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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篇一
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1月26日下午，内蒙古非遗保护中心党支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党日活动，邀请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董杰教授为内蒙古非遗保护中心全体职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报告。
董杰教授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的内涵出发，围绕***总书记关于党的民族工作重大创新性论述，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和详实丰富的案例，深入浅出地为大家阐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董杰教授指出，中华民族是历史上各民族交融发展的结果，是今天56个民族的总称，是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我们今天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今天56个民族在内的共同体，也包括着历史上的各民族留下的历史遗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2015年8月24日，***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认同”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思想基础，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力支撑。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深刻认识“五个认同”对开展好民族工作至关重要。
内蒙古非遗中心党支部书记在总结时强调，全体职工要不断增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非遗保护工作发展的动力，自觉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做好民族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篇二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都深深地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1963年，一名刚从_医专毕业的青年，满怀希望来到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的帕米尔高原，在海拔2100米的乌恰县做了一名医生。他就是已经退休的原_自治州乌恰县人民医院院长吴登云。
来自江南水乡的吴登云没有被高原恶劣的环境吓倒退缩，而是兢兢业业地在西部边陲的高原上救死扶伤38年。他视柯尔克族牧民如亲友、如手足，忠实覆行着自己“做一名人民的好医生”的诺言，前后30次为病人无偿献血，累计献血7000毫升，被当地牧民亲切称作“白衣圣人”。
吴登云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回了不少少数民族同胞的尊敬和爱戴，而白克日。卡依尔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一个汉族儿童的生命。白克日。卡依尔是塔什店火电厂的一位普通工人，去年为抢救不慎落入水中的汉族儿童，在救他时白克日。卡依尔也因次现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这位优秀的维吾尔族工人眼中，汉族同胞就是自己的“吐汗吾干木”(亲兄弟)。他不止一次伸手援助遇到困难的汉族乡邻和同事，替不认识的汉族病人垫付医药费。他们这样的事例在各种民族群众中间传唱成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
一年有四季，民族团结就是春日的鲜花朵朵;也是夏日的和风习习;又是秋日的硕果累累;还是冬日的阳光融融。让我尽情品尝这四季的芬芳!让我们用心浇灌民族团结的花儿!让我们的爱，在民族团结中流淌吧!
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篇三
意识是人脑对大脑内部和外部表征的意识。生理学上，意识脑区是指意识脑区前额叶周围，可以从其他脑区获取信息。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族人民要心手相牵、团结奋进，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从形式上认可我国领土的完整性与政权的合法性，更要在实质上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性认知、心理认同、情感依赖、态度肯定、积极评价，厘清内外之别。对内亲如手足，各族人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平等享有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对外团结一致，不卑不亢，自觉维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彰显大国风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预设了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个人、民族和国家融为一体，寻求最大公约数，要求个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三者的高度一致。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个人的努力汇聚成强大的合力，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包容性秩序，使创造社会财富的力量充分涌现，使消极因素尽可能被化解，盲动因素得到正确引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民族振兴。民族振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核心价值观振兴。“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2]共同价值观与现代化的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相匹配，通过书写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形成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信仰振兴明确了奋斗目标;二是经济振兴。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整合功能，创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三是文化振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和“软权力论”，驱动其在输出代表西方价值的政治和大众文化过程中蛊惑大众意识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才能把人民期盼、民族向往、国家追求三者融为一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人民幸福。一方面，实现社会幸福和个体幸福的辩证统一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引进行动态心理调试。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民生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做到绝对平均，绝对平均也不等同于公平，但差异性可能导致心理落差，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才能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先进带动后进，共同砥砺前行。另一方面，实现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辩证统一，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驱动力。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精神幸福则更为高尚持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蕴含着五千年厚重的历史积淀，凝聚着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形成了共同行动的原生内驱力。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仍在不断鼎故革新、与时俱进，在新时代亦将发挥继发内驱力的作用，集聚更强大的合力，激励更多的人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赋予的国家禀赋。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这是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起点和归宿。在我国辽阔的疆域内，让14亿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秉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消除发展起点不一致及自然、社会的偶然因素造成的影响，保障社会公平，促进平等。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走中国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国精神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相互认同而形成的共同体，是“大一统”思想的文化载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基因之中，“大一统”思想在人民心中高于一切、根深蒂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共同的敌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人民合作共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时代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改革开放精神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总结出来，同时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改革开放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凝聚中国力量，凝聚中国力量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力量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力量。历史实践有力证明，团结一致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繁荣、发展的法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命运。伟大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精神支撑，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促进共同体内部成员相互帮助、不分彼此、共同发展，保证“两个一百年”目标任务的完成。
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重要作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发挥党组织与党员作用，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和桥梁，让每一名党员成为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书写者、实现共同理想使命的领路人和践行者。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推动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改善群众生活，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创新驱动发展。同时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增强“五个认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差异背后隐藏的是人民群众的发展诉求。国家意志、民族意识根植于人民理性选择之中，具有建构性、动态性的特征。而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坚持系统观念，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扩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另一方面，继续完善民族地区的经济政策。包括：增加民族地区的基础建设资金投入，完善转移支付力度财政政策;发展现代工业，加快民族地区产业协调发展政策;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统筹协调、促进西部地区的区域政策;支持贫困民族地区发展的差别化扶贫政策;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专项规划的扶助政策;贯穿我国大部分民族地区的“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经济政策;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等。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家园，巩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是照亮民族复兴征程的精神之光。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融为一体;坚定文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构筑当代中国人共有精神家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明确当代中国发展诉求;促进文化交流交融，强化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维护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上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总书记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科学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先秦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秦朝开创大一统局面，开启了中原地区以“书同文、车同轨”为象征的国家统一进程，展开了“五方之民”及其后裔连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这就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原因所在。
我国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危难中没有四分五裂，一个重要基础就在于历史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维护、激发和加强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丰厚遗产，集中体现为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的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精神;巨大优势，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人民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同心共筑中国梦。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是维护、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要素和动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各民族团结携手，共同迈进全面小康，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写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认同。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基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集中国各民族文化之大成，各民族文化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有利于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各民族文化在融入和推进中华文化建设中实现升华，既是各民族文化得以保护传承、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
摘要：幼儿自我管理能力是幼儿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有意识地对与自身生活有关的事宜进行自我约束控制的能力。对大班幼儿而言，掌握基本的自我管理能力，能为以后的独立生活、自主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观察后发现：在餐后管理中，幼儿的主体地位往往被弱化，以教师为主体的管理模式下看似“有序”的背后却问题凸显，幼儿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无从谈起。本文剖析现状分析原因，以幼儿为主体，师幼共商为基本理念，促发幼儿的内心向往，使幼儿自我管理能力得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大班幼儿;自我管理;师幼协商;餐后活动。
（一）现状描述。
1.“疏于管理”而混乱无序。当教师因为处理一些突发状况，无法顾及幼儿自主活动时，幼儿就会随心所欲的活动，状况百出。
2.“忽视幼儿”而无所事事。教师组织了看书、画画等活动，但由于内容、形式单一，活动预设多为教师，使幼儿失去活动的兴趣。
3.“轻视培养”而缺乏能力。教师往往会因为时间限制、环节紧凑等原因，剥夺幼儿动手整理活动材料的权利。
（二）原因分析。
1.忽视环节的教育意义。餐后活动是一个既自主又相对集中的活动，教师常常会忽视这一活动对幼儿自我管理的教育意义。在环节上表现得比较随意，缺少教育目标和活动引导。
2.轻视幼儿的主体地位。通常情况下，活动规则的制定是由教师来完成的。幼儿是规则的执行者、被动接受者，不是自身的意愿和需要，所以他们会呈现出无所事事的状态。
3.漠视自我管理能力的获得。教师往往会忽视对幼儿进行餐后活动材料整理的教育。让幼儿学会整理，有利于培养幼儿的责任感，有助于他们形成爱整洁、生活有序，做事认真仔细等好习惯，也使幼儿在整理中提高动手能力。
（一）改教师制定为师幼共商规则，触发内心的向往。
孩子是行为常规中的主人，任何常规的形成只有在孩子认可承认时，才愿意去遵守。因此，教师要给予幼儿充分的讨论机会，让幼儿制定规则。这样有利于幼儿理解和遵守规则，变要求为需求，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班级的主人、自己被同伴和老师尊重，使班级的氛围更加民主。
1.发起讨论。每次当问题出现时，教师往往以语言引导的方式让幼儿发现、改正错误，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教师可以通过观看视频，引发讨论等方式，让幼儿主动发现问题，引起他们的关注。
2.自制规则。规则的出现来源于问题，问题的解决过程也是规则制定的过程。让幼儿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提出自己的意见，共同商议，形成“班级公约”。这样不但能让幼儿明白规则是每个人在生活中必须遵守的，更让他们愿意主动遵守和维护。
3.图文明确。图文结合是幼儿喜闻乐见，也容易接受的一种形式。请幼儿把他们商议的规则，用图画的形式展示出来。这些图文能让孩子自主、主动地去理解并逐渐掌握“我”该怎么做，从而达到自我管理的目的。
（二）改教师管理为幼儿自主参与，体验自我管理的正能量。
1.方式多样，赢得机会。大班幼儿已具有一定的自控力，是非对错观念也逐步建立，角色意识比较强。本着发挥每位幼儿的自主参与意识，采取“轮流制”、“竞争上岗制”、“多远推选制”等各种方式相结合的推选制度，保障人人参与的机会，使得每个个体发挥不同的作用，强化正向行为。
2.分工明确，落到实处。通过幼儿的讨论、商量，设立“值日生”、“管理员”、“小老师”三个岗位，师幼共商让幼儿对每个岗位的工作更加明确。通过每个岗位的分工、合作，让幼儿更好地参与班级的管理。
（三）改教师直接指导为隐性支持，引发长效的自我管理意识。
1.场地、材料巧优化。班级场地有限，可以充分利用走廊上的空间，将一些活动布置到走廊上，不仅提供幼儿各种能力锻炼的机会，又解决了教师餐后环节分管难的问题。
2.标识、音乐隐暗示。环境的探索性、暗示性、引导性，能促进幼儿对自己行为的自治自理。为了引导幼儿按类收放材料，投放一定数量的收纳筐，并在每种材料框上设置相应的形象标记或文字标记。
在收拾整理时，采用音乐隐性地提示幼儿掌握活动时间。如选择两段音乐，节奏舒缓的音乐作为游戏时的背景音乐播放;收拾环节，则用节奏明快、动感的音乐，给幼儿动作要加快速度的心理暗示。当幼儿在熟悉音乐后，就知道哪首乐曲响了，我应该做什么事了，从而逐步掌握活动节奏。
3.鼓励、评价促稳固。在实施自我管理过程中，正面的激励与评价相当重要，老师应摆脱“一言堂”的做法，用鼓励、评价的方法让幼儿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使他们正确认识了自己，学会自我评价并更好地自我管理。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解读》;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2]徐丹;幼兒自我管理能力的现状及教育干预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5年12月.
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族人民要心手相牵、团结奋进，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从形式上认可我国领土的完整性与政权的合法性，更要在实质上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性认知、心理认同、情感依赖、态度肯定、积极评价，厘清内外之别。对内亲如手足，各族人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平等享有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对外团结一致，不卑不亢，自觉维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彰显大国风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预设了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个人、民族和国家融为一体，寻求最大公约数，要求个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三者的高度一致。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个人的努力汇聚成强大的合力，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包容性秩序，使创造社会财富的力量充分涌现，使消极因素尽可能被化解，盲动因素得到正确引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民族振兴。民族振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核心价值观振兴。“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2]共同价值观与现代化的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相匹配，通过书写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形成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信仰振兴明确了奋斗目标;二是经济振兴。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整合功能，创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三是文化振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和“软权力论”，驱动其在输出代表西方价值的政治和大众文化过程中蛊惑大众意识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才能把人民期盼、民族向往、国家追求三者融为一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人民幸福。一方面，实现社会幸福和个体幸福的辩证统一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引进行动态心理调试。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民生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做到绝对平均，绝对平均也不等同于公平，但差异性可能导致心理落差，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才能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先进带动后进，共同砥砺前行。另一方面，实现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辩证统一，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驱动力。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精神幸福则更为高尚持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蕴含着五千年厚重的历史积淀，凝聚着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形成了共同行动的原生内驱力。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仍在不断鼎故革新、与时俱进，在新时代亦将发挥继发内驱力的作用，集聚更强大的合力，激励更多的人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赋予的国家禀赋。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这是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起点和归宿。在我国辽阔的疆域内，让14亿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秉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消除发展起点不一致及自然、社会的偶然因素造成的影响，保障社会公平，促进平等。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走中国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国精神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相互认同而形成的共同体，是“大一统”思想的文化载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基因之中，“大一统”思想在人民心中高于一切、根深蒂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共同的敌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人民合作共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时代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改革开放精神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总结出来，同时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改革开放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凝聚中国力量，凝聚中国力量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力量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力量。历史实践有力证明，团结一致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繁荣、发展的法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命运。伟大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精神支撑，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促进共同体内部成员相互帮助、不分彼此、共同发展，保证“两个一百年”目标任务的完成。
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重要作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发挥党组织与党员作用，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和桥梁，让每一名党员成为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书写者、实现共同理想使命的领路人和践行者。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推动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改善群众生活，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创新驱动发展。同时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增强“五个认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差异背后隐藏的是人民群众的发展诉求。国家意志、民族意识根植于人民理性选择之中，具有建构性、动态性的特征。而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坚持系统观念，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扩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另一方面，继续完善民族地区的经济政策。包括：增加民族地区的基础建设资金投入，完善转移支付力度财政政策;发展现代工业，加快民族地区产业协调发展政策;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统筹协调、促进西部地区的区域政策;支持贫困民族地区发展的差别化扶贫政策;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专项规划的扶助政策;贯穿我国大部分民族地区的“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经济政策;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等。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家园，巩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是照亮民族复兴征程的精神之光。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融为一体;坚定文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构筑当代中国人共有精神家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明确当代中国发展诉求;促进文化交流交融，强化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
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不仅有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而且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还拥有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水力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等。
我国南方气候温和，少数民族的服饰多种多样。男子一般穿对襟上衣和裤子。妇女穿的飘逸轻盈，各有特色。如傣族的绸料筒裙，景颇族的毛织花裙，苗族、布依族和部分壮族妇女的百褶大筒裙，彝族的多层百褶裙，黎族姐妹的绣花衣裙等。
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不同，经济、生活方式也不同，他们的住房结构各具特点。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一般居住在干栏式楼房里。这种楼房分上下两层，所用材料以竹木为主。楼房上层用于圈养家禽、牲畜，放置农具或杂物。有些少数民族人民甚至完全用竹子做材料，建成别致的小竹楼。一栋栋造型独特的小竹楼，掩映在青青翠竹和香蕉，柚子树织成绿色帷幕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美丽极了!
在春暖花开或秋收季节，壮族群众喜欢开展抛绣球的活动。抛绣球是壮族男女相互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青年们在草坪或空地上竖起一根高十米的木杆，顶端钉一块木板，木板中心有些圆孔。男女各为一队，以抛出的绣球穿过木板上的圆孔为胜。也有在场中间搭歌棚，绣球抛不过棚或抛出界，或接不住对方抛过来的绣球，就要被罚唱歌，非常有趣。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人啊。
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团结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党自成立起，就将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团结，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多次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要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这一重要论述，站在党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战略任务，意义重大而深远。
纵观历史，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反之，历史上发生过数不清的战乱和纷争，使国家和人民都饱受动荡之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总根源，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70多年来，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防范和化解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坚强保证。
当前，我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放眼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历来是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当前，一些国家因为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宗教纷争、领土争端，导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甚至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经济衰退、满目疮痍。民族宗教问题成为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和挑拨离间，中华民族陷入四分五裂、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当时的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肯定会像奥匈帝国等多民族国家一样，分裂为无数个单一民族国家。但是，他们的预言失败了。中华民族不仅没有分裂，反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空前地团结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浴火重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渗透、破坏、颠覆的图谋从未停止、愈演愈烈。美国参众两院出台直接涉华法案、决议共37项，大多是这类议题。他们以“人权”之名行“霸权”之实，执意炮制涉港、涉台、涉藏、涉疆等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昭然若揭。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是要破坏民族团结，我们就越是要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断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人心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我国近14亿人口中，少数民族有1亿多，都是我们党紧紧依靠的对象;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面积中，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占64%，都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地方。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从“彝海结盟”“牦牛革命”“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到“三千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为航天”“一家三代为国戍边”，再到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例子不胜枚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力量。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必将迎来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把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
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团结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党自成立起，就将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团结，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多次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要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这一重要论述，站在党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战略任务，意义重大而深远。
纵观历史，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反之，历史上发生过数不清的战乱和纷争，使国家和人民都饱受动荡之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总根源，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70多年来，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防范和化解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坚强保证。
当前，我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放眼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历来是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当前，一些国家因为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宗教纷争、领土争端，导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甚至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经济衰退、满目疮痍。民族宗教问题成为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和挑拨离间，中华民族陷入四分五裂、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当时的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肯定会像奥匈帝国等多民族国家一样，分裂为无数个单一民族国家。但是，他们的预言失败了。中华民族不仅没有分裂，反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空前地团结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浴火重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渗透、破坏、颠覆的图谋从未停止、愈演愈烈。美国参众两院出台直接涉华法案、决议共37项，大多是这类议题。他们以“人权”之名行“霸权”之实，执意炮制涉港、涉台、涉藏、涉疆等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昭然若揭。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是要破坏民族团结，我们就越是要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断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人心防线。
面向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56个民族共同的梦，归根到底要靠56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我国近14亿人口中，少数民族有1亿多，都是我们党紧紧依靠的对象;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面积中，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占64%，都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地方。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从“彝海结盟”“牦牛革命”“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到“三千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为航天”“一家三代为国戍边”，再到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例子不胜枚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力量。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必将迎来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把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民族工作上立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党的十九大上将之写入党章，相关论述和观点形成了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这个重大理论成果是结合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发展要求对以往理论探索成果的发展创新，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中华民族实体建设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实践要求。
1988年11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泰纳演讲”上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论断。[1]371996年10月，费孝通先生在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又对自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2]有学者提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3]，并引证了该次会议上習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4]来说明习近平同志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肯定。其实这个论断既是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片面理解，更是对习近平同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国情观的误解。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内容上如果仔细分辨，其实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的理论：其一是关于中华民族实体“自觉”与“自在”存在的两种状态理论。这个理论因为涉及到民族实体的判断标准及其自身的逻辑缺陷，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民族实体判断标准来看，金炳镐先生认为：“费老的观点没有说明民族实体和民族复合体之间的矛盾性，或者说他认为民族实体与民族复合体两个概念之间具有重合的部分。”[5]65他在详细考察民族实体概念5个方面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中华民族虽然在这五个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特点，但是基本上不符合民族实体的概念内涵”[5]69，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是属于次生形态民族中的合而未化的复合民族”[5]70。从叙事逻辑上分析，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说中的“自在”状态，也即“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是指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古代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华各民族的内在联系与整体不可分割性在客观地形成与发展着，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整体联系，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6]57。存在而不自知的状态，准确地讲只能定义为其内在联系的整体性，而无法用民族实体来界定。更何况用“中华民族”来定义中国各构成民族最早也是清朝末年的事了，[7]此前在王朝体制下的中国民族叙事基本上都是纳入“天下体系”和“大一统”格局中来阐述的。这也说明了费孝通先生“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实体论断本身与民族叙事的历史性之间的逻辑冲突。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自在”说显然无法在概念内涵和历史实然性上满足其自身的逻辑自洽性。当然，指出这样的理论缺陷，并不等于我们就否认这个并不完美的概念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内部联系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其二是关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及构成状态的“多元一体结构”理论。费孝通先生在“泰纳演讲”中对该“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历程进行了详实可信的历史分析，并对其现实存在状态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8]3-4，并明确肯定了“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末合的多种情状”[8]36。我们认为这些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真知卓见才是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最大贡献。正如林耀华先生指出的，其“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1]9。有了这个工具和钥匙，就足以让我们把关于中华民族的实体概念与其整体结构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也足以让我们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形态放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其所经历的民族过程和建设历程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这个理论创新为我们站在中华民族整体观上回顾过往、认识国情、创造未来都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理论框架和叙事体系。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多元一体格局”的本义所在。
综上可见，学者们对费孝通先生理论的争议更多地集中在“一体”的中华民族实体属性方面，在对中华民族结构整体性研究上并无实质性的否定意见，也不存在某些学者所提出的“讨论的焦点是：是否承认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承认“这样的格局”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及其内部构成关系的认可，并不等于对中华民族实体属性已经形成的认可，否则习近平同志就不用再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了，直接引用“中华民族实体”的提法岂不更加省事便利？至于有人提出“如果我们在21世纪还要坚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尚未形成’的观点，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有什么客观基础？”[3]的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我们也与之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经形成，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还有什么客观必要？显然，学术问题如果仅仅是依靠这样简单的质疑而没有深入的理论分析，就不会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所以，我们仍然有必要在对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观与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理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途径问题。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文中對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自在状态的实体属性叙事判断的否定，并不等于是对中华民族自在状态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前者从本质上讲属于历史叙事方式的应然性范畴，而后者则是历史实践发展的实然性范畴。前者在话语体系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历史事实，是“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的历史事实。物必先有其实而后有其名，所以历史存在一般情况下也必先于叙事方式，这是物质存在决定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和一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成为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实然和应然状态的话语桥梁，也是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王朝国家体系下的“华夷一体、天下一家”历史叙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层次民族建设叙事的话语桥梁。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甚至可以看成是对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
从历史发展的实然角度讲，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中华民族实然性发展的客观描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9]150。在开发疆土的过程中，中华各民族以各自所在地区为中心形成政治中心，进而在地区范围内实现不同民族的融合和统一，最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国。在此过程中，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内部社会分工的发达，民族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的碰撞和渗透，必然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民族的迁徒运动，也促进了民族族体在血统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互相离不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及各构成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存在时期最显著的发展特点。有些民族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有些民族与别的民族相互融合演变成了新的民族，留存下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构成民族在近代世界历史由王朝国家政治体系向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演变中，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都面临着国破族亡的共同威胁。外部压力是中华民族实现由自在向自觉状态转化的不可或缺的触媒和催化剂。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8]9-10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是中华民族整体在面临强大的外部侵略时所发生的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的标志。觉醒意识的诉求则是中华民族在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外求独立，在国内构成民族层次上的内求平等。以革命领导阶级和纲领路线的差异为依据，为完成这个觉醒诉求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前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则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10]1357自1921年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统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共同了缔造了属于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任人宰割、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为我们考察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发展史提供了全新的历史叙事体系和民族话语基础。可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基础。千百年来在王朝体系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构成民族间基于不同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需求互补和交流融合建立起的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民族关系是其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所在，也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而近代以来在血火抗争中觉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历史起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的实体建设也正在这个伟大飞跃进程中突飞猛进，但我们依然要谨慎提防某些断言中华民族实体已经形成的论断。因为“苏联民族”轰然倒塌的“乌拉”声还在我们耳边回应，因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利坚民族也并没有像某些学者所宣扬的那样用公民权力就可以镕铸成铁、合众为一，因为即使是号称老牌的英吉利民族也依然面临着北爱尔兰分裂势力的威胁，更因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民族层次上推进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事业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宣布完成的事。民族实体建设历程是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内容。在如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历史进程问题上，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和重温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准确判断和科学认识。1956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首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1957年，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11]214，并首次区分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建立”时期不同于“建成”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这些科学思想无疑为后来我们党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借用这样的话语逻辑，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出中华民族多元复合性实体“已经建立”但单一民族实体“尚未建成”的判断。1我们认为，这样清醒而又审慎的判断更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历程。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要求，在中华民族实体建设进程中，我们一定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成是重中之重，并为之付出更为坚苦卓绝的努力和耐心，扎实推进而又只争朝夕，多措并举而又抓住根本，才能把这项争取人心、凝聚民心、团结族心的事业做好做成。用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观点来改造和提升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我们尝试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三个阶段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特点：第一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存在阶段，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基本前提。第二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存在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王朝体系向民族国家体系转型过程中面临西方列强外部侵略而导致实体意识觉醒，从而为中华民族外求独立、内求平等，以新的民族国家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奋斗的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迈向国家层次的民族实体建设提供了全新的政治载体和实现途径。第三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为存在阶段，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时期。“自为”阶段与“自觉”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仅对自身的存在和整体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掌握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对自己民族实体的形成建设途径都有了科学可行的基本思路。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站起来”的基础上，通过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建起来”，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工程施工期。由此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实现之日，必将是也可能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形成之时。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全体儿女对自己国家层面民族实体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才得到极大提升，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国际交往中中国各族人民群众都以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作为自己的首要族属认同，都以共享共建共同维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果而感到光榮。毋庸置疑，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的伟大工程必然具有前者所具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等基本特点。
建设工程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2]3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千百年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特征，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国家民委主任巴特尔同志所指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准确把握，是对中华民族团结进步规律的深刻揭示，突出点明了处理好“一”和“多”关系的主线，揭示了“我国的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奥秘所在，必将引领中华民族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大团结大进步。[13]这个论断也为我们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为状态的民族实体形成建设工程指明了发展方向和施工途径。
一是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工作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多年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实践证明了的关于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对民族工作经验的历次总结中。这些工作经验的总结成果，既体现了不同时期国家发展的统一性、进步性要求，又满足了民族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要求;既有社会发展目标的与时俱进，又有民族纲领基本原则的充实完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阐述，1则是全面系统地对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经验及纲领、方针的最新提炼、丰富和升华，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容，实现了对新时期民族工作基本原则的开拓创新。我们坚决反对某些学者把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这两次打砸抢烧的刑事犯罪事件作为否定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质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甚至抹杀和取消我们以往民族工作成就的依据。[3]我们要看到某些以特定民族代言人自居的少数民族败类自私自利、叛国卖国的丑恶行径永远也代表不了这些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流意志，他们煽风点火、打砸抢烧的刑事犯罪事实既不属于民族问题，也不属于宗教问题。我们绝不能按照他们的荒唐逻辑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些糊涂认识，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掷地有声地宣告：“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4]他语重心长地劝告：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没有必要妄自菲薄！[9]19只有以这样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篇四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正如这首歌中所唱，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泱泱大国，民族团结是一条重要的发展大计。
_更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区，在这里民族团结显得非常重要。7·5事件之后，三个离不开成了这里的发展之大计。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
是啊，只有各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有今天的辉煌!只有民族团结了，经济才能更迅速的发展;只有民族团结了，才不会发生昨天的悲剧;只有民族团结了，人民才会安居乐业。我们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纵观千百年来的民族发展史，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兄弟民族，生活在这片辽阔而富饶的土地上。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尽管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着矛盾与不和，发生过冲突和战争，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一直是历史的主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融合成为团结的整体，并经历几千年的.变故与动荡而永不分离，正是因为我们的祖辈们如此团结，如此有凝聚力。
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和亲入藏，土尔跋扈族在渥多锡带领还乡……这些事例虽然来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古代，但至今仍然广为流传。
不光在古代，在今天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例：
人们不会忘记，为了挽救尿毒症晚期的维吾尔族学生毛兰·吾买尔，23岁的王燕娜姐姐，把自己的一颗肾，无偿捐赠给了素不相识的维吾尔族“弟弟”。
人们不会忘记，在天山深处偏僻的库车县栏杆村，维吾尔族老人卡德尔，用40年时间写下了1000多篇日记，记载了解放军与当地村民之间拥军爱民的故事。这位老人说，我的眼睛不行了，但要把写日记的任务交给儿子，这日记不会停，一定会一代代，写下去。
手握手、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维护民族团结是刻不容缓的，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真正落实到行动中去的，让我们每个人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滴水可以汇成江河，不传谣，不信谣，不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共同筑起一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铜墙铁壁。
一堆沙子是松散的，可是它和水泥，水，沙子混合以后，比花岗岩还坚硬。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让我们民汉一家亲，永远这样相亲相爱吧，如果我们分裂了，别的国家就有机可乘，必将会让我们走向灭亡，如果我们心连心，手握手，筑起铜墙铁壁，那么，就算有再强大的敌人，我们也不会害怕!我们中华民族必将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篇五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是在追求国家利益中考虑他国的正当关切，在追求国家发展中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民族工作上立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多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党的十九大上将之写入党章，相关论述和观点形成了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这个重大理论成果是结合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发展要求对以往理论探索成果的发展创新，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中华民族实体建设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实践要求。
1988年11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泰纳演讲”上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论断。[1]371996年10月，费孝通先生在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又对自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2]有学者提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费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3]，并引证了该次会议上習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4]来说明习近平同志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肯定。其实这个论断既是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片面理解，更是对习近平同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国情观的误解。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内容上如果仔细分辨，其实至少包括了两个方面的理论：其一是关于中华民族实体“自觉”与“自在”存在的两种状态理论。这个理论因为涉及到民族实体的判断标准及其自身的逻辑缺陷，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民族实体判断标准来看，金炳镐先生认为：“费老的观点没有说明民族实体和民族复合体之间的矛盾性，或者说他认为民族实体与民族复合体两个概念之间具有重合的部分。”[5]65他在详细考察民族实体概念5个方面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指出，“中华民族虽然在这五个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特点，但是基本上不符合民族实体的概念内涵”[5]69，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是属于次生形态民族中的合而未化的复合民族”[5]70。从叙事逻辑上分析，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说中的“自在”状态，也即“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是指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古代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华各民族的内在联系与整体不可分割性在客观地形成与发展着，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整体联系，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6]57。存在而不自知的状态，准确地讲只能定义为其内在联系的整体性，而无法用民族实体来界定。更何况用“中华民族”来定义中国各构成民族最早也是清朝末年的事了，[7]此前在王朝体制下的中国民族叙事基本上都是纳入“天下体系”和“大一统”格局中来阐述的。这也说明了费孝通先生“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实体论断本身与民族叙事的历史性之间的逻辑冲突。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自在”说显然无法在概念内涵和历史实然性上满足其自身的逻辑自洽性。当然，指出这样的理论缺陷，并不等于我们就否认这个并不完美的概念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内部联系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其二是关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及构成状态的“多元一体结构”理论。费孝通先生在“泰纳演讲”中对该“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历程进行了详实可信的历史分析，并对其现实存在状态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8]3-4，并明确肯定了“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末合的多种情状”[8]36。我们认为这些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真知卓见才是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最大贡献。正如林耀华先生指出的，其“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1]9。有了这个工具和钥匙，就足以让我们把关于中华民族的实体概念与其整体结构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也足以让我们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形态放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其所经历的民族过程和建设历程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这个理论创新为我们站在中华民族整体观上回顾过往、认识国情、创造未来都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理论框架和叙事体系。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多元一体格局”的本义所在。
综上可见，学者们对费孝通先生理论的争议更多地集中在“一体”的中华民族实体属性方面，在对中华民族结构整体性研究上并无实质性的否定意见，也不存在某些学者所提出的“讨论的焦点是：是否承认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承认“这样的格局”是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及其内部构成关系的认可，并不等于对中华民族实体属性已经形成的认可，否则习近平同志就不用再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了，直接引用“中华民族实体”的提法岂不更加省事便利？至于有人提出“如果我们在21世纪还要坚持‘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尚未形成’的观点，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有什么客观基础？”[3]的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我们也与之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经形成，那么，今天我们提出“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还有什么客观必要？显然，学术问题如果仅仅是依靠这样简单的质疑而没有深入的理论分析，就不会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所以，我们仍然有必要在对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观与习近平同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理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途径问题。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上文中對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自在状态的实体属性叙事判断的否定，并不等于是对中华民族自在状态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前者从本质上讲属于历史叙事方式的应然性范畴，而后者则是历史实践发展的实然性范畴。前者在话语体系上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历史事实，是“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的历史事实。物必先有其实而后有其名，所以历史存在一般情况下也必先于叙事方式，这是物质存在决定意识形态的基本表现和一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成为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实然和应然状态的话语桥梁，也是能够连接起中华民族王朝国家体系下的“华夷一体、天下一家”历史叙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层次民族建设叙事的话语桥梁。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甚至可以看成是对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
从历史发展的实然角度讲，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中华民族实然性发展的客观描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9]150。在开发疆土的过程中，中华各民族以各自所在地区为中心形成政治中心，进而在地区范围内实现不同民族的融合和统一，最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国。在此过程中，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内部社会分工的发达，民族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的碰撞和渗透，必然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民族的迁徒运动，也促进了民族族体在血统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互相离不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及各构成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存在时期最显著的发展特点。有些民族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有些民族与别的民族相互融合演变成了新的民族，留存下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各构成民族在近代世界历史由王朝国家政治体系向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演变中，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都面临着国破族亡的共同威胁。外部压力是中华民族实现由自在向自觉状态转化的不可或缺的触媒和催化剂。费孝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8]9-10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是中华民族整体在面临强大的外部侵略时所发生的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的标志。觉醒意识的诉求则是中华民族在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外求独立，在国内构成民族层次上的内求平等。以革命领导阶级和纲领路线的差异为依据，为完成这个觉醒诉求的努力在“五四运动”之前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则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10]1357自1921年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统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共同了缔造了属于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任人宰割、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为我们考察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发展史提供了全新的历史叙事体系和民族话语基础。可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基础。千百年来在王朝体系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构成民族间基于不同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需求互补和交流融合建立起的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民族关系是其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所在，也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而近代以来在血火抗争中觉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历史起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的实体建设也正在这个伟大飞跃进程中突飞猛进，但我们依然要谨慎提防某些断言中华民族实体已经形成的论断。因为“苏联民族”轰然倒塌的“乌拉”声还在我们耳边回应，因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利坚民族也并没有像某些学者所宣扬的那样用公民权力就可以镕铸成铁、合众为一，因为即使是号称老牌的英吉利民族也依然面临着北爱尔兰分裂势力的威胁，更因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民族层次上推进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事业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宣布完成的事。民族实体建设历程是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内容。在如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实体建设的历史进程问题上，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和重温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准确判断和科学认识。1956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首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1957年，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11]214，并首次区分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建立”时期不同于“建成”时期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这些科学思想无疑为后来我们党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借用这样的话语逻辑，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出中华民族多元复合性实体“已经建立”但单一民族实体“尚未建成”的判断。1我们认为，这样清醒而又审慎的判断更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历程。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要求，在中华民族实体建设进程中，我们一定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成是重中之重，并为之付出更为坚苦卓绝的努力和耐心，扎实推进而又只争朝夕，多措并举而又抓住根本，才能把这项争取人心、凝聚民心、团结族心的事业做好做成。用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观点来改造和提升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实体两种存在状态理论，我们尝试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三个阶段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特点：第一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在存在阶段，为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基本前提。第二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存在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王朝体系向民族国家体系转型过程中面临西方列强外部侵略而导致实体意识觉醒，从而为中华民族外求独立、内求平等，以新的民族国家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奋斗的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站起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迈向国家层次的民族实体建设提供了全新的政治载体和实现途径。第三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为存在阶段，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时期。“自为”阶段与“自觉”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仅对自身的存在和整体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掌握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对自己民族实体的形成建设途径都有了科学可行的基本思路。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站起来”的基础上，通过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建起来”，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实体形成建设工程施工期。由此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实现之日，必将是也可能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实体形成之时。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全体儿女对自己国家层面民族实体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才得到极大提升，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国际交往中中国各族人民群众都以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作为自己的首要族属认同，都以共享共建共同维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果而感到光榮。毋庸置疑，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形成建设的伟大工程必然具有前者所具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等基本特点。
建设工程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2]3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千百年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特征，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国家民委主任巴特尔同志所指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准确把握，是对中华民族团结进步规律的深刻揭示，突出点明了处理好“一”和“多”关系的主线，揭示了“我国的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奥秘所在，必将引领中华民族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大团结大进步。[13]这个论断也为我们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为状态的民族实体形成建设工程指明了发展方向和施工途径。
一是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工作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多年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实践证明了的关于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对民族工作经验的历次总结中。这些工作经验的总结成果，既体现了不同时期国家发展的统一性、进步性要求，又满足了民族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要求;既有社会发展目标的与时俱进，又有民族纲领基本原则的充实完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阐述，1则是全面系统地对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经验及纲领、方针的最新提炼、丰富和升华，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容，实现了对新时期民族工作基本原则的开拓创新。我们坚决反对某些学者把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这两次打砸抢烧的刑事犯罪事件作为否定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质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甚至抹杀和取消我们以往民族工作成就的依据。[3]我们要看到某些以特定民族代言人自居的少数民族败类自私自利、叛国卖国的丑恶行径永远也代表不了这些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流意志，他们煽风点火、打砸抢烧的刑事犯罪事实既不属于民族问题，也不属于宗教问题。我们绝不能按照他们的荒唐逻辑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些糊涂认识，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掷地有声地宣告：“新中国成立65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我国民族工作做的是成功的。”[4]他语重心长地劝告：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民族工作做得都是最成功的，没有必要妄自菲薄！[9]19只有以这样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问题处理模式的伟大创造”[14]29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致的法律技术，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国家建构与民族平等、保护公民权利与尊重民族差异之间平衡的系统把握，及对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全面考虑。在该制度初创之时，我们党强调的是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的正确结合。此后，与时俱进地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不断深化和发掘对其优势的认识和本质的把握，避免和防止对其片面化理解和误读。1957年，周恩来同志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各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1992年，江泽民同志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把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是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2005年，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后来，又增加了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统一，进一步丰富了该项制度的内涵。为了防止对该项制度认识上出现新的偏差和失误，2014年，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着重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为我们在新时期正确把握该项制度的本质特征指明了方向。[9]51-52习近平同志指出：“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15]强调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并不是各占一半的机械结合，而是要和国家及自治地方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客观需要结合起来考虑两者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把握两者关系要强调自治多一些，是为了在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保护和发挥好自治地方的自主权;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统一多一些，则是为了弥补民生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等市场经济体制的天然缺陷，加强和发挥好上级国家机关扶持自治地方发展的责任，给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的需要。习近平同志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既包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区域因素，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否则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达赖集团、‘东突’分裂势力就打这个旗号，要求汉人等都退出西藏、新疆，包藏的祸心就是搞民族分裂。我们的同志不能照这个逻辑走！”[15]新时期我们党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完善，充分体现了该项制度强大的生命力、科学性与适应性，也充分说明了其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三是坚定不移地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从语义学讲，作为次生复合民族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等同于中华诸民族。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并不是指汉族或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而是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统一体中所有的民族”[16]。形而上学地把两者对立起来，单纯地以为强调一方就必须要忽视另一方的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義辩证法的观点，也不符合党的民族工作实践。我们无法想象，抛开了56个构成民族的发展繁荣和民族关系的平等和谐，单纯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建设任务。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1强调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做。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在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钢筋铁骨，就是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不可摧的民族关系基石。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离不开“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些传统的民族政策话语。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纲领的基本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体现和要求。这三者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纲领体系之中，但他们各自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民族团结是促进民族平等，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在民族问题上的体现和要求。如果不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那么民族平等团结便失去了发展方向和前进动力。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17]178这些民族纲领在具体实践中具象化为民族政策时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比如在民族平等问题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促进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尽量减少同一地区中民族间的公共服务政策差距，避免出现民族间的政策陡坡，防止因政策导向人为制造隔阂、强化固化民族意识，强调要更多针对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别事项来修订完善和制订出台政策。可以讲，这些对民族平等政策的发展完善正是与时俱进地实践民族平等纲领的深层次要求的充分体现。
四是坚定不移地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民族地区无论从哪个层次和方面理解，也离不开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个核心概念。这些地区不仅具有全国其他贫困地区所面临的普遍性困难和问题，更具有自身一系列特殊的困难和问题。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低，多数产业低端化发展，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人口居住分散，公共服务半径大，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本高。这样的条件，没有国家和发达地区的扶持和帮助，依靠市场自发力量及其自身条件发展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逐步扭转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趋势，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全局，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所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是我国实现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也是铸牢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民族地区只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上与全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形成相对均衡又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共同体，才能为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要着眼于民族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在依靠民族地区自身努力的同时，还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各方面的扶持。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加大不能减少。同时，还要求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抓好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这个首要任务，抓好扶贫攻坚这个重点，抓好教育、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个着力点，以促进市场要素流动和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贯通为途径，把发展落实到解决区域性共同问题、增进群众福祉和促进民族团结上，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地区特点的科学发展路子。这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与科学发展的路子，显然体现了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政治性要求，显然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群体性平等发展诉求的尊重与重视。
五是坚定不移地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总体来讲，文化认同是具有不同层次性的差序认同体系，按照文化主体差异性而言，可以分为个体认同——群体认同——国家认同——世界认同等基本认同层级。在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体系中则可以具体表现为个体认同（各民族成员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国家构成民族的群体性认同）——国家认同（国家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世界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一般而言，低层次认同是高层次认同的基础和组成部分，高层次认同可以包容和引导低层次认同，并且各层次认同协调发展的基础在于支撑这些认同的利益认同机制的协调发展。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谙各民族文化认同的政治属性和深远意义。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民族工作，解决好民族问题，要依靠物质和精神两种力量，要解决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问题。这是新时期党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更加全面深刻的把握。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途径是促进各民族群众的文化认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这样的文化认同，不仅不能“去政治化”，而且首先强调的就是政治文化的认同，核心就是要增强各族群众在政治意识上的“五个认同”，1其中的基础则是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是五个认同中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巩固其他四个认同的必由之路，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要求。要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内涵，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构成，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要反对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和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两种错误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当代发展的价值追求，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内涵和发展方向，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取向政治属性的基本体现。要注意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营养。在民族意识调控上，我们反对某些学者危言耸听地断言“我国存在的真正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并不在于那些实施恐怖袭击和制造街头骚动的少数极端分子，而在于少数民族干部与知识分子队伍内心中的现代民族意识”[18]。我们认为这样的判断首先是对“现代民族意识”的污名化，因为在当代中国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意识”是能够正确处理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以及民族相互间关系基础上的民族意识，是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民族意识，而不是西方民族理论中以单一实体民族唯我独尊“一族一国”的民族意识。同时，这样的判断也是对广大少数民族干部与知识分子队伍的污名化，因为即使是以苏联解体为依据，我们也无法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主体民族出身的领导人应该为联盟解体负的责任归咎到纳扎尔巴耶夫、尼亚佐夫等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头上。六是坚定不移地聚焦民族工作的“关键”和“未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关键”。有学者把“阶级认同”与“以阶级斗争为纲认同”等同起来，把人们的思维导入了阶级认同与民族（宗教）认同二元对立的陷阱，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拨乱反正导致了“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这两个传统群体认同”对“阶级认同”的取代。[3]我们认为这样简单和武断的判断并不能成立。实际上，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应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个主张都是我们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提出的探索路线，而“阶级认同”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对该阶级领导力量（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就是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路线、纲领及方针的认同，更是对其本身领导地位及合法性的认同。所以，即使在我们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后，也不能说就瓦解甚或否定了各族群众对党的阶级认同，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同时，认同是有兼容性的，一个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数民族群众，同时也可以保持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自己所信仰宗教的认同，这并没有什么认同的冲突可言。各族群众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从来也没有因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相反却因为我们党对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而更加坚固。这样的认同成就，自然也就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为此，习近平同志明确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毫无疑问，这就是新时代各族群众“阶级认同”意识的最好体现和终极表现形态。几十年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成就也反复说明了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正确性。只要我们各族群众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拔我们的民族关系，各民族间“语言不通阶级亲，民族不同心连心”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本质就会有充分坚实的政治保障。另外，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还明确提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才能赢得民族工作的“未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剧增的新常态后，提出了我国已经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的基本判断。对于这样“送上门来的民族工作”，我们还存在着不重视、不熟悉、不适应、跟不上的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泛，是一项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关键是要搞好流出地和流入地两头对接，探索建立跨地域协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少數民族流动人口信息系统，做好各类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开展各类便民服务活动，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早日融入城市。要把城市民族工作的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切实保障好散杂居和城市地区各民族的合法权益，教育和引导各族群众相互尊重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才能实现城市让各族群众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是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实践要求对以往中华民族理论成就的伟大创新和发展，是指导我们进行中华民族实体建设工作的理论指南。只有认真、全面、系统地学习、领会和把握好习近平同志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基本内涵，切实按照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引领凝心聚力，全面系统地促进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发展完善，不断巩固和加强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一致性，不断促进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建设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共同精神家园，才能真正完成历史赋予我们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伟大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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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120多名国外学者和国内知名学者等共11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十个分论坛和四个高端论坛。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以及厉以宁、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国内著名学者，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以及哈维、科兹、比岱、卡弗、布兹加林、阿尔卡利布、迈弗路德斯、奥尔汉加济、安德森、达莱玛、塞耶斯、胡比耶夫、赛义德、米尔勒、迦凯、奥伊蒂宁、吉乌拉斯、布伦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纳维、哈利勒、希梅内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国际学者参加了各论坛的活动。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如下五个议题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第一，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学者们的发言，可以发现学者们实际上是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框架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诊断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所谓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来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困境，结果却是饮鸩止渴，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集中表现，是推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谓金融资本的非生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通过价格的垄断操作、证券投机、信用欺诈、地产投机、国债和主权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实现的圈钱机制。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结果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加深和扩大了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必然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转化。在过去五六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每当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就成为主流；每当核心国家处于下降期时，就会出现矛盾激化、积累中心转移、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以及国际矛盾尖锐化等问题。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积累中心和霸权更替都经历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甚至伴随着世界大战。从1970年代起，资本主义就已进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资本主义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局部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长期衰退之中。未来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们将处于一个大动荡、大改组时期。现在美国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国霸权处于下降期的表现。特朗普政权则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趋于衰败的表现。此次资本主义自身危机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人类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马西莫·达莱玛、迈弗路德斯、欧兹·奥尔汉加济、阿明、如姆鲁·图阿松、大卫·施瓦茨曼教授、许建康研究员、李慎明研究员、丁晓钦教授、宋朝龙研究员等国内外学者对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及其所引起的结构性危机、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做了发言和讨论。
第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与会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义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人理解为脱离生产关系的经济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体等；它使人脱离生产关系并进入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它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这种形式主义制度体系难以理解、掌握和应对的。金融资本积累机制是在契约论的基础上且不违背契约原则时发生的，因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无法诊断和医治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政策放任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既导致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势力剧增、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使边缘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更导致新民粹主义兴起和全球化逆转。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世界体系危机面前，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中产阶级支配社会的神话、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观念、新自由主义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观念纷纷破产。阿明、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马西莫·达莱玛、简·奥托·安、法特稀·阿尔卡利布、宋丽丹和陈人江等学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围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做了发言和研讨。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基本逻辑，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论。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资本论》提供的分析逻辑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进行了解析和批判，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对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问题进行了阐发和研讨。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和交汇，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当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能力、现实化的调教功能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萨米尔·阿明、大卫·哈维、马西莫·达莱玛、博卡拉、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赵敦华、丰子义、赵家祥、潘维等学者对此主题做了发言和探讨。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方法论层次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和经验主义世界观；在核心价值观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在经济制度上强调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极影响；在政治制度上强调既发挥人民民主，又确保国家能力对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在全球化新阶段的顶层设计上，集中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含着东方大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探索逻辑，以及人类命运反思的探索逻辑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上述逻辑轨道上经过艰辛探索而确立的，這些逻辑轨道是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轨道，而中国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和全球化时代多数发展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也为处于西方核心文明区的人们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参照。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义。郑长忠、迈克尔·唐迈、提瓦纳、李玲、许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纳德·福诺、冯颜利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进行了确认和讨论。
第五，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系统性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失效，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转向，新的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历经从西方到东方、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经变得更具解释力和实践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对金融资本的扬弃能力，具有带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义重塑人类文明的能力。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面临艰巨的任务。与会学者认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体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长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中坚力量，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关键在于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党。谢里夫·穆罕默德·菲亚德、穆阿塔法·哈夫纳维、莱恩、希梅内斯、迦凯·布伦特、亚当·赫什、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阿德汉·赛义德、田心铭、黄蓉生、何怀远、章忠民、邓纯东等学者对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必然性、途径和前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外学者们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全球化转向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转向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客观描述了新时代我国的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中央运用统一战线思维确立的重大政治任务。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牢牢把握民族工作特点规律，增强做好民族工作的前瞻性、综合性和针对性，以尊重各民族多元为前提，在团结进步上形成了最大共识度，各民族守望相助;以增强中华民族一体为根本，在繁荣发展上画出了最大同心圆，各民族共创美好未来。
民族关系与国家政治生活息息相关。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历史的延续与传承，更是新时代的召唤与使命。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的时代内涵，既与时俱进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为有效应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挑战提供了根本遵循。
命运共同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贯穿于中华民族从远古走到今天的全过程。在共同历史条件的孕育、共同价值追求的引领、共同物质基础的支撑、共同身份认可的融合、共有精神家园的涵养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各民族实现政治上的团结统一提供了最大的共识力量，实现文化上的兼容并蓄提供了可靠的思想链接，实现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提供了立体的社会环境，实现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提供了丰富的人文土壤。
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各民族相互之间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关系。中华民族应有博大的胸怀，把各民族紧密地包容其中;各民族应有强烈的自觉，紧密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中华民族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下，就不仅仅是创造曾经的辉煌历史，而且一定会拥有更可期待、更加灿烂的美好未来。新时代党和国家总体部署援藏、援疆各项事业，精准实施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略，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作出顶层设计，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供给有效政策，助力宏大理想的实现和伟大梦想的成真。
中华民族的宏伟大业、各民族的宏大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深度结合。从事统一战线特别是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对此要理解到位、认识到位、把握到位，引导各族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和珍视民族团结，守护民族团结这条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实现各民族彼此帮助、互相包容，彼此学习、互相欣赏，汇聚磅礴伟力，夯实统一之基。
民族问题极其特殊，不同于其他经济社会问题，各种社会矛盾混杂其中，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也就是说，民族问题不局限于某一国，其普遍性就在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回避它;民族问题不局限于某一历史阶段，其长期性就在于各民族间的不同特点和差异的消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其交织性就在于它既与宗教问题如影随形，又与各种社会矛盾相互缠绕;民族问题往往跨越国界，其世界性就在于解决起来极易引发国际问题，甚至导致国际关系变化。普遍性、长期性、交织性、复杂性决定了民族问题牵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疆巩固等一系列涉及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彰显了民族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
面对民族问题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从更高的政治站位看待和谋划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理论上不断拓展认知新境界，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在推进上不断尝试实践新探索，构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成熟的中国模式。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从事民族工作的各有关方面，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很好地把握了我们国家民族关系的主流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基调，促进了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推动形成了各族儿女在中华大地上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生动局面。
这深刻地启示我们，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切实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解决复杂问题，科学理论是航标、先进制度是遵循、务实行动见成效、党的领导是灵魂。要以清新自然、亲切易懂的姿态深入阐述、广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满足各族群众的理论需求，促进民族工作理论进入思想、指导实践、推进发展。要认真贯彻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在这个制度框架下积极构建完善的政策体系，坚持应该坚持的、巩固应该巩固的、完善应该完善的、发展应该发展的，为聚合各民族力量、汇集各民族智慧、促进各民族融合创造有利条件、搭建基础平台、提供重要载体。要立足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深入思考和深度谋划推进民族工作，以鲜明的中国特色、独特的中国风格、宏大的中国气派，加速释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磅礴伟力。要从历史的演进中看清民族问题的本质，从历史的逻辑中得到解决民族问题的答案，始终把“两个维护”贯穿解决民族问题的全过程，为党长期执政赢得各民族的广泛认同和坚决拥护。
各民族之间缺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失去了根本。解決“三交”问题，既要有物质的政策，也要有精神的引领，做到物质方面拿出办法与精神方面采取措施一体谋划、贯通实施。从现实情况看，前者还是很有作为的，但后者仍然比较欠缺，很不到位。从精神方面采取措施，旨在涵养各族群众同理之心，建设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头活水。
（一）涵养同理之心，需要突出思想引领要坚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牵引下，聚焦民族团结进步，开展群众性思想教育和创建活动，确立鲜明的国家观、科学的民族观、先进的文化观、发展的历史观、进步的宗教观，唤醒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让各族人民从狭隘的民族、地域、群体中走出来，更好地融入中华民族、中华大地和中华儿女之中，让热爱伟大祖国、崇敬中华民族、自信中华文化、拥护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蔚成风气，从而形成有灵魂有血肉、入思想入行动的同理之心。
（二）涵养同理之心，需要恪守多元一体。
全国各族人民只有以共同的价值追求相互包容，以共同的奋斗目标相互凝聚，才能携起手来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为此，要坚定党的领导。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国家希望、民族希望之所在，要坚定不移地以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指导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要把握共同追寻。深刻认识我们广袤的疆域、深厚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开拓、书写、创造和培育的，没有各民族的共同追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卓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更是如此。要善于化异为同。深刻认识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是由多元构成的。对此必须精准把握。从而，在尊重多元的前提下强化一体、在强化一体的基础上正视多元，为各民族正确处理好本民族局部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关系提供基本遵循，描绘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生动图景。要讲求家国情怀。深刻认识我们国家是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维护国家统一是各民族共同的初心所在，维护国家主权是各民族共同的使命所系，从而把爱本民族与爱国家融汇起来，把建设家园与建设祖国贯通起来，实现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要保持文化清醒。深刻认识经过集成各民族文化而来的中华文化，为各民族营建了共有精神家园，是将各民族融铸于中华民族的最强韧纽带，是中华民族的最鲜活灵魂，从而在促进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实现和谐共生，在中华大地上滋生出美美与共、生机勃勃的万千气象，呈现出中华文化的雄浑厚重与博大精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是其价值取向，携手奋斗、一体繁荣是其价值指向。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指向，是对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精准把握，是对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景的最好回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使命的应有之义。石榴之喻，彰显出凝聚性、整体性、不可分割性之于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传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未来民族关系的美好期许。携手奋斗、一体繁荣，表明了各族人民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烈意志，传达了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达信念。携手奋斗为一体繁荣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一体繁荣为携手奋斗奠定坚实物质基础。抓住了携手奋斗、一体繁荣，就抓住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和本。
（一）要实现这样的价值追求，就要着眼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强化顶层设计。
融地缘、血缘与精神为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正是我们党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才在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还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大陆，还包括港澳台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华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思考和谋划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充分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大背景，按照既定的路径和步骤，以国内民族团结带动祖国统一、以祖国统一促进民族认同，进而形成天下华人一家亲的完整链条，让海内外中华儿女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宽广历史舞台上，智慧充分涌流、力量竞相迸发。
（二）要实现这样的价值追求，就要着眼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构建国家战略。
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篇六
论文通常用来指在各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并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论文。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传播学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表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传播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生命力，关系到其文化整体的实现;传播影响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意义的解读，并重塑着广大受众的文化认同选择。传播生态的改变造成的文化传承结构的失衡、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媒文化传承功能失位与价值迷茫、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重构，必须明确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强化其社会责任，努力拓宽信息传播渠道，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建构的空间，在加强信息监管的同时，注重发挥“意见领袖”的文化引领功能，努力建构起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传播学;文化认同;认同危机;价值体系;话语体系。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个体对于自己所属的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具有归属感，进而能自觉获得、保持和创新所属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表现为人们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其实质与核心就是共同体共享的意义或价值体系［1］，它是维系不同群体、团体和组织的重要纽带，是实现民族认同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也是维系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身体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它或源于生产劳动，或根植于节日庆典，或附身于宗教民俗活动，以自在的形式将民族意识、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融入民族成员的生活血脉之中，自发地存在并发挥规范作用［2］，作为重要的文化认同资源，牵系着广大受众的心理情感和文化归属，实践着文化认同的基本功能，所以，“理所当然，它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建构精神家园，发掘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3］。全球化浪潮使各民族的文化联系日趋紧密，其裹挟而来的文化也冲击、推动着我国社会的文化变迁，并对各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审美方式、文化行为和文化语境等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其内涵的惰性因子、商业文化的蔓生和多元价值取向相伴而生，共同塑造着复杂的文化现象，使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成为重要议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凝结的过程，也是纵向和横向不断传播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离开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认同便无从实现。体育的全球化发展，同样昭示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信息化的今天，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失范问题将浓缩为形态各异的镜像在媒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传媒也日益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的动态表征，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再现和建构体育文化身份的主要途径与资源，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体育文化认同建构方式。基于我国对文化转型与文化建构的社会现实，本研究将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问题置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学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传播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互动关系视角考察了其文化认同问题，系统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失范的症因，探寻面向未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发展战略，将摆脱以往大多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相关理论研究的思路，更具一定的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
1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认真查阅相关“传播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文化认同”方面的著作28部，并在中国知网(cnki)中，进行期刊的检索，其中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关键词，共检索到从2002至今发表的148篇研究论文，其中核心期刊46篇;以“民族传统体育”和“文化”为关键词，检索到2001至今发表的79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32篇;另外将“传播学”和“体育文化”作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从2003至2015年51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23篇，相关文献资料为论文写作提供了理论参考，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共参考了7部学术著作和13篇学术论文。
2.1传播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体的有效实现。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指出:“传播是人与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证的手段。”［4］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传播决定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或者说传播成为社会关系得以实现的机制。在西方传播学中“communication”通常被翻译为“传播”，这其中不仅包含了“传出、播开”的意思，而且还具有“交流、交往、沟通、流传”等方面的意思。基于此，可以认为传播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5］。由于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原则体系以及这一体系的现实化”［5］。其中，“抽象出来”和“现实化”表明了传播是文化的本质，也阐明了文化的二维结构特征即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其深层结构意蕴着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心理状态，映射出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生活习惯等精神价值，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核心与精髓。表层结构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外显形态，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表现为身体活动同一性的规则、复杂的程序、怪异的服装和器皿等，并呈现出口头传统、表现艺术、运动形式、民俗礼仪、乡土游戏、节日庆典等多种表现形态。也正是基于传播过程中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层和深层结构的整体解读，民族传统体育的“活态性”“民族性”“民间性”“生态性”“生活性”“娱乐性”“竞技性”等成为对其特征界定的话语表征。同时，基于文化的传播特性，可以认为传播是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但从传播学视域分析，文化传播的介质离不开符号系统，是精神内容和物质载体相统一的信息，同时也是符号和意义相统一的象征符体系，人类社会正是通过象征符体系，保存和传达着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创造和继承着社会文化［1］。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传播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外显的文化符号(动作、手势、姿态、规则、服装、器皿等)与内隐符号(民族特点、伦理道理、意识、情感等)的融合，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相统一，符号和意义相统一而构成的具有继承性和保护价值的象征符体系，并从整体上统合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层结构表达和深层结构诉求。从传播学角度讲，任何传播着的传统文化都是现实的，否则即为已经僵死或湮没的“死文化”，可以说，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现象，千百年来，在其传播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演绎、变迁、融合、创新，以姿态各异的形式附着于可见、可感的各种文化载体，并与现实生活相互交融，在各自的文化空间内，以鲜明的文化个性，予民族传统体育以生命力表达;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应基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性进行思考，并结合现实背景予以考察，结合其传播的当下维度，综合考虑影响其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形式、文化内容、传播环境和传播对象等诸多要素才更具现实理性。当然，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死文化”，如我国的蹴鞠、捶丸、投壶、苗族的穿花衣裙赛跑、打花棍、土家族的撒尔嗬、板凳龙等文化现象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致因分析，也有助于我们从侧面更加清晰的了解文化传播过程的症结，为当今的体育文化认同选择与重构提供参考。
根据传播符号学理论，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表征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器具用品、活动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都表现为一种符号［1］。而人类传播是一个以信息为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从符号学角度可以认为传播过程是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6］。作为符号的创造者和运用者———人，正是以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表物建立协调的关系，来传达、交流、沟通特定语境中相互间的目的和意图，以求理解和接纳［1］。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介质是符号和意义“相统一”的象征符体系，但其符号作为文化的表层结构或者说是表现形式并不等同于意义。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既存在于经历史沉淀而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中，又存在于处于一定历史时空的个体的主观理解之中。在传播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的不同符号系统都有着为某一“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分享的意义，因此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如:藏族人民的赛马节、新疆的古尔邦节和民俗性特征如:壮族的三月三抛绣球、打扁担活动、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等。而由于人的表达过程部分地是一个“自我异化”的过程，因此，作为独立结构的民族传统体育象征符号系统必然因不同的社会自然和历史条件而受到制约，而人们对它承载的内隐价值的解读也将会出现不断的变化，同样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因民族和地域差异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藏族式摔跤为“北嘎”;维吾尔式摔跤为“且里西”;蒙古族的摔跤为“搏克”;满族、回族式摔跤为“绊跤”;彝族的摔跤为“格”。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所承载的深层的文化意义都是历史的、变动的，存在于处于特定历史地位的人的主观理解中，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呈现出流动性、不稳定的特点，但其核心和实质是共享意义的交流、创造和理解。由于符号和意义的统一具有相对性，文化主体的随意性解读将使符号所承载的信息发生变迁或异化，例如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的竞技化改造，其根源在于脱离了对传统武术所承载的深层文化价值的解读，而一味陷入对西方竞技体育表层文化的模仿，当然，这种误读或者说民族传统体育的这种变迁或异化究竟是源于传播者还是广大受众，亦或是传播环境的影响，我们暂且不论，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去理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失范问题，应该成为相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研究的基点，成为我们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发展方面重要的致思方式，也有利于厘清当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扭曲化、抽象化、碎片化等“文化曲解”现象。
3.1传播生态的改变造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结构失衡。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以游牧文明、农耕文明、采集文明、藏传佛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结合而成的文化形态。在前工业社会，由于经济结构相对封闭、单一，社会生产方式落后，人们社会活动范围有限，信息传播途径与方式较为简单，以口口相传、口手相传为主的人际传播和以家庭、部落或族群为主的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此阶段，具有一定社会威望、生活经验丰富和体育技能水平高的乡土艺人，作为“意见领袖”，承担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角色，对外界信息起着重要的“过滤”和“加工”作用。由于传播范围相对局限，因此，不同体育文化间的竞争与冲突得以避免，不同体育文化认同间的张力无以展现，主体的文化认同选择无从谈起，可以说，传统社会的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顺应了此阶段社会性质和文化特征，表现出封闭性、稳定性和宗教性的特点。不同受体间以一种保守、封闭、自足和平静的心理状态参与着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以标定自己的民族或族群归属，这种对本民族或族群传统体育文化的“原生性认同”，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延续性和持久繁荣，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文化自觉样态。“当代文化的生成、发展与演变是在全球场中进行的。不同社群、民族、国家的文化再也不是封闭的，它们在全球场中展现。不同文化的这种全球性互动和高度相关，是新科技革命的产物，也是信息、网络时代的基本特征，显然，这是史无前例的。”［6］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传统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巨变，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大众传媒以及数字媒体在体育文化传播方面建构起的庞大的、跨民族和国界的多方位传播态势，在携带海量的异域“体育符号资源”的同时，作为意义的建构者，“收编”或“统一”了大众的体育文化身份建构资源，使当代体育文化领域呈现出普遍的“文化媒介化”的特征，并且这种“媒介文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宰制力量”［7］，正在对社会结构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加速推动着传统的单向体育文化传受模式向多中心、多维互动传播位移，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结构，催生了新的体育媒介时空。在时间上，拉近了历史或传统与现实或当下的距离，使得文化中稳定特征的再现具有当下意义，塑造着新的文化认同;在空间上，大众传媒压缩了空间，统合了基于一定地域的整体性社会生活过程，构造着新的“想象的共同体”［8］。可以认为，现代传媒的发展和传播方式的改变，改变了原有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致使传统的“意见领袖”角色嬗变，社会身份式微。同时，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输入———输出”的节奏被打乱，致使“文化共同体”对文化符号的解读、调整与重塑的相对平衡的节奏被破坏，受众在对多样的体育文化符号进行着甄别、判断和使用的同时，文化的选择性得以体现，文化间的张力体验日益明显。原有维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共同基础的价值标准，伴随着受众重新的解读、修正与调适，呈现出碎片化、个体化和瞬间性特征。那种建立在以情感、信仰等为基础上的、稳定的维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纽带被割裂，而被代以冰冷的、暂时的契约关系，统一的认同规范和框架被打破，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心智和期望从沉静、封闭、无意识的“原生性认同”，转向活跃、开放、自觉关注的“选择性认同”。由此而引发的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问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传播方式和内容的嬗变造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错位的直观表现就是体育传播文化内容的同质化倾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以无可抗拒的势头成为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的内容，挤压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空间，受众对西方竞技体育表现出来的竞技性、公平性等价值标准和统一规则下的表现形式的认同，加速销蚀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基础。
3.2社会转型过程中媒体文化传承功能的失位与价值迷茫。
韦伯通过对现性的分析，认为理性分裂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且工具理性已经日渐占据统治地位，而工具理性意味着对利益的功利性攫取成为了现代性社会的主导［9］。工具理性的价值导向，加速了文化的去魅化过程，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到来，消费社会文化符号的崛起，催生了“体育文化商品化”，大众体育文化日益崛起，体育消费文化盛行。詹姆逊认为消费社会就是完全多元并且抛弃了单一规范的放任社会，在消费社会里，文化也开始商品化［10］，而这一文化转向，通过媒介传播更被无限放大。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国国内媒介实现了从“事业”向“产业”的角色转换，传播范式开始从国际传播向全球传播转变，将满足国内多元文化需求视为运作的核心目标，并通过媒介技术、人才和资金等资源的全球配置与整合以及“全球本土化”策略下的内容生产与销售来赢取最大的市场利润。基于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各种传播媒介在“议题设置”方面的功能不断被强化，而作为媒介“守门人”的社会责任功能却不断被弱化甚至忽视，其提供的各种体育文化产品也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为争取更多的受众注意力资源，积极寻求与文化的联姻，媒介体育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注意力经济”。在传播内容方面，大众传媒以体育政策、方针、新闻和赛事的宣传、直播和报道为中心，融合了外部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现象等，形成日渐趋同的西方竞技体育主导思想合力，在不断强调标新立异的同时，再造、改变、诱导着大众的体育文化趣味及追求，主导着社会主流体育文化“拟态环境”的形成。而具有浓郁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壮族的打扁担活动、鄂温克族传统的“来阔勒节”中的套马活动等，虽具有很强的民俗性、地域性和一定的健身性和娱乐性，但相对现代竞技体育，在内容的丰富性、竞技性、娱乐性和时尚性方面仍有较大差距，难以满足广大受众时尚性体育文化消费需求，似乎已伦为“腐朽、迷信、落后”的代名词，在传播链中，得不到大众传媒的青睐，难觅落脚之处。根据h.布鲁默的“互动理论”，个体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修正其认知结构［4］。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空间”，主流体育传播媒介重塑的富有娱乐性、时尚性和观赏性的“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广大受众对现代体育的“等值解读”［11］，并不断修正对现代体育的“选择性认同”，致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消解与变迁成为必然，如侗族滚乱泥、回族堆人山、白族跳伟登等。同时，在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微博、微信、博客等媒介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广大受众作为“自媒体”，又无形中扮演者传播者的角色，乐此不彼地助推着这一文化语境的形成。
3.3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遭遇空前未有的传播全球性、传播科技化和内容同质化的危机。可以说，“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主要就是强势文化的过程，是以强势文化压制、排斥、甚至最终吞噬弱势文化为特征的”［12］。“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包含着一种将价值、利益和意义领域里的特殊性作为客观历史领域里的普遍性强加给他人的过程”［13］。国外传媒集团尤其是西方跨国媒介集团，在激烈的全球体育文化竞争场域中，本着现代市场利益法则和运作逻辑，坚持西方竞技体育思想推广策略，秉承自由、理性、公平、竞争的现代体育观念，依托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优势和先进的传媒技术手段，假借“普遍”之名，冠以“当代性”“时尚性”和“全球性”伎俩，隐性地将批量生产并加以本土化包装的现代体育符号、信息输送给目标人群，实现了对体育资源的不断积累，并通过各种媒体仪式化、制度化、日常化的传播，获得了象征性社会权利的表征与再现，并逐渐形成一种体育文化霸权主义思想。与此同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空间不断被扭曲与压缩，文化格局被迫发生改变和重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这种态势，加速促进着现代体育文化的整合，引导受众的认知趋同。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今日的体育全球化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陷阱［14］。由于文化认同的选择同样是文化的比较与竞争过程，在西方体育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民族传统不断被“他者化”，甚至“妖魔化”，其民族性、本真性、传统性等不断被消解，并在发展过程中沦落为极致性地向西方体育普遍性模式的靠拢与模仿［14］。
4.1明确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强化社会责任。
大众传媒的文化表现与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众文化转型的未来走向。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是社会主流文化和社会控制性舆论形成的主要原因，逐渐成为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与资源［4］。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公共传播领域呈现出的缺失状态以及信息交流不对称的态势，媒体要发挥社会文明的传承功能，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性，深入了解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并对其深层文化的精神实质进行探索，通过对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与包装，主动介入或干预体育文化的传播，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科学、合理的言说框架，通过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描述与不断追溯，进而吸引受众的广泛参与，重拾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记忆，弥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断裂，并实现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装置”，大众传媒在传播过程中，应同时兼顾效益与公益，加强体育文化传播的“把关”工作，做好媒介“守门人”，发挥主流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响应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不断强化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现代意义，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伦理本位”理念引导，地方特色呈现、民族个性和审美习惯表达方面不懈努力，探索符合广大受众文化接受的传播方式，重新发掘和弘扬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加强国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理解和记忆，发掘和塑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体育文化精神。另外，在数字化传播时代，大众传媒应根据受众的不同特点，建立起形式多样而灵活的信息反馈渠道，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通过在政府主导下成立专门的民族传统体育网站、建立官方微信平台等手段，在充分发挥报道权威、内容详尽、分析透彻等优势前提下，加强与新媒体的互补与融合，不断扩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形态。
4.2拓宽传播渠道，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建构的空间。
组织传播和群体传播在信息传播方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两种传播方式尤其是组织传播，以自身的系统性、民族性、文化接近性等特点具有明显的传播效果。群体理论研究表明，相对稳定的群体对影响人们的思想起着重要作用，其效果甚至要大于大众传播，并且有利于个人从群体中获得社会认同感。长期以来，尤其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或地域，它们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在不同群体文化活动中，群体规范一旦形成，将在个人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利于群体形成较为稳定、一致的文化认同;因此，应鼓励相关组织或群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实践活动，如近年来在全国广泛兴起的广场舞群体，同时各级政府基层组织要对本地域或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宣传和对外交流，并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推进文化传播的信息化建设，如建设专门的网站，使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相结合，并在政策、资金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扶持，积极对接优秀的民间群体组织，因势利导，不断拓宽体育文化传播空间，促使更多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生认同。教育传播作为重要的组织传播方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至关重要。但现代的学校体育教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陷入了对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模仿”。虽然，1992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指出不同地区的学校可以选用具有地域特色的内容［15］，但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教材建设问题以及其本身的特点影响制约了其在学校教学中的应用和开发。在学校体育教育中，要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育的扶持力度，因地因时制宜，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开发，鼓励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器材、服装、规则的创新，提高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学校教育中的科学性、健身性，使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真正能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窗口，并使广大学生真正热爱并参与其中，不断提高文化认同感，并主动承担起本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责任。另外，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速普及，“文化媒介化”现代化转向会促成受众对多样体育文化的“想象性认同”，博客、qq、微信等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尼葛洛•庞帝曾说过“数字化生存……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声音”［16］。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改变了大众传媒单向传播的态势，有利于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空间，为多样体育文化的交流与竞争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由于媒介环境下群体规范约束力的降低，群体压力的减小，会促使更多个体在网络空间寻求自我身份表达和认同的资源，而隐身于各种传播空间的“意见领袖”因拥有大量的“粉丝群”，通过对某一主题的上传、转发和评论，起到了“议题设置”的功能，在一定程度引导着社会舆论的发展走势，因此要重视“意见领袖”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中的引领功能，同时要加强信息监管，加快推进法治建设，不断提高传播者的媒介素养。
4.3建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
发展繁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增强其影响力和传播力，对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内外兼修”“身心自然”等历久弥新的“文化基因”要予以坚守，深入挖掘具有文化特色、历史底蕴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构建出一种整体的、符合现代社会公共诉求的、独具时代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价值观，使其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独特的“文化标签”［17］，成为能与“他者”体育文化平等对话的文化资本以及建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价值坐标，并使其在文化意义的承载和表征上与现代国家政府、社会公众群体紧密关联，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所承载的意义结构与人们集体性的文化心理结构重新契合。否则，单纯为迎合外部世界的“文化想象”［11］，而进行的带有强烈功利主义色彩的盲目商品化，只会形成完全脱离生活的“假”文化和没有活力的“死”文化，背离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本质。另外，须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过程中，“不能消极地把保护工程看成是对濒危文化遗产的收容所”［18］。“现代传播媒介是一种对个人和社会进行影响、操纵、支配的力量，它具有界定事物、论述事物、解释事物、形成或塑造公共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的能力”［19］，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其文化影响日趋明显。文化传播主体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要树立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采用灵活多样的传播策略、手段和技巧，把控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互动的合理张力，建立“文化对话”机制，逐渐消除和打破跨文化交流的隔阂与疏离，不断提升我国媒介体育的文化话语权，这样就可以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从术语界定、意义诠释、言说方式3个话语体系要素出发，对全球性文化进行科学的、合理的选择性接受、合己性理解、颠覆性解释、破坏性重构和创造性发展［17］。
5结束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体的实现过程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相统一，符号和意义相统一的传播过程，也是人类文化认同的形成的实践过程。当然这种统一不是绝对的统一，这种文化认同也不是普遍的认同，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或因时间而变，或因空间而异，但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底蕴、文化因子却未曾改变，“本土犹如系物桩，拴住同一本土的人与时间连续体、历史共同体之间相同或相似的经历、情感、身份和主体文化”［17］，吸引着人们自觉践行着文化传承的功能。而全球化传播带来的时空压缩和混杂性，致使传播主体异位、意见领袖式微、传播内容同质、传播定位迷失、文化冲突加剧，彻底颠覆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结构，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维系功能被消解了。伴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大众传媒凸显在文化变迁中“舆论领袖”的重要性的同时，正加剧着“文化媒介化”态势，已成为人们赖以观察、认识世界并调整和选择自己行为的须臾不可或缺的参照系［20］。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碎片化、表面化的文化表征，解构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核心价值基础，致使广大受众体育文化身份模糊、混杂与流动，从而引发普遍意义上的认同危机。“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在正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问题的现实基础上，基于传播学视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相关问题进行追溯、描述、解释、修正与创新，如何通过传媒建构起当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新表征，打破“他者”体育文化的禁锢与隔离，重拾“我是谁”“我们是谁”的民族传统文化坐标，进而重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信心，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摘要：通过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研究及分析，多元文化的传承及知识体系的探究可以全面促进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将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作为重点，对其多元化的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核心目的是通过民族体育文化的研究及分析，规范研究内容，实现民族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双向性及全面性发展。
在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文化内容是维系民族成员之间的关键内容，同时也是群族身份认证的重要标志，这种文化理念逐渐成为民族生存及发展的基本核心。伴随民族文化的发展及传承，民族文化经过不断的融合及创新，逐渐形成了优秀的文化形式。对于民族传统地域文化而言，其内容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合部分，很多体育活动的构建会将文化形态作为基础，实现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氛围的稳定创造，充分彰显社会环境下民族体育文化构建的核心内容。由于文化是时展的重要标志，所以，在整个时代背景下，人们应该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价值，通过对相关研究内容的梳理及分析，实现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觉性是文化重构的基础。
文化的自觉性是民族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动力。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文化一定会承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及碰撞，主要是在民族发展中，需要有民族文化的支撑，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也就导致文化传播中问题出现，因此，一些传统文化需要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实现不断的更新。在整个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传统体育文化应该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的自我扬弃，从而促进良性循环状态下社会文化的稳定发展。而且，在当今文化冲突及文化迁移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在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背景下，进行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及重建，从民族文化的发展需求出发，通过对自己需求的分析，确立文化发展的基本思路，为体育文化的传承及创新提供稳定支持。由于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体育工作者应该树立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认真审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拓展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从而为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提供支持[1]。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的保证。
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民族文化作为独特性的艺术形式，在文化发展及创新的环境下，具有一定的特色性，因此，在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只有发现民族文化之本，才可以在文化上形成直立、创新的文化传承理念，通过与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实现民族文化的有效创新。同时，在民族体育文化多元化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先注意民族文化的本土性，再注重民族文化的全球化，认清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根基、特点以及历史内容，实现体育文化的有效重构，促进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传承[2]。
（一）对人文现象认识不充分。
对于中华民族体育文化而言，由于其独立性不强的特点，会导致研究者在人文现象认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与共生文化分析的过程中，其文化形式没有呈现出完全剥离的状态，例如，在节庆、娱乐等活动构建中，肢体活动会与体育中的行为交织在一起，人们极容易对日常生活与民族体育身体活动产生混淆，所以，对一些人对人文现象的认识也就存在着模糊性的特点。（二）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受特殊文化影响对于人文现象而言，一些人会认为这一内容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所以，在研究中会很少涉及到民族体育文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就严重影响了体育科学研究体系。同时，由于研究人员对民族体育文化的认知不全，对民族体育背景、起源以及功能的认识存在着片面化特点，导致在体育文化分析中出现了主观臆断的现象[3]。
（三）研究方法的单一性。
通过对现阶段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文献分析以及文本叙述的过程中，在这种单一性研究方法构建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适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策略，虽然在这种方式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体育文化的了解，但是，与复杂文化内容相比，这种文化形式仍然缺少更深层次的文化内容，导致人们不能全面的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同一文化的发展会展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因此，这种复杂性的文化特色需要得到人们的关注。文化研究、文化阐释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得到稳定的融合，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合理描述，所以，应该在体育文化传承中，通过多种研究方式的运用，进行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分析，从而实现民族体育文化的综合探究[4]。
在传统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其中高度普适性现象的出现虽然可以采用笼统、模糊的方式进行自然现象的分析，但是，通过这一条件内容的概述及分析，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性内容，从而形成科学性及专业性的概述理念，促进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对于不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在其内容分析的过程中具有差异性的发展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系统性的发展脉络，保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创新，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规律性分析。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种文化的发展会呈现出时代性的特点，但是，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及文化分析中，应该寻求文化演进的基本规律，保证体育文化传承背景下的社会性及文化性的特点，减少传统思维对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限制。
在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及发展的过程中，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内涵，在历史实践及反思的过程中，文化理念得到了系统性的提升，同时，在民族传统文化提升的同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内容：第一，需要树立科学化的传统体育教育理念，通过正确、客观评价理念的设计，可以正确进行指导理念的分析，从而达到文化传承中实事求是的特点。在正确理论指导构建的环境下，体育研究者应该摒弃传统的观念及保守的思想，通过辩证理念进行民族体育文化特点及发展规律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坚持与时俱进的文化传承理念，促进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及稳定创新，实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基本思想[5]。
（二）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民族体育的交流。
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而言，是在我国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自然、掌握社会及传统文化的实践内容的综合性文化内涵。但是，在现阶段文化传承环境下，由于人们对历史文化认识的不足，难免会出现鱼龙混杂的问题，导致民族体育文化传承中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及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筛选及分析，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珍贵资源，在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应该不断朝着多元文化方向进行发展，充分展现民族结构的实用性价值。同时，在科学时展背景下，人们需要运用多科学原理进行价值问题的研究及分析，构建完善性的体育文化发展理念，从而为体育文化的继承及发展提供稳定支持。而且，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新及传承中，我国民族体育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导致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形式受到限制。因此，应该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通过文化的传承，实现与不同文化的稳定交流，使专业的体育研究人员掌握体育文化的成果，从而实现文化传承中本土化及全球化的有效整合，推动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5]。
（三）实现单一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变。
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及发展的过程中，其内容的研究不能离开专业方法的支持，如果在文化传播中缺少了传播的方法，也就会造成民族精神的缺失。在这一方面上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涉及到民族学以及人类学，同时也会波及到社会学以及传播学之中，所以，在宏观角度下，进行构建科学化的文化服务理念，并在问题研究及方法创新的同时，实现人文主义及实证主义的有效融合。在方法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将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进行稳定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静态理论与动态理论的相互统一。在基本方式分析的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对文献资料收集、民族志研究以及考古研究问题的使用，实现理性时代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促进民族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承及稳定创新。通过这些成部分，它需要相关部门与医务人员的重视、完善制度的建立及实施、政府足额资金的投入、定期业务知识培训及日常督导。规范的医疗废物管理可防止疾病传播、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
参考文献：
摘要:该文通过分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现代体育文化的互补作用,笔者认为加强理论完善,宏扬文化传统;加强国际化趋势,融入世界文化;强化中国特色,继承传统文化是其发展的共生之路。
全球化在体育上的影响,集中地展现在奥林匹克运动及各单项运动会上,无一渗透着西方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念及评判标准,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理念出现了差异乃至于“冲突”。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切都处在百废待兴的状态,极力想在国际体育舞台上表现中华民族的国力,经历了多次改造的武术,终于按照西方体育的标准和模式逐渐在国际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以至于形成现在的“舞术”,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武术内涵的精髓。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的进程中丢失了传统,在大力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忘记了给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留下生存的空间,一度造成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身份和定位出现了危机,文化认同越来越困难。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统一体,具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56个民族创造了上千种的传统体育文化,犹如一个浩瀚的文化宝库,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全球化的潮流中,革故鼎新,继往开来,悉心呵护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身份。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区别。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不仅要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长处,还应了解自己文化的短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推己及人,以健康的和豁达的心胸平等地对待自己和他人。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深受儒家、道家、法家文化的影响,与当今的西方现代体育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前行,人们越来越关注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中的价值体系,对它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1)产生于工业文明的现代西方体育文化强调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与环境和自身的竞争,崇尚不断达到目标而又不断地超越过去。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含蓄深邃、朴质内向、天人合一的理念,达到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与西方体育相比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强烈的个性,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2)现代西方体育的伦理学基础薄弱,许多项目是缺乏传统文化滋润的“试管婴儿”,因而带来了暴力、赌博、服用禁药,过分职业化和商业化弊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偏重于修身养性、怡情铸志,讲究集团利益和宗教等传统的伦理观念恰恰可以对此产生良好的互补作用。中国的传统体育养生术、气功和传统的养身保健法,因其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效果正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被重新认识和研究,日益明确地被赋予防病保健等意义,逐渐聚合进入现代追求健康生活的潮流。
3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系统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认为,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和民族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全球共生共长,不同以利于相辅相成。因此,保存和强化56个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殊性,从而达到保持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属性,强化身份认同,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3.1激活社区居民的参与机制,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与认同。
发展人类学常用的两个概念,参与和赋权,既是理论,也是方法。一些地方发展项目采用了这两种理论和方法,结果表明当社区和社区成员参与发展项目的计划和决策过程、被授权管理和控制他们自己的资源和未来时,平等发展最有可能实现。因此,民族传统体育能否正常发展的关键在于当地的民众,而不是政府机构,更不是专家、学者。
3.2“求同存异”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3.2.1加强国际化趋势,融入世界体育文化。
我们要利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的条件,借鉴现代体育文化的组织制度和以奋发与竞争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国际舞台,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现阶段,武术、中国式摔跤、龙舟竞渡、围棋、中国象棋、风筝等项目在国际上也举办了多次的赛事,并成立了国际单项组织,入会的国家有扩大的趋势,这对项目的在国际上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数量太少,需要体育界的有识之士筛选有特色的、在国内开展得比较好的项目,经过适当的改造,使其尽可能地靠近或是符合现代体育的评价标准,并且能够保持自己独特的传统特色和文化底蕴。
3.2.2强化民族特色,立足本土,发扬传统文化。
全球化时代表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要以进入奥运会为最终发展目标。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这是由各民族所处的特殊的生存环境决定的,也造就了不同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些传统体育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只适于在本民族内开展,有的项目已成为民族成员喜闻乐见的活动,甚至成为该民族的一种象征,如我国彝族的阿细跳月、苗族的跳芦笙、瑶族的长鼓舞、黎族的跳竹竿、纳西族的东巴跳等,这些项目都是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近两年体育界对“东巴跳”的多项研究证明,民族传统体育在民族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独特作用。这些项目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说明它能够与时代相适应,跟上时代的步伐。
3.3加快理论建设,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扎根“沃土”
1997年设立民族传统体育学,随后设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时至今日已有20年的时间。民族传统体育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虽然近几年呈下降的趋势,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涵盖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各个领域,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为民族传统体育学属于一门超级交叉的学科,包含了文化学、教育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人类学等。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发展、演变的历程漫长,而现在分得很清楚的各种文化艺术门类,在其原始积淀期是共生体,融和了宗教、艺术、教育等诸种成分,因此,文献古籍中没有“体育”一词。当它被冠以“体育”这一称谓之初,自然的出现了各种分歧,至今学术界仍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如“醒狮”,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项目,融武术为一体,当之无愧的属于体育项目。但是,在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上赫然冠以“民间舞蹈”的范畴,成为了舞蹈项目,到底是体育还是艺术,民族传统体育学需要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一位文化巨人曾经说过,理论的命运取决于它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难道说民族传统体育真的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了吗？答案很明显。因此,尽快建构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2]杨生平.全球化视野下中国文化发展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篇七
从小，我就为我能生活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而自豪骄傲，因为我知道，这片土地，汇聚的56份热情;这片土地，汇聚的是56种希望;这片土地，汇聚的是56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我知道，我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各族儿女都团结一心，共同推动社会繁荣的发展大国。
有句话说得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自古以来，钓鱼山本来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一个小小的日本，想买我们的领土，入党申请书不买就抢，全国与世界的人民，我相信，现在都看得清日本是一个怎样无耻、霸道的、小到用一百个日本，才低得中国的领土。
在这一点上，足够证明中国人民的团结，比团结，比人力我们样样赢你，小小的日本，你不要嚣张，最后的胜利是要靠民心所向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论文篇八
民族（nation），指在文化、语言、历史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有所区分的一群人，是近代以来通过研究人类进化史及种族所形成的概念。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团结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党自成立起，就将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团结，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多次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要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这一重要论述，站在党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战略任务，意义重大而深远。
纵观历史，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反之，历史上发生过数不清的战乱和纷争，使国家和人民都饱受动荡之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总根源，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70多年来，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防范和化解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坚强保证。
当前，我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放眼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历来是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当前，一些国家因为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宗教纷争、领土争端，导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甚至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经济衰退、满目疮痍。民族宗教问题成为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和挑拨离间，中华民族陷入四分五裂、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当时的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肯定会像奥匈帝国等多民族国家一样，分裂为无数个单一民族国家。但是，他们的预言失败了。中华民族不仅没有分裂，反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空前地团结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浴火重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渗透、破坏、颠覆的图谋从未停止、愈演愈烈。美国参众两院出台直接涉华法案、决议共37项，大多是这类议题。他们以“人权”之名行“霸权”之实，执意炮制涉港、涉台、涉藏、涉疆等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昭然若揭。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是要破坏民族团结，我们就越是要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断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人心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我国近14亿人口中，少数民族有1亿多，都是我们党紧紧依靠的对象;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面积中，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占64%，都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地方。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从“彝海结盟”“牦牛革命”“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到“三千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为航天”“一家三代为国戍边”，再到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例子不胜枚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力量。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必将迎来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把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
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团结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党自成立起，就将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团结，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多次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要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这一重要论述，站在党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战略任务，意义重大而深远。
纵观历史，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反之，历史上发生过数不清的战乱和纷争，使国家和人民都饱受动荡之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总根源，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70多年来，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防范和化解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坚强保证。
当前，我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放眼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历来是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当前，一些国家因为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宗教纷争、领土争端，导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甚至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经济衰退、满目疮痍。民族宗教问题成为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和挑拨离间，中华民族陷入四分五裂、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当时的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肯定会像奥匈帝国等多民族国家一样，分裂为无数个单一民族国家。但是，他们的预言失败了。中华民族不仅没有分裂，反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空前地团结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浴火重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渗透、破坏、颠覆的图谋从未停止、愈演愈烈。美国参众两院出台直接涉华法案、决议共37项，大多是这类议题。他们以“人权”之名行“霸权”之实，执意炮制涉港、涉台、涉藏、涉疆等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昭然若揭。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是要破坏民族团结，我们就越是要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断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人心防线。
面向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56个民族共同的梦，归根到底要靠56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我国近14亿人口中，少数民族有1亿多，都是我们党紧紧依靠的对象;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面积中，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占64%，都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地方。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从“彝海结盟”“牦牛革命”“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到“三千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为航天”“一家三代为国戍边”，再到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例子不胜枚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力量。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必将迎来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把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
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各族人民要心手相牵、团结奋进，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从形式上认可我国领土的完整性与政权的合法性，更要在实质上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性认知、心理认同、情感依赖、态度肯定、积极评价，厘清内外之别。对内亲如手足，各族人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平等享有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对外团结一致，不卑不亢，自觉维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彰显大国风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预设了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个人、民族和国家融为一体，寻求最大公约数，要求个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三者的高度一致。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个人的努力汇聚成强大的合力，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包容性秩序，使创造社会财富的力量充分涌现，使消极因素尽可能被化解，盲动因素得到正确引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民族振兴。民族振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核心价值观振兴。“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2]共同价值观与现代化的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相匹配，通过书写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形成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信仰振兴明确了奋斗目标;二是经济振兴。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整合功能，创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三是文化振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和“软权力论”，驱动其在输出代表西方价值的政治和大众文化过程中蛊惑大众意识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才能把人民期盼、民族向往、国家追求三者融为一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实现人民幸福。一方面，实现社会幸福和个体幸福的辩证统一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引进行动态心理调试。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民生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做到绝对平均，绝对平均也不等同于公平，但差异性可能导致心理落差，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才能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先进带动后进，共同砥砺前行。另一方面，实现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辩证统一，需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驱动力。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前提和基础，精神幸福则更为高尚持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蕴含着五千年厚重的历史积淀，凝聚着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形成了共同行动的原生内驱力。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仍在不断鼎故革新、与时俱进，在新时代亦将发挥继发内驱力的作用，集聚更强大的合力，激励更多的人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赋予的国家禀赋。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这是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起点和归宿。在我国辽阔的疆域内，让14亿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秉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消除发展起点不一致及自然、社会的偶然因素造成的影响，保障社会公平，促进平等。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走中国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国精神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民族相互认同而形成的共同体，是“大一统”思想的文化载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基因之中，“大一统”思想在人民心中高于一切、根深蒂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共同的敌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人民合作共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时代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改革开放精神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总结出来，同时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改革开放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凝聚中国力量，凝聚中国力量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力量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是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力量。历史实践有力证明，团结一致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繁荣、发展的法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之所在，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命运。伟大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精神支撑，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促进共同体内部成员相互帮助、不分彼此、共同发展，保证“两个一百年”目标任务的完成。
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重要作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空前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发挥党组织与党员作用，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和桥梁，让每一名党员成为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书写者、实现共同理想使命的领路人和践行者。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推动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改善群众生活，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创新驱动发展。同时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增强“五个认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差异背后隐藏的是人民群众的发展诉求。国家意志、民族意识根植于人民理性选择之中，具有建构性、动态性的特征。而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坚持系统观念，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扩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另一方面，继续完善民族地区的经济政策。包括：增加民族地区的基础建设资金投入，完善转移支付力度财政政策;发展现代工业，加快民族地区产业协调发展政策;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统筹协调、促进西部地区的区域政策;支持贫困民族地区发展的差别化扶贫政策;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专项规划的扶助政策;贯穿我国大部分民族地区的“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经济政策;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等。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家园，巩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是照亮民族复兴征程的精神之光。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融为一体;坚定文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构筑当代中国人共有精神家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明确当代中国发展诉求;促进文化交流交融，强化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
