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曾有一句令人黯然神伤的谚语，正在令人遗憾地成为事实：小学是亲人，中学是路人，大学是仇人。报载：针对不正常的导师和研究生关系，北京市教委日前在回复人大代表建议中表示，北京将建立教育信访投诉处理服务中心以解决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纠纷，也就是说，北京的研究生如对导师不满，可以向北京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投诉（7月18日《新京报》）。

　　我不知看到这个消息的研究生，怎么跟自己的导师交流？也不知看到这个信息的导师，从此敢不敢再叫学生干事？譬如叫学生查个资料，譬如叫学生验证一个数据，譬如叫学生取个包裹，代发一个邮件……难道这一切就那么不可思议？就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就表明导师成了“老板”，学生成了“雇员”？

　　“天地君亲师”，在传统社会里，老师的地位仅次于双亲。这样的地位，不是单靠“传道，授业，解惑”建立的，靠的正是大量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靠的是“师容不动威自在”的师道。风流不羁的徐志摩，成了梁启超的关门弟子。徐志摩第二次结婚，请梁启超证婚，梁启超就可以在婚宴上，指着学生的鼻子大骂：“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上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做新人！”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师道佳话。

　　师道，打造的是一种精神，透过学识，渗入肌髓；营造的是一种氛围，超越庸常，弥漫终生。现代教育现实了人才的批量生产，却窒息了传统的师道。鲁迅走进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先生，得到的熏陶与濡养，恐怕不是今天读任何重点小学所能达到的。只有在导师与研究生之间，还残留了师道存世的几寸薄土。严格意义的师门、师徒、师承与师道，都只有在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才能找到。本该带三五个研究生的，现在可以带三五十了。研究生成了研究生班，一个导师成了一群导师。与“大学教育高中化”相伴产生的是“研究生教育本科化”，这一“化”，化出了教育的现代化，也“化”掉了所有的师门、师徒、师承与师道。

　　当导师面对的是一群研究生，两年时间能干什么？当研究生面对的是一群导师，哪个导师肯对自己负责？研究生没有出息，哪个导师都无须对此负责；导师心不在“导”，哪个研究生也无奈其何。虽然这也有极个别师道沦丧的问题，但实在是研究生制度所致，怨不得导师，更怨不得研究生。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写于晚年，那时的陈寅恪，脚不能走，眼不能看，如果没有专职助教黄萱的操劳，无法想象会有《柳如是别传》。你能把陈寅恪与黄萱之间的关系表述为“支配”与“被支配”？你能指责陈寅恪是“老板”，能同情黄萱是“雇员”？要知道，黄萱可是非常珍惜她在陈寅恪身边工作的经历，而陈寅恪则给了黄萱“学术程度甚高”的嘉许。这种师生之谊，在今天的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怕只有神往的份了。

　　硬件不硬，软件太软，却一味扩招。把导师扩招成了“老板”，把研究生扩招成了“雇员”，再把劳资之间投诉、维权的一套，引入师生之间……呜呼，师道之不存也久矣，还有什么可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