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大学校长认为，研究生培养改革是未来几年的高校重点工作之一，并且研究生教育是非义务教育，收费是一个趋势。一些校长坦言，目前，工程硕士、MBA、EMBA等都是实行收费制度，且所占比例不低。因此，酝酿试点改革不是从零开始。北大虽然宣布九成新入学硕士研究生、100%的博士研究生将有机会获得奖学金，其中最低档三等奖学金正好可以冲抵学费，但一旦“全面收费”既成事实后，哪些专业奖学金可冲抵、哪些不冲抵；奖学金的覆盖范围和奖金额度何时作出调整，就必然“一切尽在掌握”。贫困学生缴不起学费怎么办？有没有完备的、制度性的救助体系？都是无法绕过去的问题。事实上，北大此次“奖学金冲抵学费”方案，就包含了大量“奖学金不覆盖范围”———“工商管理硕士、法律硕士、软件工程硕士、电子与通信工程硕士……”等等类别。

　　在缺乏有效竞争，不知培养成本为何物的情况下，即使一些专业的研究生获得的奖学金百分之百冲抵学费，也无法完全消除由于培养成本被人为抬高，而另一些专业成为大学的生钱工具的倾向。与此同时，即使是在奖学金完全冲抵学费的专业，也因为这个貌似高额实则学生拿不到的“奖学金”的存在，无形中抵消了校方在不收费状况下仍要承担的一份义务———保证研究生基本生活费用和完成研究的必要财力支持。

　　国外研究生收费存在两种基本的体制：一种如德国、法国，其研究生教育不收费，研究生相当于助教或者是导师的雇员，导师或者学校给研究生发工资，导师、学校和研究生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且导师对自己的研究生毕业后能否拿毕业证没有义务。另一种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是实施研究生收费的国家。其研究生教育都采取政府、学校和个人共同承担教育成本的财政多元化模式。英国研究生收费较低，大约每年700英镑。但其各项奖学金制度比较健全。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透露，研究生在港大读书期间，每年都可以拥有1.25万港币“收入”。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导师的科研基金，三分之二是当地政府资助。

　　因此，在资助体系近乎“空中楼阁”的情势下，全面推行研究生收费制度，不仅会使研究生教育成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赚钱机器，而且有可能全面扼杀国家和民族的研究和创新能力。香港一些大学近一两年来在大陆的招生实践表明，学费制度和奖学金制度对于人才的筛选作用是第一关键的。

　　而且，如果在不合适的时机选择收费制度，将使大量极具研究才能的人被高学费挡在门外，而且这种高学费的“恐吓效应”更值得关注———贫寒学子甚至在初中阶段就放弃了学习，走到高三或大四之门的已经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国内的研究生体制亟待改革，但核心应该是研究体制变革而不是急于向学生收费。我国目前科研力量的70%-80%，都在国家的大学和科研院所里，绝大部分科研经费和项目也来自国家，是典型的国家本位和权力本位。结果就像著名学者丘成桐教授所言“中国很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而“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

　　只有彻底改革科研领域的国家体制和权力本位，建立对研究成果彻底负责的体制，中国的国家创新能力和研究生教育才有希望。此时相关机构要考虑的，是如何以更好的待遇和奖学金来吸引科研人才，而不是如何从他们身上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