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贺的举动，殊途同归，本质一样———各以自己的方式对体制的“缺陷”发出了有声的抗议，不仅是通过语言，更通过具体的行动。不同的是，陈丹青的无奈成分居多，而贺卫方的举动，却是有意为之。作为一位知名的北大教授，作为一位颇有号召力的知识分子，贺卫方应当很清楚，他的做法注定会掀起波澜。

　　如何看待贺卫方的举动？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他有没有权利自己决定暂停招收硕士生；二是在价值层面，他这样做的合理性何在。

　　权利是相对于义务而言。贺卫方是北大法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但博导是一种资格，而非一种义务。作为博导，贺卫方有选择带研究生的权利，却无必须带的义务。作为法学院的一名教师，贺卫方理论上应当接受学院安排的教学任务，包括招收研究生———但学院在安排教学任务时，是否不能忘记一个前提，即贺卫方有选择任务的权利。比如，他选择只从事本科教学，而放弃从事研究生教学。

　　贺教授认为，“撒大网式的考试严重抑制了考试时应有的专业倾向”，这不仅对培养人才不利，也对学生不公平。应该承认，无论是陈丹青还是贺卫方指出的问题，都并不高深。问题之所以长期成为问题，而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旧体制本身往往充满了惯性和惰性。

　　制度从来不会完美，而只能走近完美。当教育体制中出现了贺卫方所认为的“不合理”的时候，一个负责任的教育者，理应对此作出批评。众所周知，在惯性面前，许多人是沉默的。而正因为众人的沉默，使得贺卫方的表现是如此的惹眼———表达与反思不满，毕竟是一个现代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无论你是知识精英，或是草根百姓。

　　当这起发生在大学校园的事件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的时候，当教育主管部门从一个教师的举动里，看到招生体制存在很大弊病的时候，贺卫方的公开声明，便体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从陈丹青辞职到贺卫方罢招，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其产生的价值也不单是在教育圈内。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对贺卫方表示由衷的敬意。

　　显然，贺卫方的罢招是为争取教授招生自主。但笔者担忧的是：在招生自主下，贺教授有足够的道德自律使用这种“自主”，但如果遇到欧阳之类的无良教授，“自主”就成了恶行的拐杖———可能这是贺卫方罢招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