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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包法利夫人经典书评 包法利夫人的评价篇一
——《圣经•约伯记》2:7-9
这一个坐在炉灰中用瓦片抓挠毒疮的形象，代表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眼前没有幸福做凭借，我们为什么活动?为什么生存呢?这便是艾玛•包法利——一个心高气傲的农家小妇人所面对的问题，也是福楼拜所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尽管人们总是乐于对福氏作品中的客观性大做文章，但实际上，如毛姆所言，作家其实并没有完全排除其个性。在这个问题上也并不需要吹毛求疵地做过度分析，我们只需看到，福楼拜的朋友建议他去写写德拉马尔的故事，福氏闻之大喜，几乎将整个故事全盘照搬，但主角却换成了德拉马尔那个放荡的妻子，这种选择本身就证明了福楼拜的主观性。)只不过确如读者所观察到的，作家在小说中隐藏得很深，所以我们还是从艾玛谈起吧!
艾玛•包法利是《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的唯一主人公，这并非是因为小说的名字是这么叫的，也不是因为小说主要写了这个女人堕落的故事，这个放荡的女人成为小说主人公的原因在于，她是小说中唯一感到痛苦的人，唯一对上面所提到的那个问题真正有所感的人。因其教育，因其心性，她是有一股要向上的精神力量的。就像于连始终记得“我不能和仆人一起吃饭”一样，艾玛也始终不愿意接受自己只是个农夫的女儿——作为一个女人，她也有自己的仗要打;只有于连和马蒂尔德对侯爵府上的无聊聚会感到厌倦，而彼拉神甫——“一个地地道道的暴发户”却认为那是无上的荣幸;只有艾玛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单调的晚餐感到乏味和不可忍受，夏尔——“一个低等生物”却沉浸在幸福中而吃得津津有味。在福楼拜看来，是痛苦让我们得以感受自身的存在，“仿佛一种永不离身的诅咒，将我们扔还给我们”，“人生阶段，你越上得高，神经官能也越增长。这就是说，受苦的官能。”可以说，能够“感受痛苦”是一个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群众”是缺乏这种感受力的，那是“一群不需要艺术的蠕蠕而动的生物”;或是资产者们，有一套折中的哲学，巧妙地将物质和精神，臀和爱加以调和，将痛苦扔还给痛苦，自己则深埋进世俗的浪潮里。所以，不管艾玛是怎样的“堕落”，她却是书中唯一生活着的人，唯一的hero(主角、英雄)。
艾玛的丈夫，夏尔•包法利，用李健吾先生的话说，“一个纯粹的下等动物!他没有更高的需要，而且非常容易满足。”他确实深爱着艾玛，但是那又如何?这是一个看两页书就会睡着的男人，自己没有痛苦，也感受不到妻子的痛苦，因而没有办法带给艾玛一丝一毫来自精神方面的，超脱于物质的灵感和鼓励。“像一枚钱的两面，在一起，却永不相合”，他的那种温润无言的爱好像透明的琥珀，而艾玛，便是被固定在其中的蜜蜂。她怎么能不恨他?从这个角度说，艾玛的出轨，相对于安娜的背叛，占有了我更多的同情，就像艾玛自己的独白：“即使他有一百万给我，我也不原谅他认识我!”小说中，牧师布尔尼贤，消防队长比内，是两个几乎跟夏尔同一层次的人，前者是一个同样不知精神生活为何物的低等生物(而他却是作为“精神导师”出现在小说中的，因而无可避免的“加重了艾玛堕落的力量”)，后者则在可吃可吃的机床声中旋掉了所有的烦恼。
艾玛的第一个情夫莱昂，在精神层面上比丈夫夏尔更近一步，但他本质上是个布尔乔亚，绝非装模作样的吟诗弄月所能掩盖。也不知是他仅仅分有艾玛的浪漫情怀还是他对于自己的欺哄并不如艾玛那般彻底，第一次，他是厌倦了柏拉图式的“无果的爱情”——要知道难得的恰是那种精神之爱的维系，一旦堕入男女之爱，便属于物质的胜利。然而纯粹的精神生活，却是“实惠的”资产者们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离开艾玛，去了巴黎。第二次，他是看到了与艾玛的暧昧关系定会损害他的前程，于是向老板保证不再与艾玛纠缠。可是你看他是多么的不坚定!“每个公证人身上都残留着诗人的浪漫气质”，这种浪漫，像身上没有冲干净的肥皂液，既不够洗掉他资产者的污垢，又湿滑得让他没办法穿上衣服像他的老东家吉诺曼先生那样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总之，他还是个“新手”，对于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的冲突，他处理得太不熟练，他自然没有完全倒向一极的魄力;但作为未来的资产者，他的“调和”功力也远远不够。
相比之下，风月高手罗道尔夫就娴熟很多了，自然也更加无情。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者——福楼拜最厌恶的一群人。“怎样的半性格，怎样的半意志，怎样的半热情。”他是那样的懂得生活，可以将自己的“两半”——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需要，融合得极好而不露痕迹，因此他少了莱昂表面上的摇摆和懦弱，从内心多了一丝冷酷的淡定——所谓被小学生踏过的操场，不留一丝痕迹。你看他怎样一眼看穿了艾玛(其实是看穿了艾玛的精神需要)，决定用她来满足自己爱情的需求;又在自己的自由岌岌可危之时将她一脚蹬开。其实罗道尔夫并不想分手，他只是将生活和爱情“分得太开”，因此便不能忍受艾玛的全面入侵。你只要看看这群人对艺术的态度就是了：需要，但也仅仅限于装点门面而已。难道一个人可以凭借做诗写小说过活吗?全是扯淡!
如此看来，艾玛确是整本小说中唯一的反抗者——不妥协、不调和，就那么直直地冲出去;如同李健吾先生的评论：“艾玛便是福氏，无形中分有他浪漫的教育、对物欲的要求，对现世的厌憎，对理想的憧憬”。也惟其如此，她才占有了福楼拜最多的同情。只是她的方式错了。她追求“奇遇”和“变化”。“夏尔第一次来贝尔托的时候，她正自以为看破了一切，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但是她急于改变现状，也许带来的刺激是这个男人的出现，这就足以使她相信：她到底得到了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而在这以前，爱情仿佛是一只玫瑰色的大鸟，只在充满诗意的万里长空的灿烂光辉中飞翔”她四次睡在不同的地方，便自然地以为生活也应该因此而不同。她那么着急地去寻求改变，甚至都来不及看清对方;英俊的子爵只是一个象征，她其实从来没有认清过他的脸。所以，不是她的“悲剧性格”窃取了她的幸福，而是这种不停地追求变化的人生也就同时意味着求到了也不会保守，于是每一次的得到便是失去，成功便是失败。
回忆是往后的重复，被回忆之物已然存在，而真正的重复是向前的回忆。
希望是一件亮闪闪的新外套，上过浆，硬邦邦的，但没有人试穿过，人们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儿，合不合身。回忆是一件扔掉的旧外套，已经穿小了，无论多么漂亮，它不合身。重复是一件毁不了的外套，它恰好合身，既不紧绷也不松垮。希望是一位从指间滑落的动人少女，回忆是一位漂亮的老妇，她绝不能令人当下满意;重复是一位心爱的妻子，从不会令人厌倦。
----克尔凯郭尔《重复》
这是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重复》中的一段话，大意告诉我们生活的常态是重复。这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重复，是人类无法在现实中的摆脱的。那些试图变重复为创新的人们，如所谓的旅行者和爱情探险者，也只是在表面形式上的花哨，实质依然是重复的——旅行者的范式是到一个新地方、欣赏美景与风土人情、到下一个地方;花花公子的范式是寻找目标、情欲的吸引再到彼此厌倦。因此，若要摆脱重复，只有进入希望或回忆的领地。所以克尔凯郭尔给出的面对重复的方法是“镇定自若，于重复中欣然自得。”这便是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她也是个瞎子，看不到自己不断求变的人生其实只是某种模式的不断重复而已。
过去我们可能过多地去注意福氏在形式上的现代主义先驱作用了，其实他的现代性深埋在其思想深处。福氏是个唯物主义者，纯粹的唯物会导向虚无;从小长在父亲的医院里，他亲眼目睹虚无的胜利：“不到一年，虫吃尽了尸首，于是化为灰烬，化为虚无;虚无，这就是一切的余留”这绝不是浪漫主义表面的伤感，而是直达内心的深处的悲观：“人生就是同虚无的一场永战。它每时每刻都在占有你。再没有比掉一颗牙更让我感到幻灭的了。”是需要哲学的时候了。既有战斗，就要应战，既然虚无来自对物质的占领与胜利，那么战胜它的不二法门便是跳出物质的困惑，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便出现了：我们有一个沉重的肉体，逃不脱物质的条例;虽然精神无法全然驾驭物质的马车，物质却时时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一个人的灵魂。福氏说：“我不满意，但是我逃不脱。”因唯物导向虚无，导向“不自由”的宿命观。“全福的假设，比起永生的苦难的假设更加残酷，因为我们命里注定了达不到。”于是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如果我们眼前没有幸福做凭借，我们为什么活动?为什么生存呢?上帝与撒旦打赌试探约伯，约伯虽不知道上帝与魔鬼的契约，但却始终坚信上帝的公义，唯其坚信，才有不解，才会痛苦地要求上帝做出解释;把约伯对神的信仰去掉，没有坚信，因此也无不解，生命本该如此，同样淡然，这是内心深处的悲观，骨子里的骄傲，便是福楼拜，便是福楼拜眼中的英雄。不要试图去调节矛盾，因为身体和头脑的满足绝没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一切的调和都是资产阶级庸俗的自欺欺人;也不要试图去抵抗，因为人本来就是不自由的，任何动作归根一无所成而粉身碎骨。当于连和拉斯蒂涅还秉承黑格尔的传统试图和这个世界拼一拼的时候，福氏已经通过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要重复，要无为而为。“我已经不再(想望)光荣、未来、呐喊，我什么也不相信，我怀疑一切，而且有什么要紧?和一个黑奴一样，我已经安心做一辈子工，不再想望什么报酬。这不过是个疮，我抓挠抓挠而已。”19世纪后期，上帝死了，约伯也失掉了信仰。
“我过着人世最资产最隐晦的生活，我希望我死在我的角落里。没有一件过不去的工作，也没有一行过不去的文章留作别人申斥的把柄。我既不在别人身上分心，也不叫别人在我身上分心。”我们要记得，福氏笔下的女主人公，除了艾玛，还有一个叫全福的女仆，有一颗简单的心，一股坚韧的忍耐力，让人感动地直要流泪。
“一道青烟上来，进了全福的屋子。她伸出鼻孔吸着，有一种神秘的快感;她随后闭住眼皮，微笑着。她的心一回跳得比一回慢，每回都更模糊了，更柔和了，好像一道泉水干涸，一片回声散开。她呼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恍惚在天空分开的地方，看见一只巨大的鹦鹉，在她的头上飞翔。”
包法利夫人经典书评 包法利夫人的评价篇二
福楼拜生于1821年，他的父亲当时是rouen区一位非常有名望的大夫，是市立医院的负责人。他们一家人就住在医院昏暗的住宿区，福楼拜童年的记忆中少不了鲜血和死亡。在他和妹妹玩耍的花园墙后就是尸体解剖室，他和妹妹常偷看父亲工作。
因为福楼拜是小儿子，所以他被安排去学习法律，虽然他自己对法律并没有兴趣。但是在1844年他23岁的时候，他们一系列家庭灾难的第一场开始了，福楼拜开始有精神失常的反映，惊厥、抽搐、幻视、幻听、昏迷、呆滞、持续得疲劳等等症状。看似羊癫疯，却一直没能确诊，但这足够让他远离法律学校，不受任何干扰的享受康复的时光，做他想做的事情：写作和体验生活。
一年之后，在1845年，他亲爱的妹妹结婚了，在福楼拜眼里，他的妹夫就是一个“平庸的典范”，他同龄人中最蠢的类型。
1845年11月的时候，福楼拜的父亲由于腿部脓肿病倒了，在被病痛折磨了数周之后，死于坏疽。仅仅六天之后，福楼拜的妹妹生了一个女孩，但是她得了产褥热病死于六周后。
由于他父亲和妹妹的非正常死亡，他哥哥结婚搬家，剩下二十五岁的福楼拜成了这个悲剧家庭的男主人。母亲和儿子，在失去两个重要的亲人之后，现在同妹妹的女儿住在一起。福楼拜成年的主要时间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与普通的家庭相似，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
1849年，悲剧之后隔了一段时间，福楼拜去近东地区旅行了十八个月。他从埃及写的信详细描绘了神殿和妓院。那神圣与淫秽荒诞的搭配深得他心。这个旅行让他花掉了很大一部分他刚得到的遗产，并且得了梅毒。
1851年他回到法国之后便开始写《包法利夫人》这本书了，他跟他朋友们保证这本书将得到“雷鸣般的掌声”。而这书也的确成了他的代表作。
福楼拜选择了非英雄的、平庸的、乡镇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为他的课题。他仔细聆听他的阶级的人的谈话。他精确得模仿那些医生、律师、记者和神父的虚浮的词汇、家长式的陈词滥调。事实上他从小时候就开始用仿佛鉴赏家的耳朵来听这些谈话。他甚至将一些经典的对话记录在一个本子上，并给这个本子起了个名字叫“庸见字典”(the dictionary of received ideas)。他记录下来不同的声音，空开场合或者私密空间的，医学科学浪漫或者宗教的。
福楼拜与波德莱尔、马克思、艾略特是同代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试图摆脱他的阶级，实际上他一直待在家里，有些别扭有些讽刺的仿佛一个小市民中的贵族。
他觉得他并没有必要跟中产阶级公开宣战。1851年那堂吉诃德式的革命给了人们无限的勇气希望和力量。但对于福楼拜来说，很明显，并没有一个比现在的世界更完美的世界。看看法国过去六十年的历史，1789年和1848年的两场革命都增强了中产阶级的力量，但实际上也没有改变什么。逃避的方式是做白日梦，如波德莱尔说的人工天堂：酒、大麻、鸦片、淫乱、无政府主义、浮华、东方。福楼拜都尝试过了，但是最终还是回了家。拜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福楼拜来说，更好的方式不是公开反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是长篇大论的说教，而是从内部挫伤他们的优越感。
所以在这篇小说里，他选了最无聊最没有悬念的故事。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丈夫是平庸但是满足的，妻子是厌倦但是美丽的。她要浪漫爱情，并找了情人，最终由于负债和绝望而自杀。为了更精彩得叙述这个简单的故事，福楼拜发明了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将欲望、情感和讽刺融合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疏离甚至琐碎得单调语境。他想要避免的那种流畅的文字风格，不去迎合中产阶级被他的前辈司各特、巴尔扎克、乔治桑、雨果等培养出来的阅读习惯。
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运用的表达手法在之后变得很有影响力。尽管这种方式在开始有很强烈的个人特质，但是后来现实主义小说往往都运用了类似的手段。现在我们看这种方式觉得非常熟悉，他的确有现代性。无论是左拉、契科夫、乔伊斯、卡夫卡、萨特或加缪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了他的门徒。
福楼拜教了什么?
首先，他将对话尽可能减少。人物没有长篇大论的演说，于是“不可说”的便被聚焦。书里也没有所谓“讲故事”的人。只有不知从何发出的声音，几乎仿佛是某个人物的声音。那些平凡的日常用品被精心描绘：乡村教堂的灰尘味、教室里污浊却温暖的空气、一家人吃饭的声音、女士优雅的靴子上半干的泥土的质感等等。
福楼拜天生是流畅优秀的作家，但是这本书他写了五年。他过分挑剔得如同强迫症患者一样一遍遍一句句重写，每天十六个小时，直到每个单词听起来都是准确和必须的。当时(今日更甚)，在一个便宜和粗糙的小说被批量制造批量生产的时代，这本《包法利夫人》简直就是一个工艺品，文学奢侈品，所有的细节都经过精雕细刻。福楼拜的母亲说，不断寻找最完美的词汇让她的儿子心力憔悴。
《包法利夫人》的副标题是moeurs de province，也就是“外省风俗(小镇生活)”实际上也是为了突出巴黎和法国其他地方的区别。当时人认为巴黎人是高级并骄傲的一类人，他们高雅、受过教育但自命不凡、肤浅、乖戾。而外省人则被认为是完全相反的一种人，没有教养、心胸狭隘、贪得无厌、小肚鸡肠、假道学、伪善并且八卦。在福楼拜之前，1830年到1840年间，巴尔扎克塑造起来很多这些形象，而福楼拜则巩固了它。这种传统的巴黎和外省的对比贯穿了福楼拜小说的设计。
这本小说写于1850年，在法国是火车运行的第一个世纪。火车加快了人、物和信息的流通，乡村受到了外来的冲击，过去的小范围经济正在逐渐改变。在法国的北方尤其明显。但是尽管福楼拜写作《包法利夫人》的时候乡村正在经历巨大的改变，但是他选择描写一个远离时代浪潮的地方，描写那个旧时代的最后时光。他通过对细节的描写给故事镶上“过去”的画框，那些俗语和真真假假的地名，增添了区域性和偏远感。形成了一个指向消减的独具特色地方普通生活的姿态。
『关于丈夫』
小说的第一个镜头是学校教室，新来了一个带着丑陋帽子的男孩。他还没穿上学校制服，那时候的学生制服都是军队式样的。他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小市民，在开始，小市民仅代表一种着装。当他被问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没说清楚，charles bovary听起来像是charbovari。他别扭的名字让他在一开始就成了同学们嘲笑的对象，他们大叫着charbovari-charbovari边跺脚，整个教室轰隆隆作响。
charivari最初指的是农民在新婚夫妇窗下敲打的一种粗俗的音乐，嘲笑一场不合适的婚姻。后来这个词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对不受欢迎的人的嘲讽。后来在巴黎有一本杂志就是这个名字，le charivari，福楼拜小时候很喜欢看。
charles那个怪异的帽子可以追溯福楼拜十二岁的时候看到的那本杂志上的一个漫画插图。文中的怪帽子的含义也就是在语境里。那真是够怪的帽子，它打破了当时做一个能代表男性社会地位的好产品的所有规范，用的是奇怪的兽皮拼凑而成的，形状和颜色让人觉得它是可以食用的。我们可以想到其他书里形容将军勇士的帽子和盔甲，总是用绚丽的描述象征代表了佩戴者的威严，而在这里这个可笑的帽子作为小市民的隐喻，象征了一个愚人。
开始的时候叙述者是charles小学同学的口气，仿佛在多年之后回想起当年的那个片段。但是很快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更宽泛的叙述，回到更早以前，我们看到charles父母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看到charles在乡村的童年，那个教他读书的神父，他妈妈对他的期望，然后越过小学校的时光我们看到他学习医学，看到他母亲劝他娶了一个有钱的寡妇。在这第一章的最后，charles已经是一个村庄的医生，但是却被他媳妇牢牢控制住。
这开篇的一章运用了短篇小说叙述的节奏感，人生演变的经历在我们面前展开。但是我们已经有了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那个怪帽子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消失了再也不被提到了?charles是不是真的很蠢?他蠢不蠢有关系吗?这本小说到底要说谁的故事?这个男人也太让人提不起兴趣了。
福楼拜演奏序曲一般展现了一种文化的形成。我们跟着charles了解了一个中产阶级的成长经历。我们看到了那漫长的学习时代，在父亲神父老师和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和生活，我们看到他努力阅读和书写并试图去理解那个印刷品充斥的世界。我们知道福楼拜本人小时候被认为是弱智，因为他阅读很慢而且经常是在张着嘴巴冥想。但是他在最后关头由于疾病而摆脱了学院学习。charles并不更聪明，他是典型的糊涂的、平庸的、无能的、漠不关心的机械的思维。他磕磕碰碰得完成了学业，沉闷无趣得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房子和一场婚姻。
直到charles见到了emma，那个有钱的农民病人的女儿，才出现了第一个真实性的镜头。我们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emma，在那个农屋的厨房里，在门边在窗边。我们看到emma的服饰，她的手指，她的头发和嘴唇。我们听到了她的声音。
文中很少有对话，只是些简单的问答。我们注意到书里的角色并不告诉对方自己真实的想法。于是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到底知道多少。所有的虚构都很“正常”，我们知道“谁”，知道“哪里”，知道“什么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却始终没有得到解答。但是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这个问题，而是随着叙述从主人公的导向性的谈话到故事的背景声音叙述之间穿梭前进。这种有一种难以表述的却是系统的模棱两可的构造。故事叙述的古怪特点又是相互关联的，不管是少量的对话、叙述的不确定性、语言本身的权威感都融合在一起形成整体的不协调而独特的阅读体验。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实际上是讲emma的小说却从charles的童年讲起，而在emma死后，作者又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说charles是怎样跌入低谷。丈夫的故事镶在妻子的故事之外。或许是因为妻子的从属地位?从文字本身把女性放在一个围困和被控的地位?或者是嘲讽男性的社会地位?还是仅仅是被动反射了男性社会的影响。我们只能继续揣度。
我们知道福楼拜终生未娶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他对成为丈夫和父亲还有夫妻之爱都极其反感。在他大哥结婚那段时间他写的信中充满了对新婚夫妇尖酸的嘲笑。他对于他心爱的妹妹的择偶也是非常不开心。他对于他好朋友的婚姻同样不满。“我将失去”他写道，“又一个我爱的人。”当他的情人，louise colet表示想跟他稳定下来的时候，他也是非常不快。
福楼拜认为丈夫的父亲都是平庸的暴君，而他这个阶级的女性却显得更活跃，比他们的丈夫不那么墨守成规。他曾为在早年，对elisa schlesinger，一个平庸的丈夫的有风度又迷人的妻子，非常着迷。(文章属于转载，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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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经典书评 包法利夫人的评价篇三
《包法利夫人》从一八五一年开始写作，一八五七年问世，故事背景放在七月王朝，但更主要是展示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画面。如果说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真实地描绘了法国七月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深刻地反映了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那么福楼拜所刻画的，便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社会风貌。也许不能说福楼拜从宏观上把握住了整个时代，但他无疑抓住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法国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英雄年代过去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也已平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庸的时代。目光深邃的思想家、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在生活中奋力拼搏的斗士，仿佛都一齐销声匿迹，而今活动在生活舞台上的，只剩下一群群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浪漫主义激情已成过去，现存的只是鄙陋、可厌的实际生活。“路易-菲力浦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①一个平庸的作家很可能认为，从资产者的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们的作品不能不求助于杜撰的故事和离奇的情节，福楼拜却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作者怎样叙述、描写和处理。他以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以对资产者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否定作为他创作的基本主题。《包法利夫人》所揭示的矛盾，正是浪漫主义的追求和庸俗鄙陋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一个农家的女儿，在修道院受过贵族化的教育，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第一个情人是个道德败坏的乡绅，第二个情人是个自私怯懦的见习生。她的偷情没给她带来幸福，倒给投机商人造成了可趁之机，使她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债积如山，无法偿还，丈夫的薄产早已被她挥霍净尽，情人又不肯伸出救援之手，她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服毒自杀。
一个女人因负债和爱情绝望而自杀，类似的故事在许多时代都发生过，也不知有多少小说家描写过，何以到了福楼拜笔下便引起轩然大波，蒙上“败坏道德、诽谤宗教”的罪名，问题显然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作者以貌似冷漠的态度，非常“客观”地揭示了酿成这一悲剧的前因后果。他非但没有对女主人公作道德上的判决，反而以无比的说服力陈述了社会所不能推卸的责任。爱玛是一个失足的女人，但作者并不简单化地把她描写成一个坏女人。她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坏秉性，而生活却无可挽回地把她推向深渊。首先是她父母异想天开，让她去修道院受大家闺秀的教育，害得这个乡村少女整天向往贵族社会的“风雅”生活。浪漫主义文学的薰陶，灌给她满脑子诗情画意，什么风啊，树林啊，月下小艇、林中夜莺啊，什么勇敢如狮、温柔如羔羊的骑士啊，这一套思想感情和现实生活相隔十万八千里，她那个生活圈子里的人们，每天来来去去，为衣食奔忙，满不在乎地往道旁吐痰，津津有味地喝肉汤，她和这些人没有共同语言。她父亲怜惜她，不忍心让她在田庄上操劳，她整天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和钟摆一样单调：没有什么可学习，没有什么可感受，于是她期待着爱情。就在这时候，包法利出现了。在庄稼人眼里，医生算是相当有身分的人，何况他还治好了鲁俄老爹的腿，可见很有学问。爱玛于是成了医生太太。然而她所期待的爱情并没有到来。包法利医生既无雄心，又无才干，举止无风度可言，谈吐和人行道一样平板;再说他既不会游泳，又不会耍剑、放枪，和爱玛心目中的骑士完全不沾边。俄毕萨尔的舞会，在她生活中“凿了一个洞眼”，让她窥见了荣华富贵，从此她更加受不了乡镇生活的小器、平庸。舞会上那位风度翩翩的子爵，被她理想化了，变成一种甜蜜的憧憬。她把小说书上描写的当作现实，而把环绕着她的现实当成恶梦，她在幻想中生活，时刻期待意外事件的降临，就象遭难的水手，想在远处雾气笼罩的天边发现一叶白帆。失望之余，更觉生活不堪忍受。谁也不理解她的苦闷和抑郁，只道她神经有些毛病。
她也曾努力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发狠逃避了莱昂的追求，事后却又懊恼不已。她想求助于宗教，而那位以“灵魂的医生”自诩的本堂神甫却对灵魂的疾病一无所知，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有了温饱，就该心满意足了。爱玛终于明白，她不能指望从神甫那儿获得任何启示或帮助。
百无聊赖的生活，灵魂的苦闷，对爱情的渴求，决定了风月老手鲁道尔夫一出现，包法利夫人就要落入他的掌心。与其说爱玛爱上鲁道尔夫，不如说爱情的幻梦把她推向鲁道尔夫的怀抱。爱玛凭自己的想象，以为爱情犹如来自九霄云外的狂飚，伴着雷鸣电闪，席卷人的整个意志。她按照幻想的模式投入爱恋，狂热得叫鲁道尔夫瞧不上眼。新鲜劲儿一过，他的态度便越来越冷淡。眼看伟大爱情的河床一天涸似一天，爱玛的痛苦可想而知。她试图斩断私情，努力去爱丈夫和孩子，她甚至热心地支持丈夫的事业，撺掇丈夫割治跷脚，满心希望包法利一举成名。可是丈夫不争气，几乎断送一条人命，爱玛完全绝望了。她的尊严，她的自爱心，受到包法利这个姓氏的玷辱。从此连残留的一点妇德也彻底崩溃了。她重新投入情人的怀抱，比以往更加颠狂。她想入非非，要和情人私奔，讲求实际的情人干脆甩掉了她。受到这次打击，她大病了一场，却不曾接受教训。她依然被幻想牵着走，依然按照小说里的模式来设计自己的生活。她为体验她认为理当经历的感情而爱莱昂。甚至当她“在通奸中发现婚姻的平淡无奇”，而且对他感到腻味以后，仍象个钟情的女子一样继续给他写情书。不过她写信时想到的并不是莱昂，而是一个理想男子的模糊幻影。她就这样在幻想中生活，一生都受着幻影的欺骗，不知不觉犯下许多过失。她追求细腻的感情，丰富的精神生活，结果只是耽于物欲和淫乐。她最大的错误是不理解“风雅”是要财富作后盾的。她为之神往的那种“爱情”，需要庄园、别墅、高车驷马和华美的衣着打扮作陪衬，缺了这点富贵气，“爱情”便失去了光彩。她是个乡镇医生的妻子，却想和贵妇人一样骄
奢淫佚，她根本不懂生活，如何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是浪漫主义理想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的必然后果。很难说作者是更多地批判了浪漫主义，还是更严厉地鞭挞了现实生活，他对前者的批判，正是对后者的控诉。爱玛是个为人所不齿的女人，但她实际上比周围的人更向往崇高。她希望丈夫有所作为，希望有个聪明、勇敢的男子汉受她崇拜，然而她周围只有一些目光短浅、惟利是图、毫无英雄气概的资产者。她有弱点、有过失，她虚荣而且不切实际，但她并不是罪魁祸首，她不曾加害于人，倒是人们常加害于她：男人诱惑她，商人敲诈她，在她陷于困境时情人抛弃了她，甚至还有人企图趁机污辱她。……福楼拜就这样冷静地剖析爱玛走向毁灭的主、客观原因，不动声色地将一群鄙俗自私的正人君子和一个“不正经”的女人作对比。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小说会深深刺痛政府当局和一般资产者。正如作者本人所说，“任何写照是讽刺，历史是控诉”①，没有什么比如实描绘更使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们感到难堪的了。
《包法利夫人》之所以能产生强烈的批判效果，首先是因为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段，以高度的概括力突出了当代社会的特征。小说所记述的，只是法国某村镇发生的一起自杀案件，而作者的同代人却可以从中认出自己所在的城镇和周围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脸。莫泊桑曾谈到，“《包法利夫人》中，每个人物都是一种典型，都集中了同类人物内在气质的各种特点，因而成为这一类型最逼真、最突出的形象。”②
爱玛这个人物，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作者父亲的医院里，曾有个名叫德拉马尔的学生，他的续弦夫人嗜读小说，生活奢侈，气质浪漫。她先后被两个情夫抛弃，最后因负债而自杀，遗下一个女孩，不久丈夫也自杀了。这是一八四八年的事。据说是福楼拜的挚友路易·布耶建议他将此事写成小说。经过五年的辛勤工作，《包法利夫人》诞生了，但当
有人问及小说是否真有其事时，福楼拜却矢口否认：“《包法利夫人》没有一点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全然虚构的故事。”①显然，作家不愿意人们将这部作品混同于一般的写实小说，尽管故事是真实的，他所要写的却远远超出了真人真事的范畴。福楼拜不能忍受人们为他所创造的形象寻找依据，他说：“呈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些个人，可是我要写的却是典型。”②他写爱玛，与其说是描写一个失足的女性，不如说是塑造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惨遭摧残的浪漫主义者。爱玛的矛盾、痛苦，她的梦想和追求，她所受到的欺骗、愚弄和 叛，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所以作者说：“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兰西二十个村落里受苦、哭泣。”③
福楼拜自己思想上，同样存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他毕生都在批判浪漫主义的影响，恰恰反映了他对现实的厌恶和绝望，他不屑于与庸俗的资产者为伍，一直与社会格格不入。他认为一切向上的挣扎均属徒劳，所以对一切欲望或追求均持否定态度。他曾告诉他的女友：“我所欣赏的观念，就是绝对的虚无。”④这一观念，定下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调。的确，他除了对美的追求外，几乎放弃了人世的一切追求(包括对爱情的追求)。福楼拜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分析，都熔铸在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之中，他要让读者从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他所领悟到的生活的真象。无怪乎他会意味深长地对朋友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①
《包法利夫人》引起的风波足以证明：功力深厚的艺术家，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所选择的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及事件的组合，来达到批判揭露的目的，而不一定要直抒情怀。福楼拜认为，“批评、指责和教训，都不属于文学范畴作家所能做的，只是“忠实地去观察生活的实质，并尽最大努力去描绘它。”②“如果从作品里流露出什么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则应是不经过作者的意图，而是由那些最恰当的事实描写自然表现出来的。”③从表面上看，小说的作者对他所描绘的一切都不置一词，而事实上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他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和判断，只是他不愿明言而已。他让事实本身说话，让读者自己从中得出结论。以本书第二部第八章为例，这段关于“农业评比会”的描写，作者始终未发一句议论，却绘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人们熙来攘往，张灯结彩，又敲鼓，又鸣枪，一派庄严隆重的节日景象;店家忙着招揽生意;教堂的杂役趁机捞外快;药剂师先生窜上跳下，到处指手划脚;鲁道尔夫全副精神用来诱惑医生太太;州行政委员象煞有介事地在演讲，冠冕堂皇的高调，恰和鲁道尔夫矫揉造作的绵绵情话组成喜剧性的二重唱;人群里发出种种声响，牛鸣、羊咩乱成一片，难得有几句演说辞传进听众的耳朵。虽说那位官员在演说中把农民捧上了天，评比会上受表彰的劳动者却并不见得有多幸福，也并不见得比得奖的牲畜更受感动。一位老农妇，在田庄服务五十四年，得到一枚银质奖章以及二十五法郎。她又老又瘦，脸上的皱纹比风干苹果还多。一身破烂衣服，袖筒里伸出两只长手。谷仓的尘土、洗衣服的碱水和羊毛上的油脂，使她的手粗糙、发硬，结上了一层厚皮尽管刚刚用清水洗过，仍然显很脏。这双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拢的手，就是她半个世纪辛劳的见证，那枚奖章和二十五法郎，便是对她的全部酬劳。她还是第一次看见自己在这样大的一群人当中，眼前又是旗，又是鼓，又是穿黑燕尾服的老爷和参事先生的十字勋章，她心里害怕，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该逃掉，……最后，她木然地接过奖章，仔细打量，忽然泛起幸福的微笑，咕哝着要把这送给教堂堂长。……会议结束群众散去;每人都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地位，继续按旧习惯行事：主子继续虐待雇工，雇工继续用鞭子抽打牲口，……只剩下大人先生们坐下来大吃大喝。两天以后，鄂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报道展览会的盛况，捎带提到自己的大名。……这段描写，多么朴素，多么真实，却又包含着多少无言的辛酸，多少无言的讽刺与批判!看上去似乎是不动声色的平铺直叙，却又那么绘声绘色，充满动感。众多的人物，喧嚣混乱的场面，象交响乐般有层次有对比地交织在一起，使人不能不叹服作家的艺术功力。
同样，在人物塑造上，福楼拜也小心翼翼地排除了一切主观因素，从不作判断性的概括或推论式的心理分析，而仅仅是运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行动和个性化的语言来展示个性。他写布尔尼贤神甫的浅薄，是通过这位神甫和包法利夫人之间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对话。他写老包法利浪荡的秉性难移，是通过人物本身的行动：每天早上在广场上抽一袋烟，他那顶带银边的漂亮警官帽，很引人注目。他一向喝大量烧酒，因此常常差女佣人到“金狮”去取一瓶，记在儿子账上。为了在他的丝手帕上洒香水，他把儿媳妇的柯罗香水都用光了。……他写鲁道尔夫其人，也不必多费笔墨，一段自言自语就勾画出了这个花花公子的面貌：“可怜的女人!她准是在渴望爱情，象案板上的鱼渴望水一样，只要我说上三两句挑逗的话，她准会爱上我，我敢肯定!她会很温柔!很迷人，对，只是将来怎样甩掉她呢?……”鄂梅这个人物，是福楼拜笔下最成功的典型之一，作家表面上对他未加褒贬，却让这位以进步人士自居，好吹牛、善钻营、醉心名利的时髦人物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此人谈起什么都头头是道，一张嘴就是“科学”、“进步”，他在外行面前卖弄学识，在内行面前不懂装懂，所有的名人他都拼命巴结，所有能扬名的事他都要插进一只脚……这种人到处都有，却很少象福楼拜写得这样既客观而又入木三分的。福楼拜善于在琐细的日常生活中刻画人们的个性：就连为包法利夫人的女儿取名这样一件小事，也处理得极有讲究。夏尔崇拜爱玛，主张女儿叫母亲的名字。药剂师主张叫玛德莱娜①，因为眼下这名字最时髦，鄂梅向来喜欢赶浪头，喜欢大人物和重大事件，他为自己的四个孩子取名，便是根据这条原理所以一个叫拿破仑，象征光荣;一个叫富兰克林， 征自由;一个叫依尔玛，或许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附会;一个叫阿塔丽②，表示对法国剧坛那部不朽杰作的崇敬。然而古板的包法利老太太坚决反对采用有罪女人的名字。最后爱玛想起俄毕萨尔庄园的舞会上，侯爵夫人喊一位年轻贵妇“贝尔黛”，包法利小姐的名字这才有了着落。
应当承认，福楼拜的观察力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同样敏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和他们同样精细，他和他们一样不满足于描摹事物“粗糙的表象”，而是力图深入到对象的“精神和心灵深处”，理解其“深藏的欲望”，探究其“行为的复杂动机”，揭示其“未暴露出的本质”③。但在福楼拜看来，上述这一切固然对文学创作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比起“文体”与“结构”却只占次要的地位。“离开文体无作品”④，这句话充分体现了福楼拜对美的追求。有人因此认为福楼拜有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实他所说的文体美并不是与内容割裂的形式美。福楼拜不能想象作品的内容可以脱离形式，或形式可以不顾内容单独存在。他认为艺术家的天职就是为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寻求最好的艺术外壳。他曾这样教导莫泊桑：“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惟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①
福楼拜厌恶夸张和形容词的堆砌，尤其不能容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他所追求的美以准确、简练、朴实无华为最大特色。他的作品表面看去简单、平实，细细领会才知韵味无穷。莫泊桑把他的艺术评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②，可说是评得恰到好处。
福楼拜的作品，无论篇幅大小，都象是一气呵成，自然流畅，没有与主题无关的多余的情节，没有一处累赘的字句。文字锤炼到几乎不能增减一字的程度。写夏尔求婚，总共百十来字，把夏尔的怯懦、鲁俄老爹的爽直勾画得活灵活现。农业展览会那样五光十色、喧嚣混乱的场面，又是导致包法利夫人失足的关键时刻，也不过用了万余字的篇幅。相形之下，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要粗糙得多。巴尔扎克的作品，犹如天才的巨斧砍劈而成，雄浑有力，神采不凡，但未经细致打磨，颇有些凹凸不平之处;斯丹达尔虽则简练，语言却不够形象、丰满。福楼拜在文字表达上显然比他们更简洁，更优美，更少夸张，往往三言两语，就勾画出鲜明生动的形象。他写夏尔前妻的干瘪：寡妇瘦括括的，牙齿长的挺老长……骨头一把，套在袍子里，就象剑入了鞘似的。他描写贵族的养尊处优：他们的衣服，缝工分外考究，衣料也象格外柔软;一圈圈头发贴近太阳穴，亮光光的，抹了更高级的头油。他们的肤色是阔人的肤色，白白的，显然是饮食讲究，善于摄生的结果……福楼拜不仅要求文章结构严密，用词准确，还要求散文能朗朗上口，和诗一样具有节奏和韵律的美：“如果文句读起来能适合呼吸的要求，才能说文句是活的，如果文句可以
高声朗诵，这文句才是好的。”①福楼拜是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体家，他的文笔清澈流畅，简洁而不干瘪，质朴而
又鲜明、生动，被公认为法语的典范。福楼拜并不是那种才思敏捷的天才，他的艺术造诣全仗勤奋不缀的艰苦努力。他曾一再告诫莫泊桑：“才能就是坚持不懈。”他信奉布瓦洛的名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有时他终日伏案，所得不过数百字，有时为了寻求一个理想的字词，竟至汗流浃背。所以福楼拜曾不无感慨地说：“写作是一种苦恼的事业，其中充满了焦虑和令人疲惫的努力。”②
福楼拜毕生从事写作，而成品数量并不多，只有两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两部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小说——《萨朗波》和《圣安东的诱惑》，三个短篇合成的《三故事》，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布法尔和佩居榭》。总的说来，福楼拜的小说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要狭窄得多，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经历远不如那两位作家丰富和坎坷。福楼拜是个有产者，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父亲留给他的庄园里过着安适的生活。他不必为衣食奔忙，也就感受不到为衣食奔忙者那些含辛茹苦的斗争。他在物质上无求于人，不必强迫自己与世人周旋，于是他遁世隐居，只与少数知己来往。这样一来，他的视野就受到很大局限。他不可能具备巴尔扎克那样深邃的历史眼光，把握整个时代的动向;也不可能有斯丹达尔那样的政治敏感，预测到一八三○年革命的到来。福楼拜自己也承认，他“对生活缺乏一个明确的、总体的概念”①。他把资产者平庸的日常生活当成全部生活，而看不清正在萌发的新的社会矛盾和时代的发展趋向。他对一八四八年的工人起义及后来的巴黎公社革命都缺乏正确的理解，这不能不妨碍他在作品中正确地反映历史和时代精神。他的《情感教育》固然比《包法利夫人》的画面广阔，甚至接触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但也只是一个旁观者在局外获得的印象，虽则真实，却没有立体感。这部小说真正的成就毋宁说是塑造了莫罗这样一个毫无血性的“中间性格”典型。不过，福楼拜的遁世隐居虽说限制了他作品的气魄与深度，却保证了他有足够的精力追求艺术上的完美。福楼拜衣食不愁，不必指望写作提供生活来源，也不会受到出版商的挟制或催逼，他可以从从容容地精雕细刻，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所以，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相比，
福楼拜更是个艺术家，而不是历史家或思想家。从宏观的角度，他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显然没能达到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水平;但从微观的角度，却自有超过前人的地方。我国法国文学界前辈李健吾先生说得好：“斯丹达尔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