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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报告 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篇一
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医学信息化人才德才兼备重要途径
医学信息化人才的医学伦理知识，决定了医学教育成果的质量，人们的健康是医学存在的目的。自古就有“医者仁术”之说，可见“仁”和“术”在医者的行为准则中是最重要的，更是医学行业内的基本准则。医学理论教育的特点不仅在于对专业理论知识的注重，对医学信息化人才道德的教育更是其突出的重点。由此可见，医学信息化人才的医学伦理素质，决定着医学教育成果的质量，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医学信息化人才德才兼备重要途径，是推进医学行业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施是培养信息化人才能够应用医德理论知识来解决医患问题
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进行医学伦理学教育是提升医院医疗整体质量的保障
医院工作进行的主题的医疗，医疗决定着医院能否良好发展和生存的基础。而“仁”与“术”决是整个医院医疗重中之重。量的高低。二则密不可分、相互依存，是对医学信息化人才培养的核心。医务人员医德水平决定其能否更好发挥设备、技术作用的基础。若因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属于医德的建设，会使医院整个医疗水平下降，对医院的长期、健康、良好、稳定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进行医学伦理学教育是提升医院医疗整体质量的保障。
医院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忽视。医学信息化人才的道德、人生、价值观体现在医疗工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由此可见，信息化人才在从事医学工作时必须拥有医学伦理学知识。而我国现代医学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医学模式也在不断的改变，因此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医院必须对医学伦理学培养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
医务人员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忽视。由于，很多医务人员对于医学伦理学知识不够重视，认知程度低，因此失去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因此医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中并不能够有效发挥其重要性。
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的落后。信息基础知识与技能是对信息化人才培养的最基础要求，对心理学、伦理学、社会等人文化知识都是教育的范畴。但是现今在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依旧很落后，不能够与社会现实接轨，严重影响着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实施。
医学伦理学教育准则的建立。加强吸收世界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先进水平，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准则。
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的加强。医学院校不仅要重视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制定合理科学的课程标准[2]。以问题、案例为核心，开展互动式、小组讨论式的教育。信息化人才只要树立正确的医学伦理观念。那么今后的工作中，学会及时运用医学伦理学知识来约束自身行为。
良好人文环境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培养是培养良好人文环境的基础。人文环境由人文精神和文化相互结合下所创建的。在医学伦理学的教育中，人文素质必须要加强重视，可利用直观教育、树立先进典型、大力宣传h等方式，用实际中的案例去感染、教育信息人员，树立起医院良好的医疗形象，加大医院的影响力度，为医院创设道德和技术并存的人文形象。加强医院信息化人才团队的设立。
医学伦理学教育多样化的开展。医学伦理学教育不仅要求其在内容上具有实际性、针对性，在规范标准上更要有层次。结合信息人员文化程度、岗位职责、自身身体和思想情况的不同，来制定出不同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和标准，确保医学伦理学在教育中，具有针对性以及广泛性。教学方法和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例如：座谈会、研讨会、展览会、演讲比赛、知识问答互动等方式，引起和加强信息化人才的思想共鸣，促进医学信息化人才团队的建设发展，以及教育形式多样化的开展。
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管理和培训。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管理中不仅要重视和加强伦理文化的深入，更要对伦理学教育管理进行加强，利用多钟形式进行培训。不定时的更新学习信息资源，增进交流和学习。
综上所述，现代医学信息的发展依托于现代社会信息的发展，医院在人才的培养上，不仅要全面更要与实际信息社会发展状况相结合，培养出具有专业技术性强，又有创新思维和良好道德的信息化人才[3]。因此，学伦理学教育在信息化人才培养过程的具有重要作用。
[1]靳辉.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对护理人才培养的意义.[j].文学教育（中），2013.（02）：54
[2]李义军.生物医学高新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促进医学伦理教育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3.（20）：186-187
[3]李庆，黎勇，黄旋.医院信息化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培养.[j].现代医院管理，2012.（04）：51-53
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报告 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篇二
随着社会的进步，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国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公民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市场经济引入医疗卫生行业，传统的义务论、美德论受到严峻的挑战，带来了如何协调医患关系中服务与公益、医际关系中协作与竞争、医社关系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要求提高医生的技术素质，而且更加强调医务人员的伦理素质。
1999年5月召开的中美医学伦理学比较国际研讨会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中国医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的伦理价值观，为何没有最大程度地转化为职业行为道德准则?经过研讨，与会者认为：首先，它说明我们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还存在问题，缺乏合乎规律的层次衔接，能为多数人接受、且适应现实状况的道德观念与教育的局面，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建立。其次，它表明仅靠在校期间的伦理教育还不够，还必须加强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的道德教育以及相关的伦理、法律之规范和制约。
综上所述，以往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存在不完善和实效差的弱点，不能满足医疗卫生改革和21世纪医学服务的新需要。
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是属于继续教育的一个内容，因而方法方式、内容侧重等应有别于学校。医院与医学院校合作开展教学研宄，避免简单重复学校教过的课程，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达到更高的层次;临床实践和理论学习相结合，注重能力的培养，使临床基地的教育与学校教学融为一体。
营造医学伦理学教育的良好氛围
医院实行伦理化管理医院在制定规章制度、落实管理目标、协调抢救措施和进行质量监控的过程中，必须运用医学伦理学的观点、原理和方法，创造一个重视医学伦理学的良好氛围。同时，在医院文化的建设中，要注意融入医学伦理学理念，促使其成为医务人员内心认同的价值观。
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素质医院的伦理化管理要求医院管理者具有较高的医学伦理素质。医院管理者在医疗活动中肩负着决策、领导、指挥、服务等使命，医院管理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着其所辖部门的道德状况，同时也是制定、实施行之有效的医德规范以及客观考核的保证。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素质如何、对医学伦理学的重视程度如何，也会直接影响到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效果。因此，应注意不断加强对医院管理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提高其道德素养，为实现医院伦理化管理、促使医务人员重视医学伦理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具体的做法是：设置对医院管理者选择、升迀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关：建立健全对管理干部的道德监督制约机制;对医院管理者进行现代医学伦理学培训等。
实施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主体——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应成为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主体机构并负责具体实施。因为:
(1)医院伦理委员会能把医学实践和医学伦理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医学伦理学根植于医学实践，避免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2)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医学专家、伦理学家、律师、热心伦理的病人代表等，由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医学伦理学的教育是最合适不过的;
(3)医院伦理委员会有足够的教学科研力量，并且他们处于临床第一线，了解医务人员在临床实践中的伦理教育需求，开展教学研宄，提高教学质量和实效性。在医院进行系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时间都不是很长，经验还不够，要使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纳入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加强教育理论研宄尤为重要，以医院伦理委员会这一常设机构对医务人员进行系统的、多种形式的医学伦理学教育，还可以避免过去医德医风教育的一些弊端，并且在营造医院的医学伦理氛围方面发挥作用。
在医院伦理委员会下设立专门的教学小组，负责：
(1)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研宄。针对医学实践中出现的医学伦理的新问题、新矛盾和需要解决的新课题展开研宄，寻找对策，为医务人员做出指引。
(2)与医学院校合作开展教学研宄，以使医院的医学伦理教学与学校教学相衔接。
(3)根据社会和医学实践要求，针对不同层次医务人员的特点和实际需要，编写医学伦理学继续教育的教材。
(4)教学实施。
(5)对医务人员进行考核，有关考核结果交医院管理部门，作为医务人员晋升、奖惩等的参考依据。
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方法
过去的医院伦理建设主要集中在对医德医风的提倡和宣传上，事实上医学伦理学的建设内涵比职业道德的建设要丰富得多。医学伦理素质是从医者解决医学伦理学问题的认知、判断、价值决策、情感、作风、破解难题能力、优化选择智慧等综合医伦素养和品质。而医德医风主要是指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其主体和内涵显然只是医伦素质的一部分。因此医院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内容要拓展，以实用性为主，尽量贴近临床、社会需求、注意与学校的教育相衔接，教学内容应包括医学伦理观、生命伦理学等。
教学方法可以参考学校的方法，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方法为主，着重能力的培养。医学伦理学与临床专业技能的学习相结合，把医学伦理学理论与临床诊疗过程，把伦理判断与医疗技术决策有机结合起来。在临床医学教学中，要在讲解各项技术内容的同时，向学生提出各种技术应用中可能遇到的伦理社会问题及应有的对策。此外，要针对医务人员在实践中遇到的伦理问题，定期上小课、召开座谈会、讨论会、答疑解惑。
教育的层次性。
医院医学伦理学教育对象构成较医学院校要复杂。由于个人素质的多层次性，教育基础、文化构成的差异性以及所从事工作的特性不同，决定了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层次性。必须区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工作分工的医务人员的差别，在不同层次上采取不同的医学伦理教育，既有体现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先进性，也要体现医学职业道德的广泛性。
住院医生.住院医生是临床医生成长的关键阶段，他们刚离开学校，有较系统的理论知识，缺少的是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针对住院医生的特点及需要掌握的伦理技能，制订教学计划，定期以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帮助他们学习有关医患关系、临床伦理、生命伦理等方面的知识，以培养伦理推理和决策能力为主。住院医生的医学伦理学教育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列为继续教育必修课。在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各科室轮转过程中，学习各临床学科在诊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临床伦理问题和处理医患关系。并在有经验的临床医生指导下，形成良好的临床工作习惯，建立临床思维及增强处理复杂伦理问题的能力。
此外，住院医生又是去带教(实习生、见习生)的理想和现实的人选，因为医院的医疗工作比较繁忙，住院医生的带教能力往往被忽视。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使住院医生的带教能力真正作为一个重要方向来培养，必须加强对住院医生的医学伦理学带教技能学习的领导和管理。由经验丰富的高年资临床带教老师组织专门讲座示范有关将临床实践与教学结合起来的技能，并将此种技能的考核也纳入规范化培训的要求中去。
中高级医务人员。教育要注重理论性，深刻性。在形式上应尽量将理论学习与研讨活动相结合，自学和讲座相结合，内容以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新兴领域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问题、生命伦理学等为主，使他们的医学伦理学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同时根据中高级医务人员在医学伦理学教育中又是施教者的特点，还要注重培养他们的教师的意识，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品德和医术直接影响下级医务人员的成长，以便在日常的医学实践中充分发挥其传、帮、带的作用，使优良的医德传统通过各项业务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下级医务人员。
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报告 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篇三
对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的发展进行历史性回顾，将其放到逻辑与历史关系的视域中去讨论和反思，可能会让我们发现该学科在中国兴起和发展30年来成就颇丰的同时,也看到这个学科在演进过程中的弯路和由此形成的惯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不能奢望一个学科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就成熟到理论和实践上完备和完美,但是对医学伦理学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学科进行审视,必须将其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样一个内史—外史架构上去分析和认识。这样认识的目的就在于,让我们从该学科的发展进程中看到它在过去30年中，内史(逻辑)和外史（历史）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从而认清和选择更有利于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之所以能够作为考察一个具有哲学特性的学科建构的根据，是因为人类所构建的任何逻辑体系必须与人类认识史和人类发展史相统一才可能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所提供给中国医学伦理学进步的基础和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疗卫生实践伴随中国改革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多方面前所未有的现象和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中国医疗卫生逐步脱离原有公益化道路向市场化的迈进，导致诸如“看病难，看病贵”等现代新的医疗危机初现端倪；生命和健康受到由于社会有限卫生资源不合理分配导致的不公平日益加剧；经济利益强大的驱动力量导致的医师职业精神的缺失也成为新形势下一种医疗行业的顽疾；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给医疗行业蒙上了一层“医学非人学”的阴影，如此等等。二是生命科学和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断产生与30年前的美国同样的或者类似的生命伦理问题和难题，这些问题不仅对医务界和生命科学界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冲击，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生命道德和生命道德心理都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界过去只是在学术信息和理论层面所了解的问题突然变成了身边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和难题，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界不能不去面对。三是中国社会政治改革进程和法治进程的加快，带来了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进步和权利意识的增强，这种民主和权利意识从社会层面向医疗卫生领域的延伸和演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患者自主意识、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升，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标
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群体文化和道德素养的参差不齐，带来医患关系不和谐局面的凸显。四是中国城乡、区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卫生经济伦理问题大量出现。五是公共卫生事件和公害事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公众健康受损,公共健康伦理成为不可忽视的伦理问题。六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的磕磕绊绊和社会的漫长等待，让公众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助引发的管理层面和政策层面的伦理问题突出。七是生命科学和技术领域研究进程和速度的加快，带来的各类研究和试验对受试对象的保护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甚至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引发的对动植物生命关注的伦理问题，都成为生命伦理学的课题。总而言之‘30年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给中国医学伦理学的产生提供孕育和生长的条件。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同样让社会产生了一种对医学道德的强烈需求，因为当年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同样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化的问题、现代医疗危机的问题、医患关系的问题、临床医疗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问题、医疗科研商业化的问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等等。加上当代生命科学技术在中国医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就显得异常突出和尖锐。当然还要看到，中国社会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其社会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包括当年的美国社会在内的其他社会形态可能不会出现的新问题，如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悬殊过大而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如果说30年前的中国没有提供让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迅速成长和不断成熟的条件，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不仅给中国医学伦理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课题和问题，而且从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到整个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的不断优化，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未来也许没有理由再把学科发展的责任推给历史。
在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30年中，学科自身的演化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不断探索医学伦理学自身的逻辑结构和学科框架。尽管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能够解决好，但是很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积极努力和大胆尝试,也许初衷并未是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但是厘清了医学伦理学多方面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对学科的基本建设不无裨益。二是研究方法呈多样化发展态势。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在研究方法上呈单一化和简单化，一方面是深受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零散编译国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国外一些主要的观点和问题，因为当时国外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同样起步不久,很多学术成果尚在形成过程中，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162和思想尚不能系统和全面介绍。中国式的研究和对国外相关思想的介绍构成当时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形态。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科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医学伦理和生命伦理问题曰益凸显，原有方法无法解释和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加之国外学者的思想和一些重要著作的系统翻译引进，在中国对该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扩展，多个学科和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学科的进展,根据个人兴趣和知识结构以及工作环境而选择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开始进入多样化和系统化的阶段。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学界因为研究方式选择上的不同，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和学术共同体性的学术性初期分化,从问题出发的研究开始形成一种学术力量,特别是与国际学界联系密切的一些学者和组织，完全采用与国外研究同步的方法，研究国内的问题和力求解决国内的问题。也有学者注重理论层面的学科基础性建设，大胆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思想基础和寻求本体论承诺，将学术研究的重心放在学科得以成立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根据的构建和探索上，这些学者并没有完全脱离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但是试图能够从区别于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思想的哲学根据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寻求思路与方法。
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不断走向繁荣,也需要多种研究路径的选择和相互间的协同与交流。三是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和不断深化。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研究内容上日益丰富和广泛，学科已经发展到可以用伦理视角和医学道德尺度观察和衡量所有与生命和医学相关的问题,从国家政策层面到个体的行为层面，从医疗卫生的外围要素到医疗卫生行业内部运行，从精神、思想和理论的形而上层面到医学伦理的可操作层面，医学伦理学无不加以渗透和深入。
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30年成就所认为的那样，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可以被认为具有了初步的学科形态。一是从对传统的医学与道德关系的关注，扩展为对医学与伦理、生命与伦理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统摄在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概念下，而且力求建立逻辑自洽的学理性的认识和知识体系。二是不断探索和试图形成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力求建立一整套能够作为学科体系的哲学、道德哲学支撑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形而上的理念、精神和思想系统。从学科发展过程看，这种生命伦理文化构建和理论上的终极承诺所获得的进步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程度。三是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一直力求建立自身的伦理公理，并把这种公理用医学伦理原则的形式通过学科体系表现出来，最大化地让原则渗透到医学伦理学各层面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中去。尽管这些原则构建更多的是移植和借鉴，但是对完善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系统具有重要的过程性价值。四是中国医学伦理学从没有放弃建立与形而上学承诺统一起来的医学伦理学方法论的努力。但是因为如前所述的形而上学承诺本身尚存差距，加之当代医学伦理学关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研究重心向生命伦理现实问题的下沉，方法论对层出不穷的具体研究方法的统摄作用不断被突破，方法论的形成总是处在一个过程之中而尚未构建成理论系统。五是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发展中越发凸显其应用性，对医学及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现实、具体问题的审视和关注更加深入，涉及生命科学和技术操作的诸多制度和规范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伦理精神，诸如伦理审查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都是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学科建设的肯定。此外，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间，这个学科的教学已经在各级各类医学院校拥有了一定的学科地位;学术组织、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学术刊物等标志学科建设的社会性要素都不断成熟；医学伦理学概念和医学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医学界和生命科学界特别是有些具有人文情怀和哲学思想的学者对这个学科的作用有了较强烈的认同感，媒体能从医学伦理角度报道相关的新闻事件和典型个案；公众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特别是有关案例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方式也开始有所了解和参与讨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30年历史造就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已经基本上构成了相对成熟的学科形态，1而这种相对的成熟,正是逻辑与历史不断趋于统一的过程使然。
如何衡量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成就这一问题本身就需要讨论，因为这个学科是一个跨度大而涉及面广的学科,可以设定不同的评判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我们可以因为这个学科是具有应用特性的学科，而从其对医学发展的实际作用上衡量这个学科的成就如何；但是又应该看到，医学伦理学的道德哲学特性还决定了对它的评价不能只是具体和实际作用上的，还应该正视其思想和精神这个层面的无形价值和长远意义。“因为医学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伦理文化、伦理精神层面到自身的形而上学承诺，再到对现实生命伦理问题的认识、判断和解决，空间跨度之大和历史纵深之长，是很多学科无法比拟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不断地将很多的社会责任和科学责任赋予这个学科，医学伦理学的`哲学本性和应用特性,决定了这个学科必须背负生命伦理理性和伦理精神构建的重任，也要将这种形而上学承诺连接到可触摸的现实生命伦理难题和问题上来。130年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术研究成就和学科的社会和科学作用值得充分肯定,确有很多极具学术和应用价值的成果问世，活跃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任何一点贡献，学科发展史都会铭记。但是整体地分析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必须承认还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医学伦理学自身逻辑上需要调整和纠偏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学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寻找问题和原因以及思考未来发展的一些问题。
笔者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过这样几个方面的看法，概括起来说就是三方面问题和四种能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整体上视野受限、思维不够开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延续了沉淀在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多年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果，以及生命伦理学最初介绍引进时所形成的零散乃至碎片化对待生命伦理学方式的惯性，导致中国医学伦理学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比较雄厚的研究基础和本土化特征。甚至可以说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并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对这个学科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把握与定位。这与中国学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主体构成有直接的关系。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有两种学术力量，一是没有受到过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传统影响的哲学、伦理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关注，这些学者大多从事哲学、伦理学或者史学研究，他们是因为自身的研究涉及生命伦理学或者研究兴趣偶然转向这个领域，表现出对某些生命伦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这个群体分散于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绝大多数人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学和生命伦理领域的研究上。他们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对生命伦理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理论论述和抽象地把握，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医学、生命科学没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不具备与实践对象直接接触的条件和能力。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完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具有观念的、精神的和理论的价值。再就是一批从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的学术共同体走来的学者们，很多人的医学、生命科学背景以及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形成的思维局限和惯性,使得他们极少关注生命伦理学这个概念之外的任何背景知识和学术信息，他们拘泥于对生命伦理学中具体问题的关注，不能将这些具体问题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人文和哲学背景中去思考和分析，他们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们所掌握的生命伦理学构成的主体要素和概念上。
其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只是作为学科而没有跃升至文化层面加以认识和研究。因此也就不能确立其在中国应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地位。所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把外来生命伦理文化与该领域的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和成就。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来并没有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学界对知识性和学理性的强调，弱化了对它的文化意义的认识和地位，这也是该领域研究视野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之一。生命伦理学的文化特征决定了这个学科本土化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领域只有作为中国社会伦理文化的构成才能完成学科的真正构建和从学科到社会作用的真正发挥。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并不是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是这个领域自身的成熟程度和影响力尚不足以以一种能够影响社会和科学的力量被社会和科学技术领域认可，也没有足够能力在应有的文化层面拥有话语权,也没有与相关文化领域开展对话的能力，导致社会整体文化对其认同上还有距离。
再次,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即思维方式缺陷和文化层面研究缺失的直接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所形成的带有较大惯性的“学术范式”对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和学科教育等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否定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成就；而是学界要清楚地认识到学科发展还存在的诸多方面的问题，以便确立起未来努力的方向。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是一个走近而没有走进医学的学术状态，至少应该认为还没有完全走进医学。应该说走进医学是医学伦理学的目的，但是走不进医学,不能把责任推给医学本身的不接纳，还是要从医学伦理学自身几种对话能力不足寻求原因。从学科或者从领域整体上说，中国医学伦理学在学科建设上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对话能力上的不足。一是缺少能够与哲学、伦理学进行直接对话的能力。医学伦理学毕竟在出身上具有无法摆脱的哲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血统，医学和整个生命科学领域中的问题无论多么具体而微，只要具有道德诉求和纳入医学伦理学视野，哲学就一定会通过与之相连的胳带向它输送养分和提供‘‘生命”的支持。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自身不能构建起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的情况下,就必须学会与哲学和伦理学对话。与哲学的对话本质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对话。二是欠缺流畅地与医学直接对话的能力。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必须承认自己是应用伦理学的构成部分。而应用伦理学只有把“应用”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将自身的人文特性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体现出来，这个学科才有精神见之于现实的实在价值。医学伦理学必须直面现实的医学和生命道德问题并试图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决策和行动产生影响，所以医学伦理学的这一实践追求使其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又与传统的伦理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已日益成为人们进行医学生活抉择的理智力量。
与医学能够真正对话对医学伦理学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三是缺少与社会对话的能力。与社会公众的对话、与科学界的对话、与政府的对话、与各级决策机构的对话、与高等医学教育的对话、与媒体的对话等等，这种对话本质上是一种学科依靠自身的能力与社会政治、社会管理和各种权力的对话，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对话。在一定意义上说，在中国进行这种对话甚至比与哲学、与医学的学科和领域间对话更具挑战性和复杂性,让一个学科来承载这样多的责任似乎显得不切实际也不合情理,但这也是医学伦理学具有的应用性决定的它具有的责任伦理特征的一种社会赋予，因为医学伦理学同任何应用伦理学的分支领域一样，它的任务在于分析现实社会医疗卫生和生命科学与技术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伦理维度“为这些问题所引起的道德悖论的解决创造一种对话的平台，从而为赢得相应的社会共识提供伦理上的支持，同时也力求使道德决断在一种严密的集体性的理性决策程序中获得质量保障。目的就在于探讨如何使道德要求通过社会整体的行为规则与行为程序得以实现”。1四是缺少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指整体对话能力，而不是指个别有能力的学者的能力。应该认识到，中国医学伦理学对话能力的问题，是一个与对话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复杂问题。无论是作为学科的哲学和医学，还是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及国际学术界，都不是单纯依靠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能力的提升就能完全解决对话的通畅、理解、互动、采纳、融入等所有问题的。然而,所有的对话，又都是医学伦理学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学术价值、评价能力等对对话对象的一种渗透、说服、教育乃至征服。
任何学科都没有确定的标准去衡量需要多久的历史才能让一个学科成熟，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的发展能够取得如此的收获和成就,还是非常值得欣慰的，第一代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学者群体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历史不会忘却，他们留给这个学界的精神和传统以及丰富的思想资源都将载入史册。对学科发展的30年进行反思和总结，目的在于通过对学科发展过程的审视,看到成就,认清不足，明确发展方向，争取学科的更大进步和发挥更大的作用。
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报告 医学伦理学案例分析篇四
提高医学生个体医德素质
导师制最早源于14世纪英国牛津大学的教育实践，即本科生人学时被指定一位导师，人学后由该导师不断对其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为学生的学业及生活问题提供咨询。川医学伦理学教育中引人导师制，可以使师生间最大程度上实现面对面教育、心与心交流，导师的医德修养可以最大限度的影响学生、感召学生，对提高医学生的个体医德素质有直接帮助。
提升医学伦理学教育效果
相对于整班授课教育和学分制教育，导师制中师生间“一对一”的支持关系，更有利于架构师生间的情感桥梁，拉近师生距离。将导师制引人医学伦理学教育，凭借导师自身的伦理学教学及科研优势，为学生提供直接的学习上的指导，引导学生全面学习伦理学知识、切实提高伦理学修养，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伦理学教育的实际教学效果。
实现师生医德素质隐形传承
医学伦理学教育中聘用的导师应具有丰富的伦理学知识、高尚的师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健全的人格;导师通过扎实而有效的伦理学教学工作，可以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学习。同时，日常学习中师生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导师的医德素质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医学伦理观和医学价值观，使他们成为医德高尚的医药卫生人才，这就实现了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医学生对医学伦理学导师高尚医德的隐形传承。
导师数量不足
近年来，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专业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师资队伍也在逐年增加，但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师生比过低的问题却日益严峻，有些院校甚至低于1:30。不但如此，本来数量就不足的专业教师因为要承担大量的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所以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川为此，本课题组随机抽取了潍坊医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10位医学伦理学教师，通过访谈形式进行调查研究，调查显示，近5年来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师生比一直较低，且教师因教学、科研压力较大，精力有限，故对医学伦理学导师遴选的参与性不高。
学生积极性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