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不满，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一怒之下宣布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此举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见诸媒体的评论普遍对贺教授“不与体制合作”的态度表示赞赏，并期待更多的教授不再做“沉默的羔羊”，站起来推动这种“不合作”启蒙，给现行教育体制以持续的冲击。

　　先有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愤然离开，现在有北大教授贺卫方毅然停招研究生，这两件事的矛头指向了同一个地方———研究生招考制度。作为一名研究生公共课教师，请恕我不能用“高贵”来赞扬他们“不与体制合作”的态度，更无法因为接连有名教授“不与体制合作”而感到欣喜。相反的，我感到的是一丝忧虑。

　　现行的研究生招生制度弊病丛生，人所共知。可是，采取“不与体制合作”的方式，愤然离去或者罢招，其结果又当如何呢？你走了，想来的人多的是，清华不愁没有名教授；你不招研究生了，想招的人也多的很，少一个贺卫方做研究生导师于北大毫发无损。而研究生招考体制，显然不会因为一两个名教授的“不合作”而有任何改变。

　　不合作，看上去是一种抗争或者超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逃避———逃避现行研究生招考体制的同时，也逃避了作为一名教授的责任。教授，尤其是名教授，是教师队伍中的精英分子。教授这个最高职称意味着，它应该承担更多的教书育人之责。名教授固然可以埋怨体制误人，可是干脆撂挑子，甩手不干，与其说是抛弃了体制，不如说是抛弃了学生。遭受损失的是学生而不是体制，这恐怕很难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其实，现行的研究生招生体制尽管存在很多弊端，但是至少目前，我们还找不到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体制来代替它，包括这些“不与体制合作”的名教授，也拿不出更为可行、弊端更少的办法来。这至少说明，改革和完善研究生招考制度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多方面（包括名教授们）共同努力。在我看来，一个人成长为名教授，原本就是体制内的人，面对不合理的体制，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想办法改变它，在教学实践中去矫正、去创新，去寻找合理的解决办法，提供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名教授虽然不是决策者，但名教授的巨大影响力可以影响决策者。虽然这种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没有这种影响，不合理的招考制度便会缺少改进的动力，迷失改进的方向。

　　我无意于指责陈丹青的离开和贺卫方的“罢招”，只是他们的做法让我高兴不起来，并且觉得撂挑子、甩手不干，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消极地逃避，不与体制合作，还是积极地想办法改进不合理体制，这确实是值得名教授们思量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