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困苦，拼命读书写书挣学费

　　一位山东家长写信来，羡慕之余感慨，龙生龙，凤生凤，大学教授家条件好，孩子自然会成才。她不知道，实际上，孩子们上学的年代，正是金家生活最窘困的时期。

　　“文革”开始不久，时任中央党校团委书记的金春明就被当作“黑帮”揪出来，受不了频繁的批斗，这位做事严谨的教授怀揣安眠药产生自杀念头，幸亏被妻子及时制止。妻子也受到冲击，不谙世事的女儿受不了压力，要妈妈给自己改姓。

　　1969年，全家被下放到河南，一呆就是5年。上小学的双胞胎儿子甚至为在水坑里玩水而逃学。女儿金萤作为“知青”下乡，在农村养过猪。三年后，整个知青点只剩她一人。弟弟金煜说，如果“文革”结束再晚两年，姐姐十有八九就当农民了。金煜也赶上“文革”，高中才接受正规教育。“每年都去郊区农场学农，放鸭子就花去了几个月时间”，和农场师傅好到问他有没有对象，当时他不过15岁。

　　岳母、女儿和小儿子相继生病，加重了金家的经济困难，困难到买酱油都要算计，困难到早点两分钱的小菜也不舍得买，“家里孩子多，花销大，得争取每月存下十元八元。”金春明说。1965年岳母住院，双胞胎儿子刚两岁，出院时，不到100元的住院费都没钱交了。天无绝人之路，金春明收到的《历史教学》稿费救了急。

　　暑假开始了，青岛海洋大学里有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在帮校图书馆搬家，从一楼到五楼往返扛书。他就是金家大儿子金煜，为挣学费在打工。“他可能是大学生中第一批打工的”，母亲说。毕业前，他试探着问：“我要是考上研究生，家里能不能供得起？”妈妈心头一酸，说：“我们拼裤子当袄也要供你们”。儿子说：“有这话就够了”。金延也曾因经济原因，险些放弃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

　　工资加稿酬，解决了孩子们的大学学费。打倒“四人帮”后，金春明按中央指示、学校安排，牵头作文革史研究。他整天埋身书海到了拼命地步，除了要夺回十年失去的时光外，还有不为人知的理由：挣稿费给孩子上大学。有一年，光文章就发了几十篇。当他劳累过度病倒后，医生在他肺部查出肿瘤，开刀切除一叶肺，取掉了一根肋骨。

　　孩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化成终生拼搏进取的不竭动力。

　　书香熏陶，血液里流淌读书细胞

　　李振霞、金春明教授的家极为简朴，除了客厅的白色布艺沙发外，再没一件高档家具。门廊边陈列架上，图书节颁发的“学习型家庭标兵”的奖状是对这个家庭的最好定义。

　　在金萤眼里，妈妈是根标杆。年少时，那深夜灯光里的读书身影，让她温暖而感动。学习上稍有懈怠，她就会想起妈妈。“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和榜样，小孩眼里看见了，潜移默化，就成了终身的榜样和老师”，李振霞说。两岁多的小孙女卓安娜虽不识字，却也学大人，捧着书边走边念念有词，让人忍俊不禁。

　　“我们血液里流淌着爱读书的细胞”，大儿子金煜说。金家卧室里“顶天立地”的书柜里，摆满了图书。楼下10多平米的“家庭图书室”里，摆满了10大书柜图书。在他们三亚的家中，还有大量的哲学书，被当作宝贝珍藏。业余时间大人都在看书或报纸杂志，并向孩子推介。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李振霞在她的新书《母爱似水》中说，父母要替孩子一生如何建功立业考虑，一味满足孩子索取的爱，只是停留在母羊爱小羊的阶段。结果往往是孩子不理解父母，不知疼爱父母，不知生活艰辛，不能自己奋斗。

　　金侠12岁时，游泳摔破了头，缝了10多针，满头满脸缠着纱布，只剩下眼睛、鼻孔和嘴巴，还坐在床边看书。他在日记中写道，“最可贵的是眼前时光，这是惟一的真实快乐。未来美景的最佳保证，莫过于善用眼前光阴。”

　　高飞高飞再高飞，被女儿认为“爱做梦”的妈妈李振霞，充满了对孩子高高飞翔的向往，她也不掩饰对诺贝尔奖的向往。孩子们初中和小学并没有上重点学校，却牢记父母教诲，立志高远，因为“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1987年，妈妈在53岁生日宴上宣称，60岁要作国际大旅行，鼓励孩子考托福出国深造。孩子们从此知道了托福，走上留学之路。

　　板凳须坐十年冷。金教授夫妻一生勤勉治学，都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金春明先生是国内首位文革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其呕心沥血之作《文化大革命论析》，是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史研究的最早学术成果之一，引起国际关注。夫人李振霞教授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任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专业委员会会长。

　　“知命之年不算老，斑发志坚闯学关。攀登艰辛等闲视，互励共勉戏浪尖”。金春明20多年前的《赠霞》，至今被李振霞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