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十大典型案例(汇总16篇)

总结是学习的重要环节之一，只有通过总结才能逐渐提高自己的学习效果。如何管理好时间，合理安排生活和工作？在此，小编整理了一些总结写作技巧和实例，期望对大家的写作有所启发。

十大典型案例篇一

2013年9月9日，被告人张某某在泌阳县官庄镇楼房村前楼房的水泥路上，见女童范某某（2011年3月10日出生）无人看管，遂心生歹意，将被害人范某某抱至该村东南方向石桥村的一块玉米地中，用手抠摸范某某的的下体，造成范某某下身流血。后因范某某哭喊，张某某怕事情败露，决意将范某某杀害，其用双手掐住范某某的脖子，直至其以为范某某已死亡，之后逃离现场。次日早晨，已苏醒的范某某被附近村民发现。经法医鉴定：范某某身体所受损伤构成重伤。

（二）裁判结果。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猥亵儿童致人重伤，之后又故意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张某某在对被害人范某某实施猥亵后，怕其罪行败露，遂对被害人实施杀害行为，因意志外的原因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故其犯故意杀人罪属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主观恶性，法院对张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二罪并罚，处以死缓并限制减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了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张某某在该案发生前曾两次因盗窃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五年。其前两次的监狱服刑改造并未给其带来真诚悔过的结果。反而加剧了其心理阴暗面的发展和灵魂深处思想的扭曲，对年仅二岁半的留守幼女痛下黑手。该案所暴露出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愈发严重，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大力关注。应建立符合各地实际的留守儿童保护制度，比如留守老人保护队、留守妇女保护儿童联防队、村（社区）保护儿童治安联防队等,构建儿童安全全覆盖网络。同时，加大对侵害儿童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打掉侵害儿童安全的黑手。

许某某强奸案。

(一)基本案情。

因李瑞峰（另案处理）与前女友邓某某（生于1998年7月29日）产生感情上的矛盾，李瑞峰与其朋友徐树浩（另案处理）预谋后，联系崔奎（另案处理）到新安县。2014年3月14日，李瑞峰将邓某某带到崔奎及许某某二人所住的新安县新城德美宾馆205房间内，谎称外出有事，将邓某某交给在场的崔奎、许某某，后崔奎将邓某某按到床上并持刀威胁，由许某某将邓某某下身衣服脱掉，崔奎将邓某某上身衣服脱掉，由许某某强行与邓某某发生了性关系。案发后，被告人许某某等四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12万元，取得谅解。

（二）裁判结果。

新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某伙同他人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本案属共同犯罪，许某某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大，应认定为主犯，但在作案时未满十八岁，系未成年人，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许某某在庭审中自愿认罪，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许某某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被告人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

（三）典型意义。

被告人许某某案发时不满18周岁，在外打工期间沉迷于网络，受某些不良网络文化影响并在他人的怂恿下犯罪，男女关系方面的意识非常淡薄，在已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因磨不开面子听从他人教唆导致本案发生。从犯罪原因角度分析，这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其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缺乏正确的教育引导，导致人格发育的不健全，最终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李某某强奸案。

2014年期间，被告人李某某利用糖果等物品诱骗本村幼女时某甲（生于2008年6月23日）、时某乙（生于2007年9月12日）到其家中，多次与时某甲发生性关系，一次与时某乙发生关系。

（二）裁判结果。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农村留守儿童被性侵案件。性侵行为发生时，两受害儿童的父母均在外地打工，受害人随爷爷奶奶生活，平时在学校上学。由于经济原因，她们不像城市孩子一样有很多的玩具和小吃，往往禁不住诱惑，而且对性的保护意识较差，一旦遇到坏人的小恩小惠诱惑，根本无法识别而上当受骗。被告人李某某系光棍多年的成年人，生活寂寞，女孩们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不能尽到监护责任，使其有机可乘。司法机关对于未成年被害人，应当采取特别、优先的保护原则，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从严惩处。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司法解释正是基于此及时出台的。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八年，体现了司法解释的本意。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市中心支公司与段某某等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

2014年1月24日，付某某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与沿新县至田铺乡公路由北向南李某某驾驶的豫s91622号中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豫s91622号客车乘坐人段某某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新县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付某某负主要责任，李某某负次要责任，段某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当日段某某即被送往新县人民医院治疗，共花费9649.58元。出院诊断为：左侧第2-5肋骨多发骨折、左侧血气胸，医嘱住院期间禁止母乳喂养，并陪护两人。肇事车辆豫s91622号中型普通客车实际车主为李某某，该车挂靠长安公司从事客运经营，并在保险公司投保每人责任限额20万元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

（二）裁判结果。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肇事客车实际车主为李某某，该车挂靠新县长安客运公司，并在人寿财保信阳公司投保有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因段某某提起的案由是客运合同之诉，段某某与李某某、新县长安客运公司之间属客运合同关系，新县长安客运公司和人寿财保信阳公司之间属保险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段某某的损失应由李某某和新县长安客运公司连带赔偿。李某某和新县长安客运公司连带赔偿了段某某的损失后，可行使追偿权。段某某因交通事故导致无法哺乳，有医嘱证明段某某住院期间禁止母乳喂养孩子，故酌定赔偿原告奶粉费3000元。

（三）典型意义。

在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中，将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是承运人的义务，乘客在运输过程中非因乘客自身原因造成人身损害的，承运人应当对旅客承担赔偿责任。实践中，正在哺乳期的女性乘客遭遇交通事故后医嘱禁止母乳喂养的，禁止母乳喂养期间的“奶粉费”，是否属于旅客运输合同之诉中的人身损害的范畴？我们认为，禁止母乳喂养从结果上看虽然实际损害的是哺乳期的婴儿，但是交通事故对女性乘客造成的人身损害，是不能进行母乳喂养的原因。不能母乳喂养的损害，不仅是对哺乳期婴儿的损害，也是对女性乘客自身的人身损害，属于乘客人身损害的范围。禁止母乳喂养期间的“奶粉费”是乘客实际发生的损失，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角度出发，对此应予以支持。

李某诉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

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1999年11月18日，原告李某与被告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的居民曾某某登记结婚，婚后其户口迁入被告处，且从2005年起在被告处分有责任田。2011年9月8日，原告与曾某某登记离婚，离婚后原告的户口一直在被告处，其在被告处分的责任田一直未调整。2012年被告村民组的土地被征用，经该组集体讨论决定该组村民每人分得土地补偿款31000元，但被告以原告已与本组村民曾某某离婚为由，未将该款分配与原告。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虽然于2011年与被告村民曾某某离婚，但原告自1999年结婚后其户口一直在被告处，且在被告村民组分有田地，故原告在被告确定分配征地补偿费方案时具有被告村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土地补偿款的请求应予支持，依法判决罗山县龙山乡高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鲁畈居民小组向原告李某支付土地补偿款31000元。

（三）典型意义。

土地是我国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为关切的一项基本权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论男女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这样规定的目的也在于保证离婚或者丧偶的妇女能够拥有一份承包地，并应当对该承包土地被征用后的安置补助费享有分配权。本案中原告虽与被告村民解除婚姻关系，但其户口未迁出，且在被告处有承包地，属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作为离异女应依法平等享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

李某某诉张某某、常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常忠于2012年11月11日与张作明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经认定张作明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2013年1月，常忠的妻子张某某、婚生女常某作为甲方和作为乙方的张作明家属约定，张作明方赔偿张某某、常某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等所有费用共计80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金为40万元。张作明方现按照约定已将八十万元赔偿款全部支付给二被告。经原告李某某的监护人李某与被告张某某的委托代理人常霞共同委托，郑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2年11月21日作出鉴定意见书，显示常忠、李某是李某某的亲生父母亲。现李某某起诉要求返还赔偿金。

（二）裁判结果。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某某系常忠的非婚生女，在常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后，其与常忠的妻子张某某、婚生女常某对张作明赔偿常忠的死亡赔偿金均享有同等的赔偿请求权。张作明方与张某某、常某达成的赔偿协议中约定的张作明方赔偿的死亡赔偿金40万元，二被告在赔偿协议达成前根据司法鉴定机构所做的亲权鉴定应当知道原告系常忠的非婚生女，就应该将张作明方赔偿张某某、常某方的死亡赔偿金中原告应得的份额支付给原告，但数额应为40万元的三分之一。关于张作明方赔偿二被告的精神抚慰金，是张作明方与二被告自愿协商的结果，并非法定的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且因张作明与张某某、常某明确约定了分别支付给张某某和常霞的数额，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原告该部分款项，理由不成立。依法判令张某某、常某将原告李某某应得的133333.33元死亡赔偿金支付原告李某某。

（三）典型意义。

我国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本案通过“亲子鉴定”的方式确认生父，给本案的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依法确认了非婚生子女的生母和生父后，才能确保非婚生子女享受到生父母双方的抚养教育及完整的亲情，以及基于身份而产生的其他权利。本案依法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保护了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

周某某诉张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

一、张某与周某某双方自愿离婚；„„。

三、张某一次性给付周某某人民币38000元；„„。

六、其他未尽事宜，双方互不再追究”。而在2013年5月28日，张某与案外人宋某在长垣县宏力医院生育一女，取名张某某。周某某称离婚后才发现此事，现起诉要求张某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在与原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行为，并生育一女，导致离婚，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离婚调解书的内容，没有原告周某某明确放弃过错损害赔偿的意思表示，同时无法确认双方已就过错损害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因此，原告周某某在离婚后向被告张某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应该支持，遂判令被告张某给付原告周某某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币15000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被告行为是对婚姻和整个家庭的背叛，而且给女方带来了深重的伤害，拆散了本应正常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对年幼的子女更是严重的伤害。因此，在离婚后发现被告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出轨行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体现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司法精神。

申某某诉李某某等名誉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月14日，被告李某某(女)、舒某某(女)、李某(女)约原告申某某(女)外出，将其带到火车站西广场地下停车场内，三被告对申某某进行殴打，并让申某某跪在地上，强迫申某某掀起上衣，舒某某用手机对申某某进行拍照，并由李某某配以文字上传至舒某某的qq空间，该网帖被网友转发，后申某某法定代理人到派出所报案，因双方均系未成年人，派出所未予立案。申某某认为被告行为构成侵权，诉于法院。另查明，现舒某某qq空间所发与原告相关的信息已被删除。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认为，公民享有名誉权，本案三被告使用侮辱性语言，将申某某跪地及露出上半身的照片配以文字在网络上发布，构成对申某某名誉权的侵害，申某某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慰抚金，应予支持，三被告李某某、舒某某、李某均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故赔礼道歉责任应由该三被告自行承担。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慰抚金15万元，要求过高，酌定支持其请求2万元，该民事赔偿责任由李某某、舒某某、李某的法定代理人承担。案件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所涉当事人均系在校学生，因为该案的发生，申某某屡次转学，李某某、舒某某、李某也均无法在原校正常学习，对各方均造成较大影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要恰当处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问题，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妥善处理矛盾，避免使用过激方式解决问题。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但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承担责任方式，也应由其自行承担。

岳某某诉曹某某离婚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岳某某与曹某某经人介绍于1999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二子。婚后双方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夫妻感情破裂。岳某某要求与曹某某离婚，曹某某认可夫妻感情破裂，同意离婚。双方就子女抚养和部分共同财产的分配达成了一致意见。曹某某系农村家庭主妇，下地干活、照顾一家老小，没有工作及固定的经济收入。

（二）裁判结果。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岳某某与曹某某感情破裂，应准许离婚。曹某某作为家庭妇女，对家庭付出较多，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离婚后将导致生活困难，根据婚姻法有关规定，判决岳某某给付曹某某经济帮助两万元。

（三）典型意义。

在婚姻关系中，女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她们出于照顾家庭的考虑，往往以牺牲自己的工作甚至事业为代价；另一方面，在出现婚姻纠纷时，女方往往由于没有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导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充分查明案件事实，对于确实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女方应判决给予一定的经济帮助，使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本案中，考虑到曹某某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抚育子女、照顾老人，付出较多，对家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离婚后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还要抚养孩子，经济压力比较大，因此判决岳某某给付曹某某经济帮助两万元。

胡某某诉被告陕县民政局、第三人张某某张某某、王某撤销婚姻登记案。

原告胡某某(女)与自幼被送养他人的第三人王某系姐妹关系。胡某某2002年起外出务工，一直未与家人联系。王某准备与张某某结婚，但因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依法不能办理婚姻登记，便携带胡某某的户口簿和由其家人补办的胡某某的身份证等，用胡某某之名到陕县民政局申请办理结婚登记。陕县民政局在审查了有关材料，并询问了其结婚意愿后，按照有关规定为其办理了结婚登记。胡某某2010年12月初回家得知此事后，便与王某、张某某共同到陕县民政局要求撤销该结婚证未果，胡某某遂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撤销被告陕县民政局为第三人张某某、王某颁发的结婚证。

（二）裁判结果。

陕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与张某某明知未达法定婚龄，不符合结婚条件，却向陕县民政局提供虚假材料，用他人名义办理登记，该行为属于无效行为，作为其结果的婚姻登记证当然也应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判决确认被告陕县民政局颁发的陕结010701149号结婚证书无效。

（三）典型意义。

法院依法确认假冒他人身份获取的结婚证无效，保护了被假冒身份的妇女的合法权益。冒用他人身份获取的婚姻登记，不仅破坏了国家对婚姻的行政管理秩序，侵犯了婚姻登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严重侵害被冒用人的合法权益，导致被冒用人无法行使婚姻自由的权利，必须对这类婚姻的效力加以彻底否定，才能恢复被假冒身份者的正常生活秩序。

十大典型案例篇二

作为一个新手程序员和机械爱好者，我一直对工业领域和生产工艺方面的事情感兴趣。最近，在研究相关的材料时，我注意到了工厂十大典型案例，这是一个由国际制造业科技协会评定的奖项，旨在鼓励那些在工厂现代化和智能化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的公司。

在这十大典型案例中，对我影响最深刻的有五个：西门子零售与全球连锁店解决方案、保时捷运动车的3D打印模型、通用电气数字双胞胎、惠尔更灵活电视柔性工厂和斯伦贝谢最小液压挡板助推器。

第一，对于西门子零售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实用，它搭建了一个能够整合供应链的平台，使得不同地域和时间的零售店都能够获得良好的销售数据和资料支持。这种解决方案的带来的改变不仅提高了工厂的透明度和效率，也为零售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第二，对于保时捷的3D打印模型，则是展示了在工业设计方面，3D打印技术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时捷3D打印模型的外观精细，同时充分展现出3D打印的潜能所在，其准确性、速度和制造的经济性都极优异。

第三，通用电气数字双胞胎项目展示了在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制造业中，数据和数字技术的运用在智能化生产中的重要性。它为不同的生产线和工作站建立了数字“镜像”，可以快速响应和利用实时数据，使得工厂能够快速迭代和生产。

第四，惠尔更灵活电视柔性工厂让我领略到了现代工厂转型和智能化生产的实际落地。这个工厂能够灵活生产，快速响应新需求和趋势。同时，生产线的智能化还有助于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第五，斯伦贝谢最小液压挡板助推器项目在重工业生产方面展示了数字智能化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这个项目大大提高了生产线生产速度、效率和准确性，为复杂的有限空间内工艺自动化和协同助力提供了优秀的示范。

从这些典型案例中，我进一步认识到现代工厂需要不断转型和升级。工业类的企业不仅需要在生产技术上不断精进和实践，同时还需要重视从传统工厂到数字智能化工厂的转型，涉及到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和支持。

另外，这些案例也不仅是对当前工业界有着广泛的借鉴意义，也反映出行业界对于工业时代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进行了积极的深入思考与实践。在不断拓展和深化自身应用技术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产业和社会的发展需求，在施展技术的同时，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企业的可持续化意识。

总之，工艺方面的进步和技术的革新，让未来的工厂成为更加智能化和可持续化的制造中心。从这些典型案例得到的启示和学习，无疑将会对未来的工业生产和智能制造方向有着重要的推动和推进作用。

十大典型案例篇三

2007年8月20日，西区某日用品生产企业的一名班长在边角料粉碎设备切断电源没有完全停止的情况下，直接用右手伸进设备检查口，造成右手4个手指被惯性运转的刀片切断。

典型案例：大庆发生一起因拆迁雇用“临时司机”违章操作造成二人死亡的“起重伤害事故。

典型案例：冲压机操作人员违章：用手拿工件，末使用专用工具。

典型案例：叉车工无证操作撞塌工房横梁造成伤害事故。

典型案例：操作人员末佩戴安全防护镜，造成铁屑崩瞎眼睛。

典型案例：榆林一公司高压电弧击倒4人事故致1死3伤。

典型案例：盲目焊接汽车油箱导致烧伤事故。

1983年3月14日，一名焊工在焊接汽车油箱时,高温引燃油箱内挥发气体，发生爆裂性燃烧，该焊工95%被烧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2000年11月12日，某企业一焊工利用废弃油桶当登高物焊割作业时，焊渣落入油桶内造成油桶爆炸燃烧。致使该操作工身体大面积烧伤，呼吸道严重灼伤，经医院抢救无效2天后死亡。

8月2日上午7时37分许，江苏昆山开发区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发生爆炸。已经导致75人死亡，185人受伤。

十大典型案例篇四

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教师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在教师的职业生涯中，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更需要具备良好的师德修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了更好地提升教师的教育素质，教育界开始对教师心得体会进行研究，并总结出了十大典型案例。通过研究和分析这些典型案例，我们不仅可以深入了解教师的工作原则和经验，还能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借鉴这些心得体会，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能力。

首先，典型案例之一是“爱生如子，以德为尊”。教师是孩子在学校里的第二个家，他们需要我们用爱心去教育和引导。我们要以身作则，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和自主学习能力。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应该用真心去关心和理解每一个学生，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

其次，典型案例之二是“因材施教，因势利导”。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和兴趣爱好，我们不能一刀切地采用相同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我们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

再次，典型案例之三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作为教师，我们不能只固守教科书中的知识点，而应该勇于创新，开拓学生的思维方式。我们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通过自主学习和勇于思考，学生才能真正掌握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此外，典型案例之四是“导学引导，启迪智慧”。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而应该成为学生思维的导航者和思维的引导者。我们要通过启发性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后，典型案例之五是“感恩育人，传承师道”。我们应该时刻铭记自己是教师这一职业的使命和责任，始终保持谦卑和感恩之心。我们要用心去育人，用爱去教育，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和典范。我们要传承师道，传递爱与智慧，培养有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的优秀青少年。

通过研究和分析这十大典型案例，我们深刻认识到教师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和责任。教师要具备爱心、责任心和创新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这些典型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帮助我们在实际教学中更好地引导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让我们以这些典型案例为指引，坚守教育理想，追求教育事业的更高峰！

十大典型案例篇五

侵权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上比较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侵权案例各自有不同的情形和背景。在十大典型侵权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件案例中都存在着不同的侵权形式和侵权主体。在分析这些案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并总结出一些经验或者心得。这篇文章将从五个方面总结这些心得，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启示。

第二段：案例分析。

十大典型侵权案例涉及到了非常多的侵权行为，包括了侵犯商标权，侵犯著作权，侵犯专利权等等。这些案例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侵权对于原告的不利影响。比如著名的“东北虎”商标案，原告因为没有注册商标，导致被侵权者申请注册，最终原告无法使用自己商标的情况。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注册商标对于品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段：法律规定。

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了解案例的背景和情况，还要了解法律规定。我们可以从法律角度上去分析侵权行为，并且比较具体地看到哪些行为是不允许的。法律规定是很有用的，并且是约束侵权行为的最有效方式。比如，我们可以从专利法中了解到专利权的范围和保护，从而对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第四段：防范措施。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以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侵权风险评估，加强监管和执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等。比如，我们可以在商标注册前进行风险评估，以此来避免出现商标侵权的现象。同时，在实践中，我们也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增加司法透明度。

第五段：未来展望。

通过对十大典型侵权案例的分析与总结，我们可以看到侵权问题的严重性，也可以对避免侵权行为，保护自己的权益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的发展，侵权行为也会更加复杂。我们需要不断深化对侵权行为和问题的认识，加强自我保护能力，不断提高侵权行为的监管与惩治的力度。

结语：

在这个知识产权日益重要的时代，了解并遵循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防范侵权风险，已经成为企业和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作为一个公民，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十大典型案例篇六

12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环境资源保护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通报十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通气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玲主持，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王旭光介绍了相关情况并通报十起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29日，谢知锦等四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扩大采矿范围，采取从山顶往下剥山皮、将采矿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在矿山塘口下方兴建工棚的方式，严重毁坏了28.33亩林地植被。2014年7月28日，谢知锦等人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被判处刑罚。2015年1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以下简称绿家园)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如不能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偿付原告为诉讼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裁判结果】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谢知锦等四人为采矿占用林地，不仅严重破坏了28.33亩林地的原有植被，还造成了林地植被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依法应共同承担恢复林地植被、赔偿生态功能损失的侵权责任。遂判令谢知锦等四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个月内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27万元，用于原地或异地生态修复;共同支付原告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16.5万余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原告主体资格的审查、环境修复责任的承担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等问题。本案判决依照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认了自然之友、绿家园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以生态环境修复为着眼点，判令被告限期恢复被破坏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进而实现尽快恢复林地植被、修复生态环境的目的;首次通过判决明确支持了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请求，提高了破坏生态行为的违法成本，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判决具有很好的评价、指引和示范作用。

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产品制造的企业，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区内。振华公司虽投入资金建设脱硫除尘设施，但仍有两个烟囱长期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2014年，振华公司被环境保护部点名批评，并被山东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多次处罚，但其仍持续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2015年3月25日，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振华公司立即停止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方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040万元及因拒不改正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造成的损失780万元，并将赔偿款项支付至地方政府财政专户，用于德州市大气污染的治理;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承担本案诉讼、检验、鉴定、专家证人、律师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费用。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向振华公司送达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向社会公告案件受理情况，并向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告知本案受理情况。德州市人民政府、德州市环境保护局积极支持、配合本案审理，并与一审法院共同召开协调会。通过司法机关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联动、协调，振华公司将全部生产线关停，在远离居民生活区的天衢工业园区选址建设新厂，启动老厂区搬迁工作。2015年9月21日，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质证，就相关证据材料、被告整改情况等问题见面沟通、交换意见。本案尚在审理之中。

【典型意义】。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要依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支持政府部门行使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职责，督促企业在承担环境保护义务与责任基础上更好的经营发展。本案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针对大气污染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院立案受理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的要求，及时与政府部门沟通，发挥司法与行政执法协调联动作用，促使被告及时停止污染行为，主动关停生产线，积极整改，重新选址，搬离市区，防止了污染及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促进振华公司向节能环保型企业转型发展。本案虽然尚未审结，但上述做法符合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原则和工作要求，所取得的阶段性审理成效值得肯定。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12月11日，储卫清经常州市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世尔公司)同意，使用该公司场地及设备，从事“含油滤渣”的处置经营活动。其间，无锡金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公司)明知储卫清不具备处置危险废物的资质，允许其使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以该公司名义从无锡翔悦石油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悦公司)、常州精炼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炼公司)等处违规购置油泥、滤渣，提炼废润滑油进行销售牟利，造成博世尔公司场地及周边地区土壤受到严重污染。2014年7月18日，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储卫清、博世尔公司、金科公司、翔悦公司、精炼公司共同承担土壤污染损失的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组成由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合议庭审理本案，依照法定程序就环境污染损害情况委托鉴定，并出具三套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在受污染场地周边公示，以现场问卷形式收集公众意见，最终参考公众意见、结合案情确定了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法院认为，储卫清违反国家规定，借用金科公司的危险废物经营资质并以该公司名义，将从翔悦公司、精炼公司购买的油泥、滤渣进行非法处置，污染周边环境;博世尔公司明知储卫清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为储卫清持续实施环境污染行为提供了场所和便利，造成其场地内环境污染损害结果的发生;翔悦公司、精炼公司明知储卫清行为违法，仍然违规将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储卫清处置，未支付处置费用，还向储卫清收取危险废物价款。五被告之行为相互结合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遂判令五被告向江苏省常州市生态环境法律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支付环境修复赔偿金283万余元。一审判决送达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一审法院组织检察机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鉴定机构以及案件当事人共同商定第三方托管方案,由第三方具体实施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

【典型意义】环境侵权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对于污染物认定、损失评估、因果关系认定、环境生态修复方案等问题，通常需要从专业技术的角度作出评判。受案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邀请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制作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很好的发挥了技术专家和专业机构的辅助与支持作用。此外，受案法院将土壤修复方案向社会公布、听取公众意见，保障了公众对环境修复工作的有效参与;引入第三方治理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将环境修复交由专业公司实施，既有利于解决判决执行的监管，也有利于提高污染治理效率。

案例四：曲忠全诉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令富海公司停止排放氟化物，赔偿曲忠全损失204万余元。曲忠全、富海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令富海公司赔偿曲忠全224万余元。富海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曲忠全提交的公证勘验笔录和检测报告，与相关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及一审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曲忠全的樱桃园受到损害，富海公司排污，排污和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已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富海公司作为侵权人，其提交的樱桃树叶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中距离厂区越近浓度越低的结论有悖常识;厂区大气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系2010年5月7日作出，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天气原因亦不能否定排污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考虑到确实存在天气恶劣等影响樱桃生产的原因，二审法院酌情判令富海公司对曲忠全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被侵权人的损害;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明材料。本案判决作出于上述司法解释之前，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同时，要求被侵权人就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关联性负举证证明责任，对于细化被侵权人和污染者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衡平双方利益具有典型意义，体现了审判实践在推进法律规则形成、探寻符合法律价值解决途径中的努力和贡献。同时，本案判决运用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及专业机构的鉴定报告等做出事实认定，综合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合理划分责任范围，在事实查明方法和法律适用的逻辑、论证等方面提供了示范。

案例五：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沈海俊系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机械设计院)退休工程师，住该院宿舍。为增加院内暖气管道输送压力，机械设计院在沈海俊的住宅东墙外侧安装了增压泵。2014年，沈海俊认为增压泵影响其休息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双方达成和解，沈海俊撤回起诉，机械设计院将增压泵移至沈海俊住宅东墙外热交换站的东侧。2015年，沈海俊又以增压泵影响其睡眠、住宅需要零噪声为由，再次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机械设计院停止侵害，拆除产生噪声的增压泵，赔偿其精神损害费1万元。根据沈海俊的申请，法院委托蚌埠市环境监测站对增压泵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

【裁判结果】。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经监测，增压泵作为被测主要声源，在正常连续工作时，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沈海俊关于增压泵在夜间必须是零噪声的诉讼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沈海俊的诉讼请求。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与一般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同，环境噪声侵权行为人的主观上要有过错，其外观须具有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的违法性，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因此，是否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是判断排放行为是否构成噪声污染侵权的依据。经委托鉴定，在增压泵正常工作过程中，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并未超过国家规定标准，不构成噪声污染，机械设计院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本案判决有利于指引公众在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同时，承担一定范围和限度内的容忍义务，衡平各方利益，促进邻里和睦，共同提升生活质量。

案例六：袁科威诉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袁科威购买了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富公司)开发的商品房。2014年2月，袁科威委托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测试分析中心对其居住的房屋进行环境质量监测。该中心作出的环境监测报告显示袁科威卧室夜间的噪声值超过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噪声最高限值标准。袁科威认为住宅电梯临近其房屋，电梯设备直接设置在与其住房客厅共用墙之上，且未作任何隔音处理，致使电梯存在噪声污染。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嘉富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质量合格，住宅设计和电梯设计、电梯安装均符合国家规定并经政府部门验收合格，故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在设计、建筑、安装均符合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并经验收合格才投入使用，且电梯每年均进行年检并达标，但这只能证明电梯能够安全运行。袁科威购买的房屋经监测噪声值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构成了噪声污染。嘉富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房屋超标噪声不承担责任或者存在减轻责任的情形。一审法院判令嘉富公司60日内对案涉电梯采取相应的隔声降噪措施，使袁科威居住的房屋的噪声达到《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噪声最高限值以下;逾期未达标准，按每日100元对袁科威进行补偿;支付袁科威精神抚慰金1万元。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电梯是民用建筑的一部分，电梯的设计、建设与安装均应当接受《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的调整。经过监测，涉案电梯的噪声值已经超过国家标准，构成噪声污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嘉富公司要对其行为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嘉富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袁科威对涉案电梯噪声超标存在过错或故意，亦不能证明噪声超标系第三人、不可抗力、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等原因造成，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的审理结果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尤其是生产经营者要在机械设备的设计、建造、安装及日常运营过程中，关注噪声是否达标，自觉承担应有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案例七：梁兆南诉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5日，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接到梁兆南报告，梁兆南所承包的下走水库因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所属华润水泥厂所排入的污水污染致使大批鱼类死亡。该局与县环境监测大队、思阳镇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多次前往现场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下走水库水质发黄混浊，水库周围靠近岸边的水面及其他水面出现死鱼;华润水泥厂的排水沟有水泥、煤炭等粉灰不断排入水库。上思县渔政管理站出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记载，华润水泥厂位于水库上游，有水沟直接排到水库。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会同思阳镇政府、六银村、龙怀村及华润公司等单位到现场勘察，发现库中鱼类基本死亡。梁兆南提起诉讼，主张华润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经法院委托鉴定确认，梁兆南的鱼类损失为11万余元。

【裁判结果】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华润公司有污染源进入梁兆南的养殖水库，其水库中鱼类基本死亡。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出具的调查报告，是在联合调查组三次现场勘察、对周边群众进行询问后形成的，并无违法情形，调查报告得出下走水库鱼类死亡与华润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应予采信。华润公司存在污染侵权行为，其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其应承担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赔偿下走水库鱼类死亡的损失。一审法院判令华润公司赔偿梁兆南经济损失11万余元。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20日，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祥物流公司)所有的油罐运输车，在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渝高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所载变压器油泄漏。事故发生后，遂渝高速公司及时处理交通事故，撒沙处理油污路段。经铜梁县环境保护局现场勘验，长约1公里、宽约10米的路面被泄漏的变压器油污染。泄漏的变压器油顺着高速公路边坡流入高速公路下方雨水沟，经涵洞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鱼塘水面有大面积油层漂浮。经铜梁县环境监测站监测，鱼塘挥发酚、石油类浓度均超标。经鉴定，周航损失鱼类经济价值为35万余元。周航提起诉讼，要求明祥物流公司、遂渝高速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其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明祥物流公司运输车辆在遂渝高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变压器油泄露，导致周航承包的鱼塘中鱼类死亡，明祥物流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渝高速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管理者，应充分了解其控制、管理路产的周边情况，在交通事故导致变压器油大量泄漏并可能导致水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源，防止损害的扩大。遂渝高速公司在事故发生后仅应急处理路面交通情况，并未对该路段周围油污进行清理，致使油污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造成进一步损害，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遂判令明祥物流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遂渝高速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及财产损害纠纷。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延伸和行驶车辆的增多，高速公路及两侧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高速公路及其沿线的环境保护，不仅仅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更需要车辆所有人与使用人、高速公路建设单位与运营单位等方面的共同参与。本案中，遂渝高速公司虽然不是污染事故的肇事者，但在高速公路意外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其理应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置，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遂渝高速公司没有履行上述义务，造成损失扩大，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判决对于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单位提高认识，完善机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具有规范、引导作用。

【基本案情】。

在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五局)、中铁五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施工期间，距离施工现场约20至30米的吴国金养殖场出现蛋鸡大量死亡、生产软蛋和畸形蛋等情况。吴国金聘请三位动物医学和兽医方面的专家到养殖场进行探查，认为蛋鸡不是因为疫病死亡，而是在突然炮声或长期噪声影响下受到惊吓，卵子进入腹腔内形成腹膜炎所致。吴国金提起诉讼，请求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损失150万余元。

【裁判结果】。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吴国金养殖场蛋鸡的损失与中铁五局、路桥公司施工产生的噪声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中铁五局、路桥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按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吴国金应证明其具体损失数额。虽然吴国金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其所受损失的具体数额，但中铁五局、路桥公司对于施工中产生的噪声造成吴国金损失的事实不持异议，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借助养殖手册、专家证人所提供的基础数据，建立计算模型，计算出吴国金所受损失并判令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35万余元。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肯定了一审法院以养殖手册及专家意见确定本案实际损失的做法，终审判令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吴国金45万余元。

【典型意义】。

环境损害数额的确定，往往需要通过技术手段鉴定。但在鉴定困难、鉴定成本过高或不宜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考专家意见，结合案件具体案情，依正当程序合理确定损失数额。本案中，吴国金能够证明其开办养鸡场在先，二被告施工行为在后，在二被告施工期间其养殖的蛋鸡出现异常死亡，并提交专家论证报告及其自行记载的蛋鸡死亡数量，但是难以举证证明损害的具体数额。在此情况下，受案法院并没有机械地因吴国金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而是充分考虑噪声污染的特殊性，在认定蛋鸡受损系与二被告施工噪声存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通知专家就本案蛋鸡损失等专业性问题出庭作证，充分运用专家证言、养殖手册等确定蛋鸡损失基础数据，并在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蛋鸡损失计算模型，得出损失数额并判决支持了吴国金部分诉请，在确定环境损害数额问题上做了有益尝试。

案例十：李才能诉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粉尘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石公司)未经依法批准，自2010年起租赁集体土地建设灰沙环保砖厂，所建厂房位于李才能羊圈及屋舍西面隔壁。李才能认为海石公司生产经营排放的石灰粉尘、烧锅炉产生的蒸汽、废烟及设备噪声等造成了山羊和种植的菠萝蜜树叶损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海石公司停止侵害，停止石灰粉碎和烧锅炉生产作业，赔偿其菠萝蜜树叶及林下草地失去草料价值所致损失以及其身体健康损害、水井污染和孕羊流产等损失共计53000元。

【裁判结果】。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指导李才能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并免去其需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用。承办法官及时赴现场查勘、拍摄固定海石公司污染行为的有关证据，向环境保护、国土主管部门调取海石公司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违法占地及排污等证据。考虑到损害鉴定费用高、周期长，而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晰，为依法妥善解决纠纷，一审法院在明确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明之以法、晓之以理，促成李才能、海石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海石公司一次性赔偿李才能损失53000元，并于签收调解书时当场支付赔偿款。调解书生效后，一审法院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以监督海石公司限期整改，消除污染，防止后续环境损害行为的发生。

【典型意义】。

调解是贯穿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环境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统筹社会力量，健全完善调解机制，推动形成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整体合力，充分发挥司法在环境资源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本案受案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利益的交汇点，在依法保障个人合法权益，促成李才能与海石公司达成和解的同时，注重环境治理、修复，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促进了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机衔接，共同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此外，受案法院依法免除原告应预交的诉讼费用，指导原告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将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对接，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环境权益的做法，亦值得肯定。

来源：环保科普365。

十大典型案例篇七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2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区环运局）以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英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超标为由，对该公司作出《限期治理决定书》，要求2012年1月31日前完成排放臭气浓度治理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并经环运局验收合格；逾期未申请验收或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将按规定责令停业、关闭；要求该公司分析臭气浓度超标排放原因，制定限期治理达标计划以及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2012年2月9日，三英公司向区环运局申请治理验收。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受区环运局委托，于同年4月26日、6月28日对该公司进行臭气排放监测，两次监测报告均显示臭气浓度未达标。区环运局遂于2012年8月29日组织验收组现场检查并对法定代表人进行调查询问，告知该公司验收结果：即存在未提交限期治理方案、废气处理技术不能确保无组织废气达标排放、排放废气的臭气浓度超标、使用的燃油不符合环保要求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未通过限期治理验收。

2013年1月11日，顺德区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同年3月18日经听证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三英公司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停业、关闭。该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三英公司对顺德区人民政府作出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及行政程序并无异议。原告认为上述两次臭气排放监测的采样点与频次不符合法定要求，未能排除其他干扰因素，故监测报告的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经查，顺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具有废气污染物检测的法定资质，该监测站两次臭气采样点即监测位置为三英公司厂界敏感点，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恶臭物无组织排放检测问题的复函》规定。原告认为臭气监测采样点的设置不合法的主张于法无据，其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臭气监测采样点存在其他干扰因素。至于采样频次问题，该监测站两次臭气监测均采用了4次*3点的监测频次并取其中最大测定值，但频次间隔不足2小时，存在一定瑕疵。但该瑕疵不足以推翻监测报告结论的正确性。由于原告在限期治理期限届满后，经两次监测臭气排放浓度仍未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且存在其他相关环保问题，经区环运局报请顺德区人民政府依照《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有关规定对原告作出停业、关闭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当前，环境污染成为群众严重关切的社会问题。治理污染要从源头抓起，本案中行政机关对排污不达标企业提出限期治理要求，仍未达标的，依法作出责令停产、关闭的处罚，于法有据。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行政案件中，一方面要依法审查行政机关的执法职权、执法依据和执法程序，另一方面对于废气污染物监测报告等专业性判断和专家证据，也要从证据审查角度给予充分尊重，对合法形成的证据予以采信。人民法院对环境保护管理机关严格处罚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企业的合法行政行为，依法予以坚决支持。

二、动感酒吧诉武威市凉州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命令案。

（一）基本案情。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区环保局）接到其辖区陆羽茶楼对动感酒吧环境噪声污染的投诉后，组织环境检查执法人员和环境检测人员先后于2012年11月23日、12月20日和12月22日22时零5分至23时零5分，对动感酒吧环境噪声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情况实施了现场检查（勘查）和采样检测，其夜间场界4个检测点环境噪声排放值分别达到58.9db(a)；55.4db(a)；52.9db(a)；56.9db(a);均超过国家《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区环保局于2012年12月22日制作了检测报告，认定动感酒吧夜间噪声达58.9分贝，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并依据该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于2013年1月18日对动感酒吧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超标排放环境噪声的违法行为，限于2013年2月28日前，采取隔音降噪措施进行整改，并于2013年2月28日前将改正情况书面报告。动感酒吧于2013年2月27日向区环保局提交了防噪音处理报告及申请，证明其已整改，同时申请对整改后的噪音再次测试，区环保局未予答复，也未再组织测试；同年4月17日，动感酒吧就区环保局于1月18日作出的上述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向武威市环保局申请复议，复议机关以逾期为由不予受理。遂以区环保局为被告，诉请法院撤销上述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区环保局执法主体资格、执法程序合法。被告的检测报告所适用的检测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与原告所述的检测标准（《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是法律规定的二个不同的标准，前者是适用于对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向环境排放噪声的设备、设施的管理、评价与控制的排放标准，后者是适用于声环境质量评价与管理的环境质量标准，被告检测噪音的方式方法并不违背法律规定，其检测结果合法有效，遂判决维持被告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动感酒吧上诉后，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上诉人在夜间经营期间环境噪声排放及环境噪声污染噪声已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限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其经营管理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其边界噪声不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规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对于社会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噪声扰民现象，环保机关针对群众投诉作出合法适度处理后引发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给予支持。与民事审判处理特定侵权者、受害者之间民事行为及相关赔偿不同，行政审判通过监督环保机关履行保护环境职责，对合法行政行为给予支持，对违法行政行为监督纠正，有利于保护受污染群体的利益，促进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的改善。本案重要意义还体现于，人民法院以裁判方式明确了噪声相关标准执法适用范围。由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8年10月1日发布施行的《声环境质量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是环境检测、执法人员进行噪声监管的重要依据。前一项是环境质量标准，后两项是排放标准，它们的适用范围、检测方法及限值等均有不同，应根据检测对象及目的等因素作出正确选择。本案判决对《声环境质量标准》、《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适用范围作了正确区分，对环保机关正确执法和人民法院审理类似行政案件具有示范作用。

三、海丽国际高尔夫球场有限公司诉国家海洋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广东省海丰县海丽国际高尔夫球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丽公司）与海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签订合同约定“征地范围南边的临海沙滩及向外延伸一公里海面给予乙方作为该项目建设旅游的配套设施”。海丽公司在海丰县后门镇红源管区海丽国际高尔夫球场五星级酒店以南海域进行涉案弧形护堤的建设。2009年3月9日，涉案弧形护堤部分形成。2010年3月19日，海监部门在执法检查中发现该公司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擅自建设涉案弧形护堤，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简称《海域法》）第三条的规定。经逐级上报，国家海洋局立案审查。2011年3月，南海勘察中心受海监部门委托作出《汕尾市海丰县海丽国际高尔夫球场海岸线弧形护堤工程海域使用填海面积测量技术报告》，指出涉案弧形护堤填海形成非透水构筑物（堤坝），面积为0.1228公顷。

2011年6月2日，国家海洋局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海丽公司拟对其作出的处罚及事实和法律依据，经组织召开听证会，同年12月14日作出第12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海丽公司在未经有权机关批准的情况下，自2010年3月中旬进行涉案弧形护堤工程建设，以在海中直接堆筑碎石的方式进行填海活动，至2010年11月17日技术单位测量之日，填成弧形护堤面积为0.1228公顷。据此，依据《海域法》有关规定和《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责令该公司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恢复海域原状，并处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的海域使用金15倍的罚款人民币82.89万元。该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国家海洋局于2012年5月3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为：第12号处罚决定关于海丽公司自2010年3月中旬进行涉案弧形护堤建设的认定与海监部门航空照片显示涉案弧形护堤2009年已存在的情况不一致，系认定事实不清，决定撤销第12号处罚决定。其后，国家海洋局经履行听证告知、举行听证会等程序，于2012年7月25日作出海监七处罚（2012）0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指出证据显示2009年3月9日涉案弧形护堤已部分形成，至2010年11月17日海监机构委托技术单位进行现场测量之日，该弧形护堤非法占用海域的面积为0.1228公顷；处罚依据与具体内容与上述12号处罚决定相同。海丽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海监七处罚（2012）0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规定》《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明确了任何单位或个人实施填海等占用海域的行为均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海域使用权证书是当事人合法使用海域的凭证。本案中，海丽公司未经批准合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填海建设弧形护堤的行为，属于《海域法》第四十二条所指未经批准非法占用海域进行填海活动的情形，被诉处罚决定中的该部分认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海丽公司关于涉案弧形护堤并非建设于海域范围，故国家海洋局无管辖权的诉讼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其关于海丰县政府与其签订的合同可以作为其取得海域使用权证明的诉讼理由，缺乏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该公司的诉讼请求。海丽公司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督管理，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对海洋资源超载区域等实行限制性措施。海域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未依法取得有权机关颁发的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情况下，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否则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本案中，虽然海丰县政府与海丽公司签订了合同，允许其使用涉案海域，但依照海域法等有关规定，该公司仍需依法向项目所在地县以上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按照《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批准权限逐级上报，由批准机关的同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发给海域使用证。本案的处理对于厘清地方政府与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职权，对于相关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有着积极示范意义。

四、卢红等204人诉杭州市萧山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许可案。

（一）基本案情。

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原审第三人）因涉案风情大道改造及南伸项目建设需要，委托浙江省工业环保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环保设计院”）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涉案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城投公司分别在建设项目所涉区域对案涉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其对周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等内容进行了两次公示。省环保设计院通过发放个人调查表和团体调查表的方式进行了公众调查。2012年4月20日，杭州市萧山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区环保局）与城投公司、省环保设计院和邀请的专家召开了涉案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审会并形成评审意见。同年4月23日，区环保局在区办事服务中心大厅的公示栏内张贴案涉项目的《环保审批公示》。公示期间为2012年4月23日至同年5月7日，共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主要为：涉案项目基本情况；涉案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及审批单位的联系方式，并注明征求意见的方式是电话和信件。2012年5月29日，区环保局与城投公司、省环保设计院和邀请的专家召开案涉环评报告书（复审稿）技术复审评审会并形成复审意见。2012年6月，省环保设计院形成环评报告书的送审稿。同年6月28日，城投公司向区环保局报送该环评报告书及相关的申请材料，申请对该环评报告书予以批准。区环保局于同日作出《关于风情大道改造及南伸（金城路-湘湖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以下简称《审查意见函》），同意该项目在萧山规划许可的区域内实施。

卢红等204人称，其均为萧山区风情大道湘湖段“苏黎世小镇”和“奥兰多小镇”两小区的居民。因不服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审批的“风情大道改造及南伸（金城路—湘湖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向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起行政复议。在复议期间，萧山区发展和改革局提供了区环保局的《审查意见函》作为其审批依据。该204人认为涉案项目的建设将对两个小区造成不利影响，区环保局的行政许可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遂以该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上述《审查意见函》。

（二）裁判结果。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环保行政机关受理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申请后，除了依法需要保密的建设项目，仍需通过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受理信息和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查询方式以及公众享有的权利等事项，并征求公众意见，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7日。本案中，被告区环保局称其2012年4月23日受理第三人城建公司就案涉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审批申请，而第三人委托评价单位省环保设计院编制的、用于申请被告批准的涉案环评报告书（报批稿）形成于2013年6月。因此，即使被告确实是2012年4月23日受理了第三人的申请，由于需要审批的环评报告书（报批稿）此时尚未编制完成，被告主张的受理行为亦不合法。被告在《承诺件受理通知书》中明确表示第三人向其申请环评审批的时间是2012年6月28日，而被告于同日即作出被诉《审查意见函》，对案涉环评报告书予以批准，其行为明显违反《办法》第二十二条关于环评审批行政机关在审批环节应进行公示和公众调查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据此，判决撤销被告作出《审查意见函》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环保机关受理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申请的基本前提是该报告书已正式形成，且环保机关受理后应依法履行公开该报告书并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后，才可予以审批。人民法院要严格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是否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知情权、表达权，如果认为行政行为存在程序违法或明显不当的，有权确认违法或予以撤销。近年来，有的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为了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惜违反行政程序超常规审批某些建设项目，有的甚至以牺牲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为代价，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只有严格依法依规，按程序办事，才能真正有利于促进城市环境改善和社会和谐安宁。本案中，区环保局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情形，其所主张的受理城投公司提出的环评报告书审批申请的时间，尚未形成正式报批稿；其在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所公示的《环保审批公示》，不能替代《办法》所要求环保机关在申请人正式报送环评报告及相关申请材料后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公示和公众调查的程序和义务。法院基于其程序的严重违法，判决撤销了被诉行政行为，对于彰显程序公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五、君宁机械厂诉六安市金安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君宁机械厂（以下简称君宁机械厂）于2012年4月11日租用六安光华厂家属区房屋，安装机械设备从事铸铁金属件制造和金属制品加工制造，但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该厂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乳化液对工件进行润滑和降温，有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产生，但该厂除对固体废物进行简单的堆放收集外，对其他污染未做任何处理，也未建设相关的环境保护设施。该厂所在居民区居民多次上访反映其产生的噪声等污染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活。六安市金安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区环保局）经现场检查、调查取证、集体讨论等程序于2012年8月5日对该厂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限期补办决定书，责令君宁机械厂停止生产、限期补办环评手续，同时罚款五万元。该厂对此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经区人民政府复议后决定维持上述两个决定。该厂仍不服，以区环保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上述两个决定。

（二）裁判结果。

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原告君宁机械厂在居民区从事机械加工生产，由此产生废水、固体废物及噪声等污染物，对周边环境及居民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应当依法办理环评手续，并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后，才能正式投入生产。但原告在未办理环评手续，也未建设配套环保设施情况下，从事机械加工生产，显已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区环保局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限期补办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君宁机械厂上诉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上诉人君宁机械厂作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机械加工”。国家环境保护部2008年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明确将机械加工类纳入到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范围内。因此上诉人在投产前，理应先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区环保局基于举报在立案查处上诉人污染环境过程中，发现该厂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履行了法定程序后，依法作出责令其限期补办环评手续的决定，并无不妥。上诉人在加工生产过程中，确实存在排放污染的现象，且并未配套建设环保设施，对周边环境已造成一定影响，故被上诉人依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令其停止生产并处以罚款五万元，于法有据。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支持环保机关针对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排放企业作出的合法处理决定，有力地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本案中，涉案企业从事属于需要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行业，但在未取得任何环评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居民区内从事金属加工制造。而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排放的污染物又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学习造成一定影响。因此，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并要求其限期整改，以合法正当的行政执法维护公民良好的居住生活环境，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六、苏耀华诉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政府划定禁养区范围通告案。

（一）基本案情。

2006年底，苏耀华与广东省博罗县农业科技示范场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书》，在涉案土地上经营养殖场，养殖猪苗，并先后领取了《税务登记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12年3月22日，博罗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禁养区范围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要求此前禁养区内已有的畜禽养殖场（点）于当年6月30日前自行搬迁或清理，违者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直至关闭。

此后，博罗县环境保护局、畜牧局均以《通告》为由不予通过养殖场的排污许可证、动物防疫合格证的年审；县国土资源局以养殖场未按规定申请办理用地手续，未取得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擅自兴建畜禽养殖房为由，要求养殖场自行关闭并拆除畜禽养殖房，恢复土地原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养殖场发出了《行政处罚告知书》，以养殖场的建筑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由，拟给予限期拆除的处罚。苏耀华对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述《通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通告》。

（二）裁判结果。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有关规定，被告博罗县人民政府有权将其管辖的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定为畜禽禁养区，县政府已将《通告》告知并送达有关畜牧养殖户，《通告》明确告知当事人应履行的义务。被告划定畜禽禁养区完全合乎法律规定，遂判决维持《通告》。

苏耀华上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承担着农业科技推广的任务，需要严格的环境保护条件。科技示范园附近的河道连接着当地饮用水源地，在科技示范园内进行畜禽养殖有可能造成空气和水质污染。博罗县人民政府有权依据畜牧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和《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相关规定，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将其管辖的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定为畜禽禁养区。据此，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但二审法院同时认为，苏耀华经营养殖场的行为发生在《通告》作出之前，已经依法领取了《税务登记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其合法经营行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的规定，虽然博罗县人民政府有权根据环境保护这一公共利益的需要划定畜禽禁养区，但亦应当对因此遭受损失的苏耀华依法给予补偿。县人民政府发布《通告》要求养殖场自行搬迁或清理，未涉及对苏耀华的任何补偿事宜显然不妥。环保、国土、住建等部门对苏耀华及其养殖场作出行政处罚、不予年审等行为的依据均是《通告》，县人民政府不能以此为由否定苏耀华的合法经营行为。苏耀华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另行提出有关行政补偿的申请。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在维护行政机关环境保护监管行为的同时，也注重利益的平衡，较好地诠释了环境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信赖保护原则。虽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权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定畜禽禁养区，严禁在畜禽禁养区内从事畜禽养殖业，也可要求已有的畜禽养殖场（点）自行搬迁或清理，即变更或撤回养殖户的生产经营许可。但与此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在此之前合法经营的畜禽养殖户的利益保护问题，应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所体现的信赖保护原则精神，对行政许可因环境公共利益需要被变更或撤回而遭受损失的合法养殖户依法给予补偿。在环境行政管理活动中，政府及环保部门需注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不能只考虑环境保护的需要，忽视合法经营者的信赖利益。尤其要防止为了逃避补偿责任，有意找各种理由将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为“违法”的现象。本案由于原告并未提出行政补偿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在维持被告《通告》的同时，明确指出被告未就补偿事宜作出处理，甚至以“事后”提出的原告行为不合法为由不予补偿，明显不当，并告知原告可另行提出补偿申请的法律救济途径，处理适当。

七、泉州弘盛石业有限公司诉晋江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管理案。

（一）基本案情。

福建省晋江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市环保局）于2012年7月5日现场检查发现泉州弘盛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盛公司）在从事石材加工生产过程中，存在需要配套建设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和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合格）而投入生产情形，遂于同年7月2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该公司停止生产并罚款人民币6万元。弘盛公司认为市环保局向其核发过《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明确其建设项目的污水排放已达到零排放标准，符合项目环境保护的要求，应视同验收合格，遂申请行政复议。泉州市环境保护局复议后，决定维持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弘盛公司仍不服，以市环保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晋江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弘盛公司作为石材加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产生污水等污染物，必须建设水污染防治设施并经验收合格才能投产。被告市环保局对其核发《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准许其临时排放污染物，并不能视同原告的水污染防治设施验收合格，不能免除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经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方可投产的义务。原告在《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已过期的情形下继续生产，且水污染防治设施仍未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其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不予处罚情形，且违法行为呈持续状态，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应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告知原告所享有的权利，遂判决维持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弘盛公司上诉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相同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判决的方式进一步明晰了环保机关核发《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不能视同水污染防治设施已经验收合格。产生污水等污染物的排污企业，必须依法建设水污染防治设施并经环保机关验收合格后才能投入生产，否则环保机关有权依据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对违法排污企业予以处罚。本案中，弘盛公司主张所领取的《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应视同水污染防治设施验收合格的理由不能成立，同时还存在《排放污染物临时许可证》已过期继续生产的情形，且该许可证允许其对外排放的污染物种类中不包括废水等。法院支持对其作出停止生产和罚款的行政处罚是正确的。此外，本案在法律适用上，结合污染物种类明确了对于废水的排放应适用水污染防治法，而对于“液态废物”的排放则适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具有直接指导环保机关行政执法和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的实践意义。

八、梦达驰汽车系统（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诉苏州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园区环保局）连续接到汀兰家园小区居民关于周围企业产生异味影响正常生活和健康的投诉，于2013年9月起对该小区周边企业废气排放情况集中排查整治，划定包括梦达驰汽车系统（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达驰公司）在内的58家企业作为检查对象。同年9月30日，园区环保局执法人员会同苏州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至梦达驰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该公司保安以未办理来访预约为由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现场检查。执法人员随即拨打110报警求助，在民警和执法人员的要求下，保安电话联系公司环保负责人后仍以未预约为由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现场检查。园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因受阻挠而认为丧失最佳检查时机，故未强行进入现场进行检查。2013年12月6日，园区环保局向该公司邮寄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在规定的期限内，该公司未向园区环保局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同年12月20日，园区环保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3年9月30日园区环保局依法对梦达驰公司开展废气排放企业专项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拒绝其入内开展检查，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的规定，根据行政处罚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对该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4万元的行政处罚。梦达驰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国家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环境保护执法检查，是法律赋予执法机关的权力和职责，原告梦达驰公司的内部管理规定不能对抗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原告以公司管理规定为由阻碍、拒绝依法进行的行政执法行为，在公安民警到场介入的情况下，仍拒绝检查，其行为已构成拒绝执法检查。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法律规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原告无正当理由拒绝被告的执法检查，事后也未及时采取补救、改正措施，其主观过错较大。被告对原告所作出的罚款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行政审判切实维护了环保机关的法定检查权和行政执法权威，裁判结果无论对被处罚企业还是其他相关排污企业，都是一次有意义的警示教育。现场检查是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收集证据、制止环境污染违法行为的重要程序和手段，被检查单位拒绝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现场检查的行为，依法应予处罚。

九、夏春官等4人诉东台市环境保护局环评行政许可案。

（一）基本案情。

夏春官等4人系江苏省东台市东台镇景范新村19幢的住户，其住宅与四季辉煌沐浴广场（原审第三人）上下相邻。四季辉煌沐浴广场为新建洗浴服务项目，在涉案地段承租了营业用房作为经营场地，项目投资2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万元，先后于2013年2月25日就涉案建设项目报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审批，于2013年3月12日向东台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市环保局）提交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申报（登记）表》，并根据该局有关须委托有资质的环评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意见，委托东台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相关报告表，其后送至该局进行审批。2013年4月1日，市环保局作出《关于对东台市东台镇四季辉煌沐浴广场洗浴服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以下简称《审批意见》），同意四季辉煌沐浴广场在景范新村17号楼及19号楼之间新建洗浴服务项目，并对该项目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污水的处理、场界噪声对邻近声环境质量的影响及各类固体废物处置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夏春官等4人认为市环保局在没有召开座谈会、论证会以及征询公众意见的情况下，即作出《审批意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该《审批意见》。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市环保局具有对本辖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审批的职权。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对何谓“重大利益关系”，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虽无具体规定，但涉及民生利益的问题，不应排除在“重大利益关系”之外。本案原告夏春官等4人的住宅与第三人四季辉煌沐浴广场相邻。第三人新建的洗浴项目投入运营后所产生的潮湿及热、噪声污染等，不能排除对原告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可能，被告在作出《审批意见》前应当告知4名原告享有听证的权利，其未告知即径行作出《审批意见》违反法定程序，遂判决撤销该《审批意见》。

四季辉煌沐浴广场上诉后，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部门、审批权限和审批决定时限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对审批部门行政许可的具体程序没有作出规定。但是，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程序提出明确要求。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属于涉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行政许可行为，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夏春官等4个家庭作为与本案审批项目直接相邻的利害关系人，应当认定与审批项目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环保机关在审查和作出这类事关民生权益的行政许可时，应当告知夏春官等人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并听取其意见。原审法院认定市环保局未履行告知听证义务，违反法定程序并无不当，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严格审慎的审查，分析了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有关是否存在“重大利益关系”以及听证程序的适用条件，最终撤销环保机关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保障了公民在环境管理领域的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和听证等权利，很大程度上彰显了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本案作为一起典型的体现公众参与原则的环保行政许可案件，同时也是一起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案件，两审法院以环保机关所审批的洗浴项目与相邻群众存在重大利益关系，未告知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环保机关作出的审批意见，既有力地维护了相邻群众的合法权益，又强化了司法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对引导和规范环保机关的同类审批行为，促进公众参与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与监督，提高行政审批的程序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十、正文花园业委会、乾阳佳园业委会诉上海市环保局不服环评报告审批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5月14日，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向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公司）核发了500kv虹杨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明确了项目用地位置。一审原告正文花园（二期）小区、乾阳佳园小区毗邻虹杨变电站站址。同年6月25日，上海市环境保护管理局（以下简称市环保局）受理电力公司提出的《500kv虹杨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环评报告》）审批申请，并网上公示了受理信息。同日，市环保局委托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开展该工程环评文件的技术评估。同年7月5日，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向被告出具了技术评估报告，认为《环评报告》符合相关环保技术标准，评价结论总体可信。同年7月17日，市环保局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与会专家认为市环保局对公众反映问题的说明和处理符合有关规定；虹杨输变电项目对周边环境影响符合相关环保标准，项目不会影响周边居民的重大环境利益。同年8月6日，市环保局经审查认为，电力公司提交的《环评报告》符合相关要求，拟作出批准决定，遂在“上海环境网”就该工程拟批准情况进行公示。同年10月22日，市环保局作出《关于500kv虹杨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同意项目建设。上海市杨浦区正文花园（二期）业主委员会、乾阳佳园业主委员会认为居民小区附近不应建高压变电站项目，被告不考虑建设项目对居民的实际影响而作出审批系违法，向环境保护部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审批决定后，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受理电力公司申请后，就相关情况进行了公示，委托有关单位对《环评报告》进行了技术评估，并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在审查《环评报告》、技术评估报告等文件后，作出环评审批决定，履行了法定程序，但做出审批时间超过了法规规定时间，属程序瑕疵。《环评报告》的编制单位具有相应资质，《环评报告》依据相关编制标准对涉案建设项目的各项环保指标进行了评价，并据此得出环评结论，符合环评技术规范和法律规定的要求。

原告在诉讼中主张，被告审批过程中不应以专家咨询会替代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公众参与，电力公司在编制环评报告过程中，公众参与不符合法定要求。法院认为，被告在环评文件审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活动有专家咨询会意见、网上公示信息等证据证明，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规定，环评审批过程中环保部门可以通过咨询专家意见的方式开展公众参与，故被告的公众参与活动与法不悖。对于环评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环评报告》中对180份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分布、公众参与信息公示等均有明确记载，并附录了公众意见采纳或不采纳的说明。因此，环评文件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活动的开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据此，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在环境保护行政案件中对公众参与程序的司法审查是重要环节。公众参与是实现人民权利的基本途径，是落实人民重要地位的重要体现，是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特别是环境保护问题与群众生活休戚相关，更应该加强对公众参与的监督。为推进和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活动中的公众参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对公众参与的形式、内容等做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查环评报告审批行为，应严格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一、二审法院均将公众参与作为审查重点，审理思路清晰，指导思想明确，所作出的判断和处理符合法律规定。

十大典型案例篇八

引言：

在我们的社会中，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发生。这些案例不仅反映了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也揭示了我们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以十个典型案例为例来探讨这些案例所带来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宝贝背后的苦衷。

宝贝这个案例是讲述了孩子们在学校受到欺凌的问题。通过这个案例，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欺凌不仅对受害者造成了伤害，也对施暴者造成了心理负担。我们应该通过教育和宣传来加强对欺凌的认识，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友善的学习环境。

第二段：踏上困境的律师。

这个案例是讲述了一位律师为了维护正义而被迫面对各种困境。通过这个案例，我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律师，不能仅仅追求胜利，更应该遵守道德和职业操守。只有以正义和公正的理念来引导自己的行为，才能在法律职业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段：被遗忘的老年人。

这个案例是讲述了老年人在社会中被遗忘的问题。通过这个案例，我明白了尊重和关爱老年人的重要性。我们应该为老年人提供一个有尊严的生活环境，帮助他们走出孤独，参与社会活动，提高生活质量。

第四段：跨越性别界限的爱情。

这个案例是讲述了一对跨性别的情侣在爱情面前的挑战和坚持。通过这个案例，我意识到了理解和尊重别人的选择的重要性。我们应该以开放和宽容的心态看待性别，为每个人提供平等和尊重的对待，让爱情得到宽广的空间。

第五段：追逐梦想的勇气。

这个案例是讲述了一个年轻人为了追逐梦想而克服重重困难的故事。通过这个案例，我理解到了追逐梦想需要勇气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应该积极面对各种挑战，并从失败中获取经验，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断努力。

结论：

通过以上十个案例，我深刻的认识到了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而是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和解决。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进步，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十大典型案例篇九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个体工商户应当参加。所以有雇工的个体商户也需要参加。

002冒用他人身份证工作的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

职工冒用他人身份证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不存在影响劳动关系效力的其他因素，如法定劳动年龄、法定资质等，不影响工伤认定。

003实习人员发生工伤事故能否按照工伤处理？不能的话怎么办？

在校实习生不算正式人员，与用人单位没有确立实质的劳动关系，实习人员发生工伤事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一般不会受理。只能依照人身损害的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004在单位中因厮打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适用该条款，应满足三个条件：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判断职工某一事故伤害是否属于工伤，应同时满足工伤认定的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

这里所说的消极条件指第16条第1项规定的禁止认定工伤情形：“职工因故意犯罪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为工伤。”作为禁止认定为工伤的“违法行为”应限定在受伤职工“故意犯罪的“，如果因第三人的故意犯罪行为导致伤害的，当然不能作为禁止理由。

就工伤认定的积极条件而言，要判定工作的暴力等意外能否认定为工伤的关键因素，是看伤害是否属于“因工作原因导致”。我们判断某一受伤行为是否属于因工作原因或因履行工作职责，应从行为人的工作职责出发进行分析。具体而言，职工所受伤害必须与履行职责相关，是因履行职责而受到伤害，履行职责和受伤之间有因果关系。所谓履行工作职责，指的是根据劳动合同及单位的工作安排，职工履行职务义务而遭受意外损坏，则符合条例第14条第3项规定。

005装卸工在工作间隙休息时受伤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

应认定。因为，装卸工的休息时间是劳动者保持体力，为继续工作做准备的必要行为。对于劳动者来说，只要此次工作尚未完成，在整个过程的时间和装修场所都应属于其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工伤的认定是不考虑职工的过程问题的，即只要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都应当认定为工伤。

006上班时间提前开溜发生交通事故算不算工伤？

王某，一家单位驾驶员，单位规定上下班时间为上午8时至下午5时，中午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单位的管理制度明确上下班不得迟到、早退；凡请假外出的人员，需要履行请假手续，得到部门领导批准后方可外出。一天下午，王某4:30骑自行车离开单位，4:50在回家路上与一辆机动车相撞导致受伤。事后，王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认为其是在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要求认定工伤。

经调查核实，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为，单位规章制度明确且一贯要求职工外出按规章制度执行。事故当天，王某在正常工作时间内，未履行请假手续，也无其他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私自提前回家的行为属于擅自离岗。不属于正常的下班，在此过程中受到的交通事故不能作为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来处理，故不予认定。

《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上下班途中”既包括职工正常工作的上下班途中，也包括职工加班加点的上下班途中。按此意见，“正常工作”应当是指按照用人单位规定的已为制度化遵守的工作时间，也包括用人单位默示的习惯化遵守的时间。

王某在正常工作时间擅自离岗的行为，其主观目的不是为了完成生产工作任务，其行为不仅与工作没有关系，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利益，而且也不符合工伤保险的基本原则，因此不应被认定为工伤。

007未签订劳动合同，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应如何举证？

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的，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只要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可以认定为工伤。例如：登记表、考勤表、工资册等证据。

根据相关规定，在没有书面了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又不承认与劳动者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则劳动者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收集证据，以证明之间存在的关系：

（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记录。

（二）用人单位向员工发放的“工作证”

（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

（四）考勤记录。

（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不是！

《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

第五条“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职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职工所在单位是否同意(签字、盖章)，不是必经程序。”

009“串岗”中受到伤害是工伤吗？

“串岗”，在工作中是指私自帮助本单位其他岗位从事非本职工作，此种工作状态称为“串岗”。“串岗”实际从事的是非本职工作，可以肯定此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那么在工伤认定方面怎样看待此问题呢？对此，我国法律并没有直接规定，需要从劳动法的法理入手解决此类问题。

首先，《工伤保险条例》开篇就指出立法目的，“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换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由此可见，我国劳动法侧重保护职工的合法权利，在保护劳动者权利方面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的倾向性，即在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要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利为前提对相关问题作出法律上的解释。

“串岗”虽然是违背企业规章的行为，但究其行为本质仍然是为企业牟利，客观上也是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而受伤的。所以应予以认定为工伤。

010退休返聘人员因工负伤是否算工伤？

退休返聘人员因工负伤是否认定为工伤，我国的法律并为明确的规定。退休人员如果回聘到企业单位的，发生工伤事故，应当依据用人单位与退休返聘人员的协议来处理，或参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认定为工伤，并享受工伤待遇。但是，如果地方性的实施办法或者细则对此类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排除这种情况认定为工伤的，应当根据具体规定来执行。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离退休人员与现工作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以及工作时间内受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问题的答复》（2007）行他字第6号: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六十一条等有关规定，离退休人员受聘于现工作单位，现工作单位已经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其在受聘期间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011职工在上下班的途中不慎摔伤或者碰上是否可以按因工负伤处理？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由该条可以看出，职工在上下班途中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只有一种，即发生交通事故且事故主要责任不在职工本身。那么职工在上下班的途中不慎摔伤或者不慎碰上显然不属于上述情形。因此，如果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因路滑或没看清路等原因，自己不慎摔伤、碰伤，或者遭受到其他意外事故造成了伤、残、死亡的，都不能认定为工伤，不能给予工伤保险待遇。

012在工作时间从事非本职工作而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袁某系某机械厂电焊工，2005年10月21日上午9时许，因焊接工作中急需用铁板原料，袁某到剪板房取铁板，剪板房工人不在，袁某便自行开启剪板机剪铁板，在入铁板时，被剪板机切伤左手。当日被单位送往医院诊治，医院诊断为：左手食指、中指、环指、小指离断伤，住院25天。袁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局受理后，向其所在单位发出限期举证通知书。

该厂提交书面材料，证明袁某正常工作职责是对起重机进行焊接，无权到下料车间下料，其工作时间串岗，违反操作规程，私自操作设备致伤，不是履行本职工作。

劳动局认为，袁某虽是自行操作剪板机，但其目的是为了工作，是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受伤。其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规定。该厂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劳动局受理袁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所在单位发出限期举证通知书，单位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此，依据证据规则，应认定袁某受伤与工作有关。

袁某自行开动剪板其工作动机是为了单位利益，并非为自己谋取私利，客观上也是为单位创造经济效益而受伤，因此应当认定为工伤。劳动局做出袁某属因工负伤的决定，证据充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厂方认为袁某违反操作规程、私自操作设备致伤，可以按违反劳动纪律进行处理。

据此可见，《工伤保险条例》并未将是否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工作规定为认定工作的法定条件，也未将职工离开本职岗位到其他工作岗位受伤作为认定工伤的法定排除条件。

《关于处理工伤争议有关问题的复函》第6条对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区域因工作原因造成的伤亡，即使职工本人有一定的责任，都应认定为工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解释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蓄意违章”的复函》蓄意违章是专指十分恶劣的、有主观愿望和目的的行为。在处理认定工伤的工作中，不能将一般的违章行为，视为“蓄意违章”。

013陪领导游玩出事故，算不算工伤？

刘某是北京市新新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聘用的司机。2004年9月20日，刘某根据公司总经理朱某的指示，驾驶公司的中巴车送公司总经理朱某及其亲友到北京市某自然风景区游玩。在游玩的过程中，朱某及其亲友乘坐的游船发生倾覆，朱某及其亲友均不会游泳。刘某见状，立即跳入水中救人。刘某将其朱某及其家人救上岸，但自己因力量用尽而溺水身亡。事故发生后，朱某向其家人支付了4万作为赔偿。2004年11月12日，刘某妻子王某要求公司按照工伤保险待遇给予赔偿。但是公司予以拒绝。2005年1月12日，王某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当地劳动部门经调查核实后，作出了刘某的意外死亡不属于工伤的认定决定。王某不服，申请复议。复议机关维持原认定。王某遂提出了诉讼。

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的死亡应当认定为因工死亡。首先，刘某是因为工作原因而意外死亡的。刘某作为公司聘任的司机，朱某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双方是上下级关系。刘某对于朱某的安排，只能以工作任务来完成，而不能提出异议。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其次，刘某是公司聘用司机，与公司之间存在合法的法律关系。刘某因工死亡，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至于刘某救助落水的朱某及其亲友是否属于履行工伤职责的问题，由于刘某救助的对象是其受聘公司的经理，因此属于履行自身工作职责。据此，判定刘某意外身亡属于工伤，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014职工因工作积劳成疾算不算工伤？

陈先生是某电脑公司的技术骨干。由于长期对着计算机，他得了劲椎病，本来的近视也加深了，还得了痔疮，最近他又因病住院治疗。医生说主要原因是劳累过度。陈先生回想几个月前，公司接到一个大型软件工程，由于一定要在元旦前完成，公司采取了“封闭作业”的方式，连续加班两个多月。陈先生认为，自己的这些疾病是因长期伏案工作所致，再加上积劳成疾，属职业病，应认定为工伤。

本案陈先生得了颈椎病、近视加深、得了痔疮，即便是因为工作原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显然不属于事故伤害，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规定的情形。

职工因工作发病，可以根据其症状判断是否构成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构成职业病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患职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只有符合《职业病目录》中规定的职业病范围，方可认定为工伤。本案陈先生的颈椎病、近视加深、痔疮均不属于职业病范围。

综上所述，陈先生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不应当认定为工伤。

015在单位集体食堂就餐发生食物中毒能否认定为工伤？

《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中规定，工人、职员在下列情况下发生了问题，有可靠证明，可以比照因工待遇处理：在本单位集体食堂就餐，因食物中毒，造成疾病或者死亡而非本人所应付责任者。

因此，依据上述工伤认定情形，在单位集体食堂就餐发生食物中毒可比照认定为工伤。

016工作时间在厕所滑到致死，能否认定为工伤？

2011年李某在离上班的还有10分钟的时间，去办公室旁边的厕所小便。因厕所里的地面湿滑，不小心摔倒在地，造成骨折。后李某申请工伤，经劳动局调查后，最终认定为工伤。李某所在公司认定为李某摔伤致残，与履行本职无关，劳动局将李某受伤认定为工伤没有法律依据。后公司起诉到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上厕所”是人的自然生理现象，任何用工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卫生条件，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上厕所”虽然是个人的生理需要的私事，与劳动者正常工作密不可分，单位片面地认为“上厕所”是个人生理需要的私事，与劳动者的本职工作无关，故认定不属于工伤。这种逻辑是与劳动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所以应当认定为工伤。

017单位司机违章驾驶，造成交通事故而伤亡的能否认定为工伤？

黄某是某建筑公司汽车司机。2010年11月的一天，他受公司指派给施工工地运输材料，途中违章超车与对面车辆发生剐蹭。黄某驾驶的车辆滑入路旁沟内，右脚踝骨折。交管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为黄某违章超车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应负全部责任。建筑公司因此未向当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2011年4月，黄某本人向当地社保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5月，社保部门作出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认定黄某受伤为工伤。而建筑公司对工伤认定结论有异议，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交管部门已认定黄某负事故全责，其受伤是自己违章驾驶所致，不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项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黄某是在执行本单位工作任务是发生交通受到伤害的，虽然交管部门认定黄某违章超车应负全部责任，但黄某这一行为属于一般性过世违章，并未构成交通事故肇事罪，应该按职工工伤保险无责任补偿原则处理。无责任补偿原则是指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时，无论事故责任是否属于劳动者本人，受伤者均应无条件得到一定地补偿。法院判决维持该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

职工违章驾驶也应认定为工伤。

018企业职工参加单位的集体活动时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单位组织的企业集体活动，属于企业文化发展的一部分，也是员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企业职工在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中而负伤的，一般应当认定为工伤。

019职工在单位集体宿舍受伤能否算是工伤？

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障部《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第54条规定，工人职员在下列情况下发生了问题，有可靠的证明，可以享受因工作待遇处理：企业以临时工棚做职工集体宿舍，质量差，没有及时修理，工棚倒坍，职工负伤致残或被压死者。所以，职工在单位集体宿舍受伤，如果是因为上述原因则可以认定为工伤。

020工作中受到精神伤害，能否要求工伤赔偿？

工伤，又称为产业伤害、职业伤害、工业伤害、工作伤害，是指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或者与职业活动有关的活动时所遭受的不良因素的伤害和职业病伤害。由其含义可以看出，“工伤”是工作过程中发生身体的伤害时，才能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请求工伤保险赔偿，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权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者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工伤保险赔偿制度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法律性质和功能两方面的不同。工伤保险赔偿发挥的是对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职工的医疗或经济补偿功能，属于社会保障法的范畴，具有公法性质，而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是财产赔偿责任，具有填补、抚慰、惩罚的功能。因此，对于遭受的精神损害，不可以向单位要求工伤赔偿，但是，劳动者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向侵权人要求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十大典型案例篇十

金融十大典型案例是金融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案例，对于学习金融知识、了解金融市场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对于这些案例的研究和分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金融市场中存在的风险和问题，还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应对策略和经验。在这篇文章中，将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十大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出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案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堪称近年来金融市场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通过对这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金融业的风险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是如何被暴露的。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金融市场中存在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并且要具备足够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此外，还要加强监管力度，防范金融风险的传导和扩大。

第三段：案例二-马多夫投资丑闻。

马多夫投资丑闻是近年来投资界的重大事件之一。这个案例反映了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要高度警惕合法合规的问题，不要被高利润吸引而忽视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在金融市场中，合法合规的经营是根本保障，对于神秘的高回报率投资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我们应该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理财素养，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第四段：案例三-比特币热潮。

比特币热潮是近年来金融市场中备受关注的现象之一。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市场的热度并不代表真正的价值，也警示我们要避免陷入盲目跟风的行为。投资者应该具备独立的思考和决策能力，引以为戒。同时，这个案例也反映出比特币等新兴金融产品的监管问题，应该加强对新兴市场的监管，防范市场风险和投资者保护方面的问题。

第五段：结语。

通过对金融十大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汲取重要的教训和经验。金融市场中的任何风险和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应该加强风险管理和监管力度，提高金融领域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意识。只有这样，金融市场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适时调整金融政策，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加稳定和有利的环境。

十大典型案例篇十一

2017年2月21日，海南高院发布海南法院2016十大典型案例，次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涵盖了立案登记改革、电信网络诈骗、食品安全、非法集资、禁毒、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多个群众关注较高的领域，具有典型教育意义及警示意义。

2014年3月12日18时许,陈某某和妻子孙某等人在三亚市某工地吃饭,同工地的容某、周某烈、周某明、纪某练等人也在隔壁不远处吃饭喝酒。陈某某和妻子吃完饭后,继续到建筑工地加班。当晚22时许,容某、周某烈和纪某练等人酒后准备出去玩,在经过工地一辆水泥搅拌机时,看到孙某一个人在卸混凝土,便趁着酒劲对其言语调戏。从不远处过来的陈某某见状让容某等人离开，此时周某烈用手摸了一下孙某大腿并问陈某某是不是想打架,随后双方发生争吵。周某烈从工地上拿起一把铁铲冲向陈某某,容某和纪某练对陈某某拳打脚踢，接着又捡起钢管追打陈某某。陈某某在被围殴的过程中,其妻子倒地，陈某某半蹲着用一只手护住妻子，另一只手拿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小刀乱挥、乱捅,刺中容某腿部，致其失血过多死亡,另外2人受伤。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陈某某是在被围殴的状态下实施的防卫，在其防卫中孤身一人，且面对的是三名手持足以严重威胁其生命安全的器械之人，其是在生命安全受到现实、急迫及严重威胁的侵害下，采取防卫，造成一名侵害人死亡、两名受伤的结果，无论从手段和强度均没有超出必要限度，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属于正当防卫，依据相关法律之规定,宣判被告人陈某某无罪。

【典型意义】。

本案是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件。正当防卫制度倡导和鼓励公民对不法侵害行为，积极、充分地行使防卫权，保护合法权利不受侵害。我国刑法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而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当”与“不当”之间“度”的把握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正因如此，因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多见。三亚中院这一案件宣判后，社会公众、学者一致认可，认为法院的裁判鼓励公民与不法侵害作斗争，有利于惩恶扬善，有效维护了人们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4年7月起，被告人羊某记伙同他人开设虚假的代购机票网站“航空票务”，以实施网络诈骗。当被害人上网搜索到虚假的代购机票网站，并拨打电话4008928000联系时，即以“代购机票机器故障”或“票号不对，未办理成功”等为由，诱骗被害人到自动取款机进行操作，转账汇款至被告人指定的账号，羊某记负责取款。2014年9月4日，被害人王某英，为订购到广州的机票，上网搜索到虚假的代购机票的网站，王某英拨打电话4008928000联系时，对方以可以代购机票及机器故障为由，骗王某英汇款。王某英通过atm机分两次转账42628元到指定的户名为符某秋的建设银行卡上。同年9月13日，羊某记等人用同样方法骗取了被害人刘某的机票款6945元。羊某记随后持卡将上述汇款取出。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羊某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通过互联网骗取被害人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羊某记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法律家http://。

人民币四千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开设虚假机票网站进行诈骗的典型案件。目前对于在海南居住和工作、旅游的人来说，选择航空方式出行的越来越多，通过网络或电话订购机票也已成为常态。本案中，被告人通过开设虚假的机票网站，当被害人订购机票时，以“机器故障”等为由，诱骗被害人将钱款转账至被告人控制的银行账户，从而骗得钱财。希望群众在准备出行时，应向各大航空公司的正规官方网站或客服热线订票或进行退票、改签等操作，切不可贸然选择陌生网站并听从陌生电话的指挥进行转账汇款。

海南儋州一度曾是公安部督查的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灾区，该案例与儋州市陈某发布电视节目中奖虚假信息诈骗案共同入选最高法院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具有典型意义。

2014年4月至9月，被告人邓某龙、扬某玲合伙从广东购买毒品到海南进行贩卖，指使被告人杨某欣从广东将毒品运送到海南，并利用未成年被告人蔡某辉将毒品予以转移，组成了集购买、运输、储藏、贩卖于一体的贩毒网络，共贩卖、运输毒品5750.1克。其中，被告人冯某石向该贩毒网络购买海洛因349.1克用于贩卖，并居间介绍他人买卖50克甲基苯丙胺；被告人陈某红贩卖毒品306.99克，被告人陈某学参与贩卖毒品72.93克；被告人钟某永贩卖毒品87.71克，并非法持有枪支；被告人钟某丽、刘某平合伙贩卖毒品100.02克。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上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邓某龙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扬某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冯某石、陈某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6名被告人也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对上诉人邓某龙的死刑判决已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典型意义】。

本案被告人数众多，邓某龙、扬某玲、杨某欣、蔡某辉四名被告人是该案毒品犯罪中的海口“上线”，涉案的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和海洛因达到5000多克，数量大，含量高，其毒品“下线”延伸到海口周边农村、昌江黎族自治县等海南西部少数民族市县，危害广，深度大，是省委确定的禁毒大会战打击重点。

另外，本案又是一个人间的悲剧。被告人邓某龙和扬某玲是情人关系，扬某玲和杨某欣是姐妹关系，扬某玲和蔡某辉是母子关系，其中蔡某辉参与毒品犯罪时还未满18周岁。扬某玲作为姐姐和母亲，却为毒品罔顾亲情人伦，将自己的妹妹和未成年儿子带上不归途，本案中另一名涉案人员杜某因吸食毒品身亡，该案警示着我们：“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毒品害己害家害人！

2009年5月至2011年2月，被告人谭某会以黑龙江恒达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名义，通过签订借款合同并承诺返以高额利息的方式，在河北省、广东省向不特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2010年4月至2011年10月，被告人谭某会、贾某臣以海南恒宇公司或海南恒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海南省房地产项目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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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法律门户网站的名义，通过投资公司及个人以签订购房意向书及借款合同并承诺回报高额利息的方式，在河南、河北、江苏、湖南、山东等地直接或变相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谭某会吸收资金数额为102090.023万元，贾某臣参与吸收资金数额为99977.523万元。

为了躲避集资参与人的追讨及逃避公安机关的抓捕，谭某会支付报酬让他人伪造了名为“李江”的虚假身份证。贾某臣支付报酬让他人伪造了名为“荆长福”的虚假身份证及机动车驾驶证，并以“荆长福”的身份证租房藏匿。

【裁判结果】。

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对谭宝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身份证件罪对贾贵臣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本案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返还各被害人。

【典型意义】。

谭宝会、贾贵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涉案金额达10亿元，涉案范围跨七省，受害人数有数万人之多，是2016年海南法院审理的涉案金额最大，涉案范围最广，受害人人数最多的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至今为止，仍有大量受害人的资金未被追回。

该案作案手法并不复杂，利用了普通群众的贪利心理，以高额利息为诱饵，拆“东墙”的资金补“西墙”的利息，诱使广大群众积极投资借款，最终因资金链条断裂而东窗事发。非法集资类案件在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环境下易高发，其特点是高额利润作诱饵，受害人数众多，涉案范围广，社会影响大，极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特别警惕。

2014年8月7日温某某的胞妹（某腊味店老板）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判刑。温某某随后开始接手并继续使用其妹承租的民房，效仿其胞妹的生产制作方法生产、加工牛百叶、猪嘴肉等食品，并通过原来摊位的销售网络销往全岛各地。

2016年1月31日，公安机关会同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对被告人温某某的食品加工点进行现场检查，当场抓获温某某，并现场扣押牛百叶、猪嘴肉、牛肚等食品若干。经鉴定，从现场扣押的牛百叶、猪嘴肉及甲醛溶液、不明液体中检出甲醛成分；从温某某销售给他人的牛百叶、毛肚中也检出甲醛成分。经审理查明，温某某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牛百叶1466.1斤，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猪嘴肉164.24斤，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牛百叶1066.1斤，价值16776.5元。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温某某在生产食品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甲醛，并将所生产的有毒、有害食品予以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鉴于温某某自愿认罪，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扣押在案的牛百叶、鱼肚、猪嘴肉、甲醛溶液等均予以没收销毁。

【典型意义】。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和省委提出的统筹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指示精神，2016年，省高院联合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食药监局、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出台了《关于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实施细则》，对相关案件的管辖、追诉标准与量刑规范、涉案物品的检验与认定等工作进行了细化，统一了执法尺度，健全了工作机制，搭建了各执法司法部门的沟通平台，提高了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该案是上述实施细则出台后，法院宣判的首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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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9日，临高县环境监测站对原告海南某水务有限公司临高分公司运营的临高县生活污水处理厂进行监督性监测，监测结果显示临高县生活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污水悬浮物浓度为23mg/l（标准限值为20mg/l），悬浮物超标0.15倍。同年8月4日，被告海南省临高县生态环境保护局作出临土环资罚决字[2015]3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3月排污费二倍罚款，共计人民币11022.7元。原告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书，向临高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同年12月11日，临高县人民政府作出临府复决字[2015]10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同年12月16日，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临高县生态环境保护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临高县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书。

【裁判结果】。

根据海南环境资源审判改革试点工作部署，2016年9月26日，海南二中院在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了两个巡回审判法庭，还在辖区东方市、临高县、乐东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设有4个环境资源巡回审判点。该案是海南二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巡回法庭正式挂牌成立一个多月后，在临高县巡回审判点公开开庭审理的首例环境资源案件。

“告官不见官”现象一直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一大难题，根据海南二中院的调研，2015年以来，海南二中院辖区两级法院共开庭审理行政案件1218件，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率仅为5.9%。为此，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做出了明确要求，该案中临高县政府指派一名副县长出庭应诉，体现了临高县政府积极践行中央依法治国理念，认真落实新《行政诉讼法》，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2010年11月19日，东方市人民政府向林某恩颁发东府林证字（2010）第011688号《林权证》，该证共登记五宗林地，本案争议林地为第三宗地“老金场”，面积16.37亩，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为感城镇不磨村委会，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为林某恩。陈某英主张该地系由其家庭开荒所得，因与林某恩有亲戚关系，故将该地借予其使用。陈某英认为东方市政府向林某恩颁发第011688号《林权证》侵害其合法权益，遂提起本案诉讼。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经法院释明，陈某英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老金场”地由其家庭开荒平整，以及其将“老金场”地借予林某恩使用。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陈某英经法院释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林地具有开荒平整、借予他人使用的事实，无法证明其与涉案林地存在利害关系，其权益受损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于原告主体资格不合格的情况，遂裁定驳回陈某英的起诉。

【典型意义】。

2015年5月1日起，全国法院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当事人只要提供符合形式要件的诉状，人民法院应当一律接收，并在规定期限内依法处理。这项改革降低了法院立案“门槛”，使更多纠纷得以引入法治轨道解决，为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立案难”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据统计，2016年，我省法院当场登记立案率已达95.38%，基本实现了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但立案登记后，法院仍要根据我国诉讼法的规定对案件是否符合起诉受理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司法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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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因原告主体资格不合格、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超过起诉期限等原因被驳回起诉的案件不在少数。同时，改革后，恶意诉讼和滥用诉权情况也有上升趋势，“赵薇瞪我”等奇葩诉讼的出现体现出人们对改革认识上的偏差。在此提醒大家，虽然现在立案方便了，但仍要谨慎行使诉权，避免浪费大量司法资源，于事无补、于己不利。

吴某某（女）系广西籍来琼流浪人员，流浪于海南省琼海市，在海南省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生活经济来源。2015年4月25日，吴某某独身一人在琼海市妇幼保健院生育一名女婴吴某。4月26日早上，吴某某带着孩子私自出院，流浪在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街道。琼海市公安局嘉积派出所、嘉积镇综合办及琼海救助站相关人员找到吴某某，并将吴某某和孩子送往琼海市人民医院，吴某被收入琼海市医院新生儿科，但吴某某拒绝住院，当天便自行离开医院，不知所踪。2015年5月5日，吴某出院，交由琼海市救助站送往嘉积镇院代为抚养至今，抚育费用由琼海市救助站支付。琼海市救助站代为抚养期间，向吴某某的父亲及母亲发出抚养信函，吴某某父母亲为此声明：因年事已高，且家庭经济困难，无能力抚养，故自愿放弃对外孙女（吴某）的抚养权。随后，琼海市救助站报请琼海市嘉积镇派出所依法传唤吴某某到派出所商讨女婴抚养事宜，吴某某当场发表自愿放弃孩子抚养权和监护权的声明。琼海市救助站于2015年11月2日起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吴某某系流浪人员，没有生活来源，经济困难，虽为孩子的母亲，但未尽照顾孩子的责任，甚至将孩子丢弃于医院，私自离开。孩子出院以后，均由琼海市救助站抚养。吴某某的父母亲也表示因经济困难，无法抚养孩子而放弃抚养权。孩子的父亲也不知何人。为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和成长，判决撤销被申请人吴某某对吴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申请人琼海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为吴某的监护人。

【典型意义】。

该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典型案例。从本案情况来看，吴某某作为吴某的母亲，是吴某第一监护人，事实上无法承担起监护孩子职责。孩子出生后，一直由琼海市救助站抚养，在派出所调解和法院审理期间，吴某某明确声明自愿放弃孩子抚养权和监护权。该判决彰显了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理念，也为民政部门、人民法院依法履行未成年人国家监护职责提供了范本。

2007年，破产清算后的天涯水泥厂生活区土地变更至三亚市国资委名下，后该生活区被定为三亚市重点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启动后，该厂580多户职工有序搬离。王某等职工拒绝搬离，并诉诸法院，经多次诉讼均败诉。三亚市国资委依据法院生效裁判要求王某等人自行搬离，王某等人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甚至公然挑衅，带人阻挠棚户区改造项目，致使项目施工进度严重滞后，损害了600多户、3000余人的回迁利益，社会影响恶劣。时值三亚雨季，三栋公房均属d级危房，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三亚城郊法院根据三亚市国资委申请依法启动强制执行程序。

【执行情况】。

为保证该案顺利执结，城郊法院专门成立专项执行领导小组，进行执行风险评估，制定详细的执行方案，同时，报请上级机关调动防爆、公安、运输等部门提供现场保障，邀请了三亚市人大、政协、检察院、派出所、居委会等部门到场监督。执行当天，三级法院联合现场指挥，地面执行人员全程拍照录像，天上无人机全景拍摄，实时传送执行画面至指挥中心，确保执行行动有条不紊进行。慑于法律的强大威摄力，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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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过程未出现阻挠执行的过激行为，执行标的房屋内的人员及物品全部清空，房屋交付申请执行人三亚市国资委。

【典型意义】。

这是海南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首次采用“无人机”助力执结案件。城郊法院充分利用执行信息化技术成果，采用“互联网+执行单兵系统视频记录仪+无人机”执行工作模式，实现了对重大执行行动的远程遥控指挥，陆、空全方位视频监控记录，指挥中心与执行现场的无缝对接，有效提高了应对紧急情况的预警能力，降低了重大执行行为的风险，确保执行全过程有序可控、留痕可查。此次执行清场工作，是我省三级法院联合指挥，在全省“破解执行难暨执行案款清理动员大会”后首次创新执行方法，利用领先科学技术，向“执行难”宣战的一次大胆尝试，《人民法院报》头版图文刊载，省内外各大媒体、电视、网络、法院自媒体均有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宣传效果。

2012年4月13日，海南某集团有限公司向临高县某合作联社等7家金融机构申请贷款4亿元,该笔贷款以海南某投资有限公司位于临高县调楼镇美良村的三块共330434.3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以海南某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临高县调楼镇武莲港5块共计95.353公顷的海域使用权（其中已填海形成的679亩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同时，还以相关股权、应收账款等提供质押担保，由海南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某伟、程某、童某明、张某君、郭某霞、曾某、赵某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因海南某集团有限公司经营不善，无法还贷，临高县某合作联社等7家金融机构诉至法院，海南一中院于2014年11月26日作出（2014）海南一中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海南某集团有限公司等8人未主动履行生效判决，临高县某合作联社等7家当事人向海南一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情况】。

执行中，海南一中院对查封的被执行人海南某集团有限公司位于临高县调楼镇52.6424公顷海域使用权及430703.6㎡土地使用权，包括该地上的建筑物、机器设备和被执行人海南某投资有限公司位于临高县调楼镇美良村330434.33㎡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拍卖，最终以3.4682251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典型意义】。

近年来，在“互联网+”的大趋势下，网络司法拍卖逐渐取代传统的拍卖方式成为法院互联网时代司法拍卖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与传统司法拍卖相比，网络司法拍卖突破了地域限制，增加了参拍几率，促进标的物拍卖价格的最大化，最大程度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同时，网络拍卖实现“零佣金”，既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又提高财物处置的公开度、透明度，变现率。此外，网络司法拍卖也有利于法院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增强执行公信力。该案整个拍卖过程共计有1341人次围观，成交价不仅刷新了海南省法院系统网络司法拍卖的记录，也是目前淘宝网司法拍卖中成交价最高的海域使用权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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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典型案例篇十二

二、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四、曲忠全诉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五、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六、袁科威诉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七、梁兆南诉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八、周航诉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十、李才能诉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粉尘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29日，谢知锦等四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扩大采矿范围，采取从山顶往下剥山皮、将采矿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在矿山塘口下方兴建工棚的方式，严重毁坏了28.33亩林地植被。2014年7月28日，谢知锦等人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被判处刑罚。2015年1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以下简称绿家园）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如不能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偿付原告为诉讼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裁判结果】。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谢知锦等四人为采矿占用林地，不仅严重破坏了28.33亩林地的原有植被，还造成了林地植被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依法应共同承担恢复林地植被、赔偿生态功能损失的侵权责任。遂判令谢知锦等四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个月内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27万元，用于原地或异地生态修复；共同支付原告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16.5万余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原告主体资格的审查、环境修复责任的承担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等问题。本案判决依照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认了自然之友、绿家园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以生态环境修复为着眼点，判令被告限期恢复被破坏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进而实现尽快恢复林地植被、修复生态环境的目的；首次通过判决明确支持了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请求，提高了破坏生态行为的违法成本，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判决具有很好的评价、指引和示范作用。

案例2: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产品制造的企业，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区内。振华公司虽投入资金建设脱硫除尘设施，但仍有两个烟囱长期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2014年，振华公司被环境保护部点名批评，并被山东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多次处罚，但其仍持续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2015年3月25日，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振华公司立即停止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方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040万元及因拒不改正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造成的损失780万元，并将赔偿款项支付至地方政府财政专户，用于德州市大气污染的治理；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承担本案诉讼、检验、鉴定、专家证人、律师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费用。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向振华公司送达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向社会公告案件受理情况，并向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告知本案受理情况。德州市人民政府、德州市环境保护局积极支持、配合本案审理，并与一审法院共同召开协调会。通过司法机关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联动、协调，振华公司将全部生产线关停，在远离居民生活区的天衢工业园区选址建设新厂，启动老厂区搬迁工作。2015年9月21日，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质证，就相关证据材料、被告整改情况等问题见面沟通、交换意见。本案尚在审理之中。

【典型意义】。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要依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支持政府部门行使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职责，督促企业在承担环境保护义务与责任基础上更好的经营发展。本案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针对大气污染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院立案受理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的要求，及时与政府部门沟通，发挥司法与行政执法协调联动作用，促使被告及时停止污染行为，主动关停生产线，积极整改，重新选址，搬离市区，防止了污染及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促进振华公司向节能环保型企业转型发展。本案虽然尚未审结，但上述做法符合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原则和工作要求，所取得的阶段性审理成效值得肯定。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12月11日，储卫清经常州市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世尔公司）同意，使用该公司场地及设备，从事“含油滤渣”的处臵经营活动。其间，无锡金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公司）明知储卫清不具备处臵危险废物的资质，允许其使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以该公司名义从无锡翔悦石油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悦公司）、常州精炼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炼公司）等处违规购臵油泥、滤渣，提炼废润滑油进行销售牟利，造成博世尔公司场地及周边地区土壤受到严重污染。2014年7月18日，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储卫清、博世尔公司、金科公司、翔悦公司、精炼公司共同承担土壤污染损失的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组成由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合议庭审理本案，依照法定程序就环境污染损害情况委托鉴定，并出具三套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在受污染场地周边公示，以现场问卷形式收集公众意见，最终参考公众意见、结合案情确定了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法院认为，储卫清违反国家规定，借用金科公司的危险废物经营资质并以该公司名义，将从翔悦公司、精炼公司购买的油泥、滤渣进行非法处臵，污染周边环境；博世尔公司明知储卫清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为储卫清持续实施环境污染行为提供了场所和便利，造成其场地内环境污染损害结果的发生；翔悦公司、精炼公司明知储卫清行为违法，仍然违规将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储卫清处臵，未支付处臵费用，还向储卫清收取危险废物价款。五被告之行为相互结合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遂判令五被告向江苏省常州市生态环境法律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支付环境修复赔偿金283万余元。一审判决送达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一审法院组织检察机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鉴定机构以及案件当事人共同商定第三方托管方案,由第三方具体实施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

【典型意义】。

环境侵权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对于污染物认定、损失评估、因果关系认定、环境生态修复方案等问题，通常需要从专业技术的角度作出评判。受案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邀请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制作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很好的发挥了技术专家和专业机构的辅助与支持作用。此外，受案法院将土壤修复方案向社会公布、听取公众意见，保障了公众对环境修复工作的有效参与；引入第三方治理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将环境修复交由专业公司实施，既有利于解决判决执行的监管，也有利于提高污染治理效率。

案例4:曲忠全诉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1995年，曲忠全承包一处集体土地种植樱桃。2001年，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海公司）迁至曲忠全樱桃园毗邻处从事铝产品生产加工。2009年4月，曲忠全提起诉讼，请求富海公司停止排放废气，赔偿其损失501万余元。为证明其主张，曲忠全提交了烟台市牟平区公证处勘验笔录、烟台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樱桃叶片氟含量检测报告等证据。后经双方共同选定和取样，一审法院委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对樱桃叶片的氟化物含量予以检测，检测报告表明：距离富海公司厂区越近，樱桃叶片氟化物含量越高。富海公司提供樱桃树叶氟含量检测报告、厂区大气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烟台市牟平区气象局出具的2008年2月至2009年5月的气候情况等证据，拟证明其不存在排污行为，曲忠全樱桃园受到损害系气候原因所致。

【裁判结果】。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令富海公司停止排放氟化物，赔偿曲忠全损失204万余元。曲忠全、富海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令富海公司赔偿曲忠全224万余元。富海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曲忠全提交的公证勘验笔录和检测报告，与相关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及一审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曲忠全的樱桃园受到损害，富海公司排污，排污和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已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富海公司作为侵权人，其提交的樱桃树叶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中距离厂区越近浓度越低的结论有悖常识；厂区大气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系2010年5月7日作出，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天气原因亦不能否定排污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考虑到确实存在天气恶劣等影响樱桃生产的原因，二审法院酌情判令富海公司对曲忠全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被侵权人的损害;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明材料。本案判决作出于上述司法解释之前，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臵原则的同时，要求被侵权人就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关联性负举证证明责任，对于细化被侵权人和污染者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衡平双方利益具有典型意义，体现了审判实践在推进法律规则形成、探寻符合法律价值解决途径中的努力和贡献。同时，本案判决运用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及专业机构的鉴定报告等做出事实认定，综合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合理划分责任范围，在事实查明方法和法律适用的逻辑、论证等方面提供了示范。

案例5: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沈海俊系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机械设计院）退休工程师，住该院宿舍。为增加院内暖气管道输送压力，机械设计院在沈海俊的住宅东墙外侧安装了增压泵。2014年，沈海俊认为增压泵影响其休息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双方达成和解，沈海俊撤回起诉，机械设计院将增压泵移至沈海俊住宅东墙外热交换站的东侧。2015年，沈海俊又以增压泵影响其睡眠、住宅需要零噪声为由，再次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机械设计院停止侵害，拆除产生噪声的增压泵，赔偿其精神损害费1万元。根据沈海俊的申请，法院委托蚌埠市环境监测站对增压泵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

【裁判结果】。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经监测，增压泵作为被测主要声源，在正常连续工作时，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沈海俊关于增压泵在夜间必须是零噪声的诉讼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沈海俊的诉讼请求。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与一般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同，环境噪声侵权行为人的主观上要有过错，其外观须具有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的违法性，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因此，是否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是判断排放行为是否构成噪声污染侵权的依据。经委托鉴定，在增压泵正常工作过程中，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并未超过国家规定标准，不构成噪声污染，机械设计院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本案判决有利于指引公众在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同时，承担一定范围和限度内的容忍义务，衡平各方利益，促进邻里和睦，共同提升生活质量。

案例6:袁科威诉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袁科威购买了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富公司）开发的商品房。2014年2月，袁科威委托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测试分析中心对其居住的房屋进行环境质量监测。该中心作出的环境监测报告显示袁科威卧室夜间的噪声值超过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噪声最高限值标准。袁科威认为住宅电梯临近其房屋，电梯设备直接设臵在与其住房客厅共用墙之上，且未作任何隔音处理，致使电梯存在噪声污染。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嘉富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质量合格，住宅设计和电梯设计、电梯安装均符合国家规定并经政府部门验收合格，故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在设计、建筑、安装均符合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并经验收合格才投入使用，且电梯每年均进行年检并达标，但这只能证明电梯能够安全运行。袁科威购买的房屋经监测噪声值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构成了噪声污染。嘉富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房屋超标噪声不承担责任或者存在减轻责任的情形。一审法院判令嘉富公司60日内对案涉电梯采取相应的隔声降噪措施，使袁科威居住的房屋的噪声达到《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噪声最高限值以下；逾期未达标准，按每日100元对袁科威进行补偿；支付袁科威精神抚慰金1万元。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电梯是民用建筑的一部分，电梯的设计、建设与安装均应当接受《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的调整。经过监测，涉案电梯的噪声值已经超过国家标准，构成噪声污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嘉富公司要对其行为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嘉富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袁科威对涉案电梯噪声超标存在过错或故意，亦不能证明噪声超标系第三人、不可抗力、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等原因造成，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的审理结果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尤其是生产经营者要在机械设备的设计、建造、安装及日常运营过程中，关注噪声是否达标，自觉承担应有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案例7:梁兆南诉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5日，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接到梁兆南报告，梁兆南所承包的下走水库因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所属华润水泥厂所排入的污水污染致使大批鱼类死亡。该局与县环境监测大队、思阳镇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多次前往现场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下走水库水质发黄混浊，水库周围靠近岸边的水面及其他水面出现死鱼；华润水泥厂的排水沟有水泥、煤炭等粉灰不断排入水库。上思县渔政管理站出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记载，华润水泥厂位于水库上游，有水沟直接排到水库。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会同思阳镇政府、六银村、龙怀村及华润公司等单位到现场勘察，发现库中鱼类基本死亡。梁兆南提起诉讼，主张华润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经法院委托鉴定确认，梁兆南的鱼类损失为11万余元。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华润公司有污染源进入梁兆南的养殖水库，其水库中鱼类基本死亡。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出具的调查报告，是在联合调查组三次现场勘察、对周边群众进行询问后形成的，并无违法情形，调查报告得出下走水库鱼类死亡与华润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应予采信。华润公司存在污染侵权行为，其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其应承担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赔偿下走水库鱼类死亡的损失。一审法院判令华润公司赔偿梁兆南经济损失11万余元。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环境污染具有易逝性、扩散性，污染事件发生后，必须尽快收集、固定相关证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职权或应当事人申请对污染者、污染物、排污设备，环境介质等进行查封、扣押、记录、检测、处罚，形成的行政文书有助于人民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污染事故发生后，政府相关部门及时介入，成立联合调查组，出具调查报告，固定、保全证据，为受案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奠定良好基础。受案法院根据调查报告等，认定华润公司有污染行为，梁兆南承包的水库确有鱼类死亡的损害事实存在，水库鱼类死亡与华润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本案对促进行政、司法联动，发挥行政文书的证明作用，解决环境侵权案件的举证难问题具有示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进一步肯定了本案的做法。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20日，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祥物流公司）所有的油罐运输车，在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渝高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所载变压器油泄漏。事故发生后，遂渝高速公司及时处理交通事故，撒沙处理油污路段。经铜梁县环境保护局现场勘验，长约1公里、宽约10米的路面被泄漏的变压器油污染。泄漏的变压器油顺着高速公路边坡流入高速公路下方雨水沟，经涵洞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鱼塘水面有大面积油层漂浮。经铜梁县环境监测站监测，鱼塘挥发酚、石油类浓度均超标。经鉴定，周航损失鱼类经济价值为35万余元。周航提起诉讼，要求明祥物流公司、遂渝高速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其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明祥物流公司运输车辆在遂渝高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变压器油泄露，导致周航承包的鱼塘中鱼类死亡，明祥物流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渝高速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管理者，应充分了解其控制、管理路产的周边情况，在交通事故导致变压器油大量泄漏并可能导致水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源，防止损害的扩大。遂渝高速公司在事故发生后仅应急处理路面交通情况，并未对该路段周围油污进行清理，致使油污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造成进一步损害，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遂判令明祥物流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遂渝高速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及财产损害纠纷。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延伸和行驶车辆的增多，高速公路及两侧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高速公路及其沿线的环境保护，不仅仅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更需要车辆所有人与使用人、高速公路建设单位与运营单位等方面的共同参与。本案中，遂渝高速公司虽然不是污染事故的肇事者，但在高速公路意外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其理应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臵，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遂渝高速公司没有履行上述义务，造成损失扩大，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判决对于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单位提高认识，完善机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具有规范、引导作用。

【基本案情】。

在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五局）、中铁五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施工期间，距离施工现场约20至30米的吴国金养殖场出现蛋鸡大量死亡、生产软蛋和畸形蛋等情况。吴国金聘请三位动物医学和兽医方面的专家到养殖场进行探查，认为蛋鸡不是因为疫病死亡，而是在突然炮声或长期噪声影响下受到惊吓，卵子进入腹腔内形成腹膜炎所致。吴国金提起诉讼，请求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损失150万余元。

【裁判结果】。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吴国金养殖场蛋鸡的损失与中铁五局、路桥公司施工产生的噪声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中铁五局、路桥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按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吴国金应证明其具体损失数额。虽然吴国金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其所受损失的具体数额，但中铁五局、路桥公司对于施工中产生的噪声造成吴国金损失的事实不持异议，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借助养殖手册、专家证人所提供的基础数据，建立计算模型，计算出吴国金所受损失并判令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35万余元。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肯定了一审法院以养殖手册及专家意见确定本案实际损失的做法，终审判令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吴国金45万余元。

【典型意义】。

环境损害数额的确定，往往需要通过技术手段鉴定。但在鉴定困难、鉴定成本过高或不宜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考专家意见，结合案件具体案情，依正当程序合理确定损失数额。本案中，吴国金能够证明其开办养鸡场在先，二被告施工行为在后，在二被告施工期间其养殖的蛋鸡出现异常死亡，并提交专家论证报告及其自行记载的蛋鸡死亡数量，但是难以举证证明损害的具体数额。在此情况下，受案法院并没有机械地因吴国金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而是充分考虑噪声污染的特殊性，在认定蛋鸡受损系与二被告施工噪声存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通知专家就本案蛋鸡损失等专业性问题出庭作证，充分运用专家证言、养殖手册等确定蛋鸡损失基础数据，并在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蛋鸡损失计算模型，得出损失数额并判决支持了吴国金部分诉请，在确定环境损害数额问题上做了有益尝试。

案例10:李才能诉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粉尘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石公司）未经依法批准，自2010年起租赁集体土地建设灰沙环保砖厂，所建厂房位于李才能羊圈及屋舍西面隔壁。李才能认为海石公司生产经营排放的石灰粉尘、烧锅炉产生的蒸汽、废烟及设备噪声等造成了山羊和种植的菠萝蜜树叶损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海石公司停止侵害，停止石灰粉碎和烧锅炉生产作业，赔偿其菠萝蜜树叶及林下草地失去草料价值所致损失以及其身体健康损害、水井污染和孕羊流产等损失共计53000元。

【裁判结果】。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指导李才能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并免去其需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用。承办法官及时赴现场查勘、拍摄固定海石公司污染行为的有关证据，向环境保护、国土主管部门调取海石公司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违法占地及排污等证据。考虑到损害鉴定费用高、周期长，而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晰，为依法妥善解决纠纷，一审法院在明确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明之以法、晓之以理，促成李才能、海石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海石公司一次性赔偿李才能损失53000元，并于签收调解书时当场支付赔偿款。调解书生效后，一审法院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以监督海石公司限期整改，消除污染，防止后续环境损害行为的发生。

【典型意义】。

调解是贯穿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环境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统筹社会力量，健全完善调解机制，推动形成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整体合力，充分发挥司法在环境资源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本案受案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利益的交汇点，在依法保障个人合法权益，促成李才能与海石公司达成和解的同时，注重环境治理、修复，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促进了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机衔接，共同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此外，受案法院依法免除原告应预交的诉讼费用，指导原告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将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对接，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环境权益的做法，亦值得肯定。

十大典型案例篇十三

央广网北京12月29日消息（记者孙莹）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最高人民法院今天上午10点发布10起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王旭光介绍，今年1月至11月，全国各级法院受理一审环境资源民事案件50331件，其中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2595件。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贵州、山东、江苏、福建等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法院共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45件。

最高法今天发布的十起典型案例中，有三起是环保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包括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诉谢知锦等四人破坏林地民事公益1诉讼案；还包括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诉储卫清、常州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其余七起是公民诉环境污染企业环境侵权案，涉及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和粉尘污染。

典型案例包括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判断、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确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理和审理等问题，还包括在普通环境侵权诉讼中界定环境侵权案件范围、适用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把握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合理准确界定数人侵权的责任分担以及专业技术问题的判断方法等问题，通过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正确认定侵权责任，运用科学手段固定证据，及时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解决了实践中环境侵权案件的审判误区。

典型案例显示，2008年7月29日，谢知锦等四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扩大采矿范围，采取从山顶往下剥山皮、将采矿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在矿山塘口下方兴建工棚的方式，严重毁坏了28.33亩林地植被。2014年7月28日，谢知锦等人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被判处刑罚。2015年1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如不能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偿付原告为诉讼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谢知锦等四人为采矿占用林地，不仅严重破坏了28.33亩林地的原有植被，还造成了林地植被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依法应共同承担恢复林地植被、赔偿生态功能损失的侵权责任。遂判令谢知锦等四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个月内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272万元，用于原地或异地生态修复；共同支付原告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16.5万余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针对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法分析认为，本案系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原告主体资格的审查、环境修复责任的承担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等问题。本案判决依照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认了自然之友、绿家园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以生态环境修复为着眼点，判令被告限期恢复被破坏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进而实现尽快恢复林地植被、修复生态环境的目的；首次通过判决明确支持了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请求，提高了破坏生态行为的违法成本，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判决具有很好的评价、指引和示范作用。

二、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四、曲忠全诉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五、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六、袁科威诉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七、梁兆南诉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八、周航诉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十、李才能诉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粉尘污染责任纠纷案。

案例。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29日，谢知锦等四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扩大采矿范围，采取从山顶往下剥山皮、将采矿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在矿山塘口下方兴建工棚的方式，严重毁坏了28.33亩林地植被。2014年7月28日，谢知锦等人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被判处刑罚。2015年1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以下简称绿家园）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如不能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偿付原告为诉讼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裁判结果】。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谢知锦等四人为采矿占用林地，不仅严重破坏了28.33亩林地的原有植被，还造成了林地植被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依法应共同承担恢复林地植被、赔偿生态功能损失的侵权责任。遂判令谢知锦等四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个月内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27万元，用于原地或异地生态修复；共同支付原告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16.5万余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原告主体资格的审查、环境修复责任的承担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等问题。本案判决依照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认了自然之友、绿家园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以生态环境修复为着眼点，判令被告限期恢复被破坏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进而实现尽快恢复林地植被、修复生态环境的目的；首次通过判决明确支持了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请求，提高了破坏生态行为的违法成本，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判决具有很好的评价、指引和示范作用。

案例。

2、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产品制造的企业，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区内。振华公司虽投入资金建设脱硫除尘设施，但仍有两个烟囱长期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2014年，振华公司被环境保护部点名批评，并被山东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多次处罚，但其仍持续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2015年3月25日，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振华公司立即停止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方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040万元及因拒不改正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造成的损失780万元，并将赔偿款项支付至地方政府财政专户，用于德州市大气污染的治理；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承担本案诉讼、检验、鉴定、专家证人、律师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费用。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向振华公司送达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向社会公告案件受理情况，并向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告知本案受理情况。德州市人民政府、德州市环境保护局积极支持、配合本案审理，并与一审法院共同召开协调会。通过司法机关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联动、协调，振华公司将全部生产线关停，在远离居民生活区的天衢工5业园区选址建设新厂，启动老厂区搬迁工作。2015年9月21日，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质证，就相关证据材料、被告整改情况等问题见面沟通、交换意见。本案尚在审理之中。

【典型意义】。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要依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支持政府部门行使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职责，督促企业在承担环境保护义务与责任基础上更好的经营发展。本案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针对大气污染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院立案受理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的要求，及时与政府部门沟通，发挥司法与行政执法协调联动作用，促使被告及时停止污染行为，主动关停生产线，积极整改，重新选址，搬离市区，防止了污染及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促进振华公司向节能环保型企业转型发展。本案虽然尚未审结，但上述做法符合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原则和工作要求，所取得的阶段性审理成效值得肯定。

案例。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12月11日，储卫清经常州市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世尔公司）同意，使用该公司场地及设备，从事“含油滤渣”的处置经营活动。其间，无锡金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公司）明知储卫清不具备处置危险废物的资质，允许其使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以该公司名义从无锡翔悦石油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悦公司）、常州精炼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炼公司）等处违规购置油泥、滤渣，提炼废润滑油进行销售牟利，造成博世尔公司场地及周边地区土壤受到严重污染。2014年7月18日，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储卫清、博世尔公司、金科公司、翔悦公司、精炼公司共同承担土壤污染损失的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组成由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合议庭审理本案，依照法定程序就环境污染损害情况委托鉴定，并出具三套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在受污染场地周边公示，以现场问卷形式收集公众意见，最终参考公众意见、结合案情确定了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法院认为，储卫清违反国家规定，借用金科公司的危险废物经营资质并以该公司名义，将从翔悦公司、精炼公司购买的油泥、滤渣进行非法处置，污染周边环境；博世尔公司明知储卫清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为储卫清持续实施环境污染行为提供了场所和便利，造成其场地内环境污染损害结果的发生；翔悦公司、精炼公司明知储卫清行为违法，仍然违规将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储卫清处置，未支付处置费用，还向储卫清收取危险废物价款。五被告之行为相互结合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遂判令五被告向江苏省常州市生态环境法律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支付环境修复赔偿金283万余元。一审判决送达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一审法院组织检察机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鉴定机构以及案件当事人共同商定第三方托管方案,由第三方具体实施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

【典型意义】。

环境侵权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对于污染物认定、损失评估、因果关系认定、环境生态修复方案等问题，通常需要从专业技术的角度作出评判。受案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邀请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制作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很好的发挥了技术专家和专业机构的辅助与支持作用。此外，受案法院将土壤修复方案向社会公布、听取公众意见，保障了公众对环境修复工作的有效参与；引入第三方治理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将环境修复交由专业公司实施，既有利于解决判决执行的监管，也有利于提高污染治理效率。

案例。

4、曲忠全诉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1995年，曲忠全承包一处集体土地种植樱桃。2001年，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海公司）迁至曲忠全樱桃园毗邻处从事铝产品生产加工。2009年4月，曲忠全提起诉讼，请求富海公司停止排放废气，赔偿其损失501万余元。为证明其主张，曲忠全提交了烟台市牟平区公证处勘验笔录、烟台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樱桃叶片氟含量7检测报告等证据。后经双方共同选定和取样，一审法院委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对樱桃叶片的氟化物含量予以检测，检测报告表明：距离富海公司厂区越近，樱桃叶片氟化物含量越高。富海公司提供樱桃树叶氟含量检测报告、厂区大气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烟台市牟平区气象局出具的2008年2月至2009年5月的气候情况等证据，拟证明其不存在排污行为，曲忠全樱桃园受到损害系气候原因所致。

【裁判结果】。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令富海公司停止排放氟化物，赔偿曲忠全损失204万余元。曲忠全、富海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令富海公司赔偿曲忠全224万余元。富海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曲忠全提交的公证勘验笔录和检测报告，与相关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及一审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曲忠全的樱桃园受到损害，富海公司排污，排污和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已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富海公司作为侵权人，其提交的樱桃树叶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中距离厂区越近浓度越低的结论有悖常识；厂区大气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系2010年5月7日作出，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天气原因亦不能否定排污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考虑到确实存在天气恶劣等影响樱桃生产的原因，二审法院酌情判令富海公司对曲忠全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被侵权人的损害;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明材料。本案判决作出于上述司法解释之前，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同时，要求被侵权人就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关联性负举证证明责任，对于细化被侵权人和污染者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衡平双方利益具有典型意义，体现了审判实践在推进法律规则形成、探寻符合法律价值解决途径中的努力和贡献。同时，本案判决运用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及专业机构的鉴定报告等做出事实认定，综合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合理划分责任范围，在事实查明方法和法律适用的逻辑、论证等方面提供了示范。

案例。

5、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沈海俊系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机械设计院）退休工程师，住该院宿舍。为增加院内暖气管道输送压力，机械设计院在沈海俊的住宅东墙外侧安装了增压泵。2014年，沈海俊认为增压泵影响其休息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双方达成和解，沈海俊撤回起诉，机械设计院将增压泵移至沈海俊住宅东墙外热交换站的东侧。2015年，沈海俊又以增压泵影响其睡眠、住宅需要零噪声为由，再次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机械设计院停止侵害，拆除产生噪声的增压泵，赔偿其精神损害费1万元。根据沈海俊的申请，法院委托蚌埠市环境监测站对增压泵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

【裁判结果】。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经监测，增压泵作为被测主要声源，在正常连续工作时，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沈海俊关于增压泵在夜间必须是零噪声的诉讼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沈海俊的诉讼请求。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与一般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同，环境噪声侵权行为人的主观上要有过错，其外观须具有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的违法性，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因此，是否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是判断排放行为是否构成噪声污染侵权的依据。经委托鉴定，在增压泵正常工作过程中，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并未超过国家规定标准，不构成噪声污染，机械设计院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本案判决有利于指引公众在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同时，承担一定范围和限度内的容忍义务，衡平各方利益，促进邻里和睦，共同提升生活质量。

案例。

6、袁科威诉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袁科威购买了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富公司）开发的商品房。2014年2月，袁科威委托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测试分析中心对其居住的房屋进行环境质量监测。该中心作出的环境监测报告显示袁科威卧室夜间的噪声值超过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噪声最高限值标准。袁科威认为住宅电梯临近其房屋，电梯设备直接设置在与其住房客厅共用墙之上，且未作任何隔音处理，致使电梯存在噪声污染。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嘉富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质量合格，住宅设计和电梯设计、电梯安装均符合国家规定并经政府部门验收合格，故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在设计、建筑、安装均符合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并经验收合格才投入使用，且电梯每年均进行年检并达标，但这只能证明电梯能够安全运行。袁科威购买的房屋经监测噪声值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构成了噪声污染。嘉富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房屋超标噪声不承担责任或者存在减轻责任的情形。一审法院判令嘉富公司60日内对案涉电梯采取相应的隔声降噪措施，使袁科威居住的房屋的噪声达到《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噪声最高限值以下；逾期未达标准，按每日100元对袁科威进行补偿；支付袁科威精神抚慰金1万元。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电梯是民用建筑的一部分，电梯的设计、建设与安装均应当接受《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的调整。经过监测，涉案电梯的噪声值已经超过国家标准，构成噪声污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嘉富公司要对其行为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嘉富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袁科威对涉案电梯噪声超标存在过错或故意，亦不能证明噪声超标系第三人、不可抗力、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等原因造成，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10案的审理结果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尤其是生产经营者要在机械设备的设计、建造、安装及日常运营过程中，关注噪声是否达标，自觉承担应有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案例。

7、梁兆南诉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5日，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接到梁兆南报告，梁兆南所承包的下走水库因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所属华润水泥厂所排入的污水污染致使大批鱼类死亡。该局与县环境监测大队、思阳镇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多次前往现场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下走水库水质发黄混浊，水库周围靠近岸边的水面及其他水面出现死鱼；华润水泥厂的排水沟有水泥、煤炭等粉灰不断排入水库。上思县渔政管理站出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记载，华润水泥厂位于水库上游，有水沟直接排到水库。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会同思阳镇政府、六银村、龙怀村及华润公司等单位到现场勘察，发现库中鱼类基本死亡。梁兆南提起诉讼，主张华润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经法院委托鉴定确认，梁兆南的鱼类损失为11万余元。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华润公司有污染源进入梁兆南的养殖水库，其水库中鱼类基本死亡。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出具的调查报告，是在联合调查组三次现场勘察、对周边群众进行询问后形成的，并无违法情形，调查报告得出下走水库鱼类死亡与华润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应予采信。华润公司存在污染侵权行为，其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其应承担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赔偿下走水库鱼类死亡的损失。一审法院判令华润公司赔偿梁兆南经济损失11万余元。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环境污染具有易逝性、扩散性，污染事件发生后，必须尽快收集、固定相关证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职权或应当事人申请对污染者、污染物、排污设备，环境介质等进行查封、扣押、记录、检测、处罚，形成的行政文书有助于人民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污11染事故发生后，政府相关部门及时介入，成立联合调查组，出具调查报告，固定、保全证据，为受案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奠定良好基础。受案法院根据调查报告等，认定华润公司有污染行为，梁兆南承包的水库确有鱼类死亡的损害事实存在，水库鱼类死亡与华润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本案对促进行政、司法联动，发挥行政文书的证明作用，解决环境侵权案件的举证难问题具有示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进一步肯定了本案的做法。

案例。

8、周航诉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20日，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祥物流公司）所有的油罐运输车，在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渝高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所载变压器油泄漏。事故发生后，遂渝高速公司及时处理交通事故，撒沙处理油污路段。经铜梁县环境保护局现场勘验，长约1公里、宽约10米的路面被泄漏的变压器油污染。泄漏的变压器油顺着高速公路边坡流入高速公路下方雨水沟，经涵洞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鱼塘水面有大面积油层漂浮。经铜梁县环境监测站监测，鱼塘挥发酚、石油类浓度均超标。经鉴定，周航损失鱼类经济价值为35万余元。周航提起诉讼，要求明祥物流公司、遂渝高速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其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明祥物流公司运输车辆在遂渝高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变压器油泄露，导致周航承包的鱼塘中鱼类死亡，明祥物流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渝高速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管理者，应充分了解其控制、管理路产的周边情况，在交通事故导致变压器油大量泄漏并可能导致水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源，防止损害的扩大。遂渝高速公司在事故发生后仅应急处理路面交通情况，并未对该路段周围油污进行清理，致使油污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造成进一步损害，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遂判令明祥物流公司承担70%的12赔偿责任，遂渝高速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及财产损害纠纷。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延伸和行驶车辆的增多，高速公路及两侧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高速公路及其沿线的环境保护，不仅仅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更需要车辆所有人与使用人、高速公路建设单位与运营单位等方面的共同参与。本案中，遂渝高速公司虽然不是污染事故的肇事者，但在高速公路意外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其理应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置，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遂渝高速公司没有履行上述义务，造成损失扩大，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判决对于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单位提高认识，完善机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具有规范、引导作用。

案例。

【基本案情】。

在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五局）、中铁五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施工期间，距离施工现场约20至30米的吴国金养殖场出现蛋鸡大量死亡、生产软蛋和畸形蛋等情况。吴国金聘请三位动物医学和兽医方面的专家到养殖场进行探查，认为蛋鸡不是因为疫病死亡，而是在突然炮声或长期噪声影响下受到惊吓，卵子进入腹腔内形成腹膜炎所致。吴国金提起诉讼，请求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损失150万余元。

【裁判结果】。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吴国金养殖场蛋鸡的损失与中铁五局、路桥公司施工产生的噪声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中铁五局、路桥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按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吴国金应证明其具体损失数额。虽然吴国金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其所受损失的具体数额，但中铁五局、路桥公司对于施工中产生的噪声造成吴国金损失的事实不持异议，表示13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借助养殖手册、专家证人所提供的基础数据，建立计算模型，计算出吴国金所受损失并判令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35万余元。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肯定了一审法院以养殖手册及专家意见确定本案实际损失的做法，终审判令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吴国金45万余元。

【典型意义】。

环境损害数额的确定，往往需要通过技术手段鉴定。但在鉴定困难、鉴定成本过高或不宜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考专家意见，结合案件具体案情，依正当程序合理确定损失数额。本案中，吴国金能够证明其开办养鸡场在先，二被告施工行为在后，在二被告施工期间其养殖的蛋鸡出现异常死亡，并提交专家论证报告及其自行记载的蛋鸡死亡数量，但是难以举证证明损害的具体数额。在此情况下，受案法院并没有机械地因吴国金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而是充分考虑噪声污染的特殊性，在认定蛋鸡受损系与二被告施工噪声存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通知专家就本案蛋鸡损失等专业性问题出庭作证，充分运用专家证言、养殖手册等确定蛋鸡损失基础数据，并在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蛋鸡损失计算模型，得出损失数额并判决支持了吴国金部分诉请，在确定环境损害数额问题上做了有益尝试。

案例。

10、李才能诉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粉尘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石公司）未经依法批准，自2010年起租赁集体土地建设灰沙环保砖厂，所建厂房位于李才能羊圈及屋舍西面隔壁。李才能认为海石公司生产经营排放的石灰粉尘、烧锅炉产生的蒸汽、废烟及设备噪声等造成了山羊和种植的菠萝蜜树叶损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海石公司停止侵害，停止石灰粉碎和烧锅炉生产作业，赔偿其菠萝蜜树叶及林下草地失去草料价值所致损失以及其身体健康损害、水井污染和孕羊流产等损失共计53000元。

【裁判结果】。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指导李才能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并免去其需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用。承办法官及时赴现场查勘、拍摄固定海石公司污染行为的有关证据，14向环境保护、国土主管部门调取海石公司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违法占地及排污等证据。考虑到损害鉴定费用高、周期长，而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晰，为依法妥善解决纠纷，一审法院在明确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明之以法、晓之以理，促成李才能、海石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海石公司一次性赔偿李才能损失53000元，并于签收调解书时当场支付赔偿款。调解书生效后，一审法院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以监督海石公司限期整改，消除污染，防止后续环境损害行为的发生。

【典型意义】。

调解是贯穿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环境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统筹社会力量，健全完善调解机制，推动形成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整体合力，充分发挥司法在环境资源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本案受案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利益的交汇点，在依法保障个人合法权益，促成李才能与海石公司达成和解的同时，注重环境治理、修复，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促进了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机衔接，共同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此外，受案法院依法免除原告应预交的诉讼费用，指导原告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将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对接，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环境权益的做法，亦值得肯定。

十大典型案例篇十四

十大典型工伤案例当前，工伤案件直线攀升，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工伤保险条例》虽然颁布时间不长，但依然有许多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地方。由于工伤内涵的界定不清、工伤保险待遇的性质不明、民事侵权赔偿与工伤待遇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分歧，“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机动车”等概念的内涵也不十分清晰。这决定了工伤行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必然成为行政审判所面临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

本报将分两期刊登从全省法院2004年以来审理的700余件工伤行政案件中筛选出的十几起典型案例，集中反映《工伤保险条例》法律适用过程中的疑难现状。以通过分析典型行政案件，总结适用法律的规律，摸索有关工伤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1、超龄农民工受伤能否算工伤？

【提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应聘于用人单位，由于其不具备主体资格，与用人单位不能构成《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工作中受伤亦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只能按照雇佣关系直接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责任。

【案情】原告季明花生于1957年2月21日。2007年4月9日，原告在第三人涟水某棉纺织厂工作时受伤，原告右手截肢。2007年5月下旬，原告向涟水县劳保局申请工伤认定。劳保局以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申请复议。涟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维持被告涟水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涟水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在发生事故受伤时，已超过50周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原告已不符合劳动者就业的法定年龄，其受伤不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等劳动法律规范来调整。

一审宣判后，季明花不服，向淮安中院提起上诉。淮安中院经审理认为：劳动关系基于劳动合同所产生，在双方未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其主要实体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关系即可确认为事实劳动关系。《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女工人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苏劳社医［2005］6号）第七条规定：离、退休仍在工作的人员，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范围。案中，上诉人季明花已超过50周岁，属于应退休人员，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其受伤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调整，其在务工中遭受的伤害，可依照其他法律规定予以处理。

2、挂靠货车司机受伤找谁赔？

【提示】挂靠车辆受聘驾驶员运输货物至目的地后，辅助收货方完成卸货过程中，受到伤害。在雇主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应认定受聘驾驶员与挂靠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案情】自2003年11月1日起，任光将其资产苏be-2833的货车挂靠金山公司经营。同时聘用李世富为该车驾驶员，并由其向李世富支付工资。李世富于2006年8月2日驾驶苏be-2833货车，前往无锡送货。到达目的地后，李世富帮助客户卸货时砸伤左小腿。李世富就该事故向江阴市劳保局要求工伤认定。劳保局受理后，依照工伤认定程序向金山公司发出了《工伤认定举证责任通知书》，但金山公司未在规定的15日举证期限内提出异议，亦未提供任何证据材料。被告于2006年9月28日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于10月19日将该决定书分别邮寄送达李世富及金山公司。金山公司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机关作出了维持劳动社保局的工伤认定决定。金山公司不服，向江阴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江阴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法规及规章中均明确规定了职工与用人单位对工伤认定的主张不一致时，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原告接到被告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按法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其认为不构成工伤的证据和观点，但原告始终未能提出任何异议和证据材料，因此，原告应对自己未能举证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法院又认为：李世富与金山公司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从任光与金山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协议看，金山公司成为该车法律上的车主和营运主体。李世富以公司驾驶员名义承担运输任务，且任光是自然人无用工主体资格，任光聘用李世富的行为可视为公司行为，因此，李世富与公司之间构成了事实劳动关系。

法院还认为，因运输工作具有流动特性，其运输货物的目的地是工作的组成部分，因此，符合单位以外的相关区域的特性，因而被告认定李世富受伤的地点属于工作场所亦无不当。法院判决维持社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3、夜班打瞌睡恰遇安全事故是否算工伤？

【提示】劳动者在夜班的工作操作休息间隙坐在门边打瞌睡，因同事操作行为引发安全事故而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认定工伤的条件，应该认定为工伤。

【案情】李恩暄是金莲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莲公司）造纸一车间的造纸工，于2006年10月20日0时至8时上夜班。凌晨5时45分左右，纸辊架上原有的半成品纸辊突然坍塌，砸向正坐在车间内门边休息打瞌睡的李恩暄，李躲闪不及，造成右脚踝骨骨折的事故。金莲公司向金湖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金湖劳保局作出了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工伤认定的情形。因此，不属于因工受伤。后原告李恩暄不服向淮安市劳保局提起行政复议，淮安市劳保局作出维持金湖劳动局的认定的决定。为此，原告于2007年2月5日向金湖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被告劳动局辩称，原告虽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但当时原告打瞌睡，而没有直接从事工作，非因工作原因而受伤，不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条件。

【审判】。

金湖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是在其当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整个过程中受伤，其夜班工作期间，因生理原因打瞌睡违反劳动纪律，并不是排除其工作原因受伤的法律依据；其次，第三人金莲公司存在着生产上的不安全隐患是导致原告受伤的内在原因，工作场所中纸辊坍塌才是导致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故应认定原告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应当认定为工伤，据此，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程序合法，但适用法规错误，应予以撤销。

4、无照驾车上下班遇车祸是否算工伤？

【提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摩托车，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应当认定为工伤。

【案情】吴翠红是原告南京格威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威公司)聘用的职工，2006年5月13日17时50分许，吴无驾驶证驾驶无牌轻便摩托车下班途中，与一辆正三轮摩托车相撞致伤，其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吴翠红申请工伤认定，江宁区劳保局认定吴翠红为因工负伤。原告格威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南京市劳保局维持了工伤认定结论。后原告向江宁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南京市江宁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吴翠红无驾驶证驾驶无牌轻便摩托车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被告江宁区劳保局对此作出的工伤认定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人吴翠红发生交通事故，公安机关是依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作出的责任认定，尚不能认为是公安机关的有关法律文书认定吴翠红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故该案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关于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规定。故原告认为第三人吴翠红无驾驶证驾驶无牌轻便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不得认定为工伤的主张不符合上述规定，不予支持。

5、工作中突发疾病怎么认定工伤？

【提示】工伤认定案中存有不少疑难案件，本案就是如何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突发疾病”视同工伤条款的疑难案件。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对于造成死亡的疾病种类、起因均未作限制，但是认定职工是否属于在工作时间、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却仍然是本案的审查难点。本案中，对于原告之子高祥广是否属于工作中突发疾病存在争议，法院倾向于认定引发其死亡的疾病是在工作中突发的。

【案情】高祥广自2005年4月19日起开始在苏州市沧浪区祈福汤馆打工。2005年7月30日，高祥广的正常下班时间为21时，当晚19时30分左右，高祥广因咽喉痛向其领班请假去医院看病，19时40分左右高某离开汤馆。20时左右，因朋友生日，高祥广至朋友家送了个红包，坐了大约10分钟后离去。当晚21时20分，高祥广至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向医生陈述其“已咽痛2天”，诊治过程中，由于病情突然加重，于7月31日0时05分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检验，高祥广死因为急性喉炎、喉头水肿窒息，呼吸衰竭而猝死。高祥广死亡后，其父高启春向被告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报工伤。社保局作出高祥广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之规定，不认定工伤。原告高启春对此不服，向省劳保厅申请行政复议。省厅维持了苏州市社保局作出的不算工伤的认定决定。原告高启春仍不服，向苏州市沧浪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的工伤认定。

【审判】苏州沧浪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主要争议于对该条的理解。从该条规定来看，其对“突发疾病”的疾病类型、疾病是否与工作原因有关、是否是固有疾病等均未作限制性规定，故不能排除职工原有或已有疾病在工作岗位、工作时间突发适用该条规定的情形。同时，每个人对于疾病突发的身体反映与忍受力并不相同，高祥广在请假后至朋友家送红包以及自行去医院的行为，不能否定其疾病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的事实。且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高祥广至医院就诊的确系请假时发作的病情，确也因该病医治无效在48小时之内死亡。被告作出的不认定工伤的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有误，应予撤销。祈福汤馆不服一审判决，向苏州市中院提起上诉。在二审过程中，原告高启春与第三人祈福汤馆庭外达成协议，上诉人祈福汤馆申请撤回了上诉。

6、上下班途中肇事身亡算不算工伤？

【提示】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正确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中规定的“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害的”含义，是认定此案情形是否属于工伤的前提。

【案情】2004年4月8日，原告镇江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新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与韦庆国签订了社区辅警员聘用协议，协议期满后，双方未续订，但韦庆国仍在“保安公司”从事原工作。

2005年4月13日22时45分许，韦庆国驾驶无牌号二轮摩托车上班，途中与同方向郑小牛所骑的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致郑小牛当场受伤。事发后，韦庆国驾车往单位方向逃离事故现场时，又与路右侧水泥电线杆发生剧烈碰撞，韦庆国当场死亡。对上述两起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分别作出认定，韦庆国对两起事故负全部责任。

2005年5月9日，保安公司就韦庆国的死亡，向镇江劳保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劳保局受理后，根据韦庆国是在上班途中发生车祸后，离事故现场途中再次发生车祸死亡的事实，作出认定韦庆国为因工死亡的决定。原告对此不服，申请复议，镇江市政府维持了劳动部门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仍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原告以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中第（一）项“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劳保局”认定韦庆国工伤错误，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工伤认定决定。

镇江市润州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据此，对职工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而认定为工伤的前提条件是职工必须在上下班途中。而韦庆国系驾车上班途中与他人所骑的自行车发生碰撞致他人受伤后驾车逃离事故现场，途中又撞上水泥电线杆导致自身死亡。故韦庆国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不能认定是在上班途中。判决：撤销劳保局工伤认定决定。

7、上班第二天就受伤算不算工伤？

【提示】。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即使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不影响其申请工伤认定的权利，并且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时间的长短。

【案情】。

付凤涛于2003年12月10日，经人介绍认识了江都市某钢结构有限公司负责日常工作的丁桂林（系原告法定代表人丁克震的父亲），从而到原告处工作。哪知第二天下午，付凤涛在用钻机给钢板打眼时左臂不慎绞入钻机，造成左臂受伤。江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付凤涛为工伤。原告不服，提起行政复议。江都市政府作出维持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仍不服，起诉至江都法院。

【审判】。

江都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付凤涛与原告江都市某钢结构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与第三人之间虽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3年12月10日，付凤涛经介绍到该公司工作，公司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的经理丁桂林未明确表示反对意见。而且双方当天已经就工资标准和工作内容进行了磋商明确，付凤涛当日亦在原告厂里从事了原告安排的相关工作。2003年12月11日，付凤涛依照原告的要求投入工作，可以认定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已经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事故发生当天，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在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付凤涛的情形完全符合工伤认定的要求。

一审判决后，原告精诚钢结构公司不服，向扬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扬州中院审理认为：付凤涛与原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上班前换工作服时暴亡算不算工伤？

【提示】。

职工进入厂区后，在职工宿舍（车间更衣室）内更换工作服，准备上岗工作，属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应视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此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应视同工伤。

【案情】。

2007年4月5日5时许，原告邳州某水泥有限公司粉碎车间职工张元亮到公司上班，该车间上班时间为6时。5时50分左右，张元亮在公司宿舍（车间更衣室）换工作服准备上岗时，突发疾病昏倒在地，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经诊断为脑出血、脑疝。邳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经审核认为，张元亮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作出认定张元亮为视同工伤。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邳州市政府作出维持工伤认定决定。公司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

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该职工发病是否属“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邳州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元亮所在岗位每天6点左右上班，张元亮到公司后换衣服准备上岗的时间应视为工作时间。张元亮换工作服虽是在职工宿舍，但是为上岗工作而做准备，宿舍是其平时上岗前的更衣场所，应视同“工作岗位”范围，不能将其狭隘地理解为正在工作的岗位。作出维持被告邳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决定书》。

一审宣判后，水泥公司不服，向徐州中院提出上诉。徐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主张张元亮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不应认定为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提前上班“串岗”受伤算不算工伤？

【提示】。

职工提前上班，用人单位没有严格的上下班制度，且工资制度是按件计酬的，应认定职工提前上班是属于合理的工作时间。职工“串岗”劳动受伤，但不属于法定的不予认定工伤情形的，应认定是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

【案情】。

2007年4月18日6时40分左右，蒋怀珍在宝应县一木器厂操作滚胶机时，因操作不慎将左手卷入滚胶机中，导致其左手受伤。且蒋怀珍在用人单位受伤时，用人单位未领取营业执照。宝应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遂依据规定，判定蒋怀珍不作为工伤认定对象，但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情形认定为工伤。

原告木器厂诉称，2007年3月，蒋怀珍的工资为按件计酬，其工种是排版工。2007年4月18日，她不按厂里规定的7时来上班，而是提前到厂。因其违反操作规程，充当滚胶工，不慎将左手卷入机器之中受伤。由于蒋怀珍属私自提前上班，且“串岗”造成，因此不应当认定其受伤是在工作时间内所造成。请求法院撤销工伤判定结论。

【审判】。

宝应法院认为，本案中，蒋怀珍受到事故伤害时，虽然发生在原告规定的上班时间之前，但因蒋怀珍的工资是按件计酬，且发生事故伤害时，与蒋怀珍均处于工作状态的还有其他职工。因此，应认定蒋怀珍的工作是在工作时间内所从事的工作。至于原告诉称蒋怀珍是“串岗”劳动，并不影响蒋怀珍是因工作原因而造成的事故伤害的定性。由于蒋怀珍受到事故伤害时，原告尚无营业执照。因此，被告判定蒋怀珍不作为工伤认定对象，但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情形是正确的。

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向扬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扬州中院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下班后买晚餐途中突发意外死亡算不算工伤呢？

【提示】。

“上下班途中”法律虽无明确的规定，一般理解为职工在合理的时间与路线上离开用人单位回到家中或离开家回到用人单位的过程，如果中途去了其他地方办理其他事务，而该事务与其工作或回家有必然联系，则该过程也应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劳动者下班后购晚餐，是解决生活所必需，可认定为“下班途中的合理路线”，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认为工伤。

【案情】。

原告蔡璐丹系启东市某医院急诊科护士。2007年1月15日，蔡璐丹下班后未在医院食堂用餐，自医院北侧栅栏口出去购买麻辣烫后，返回租住地时，被一无号牌的轿车撞倒受伤，送医院后于当日死亡。

2007年4月16日，其亲属向启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蔡璐丹购买晚餐的路线不是下班的合理的路线，故认定蔡璐丹死亡不属工伤。原告不服该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启东市政府作出了维持决定。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死者母亲陆圣娥诉称，其女儿蔡璐丹下班后购晚餐回宿舍，其下班线路合理，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伤，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认定决定书，依法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被告启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辩称，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不在其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合理路线内。被告依法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维持。

【审判】。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蔡璐丹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是否属于下班经过的合理路线。启东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上下班途中”应理解为职工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合理路线。本案中，医院北侧栅栏出口距蔡璐丹居住的出租屋仅数十米，但上下班线路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该段路程。职工有自由选择是否在食堂就餐的权力。蔡璐丹下班后未直接回到住处，而是到距住处数百米外的四川麻辣烫店购买麻辣烫，以外卖作为晚餐，系解决生活之需要，符合常情，随后其即返回住处，这一连续的过程可以视为下班途中，应当认定为工伤，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11、涉嫌醉酒受伤算不算工伤？

【提示】。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如需适用醉酒伤亡不认定工伤的排除规定，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醉酒的事实。

【案情】。

罗会玉系江苏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的门卫。2006年11月21日晚，罗会玉在工作时间不慎受伤，住院治疗，诊断为重型颅脑外伤，左颞、枕部硬膜外出血，左颞枕骨骨折，脑疝晚期，颅底骨折。灌南县劳保局对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375号）第十四条第（一）项，认定为工伤。原告公司以罗会玉当晚不在工作时间，并在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情况下饮酒过量致事故发生不应认定为工伤为由，向连云港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复议。市局经审查维持了县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2008年3月11日，原告向本灌南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罗会玉受伤未在工作时间及受伤是喝醉酒所导致为由，请求撤销县劳保局的工伤认定决定。

【审判】。

法院认为，罗会玉在2006年11月21日晚值夜班。原告诉称其因醉酒及有高血压等疾病导致受伤，因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内举证，也未能在庭审中提供足够证据证实罗会玉醉酒的事实。因此法院认为，罗会玉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受伤，至于受伤原因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未能在被告限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遂判决维持被告灌南县劳保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12、电动三轮车肇事算不算工伤？

【提示】。

在对交通事故中肇事电瓶三轮车的定性问题存有争议的情况下，根据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鉴定书进行判断，认定电瓶三轮车属于机动车，本案在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机动车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中的工伤情形。

【案情】。

2006年12月17日凌晨2时40分许，某注塑制模有限公司员工王祥在下班途中骑电动自行车被一无牌电瓶三轮车撞伤，后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王祥为工伤。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苏州市政府作出维持认定决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公司诉称，电动自行车系非机动车，与工伤认定决定书所载王祥受机动车事故伤害明显不符，因此被告认定该起事故为工伤显属不当，依法应予撤销。

【审判】。

苏州市沧浪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王祥系原告单位职工，在下班途中被电瓶三轮车撞伤，经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鉴定，该电瓶三轮车属机动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被告据此认定王祥为工伤并无不当。原告认为王祥系被非机动车撞伤，但原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告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难以支持。

不服一审判决，原告上诉至苏州中院。法院经审理认为，王祥发生交通事故后，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吴中大队在处理该起事故过程中，委托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对肇事车辆进行鉴定。认定肇事车辆为机动车，其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鉴定书真实有效，被上诉人依此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对该份鉴定结论有效性提出质疑没有依据，一审程序并不违法。上诉人认为肇事车辆为非机动车，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采纳。综上，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

13、早退回家路遇车祸能否算工伤？

【提示】。

现实生活中，职工提前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事件时有发生，职工在法定的工作时间内提前离厂回家，是否应认定为工伤，审理此类有判断余地的边缘性案件时，原则上应从宽勿严。且职工提前下班是属于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应由所在单位给予相应的违纪处理，不能因为职工有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就拒绝认定为工伤。

【案情】。

2005年12月2日18时30分左右，家纺公司员工蒋亚兰骑电瓶车回家途中，与一货车相撞，经抢救无效死亡。2006年6月初，蒋亚兰之夫任信春向被告大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蒋亚兰被撞的时间和路线图均能证明其是在下班途中发生的事故，遂认定蒋亚兰为工伤。家纺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大丰市政府经复议，作出维持大丰劳保局对蒋亚兰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仍不服，于是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家纺公司诉称，蒋亚兰下班时间应为18时，但其17时之前就离开单位，蒋亚兰从单位到家仅需20分钟，而事故发生的时间是18时30分，蒋亚兰早退时间距事故时间相隔90分钟，故蒋亚兰并非是在下班的合理时间内受到的伤害，而是早退办私事后回家途中受到的伤害。

【审判】。

大丰法院审理认为，关于蒋亚兰事故当天的下班时间是17时前还是18时的问题，应当认定蒋亚兰系在合理的下班时间下班。理由是：

一、原告认为蒋亚兰是17时前下班的，并提供车间主任胡萍和小组长束正兰的情况反映及考勤表加以证实，但原告在诉状中称蒋亚兰从单位到家仅需20分钟的路程，因此，原告称是蒋亚兰提前下班后去办了私事，才于18时30分致事故的发生，但其又未能提供蒋亚兰办私事的证据，不能证实蒋亚兰办私事的情况，因此，原告诉称的蒋亚兰离厂时间与事故时间矛盾，其提供的证据与诉称不能印证。

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蒋亚兰是17时前下班的。原告为证明蒋亚兰的下班时间共提供了胡萍、束正兰的情况反映及考勤表三份证据，胡萍的情况反映称：蒋亚兰是下午约5时离厂的；而束正兰仅称：蒋亚兰未到下班时间提前离厂；考勤表记载蒋亚兰系早退。故该三份证明材料并不能证明蒋亚兰是17时前下班的。由此，认定蒋亚兰是17时前下班的证据不充分。

三、被告的证据与原告的诉称相印证。被告认为蒋亚兰是正常时间下班，同时提供了与蒋亚兰同班次的两名职工的调查笔录，证实蒋亚兰18时10分左右下班，而事故时间是18时30分左右，与原告诉称的蒋亚兰从单位到家有20分钟的路程的时间吻合。综上，应当认定蒋亚兰系在合理时间内下班。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蒋亚兰系下班回家途中，被机动车撞伤致死，应认定为工伤。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

14、算不算工伤，谁来举证？

【提示】。

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当用人单位所举的证据并不能完全否定职工受伤与工作无关时，法院应根据《劳动法》等法律原则和精神，作出对职工有利的判断。

【案情】。

戴登富系沭阳县路事达公路仪器有限公司（下称路事达公司）职工。2004年7月20日晚约9时30分，戴登富在车间手拿钢筋在车床边工作时突然倒地受伤，经医院诊断为珠网膜下腔出血、颈部c5－6锥体压缩性骨折、顶枕部头皮下血肿，现已残疾。戴登富当天使用过的车床线路事发后被路事达公司更换。2004年9月，戴登富亲属向沭阳劳动保障局申请对其作工伤认定。经委托诊断分析，戴登富珠网膜下腔出血系旧病复发所致，据此，沭阳劳保局作出不认定戴登富工伤的决定。戴的亲属不服，申请复议，并主张戴登富是因车床漏电遭受电击致伤，应被认定为工伤。宿迁劳动保障局作出维持沭阳劳动保障局作出的不认定戴登富为工伤的决定；戴登富加班时发病造成残疾，应比照工伤待遇执行。路事达公司对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诉讼。

【审判】。

宿迁市宿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戴登富使用的车床事发后已被维修，戴登富是否因车床漏电遭受电击的原始证据灭失，其责任在路事达公司，且路事达公司亦无证据证明戴登富不是因工作而受伤的。戴登富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过程中受伤，应当认定为工伤。路事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宿迁中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如认为职工不是工伤的，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路事达公司所提供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戴登富系自然旧病复发致伤，且路事达公司规定职工每日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不能排除戴登富系超时劳动诱发疾病倒地致伤的可能。路事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宿迁中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十大典型案例篇十五

候选案例。

“2013全国汽车品牌消费侵权十大典型案例”候选案例。

2013年，福建省三明市消费者反映该市华晨宝马、长安福特、上海大众、上海通用别克、比亚迪、东风标致、雪佛兰等7家汽车销售服务企业在售车过程中，向消费者宣传推介其指定的购车金融贷款业务。许多消费者由于相信售车人员宣称的优惠条件，在购车时选择了该业务，但办理手续后，被汽车销售商索要金额不等的“银行按揭调查费”、“委托代办服务费”等费用，否则不给办理车贷。

三明市工商局经查证，确认消费者反映情况属实。至案发之日止，7家公司累计收取服务费62.5万元。最终，工商机关对7家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一汽-大众某4s店偷梁换柱。

2013年，张女士向浙江省杭州市工商局余杭分局投诉，称位于金昌路的一家一汽-大众4s店偷梁换柱，欺骗消费者。

原来，张女士此前花15万元在该4s店购买了一辆一汽-大众的国产高尔夫轿车。当时4s店同意给张女士优惠5000元，要求这5000元只能在店里购买真皮座椅套。销售人员在单据上写明“真皮”两字，但张女士按约定时间提车时发现，座椅套是人造革的。她认为这是欺诈行为，要求4s店更换或给予补偿。

4s店负责人认为，座椅套所用皮革由动物皮和pu（聚氨脂）皮革加工而成，含有真皮成分，且座椅套属于赠送产品，他们不负责退换。

接诉后，工商干部上门向这家4s店负责人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并反复沟通协调。最终，4s店同意补偿张女士现金2000元，并赠送价值3000元的汽车保养券。

一汽-大众某4s店设消费连环圈套。

前不久，吴女士受购车优惠广告的影响，来到福建省三明市一家一汽-大众4s店，订购了一辆迈腾中级轿车。

经过砍价，双方达成协议。付了5000元定金后，吴女士回家准备贷款的材料，却不知自己已悄悄落入商家的“连环圈套”。

合同签订后，4s店向吴女士推介大众汽车金融贷款方案。在办理贷款过程中，该店销售人员要求收取200元的“中国人民银行按揭调查费”和400元的“委托代办服务费”。吴女士认为收费没有依据，决定自行去中国建设银行申请车贷。4s店要求吴女士交纳2000元的“建行车贷审批表盖章手续费”，否则不予办理。此后，经过一番周折，4s店答应免费盖章，贷款办下来了。当吴女士付首付款时，4s店收银员告知车主每人只能免费刷一次信用卡，此后每次刷卡要收取50元手续费。

三明市工商局负责人表示，该4s店的服务项目本是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并透露，该4s店曾因为滥收费用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被处罚款。

4新雅阁补漆不明示卖家称不影响使用。

去年年底，浙江省长兴县消费者小吴以19.7万元的价格，在某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全新的广汽本田雅阁轿车。

很快，一名老驾驶员发现小吴的车尾部喷过漆。小吴开车从未出现过剐蹭情况，于是向汽车销售公司提出质疑。

一开始，销售人员不肯承认。后来，在小吴的一再追问下，对方承认在运输途中损伤车漆，对车辆尾部作过喷漆处理。然而，该公司认为这并不影响汽车的整体使用，并声称已经在价格上给予了优惠。

小吴无法接受这种说法，认为对方应该退款或给予赔偿，于是拨打了长兴县工商局12315热线进行投诉。

工商干部到现场对双方进行调解。最终，销售方同意给予小吴6000元的经济补偿并道歉。

新雨燕“一女二嫁”另有主人。

去年，消费者于先生在江苏省宝应县一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了一辆长安铃木雨燕1.3l手动挡汽车。前不久，其爱人徐女士到张家港市长安铃木4s店做定期保养时遭到拒绝，原因竟然是此车另有车主。

通过查询，此车车主系孙某某，记录中还有孙某某的详细地址、购车时间和保养日期等信息。于先生怀疑该车是二手车，多次与销售公司交涉要求退车无果，遂以涉嫌消费欺诈为由，将该公司投诉至宝应县消协。

经消协工作人员调查了解，该公司销售的这辆汽车是由扬州市一家汽车销售公司提供的。

销售公司随后给出答复：该车为新车出售，非二手车转让；客户对相关信息理解有误。对另有车主信息的原因，该公司一名副总解释，当时为完成销售业绩，工作人员在电脑系统中录入信息，虚拟销售此车。对这一说法，于先生表示不认可。

经消协工作人员多次调解，该公司同意为于先生办理退车手续，于先生放弃其他诉求，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一汽丰田店“狸猫换太子”标准普拉多当豪华型卖。

2012年3月17日，湖北省利川市消费者冉某和儿子一起在宜昌某丰田4s店，看中了带有原装真皮座椅套和dvd的丰田普拉多豪华型越野车。当冉某父子付完51万元车款后，销售人员却将标准型普拉多越野车作为豪华型卖给父子俩。当时双方没有签订购车合同，该店只给了冉家父子一份加盖公章的车辆订购单复印件，上面注明购车款44.9万元，其他配置6.1万元，出具发票金额是该车的标准型车价44.9万元。

2013年1月2日，冉某去重庆丰田4s店维修该车的导航仪时，维修师傅告诉他此车为丰田普拉多标准型。冉某这才知道自己用豪华型车的价格买回了一款标准型车，于是多次与4s店交涉，但都没有结果。无奈，他向利川市12315指挥中心投诉。

经过工商部门的沟通协调，该店于2013年1月26日退还多收车款2.2万元。

福克斯一坏再坏只因旧车充新车卖。

去年10月，消费者卢女士到河南省焦作市消协进行投诉。

卢女士去年2月在焦作某汽车公司花9.7万元买了一辆经典福克斯三厢汽车。当时，销售人员保证是新车，卢女士随即上了牌照和保险。车开回家不到一天，卢女士发现方向盘抖动，到4s店做检查修好。

去年7月，车身右前侧局部变色、空调不制冷。4s店检查发现排气管生锈、空调管漏气，于是免费为卢女士更换排气管、喷漆和修理空调。

去年10月，卢女士驾驶该车在新乡市发生事故，在新乡4s店维修时发现，车辆前面的车架被撞过，焊接点严重生锈，这才知道该车是旧车，于是到消协投诉，要求经销商退车并包赔损失。

经消协介入，经销商同意退车并承担上牌费和购置税等合理费用，并补偿消费者3000元。

车行弄错车总价责任却赖消费者。

去年8月，江西省消费者谢女士与鹰潭市某车行签订汽车销售合同，购买了一汽-大众宝来车。合同上注明“该车单价12.73万元，车款总额包括购置税、第一年车辆全险共计13.8万元”字样。此后，该车行却不认可车款总额中包括第一年车辆全险。于是，谢女士向鹰潭市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投诉。

工商人员经查询了解到，车款总价应为14.5万元而不是13.8万元，当时由于车行工作人员失误，忘记加上车险7000元，此说法也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经调解，谢女士与车行达成一致意见：车行向谢女士赠送一台车用导航，并将7000元的车险优惠至5900元，由谢女士付款。

进口大众收新车钱卖出轿车已一岁多。

去年5月，江西省鹰潭市消费者王某在该市某车展上支付1万元定金，订购了一辆进口大众敞篷高尔夫轿车。在签订购车合同时，王某与经销商约定：购买车辆必须为新车，不得为车展样品车。在提车时，王某发现，经销商准备交付的车辆已行驶500多公里，且出厂日期为2012年2月，于是要求更换同款式的新车。

经销商表示，该车为新车，各项检测指标合格，只因参加了几次车展，买家试驾跑了500多公里，不存在质量问题，因此拒绝调换，并声明如果王某不在规定时间内提车便视为单方面违约，将扣留相应定金。在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王某以自由选择权被剥夺、经销商强卖为由向鹰潭市工商局提出申诉。

经工商人员调解，经销商与消费者达成协议，同意在一个月内为王某免费调换一辆最近出厂的新车，否则退还王某订金。此后，王某如约拿到了理想的新车。

雪佛兰多次无故熄火经销商只保证修修修。

去年1月，江西省鹰潭市消费者孔某花15万元买的雪佛兰科鲁兹新车使用不到一星期，就无故出现熄火现象。他到经销商指定的维修部维修，却查不出原因；到南昌4s店排查一天，在更换相关零部件后，熄火现象反而更加严重；等待了近一星期，4s店工作人员再次对车辆发动机进行排查，问题没找到却把其他零件损坏了。孔某与经销商交涉，得到的仅是无限期维修的承诺，于是向鹰潭市工商局12315投诉。

工商人员开展调查时，经销商声称厂家承诺仅是包修，汽车销售的行规也是包修，其无权力对整车予以退换。此后，通过工商部门的调解，经销商才同意无偿为孔某更换一辆同品牌、同型号的新车。

豪华斯巴鲁不省心启动和防盗系统竟非原配。

2012年3月15日，福建省消费者朱女士在福鼎市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了一辆斯巴鲁森林人2012款2.5xs自动豪华导航版越野车。2013年5月，车辆无法启动，朱女士要求商家提供免费维修服务遭拒绝，遂向工商部门提出申诉。

经工商部门调查发现，该车一键启动智能系统及汽车防盗报警系统不是原配置。消费者要求全额退还购车款28.08万元、购置税2.2974万元,共计30.3774万元。但销售公司仅同意在原车退还的前提下，退还朱女士车款20万元。

后来经过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解除买卖合同，消费者退还车辆，销售公司退还消费者20.5万元。

90万元买到问题奔驰消费者投诉才换车。

2013年11月9日，四川省富顺县消费者包某某通过按揭形式，以89.6万元的价格向某汽车销售商购买了一辆奔驰ml350动感型家用轿车。购车3天后，包某某发现车辆出现车门掉漆、车窗玻璃破损现象，并在洗车时发现该车保险杠以前曾经换过。11月12日，经奔驰4s店检测，鉴定该车为事故车辆。包某某遂向该县消委会投诉，要求维权。

经过协调，双方达成协议：由汽车销售商为包某某调换一台奔驰ml400豪华型轿车，价值99.6万元，并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2.2万元，包某某负责补差价10万元。

收两桶钱只用半桶丰田4s店保养“减料”

去年1月4日，福建省莆田市消费者蔡先生在该市某丰田4s店做保养时，无意中发现该店开具的施工单上显示使用两桶齿轮油，但实际上只使用了半桶。齿轮油两桶价值322元，加上人工费200元，共计522元。蔡先生要求车行赔偿遭拒，遂向工商部门投诉。

蔡先生表示，他出于信任在该4s店做保养近两年时间，出现这种情况，令他怀疑该店之前也存在欺诈行为，要求该店将车辆送去鉴定看是否存在发动机磨损情况，同时要求退还两年的保养费。4s店承认其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但因鉴定磨损程序困难、检测费用昂贵拒绝将车辆送检。

后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4s店一次性赔偿蔡先生各项损失2000元，蔡先生不再要求退还已交付的费用。

订购凯迪拉克付预付款提车时间一拖再拖。

去年，消费者蔡先生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某汽车销售公司订购了一辆价值58万元的凯迪拉克轿车，按照公司要求支付了5万元购车预付款，双方约定了提车时间。

此后，蔡先生如约到该公司提车，公司的销售人员称，该车为进口车辆，最近可能提价，因此要再等5天时间才能提车。5天后，蔡先生再次登门，被告知还要等几天。如此反复，提车时间被拖延了一个多月仍无结果。蔡先生第六次到该公司时，被告知一个月后才可能有车。蔡先生觉得被欺骗，向涵江区工商局投诉。

经工商人员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销售公司退还蔡先生购车预付款5万元，并付补偿金1万元。

真皮换假皮北京现代经销商赚钱有“道”

去年，福建省仙游县消费者黄先生从该县某汽车城购买了一辆北京现代伊兰特1.6mt轿车，单价8.95万元。双方约定，黄先生另付2000元用于购置汽车装饰坐垫，购买合同注明要真皮。此后，黄先生发现所购坐垫材质为超纤皮，要求汽车城老板更换真皮装饰坐垫并赔偿经济损失，遭到对方拒绝，遂向仙游县工商局投诉。

工商执法人员接诉后，召集双方进行调解。最后，汽车城老板同意将原超纤皮汽车装饰坐垫免费赠送给黄先生，退还2000元汽车装饰坐垫购置款。

大众途观强行搭售配件。

去年1月，福建省莆田市工商局接到消费者举报，称该市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大众汽车在莆田地区唯一的特许经销商，在销售大众途观汽车的过程中，强制要求客户在购买汽车的同时安装侧护登车踏板、防爆隔热膜、多媒体导航等其他配件，并在该车型原价基础上加价出售，否则不准提取现车，且提车时间须延后四五个月。消费者认为该公司行为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莆田市工商局检查支队依法立案调查。经过取证查明，截至案发时，该公司共售出加装过侧护登车踏板、防爆隔热膜、多媒体导航的该款汽车4辆，通过加装搭售共获利16748元。该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消费者自办车贷东风本田4s店仍索“代办服务费”

去年5月2日，福建省消费者姚女士订购了一辆东风本田crv轿车。5月16日，她到4s店交首付款时，被要求收取1200元的代办手续费。姚女士认为车贷手续是自己办理的，而且4s店事先并未告知需要收费，因此这一手续费收得不合理。4s店则称已为姚女士提供了盖章等服务，收取费用并无不妥之处。双方争执不下，姚女士向福州开发区工商局12315进行申诉。

工商人员接诉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理。经调查，消费者所述情况属实。工商执法人员指出，4s店在没有事先告知需要收取服务费且没有提供相关服务的前提下，向消费者索取服务费，于法无据。经过调解，4s店同意免收服务费。

消费者看车不满意雪佛兰4s店抢缴购置税。

2013年9月底，福建省黄先生通过某4s店订购了一款雪佛兰轿车，支付定金1万元，并与车行签订了购车合同。之后，黄先生又支付了10万多元的首付款（包括购置税）。10月29日，黄先生到店看车时，发现车身有划痕，当场提出质疑。可第二天，车行未经黄先生同意就缴纳了车辆购置税。黄先生十分不满，再次与4s店交涉，要求换车。4s店先是表示同意，可3天后又以无法办理购置税变更手续为由拒绝换车。无奈之下，黄先生向福州开发区工商局12315申诉举报服务台求助。

经调查，消费者所述情况属实。工商执法人员指出，在黄先生对车辆外观提出质疑、未履行确认购买手续的前提下，4s店自作主张为其办理购置税，存在过错。经协商，4s店同意为黄先生更换一辆新车。

汽车销售公司非法收取“抵押调查费”

2013年8月22日，福建省晋江市工商局检查大队执法人员根据消费者举报，依法对某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该公司对办理汽车按揭贷款的消费者收取一项名为“抵押调查费”的费用，且无法提供收费的合法依据，即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实，该公司自2013年6月开始，在为按揭购车的客户办理车辆抵押手续过程中，以“抵押调查费”的名义，向客户收取每辆车1500元的费用。至案发时，该公司共收取“抵押调查费”1.8万元。

随后，晋江市工商局依法作出处罚决定：责令该公司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其违法所得1.8万元，并处罚款1.8万元。

上海通用4s店捆绑销售不买保险不卖车。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消费者龚女士在该市溧水区一家汽车4s店，看中了一辆别克轿车，准备购买时却被告知一定要在该店购买车险，否则不能买车。龚女士向溧水区消协投诉，咨询这方面的相关规定。

消协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有自由购买车险的权利，龚女士遇到的情况属于捆绑销售、强制消费，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经消协调解，4s店改正了违规行为。

导航仪被调包车主怒诉长安福特店。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漂水区消费者章先生在当地某汽车4s店购买一辆长安福特汽车时，要求该店加装一个指定品牌的车载导航仪。但提车后，章先生发现导航仪被换了品牌，遂向溧水区消协投诉。

后经消协调解，4s店将导航仪换成了章先生原先购买的品牌。

消协提醒消费者，提车时要留个心眼，注意核对车辆零部件是否符合当初约定，且做好相关单据的保存工作。

宝来水箱出问题4s店拒绝“三包”

辽宁省大连市消费者王先生于2012年5月在一汽-大众4s店购买了一台宝来汽车，价格为12.68万元。车辆去年在保修期内出现水箱漏水，4s店检查后确认是水箱质量问题。然而，王先生的车缺少两次保养记录，4s店表示，缺少保养记录就视为消费者自动放弃“三包”权利，因此不予保修；王先生如果想享受“三包”服务，就必须补齐保养记录。王先生认为不合理，于2013年10月8日投诉至大连市保税区消协。

经过调查，情况属实。消协工作人员认为，根据汽车“三包”规定，消费者未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正确使用、维护、修理产品与造成损坏不构成因果关系时，经营者依然应承担“三包”责任。

经过几次调解，4s店最终同意对王先生的车给予保修。

4s店售车强搭商业险消费者理直气壮拒绝。

2013年8月，消费者王先生向辽宁省营口市工商12315投诉，称其在购买某品牌汽车时全款提车，可4s店强行搭售商业保险，明确表示不在该店购买商业险，就不准提车。王先生认为该4s店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请求工商部门帮助维权。

接诉后，营口市工商局执法人员迅速展开调查，查明该4s店确实存在强制搭售商业保险的行为。工商局执法人员予以制止，并作出行政处罚。

吉利新车自燃农民工艰难维权。

2013年5月20日，重庆市奉节县农民工彭达合用辛苦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在县城某汽贸公司以按揭方式购买了一辆吉利美日牌小型轿车。6月11日，老彭开车带全家外出，行驶过程中，车辆底盘起火。大火被扑灭后，新车变成了一堆废铁。

第二天，吉利汽车生产厂家和卖家派员到事发现场，将事故车辆拉走。10天过后，销售公司负责人通知老彭，车辆已由厂方专家鉴定，结论是车辆燃烧与本身的质量无关，发生事故的车辆无任何质量问题。厂家因此拒绝赔偿，只同意给予老彭5000元至1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

几经协商不成，万般无奈的老彭向奉节县消委会投诉，寻求帮助。消委会工作人员指出：吉利厂家单方面作出对消费者排他性的所谓“专家鉴定”，无法律效力；即便是按照厂家的事故原因分析，仍表明该车在设计上存在缺陷。

经过消委会的积极协调，11月25日，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与老彭达成协议，免费为老彭更换一台同型号、同品牌轿车。

捷豹路虎经销商制定霸王条款。

去年，福建省漳州市工商局接到消费者举报，当地一家销售捷豹路虎的公司于6月底自行制作了一份购车协议书,协议书规定，乙方（消费者）如超过通知提车日期3日仍不办理交款手续，其所交订金将不予退还，作为甲方即该公司提车费用补偿，并追加每日该车车价5‟的违约金，直至交清全部车款为止。甲方有权对此车作重新处理。甲方如未能按协议时间交车，乙方有权解除协议，甲方无息退还所收订金。消费者认为，该格式条款限制了消费者获得违约金的权利，属于霸王条款。

漳州市工商局执法人员经过调查，确认情况属实，遂对该公司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200元，并处罚款300元。

所售新车不全新卖家退款并赔偿。

消费者周某2013年11月花费20.2万元在贵州省安顺市一品牌汽车店内购置一款新车，提车使用后发现该车有疑似重新喷漆迹象，且发动机的螺丝也有更换的痕迹，因此对车辆是否为全新未使用产生疑问。经了解，周某得知该车在调运过程中曾发生过剐蹭，经销商对车辆进行了修复处理后当新车卖。

安顺市西秀区消费者协会接诉后，对经销商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消费者应享有的权利：消费者可以向经销商提出退车请求，同时汽车上户相关手续费用应由经销商承担；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销商应对消费者承担一定金额的赔偿。

最终商家退款并作赔偿。

新天籁一个月患上“皮肤病”

2013年11月21日，江西省高安市工商局12315投诉申诉举报中心接到一起投诉。消费者熊先生称，他购买了一辆价值18.7万元的天籁轿车，不到一个月，车子表面就出现了漆面起泡、脱落的现象。

4s店回复称，车子表面漆面起泡、脱落的现象是受外力原因造成的，而且汽车已被购买一个月，4s店概不负责，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执法人员经调查了解，消费者反映的情况属实。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按照国家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或者其他责任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或者约定履行”的规定，执法人员与4s店负责人进行沟通。

湖北省枣阳市七方镇车主肖先生去年遇到了一件蹊跷事，他在枣阳市汽配城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花25.5万元购买的乘龙牌汽车竟然不能通过年审，被车管部门认定为套牌车。

据悉，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免费为肖先生办理了车辆牌照入户等相关手续。2013年10月12日，该车在枣阳市车管所年审时被查出是“套牌车”，当场被车管部门扣押。事发后，肖先生质疑该公司对车辆动了手脚，但对方坚决否认，称是从正规生产厂家进货。

肖先生到枣阳市工商局举报。经执法人员经调查取证，生产厂家把本应随车发给肖先生的l315型车辆合格证，却错发给了另一辆车的车主，致使车架、发动机等审验的信息与该车信息不匹配。

经调解，经销商同意一次性赔偿因车辆扣押费、停运费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2.1万元。

雪佛兰经销商欺诈消费者。

2013年4月，四川省乐山市消费者的雪佛兰科帕奇越野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出巨大声响，引擎部分起火。经4s店维修人员检查，该车发动机缸体已穿，活塞连杆、螺丝打烂脱落。杨某当即要求该公司查明问题原因，并更换车辆。

因该车购于2010年10月，汽车销售公司称已过“三包”期，拒绝赔偿、更换，且不同意协商。无奈之下，杨某投诉至乐山市消费者委员会。

消委会接诉后，经调查了解到该车确实已过“三包”期，但是该车发动机上标注的出厂日期为2006年，而购车证书上标注的出厂日期为2010年，4s店存在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经多次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投诉人杨某承担3万元维修费用，被投诉方负责维修好，承担剩余费用，并保证更换使用新配件。

五菱无法上号牌经销商竟想改装蒙人。

2013年2月21日，消费者杨某在四川省乐山市某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五菱牌面包车一辆，总价5.96万元。3月10日在办理汽车入户时，杨某被告知汽车车型与车架号不符，不能办理入户，无法上号牌。

杨某到该销售公司与负责人协商，对方提出将汽车驾驶室后的所有玻璃车窗全部更换成铁皮，另外赠送两年免费保养，说这样既可以通过车辆检测，又有些补偿。但杨某不同意改装。双方意见分歧过大，无法协商一致，于是杨某投诉到乐山市消委会，要求维权。

乐山市消委会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查了解情况后，组织双方行进了调解，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被投诉公司无条件负责为杨某办理好汽车入户手续。

长安样车当新车卖。

2013年3月，烈先生在四川省泸州市某汽车行订购了一辆长安汽车。提车时，他发现车身保险杠生锈，车漆也有几处被磨花，倒车灯的间隙也不均匀。商家开始坚持说是新车，但经不住反复追问，最终承认是样车。烈先生要求店方退回定金或者重发新车，谁知店方却以各种理由推托，并让他选其他款车型。协商无果后，烈先生投诉到了消委会。

消委会工作人员现场调查后，对车行的做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车行表示接受批评，并为烈先生调换了同型号新车。

奥迪新车补过漆退车没商量。

消费者刘先生于2013年2月20日花40万元在四川省泸州市某汽车经销商处购买了一辆奥迪轿车，4月21日发生剐蹭事故后开到一汽车修理厂维修，维修师告诉他，该车车漆是修补过的，并且是大面积的修补。

刘先生带着疑问去找汽车经销商理论，对方坚持说卖出的是新车，只承诺换原车保险杠，遭到刘先生拒绝。过了几天双方进行第二次商议，经销商又承诺换原车保险杠、免费提供全年汽车美容保养服务，刘先生还是没有答应，并进行了投诉。

泸州市江阳区消委会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联系商家及消费者进行现场调解，在无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无法确认双方责任的情况下，按照《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五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销商最终退还了刘先生的购车费用40余万元。

东风标致售车不给合格证。

2013年7月4日，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消费者赵恒忠在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东风标致408型汽车。当时公司除向消费者出具了一张收费收据、随车的使用手册和导航使用说明书以外，没有提供任何购车相关资料。当消费者向公司索取该车的合格证、质量保证书和保养手册时，该公司称，这些资料暂时不能给，要等到车子上户以后才能给。

在双方约定上户的时间7月16日，该公司又称合格证16日上午才从湖北武汉厂家寄来，导致当天未办成上户手续。

消费者认为该公司属欺诈销售，通过工商红盾舆论网投诉。纳溪区工商局接到转办投诉案后调查了解到，大部分汽车销售商先交部分保证金从厂家订购车辆，等车辆售出并全额付款后，厂家才将车辆合格证用快递方式寄给销售商。经双方协商调解，该公司负责人向消费者赵恒忠当面赔礼道歉，并加强对销售人员培训，提高业务素质。

雪佛兰宣传不严谨价差惹恼消费者。

2013年4月，消费者陈女士在四川省泸州市某4s店订购了一辆雪佛兰汽车，并同4s店导购员协商约定购车款优惠9000元，另加车辆免费贴膜，当时店内工作人员称此优惠条件是他们能够申请到的最高优惠。

隔了一天，陈女士却发现4s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称近期将举办车展，购车最高优惠1万元现金，再送1万元礼包，到店之后还能再享优惠。陈女士随即致电4s店咨询，工作人员称只有手动挡的车才能参加活动，但陈女士的朋友在此家4s店进行购车咨询时，对方又称所有车型都能优惠，为此陈女生要求4s店按照报纸上宣传的价格予以优惠，若做不到就退还其购车定金，双方产生分歧。

接到投诉后，消委会工作人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了一致：4s店答应按照报纸上宣传的活动价格予以优惠。

奔驰购买半月修多次中介经销商亦担责。

消费者阳先生在湖南省湘潭市某奔驰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奔驰smart汽车。购买不到半个月，该车便返厂修理了4次。消费者多次与商家协商退货未果。

经湘潭市工商局高新分局调查了解，奔驰smart属于必须经奔驰总公司许可才能经销的车型，湘潭市该奔驰汽车销售公司未经总公司许可不能经销此车型。阳先生所购车辆系在长沙销售公司购买、提车、签署合同，且在长沙接受售后服务。湘潭市该奔驰汽车销售公司是阳先生购车所在公司的一分支机构，不是投诉人的直接服务对象，但其在介绍消费者购买该车过程中应承担部分责任。

经执法人员调解，该奔驰汽车销售公司与上一级总公司联系，为消费者免费提供代步车一辆，并及时为消费者修好了车。阳先生表示满意，不再要求退货。

比亚迪新车“怀”旧胎。

商家无条件换新胎。

2013年4月，湖南省湘潭市消费者史先生购买不到一个月的比亚迪f0新车车胎被扎破。在更换备胎时，史先生发现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备胎竟是旧轮胎，且有破洞，轮胎钢圈也损坏了。史先生立即找售车4s店理论，对方却称，新车是经过史先生亲自验货并签字确认的，出门后发生这种情况，他们无法负责。史先生无奈只好请求工商部门帮助维权。

工商执法人员多次上门调解，经销商终于答应免费为消费者更换一个新备用胎和钢圈。消费者十分满意。

执法人员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新车时，应该认真检查车辆各个部件是否完整如新，不要单从外观判断是新的就匆匆签字提车。

“顶配”变“豪配”

长安福特4s店“用心良苦”

2013年5月，消费者熊先生在湖南省湘潭市某4s店购买了一辆福特嘉年华家用轿车。购买时，导购员告知熊先生，所购车型是顶级配置。一个月后，熊先生发现，自己所购买的并不是官网公布的顶级配置，要求商家换车。4s店回应，其销售的“顶级配置”是在同车型裸车上自己加装一系列功能配置，再以“豪华配置”出售。

湘潭市工商局九华分局执法人员了解情况后认为，销售商在销售商品时，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所售商品真实、详细的信息，而消费者也应当清楚了解商品信息后再签字提车。

经调解，4s店为消费者更换了一辆官网公布的顶级配置轿车，并赠送消费者一台dvd导航仪。

网络订车被骗工商跨省维权2013年4月，江西消费者余先生通过网络聊天，认识了湖南湘潭某汽车4s店销售部吴经理。通过多次电话联系和qq聊天，余先生决定到吴经理所在4s店购买家用轿车，并从银行转账2000元到吴经理账户上作为购车定金，双方约好8月1日提车。

不料提车时，吴经理却称从未收到2000元定金，车辆的成交价格也比先前商定的价格高出了1.2万元。于是，余先生向12315提出申诉。

湘潭市工商局九华分局执法人员经过调查，确认余先生通过银行转账2000元到吴经理名下账号。经过调解，4s店将余先生转账的2000元计入购车款，并按现价优惠1.2万元将车出售给余先生。

东风悦达起亚新车爆胎。

4s店怪罪消费者。

2013年11月4日，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消协北郊分会受理了消费者李某的投诉。李某于10月29日在酒泉一家4s店购买东风悦达起亚轿车一辆，同时支付购车款16.08万元。该车在“三包”期内出现爆胎问题，4s店称是消费者不正常行驶导致，不予更换。

接到投诉后，北郊分会工作人员安排专人对此事展开调查。经调查，该4s店不能证明爆胎由消费者不正当行驶所致，且未能按时更换车辆轮胎，投诉情况属实。工作人员对双方讲法规、说道理，最终双方达成协议，4s店承诺更换车辆轮胎。

车厢厚度缩水。

商家赔偿1万元。

2013年8月5日，消费者梁某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某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解放牌ca3250p66型号汽车，并要求该公司按照双方签订的购车协议配装车厢。当梁某接回新车后，发现新车车厢的边壁只有6mm，而不是购车协议所要求的8mm。梁某与该公司进行多次协商，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1.3万元，均遭到拒绝，梁某遂投诉到陇南市工商局武都分局12315投诉申诉中心。

接到投诉后，武都分局经检大队执法人员及消协工作人员立即前往调查了解，耐心细致地向该汽车销售公司负责人讲解《合同法》。最终，该公司同意赔偿梁某1万元。

一汽佳宝难启动。

只维修不换货。

2013年5月3日，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消费者乔万福投诉称，其在南乐县哈飞昌菱服务站购买的一汽佳宝汽车，使用不久便出现启动打火难的问题。他多次到维修站维修，仍不能正常使用，要求商家给予调换。

南乐县工商局12315中心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立即督促维修服务站派厂方技术人员认真查找问题原因。厂方最终确认为机器故障，遂为该车置换导油轨总成一套。5月9日，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新帕萨特气囊自行爆开。

工商认定应赔偿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消费者常先生2012年3月购买的上海大众帕萨特2.0t轿车，在2013年8月行驶过程中副驾驶位置的气囊自行爆开，使家人受到不小的惊吓。

4s店工作人员赶至事故发生地点取车时，驾驶位置气囊也自动爆开，导致开车人员左耳朵受伤。在没有总店来人检查、也没有和消费者协商的情况下，4s店维修人员私自把车辆打开检查，给出原因是空调系统有问题导致漏水，水漏到了气囊控制总开关，导致气囊自己爆开。消费者与店里协商赔偿，4s店表示只能修车。

接到常先生的投诉后，工商12315多次调解，最终由厂家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5000元，车辆按消费者要求修复。

无法鉴定维修质量。

消协巧作“无因调解”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消费者涂先生一辆40多万元的轿车发生了严重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受理报案后，建议将车送至某4s店维修。一个月后4s店通知涂先生取车，涂先生发现变速箱开裂，变速箱油已经漏光。

又过了几天，4s店通知已更换了新的变速箱外壳，可以取车了。但涂先生认为交通事故造成车辆头部、发动机和变速箱严重损坏，4s店在维修时漏检了变速箱，并且在变速箱没油的情况下试车，因此对维修质量产生怀疑。同时他认为，如果当时4s店没有漏检变速箱，他便可以申请全损理赔。

据此他多次与保险公司和4s店协商，希望保险公司和4s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31万元的价格回购事故车，但协商无果遂投诉。消协工作人员认为，按照法律规定，质量问题产生争议时可以提请鉴定机构鉴定，但内蒙古地区目前尚无法作出相关鉴定。消协建议用“无因调解”的方法解决问题。最终，三方均作出了让步，达成了由保险公司和4s店以29万元的价格回购车辆的和解协议。

消费者还清购车贷款。

经销商迟迟不退保证金。

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消费者张先生通过汽贸公司贷款购车，并交付贷款保证金1.93万元，双方以书面形式约定：待张先生全额还清贷款后，汽贸公司将全额退还贷款保证金。

2013年张先生还完贷款，汽贸公司却不予退款。他多次催问，对方均以还有多人未还清贷款、银行没给汽贸公司退钱为由拒绝了张先生的要求。

包头市消协工作人员认为，本案中张先生还清了贷款，汽贸公司应按照约定为张先生退还贷款保证金。一般情况下，银行会按批次将贷款保证金退还给汽贸公司，但银行收取贷款保证金的对象是汽贸公司，而非消费者个人。消费者是与汽贸公司签订的合同，不是与银行签订的合同，所以汽贸公司不能以银行未退款为由拒绝消费者的主张。经调解，汽贸公司退款，双方和解。

新车两次换刹车盘。

安全存隐患退车难。

2013年7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消费者付女士花31.2万元购买了一辆东风本田艾力绅牌多用途乘用车，在使用过程中，该车的刹车盘出现抖动现象，并造成前轮胎跑偏，轮胎内侧被磨平。据此，经营者为付女士的车先后更换了两次刹车盘，但问题仍未解决。

10月16日，生产厂家查验后认定，该车存在质量问题，并作出再次更换刹车盘的处理意见，而付女士认为该车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坚持要求退车或换车，遭到拒绝后投诉。

此时，汽车“三包”新规已实施，虽然付女士是在10月1日前买的车，但经包头市工商局、消协人员调解，经营者愿意按照新规为消费者退车，不过付女士需要支付相应的使用补偿费用。

根据汽车“三包”新规的规定，付女士支付了2.5万元补偿费用，经营者退还购车款28.7万元。

迈腾“狂喝”机油。

厂家卖家推诿扯皮。

2011年12月，江苏省扬州市消费者吴先生在当地一家一汽-大众4s店购买了一辆1.8t型号的新款迈腾。可当汽车跑到3000公里时，吴先生发现，该车消耗机油很厉害，于是上门进行售后维修。

可从3000公里一直到3万多公里，吴先生经历多次维修，历时一年多，这一问题就是没能得到根治。汽车用户手册上说明1万公里保养一次，而吴先生的车5000公里就要更换一次机油。在这种情况下，商家承诺更换新车，但把质量问题推给了厂家，而厂家却说不存在质量问题，是商家没有将小问题处理好。事件陷入了僵持状态。

吴先生久久得不到回复，于2013年3月15日向12315投诉。扬州市工商局执法人员立即前往4s店进行调查，同时请厂家代表到场处理问题。执法人员组织各方协调，并宣传相关法规。当天下午3时，各方终于握手言和，吴先生成功更换了发动机，工商部门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8万元。

海马销售商卖车不给合格证。

2013年11月18日，河南省太康县消费者施先生拨打12315投诉称，2013年11月10日，他在周口市一家汽车销售店购买了海南马自达汽车，该店以各种理由推迟发放合格证，消费者购买了汽车却不能入户影响使用。18日当天，消费者再次到该店索要合格证，却被告知合格证在银行用于抵押贷款，让下个月再拿合格证入户。

消费者认为这是欺诈行为，要求12315处理。周口市工商局专业分局交通所执法人员很快介入调解，督促该店把合格证归还给施先生，纠纷得以解决。执法人员对该店欺诈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责令改正。

一汽佳宝经销商。

收高配钱给低配车。

河南省郸城县消费者张先生2013年8月2日在周口市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汽佳宝面包车，车款5万元。

这一价位为该型号的高配车。看消费者不太懂车，经销商把低配车给了张先生。经与他人的高配车对比，张先生才发现自己被骗。张先生多次联系经销商，问题却一直得不到解决。张先生向12315投诉，经执法人员调解，经销商按照消费者的要求更换了一部高配车。执法人员对该店欺诈行为进行批评，并警告经销商：以后再有欺诈行为发生，将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处罚。

江淮经销商售不合格新车。

2013年5月2日，河南省信阳市消费者梅某在信阳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了一辆价值8.58万元的江淮瑞风汽车。5月11日，消费者发现该车发动机漏水，经售后确认，发动机属于不合格产品，消费者要求更换同品牌同型号的新车一辆，遭到拒绝。

经工商机关介入调解后，双方达成换货和解协议，经销商为消费者更换同品牌同型号的新车一辆。

信阳市工商局专业分局对该经销商进行了立案查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规定，该分局责令生产厂家召回不合格车辆，对当事人处以所销售产品货值50%共计4.29万元的罚款。

东风雪铁龙abs泵故障引发投诉。

河南省信阳市消费者班某2013年7月购买了一辆东风雪铁龙c4l汽车，使用后发现刹车系统abs/esp灯显示异常，且打火不顺利。经销售商售后工作人员多次维修，故障仍然存在，消费者要求更换同款新车。但销售商认为，该车在使用过程中，整车能够安全行驶，只是系统中的某一零件有问题，不予换车。消费者选择了投诉。

（三）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前/后桥、车身的同一主要零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因此，经工商、消协人员调解、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不更换车辆，但是更换新的abs泵，同时销售商作出相关的质量承诺。

十大典型案例篇十六

【核心提示】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

【编者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谐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三八妇女节前夕，江苏省高院发布2010-2011十大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家庭典型案例。围绕当下诸多涉及婚姻家庭的法律问题，如父母赠与婚房的认定、亲子鉴定引发的官司胜败、离婚时一方转移隐匿财产的后果等，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发人深省的审判实例，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婚姻家庭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特别关注了《婚姻法解释三》颁布以来全省法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及法律难点，给广大读者以提醒和启发。

结婚未领证分手要彩礼。

判决：同居两年酌情返还。

【案情】高军与孙丽在2009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同居生活。此前，高军按照当地习俗给付孙丽见面礼、彩礼等合计33340元。2011年春节期间，高军与孙丽发生争吵后分居。2011年2月，高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婚约，并要求孙丽返还彩礼。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高军与孙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同居生活，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孙丽接受高军33340元礼金，但考虑到双方已共同生活两年，日常生活消费有一定的支出，结合本地生产、生活消费标准及双方婚礼后外出打工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孙丽返还彩礼10000元，扣除陪嫁物品折抵2000元。遂判决孙丽返还彩礼8000元。

【点评】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嫁习俗。按照这种风俗，男方要在娶妻时向女方家下聘礼。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由于彩礼价值的增大，男女双方事后因感情不和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引发的彩礼返还纠纷也日益增多。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应返还彩礼。但此处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则法院应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有无生育子女、财产使用情况、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酌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数额。

否认儿子亲生坚决拒绝鉴定。

判决：必须承担另一方主张成立的法律后果。

【案情】韩花与王亚东于1992年11月离婚。离婚后，二人继续同居生活。同居生活期间，王寒于1997年1月出生，由韩花与王亚东共同抚养，王亚东在为王寒申报户口登记时载明二人为父子关系。2006年以后，韩花与王亚东产生矛盾不再同居生活。2010年3月，王寒以王亚东不尽抚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其按照每月800元的标准支付抚养费。诉讼过程中，鉴于王亚东矢口否认王寒是其儿子，韩花申请进行亲子鉴定，王亚东坚持拒绝鉴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亚东和韩花在离婚后同居期间生育了王寒，王亚东否认与王寒有亲子关系，但拒绝做亲子鉴定，对此王亚东应承担不利后果，法院确认王亚东与王寒有父子关系。遂判决王亚东每月给付王某抚养费600元，至王寒独立生活为止。

【点评】亲子关系诉讼属于身份关系诉讼，主要包括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非婚生子女确认之诉，即否认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或承认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确认关涉家庭的和谐稳定，涉及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尤其对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至关重要。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如果一方主张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亲子关系，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或者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而不配合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的一方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协议离婚黄了协议能否生效。

判决：事前财产分割协议不生效。

【案情】蔡娟与戴飞于2003年7月登记结婚，双方感情尚可。近两年来，因戴飞怀疑蔡娟与其他异性交往密切，导致夫妻关系不睦。2010年3月，蔡娟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后撤回起诉。此后，夫妻关系未有改善。戴飞因怀疑蔡娟与某男关系密切，而与该男发生争执，并由派出所接警处理，戴飞因此还对蔡娟实施了殴打。2010年7月，蔡娟与戴飞一同前往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后因戴飞反悔双方未能办理离婚登记。蔡娟遂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戴飞离婚，按照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戴飞对蔡娟不信任导致夫妻感情不睦，已无和好可能，依法应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蔡娟要求按照双方达成的离婚协议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由于该协议是以协议离婚为前提，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生效，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协议不能当然作为法院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直接依据。遂判决准予蔡娟与戴飞离婚，财产依法重新分割。

【点评】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并不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时生效，而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生效要件，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或法院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离婚协议并没有生效，对夫妻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家庭暴力伤感情要求离婚。

判决：此为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

【案情】王翠华与金强2003年10月登记结婚，2004年11月生一女金小小。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并多次发生殴打现象，于2009年7月起分居至今。2006年5月4日，金强书写保证书一份，载明：“兹保证再也不打王翠华，否则女儿和房产归王翠华所有。”2008年7月30日，当地派出所接到王翠华报警后赶到双方住地，发现其被金强打伤。王翠华以金强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与金强离婚，依法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和分割财产。诉讼过程中，王翠华提供证人出庭证明金强曾多次殴打自己，他们的女儿也对法官表示不喜欢爸爸，原因是爸爸金强经常殴打其和妈妈。诉讼中王翠华还提供了医院病历和照片证明金强存在家庭暴力。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翠华提供的病历、照片、金强书写的保证书、证人、女儿的证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足以证明金强对王翠华多次进行殴打，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王翠华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因金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较大，双方的共同财产按照7：3的比例分割。王翠华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金强仅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30%。

【点评】家庭暴力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坏家庭和谐、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杀手，惩罚施暴者、保护受害人是立法和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区别于其他类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此取证比较困难，近亲属尤其是子女的证言往往成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证据形式。受到家庭暴力一定要保留好证据，针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可以申请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对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要求施暴者进行损害赔偿，并在财产分割时适当多分。

一方隐匿夫妻财产怎么办。

判决：谁转移财产谁少分。

【案情】支玲与杨刚原为夫妻关系。2011年3月，支玲与杨刚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载明双方无共同财产分割。离婚后，支玲发现杨刚在2011年初擅自注册一杨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份有限公司，杨刚的出资额达30万元。支玲遂诉至法院，主张双方在协议离婚时杨刚坚称无任何房产、现金、股权、股票、债权，导致共同财产无法分割，现要求分割杨刚公司股份的75%。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刚行为明显为隐匿、转移财产，故支玲要求分割杨刚在公司的股份的请求应予支持，由于杨刚有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故应少分该项财产。遂判决支玲分得杨刚在公司30万元股份的60%，折价18万元。

【点评】《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买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夫妻一方一旦发现另一方在离婚时存在上述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夫妻另一方也会因其恶意侵占夫妻财产的行为付出不分或少分财产的代价。

婚前父母赠婚房属于谁。

判决：未明说便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

【案情】1991年初，姚父与季母将共同建造的两上两下楼房及相应附房二间给儿子姚一作为与曹婷的婚房使用。1991年12月，姚一与曹婷登记结婚并生育一子姚甲。1999年11月，涉案房屋办理了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人为姚一。2001年8月，姚一因车祸抢救无效死亡。后曹婷改嫁另住，涉案房屋由姚父与季母居住使用。2011年5月，姚父与季母诉至法院，主张涉案房屋为儿子姚一的遗产，要求与曹婷、姚甲等额分割继承涉案房屋。曹婷、姚甲抗辩主张涉案房屋是在姚一与曹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姚父与季母只能在姚一个人财产范围内进行继承，即只能分割涉案房屋1/4的份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在姚一与曹婷结婚前建成，结婚时作为婚房使用，应当认定是姚父与季母赠与给姚一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姚一与曹婷的夫妻共同财产，婚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影响房屋的权属。遂判决涉案房屋为姚一的遗产，由姚父与季母继承1/2的份额。

【点评】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在子女结婚方面具有的浓厚传统伦理观念，导致子女在婚前或者婚后多会接受父母及其他亲友的赠与，尤其在子女迎娶、出嫁时，每个家庭、每个父母更是倾囊相助。《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我国法定的夫妻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即认定当事人的财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必须是以婚姻关系存在为前提，因此，当事人婚前通过继承、接受赠与及其他合法方式等所取得的财产均应属于个人婚前财产。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反映的情况看，子女结婚前，父母为子女购臵房屋的本意是为子女提供居住条件，促成双方早日结婚，此时父母出资目的中并无将出资赠与非子女一方的考虑，故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方才符合父母赠与的本意。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又算谁的。

判决：未明确则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案情】倪红、王兵于2000年5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生育一子。婚后，因王兵缺乏家庭责任心等原因，夫妻间争吵频繁，矛盾日深。2002年7月倪红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经法院调解和好。2004年5月起，因王兵与他人关系暧昧，双方关系再度紧张。2004年8月，倪红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法院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判决驳回倪红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在王兵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夫妻关系有所改善。2006年11月，倪红夫妇出资28.8万元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其中王兵的父母出资14万元。2009年12月，王兵看到倪红手机中的一条短信后产生猜疑，与倪红发生争吵，并殴打了倪红。倪红第三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又以“离婚条件尚不成熟”自行撤回起诉。但双方关系并未改善，多次发生吵打，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从此双方分居互不往来。2010年8月，倪红第四次诉至法院，要求与王兵离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鉴于双方矛盾激化并已互不往来的事实，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倪红的离婚请求应予准许。关于财产问题，涉案房屋系双方婚后共同出资购买，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王兵父母出资14万元时的初衷是希望双方能持久、稳定地维系婚姻关系，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双方的赠与。遂判决准予倪红与王兵离婚，子女随倪红生活，王兵按月支付生活费400元，并支付教育费、医疗费用中的50%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房屋归王兵所有，王兵支付倪红房屋价款194750元。

【点评】我国《婚姻法》确立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应归夫妻共同所有。与此同时，《婚姻法》又承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个人财产的存在。《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就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遗嘱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如果遗嘱或赠与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的，则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因此，《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为双方购臵房屋出资的，除父母明确表示该出资是赠与自己子女的以外，根据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原则规定，都应认定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婚后购房父母出资产权证是谁属于谁。

判决：应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案情】沈艳与余建1996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近年来，双方产生纠纷并互相指责，沈艳认为余建从1998年后即丧失性功能，而余建则认为沈艳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2010年6月后双方分居。2011年5月，沈艳诉至法院，要求与余建离婚，并认为登记在余建名下的一套房产系双方共同财产而要求依法分割。余建虽同意离婚但认为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系自己个人财产，沈艳要求分割的请求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因互相猜忌产生纠纷并长期分居，感情破裂，应准予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为宜，余建支付抚养费。双方争议的房屋经查证系余建的父母以余建的名义贷款购买，产权证登记在余建名下，应视为余建的父母对余建个人的赠与，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由沈艳抚养，余建每月给付抚养费、教育费1000元，至孩子独立生活时止。

【点评】日常生活中，父母赠与子女财物较为常见。如子女已婚，该赠与的财产是赠与者子女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赠与当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因子女结婚而导致财产转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该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联系起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更为客观。

父母遗弃病孩福利院申请监护权。

判决：追究刑事责任撤销其父母的监护权。

【案情】葛武、王梅之女葛田于2003年8月因交通事故致右下肢高位截肢，并因多种并发症住院治疗。治疗期间，其父母放弃对葛田的治疗及抚养，将其遗弃在医院，治疗费均为爱心人士捐助。葛田出院后由社会福利院代为抚养照顾至今。现其父母葛武、王梅已被法院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2011年4月，社会福利院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葛田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依法指定社会福利院为监护人。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撤销葛武、王梅对葛田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社会福利院为葛某的监护人。

【点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不仅仅是血缘天性的表现，更是父母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葛武和王梅在葛田重伤住院的情况下将其遗弃，已经丧失了为人父母最起码的良知，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这种惩罚既有遗弃子女的刑事制裁，还有剥夺其监护权的民事制裁。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分居未离婚不尽抚养义务。

判决：子女有权主张抚养费。

【案情】严妮于2007年10月出生，系李佳与严力的婚生女。2010年5月，李佳与严力因闹矛盾分居。自2010年9月起，严妮随李佳共同生活，其间父亲严力未支付抚养费。2011年10月，女儿严妮诉至法院，要求父亲严力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间的抚养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支付抚养费的权利。遂判决严力按照每月550元的标准支付严妮从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的抚养费合计7150元。

【点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夫妻分居期间，夫妻财产实际上处于分割状态，夫妻各自控制和支配着自己使用的那部分财产，此时的财产状态与夫妻分别财产制或离婚后各自的财产关系相似。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解除婚姻关系并不是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的前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的，子女有权请求支付抚养费。

（人物均系化名）转自：东方法眼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