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生的退学，其实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王垠的信，在清华校内校外都备受关注，在媒体上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王垠说，他准备“出国找个好老师，进行真正的研究”。恰好在这几天，哈佛有个博士生(按我们的说法也是硕博连读生)正找我讨论退学的事。她退学的原因很微观，是怀疑自己对所学专业的兴趣，是否大到要投入这么多年的寒窗苦读。

　　据她说，近十年里，哈佛的这个专业共招收中国学生五人，其中只有一个人彻底完成了学业。读这个专业非常辛苦，需要八至十年时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而就业的路子又非常窄，所以不是真正有兴趣又有毅力的人，根本坚持不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从她提供的信息里，我没有听出这些或退学或转学的学生中，有谁高屋建瓴地对哈佛的博士培养模式进行整体评判，各自都是一些微观的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选择。

　　说到博士生为导师打工，我又想起另一件事。2003年初夏我去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正赶上校园里举行罢工游行。传单、话筒、演讲、口号，非常热闹。校报也加盟进来，写社论、出专刊进行声援。

　　罢工的人是谁呢？正是那些博士生。他们除了读书之外，还当助教、做试验、搞研究，这都是各个大学的传统了。但是这一回他们觉醒了，认为自己其实就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不仅要求提高薪酬，还要同样享受其他教师的福利待遇。他们找这个期末考试的时间罢工，就是要让校方看看，没有他们监考和阅卷，学校的运转会不会瘫痪。

　　我仔细看了那个校报专刊，尽管慷慨激昂，引经据典，但也就是说了一个劳资纠纷。没有谁谈到教育方向等宏观问题，更没有人由此断言哥大乃至美国教育的失败。

　　而王垠却在清华校园里高喊:“我已经完全看透了中国教育的失败”，“中国教育已经成为埋没人才的祸首”，“我今天要对这个系统大声地说一声‘不！’”。

　　我举这两个例子来比较，并不是要说王垠狂妄(他是否狂妄并不重要)，而是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外国学生只能就事论事，中国学生王垠却可以由此(或者他的目的就是)宣称中国教育失败，并且得到公众的热烈响应？

　　我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教育本来就是失败的，谁都可以找个理由来骂它，而且骂了绝对不会错，不骂不足以平民愤。就像老百姓在民谣中对于贪官的极端愤怒的说法:“先杀后审判，绝对没冤案！”

　　中国高校的问题，并不是王垠这个学生该不该退学的问题，而是整体失去信任和尊敬的问题。两周前是今年的教师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了个调查作为节日礼物。调查结论说，教师在社会中地位尴尬。调查显示，公众对教师的尊敬程度随教育级别的提高而递减，最高为幼儿园教师，占30.0%，小学教师为25.2%，中学教师为23.7%，大学教师最低，为21.1%。教师不受尊敬的两个主要原因是:“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和“缺乏职业道德”。

　　其实这也是高校的声誉。无论陈丹青辞教、贺卫方罢招，还是王垠退学，每一次事件所引发的公众反响，其实都是上述调查数据的具象化而已。

　　在一个曾经尊称孔夫子为“圣人”的国度，高等教育是怎样失去人们的尊敬的？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上大学，文学理论课上，老师用的是五十年代编的教材，以简单的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古今所有文学作品。说实话，听这样的课，我觉得滑稽，连反驳它、宣布它失败的兴趣都没有，何谈尊敬！

　　现在的高校应该是进步多了，所以王垠才兴致勃勃地写了万言书。王垠的导师说，清华的博士培养模式和国外的大学差不多。这一点我不怀疑。但是，如果一个大学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严谨治学的精神，没有自由辩论的空间，无论模式和国外多么相似，甚至问题也和国外相同(如前文举例)，它仍然像旧时代中一个丧失贞操的妇女，谁都可以跳起来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