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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的关系两岸问题篇一
;2009年11月13日登场的“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中,两岸学者首度有机会就两岸政治军事问题进行“二轨对话”。尽管研讨会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但此次研讨会中的开创性观点引起的共鸣依然不断。其中,大陆学者刘国深教授就两岸关系提出的“球体国家理论”很有创意,在岛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令人感触颇多。
一、兼顾主权统一与政治分歧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代表中国的政治象征;第二,曾经代表整个中国的“中华民国”尽管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内战中被取代,但“中华民国”体制或者“中华民国”架构依然存在于台湾,并在特定场合代表中国。①而且由于60年来特殊的政治社会化历程,“中华民国”作为政治符号已经成为岛内相当部分民众的认同对象和感情归属。尽管两岸双方在这个问题依然有些保留,但是这是当前双方都无法否认的政治现实。这也是两岸关系政治定位以及两岸和平发展必须要面对的事实。用刘国深教授“球体国家理论”话语体系来描述,即是指在国际主权星系中,其他国家的球体都是一个颜色,只有中国比较特殊,是由两种颜色组成。但两种颜色并没有改变同一个球体的事实。
事实上,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争夺的是中国的执政权和领导权,均无意改变中国主权的完整统一。国民党带着“中华民国”体制到台湾之后,两岸之间斗争焦点逐渐由争夺对中国内部的主导权转为争夺对外的“合法代表权”,因为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根基的稳固,中国国民党的“反攻大陆”只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神话而已。可是,出于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台湾当局又必须把“中国合法代表权”这件大衣穿在其瘦小得多的身躯之上。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两岸均反对国际上的双重承认即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即便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台湾当局的“独台”倾向也是源于两岸合法代表权的争夺。因为随着大陆的迅速崛起,台湾在合法代表权争夺战上是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一些政治人物希望通过把台湾拔高到“国家”的地位,以寻求同大陆对等的谈判地位。尽管这并不影响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但一个球体的某一部分试图隆起为一个单一的“球体”,违反了国际法这一主权球体的运行规则,其结果将是引发行星运行的震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之间的多次危机即是源于此。
综上所述,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是很切合于两岸的政治现实,不仅坚持了两岸主权统一的原则,也兼顾两岸的现实政治分歧。
二、推动两岸共同治理
长久以来,对两岸来说,其实就只有“台湾问题”或者“大陆问题”,并没有两岸关系问题。而“台湾问题”或者“大陆问题”的实质就是国共内战延续的问题,也就是国家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的问题。③ 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两岸政治军事对峙形势的缓和,随着两岸当局逐步开放两岸民众之间的往来,两岸关系问题也就开始浮出台面。因为两岸民众之间的往来,遍布大陆的台商,给两岸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纠纷、法律争议、跨境犯罪等一系列的问题。两岸关系问题就是在两岸统一条件尚不具备、对峙不可取的特定背景下,如何协调相互关系、如何促进和平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民间组织或者民间企业之间协商解决。但两岸关系问题的处理,两岸关系的治理,如果没有两岸公权力部门的合作与默契,是很难有进展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分别在两岸成立的“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宗旨就是要通过这种半官方性质的协商来解决“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民间性”的问题。但“两会协商”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磕磕碰碰告诉我们,民间组织的角色功能是有边界的,即便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两会”亦是如此。事实上,两岸之间民间社会活力的充分发挥有赖于两岸公权力部门之间的谅解和默契。尽管马英九团队上台以来,两岸“两会”协商的气氛很是融洽,但是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也是当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是,如果两岸的公权力部门要坐下来谈的话,就涉及到身份问题,也就是两岸关系政治定位问题。在现有的主权观念下,在中国大陆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主权领土唯一合法代表的大背景下,两岸公权力部门合作是高难度的。如果台湾当局愿意跟大陆政府坐下来谈判的话,将直接危及台湾当局的统治合法性。因而,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台湾当局以及台湾社会才会有“两国论”、“一边一国”的诱惑,因为台湾当局希望能够把自己拔高到“国家”的地位,以寻求获得与大陆对等的谈判地位。这种状况也即是刘国深教授“球体国家理论”指出的“隆起”或者“逸出”。但在现有国际关系格局下,一旦台湾当局违背国际法试图“隆起”为单一的球体,那么除了引起中国主权这个球体的震荡,也会引发周边地区的震荡。
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为当前的这种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选择。“球体国家理论”事实上也就是要在坚持两岸同属于一个球体的事实之上(两岸主权统一的事实),尊重两岸在特定历史中形成的不同颜色,尊重台湾当局追求对内合法性的现实需要,给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体制适当的身份,甚至在特定场合以适当的方式赋予对方代表中国社会部分民众的权利、利益和需要。这个主张既符合一个中国原则,又使当前两岸和平发展框架亦即两岸共同治理的权威性规制能够建立起来。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国际法框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我们当然要严格遵守。但是现有的国际法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我们不应该让这些观念来束缚我们两岸人民追求统一,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障碍。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是在两岸实现完全统一的条件尚未具备的背景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对两岸关系问题提出这种虽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案。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本质上就是两岸由经济整合、文化融合逐步过渡到政治整合的过程。依据功能主义整合理论,整合主体如果试图稳步推进经济整合,并推动“功能性外溢”(functional spillover)和“政治性外溢”(political spillover),即由经济整合推动整合主体在其他领域甚至政治领域的整合,那么,整合主体的政治精英必须在政治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谅解或者共识。④ 因而,当前实现两岸完全统一的条件尚未具备的背景下,两岸双方应该在两岸关系政治定位问题上达成虽不完美但都可接受的谅解,共同建构两岸共同治理的权威性规制,从而为两岸经济文化整合提供政治默契。事实上,这也是推动两岸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必然选择。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⑤ 一方面,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是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利益机制”。⑥ 离开了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利益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充其量仅是政治口号而已,无法成为两岸关系的运行机制。而两岸的文化交流不仅可以消除过去8年民进党当局推动的“文化台独”的恶劣影响,也可以“为整体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奠定文化的基础”⑦。另一方面,两岸经济文化整合为两岸和平发展乃至最终的和平统一提供现实的路径:两岸经由经济整合、文化融合,推动两岸之间的政治整合,最终实现两岸完全统一。
治整合,并最终实现两岸完全统一。
三、增强大陆主导权
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两岸关系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平发展成为了两岸关系的主题。和平发展不仅是大陆和国民党的共识,事实上民进党也并不反对。尽管两岸三方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高度的共识,但两岸三方支持两岸和平发展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不一样的。就大陆而言,两岸和平发展仅仅是两岸完全统一的条件尚未具备背景下的一种过渡状态,最终是要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国民党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张,强调的是“不统、不独、不武”,要求维持台海和平现状。至于台湾未来前途的选项可以是和平统一、永久维持和平现状,也可以是和平分裂。但是民进党对此的主张也是相当明确,即两岸和平发展的前途就是要和平分裂。因此,这也涉及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导权问题。既然两岸三方的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出发点不同,那么,为了保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前进,大陆就必须牢牢把握两岸和平发展的主导权。
主导权的掌握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因素——强大的实力和一套有竞争力的和平发展论述。大陆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两岸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经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差别。事实上,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当局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上个世纪90年代“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也备受质疑,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台湾当局和社会对两岸实力对比失去信心。因而,大陆掌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导权是有雄厚实力基础作为保证的。但是,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还需要一套强有力的论述。尽管当前两岸之间互动的气氛融洽,但两岸和平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很值得关注。
自从30年前,“反攻大陆”等两岸论述破产之后,台湾岛内就一直缺乏一套能够跟民进党的本土论述进行竞争的两岸论述,从而使民进党获得垄断性的论述地位。结果是,连一向有统一追求的国民党也不再敢提两岸的统一和整合,甚至把追求两岸统一的过去当成一种原罪。例如,在刚刚结束的“两岸一甲子”研讨会上,竟然有不少蓝营学者主张应该尽量淡化“一个中国”。⑧ 即便是积极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马英九团队也是用“台湾能够从中得到多少好处”的逻辑来论证和平发展的合法性。从长远来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仅能够给台湾带来巨额的经济利益,而且有助于提升台湾相对于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竞争力。但是,整体的经济利益并不等于所有台湾人的经济利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给台湾社会带来了好处,也肯定会给台湾社会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肯定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总是有周期的,不可能永远处于扩张或者上升阶段。因而,这也隐含着一种可能,即岛内不希望看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力借助台湾民众的失望或不满情绪,阻碍或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稳步推进的步伐。尤为关键的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两岸更加紧密的经贸文化交流,并不必然地导致台湾民众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同感的增进。因而,大陆需要有一套强有力的两岸和平发展论述与岛内的“台独”论述和本土论述进行竞争,争取更广大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增进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从而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稳步前进。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岛内以及海外学者提出了几十种解决两岸问题的模式或者理论,例如“中华共同体”、“欧盟模式”、“屋顶理论”、“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以及“德国模式”等。这些模式无一例外地从台湾的当局的角度出发,要求大陆认可两岸已经实质分裂为“中华民国”或者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主权实体”,以此作为发展两岸关系,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这些模式提出的前提已经严重违背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不利于大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导权的掌握,也不可能成为有效指导两岸推动和平发展的理论模式。
与这些模式相比,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则更符合两岸的政治现实,更具有可行性。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台湾地区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基本维持不变,享有高度自治的地位。而且大陆不会派军入驻,台湾将享有香港和澳门都无法相比的外事权。尽管由于台湾方面对“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错误解读、两岸之间社会资本容量严重不足以及部分岛内“台独”势力的刻意丑化,“一国两制”构想在争取台湾民众支持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并不影响其可行性和合理性。
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事实上就是依据“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从当前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出发,对建构两岸和平发展论述进行一种有益的学术探索。尽管“球体国家理论”的内容有待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但是这代表着大陆学者试图依照“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建构两岸和平发展论述的努力。这种努力对于大陆建构一个能够与岛内本土论述进行有力竞争的论述主张,增强大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导权掌握是有很有意义的。
四、结论
尽管刘国深教授的“球体国家理论”的内容框架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但“球体国家理论”作为大陆学者根据“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对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论述和两岸政治定位的探索,对于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论述,对于推动两岸关系通过经济文化整合,对于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前进,都是很有帮助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注释:
① 刘国深:《两岸政治僵局的概念性解析》,《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一期,第3页。
② 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ldhd/2008-12/31/。
③ ⑥王建民:《关于建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架构问题的几点讨论》,《亚非纵横》,2009年第1期,第45页、48页。
④ 周叶中、祝捷:《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内涵——基于整合理论的思考》,《时代法学》,2009年第1期。
⑤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7页。
⑦刘国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课题浅析》,《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四期,第5页。
⑧详细资料请见:http:///?id=3827&cid=1034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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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就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共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
到了1960年5月24日，经过毛泽东的审定，周恩来又提出了“一纲四目”的方针。“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之后，大陆对台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大陆对台工作基本上是以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主导方针的，台海局势一度趋向缓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的社论，社论提出“解放台湾省，把美帝国主义从台湾省赶出去，使在美蒋反动统治下过着痛苦生活的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怀抱，完成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这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省，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一定要把美国侵略者从台湾省赶出去。”又重提了已经多年未提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这篇社论是文革开始后中共对台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
在文革发生以前，大陆的对台工作主要依靠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和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来开展。文革开始后，中共党内负责对台工作的主要领导干部罗瑞卿、杨尚昆、徐冰、孔原、罗青长等被打倒或受到冲击，中共统战部门被污蔑为“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复辟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被污蔑为“特务据点”，中共广大统战工作干部也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在红卫兵的冲击下，全国政协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机关于1966年8月相继停止办公。与台湾各方面人士联系较多，在海峡两岸之间起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的各级领导人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严重冲击，有的民主人士甚至被迫害致死。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在海峡两岸均有着重要影响力和很高知名度的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李宗仁、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在文革初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些“左”的错误做法，使担负大陆对台工作的主要机构陷入瘫痪，相关工作人员无法开展工作，有关人士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大陆的对台工作基本停顿，海峡两岸之间的联系中断。
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直接波及台湾，但也在台湾岛内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国民党当局又借机发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大陆民众和台湾民众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给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加了许多障碍。
在20世纪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以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意识到“军事反攻大陆”的计划难以实现，被迫进行政策调整。1958年10月23日，蒋介石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公报发表，宣布台湾国民党当局原则上放弃武力反攻大陆，将“反攻大陆”的口号改为“光复大陆”。12月24日，蒋介石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光复大陆”要“以主义为主，以军事为辅，以宪法作为反攻武器，随时掌握中共动态以策进对案。”这标志着国民党大陆政策的重大调整，由过去的“军事反攻大陆”改为“政治光复大陆”。
196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全”大会进一步提出了“反攻复国总体战”，指出“反共斗争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不仅仅限于一时的军事作战，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而国民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军事”，开展对大陆的所谓“政治作战”。这标志着国民党正式调整大陆政策，决定将大规模的军事对抗转为局部范围的军事对峙。
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调整虽然是迫于国际形势和岛内形势而做出的，所谓政治光复大陆的政策实质上没有放弃其反共立场，但客观上减少了与大陆直接的、激烈的军事冲突，在实际中与大陆方面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共同促使海峡两岸关系趋向缓和。
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现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在文革初期，大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一度中断，1971年9月间，江青说，香山碧云寺那个地方实在太好了，可惜被孙中山这个“牛鬼蛇神”给占了。9月9日，江青竟然下令封闭了北京香山碧云寺内的孙中山纪念堂。在文革初期的混乱中，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的住宅被红卫兵包围冲击，1965年7月才刚刚归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夫妇亦险遭红卫兵的冲击。浙江奉化蒋介石母亲的陵墓和蒋介石前妻毛福梅的陵墓在文革初期也遭到红卫兵的破坏。许多与台湾方面有关系的人士，包括在大陆的台胞、台属等，均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一些原本已被特赦、已经妥善安排工作的原国民党战犯也被当成“国民党残余势力”而受到冲击，有的被迫害致死。
人。10日，蒋介石又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指责红卫兵“盲动乱斗”，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与行动”，并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声称要“以保卫其民族正气的历史文化，大义凛然的坚决行动来拯救大陆同胞自任”。10月21日，蒋介石在对“第十四届华侨节”的书面致词中，鼓动广大华侨“发扬民族精神，为维护传统文化，作最大之努力”，并“一致声讨”大陆的文革“罪行”，同时提出对大陆进行经济制裁，要广大华侨“处处抵制，人人力行，以扩大经济制裁之影响。”国民党当局还下令将蒋介石的文告以热气球空飘大陆，国民党设在金门、马祖的广’播电台也对福建等地加强广播，台军设在“前线”的喊话站则直接向对岸展开喊话。
1967年，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于当年7月28日成立了由蒋介石亲任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动委员会”。1968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国父诞辰暨文化复兴节纪念大会”上致词时提出，“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三民主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乃为伦理、民主、科学之发皇，亦即为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
蒋介石和台湾当局一再把“复兴中华文化”、“解救大陆同胞”和其“反攻复国大业”联系起来，当然有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但不容忽视的是，大陆文革初期种种“左”的错误做法，确实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疑虑和普通台湾民众的恐慌。
对于大陆文革初期的政治动乱局面，台湾当局一度感到十分紧张，命令台军“注意大陆‘红卫兵’的发展和动向”，并随时关注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后来发现中共无意攻台，便转而幸灾乐祸。国民党元老谷正纲撰文称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这一年中“引起举世瞩目注视的重大事件”，反映出中共政权“真正已濒山穷水尽的绝境，面临分崩离析的噩运”，并断言文革将“埋葬共产主义”。蒋介石在1970年的“元旦文告”中评论大陆的政局，称中共虽已召开“九大”，但政治秩序依然混乱，“军队火并，工农互斗，青年劳改……实已使它本身造成了‘土崩瓦解’的绝症末路”。
1972年6月，蒋经国接任台湾当局“行政院长”，掌握了台湾的军政实权。此时大陆文革已进入后期，中共开始调整对台政策，采取各种方式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但文革发生以来两岸之间互信全无，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一些善意举动也一概视为“统战阴谋”。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他对内推行“革新保台”的政策，多次公开表示拒绝与中共谈判和接触。
在大陆经济严重衰退和台湾经济高速增长的双重作用下，海峡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拉大，也使部分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产生隔膜，甚至不愿与大陆统一，这就为后来“台独”活动的猖獗提供了条件。直到今天，大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逐渐缩小了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差距，但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可以说，造成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是文化大革命对海峡两岸关系最严重、最深远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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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后，台湾当局非常焦虑，生怕什么事不能站到美国阵营中，甚至连美国为首的西方污蔑新疆“强迫劳动”都要掺和。这一切表明，他们面对越来越向前头的统一进程十分痛苦。这也恰恰说明，我国已经进入统一台湾的进程中了，在两三年前就已经如此，现在统一进程正在稳步推进。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二、统一台湾的“积极”因素
1、中美国力平衡不久将来发生逆转
两岸没能统一的本质是中美实力存在差距，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权衡统一时机和所付出的代价美国遏制的影响正在减少，所以中美国力平衡不久将来发生逆转。
2、欧美联合、日本蠢蠢欲动催化国内统一
以日本为例，安倍最大目的是修宪，在国内需要民众支持，在国际上需要美国支持。
3、台湾当局玩火
美台签署建立“海岸警卫队工作小组”谅解备忘录，其直接后果就是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
问答时刻
三、如何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1、坚定的理想信念
2、真挚的人民情怀
人民至上论、人民幸福论
3、高度的文化自信
4、无畏的担当精神
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管党治党、美好世界
最后，希望同学们通过这次微讲堂，能对两岸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两岸的关系两岸问题篇四
;在世界地图上，中国就像一只报晓东方的雄鸡而一个梭型的岛屿守护在东海、南海和太平洋交界处的粼粼波光中，它就是台湾岛。这座中国第一大岛屿，与祖国大陆命相连、情相依，在历史上历经被割让和被殖民的屈辱，加之内战结束后岛内当局的拒统政策，以及国际反华势力的干涉，致使两岸至今没有统一，从而产生倍受瞩目的“台湾问题”、“两岸关系”。犹记，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美，在会见华侨华人时，一句“这一湾浅浅的海峡，是我们最大的国殇，最深的乡愁”，令人动容。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人常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过去的60年中，两岸经历了太多太多，这一幕幕已成为历史。回眸历史，回望凝聚在这60年中那些不容忘记的片段，我们应更加珍惜如今两岸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
紧张·对峙
1949新中国成立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中共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5月19日，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的陈诚颁布《戒严令》，自5月20日零时起实行全省戒严，从此台湾开始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时期。同月26日，蒋介石抵达台湾。6月1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设立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2月7日，国民党宣布“政府”迁至台北。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设台北办公，从此海峡两岸自台湾光复后再度隔绝。23日，美国国务院特别令28号《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承认，“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一部分。”1949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明确提出，1950年的任务包括解放台湾。由此这一口号也成为日后中共对台工作方针的主要表述内容。
1950两岸隔绝
1950年，可以说是两岸关系历史的关键一年。1月间解放军在福建集二野、三野各一部约50万兵员，征集民工民船，准备一举解放台湾。3月1日，蒋介石于台北“复职”时宣称，“反共到底的决心不变”，并于4月13日公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5月，国民党军队从海南岛、舟山群岛全面撤退。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同时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两岸关系纳入东西方冷战结构，进入长期对峙的状态。28日，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驳斥杜鲁门声明，斥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台湾省。并于9月16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及秘书长，要求派遣代表参加关于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讨论。
1951～1957中国立场
1951年9月8日，由美国一手策划与操纵的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召开，蓄意把中国政府排斥在外，又拒绝当时美国承认为“中国政府”的台湾当局与会的要求；会上所签订的对日和约仅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西沙群岛一切权利，而故意不明确将台湾归还中国。
自此《旧金山合约》长期以来被“台独”分子视为“台湾地位未定”的法理基础。1954年9月2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一切“中立化”台湾和制造所谓“台湾独立国”的主张都是企图割裂中国的领土，奴役台湾的中国人民，使美国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这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同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与蒋当局在华盛顿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纳入美国军事占领和军事战略要地。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所谓“美台共同防御协定”是卖国的、非法的条约，是无效的。宣告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干涉。
1955年1月25日至28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授权美国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的紧急决议，以武装力量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收回领土，完成中国统一。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此后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在不同场合进一步伐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
1958金门炮战
1958年2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指出，国际上有些人蓄意散布“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居民不是汉族的谬论，主张台湾进行所谓公民投票，实行所谓台湾自治，乃至对台湾进行托管，替美国炮制“两个中国”的阴谋开辟道路。制造这些谬论企图使台湾脱离祖国的种种阴谋是永远不能实现的。8月19日，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宣布，为抗议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断决与国际奥委员的联系，退出国际篮联、田联、足联和举重、摔跤、射击等单项联合会。8月23日17点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开始了长达60天的炮战对峙，这一战役既是当时两岸激烈军事对峙的顶点，也是转向长期军事对峙的起点，同时也是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一次军事示威。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斥责杜勒斯的侵略行径，指出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放这些地区，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人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20日，外交部长陈毅发表声明，驳斥美国所谓“停火主张，指出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的关键，不是什么”停火”问题，而是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区的问题。10月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重申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战火应当停止，“这就需要谈判”。
1959～1970联合国之争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竭力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入60年代，中国在联合目的代表权问题成为两岸关系的焦点。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召开，蒋当局友邦国 改变策略，不再使用缓议案，而是依据联大《宪章》第18条第2项的规定提出重要问题案，即任何有关代表权争执的议案应视为重要问题，以到会投票的会员国三分之二的多数决定。1961年，联大1 668号文件决议通过了“中国有两个当局主张联合国组织中的代表权问题列为重大问题讨论”。1 965年9月19日，蒋经国以“国防部长”身份访美，并于22日与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会谈后发表声明，双方将依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密切合作。
1971～1977新中国重返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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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金秋，特别有意思。先是“山竹”的到来让我们好好放了一个假，接着是中秋，国庆尾随其后。疲惫的人们，总会在假日摆脱工作的束缚，或拖儿带女出去旅游，或扶老携幼回到家乡。这时，街道上不觉间总会多几分热闹和匆忙。
国庆那天，母亲早早就张罗起来，收拾行李，带我们穿梭于茫茫“车”海之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抵达了逢简水乡。随着蜿蜒曲折的小径深入，我们渐渐告别了车马的喧嚣，两旁的老屋也仿佛浸在了古色古香之中。远远望去，一座双层小木阁楼上一枝独秀。天台上的葡萄藤紧紧缠绕在一起，枝叶繁茂，铺满整个葡萄架，在它下面乘凉，无比惬意。高悬在门前的牌匾使它看起来更像古代的客栈，不知哪位英雄豪杰曾在里头煮酒。
渐渐深入，就可以听到人流声了。那场面用“人声鼎沸”形容毫不夸张——小贩们的吆喝声与小河流水声夹杂在一起，更增加了几分小镇节日的喧闹，令人隔着墙也能想到那边热闹的场景，我不禁加快了脚步。
只见河水把道路一分为二，两座古老的石拱桥便成了两岸来往的唯一通道。
岸上的人流熙熙攘攘，路旁的商贩吆喝着，摆弄着自己的商品，行人走走停停。欢乐地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像是赶集一样。要是亲眼见到这种景象，你就会更加吃惊的，因为它如同把你置身于古代之中，立刻渲染了一种厚重的年代感。木锤响亮的声音使人听了就馋——卖麦芽糖儿的来了。这些心灵手巧的“艺术家”，把一大块金黄而又粘牙的糖挑上来，只用几根木棒，便能把它做成各种形状，如“二龙戏珠”，“龙凤呈祥”等。无论是口感还是制作工艺，麦芽糖都深深吸引着我。
我拉着父亲挑了一块最大的麦芽糖，又喊着母亲去看李公祠。我以前一直想知道“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中提及的祠堂是什么样的，现在我终于可以大饱眼福了。我冲进去，却差点摔了一跤——我没有注意到那门槛，吃了个闷头亏。那门槛约有我的膝盖那么高。我听父亲说，这门槛是很重要的。
在古时，门槛象征门神，它能把一切不吉利的事物都拦在门外——祥林嫂捐门槛也是为了祈福，洗脱“厄运”。
房子是四合院式的，由几根粗大的木头支撑着横梁，两边的厢房供人观赏。而中间的客厅便成了祠堂，一大块空地上堆满了鞭炮屑，一口香炉冒出紫烟，仿佛在向游客讲述主人昔日的辉煌。
走出祠堂，路边的各式各样的玩意儿又吸引了我的目光。有帆船的模型，滚铁环，竹蜻蜓等，特别是那航模，那是我一心想要的。
除了这玩意，这里的小吃也是非常著名的，以出现时间最早的麦芽糖为代表，接着是姜撞奶，老婆饼，双皮奶，以及常见的早餐肠粉，都是这里的名小吃。
水乡两岸的人群中，涌动着一种欢快而又热闹的气息。假日间，与其穿梭在拥挤的城市中，不如行走于乡间，感受乡村另一番淳朴与热情。
两岸的关系两岸问题篇六
;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之后，大陆对台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大陆对台工作基本上是以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主导方针的，台海局势一度趋向缓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的社论，社论提出“解放台湾省，把美帝国主义从台湾省赶出去，使在美蒋反动统治下过着痛苦生活的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怀抱，完成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这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省，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一定要把美国侵略者从台湾省赶出去。”又重提了已经多年未提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这篇社论是“文革”开始后中共对台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
1968年lo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也提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也改变了过去赞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1969年4月，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九大上作报告时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
在红卫兵的冲击下,全国政协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机关于1966年8月相继停止办公。与台湾各方面人士联系较多、在海峡两岸之间起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的各级领导人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严重冲击，有的民主人士甚至被迫害致死。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在海峡两岸均有着重要影响力和很高知名度的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李宗仁、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在“文革”初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些“左”的错误做法,使担负大陆对台工作的主要机构陷入瘫痪,相关工作人员无法开展工作,有关人士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大陆的对台工作基本停顿,海峡两岸之间的联系中断。
蒋介石由“复兴中华文化”到“光复大陆”梦想
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现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在“文革”初期广泛开展的“破四旧”运动,一时间在台湾岛内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1966年10月10日的《联合报》以整版刊登了一组由该报记者集体执笔的文章,以“中国历史文化的空前浩劫”为总标题,分别介绍了“文革”发生以来北京、南京、广州、武汉、杭州等地文物古迹遭到破坏的情况,并称中共“驱使红卫兵来彻底地摧毁中国固有文化,正是他们一贯的作风”。
国民党当局则借大陆“文革”之机加紧反共活动，企图实现其“光复大陆”的梦想。1966年lo月9日，蒋介石发表“告中共党人书”，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将“凡是有知识、有思想、过去有功绩、有贡献的共党干部和一般党员团员，藉此来整肃清除”，让“红卫兵”成为共产党的接班人。10日，蒋介石又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指责红卫兵“盲动乱斗”，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与行动”，并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声称要“以保卫其民族正气的历史文化，大义凛然的坚决行动来拯救大陆同胞自任”。国民党当局还下令将蒋介石的文告以热气球空飘大陆，国民党设在金门、马祖的广播电台也对福建等地加强广播，台军设在“前线”的喊话站则直接向对岸展开喊话。
1967年，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于当年7月28日成立了由蒋介石亲任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动委员会”。
对于大陆“文革”初期的政治动乱局面，台湾当局一度感到十分紧张，命令台军“注意大陆‘红卫兵’的发展和动向”，并随时关注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后来发现中共无意攻台，便转而幸灾乐祸。国民党元老谷正纲撰文称“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这一年中“引起举世瞩目注视的重大事件”，反映出中共政权“真正已濒山穷水尽的绝境，面临分崩离析的噩运”，并断言“文革”将“埋葬共产主义”。蒋介石在1970年的“元旦文告”中评论大陆的政局，称中共虽已召开“九大”，但政治秩序依然混乱，“军队火并，工农互斗，青年劳改……实已使它本身造成了‘土崩瓦解’的绝症末路”。
1972年6月,蒋经国接任台湾当局“行政院长”,掌握了台湾的军政实权。此时大陆“文革”已进入后期，中共开始调整对台政策,采取各种方式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但“文革”发生以来两岸之间互信全无,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一些善意举动也一概视为“统战阴谋”。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他对内推行“革新保台”的政策,多次公开表示拒绝与中共谈判和接触。
（摘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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