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复制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唐朝户籍制度特点篇一
;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也是文官制度的成熟期与完备期。纵览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发展史，其文官制度居功至伟。毋庸说，它在中国文官制度史上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它所彰显出的若干鲜明特点是无与伦比的。
一、首创和践行并举
唐王朝在中国文官管理方面发明不断，做出一连串的创新之举：建立三省分权与政事堂集议相结合的中央政权体制，建立“关白之制”，建立包括“匦制”在内的言谏制度，建立“四善，二十七最”的考课制度，建立当时世界最大的国家学府——国子监，以诗赋取士，建立糊名制度，建立“殿试”制度，开创“南选”和“女科”以及“试官”制度……这些具有创造性的制度是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乃至于自我否定中得以成熟与完备的。它们经过实践检验后，凡有利于政权建设、有利于国家机器高效运转的好的制度就会坚持下来；弊端较显、不好的制度得以淘汰，如德宗时撤销导致“御史任轻”的“关白之制”，武则天废除自己所创的糊名制度。
更为重要的是，支撑这些创新的理论基础是自唐太宗以来薪火相传的“以仁义为治”思想、“以人为本”思想。这些思想被记录在《贞观政要》里，记录在《臣轨》里，甚至记录在《唐律》及《唐律疏议》里。而这些思想的践行者，则正是它们的提出者——唐太宗、武则天及其继承者们。
二、民主与开放一体
唐太宗在多种场合一再强调君臣关系乃是鱼水关系，提出君臣“共理天下”的主张。这为《贞观政要》所明记。
事实上，唐朝军国大事一般均由宰相和百官集体讨论，皇帝在广泛听取群臣意见的基础上集思广益，作出最后决策。这是唐朝政治的主流，是唐朝政治相对民主与开放的主要表征。这种民主与开放的风气，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开始，一直延续到盛唐以降，也可以说基本贯穿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从初唐到中唐，李唐君主都大体做到了广开言路，“虚己纳下”，鼓励来自臣子以至基层的意见和批评（武则天的“匦制”即为一例），且能自责自纠自励。唐朝君主们由此走出了孤家寡人政治的封闭圈，形成君臣一体、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三、多元偕包容同炉
从贞观时期开始，唐朝的国家政治便展现出多元化与包容性共存的局面。这除了李唐君主们能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社会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外，还反映在政权基础的构成上，反映在国家官员的来源和组成上。
从唐太宗开始便广开才路，士庶并用，新故并用，汉夷并用，特别是武则天开创“以诗赋取士”制度、“南选”及“试官”制度以后，大批出身寒微的读书人都能跻身到各级国家政权中来。他们带来了民间和边远地区的新鲜空气，带来了基层民众的愿望和呼声，有利于国家政权的自我修复、更新与稳固。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朝已对外国留学生开放科举考试，后者可以通过此途获取功名，登科及第，称作“宾贡进士”。长安的国子监也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国际性大学，学舍一千二百间，中外生员多时达八千余人。外国留学生（尤以新罗、日本居多）的经费主要由唐朝出。来自异域的文人武士入朝做官，则促进了中外政治文化的交流，把中华文明的煌煌风采传播于四海。历朝在唐为官的异族异国的知名者，有李光弼（契丹人）、尚可孤（鲜卑人）、李元谅（安息人）、安禄山（胡人）、哥舒翰（突厥人）、黑齿常之（百济人）、李克用（沙陀人）、李正己（即李怀玉，高句丽人）、崔致远（新罗人）、尉迟恭（于阗人）等。他们有的甚至就在大唐的土地上娶妻生子，乃至于死后也埋葬在这里。唐末来华的崔致远登科及第后，在唐朝为仕十余载，官至三品。他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下时，独当一面，草拟了大量诏、启、状等公文。僖宗广明二年（公元881年）高骈起兵讨伐黄巢，崔致远代为拟就《檄黄巢书》，峻切凌厉，天下传诵，以此获赐绯鱼袋（绯衣与银鱼符袋）。唐廷对崔致远的信用，是唐朝多元化、包容性的国家政治生活的生动注脚。
四、完备暨系统并行
当然，我们也无须讳认：唐朝的文官制度尽管优点突出，特色鲜明，已臻成熟与完备的境界，但它毕竟属于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物。在它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封建统治者强烈的阶级印记。就封建社会的本质而言，尽管唐朝曾长时间地呈现出一种君臣共治的和谐局面，但国家终究属于君主所有。所谓“父传子，家天下”，其实就是封建国家的基本面貌。于是这才有了唐太宗既能制定法律，也能践踏法律的事出现；这才有了《唐律》既以公平、公正、“法不阿贵”旗号亮剑，又有包庇、纵容犯法官僚贵族的“八议”障眼；这才有了武则天虽以“匦制”求谏亲民，却又重用酷吏，大搞特务政治的矛盾之举；这才有了改革后的宰相制度、监察制度、法律制度、考课制度等在初盛唐能推行得有声有色，至中唐以后则虎头蛇尾，举步维艰；这才有了一方面君王们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而兴高采烈，一方面却有大批像杜甫那样的失意士子面对千军万马拼科举的场面而扼腕，发出“儒术于我何有哉”的长叹。
此说可谓一语中的。它其实也切中了包括科举制度在內的中国封建文官制度的要害。这种文官制度乃系占人口极少数的封建统治者所制定的，从根本上代表的是极少数人或言个别特殊阶层的私利，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公利；何况它往往还要靠统治者的私德或个人魅力来勉力维持。一旦有风吹草动，社会变故，则势必动摇制度的根基，从其与身俱来的弊病突破，终至千疮百孔，苟延残喘。
注释：
[1]唐·吴兢：《贞观政要》第二卷《求谏》。
[2][3][美]费玉清著，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第120页。
相关热词搜索：;唐朝户籍制度特点篇二
从此可以看出，最基层的户籍统计组织是。有句话叫做，在唐朝正是如此。
由于唐代的地方官职最低只到县一级，所以里正等人员都是县令雇佣的编外人员。
负责清点人数的不是国家工作人员，那么贪官自然就有了很多操作空间。尤其是里正的顶头上司县太爷，一声招呼让你少报一个，你册子上就不敢多添一名儿。
所以后来唐朝廷又进行了改革，直接将户籍的整合工作收归到州一级。州政府亲自派人到各个县、里去核查人口，这样贪污的难度就变大了。
初期年限不定，一般是三年到六年一次，后来规定为三年一次。
意思就是三年一统计，县里统计完自己留一份，再做一份装订好后盖上印上交，州里也是如此，一直送到户部。
唐朝户籍制度特点篇三
统计户口时，由里正这一不属于国家编制的外包官员负责挨家挨户统计，然后一级一级向上报告。统计内容有人口数、田地、个人外貌等。
唐代按照不同的分类把人分为编户非编户、课役户非课役户等。
由于节度使权力太大，唐王朝失去了与各州的直属关系，州的户籍统计结果不能汇报给户部，这导致了户籍制度无法正常运转。
除此之外，连年战乱造成的百姓逃亡、官员大肆贪腐隐瞒户口等原因，也导致户籍制度形同虚设。
唐朝户籍制度特点篇四
唐朝（618年—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唐朝与吐蕃关系的特点概括，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唐朝时期之所以对吐蕃执行“和亲”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边疆安定和发展，以及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并且和各民族政权之间保持良好而又稳定的外交关系。这对大唐盛世的开展和延续，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唐朝与吐蕃的互动关系中可以看出，唐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坚持了三条原则，即核心利益至上原则、利益最大化原则、政治优先原则。这三条原则并不是地位均等的原则，核心利益至上原则是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刚性原则，不容动摇。利益最大化、政治优先原则是柔性原则,可以因时因事制宜,变通执行。
唐朝与各民族的和亲“政策”，其实是一种非常时期的特殊政治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所衍生出来的“和亲”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和亲”的表面意义。
而唐朝的“和亲”政策真正意义就在于，在保障国家利益、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和亲”的方式各民族之间加强联系，并进行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交流。通过这个政策唐朝和其他民族政权可以形成名义上的“舅甥关系”以及所谓的“军事同盟”。
从历史角度来看唐朝的“和亲”政策，其实大家不难发现在大唐盛世的背景下，唐朝时的“和亲”更像是对周边友好国家的赐婚，而不是像汉朝初年时由于自身实力的问题，而通过“和亲”来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
虽然唐朝的“和亲”政策也包含这一层意思，但深挖其根源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形式的“和亲”政策，其实是唐朝在自身实力强大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一种统治政策。毕竟通过“和亲”政策，唐朝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形成了“舅甥关系”。
唐朝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与吐蕃结为所谓的“舅甥之国”，唐朝的天子被称为皇帝舅舅，而吐蕃赞普（在吐蕃诸王之名字中多有此字,以示崇巍）则自称为外甥，李唐王朝为女方，吐蕃则为男方，唐朝和吐蕃之间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异性婚姻关系”。当然了，这样的.称呼是有着很强的目的性的，就唐朝一方来说，它就想借此来平息干戈，同时使依附于吐蕃的西北诸部都效忠于唐王朝，从而巩固唐朝的西陲之地。吐蕃以外甥之礼对待唐朝舅舅，以此来求得政治上威灵统领西北泥婆罗、突厥、吐谷浑、勃律和羊同诸部。
文成公主在入嫁之前，吐蕃首次向唐王朝求婚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唐王朝对吐蕃王朝缺乏了解，唐朝的统治者认为吐蕃并不会对唐帝国构成威胁。当松赞干布连同羊同、攻打吐谷浑，又入侵到松洲之后，太宗才认识到了吐蕃军事力量的强大。不久之后，太宗便同意吐蕃使者的第二次求婚，此时的太宗看到了唐蕃关系的修好十分有利于唐朝西部边陲的稳定。
后来金城公主之所以能和亲成功，主要是唐朝在防御突厥，抵挡契丹的入侵，镇压遍地各族人民起义和唐蕃战争上的精疲力竭，希望能与吐蕃修好，从而缓解西部边境的危机。而吐蕃之所以向唐王朝求亲，则是由于吐蕃内政不稳，希望得到唐王朝的支持，从而缓解吐蕃王室的权力斗争。
唐朝和吐蕃之间，请婚和亲的基本上都是吐蕃，唐王朝基本没有向吐蕃请婚。但是，吐蕃多次向唐王朝请婚，唐王朝只成功答应了两次，即我们熟悉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两次入藏和亲。这种方式上的单向通婚，也都反应了二者在观念上的差别。唐王朝虽然把与异族通婚视为平常，但太宗始终以“天可汗”的身份自居，与唐和亲则属于无上的恩典。因此，唐朝在和亲上慎重行事，即使战败被迫和亲，也需待威服之后才许其请婚。而吐蕃则不论王朝内部盛衰均主动请婚，强的时候便求“敌国之礼”，争取平等之待遇；弱的时候则为提升其地位，则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唐朝和吐蕃使者之间的来往次数，基本上就是吐蕃入唐者多，而唐朝入吐蕃者少。
据统计，从唐太宗贞观八年到唐武宗会昌二年，总计209年间，唐朝和吐蕃之间使节往来达到了290次之多，其中吐蕃出使就有180余次，而唐朝出使却仅仅只有100次。由此可见，唐帝国和吐蕃之间的使者往来次数的不对等。
首先来说，吐蕃对唐王朝求婚聘礼十分丰厚。唐太宗贞观八年，松赞干布请婚之时，吐蕃大相禄东赞奉上黄金五千两作为聘礼，向唐王朝正式提出求婚。长安二年的时候，吐蕃大臣论弥萨到唐求和，次年四月的时候，又派遣使者向唐王朝献上良马千匹、黄金两千两向唐王朝求婚，这时才被允许。后来因为赞普战死，婚事才作罢。
神龙元年（705年），弃彎悉弄子弃隶施赞立，次年，其祖母派遣大臣宗俄前往唐王朝奉献，并为其孙请婚。此外，送亲使者和迎亲的使者数量上极为壮观，仪式也十分隆重。到了文成公主时，前来求婚的使者更是高达百人之多；禄东赞为正使，智塞恭顿为副使。文成公主嫁入吐蕃之时，江夏王李道宗担任主婚人，持节备下丰盛的嫁妆，并派侍女巧人和众多工匠随行。文成公主启程之时，太宗就令吐谷浑王修整道路准备迎接，并与柏海受到松赞干布恭候迎亲仪式，李道宗以叔父和唐朝重臣的身份来主持婚礼。
藏历四月十五日，文成公主顺利到达拉萨。金城公主出嫁时，吐蕃的迎亲使者高达一千多人，于景龙三年十一月抵达长安。迎亲的使者中有重臣尚赞吨名悉腊。景龙四年正月，唐中宗下达制书，派左倾卫大将军杨矩护送公主入藏。临行前，唐中宗还特地为公主设宴告别，并令随从大臣赋诗送别，此外，还下令赦免了始平县的囚犯，免除了百姓一年内赋税徭役等以示重视和纪念。金城公主临行的时候，中宗还＂赐锦缠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此外，吐蕃还通过金城公主得到了河西九曲之地作为公主汤沐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