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不属于国家义务教育范畴，由公费转向自费是大势所趋。我首先要向大家指出一个被舆论忽略的事实：除少数名校享有全部公费的特权外，大多数高校的研究生招生中部分自费的政策已经执行好几年了。如今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由公费转自费，而是谁该享受公费；全部自费以后，谁有资格获取奖学奖、助学金和助理津贴。

　　目前，每年约有一半的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是自费生，按每年交纳1万元学费算，三年就是三万。

　　谁可享受公费，谁该交纳这笔巨款，说起来非常“中国化”，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绩在前的有免费午餐，排名在后的只能自认倒霉。

　　从程序上来说，没有比这更公平的了，避免了有可能产生的各种腐败和人为操作因素，但实质上非常不公平：以考分划线搞一刀切，抹杀了不同专业、不同家庭收入的实际需求，没有将纳税人提供的公共资源用于最需要的地方。

　　哪些学生最需要公费或奖学金资助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三类人：一是家境贫困的学生。三万元对于沿海城市居民来说或许尚可承受，但对来自内地乡镇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农村学生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这几年媒体大量报道的贫困学生捡馒头过活、卖血或乞讨助学等新闻，虽然是极端的个案，但贫困生问题却是中国高校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贫困生的确是最需要国家资助的人。

　　无论是目前的公费，还是以后的助学金和助理位置，应该首先分配给他们。

　　二是学习成绩优秀的研究生。由于目前的公费是一考定终身，起不到在学期间的奖勤罚懒作用，研究生们学好学不好一个样，以至于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水平相比，存在差距。我认为，应该参照国外的成熟经验，让优秀学生以自己的学习成绩和研究计划，通过平等的学术评议，积极地参与各类奖学金的竞争。让奖学金合理地分配到那些最出类拔萃的学生手中。

　　三是文理基础学科的研究生。各学科的学生毕业以后所获得的报酬差别很大，金融、工商管理、电脑等学科在就业以后有较优厚的收入回报，应用型的工科和部分社会科学毕业生收益也不错，而研究基础理论的文科和理科学生相对来说差一些。每年的考研，大量考生特别是优秀考生都云集前者，这是市场理性选择的结果。

　　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国家应该通过各种奖励的调节作用，重点资助那些从事对国家发展有长线价值的基础学科研究生，而将那些有直接经济效益的应用型学科的学生交给市场。

　　国外许多大学就是这样做的，商学院、管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基本上拿不到奖学金，而从事文科和理科基础学习的研究生大多可以免学费。但在中国的大学，却不管各学科的具体情况一刀切，要有全都有，国家大包大揽；没有全部没有，通通扔给市场。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

　　简单地说，公费和助学金应该向基础学科的学生倾斜，而应用型学科、特别是就业后有较好回报的专业，可以通过参与导师的课题、担任研究和教学助理以及银行个人贷款解决学生在校的生计问题。通过这样的国家调节手段，可以将顶尖型人才平衡地分配到基础学科和应用型学科两个领域。

　　上述三类学生，都是最需要由国家来埋单的人。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其优先秩序如下：首先要照顾最弱势群体贫困学生，其次是向学业优秀的学生倾斜，最后是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从事基础研究的学科。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符合罗尔斯所说的“公平的正义”分配法则。而目前我们所执行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型期的过渡政策，表面看起来很公平，实质上极不合理，集中了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放任主义的双重弊端。

　　我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已经指出，所谓的研究生自费，事实上早已部分执行，对一半研究生来说已经成为全部的事实，因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何年开始全部自费，何时彻底地市场化。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研究生教育的彻底市场化，而是研究生教育的公平化。落实“公平的正义”，何须等到全部自费的那一刻？完全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以分数决定公费与自费的不合理现状，将有限的资源向贫困和优秀学生倾斜、向基础学科倾斜。（许纪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