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斌 实习生 李福兰

北京某高校，4名工科研究生坐在一间实验室里，他们来自两个年级的两个专业，在两个半小时的访谈中，他们多次向记者抱怨：“这个研究生念得真没意思，读得太失败了。”

让他们如此痛苦和无奈的是“没有碰上一个好导师”。在一年半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其中的3人都在给被自己称为“老板”的导师做着与专业没有关系的项目。

今年6月即将毕业的张勤一提起导师，情绪就很激动，说着说着他猛地一拍大腿：“往事不堪回首，很郁闷很压抑，我都担心自己的心理被扭曲了。”因此他一再对自己强调，“千万不能变态”。

此时正是2月22日下午6时多，屋外寒风凛冽，在这间窄小而凌乱的实验室里，张勤闷闷不乐：“导师让我心寒。”

研究生做着高中生就能应付的“体力活”专业？等毕业后重新学吧

2003年9月入学的王克，研究生学习已经过半，他告诉记者：“剩下的日子也只能在痛苦中熬过，再苦也就一年多。”尽管学的是热门的应用技术专业，但王克认为自己未来的工作前景并不乐观，至于专业，“等毕业后重新再学吧”。

2004年7月，王克参加了导师的一个庞大的项目。他的任务是把在全国挑选出来的7000多所中小学校的相关情况由文字转化成一定的格式，然后录入数据库。“7000多个啊，当时脑袋全懵了，感觉要完成任务简直是遥遥无期”。

查阅资料、扫描、校对，按格式录入，这是本科学土木工程的王克的主要工作，他称之为“体力活”。“高中水平的人就能应付下来，与专业毫无关系”。一连3天，王克扫描了3000多页资料，眼睛花了，手也麻了。“刚开始，一天顶多能介绍完6所学校，现在最快也不到10所。”做了已经快半年的王克，完成的学校还不足200所。“每天几乎是一起床就呆在实验室，直到晚上睡觉，有时还要熬通宵。”尽管如此，王克的速度也无法快起来。但导师催得很紧，有时一周能接到他好几个电话。

按导师的要求，到今年10月，王克必须完成规定的任务。200多天内，要完成从200所到7000多所的跨越，王克即使不吃不喝不睡觉，利用所有的时间，也很难完成。“我想至少也得完成四五千所吧。”憨厚的王克担心，“没法向老板交差”。

记者问：“为什么不向导师说明一下实际困难？也许他不会让你干这么多。”王克苦笑了一声：“没用的，说不定还会让导师觉得你没有能力而看不起你。”

记者又问：“做这个项目有收获吗？”王克回答：“除了熟悉了这些学校的情况外，专业上一无所获。”

给导师打工月薪只有400元，连民工都不如

在这间实验室里，除了两台电脑之外，还铺有一张床，工作得太晚又太累的时候，赵文就睡在这里，以至一段时间里，他对自己几百米外的宿舍竟然都有点陌生了。和王克一样，他也在给自己的导师做着“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所不同的是，他已熬了两年多，6月就能毕业了。

赵文现在很累，一边给导师做项目，一边还得挤时间做毕业论文。去年论文开题时，因为对题目提不起一点兴趣，他找到导师想换题，导师漫不经心地说：“我手里只有这个项目，你不想做这个论文，那去找其他的导师吧。”

如今，导师想让他直接读博士，好继续做这个未完成的项目，但赵文已想得很明白：“我必须跳出这个火坑了。”

没什么休息日，有时还睡不好觉，但作为“老板”的导师一个月只给赵文400元。在“导师”面前，他觉得自己连民工都不如。

对于导师的苛刻，赵文以前心理一直很不平衡。但现在，他发现“好像大多数导师都一个样”。两年多来，赵文接触了校内外不少理工科专业的研究生，大都觉得读研很郁闷，能做自己感兴趣又与专业一致的项目的研究生，太少。

钱锐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他所在的研究所提倡将论文方向与项目结合起来。“如果结合不起来的话，就只能大部分时间做项目，另找时间做自己的东西。”钱锐说，“项目如果和专业一致，而且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话，多参加项目还是有好处的，否则就是纯粹地给老板打工。”

研三的钱锐入学时就参加了导师的3个项目，但他的运气不好，这些项目都已接近尾声，而导师又没有其他的项目。所以，这几年来，钱锐对项目的主要“贡献”就是“后续的维护工作，很琐碎，收获不大”。

　项目是维系师生关系的惟一纽带？

2004年2月，上海交大计算机系一位66岁的博导遭到9名研究生的“罢黜”，原因在于这9名研究生认为，导师让他们长期为他的公司做项目，而疏于对他们的学业进行指导，使得他们无法进行真正的研究。导师最终被更换。“我特别能够理解他们，如果读研的主要任务就是给老板干活，读研还有什么意义呢？”研究生张勤说，他非常渴望能够改变目前这种导师“压榨”学生的状况，“不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就真的完了。”在他眼里，导师和学生应该是平等的，“但由于导师能够决定你能不能毕业，我们有苦也不能诉”。

张勤曾试着将导师的情况向系主任说过一次，但没有一点用。“系主任肯定不愿得罪导师。”对于这个举动，张勤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好在导师不知道我在告他的状，不然我的日子会更糟”。

任东是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该校2003～2004年度的研究生科研奖励评选活动中，他的一位学生荣获一等奖，任教授因此获得优秀导师奖。

和几乎所有的导师一样，他目前承担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课题也需要研究生的参加，他告诉记者：“我的课题和学生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他还经常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参加一些大型的学术会议，并且让学生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的论文。学生外出开会都是坐飞机，费用都从他的科研经费里出。他还和学生不定期地举行学术沙龙，每次交流之后，任教授都会及时在电脑上记录下每个学生的情况，以便下一次能有针对性地指导。他奖励学生发表论文，奖金从1000元到1万元不等。

任教授说：“我希望在我的周围能形成一个古生物的学术研究圈。”

对任东这样的导师，赵文很向往。但他很失望地发现：项目，几乎成了维系自己和导师之间关系的惟一纽带。和导师一起，谈得最多的就是项目的进展。他的一位已经毕业的师兄在项目完成后，导师几个月内都没和他联系过。“导师让我对老师曾经有的亲切感和尊敬消失了，我只希望他能对我好一点，公平一点。”赵文说。

改变研究生对导师的人身依附导师应有所顾忌

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许纪霖教授是上个世纪8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在他的印象中，理工科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的现象当时就有了，但是不普遍。“1992年，中国进入市场化以后，老板成为一种尊称，不再有贬义，学生称导师为老板就开始普遍化了。”许纪霖说。

对这种称呼，很多导师欣然接受。称导师为老板，这是不是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关系的异化呢？许纪霖说：“这种称呼背后其实包含某种无奈。”

在他看来，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雇用与被雇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更可怕的是，“研究生除了自己的劳动力，连在学期间的自由也被卖掉了”。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许纪霖认为，关键在于改变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弱势的学生，永远在被选择而没有选择权。”为什么学生不敢向系里和学校反映那些问题？“就是因为有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如果改变这种关系，导师也就会有所顾忌。”

如何改变呢？许纪霖认为，要改变研究生一入校就被分配给某个导师带的做法，赋予学生理性选择导师的机会。“在一年或一年半的基础学习阶段，研究生应该属于整个学科而不是某个导师，在写论文的时候，才开始跟导师。”

对于学生帮导师打工之事，“关键问题在于学生干的是什么样的活，如果与研究方向有关，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能提高自己的科研和创新能力。”任东教授说，“如果是完全和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无关的课题，对于生活困难的学生来说，在节假日帮导师干一干，赚点钱来维持生活，也无可非议。”但任东强调，“大量占用学生的时间来干和研究方向无关的事，那只能导致学生对导师的敢怒不敢言，导致师生关系的紧张和异化。”

因此，他也主张实行双向选择。“研究生一年级不要分导师，让他们充分地了解导师的情况。那些经常利用学生当廉价劳动力的老师，在学生中的口碑肯定不好。研究水平和人品都不好的老师，在双向选择中就会被淘汰；同样，如果学生一入校就混日子，也会被淘汰。

（为保护学生，接受采访的4位研究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