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并吁请政府对研究生教育发展及时实行“宏观调控”。调控其总量，调整其结构。

　　据武汉岩土所学位委员会主任白世伟介绍，目前中国在校博士生已达12.5万人，硕士研究生已超过100万人。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常规人才已近饱和。有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博士研究生培养总数已与美国持平，硕士研究生甚至超过了美国，这一切我们只不过用了20多年的时间。

　　事实上，目前硕士当本科用，博士当硕士用已属常态。而且硕博质量普遍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曾公开指出，现在博士不如硕士，硕士不如本科，考重点大学博士比考本科还容易。这表明，供需已经失衡，因此宏观调控势在必然。若任其发展，势必造成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投资的巨大浪费以及机会成本的损失。不调控或推迟调控只会增大社会成本。

　　但眼下“刹车”似乎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一定程度上已把研究生教育当做一种“谋利”的工具。导师带的研究生越多，在社会上的影响就越大，在学校的贡献也越大，因此获利的机会就越多，比如职称评定、奖金分配甚至分房等福利都会与此有关，因此，有的教授带的研究生甚至比其所教的本科生还多。

　　科研机构和高校也把研究生规模看得很重，因为有关部门确实把研究生规模当做科研实力或“研究型”大学的硬性指标在考核。所以，他们只有扩张规模的动力而没有裁减研究生数量的想法。尽管他们也知道某些专业市场不景气甚至早已过剩了，但他们还在开足马力培养。

　　因此，在市场竞争机制尚不能充分实现优胜劣汰的条件下，调控研究生培养总量和结构的使命只能落在政府肩上。笔者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必须下大决心来一次“宏观调控”，调整其增长方式，使其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在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原则，否则，弄不好则会出现大量“逆向选择”的闹剧，即该保留的专业反而“下课”了，而该“下课”的通过公关等手段反而能稳坐钓鱼台。

　　所以，白世伟委员关于今后对传统学科不再轻易增加培养点，重点解决新兴学科和前沿领域的设点布局的建议，不失为一条有价值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