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些年来，忙里偷闲，相继借出差或旅游的机会，去一些高校闲逛过。这些高校，像一座座名山，或者一首首老歌，总有些能让你心动的地方。

北大的湖光塔影被人写得太多太多了，姑且不表；武大的珞珈山林壑清幽，芳草萋萋，若逢樱花灿烂的季节，门票都要卖到10块钱，不过这可害苦了没带学生证的学生或喜欢宁静的师生；湖南大学和湖南师大，则借助岳麓山、岳麓书院之瑰美和荫护，自成洞天。去年一个清晨游历其间时，见男生女生们捧书就读于爱晚亭上、小溪流旁，自是艳羡不已；而离我最近的中山大学，虽然至今不知道那些湖啊、亭啊叫什么名儿，但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坪就像海浪一样，一直在眼前漾啊漾的。

这些风景可有哪块属于我？还是都像公园里那块竖立的牌子：“游人止步”？

老话说得好，英雄莫问出处。这是从“问”的角度而言。但是，从“被问”的角度而言，真正的英雄也没必要避讳出处。刘玄德卖过草鞋，朱元璋当过和尚，高尔基卖过苦力，沈从文也就读过小学，这些并未使其形象受损，更未能阻止其建功立业或立言、立德。

很多人以拥有名声在外的大学母校，和遍布“江海”、“魏阙”的校友为荣，这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的确付出了很多，才取得了这样的“资格”。

而迄今为止，我是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母校的人。就像“铜头铁额”的孙猴子，无父无母，从石头中“刷”地蹦出。因为我一直是自学，至于成没成材则不能由自己说了算。若真要说母校，从我主观的角度来说，湖南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都可以勉强沾点边。因为我的中文自考专科和本科分别是由这两所学校主考的，毕业证上也盖有这两所学校的大印。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人家认不认我这个“后娘的崽”，还是另外一回事。

回想起来，我的求学经历是比较复杂、与众不同的，也可以说是特定年代、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个案”。当同龄人先后走进象牙塔，成为天之矫子时，我却像电脑游戏《风云》中的主角步惊云一样，为了生计和理念，在江湖上历练、躬行了10余年。期间，杀富济贫、出生入死、刀头舔血，自有另一番天地。

腾挪闪跳之余，走进中大时，我已经是成人了。而分管我们的，正是中大成人继续教育学院。


二

中大屹立在珠江和新港路之间，由孙中山先生一手创立，鲁迅等大师在此执教过。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世袭康乐公的谢灵运也曾被宋文帝“弃市”于此，故中大也有康乐园之称。

中大的文科大楼是去的最多的。一般是双休日清晨7点起床，像往常一样不吃早餐就匆匆搭上公交车。从正门直入100多米，就可以看见一幢写有“文科大楼”的建筑，那里就是我们中文自考生的“培训基地”。

中文刊授中心在四楼，当时有3、4位工作人员，成天忙着回答考生问题、卖教材、开辅导班。其中有一位50多岁的女老师，说话比较权威，后来才知道是这里的负责人。当时，为自考生拿学士学位“门槛”过高的问题，我专程采访过她和中大成人继续教育学院、省学位办、省高教厅自考办，并借机找她开了个“后门”，得以提前报了毕业论文，以两年最快的速度拿下了本科。

辅导班上课地点要么在文科大楼，要么在一教或三教，有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班、自考大专班、自考本科班。其中自考班分为几种：双休日班、考前班、全日制班。读全日制班，我倒觉得没必要。双休日班我也只去听了《中国通史》，当时觉得无甚新意，老想打瞌睡，后来干脆不去了，安心睡觉。考前班是尽量要去的，一天60块钱，多数情况下是由出题老师讲课。上课免不了是要划“重点”的，但很多必考科目是全国统一命题，划了也没用。间或有选修课，但划得范围很宽，远比本校的本科生内容多。因为省高教厅自考办“大大的狡猾”，事先设了个题库，临考前在好多套题里抽。讲课老师不可能知道抽到哪些题，只能题无大小一律“通扫”。当你将老师划的内容都掌握了时，其实那门课你已学得差不多了。自考讲究“宽进严出”，毕业率不到10%。所以，其基本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扎实的，也许比不上名牌学校的部分学生，但相对一般学校的部分学生来说，专业水准是不会逊色的。

来上课的大部分是在职的，有些人大清早从外地赶来，大夜晚赶回去，在车上就要消耗4、5个小时甚至更多，非常辛苦。我也是挤出时间来上课的，手机不敢关，好几次“铃铃”响起。其中一次，有人报料：某高校一位刚入校不久的女硕士研究生失踪。为了不影响学习，等到傍晚下课后，我才带着实习生风尘仆仆赶往事发高校，找失踪者同学、老师采访，然后回去赶稿交稿，回家时已经深夜。

上课时，中午时间短不方便回去休息。一般是先去校外拥挤的麦当劳买个套餐，一手掂着汉堡包，一手拿着可乐，边喝边踱到学校。在学校的大草坪上随便找个地方，就吃开了。完事后，嘴一抹，靠着大树就打起了盹。草坪成了芬芳的床。

毕业论文是在黄文杰副教授的指导下做的，题目是《报刊中的错别字分析》。当时，对学术并无太多的感觉，之拣了这个汉语题目，是觉得自己在报社，搜集材料方便。那时，像一个专门罚款的市容卫生人员，每当在报纸上发现一个错别字，就好象看到一个人往地上吐了一口痰，高兴得很。本地几份大报的错别字可被我挑出不少，当然挑得最多的，还是自己任职的报纸。因为评报栏上有现成的“刺”，它们都是校对、读者或采编人员挑好的。

毕业论文答辩那天，大礼堂内全部坐满了人。校领导高声说，从此，你们就是中大的毕业生，是中大人了！


三

毕业后，与中大的缘分并未就此终止。

出于工作的关系，从1997年开始，几届中大中文、哲学、历史、人类学的本科生，都有跟我和同事们实习过的。一声声的“老师”，让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受宠若惊。其中有一位是中文系的“才女”，不过据说当时傍了大款，但并不幸福。还有一位女生的“事迹”被同事弄上了头版头条，说是实习期间发表了近10万字的新闻，毕业时被很多单位争抢。其实，那些新闻除极少量是她采写的外，大多数是我们记者替她加的名字而已。谁的人缘好、谁勤快，谁发的文章就多，早成了心知肚明的事实。这些实习生，有的后来成了同事和朋友，也有的和“老师”演变为“师生恋”，甚至“登堂入室”成为夫妻。当然，也不乏充当了“第三者”的角色，爱得死去活来，传得沸沸扬扬。

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还是就此打住，言归正传吧。否则，会有损无冕之王的光辉形象和大学女生的淑女形象。

两年后我考研。当初首选中大，招生简章、试卷买好了，教材买了一部分，导师——全国第一个女文学博士艾晓明也联系上了。她看了我毛遂自荐的材料后，并未嫌弃我的自考经历，而是将我划为“优秀考生”的行列，除了谈及一些注意事项和重点书目外，还将一位刚毕业的得意门生的电话告诉我，说与师兄的沟通可能比与老师沟通更有利。可惜枉费了她一片好心，我最后还是另择枝桠了。

在中大上过一次政治考研辅导班，上课的都是本校老师。那时候林代昭、岳华亭等“名师”都还没在广州安营扎寨，所以也没什么选择和比较的。那次我陆续听了5天课，然后苦读了10天，总共以15天的时间攻克了政治。第二年，我上了“林大师”等人的课，他们信誓旦旦地押题，让我信心大足，发誓要考上70分。结果，教育部学生司“老奸巨滑”，“大师”们大题一道也没押中，幸亏我看书是“通扫”型的，才混了个及格。

最难忘的是两次在中大参加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大第一教学楼前人山人海，厕所也排起了长龙。我早晨、中午临考前，都是在一教前面的草坪上看书看笔记。临阵磨枪，其实效果还是有一些的。看累了，报纸一摊，把身体铺平在草地上，用书盖住眼睛，小憩一会。去年政治开考前，一个男生看了最后一眼政治书，然后把它往天上一抛，接着跳起来一脚将它踢飞，动作煞是潇洒。我冲他一笑，他也笑了。

今年考试时，我看见一个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双腿残疾的考生，拄着拐棍一步步艰难往台阶上走，那矮小的身影让我感到一种力量；一位毕业于北大的曾经的同事，意外地出现在同一考场；我带过的一位中大的实习生，在另一考场奋笔疾书；考完外语时出得校门时，忽见一位女子冲我打招呼，原来是就职于政府机关的通讯员，旁边站着的是前来陪考的老公。她白天工作整整八个小时，为了考试，只得每天凌晨一点钟睡觉，六点多起床……

考研有时是天堂，有时也是地狱。


四

中大的草坪一直清香如初。

去年中秋，一位中大的朋友发了张贺卡给我，上书：“月圆之夜，中大的草坪上，会否有一盏灯笼为你盛开？”其实，所谓灯笼，也就是拿个红桶，装些水，把蜡烛置于其中。一个接一个，一片连一片，远远看去，整个草坪上全是“红灯笼”、“红桔子”。当然，这种盛况，是我根据别人的描述想象的，因为自己一直无缘领略。

但研究生院和永芳堂是要常光顾的，因为代报名就在那里进行。永芳堂几乎可以用“巍峨”两个字形容：高高的阶梯，高高的大门，雄浑的结构，复旦的相辉堂和它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很多年级的毕业照就是在这里照的。堂右侧，是研究生院；堂远处，是草坪；堂前面，是一组黑黝黝的雕像。传言此处原是一片坟地，造这么多雕像，是为了“镇鬼”。这不知是真是假的传言，将“神”和“偶像”存在于此的意义，统统给消解了。一直没仔细看那些雕像，今年四月陪研友加网友恍惚去中大闲逛时，才挨个好好看过。边看边猜，终于一一对上了号：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魏源、黄兴等等，个个来头不小，“镇鬼”想必是不成问题的。

中大也常有热闹之时。前些日子，中大77、78级毕业生回校参加毕业20周年庆祝。其中有8位以上的市级领导和一系列的商界人士，但学者陈平原却成了最受人瞩目的人物，不少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报纸上登出了他提供的照片：毕业前夕与同学坐在中大草坪上，背后是夕惺亭。不知平原君当初是否也挚爱那块草坪？

中大见证并参与了我的成长。中大中文是全国重点学科，其学术水准怎样，我不敢妄加评论。客观地说，在中南五省，她应该是最好的。即使在全国，排在前10名也应该不成问题。不过很遗憾，在年轻的时候，我和大多数学生一样，并未能体会到学术的精深和思维的乐趣。我们匆匆地掠过一座座宝山，而所得无几。这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毫不讳言，中大中文的教材除少数能称得上精品外，有不少是粗制滥造的：黄纸封皮，纸张低劣，错别字多，没有书号，几无美感和深度可言，而定价并不低，我当时戏称它们为“非法出版物”。这些“非法出版物”，很难让人享受到学习的乐趣。老师们的讲课由于“功利性”色彩强了点，最后能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多。好些老师的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

虽然毕业证上有中大的红印，虽然中大自考生属于中大成人继续教育学院分管，可我知道，始终有一种“隔膜”横亘在中间，缺乏“同一”的感觉。我从未认为自己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大人，当然，别人也不这么认为。记得今年3月，想去中大报考六级，电话里的女声说：“本校的应届生或往届生可以报名。”我心存侥幸地问：“自考的行吗？”一个冷冰冰的回答扔了过来：“不行！”

这种尴尬并不是我独有的。北京大学成教院署名“阳光”的学生，在前几期《中国大学生》杂志头条位置发表的一篇文章上“郁闷”地说：北大和北大的学生并不完全“认同”他们，他们也怀疑自己的“身份”和当初的选择。或许，这就是“边缘人”的尴尬。

而一些普通高校的学生也有着这种尴尬，不敢轻易将学校名示人。一些名牌学校以“老大”自居，轻视甚至排斥“他者”。如前些年，一位考研者考了清华大学某专业第一名，因“出身”不好，结果还是被刷。在其他学校，也或多或少存在这种歧视。
“边缘人”一定需要别人来认同吗？名与实究竟哪个更重要？我们的“母校”在何方？

值得庆幸的是，总还有那么一些名校、名师能够海纳百川不捐细流，能够兼容并包不问出处。拿曾经替我查分的老教授郭汝嵩的话说就是：“欢迎一切志士仁人。宽容、大度！这边风景，气氛独好！”

我从此将拥有平生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母校。有这样的母校，夫复何求？

而中大中文，据说今年硕士招生50人，但保送的名额占了一半，公费指标几乎被用完。绝大部分考进去的学生，都将面临自费。全国不少高校，情况类似。

只是依然难忘记，中大草坪上，曾经仰面而憩的身影。那时，大地就是我的本源，天空是我的栖所，而草地则是一个承载自由梦想的场，记载着一个行者的歌声与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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