异常，但遭到国民党右派人士的百般阻挠和非难，令人遗憾的是，就连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右倾机会主义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在这种舆-论的环境下，为了解析和回应党内外的不满和责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最为蓬勃的湖南省，实地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写出了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纵观这篇报告，可以归纳出毛泽东所要论述的几个观点：
一：充分阐述了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强调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重要意义。 二：坚持和发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的理论，明确论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的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状况，论证了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诚如他所说的，“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四：深刻地阐发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我觉得读这篇文章要客观，不要因为文章有过激的论证而嗤之以鼻，也不要因为毛泽东伟大的光环而影响文章局限性的判断。老实说，一开始读这篇报告，有一些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觉得有些论证未免过于偏激，以今天的角度去评论之，不妥者甚众。如果不是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当时的社会的背景和毛泽东写这报告的目的，我还只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而已。非但我，现在的很多人对这篇文章写作背景以及毛主席的用意不了解，就随便地给这篇文章扣上一个“逻辑”的帽子，但其实毛泽东写这篇文章是有他的主观目的的。君须知，当时国民党及一些保守的革命人士都对农民-运动嗤之以鼻，轻视农民-运动的力量。毛泽东只有写得坚决一点、激进一点才能坚定自己的立场，如果在文章里面承认农民-运动的确有些松散，不正规，就容易被反动人士抓住把柄，不利于革命的顺利进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毛主席的那股凛然正气，那股血气。
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在竭力为农民-运动正名。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非难，在于农民-运动作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明显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利益相违背。国民党在制造农民-运动的谬论的出发点，真的只是在乎农民-运动手段的不妥吗？非也。农民-运动本身的特点，就是反对封建宗法制度以及野蛮的土地佃租制度，是对不公平的社会秩序的强烈撼动。而国民党却确认为农民-运动尽是些懒农、流氓痞子的运动，身无分文，却像强盗一样要求和他们分资产，他们根本不会去理会什么农民-运动是革命的主力军的问题，这一切在他看来就是乱来、胡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想，假如毛泽东态度有所退让，唯唯诺诺，是何异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再者，国民党对农民-运动所言的“过分”问题，其实可以也看出他们对农民-运动的仇视。但毛泽东又是怎样回应的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诚哉斯言！古今中外，有哪个政权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取得的？两千年封建统治下，人们深受其害，必须采取“过分”之手段才能有力地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以及进一步解放广大农民的思想。
民-运动失败是必然的。然则为什么古代农民-运动会失败呢？我想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可是，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克思政党，完全可以领导农民革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倘若对形势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就此徘徊不前，受困于经验主义，岂不是错过了革命的大好时机？所以说陈独秀是右倾主义者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很多书籍上，当提起毛泽东时，动辄以“伟大”、“天才”评价之。我们就是这样，总是以超越现实的高度去讴歌英雄、去颂扬生命，却忽视了诸如勇气、坚守等等最原本、最本质的存在，这多少让我感到遗憾。以前觉得未免肉麻，但读了这篇文章，我却真实地看到了毛泽东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一面，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试想一下，在当时中共党内投降主义气氛浓厚的的情况下，他无所畏惧，直抒己见，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的胆略和气魄着实让人钦佩。在当时他应该被视为另类和愤青了吧。但是，没有这样坚持真理，头脑冷静的“另类”“愤青”，中国革命还会不会有未来呢？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我就是非常欣赏毛泽东的那种激情和勇气。对比一下现在的学生，就连我自己想来也觉得惭愧，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被驯服，总是习惯于老师或某些权威专家对某些问题所给出的结论或标准答案，像接收指令般机械地前进着，严重缺乏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于是乎人云亦云也就在所难免的了。非但理智思考的能力缺乏，就连质疑事物，与所谓的权威抗争的那种血气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神上的慵懒安逸。一颗心，恬睡于宿舍小阁之中，流连于儿女私情和电动游戏，遑论出高境，至高格！或许这才是最可悲的。高晓松就曾经说过，“从来都没有年少轻狂，我们的青春就是不完整，读再多的金庸、古龙也是不管用。”必须要认识到这种问题的严重性。遥想当年梁启超的：“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至今犹如晨钟暮鼓，震耳发聩！我们年轻的一代必须要雄起了，否则一事无成，碌碌无为，算得上什么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在物化的社会我们欲望太多，要是我们的灵魂里真的多了柏拉图所说的理智和血气，成为伟人倒不敢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