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全国研究生招生工作已落下帷幕，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日前在其博客中发文《我考研分数第一我却落了榜》，为在考研笔试中获得报考单位众考生 “分数第一”的学生遭拒录一事“打抱不平”，将矛头直指研究生招生复试中存在的猫腻。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发，引发了大家对研究生招生公平性的质疑，搏客的浏览量总计近２０万余次，网友们所发评论多达近４０００条。一些人赞同王全杰代表，声讨研究生招生单位的黑幕与交易，呼吁取消隐含着众多不公平因素的考研复试；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复试是衡量考生综合素质与其科研潜力的主要渠道，分数高并不等于能力强，分数第一被“刷下”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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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杰博文直言：“假如你父亲有能耐，或考后动点脑筋，可能结果不会这样”

郭肖霞，山东烟台大学高分子专业的一名学生，来自河南省国家级贫困县。大学四年中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大学高分子专业“优秀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的获得者。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研究生统考中，她以３９２的高分（今年北大的复试分数线是３１０，清华３２５）名列本专业榜首，在她所报考的河南洛阳７２５研究所所有考生中她以超过第二名１２．５分的分数遥遥领先，位居第一。然而，就在近日，报考单位有关负责人却通知郭肖霞，因其面试不合格最终不能被录取。

高出分数线１０９分，高出报考单位第二名笔试成绩１２．５分的郭肖霞，最终惨遭淘汰！郭肖霞的高分落榜，让曾多次参与研究生面试工作的王全杰代表心生疑虑：“全国统考的笔试成绩虽不能反映学生的全部，但却是‘硬’成绩，考官搀不得一点主观因素，而复试面试则是以本校出题、现场出题和现场应对为主，对考生的评价也是以主观评价为主，可藏猫腻较多。只听说过给面试考官送礼的，没有听说给统考监考官送礼的。”

王全杰代表认为：“统考成绩好，并不能说明能力就高。但是，通过一次不到两小时主观面试（包括实验技能测试）就能确定高分者一定低能而低分者一定高能么？”、“按常理来说，一般大学很少会将考试第一名刷下来，除非确实发现有作弊现象，如果轻易淘汰第一名，将来哪个考生还敢报这个大学？”。

王全杰代表还在搏客中直言：“我为郭肖霞惋惜，我为郭肖霞不平……我亲爱的学生，假如你家庭不贫困，假如你父亲有能耐，假如你脑子灵活在复试前稍微活动活动，或许结果不会出现今天的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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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选拔：科学选才遭遇“公平”瓶颈

王全杰代表为“复试”成绩的“不可信”提供了两个依据：一是在全国统一的笔试中没人送礼给监考官，而在面试中却有不少人给面试考官送礼；二是仅两个小时的面试无法对面试对象进行全面评价。

长期以来，由于扩招及“分数至上”的研究生选拔方式，导致我国的研究生数量快速增长，质量却急剧下降。“研究生到底应如何科学选拔”一直都是教育界和社会各方所关注的焦点。

有专家指出，研究生选拔面试比笔试更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选拔出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相对较强的学生，日后才能培养出优秀的研究人员；但反对者认为，目前，优质的教育资源还远远不够，不管何种形式的选拔，都应该以公平为最基本的原则。笔试面前人人平等，而面试则让公平不再“刚性”，为招生黑幕埋下了隐患。

随着研究生招生改革力度的加大，我国各大重点院校正纷纷加大考生面试的权重。复旦大学高分子系教授武培怡认为：笔试考分第一、复试被淘汰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系的面试权重就很高，前几名被淘汰的非常多，这在国外也很常见。不同老师眼中的学生是不同的，有的‘优秀学生’或许在其他老师眼里就很‘糟糕’。”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教授、博导肖焕禹也表示，目前我国的研究生选拔还是相对客观、有制度可依的。现在有些外地高校有所谓的“应研教育”，许多学生从大一开始，就专门针对想报考的研究生院校和专业进行考研培训。到最后，学生初试考分很高，但社会适应能力、科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却很差，在选拔中被淘汰也是有可能的。

复旦大学化学系特聘教授、博导夏永姚则认为：如何在复试中考核学生的科研能力、实验能力确实是一个难题。文化课的考试成绩高和动手能力、科研能力、思维灵活度强完全是两回事。“但我们一般不会打下考分第一的学生，笔试成绩高至少说明她很勤奋，可塑性强。”

其实，早在三年前，河海大学法律系讲师甘德怀以笔试第一的优异成绩（报考者共６７人）报考北京大学法律博士生而终遭淘汰的事例，就引起了社会各方的争议。

华东理工大学翻译系研一学生张某认为：从身边发生的事情来看，他感觉考研面试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公平。他告诉记者，他有个同学，成绩很不错，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研究生。一共有１２０人进入面试，但一天内所有学生就全部面试完了，每人的平均面试时间仅５分钟，远不到国家规定的“每人至少２０分钟”。“我同学刚作完自我介绍，老师就说‘你可以走了’，而且面试过程中有老师在打手机、还有在打瞌睡的，只有一个老师在听他讲。最后，他没有被录取，也不知道其他学生是怎么靠５分钟就被录取的。”

有网友透露：某高校早在今年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开始前，就内定了几名本校学生。这些学生大都在学生会或班级担任干部，平时很讨老师喜欢。学院的导师曾肯定地告诉他们，只要公共课过线就没有问题。初试成绩公布后，一名“宠儿”的英语成绩比国家线低一分，按照规定不能参加面试。但最后，他不仅参加了面试，而且导师还给了他面试最高分。该学生最终因总分第三、面试成绩第一被破格录取。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张晓鹏就给研究生“面试”泼了一盆凉水。他指出，我们不能太迷信于面试，面试只起辅助性功能。笔试和面试在招生选拔中具有各自不同、难以相互替代的功能，我们不可偏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张晓鹏分析说，面试具有标准多元、重视个性的特点，有利于选拔符合本校培养理念的有特色的人才。但其成本相当高，需要高度的社会诚信和法治环境作为保障。目前我国高校招生的面试技术应当说还不是很成熟，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其信度和效度都还有待深入研究。

据悉，北大目前已经开始着手逐步淡化研究生选拔笔试成绩的权重，并准备在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考试中逐步取消笔试。但问题是，如果将评价和选人的大权都交到教授的手中，又如何能保证研究生录取公正、不徇私情呢？

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表示，增加导师招生自主权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但如何保障过程公平也是一大难题。公平问题解决不好，将给我国研究生招生改革带来很大的障碍，“科学选才与保障公平的矛盾，正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熊丙奇说：与中国公立大学教授的“铁饭碗”不同，美国私立大学的教授都是聘用的。在中国，教授徇私舞弊最终损害的是全民的利益，而大学很少会对问题教授做出处罚；而在美国，更多的是私立大学，教授和管理者如果不负责任，则会直接损害老板或股东的利益，哪个教授胆敢“开后门”，立马就有被扫地出门的可能。

我国教育凸现“诚信危机”：高校“自主”后如何“自律”？

与内地招生“高分落榜”一片质疑声相比，近年来，国内舆论却纷纷对香港地区高校“拒招”内地状元一片赞扬之声。熊丙奇表示：人们可以接受并赞扬高分者在境外高校落榜，却无法接受高分者在内地招生中落榜，关键就在于我国教育正在遭遇“诚信危机”。

有网友评论：内地招生复试与境外高校相比，其“软肋”在于：内地高校考生复试托人、找人几成公开秘密，有权有势者更是如鱼得水。从面试委员的组成，到面试的内容、评价标准，一直就存在争议，学术管理的行政化，以及教授学术声誉的下降，无法保证评价本身完全按学术标准独立行事。

有专家指出，当教育机构无法让公众相信复试成绩与笔试成绩是一样过硬、一样可信时，录取规则本身的权威与公正就会遭受质疑。任何一种录取结果，都可能遭致不同角度的置疑。那些名声不佳的高校与教育机构，将在公众的质疑中无法进行自主办学，也无法实施真正意义的教育改革。

自从我国部分高校导师要为研究生、博士生提供费用上的赞助，必须掏出自己的科研经费培养学生后，导师们无疑变得更加“小心”。夏永姚教授说，我们这里不存在考研靠人情的问题，我们也不会要只会“社交”的学生。现在的老师压力很大，既要考核论文，还要申请项目、课题经费，任务很多都是靠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做。所以我们不可能去“养”一个水平不高的“关系户”，这不仅直接影响科研项目的水平和质量，还影响老师的学术声誉。

张晓鹏教授认为，高校自主权的增加是今后我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做好“规范”工作，关键是高校如何在自主之后“自律”，树立好社会信任度。

肖焕禹教授表示，社会对大学教师还是应该持基本信任的态度，人情、关系现象是有的，但毕竟是个别的、非主流的。作为大学教授，要凭良知做事，对学生公平，对社会公正，为年轻人树立公正客观的典范。

熊丙奇认为：可以想象，如果所有招生录取考试全部回到分数至上、笔试至上这一被大家公认弊端众多的旧模式上，应试教育将进一步被强化，我国社会的教育观、人才观将进一步被扭曲。因此，增大高校和教授的自主权并没有错，而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尽快建立可以保证公平、公正的科学教育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高校与教育机构的公信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