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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提篮桥监狱生活篇一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一）百年“死亡之城”上海提篮桥监狱将关闭(图)2013-07-10 15:49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上海提篮桥监狱
20世纪30年代提篮桥监狱围墙
新华社北京7月8日新媒体专电外媒称，英国人1903年修建、被称为“死亡之城”的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中国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监狱。然而，到2020年上海人口将猛增至3000万，而这个位于闹市区的监狱却占据了宝贵的土地。在迎来首名囚犯的110年后，这个监狱将被关闭。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身为提篮桥监狱改造规划小组成员的上海同济大学学者阮仪三说：“我们会保留值得保留的部分，但城市改造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监狱周围弄堂里的居民，66岁的严印根(音)说：“我们是真的想搬迁。这是我们穷人过上更好生活的唯一办法。”
资料：提篮桥监狱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原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德路监狱，1901年在今保定路、长阳路、舟山路、昆明路内地块破土动工，占地约四万余平方米。起初有两幢监房，按美国监狱样式设计，每层60间，背靠背排列，每排监房有铁门，1903年建成。
初建时，主要有两幢4层楼的监楼，囚室480间，以及炊场、办公楼、医务所等占地10亩左右。1916年起，陆续向北面和东西进行扩建，30年代初又拆除了部分初建时的建筑，进行了重建，直到1935年时基本定型(现存建筑物均为1917～1935年间所建造)。占地60.4亩，拥有10幢4～6层监楼，近4000间囚室，还有工场、医院、炊场、办公楼等建筑的大监狱，共有建筑面积7万多平方米。监狱四周有5米多高的围墙，内部除普通监室外，另建有“橡皮监”(防暴监房)、“**亭”(禁闭室)、“室内刑场”(绞刑房)和室外刑场等特种设施。
监狱主要关押对象是上海公共租界内判处徒刑的中国籍犯人(开始均收押男犯，从1904年起兼收女犯，1906年停止，1943年8月恢复收押女犯。从1935年9月起关押外国籍犯人)。由于它建筑精良，规模宏大，犯人收押数量多，最多达8000多人，大于印度的孟买监狱和日本的巢鸭监狱，因而号称“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的建筑物，1994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为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单位，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1999年被上海市命名为“市级现代化文明监狱”，)
（二）1949年上海提篮桥监狱接管始末
2013-07-11 来源：半岛晨报
上海提篮桥监狱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占地面积达3.3万多平方米，由于建筑精良、规模宏大、犯人收押数量多，曾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提篮桥监狱走向了历史转折点。监狱是如何转型的？对之前的犯人又是如何处理的？ 引子
提篮桥监狱将搬迁，但人去楼不空
不久的将来，位于上海虹口区长阳路的昔日 “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将搬迁，在“原汁原味地予以保留”的同时，“变脸”成一处商业、文化和商办综合体，建立监狱主题博物馆、法制教育基地、创意设计产业、商业设施、社区图书馆等。
提篮桥监狱位于虹口区长阳路147号，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占地面积达3.3万多平方米，由于建筑精良、规模宏大、犯人收押数量多，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但因监狱紧邻居民生活区，大墙外围警戒隔离空间狭小，有的甚至与民居住宅直接相连，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也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
上海市规土局透露，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近期已就提篮桥监狱功能置换多次批示，现已明确由市发改委、市规土局、市监狱管理局、虹口区政府等相关单位共同研究，相关工作具体包括监狱搬迁和后续利用两部分。
“提篮桥监狱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市文物局已将其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并已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论证。”上海市规土局强调指出，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的场所，需原汁原味地予以保留，发挥文物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据《新民晚报》报道 本期阵眼
这座监狱是1901年由英国人修建的，为何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关押过哪些犯人？在解放后经历了怎样的改革？在其中又发生过哪些故事？现在为什么要被搬迁？
接管
之前被关押在此的革命人士获得自由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法院接收处派出三个接管组分别接管国民政府上海司法系统各单位。其中，第三组由毛荣光、王正福以正副接收专员的身份率员接管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即提篮桥监狱）。旧监狱代理典狱长王慕曾交出监狱印章、钥匙和相关材料。监狱当时有650名犯人，其中“政治犯”（革命人士）50人。
29日和31日，法院接收处和上海市总工会（筹）联合，在监狱分两批召开“慰问和欢送政治犯恢复自由大会”，并给他们每人发5块银元慰问金。接管和清理工作全部结束后，于同年9月21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并在长阳路147号大门外挂牌。监狱接收专员毛荣光被任命为监狱副典狱长。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武仲奇（后改为武中奇）为典狱长。
犯人
之前关了很多大汉奸，后来还有陈璧君
旧提篮桥监狱在押犯一般在6000人左右，最高时达8000余人。从1948年起由于监狱入不敷出，囚粮奇缺，物资匮乏，并在特定的形势下，根据国民政府司法院和司法行政部的指令，监狱采取保释、假释等方法疏散了大批犯人。
1949年5月军管会接收监狱时，仅有犯人650人，男犯594人，女犯56人，其中外国籍犯11人。除去50名“政治犯”（革命同志）外，其余人员十分复杂，其中有汪伪、国民政府的高官政要和大汉奸，如汪伪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部长吴颂皋、粮食部部长顾宝衡、考试院院长江亢虎、广东省省长陈春圃、汪伪驻“满洲国”大使陈济成、汪伪驻日本大使蔡培等人，也有被国民政府法院判决、被新闻媒体追踪的要犯，如杀妻夺命的国民党少将陈希吾、杀夫分尸的上海酱园弄詹周氏、中央银行盗窃一块重达543两金砖的陈元盛，还有英国籍强盗犯却利・阿却等多名外籍犯。
从1949年6月起，新生的提篮桥监狱开始收押犯人。从6月初到年底，共计收押犯人15170人，其中还包括大汉奸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和日本籍女犯中岛成子，她们一起从苏州监狱移押到上海，关押在“十字楼”（时为女监）。
判决
大部分重新判，有的汉奸被枪决
当时，许多旧判犯人认为，50名政治犯被人民政府隆重迎接出狱，他们刑事犯也可以无条件释放了，因此在监狱内哄闹，不守纪律。工作人员管理他们，他们还不服管教，有的还公开对抗。监狱管理人员一方面及时做工作以稳定监规秩序，另一方面把有关问题及时汇报上级组织。从同年8月起，上海人民法院专门组织人员在今监狱局机关的3号楼内设立临时法庭，对原国民政府判决的罪犯，除汉奸犯外，大部分人作了重新判决。同时，司法机关又及时收押了解放前夕被保释留在社会上的一些汉奸犯，如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于6月收押于监狱（1951年9月被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在管理方式上，市军管会接收监狱后就明确提出，废除旧监狱打骂体罚犯人的体制，对犯人实行文明管理，公开犯人伙食标准，取消旧监狱原有的对少数汉奸允许个人使用电炉、开小灶、收听收音机等优待制度；打击牢头狱霸；废除旧监狱的教诲师制度，建立新型的训导员制度。在工作指导思想上，坚持教育改造应成为监狱工作的中心环节，对罪犯的思想教育是教育改造工作的核心，工作人员深入监舍第一线，把犯人组织起来，建立学习制度，组织犯人开展读报活动，组织犯人出墙报、壁报；组织有一定文化、表现较好的成年犯对少年犯进行扫盲和文化学习，学会读、算、写。同时，还成立了少年管乐队和歌咏队。
“改革”
狠刹“跑条子”歪风
搞好监狱工作，首先就要抓好干部队伍的建设。在整顿机构、清理旧职人员的同时，监狱大力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废除旧监狱的积弊陋习。以狠刹“跑条子”歪风为突破口，整顿和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
所谓“跑条子”，就是在押犯人写了纸条托看守人员到家里进行通风报信，为犯人带进物品、食品到狱内，看守从中索取财物，索取好处。“跑条子”是旧监狱管理中长期存在又难以根治的顽症。“跑条子”在旧监狱的各种制度中是明令禁止的。但是丰厚的好处，往往让人铤而走险。“跑条子”对监狱管理和队伍建设的危害性不言而喻。
解放初期监狱狠刹“跑条子”，态度十分坚决。先通过动员教育，提高认识，向监狱管理人员宣布各项纪律要求，对过去已犯者从宽；对现行者，特别是大会宣布后继续“跑条子”者，从严惩处。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后，“跑条子”的情况明显减少。但是，个别原旧监狱留用人员以“老官司”自居，错误地认为“跑条子”是监狱管理的“潜规则”，依然顶风作案。案发后，监狱领导对违法乱纪者开除公职，并对屡教不改、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翁某、丛某、袁某、郭某等4名看守，宣布逮捕法办，还在报纸上公开曝光。通过严格整顿，狠刹了旧监狱流传下来的陋习恶风，并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据《档案春秋》报道 提篮桥监狱关过的名人 革命人士
写下《革命军》的邹容
延安时期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 解放后曾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
汉奸
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 汪伪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吴颂皋 粮食部部长顾宝衡 考试院院长江亢虎 广东省省长陈春圃
汪伪驻“伪满洲国”大使陈济成日军战犯
日本驻台湾司令官安藤利吉 驻台湾第10军区参谋长谏山春树 第34军司令、香港总督田中久一 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
（三）改造提篮桥监狱让历史文化“魂断蓝桥”
2013年07月11日04:00 山西晚报
英国人1903年修建、被称为“死亡之城”的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中国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监狱。然而，这个位于闹市区的监狱却占据了宝贵的土地。被誉为“远东第一监狱”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在走过110年的历史之后，将要关闭并被拆迁（保留一部分）。理由自然非常高尚——以城市改造和城市发展之名。
当真正的历史建筑存活在公众面前，我们总是不能珍惜。直到失去之后，才有“追悔莫及”的感慨。于是乎，各地在一轮又一轮的拆迁古建筑风潮之后，又锣鼓喧天地迎来了复原古建筑之风。“左手拆古建筑”，“右手仿建古建筑”，如此错愕的事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在笔者生活的济南，上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的典型德式车站建筑拆了个“无影无踪”，20年后的今天，复原济南老火车站尤其是复原老火车站的钟楼，又被提上了城市建设日程。
解码提篮桥监狱，至少我们能够从这所充满着历史沧桑的监狱中发现以下文化价值。一是，它是文物保护单位，在“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提篮桥监狱早期建筑”为 “不可移动文物”之一；二是，这所监狱与中国近代革命息息相关，大批在近代史上留下名号的仁人志士包括章太炎、邹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也包括许多日军重要首领，都曾在这里囚禁过，因此，它应该是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地；三是，它是中国监狱发展史的标志性建筑，是全景展示中国近代监狱的标本。关闭提篮桥监狱不是不可以，但是要保留好提篮桥监狱中所有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否则，就会让历史文化“魂断蓝桥”。
（山东 王传涛）
（原标题：改造提篮桥监狱让历史文化“魂断蓝桥”）
（四）提篮桥监狱确定功能置换 同时申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2013年5月27日 13:14 来源:东方网 作者:冯兰蔺 选稿:陈莹雪
东方网5月27日消息：据《新闻晚报》报道，110岁高龄的提篮桥监狱，将确定进行功能置换。市规土局近日在答复市政协委员、虹口区政协主席管维镛时透露，监狱所在地块将置换为商业、文化和商办综合用地。市司法局也已启动上海监狱整体功能规划布局的研究。目前，市文物局已将其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范围为提篮桥监狱建成时的范围。这预示着政协委员们多年的期待，提篮桥监狱的功能置换或将成为现实。
功能不置换将成“孤岛”
2011年底，管维镛、许虎清、卑根源、毛佳樑等市政协委员，就以多种形式提出了关于提篮桥监狱功能转换的想法。2012年年初市政协全会上他们联名提交了 “关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现址使用功能调整的建议”提案。
今年初上海“两会”，管维镛、缪晓宝、韩生、郭翔、施建华、方怀瑾等委员再次提交了 “关于提篮桥监狱功能调整尽快立项的建议”提案。他们重申，当前北外滩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双重承载区”建设步伐大大加快，已有近3000家航运服务类企业入驻北外滩。该地区旧区改造工作也在不断加快。提篮桥监狱的功能调整如不尽早启动，其作为北外滩地区的“功能孤岛”，将“严重制约北外滩地区功能的整体提升，影响地区整体形象和投资发展环境”。
若通过调整其功能，挖掘其作为历史保护建筑的底蕴和特色，引入新的业态，将“为北外滩乃至上海城市形象的提升打造新的亮点”。委员们希望市有关部门应尽快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要求，将提篮桥监狱功能调整事项纳入市有关部门工作目标，尽快将监狱迁建和功能调整事宜提上议事日程。
监狱主题博物馆方案形成
根据2005年市政府批准的《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提篮桥监狱内所有建筑都为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根据2009年批准的《北外滩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提篮桥监狱占地面积约60亩，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已明确纳入城市更新和功能置换，所在地块将置换为商业、文化和商办综合用地。提篮桥监狱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市文物局已将其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范围为提篮桥监狱建成时的范围。
市规土局在提案答复中表示，2012年初，组织进行了提篮桥监狱功能置换专题研究。结合北外滩的功能定位、产业发展趋势、周边街坊现状，重点考虑与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研究通过国内外监狱改建的案例分析，结合提篮桥监狱的实际情况，建议提篮桥监狱功能置换为以旅游展示、文化创意为核心功能，商业商务、社区服务为配套功能的综合体。如监狱主题博物馆、法制教育基地、创意设计、商办、社区图书馆等，具体形成了若干比选方案。
“由于提篮桥监狱的国家级重要文物地位，其后续利用要根据《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符合文物保护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尤其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的场所，需原汁原味地予以保留，发挥文物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目前，市司法局已启动上海监狱整体功能规划布局的研究，以维护上海经济社会安全稳定为前提，按照司法部对监狱建设的要求，对监狱建设标准、布局选址、监狱规模、押犯结构、警戒等级、安全守卫及建设规划等方面做进一步研究和明确。
___________ pengxq书斋
整理
2013-07-22
上海提篮桥监狱生活篇二
一则即将被关闭的消息，令“远东第一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受到空前关注。这座有着百年历史、至今仍在使用的监狱，曾关押过许多赫赫有名的囚犯。百年历史，百年沧桑，当初地处边缘地区的提篮桥如今变成了上海的市中心。
左手繁华，右手肃静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地区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购物八仙桥，枪毙提篮桥”，其中的“提篮桥”说的就是如今位于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147号的提篮桥监狱。
与相差仅仅几公里、人潮涌动的外滩和隔岸的金融中心陆家嘴相比，虹口区这个叫做北外滩的地方，多少显得有些落寞，唯有隔江相望的东方明珠塔标示着它地处市中心的身份。
提篮桥监狱与犹太难民曾经居住过的欧式建筑、舟山路菜场、昆明路和保定路的民居为邻，多年来少有变化。顺着舟山路进入一条五六米宽的小巷子，一大片瓦片顶、木窗棱的老房子透露出掩不住的破败，透过窄窄的木门，临时搭在过道里的厨房也大都已经使用了几十年。
杂乱的街道上，小餐馆、杂货铺、菜摊和各色店铺让这条小街又多了几分嘈杂。与监狱周围肃穆、安静的环境格格不入。餐厅晚上摆排档的桌椅随意地堆在监狱的高墙下，而炒菜的味道充满整个街道，直传到一墙之隔的监狱里。
监狱周围的居民多是居住了几十年的老上海人，早已习惯了左手繁华、右手肃静的生活。随便一个人都能说出这座老监狱的来龙去脉。“这个啊，有100多年了，当时英国人造的。”这是每个人的常规开头。
作为一座有着百余年历史的老监狱，提篮桥监狱曾囚禁过不少中国近现代的著名人物。其中有一生曾7次被通缉、3次入狱的章太炎；谦称“马前卒”、写下《革命军》的邹容；中共早期马列主义理论家杨匏安；皖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江上青；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所在地，先后有数百名日本战犯关押在狱中，其中还包括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等人，甚至还有20多名德国纳粹战犯。
解放前夕，监狱的地下党也曾成功保护了关押在狱中的50多名革命人士。
提篮桥监狱周边地区曾是解放前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最繁华地段，舟山路等地是当年上海人接纳“二战”期间犹太人的主要地区，被犹太人称为“诺亚方舟”。这些历史遗迹成为上海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一区域也成为上海一张含金量很高的“文化名片”。2008年，该地区被列为上海首批12个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
多年前这里也曾因为纺织厂、丝绸厂等产业的聚集而繁华一时，然而随着这些行业的没落和搬出，这一地区也日渐萧条。
在虹口区文化单位负责人看来，由于受到提篮桥监狱的特殊功能限制，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一直难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发挖掘，它所蕴藏的文化价值也难以充分体现。
同时，生活在这周围的居民，同样关心着这座监狱何时搬走，期待着借此改善一下自己的住房条件。
50多岁的支佩琴现在住在监狱对门的犹太人住过的3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原本两层的房子被加盖成了四层。而每三四户人家公用的厕所就在楼梯的拐角处。狭长的过道里，摆满了住户的杂物，稍不注意就会伤了谁家的家当。
支佩琴说，这片老地方年轻人都不怎么愿意住，“这里的房子现在每平方米也有三四万元，以后如果拆迁重建可能每平米有10万元。”她这么期盼着。
“之前有不少人对提篮桥监狱和周围的老建筑感兴趣，拍照片、拍录像，他们就是为了好玩。”赵东黎老人说，他后来对这些拍客们有一些反感，原因很简单，“如果你要拍，就多看看我们现在的居住条件，生活确实太困难了。”
百年前招标建造而成
110年前，建造提篮桥监狱时，上海公共租界使用了如今建造房屋最常规的方式――招标。
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开向各营造厂和建筑承包商招标，最后由英国驻新加坡工程处中标，最初仿照美国监狱样式建造，全部由青砖和打磨过的宁波石块修建。后来又经过扩建和改建，形成了英国式的硬木地板、钢筋水泥地坪和钢骨水泥门梁，使得这座监狱保存完好，从监狱的外墙望进去，丝毫没有破败的迹象。
提篮桥监狱内的门锁，相当于一本杂志的合订本，厚厚地固定在铁门上，“它有三道锁舌，钥匙有15厘米长。”徐家俊一边对记者说，一边在纸上画出了钥匙的形状。出租车上，健谈的司机神秘地对记者说，里面的囚犯从来没有逃出来过。听了这一传闻，徐家俊笑着说：“解放前，也有极个别人逃出来的。”而有这一说法也是因为监狱囚室独特的设计方式。
不同于多数监狱两边牢房中间走廊的结构，提篮桥监狱成回字形，中间是“背对背”、“肩靠肩”排列的牢房，四周全是走廊。徐家俊在画着囚室结构的纸上，用笔模拟犯人可能的逃跑路线：“你看，挖地道、挖壁洞行不通嘛，不像有些监狱一面是门，一面是窗户，这个三面墙外面还是牢房，能上哪里去。”
此外，监狱在走廊中间的地坪上还另建了一排铁丝网，形成内、外两道走廊，看守在外走廊巡查可以同时看到上层、本层、下层三个楼层犯人的动向。
监狱内的平时管理也十分严苛，租界时期的提篮桥监狱，其上层管理人员主要是英国人，看守是印度人，俗称“红头阿三”。
1930年，由于印度看守不满上级提拔的人选而举行了罢工，强硬派的英国管理层，对罢工的印度看守一律开除，开始调用中国人担任看守。
那时候，看守长住宅有一间饭厅、两间卧室，还有浴室、厨房、佣人住房等，但监区内的条件却是非常苛刻的。监区里没有凳子，看守必须一直站着保持警戒状态；两道外走廊中间的墙上还装有一台仪器，俗称“更表”，看守每巡查一圈，须用钥匙在“更表”内开动一下，监狱总值班室有仪器作自动记录，可考核看守是否按时巡查。
“那时候就非常先进了。”徐家俊忍不住强调，“而且有两栋楼里已经装上了电梯。” 1943年8月起，提篮桥监狱由中国人担任典狱长。抗战胜利后，对看守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添置了凳子。但是为了防止看守偷懒，就设计了一种三脚凳。这种凳子凳面狭小、分量轻、重心不稳，坐久了容易倾倒。所以，看守们戏称这种凳子叫“稍息凳”。
“大监狱、小囚室”
提起提篮桥监狱，很多人会说这样一段话，让一个10年刑期的犯人，每天换一间囚室，到出狱的时候还住不完。这句玩笑话道出了这所监狱的规模之大。
提篮桥监狱因为大于印度的孟买监狱和日本的巢鸭监狱，因而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提篮桥监狱最多时曾收押过8000多人，20世纪30年代，提篮桥监狱也是当时世界上关押犯人人数最多的监狱。能关押数量如此之多的犯人，原因之一是这里的囚室面积很小。
提篮桥监狱的囚室大多是33平方米到36平方米的小房间，而且是3个人一间。以前犯人都是睡地铺。现在，每个监室有一个高低床，还有活动床，白天拉起来成为一个柜子，晚上放下来作为木床。因地制宜，关押条件比过去大大提高了。
提篮桥还有一种8平方米的牢房，设有固定的铁床、铁桌、铁凳和抽水马桶，那是当年英国人设计了用来关押外国人的，被人称为“西人监”。由于是十字形的，更多地被叫做十字楼。
后来这里被改造为上海监狱陈列馆，1999年12月29日正式开馆。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曾经先后关押过几百名日本战犯。解放后，这里一度改为女监，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0年。
另外，在上海监狱陈列馆的3楼，有一间18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地板中间有一个1.8平方米的方孔，方孔两侧有两块活动地板。扳动手闸，活动地板就“轰”地一声向两侧分开，露出一个方孔；二楼也有同样的装置。这个方孔可以直通一楼的停尸房，尸体通过它直接吊入楼下的停尸房。
1946年4月22日上午，被判死刑的日本战犯镝木正隆、藤井勉、增进庄造、松井耕一和白井舆三郎在这里被执行绞刑。
监狱的室外刑场
提篮桥监狱的北面，昆明路280号，门框上写着“新岸礼堂”4个金色的大字，这里曾经是与室内刑场相对应的室外刑场。
当记者走访的时候，礼堂的大门外放着几把椅子，炎热的中午主人不见了踪影，只有这几把椅子。旁边的小门上则写着“家属会见”，门外几米长的铁栏杆是囚犯家属排队的地方。
每到探视的时间这里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街道对面的弄堂里，记者采访附近的一位居民时，她伸手向远方比划了比划，仿佛正有上百人等在这里。
已经在这里住了70年的陈洪文老先生唏嘘，现在是见亲人的地方，以前是杀头的地方。
汪伪汉奸梁鸿志、常玉清、苏成德、傅式说以及黑泽次男、浅野俊隆、芝原平三郎等十多名日本战犯先后在此枪决；共产党员、革命先烈王孝和也在此就义。
解放初期，监狱内关押了不少犯人，其中有些犯人被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或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就直接押解到这里执行死刑。
室外刑场原来与提篮桥监狱只有一墙之隔，用竹栅栏围起的刑场外常常站满了附近的居民，包括当时附近的很多小孩子。
室外刑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停止使用，1956年，在原址周围修建了如今的大礼堂和接见室。
上海提篮桥监狱生活篇三
参观提篮桥监狱心得体会
8月2日下午，我行组织业务干部到提篮桥监狱参观,接受警示教育。提篮桥监狱始建于1901年，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监狱之一。走进提篮桥监狱的大门，面对高墙电网，心情感到压抑了许多。高墙隔开的是自由，是一片美丽的蓝天；电网拦住的是一颗颗已经失去自由的心，是被禁锢的身体。这就是社会的另一层面，这就是失去了自由的人们的生活。我们参观了监狱的宿舍、陈列馆、禁闭区等场所，看到了犯人的生活情况，听取了服刑人员现身说法。他们曾是国家机关干部，都曾经身居高位，曾有好的工作环境、较高的收入、幸福的家庭，曾经为国家做出过突出的工作成绩、深受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而被委以重任，却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迈出了罪恶的一步，把自己送入了地狱之门。他们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也让自己陷入了心灵的泥淖。自己真切体会到了高墙与现实的反差，一幕幕、一出出，触目惊心；一声声、一句句，发人深思，受益非浅，感慨良多，极大的震撼了我的心灵。
随后提篮桥监狱的同志为我们进行了现场讲解教育。通过聆听使我明白，其实犯罪分子和正常人之间的距离，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也就是那么一念之间的事情。然而高墙内和高墙外的生活却是迥然不同。人，一旦贪欲膨胀、1 利欲熏心，就会丧失理想信念，在金钱面前打败仗；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就会触犯法律受到制裁，最终变成人民的罪人。究其原因，主要是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第一次犯罪也心存惶恐，但是由于监督机制缺乏，在侥幸的心理下，在金钱的诱惑下，步入了罪恶的深渊，以致身陷囹圄。从中我也清醒的认识到，只有不断地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才能坚定自己的信念，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提高自我约束能力，坚决抵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欲横流的各种诱惑，才能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保持警醒、保持冷静、保持操守，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一定要珍惜自己的事业，珍惜稳定幸福的家庭生活，珍惜自己的美好前程，通过算政治账、经济账、感情账，守住党纪国法的底线，增强廉洁自律、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一是放眼远看，算好政治账。算政治账既要算单位和部门的政治得失，算党风建设、党群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得失，同时也要算一算个人政治上的得失，看一看腐败的政治成本有多高。从电视、网络等媒体以及身边的一些案件中可以看出，有不少领导干部就是在其人生与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因一时的贪念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的。组织上培养一个干部很不容易，结果却自己把自己打倒了，从座上宾沦为阶下囚，既对不起组织又对不起人民，于公于私，代价都是十分 2 惨重的。
二是屈指细数，算好经济账。党和政府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无论是各级党政领导，还是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有着稳定的收入，有着普通群众难以享受便利，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环境。细算起来奉献与得到相比，得到的已经很多了。如果想入非非，自甘堕落，贪赃枉法，丢失的不仅是现有的工作机会和生活待遇，而且更惨的是以后生活无着。
三是珍惜幸福，算好感情账。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在短暂的人生中，生命最宝贵，幸福价更高。一个人工作进步，事业有成，家人团聚，上贤下孝，其心坦坦，其乐融融，这应该是人生幸福的真正体现。人是感情动物，有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情义无价。特别是一个有家庭的人，无论男女，都是家庭的主心骨、顶梁柱，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一个家庭少了男主人或女主人，就像一座大厦缺少了顶梁柱一样，就会倒下来，变得支离破碎。由于自己违法犯罪，不仅无法孝敬养育自己的父母，照顾深爱自己的家庭，而且还弄得家人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不可否认的是，确有个别人也时常在“算账”：算能当多大的官，能捞多少钱，谋划该坐什么车、住什么房，琢磨今年该去哪个旅游景点去玩一玩，等等。这种只为个人前途和利益的“算账”，结果算晕了头脑，迷失了方向，最终陷 3 入了诱惑、欲望乃至犯罪的深渊。
我作为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应切实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权、慎欲、慎微、慎独、慎交，不打个人“小算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保持自身先进性的能力，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落实到思想和行动中去。
建设银行上海市金山石化支行造价咨询分中心
卜群
2012.8.10
上海提篮桥监狱生活篇四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号称远东第一大监狱的提篮桥监狱走向了历史转折点。监楼还是那些监楼，大门还是那扇大门，但是高高围墙内的世界更换了主人，从此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接管旧监狱
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法院接收处派出三个接管组分别接管国民政府上海司法系统各单位。其中，第三组由毛荣光、王正福以正副接收专员的身份率员接管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即提篮桥监狱）。旧监狱代理典狱长王慕曾（浙江新登人）交出监狱印章、钥匙和相关材料。监狱时有650名犯人，其中“政治犯”（革命人士）50人。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警卫旅二团三营三连，在连长梁政魁率领下进驻监狱，担任警戒看押任务（同年8月，这些解放军官兵全部转业或复员留在监狱工作，成为隶属监狱的警卫队）。29日和31日，法院接收处和上海市总工会（筹）联合在监狱分两批召开“慰问和欢送政治犯恢复自由大会”，并给他们每人发5块银元慰问金。31日，新创刊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载了《军管会接收伪上海监狱，被迫害的“政治犯”当即获释恢复自由》和《受难的兄弟自由了》两篇报道。这是上海解放以后新闻媒体对上海监狱系统的首次报道。
旧提篮桥监狱，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由典狱长全权负责，下设五课三室（即总务课、警卫课、教化课、作业课、卫生课;人事室、会计室、统计室）。课室下面还设名籍、保管、出纳、文书、庶务、教诲、教育、戒护、材料、成品等19个股。狱区内设忠、孝、仁、义、信、爱、和、平8座监楼和感化院。1949年5月底，军管会接收监狱后，成立了“接收专员办公室”作为全监狱的领导机构。为了稳定局面，有利于开展工作，监狱根据“先接后管”的原则，在新旧交替阶段，暂时维持旧机构体制（课、室、股）的原状，令原有工作人员“各按原位，办理移交”，经过半个月的时间，交接工作基本完成后，除会计室仍由旧职人员负责外，其他各部门都任命了新的负责人。
接管和清理工作全部结束后，于同年9月21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并在长阳路147号大门外挂牌（解放初期，监狱属法院体制，上海市人民法院已于8月11日在北浙江路成立，院长汤镛），监狱接收专员毛荣光被任命为副典狱长。11月，市人民政府任命武仲奇（后改为武中奇，山东长清人，1936年11月入党）为典狱长。人民法院监狱下设人事、总务、警卫、教育、会计、作业6个科和医院、女监，共8个部门。忠、孝、仁、爱、感化院等9幢监楼的名称仍保留（从1950年起改为1至9监），各科及医院下另设若干股;警卫科下辖9幢监楼。
监狱接收时，原有工作人员610人（含地下党员二十多人），这些人员来自各个地方，既有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的正规毕业生，也有通过各种裙带关系进入的“关系户”，还有各拘留所、看守所、警察局调来的警察，能力参差不齐。监狱接收初期为了稳定局面，对旧职人员采用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发遣散费遣散;允许他们请长假、辞职或自谋出路;根据需要留用。据人事部门统计，1949年年底，监狱旧职人员中，遣散174人，开除和法办14人，辞职、请长假离去145人，不告而别自行脱离8人，留用200人。相对而言，留用的大多数是年纪较轻的，遣散的大多数是年纪较大的。与此同时，监狱又陆续吸收了一些来自老解放区的干部和其他单位的新生力量。
没有硝烟的战争
旧提篮桥监狱押犯一般在6000人左右，最高时达8000余人。从1948年起由于监狱经济入不敷出，囚粮奇缺，物资匮乏，加上在特定形势下，根据国民政府司法院和司法行政部的指令，监狱采取保释、假释等方法疏散了大批犯人。当1949年5月军管会接收监狱时，仅有犯人650人（男犯594人、女犯56人），其中外国籍犯11人。除去50名“政治犯”（革命同志）外，其余人员十分复杂，有汪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吴颂皋、粮食部部长顾宝衡、考试院院长江亢虎、广东省省长陈春圃、汪伪驻“满洲国”大使陈济成、汪伪驻日本大使蔡培等人，也有被国民政府法院判决、被新闻媒体追踪的要犯，如杀妻夺命的国民党少将陈希吾、杀夫分尸的上海酱园弄詹周氏、中央银行监守自盗金砖的陈元盛，还有英国籍强盗犯却利?阿却等多名外籍犯。这600名犯人中，有已决犯533人，未决犯67人。从案由看，盗匪犯272人，人数最多，烟毒犯102人、汉奸犯48人、杀人犯31人、盗窃犯56人、其他91人。当时，许多旧判犯人认为，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来了，改朝换代了;50名“政治犯”被人民政府隆重迎接出狱，我们刑事犯也可以无条件释放了，因此在监狱内哄闹，不守监规。工作人员管理他们，不服管教，有的还公开对抗，甚至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是国民党判决的，现在为什么要吃共产党的官司？监狱工作人员一方面及时做工作，以稳定监狱秩序;另一方面把有关问题及时汇报上级组织。从同年8月起，上海人民法院专门组织人员在提篮桥监狱内设立临时法庭，对原国民政府判决的犯人，除汉奸犯外，大部分人作了重新判决。同时，司法机关又及时收押了一些解放前夕被保释留在社会上的汉奸犯，如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于6月收押于监狱（1951年9月，被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为了净化社会环境，维护新生政权，从1949年6月起，新生的提篮桥监狱开始收押犯人。从6月初到年底，共计收押犯人15170人。其中包括汪伪中央监察委员、大汉奸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和日本籍女犯中岛成子，她们一起从苏州监狱移押到上海，关押在女监。由于当时在押犯数量多，司法系统办案力量有限，提篮桥监狱收押人员中以未决犯为主。仅1949年8至12月，累计共新收押人犯8463人，其中未决犯达7014人，占82.9%，已决犯仅1449人;从案由看，这8463人中，盗窃犯3874人，占45.78%，盗匪犯1248人，占14.75%，烟毒犯1209人，占14.29%;其他2132人，占25.18%。1949年年底，监狱有2188名犯人（含未决犯）出狱。数字也许是枯燥、乏味的，但又是生动、具体的，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1949年短短几个月内，上海人民法院监狱的工作量。
狱中生产
旧提篮桥监狱早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时，就在狱内设有工场，让犯人进行生产作业，种类有印刷、木工、铁工、糊盒、缝纫、藤竹、洗涤、摇绳等，产品主要供司法机关内部使用，少部分投入市场。1948年下半年，监狱生产已全部停工，存在中南银行内钱款仅50元（已折算为新币）。上海解放后，接收监狱时库存原料短少，器械破损，狱内生产场地是个烂摊子。
解放后，随着打击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活动的深入，监狱在押犯数量增大，为了不让犯人坐吃闲饭，减轻国家负担，更主要为了通过劳动改造教育犯人，上海人民法院监狱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恢复狱内生产。在1949年7月间最早恢复了糊盒、印刷、洗涤、铁工四个工场，8月份又恢复了缝纫、制鞋、木漆等生产。狱内生产十分红火，如印刷工场，为新华书店印刷装订《李闯王》等两部书，每本印数为2万册;缝纫工场专替机关团体赶制棉制服，制铁工场打造锄头、钉耙等农具，木工工场接到了上海香烟厂的订单，加班赶做“双斧牌”香烟运往外地的木箱。从事生产的犯人，整座监狱从最初的不足100人，扩大到年底的一千七百多人，生产收入从最初的两百多元发展到七千多元（已折算为新币）。
监狱不但挖掘潜力搞好生产，而且派出干部接收原属监狱的场地。1949年6月，监狱首先委派干部前去市郊漕河泾镇接收占地面积一百多亩的原江苏第二监狱（又名漕河泾监狱）遗址，组建隶属于监狱管辖的漕河泾农场，后来又陆续派出部分罪行较轻的短刑犯，在干部的带领下从事监外的农副业劳动。当时，漕河泾农场开出部分菜田进行种菜，缺少肥料，犯人曾一度从提篮桥拉了大粪车运到漕河泾农场。同年11月，人民法院监狱又派出干部赴新泾区华漕乡接收原司法行政部直辖第二监狱遗址，考虑到当地农民已在原址种上庄稼，所以，到次年5月正式收回一百五十多亩土地;8月，成立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北新泾农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