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通大学进修研究生班一位化名“阿芳”的女学员自曝丑闻，将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聚焦于中国的研究生招生制度。

　　“阿芳”称，在二00五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前，她和北京交通大学的命题教授欧阳林发生性关系，得到了两套专业课试题和答案，其中包括该教授亲笔书写的论述题答案，但她最终因外语成绩过低落榜。

　　欧阳林对此的解释是，保存试题和答案“有疏漏”，但否认与女学员发生性关系。北京交通大学也随即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此事正在调查之中。

　　此事经媒体披露后，这几天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除了因为事件本身涉及“性”的内容而吸引了不少眼球外，人们议论更多的是研究生招生制度的问题。

　　按照中国研究生招生规程，尽管招生考试是“全国统一”，但除了外语、政治、数学等公共课是国家统一出题外，专业课则是由各招生单位自主命题、改卷和定分。实践中，这种规则往往变成“哪个教授招生哪个教授命题改卷”。

　　“考研女生称与教授性交易”的丑闻发生后，很多人自然而然地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招生过程中的“教授自主权”，认为这是滋生教授权力寻租的温床，并呼吁收回教授命题和阅卷的这块“自留地”。

　　但人们似乎忘了不久前沸沸扬扬的“陈丹青辞职风波”。陈丹青所批评的正是研究生招生考试和录取制度缺乏灵活性，过多地限制了导师的主动性与决策权，不利于招收到真正有潜力的学生。

　　研究生录取时，招生办公室虽然会给导师一定的选择性，比如招两名学生给四个考生的资料，但是这四个学生必须达到分数线。即使在这四个候选人中，如果导师决定录取第四名而不是第一名，也必须有“充分的理由”，甚至要写出书面的材料。陈丹青认为，这种严密防范的措施体现了对导师的极度不信任。

　　这句话在两个月前得到不少人的认同，但如果放在今天会显得异常滑稽。“考研女生称与教授性交易”的丑闻，使几乎所有人都对导师“极度不信任”。

　　这前后两件事，恰好反映出目前中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招生权过多地集中在教育主管部门手中，导师抱怨招收到的只是“考试机器”，而非真正具有培养价值和研究潜力的学生；另一方面，导师仅有的一点自主权都会滋生腐败，一旦扩大这种自主权，如何保证他们不会谋取私利？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考研女生称与教授性交易”一事，但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少人却已经认定这位教授泄密、和女生发生性关系。这种“想当然”之所以容易发生，是因为这些年一些学校在研究生招生中丑闻不断，相当一部分人对研究生招生的公信力产生怀疑。

　　当一个女生自述为考研和教授发生性交易后，人们宁肯信其有，而不肯信其无。作为学校必须扪心自问：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