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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邓小平一贯重视并积极探索，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论述。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原则性、过程性、普遍性，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独特性、科学性。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邓小平一贯重视并积极探索，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论述。我们研究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论述，可以分为“文化大革命”以前和以后两个时期。
第一，从参加革命到“文化大革命”阶段。邓小平在1927年回国以后，一直是党的一名重要领导干部，但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从事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的领导工作，虽然经常谈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出要按辩证法办事，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如何去做，甚至明确提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1〕，但总体看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述相对较少。20世纪50年代初邓小平到中央工作以后，特别是党的八大后担任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对这个关系一切工作成败的问题，作了许多深刻的分析和论述。
首先，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重大原则，具有原则性。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原则中哪些适用于中国这个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党和毛泽东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的，并在党的七大、八大会议上加以肯定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们的革命，指导我们的建设”〔2〕。通过结合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革命和建设，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的现实，这就是邓小平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里的关键和原则是两者结合，“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3〕。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革命和建设成败的根本原则，具有原则性。“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邓小平也用“中国的实际”、“具体实际”、“具体情况”、“本国的特点”、“本国的具体实际”等概念，这是表述多样而实质一样。总之“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具有重大的原则性。
其次，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普遍性或者具有普遍性。只要把“中国化”换成“民族化”、“本国化”等通用性概念，它就有了普遍意义。所以邓小平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4〕它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适用的原则。他在向外国兄弟党介绍经验时说：“这些经验哪些可以借鉴，哪些不能借鉴，完全由各个党自己去选择。但是我们相信毛泽东同志总结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每一个党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够赢得革命的胜利。”〔5〕可见，“普遍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具有普遍性。
再次，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具有过程性。他说：“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6〕邓小平一贯主张“按辩证法办事”，把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看作不断发展的过程，具有过程性，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邓小平还指出：“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二者结合很不容易”〔7〕，也使它必须具有过程性，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努力解决，来不得半点懈怠和满足。总之，邓小平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性。
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的原则性、普遍性和过程性，邓小平认为建国七年来工业建设打下了初步基础，但我国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8〕他还告诫大家：“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9〕并提出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一、面对国家的现实；二、面对群众的需要。总之，“我们搞建设，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10〕。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建设实际相结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性、普遍性和过程性。
第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新阶段。1977年邓小平复出以后，十分重视总结过去建设中的失败和成功经验，特别是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邓小平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1〕他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重要思想，并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了工作重心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转移，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征程。到党的十二大他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2〕标志着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的开始形成。此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更是比比皆是，深刻而科学。新时期的论述比起“文革”前时期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或当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面向当代的中国实际，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一方面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另一方面又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矛盾中前进的。充分说明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最大的政治，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邓小平还强调：“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13〕邓小平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他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其实一切工作都应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应该站在时代高度、更应该具有时代性或当代性。
其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性或自主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也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它要使“相结合”的主体成为具有自己独特性或自主性的主体，即自主独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经常用“走自己的路”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体现了这种独特性或自主性。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是这样说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在这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中，就点明了它必须具有“走自己的路”的独特性或自主性。后来邓小平向外国朋友也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5〕走自己的路，才能取得成功。邓小平还说过，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底子薄，另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才会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路。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一般和个别结合起来，具有独特性或自主性。
最后，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或求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性或自主性，是建立在科学和求实的基础上的，决不是主观随意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没有丢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没有丢中国当代实际，而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正是实事求是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或求实性。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6〕他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17〕这里都把“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直接等同于“实事求是”，这种等同提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正是实事求是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性，保证了“走自己的路”的可靠性，这种等同正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或求实性。
总之，在新阶段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特点，即客体的时代性或当代性，主体的独特性或自主性，二者结合基础的科学性或求实性，就能更好地形成科学的当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能更顺利地推进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
二、邓小平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不久，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由于邓小平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确实不愧为20世纪中国的伟大人物。从1927年起到逝世整整70年，邓小平一直都是党的一名重要领导人，一直在努力实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的现实而奋斗。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为新民主主革命而奋斗时期。邓小平在大革命失败那年回到祖国，正是党面临如何进行和领导革命的转折点，也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时候。首先的成果是开展武装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很快就投身于这一斗争。1929年他作为中央代表到广西工作，同张云逸等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组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之后又带领红军转战于两广和湘赣边境，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会合，邓小平根据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很快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方针十分钦佩并积极支持。在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排斥毛泽东并免去其军事指挥权之后，邓小平仍执行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和战略，结果被打成所谓“毛派头子”，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见，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之前，邓小平就参与和支持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5年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重要会议，邓小平是会议参加者，他积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和确立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为指导方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邓小平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正确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从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到第二野战军政委，再到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同时，他的许多总结和报告，也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如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时起草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央和毛泽东完全同意，并转发各局和前委参照指导工作。在这里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强调在制定方针和计划时，要反对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要反对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轻率地做出决定，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邓小平对1945年党的七大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作出了贡献的。早在1943年他就明确提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18〕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就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二，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而奋斗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开始在西南地区作领导工作，在城市管理、工厂管理、发展经济、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土地改革等方面，都有理论结合实际的探索、研究和总结，提出了不少可贵的思想。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成为重要的中央领导人之后，正式提出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进行“一化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之时，开始了搞社会主义方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在1957年反右斗争前的几年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获得了新的重大发展。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特别是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执政党的建设，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领袖人物对政党的作用，以及反对“个人神化”、“个人崇拜”等问题上，都为这一重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曾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19〕改造的方式或方法，“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20〕。这种搞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功劳，自然也有作为集体领导成员的邓小平的一份。
党的八大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出现一个曲折发展的时期。当然，在“文革”之前的十年，虽有曲折，仍然有发展，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毛泽东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学习、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主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新贡献。党的八大后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比较突出的。如关于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系问题，他指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21〕。又如关于调整生产关系问题，面对“包产到户”等形式，他主张“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22〕等等，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原则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可见，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第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斗的新时期。
“文革”以后，从1977年到1997年，这20年是邓小平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光辉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彻底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邓小平深刻总结了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在前两个时期，邓小平在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主要是“参与”者或者重要“参与”者，那末这一时期，邓小平在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则是主要创立者和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的新成果，它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又是相对独立的理论系统。也正是这一成果使邓小平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之一。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它是在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完善和成熟的，大体经历了十五年三个阶段，五年一段。
首先，从1977年复出到1982年十二大召开。从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以及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实现了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率先推开农村改革，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等。又通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完成了拨乱反正，统一了全党思想。最后在党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3〕表明邓小平理论开始创立和初步形成。
其次，从1982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24〕强调“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25〕。通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并开始全面的改革。邓小平赞扬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6〕。通过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精神文明是关系社会主义成败的大事。提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等等。最后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第一次全面系统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把它归纳为十二个要点，从而勾画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标志这一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三，从1987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
邓小平理论在基本形成基础上，又经历了经济上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问题，特别是1989年“六四”风波和随后出现的国外制裁、苏东剧变等问题的严峻考验。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提出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强调稳定的重要性，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等重要思想。特别是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等等。同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系统概括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个方面主要内容。至此，邓小平理论达到了成熟和系统化。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在邓小平理论中，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由四个层次组成。逻辑系统第一层次是坚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思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础；第二层次是确立社会主义本质论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论、改革开放论和四项基本原则论，也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路线；第三层次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和平外交论为基本框架；第四层次是现代化三步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和教育是关键、“一国两制”，反腐倡廉，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指导原则、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邓小平理论是由这四个层次有机组成的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二十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它为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
三、邓小平理论指引进一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组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党的十四大报告以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提出“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奋勇前进!就是要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引领下，进一步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科学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并在党章中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号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也就是在世纪之交和21世纪要进一步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党的十四大、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六大，都在结合当代中国实践发展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些贡献无一不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引领下取得的。三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都号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旗帜就是方向”，要起指引和导向的作用，“旗帜就是形象”，要起规划和指导作用。邓小平理论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具有指引作用。
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作用根本在于它的正确，但同时也由于它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还勾画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为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前进中的实际问题，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进程。当然，邓小平理论又是需要从各方向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几年来已在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如提出科教兴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等。但是，所有这些成果，都是邓小平理论提出和论及的问题，都是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和指导的进一步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新贡献和新创造，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也是在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和指导下，对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作用，十分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的精髓具有巨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功能。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在新时期反复强调和论证实事求是的意义，自称是“实事求是派”。他不但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提出解放思想，辩证地阐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解放思想不仅是实事求是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实事求是则是解放思想的根本基础和目的方向。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首先必须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的思想路线，是指导实行和实现进一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21世纪开始即2001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与时俱时”，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与时俱进也就是进一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我们通常把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连在一起，并把它放在前两个概念之后，这实质上表明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才能实现与时俱进。离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进一步实现和实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指引和保证马克思主义能在21世纪与时俱进、指引和保证进一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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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士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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